西南少数民族原始诗学与中国诗学的关系

一、西南少数民族原始诗学与汉语诗学的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李祥林^[1]（2021）在《多民族并置视角下的中华艺术美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是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反思历史,正视现实,摒弃偏见,中华艺术美学研究务必在汉族与少数民族并置视野中走向完善。在此,尤其需要对汉族以外族群的学术成果给予充分认识和客观评价。

向月婷^[2]（2020）在《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写作研究》文中提出自21世纪以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研究普遍出现人类学转向,在这样的趋势下,文学与人类学的交叉研究随着综合性的文化研究的兴盛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和关注,当代的“人类学”与“文学”在理论和研究范式上都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之间的互动对话也变得更加密切,因此对文学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和方法也变得更加清晰。学者最开始是从闻一多先生的神话研究、弗莱的“原型理论”以及以弗雷泽（J·G·Frazer）为代表的剑桥仪式学派出发去把握中国现代文学人类学的历史脉络和学术传统的。中国当代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和实践,大多是以文化人类学为切入点,对显性文化做出阐释,然后从原始思维和神话思维角度出发,深入到文化内部的隐性部分。并且,当代文学人类学对“口头传统”“文本与田野”进行了价值重估,探索出一条“原始神话思维——民间仪式叙事——人类叙事”的路径。阿库乌雾是以作家和人类学家的双重身份进行文学创作的彝族诗人。他的作品中充溢着浓郁的彝族特色,大凉山彝区的山川河流、风土人情、自然风貌和彝族民间的史诗传说、风俗习惯、仪式展演自然地贯穿在阿库乌雾的写作中。最具有文学人类学意义的部分,是对本族人民情感与命运的深情观照。本论文将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创作观念的发生及发展、创作背景及创作实践放置在文学人类学视域中进行研究,以当代文学人类学理论为指导,并且结合徐新建提出的“本文与文本”理论,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深入研究阿库乌雾写作中的文学人类学元素、文学人类学特点和文学人类学意义。该论文的研究从五个部分依次展开:首先,阐述论文的研究背景、意义和目的,梳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现状,讨论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理论方法,反思本论文研究的难点、创新点和不足之处;其次,本论文运用文学地理学的相关研究视角,论述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观念的发生及发展,围绕“本籍文化”和“文化身份认同”两个问题来进行讨论,在研究中发现,阿库乌雾的成长经历、教学过程和科研反思以及各类的社会实践对他的文学人类学观念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再次,研究梳理总结了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写作的背景。阿库乌雾的“凉山—混血世系”是他写作的广阔背景。在这一背景之下,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的创作实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探索期、塑造期和丰收期。第四,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再结合笔者的田野调查,分析阿库乌雾写作中蕴含的文学人类学因子。主要从他写作中涉及到的彝族民间文化、民俗文化和信仰文化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分析了阿库乌雾写作的文学人类学特点和功能;第五,在后现代的价值视野和文化语境中,总结了阿库乌雾的书写方法和特点、辨析了田野与文本、口头文化与书写文化中的价值偏颇问题、肯定了阿库乌雾的书写对彝族文化“再生产”的积极作用。另外,文章还基于阿库乌雾的“多民族文学史观”,对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写作的文学观和价值观做一考量。通过研究,论文得出以下结论:首先,阿库乌雾的文学人类学写作研究对现今的文学人类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他打通文学与人类文化的内在联系,揭示文学与人类文化生活的共生性,阿库乌雾的文学人类学写作是具有全球视野的书写模式和文化实践,具有深刻的文化人类学意义。其次,阿库乌雾文本中深刻地表达了他对现代性的反思与审视,阿库乌雾用与时俱进的眼光和创作手法对文学进行现代性的观照,拉近了自己的作品与世界的距离。向外,他客观从容地分析看待世界,向内他达观平和地观察剖析自心。最后,阿库乌雾的文学人类学写作体现了彝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自身管理与社会调控就是一个文化解构和建构的过程。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写作的成功和走向世界,标志着彝族人对自身文化阐释能力的提高和外界对于彝族文化的认识以及接受,这带给了彝族人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和促进了面向未来推陈出新的文化“再生产”。

胡建次^[3]（2020）在《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论研究述论》文中研究指明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论研究主要体现在两大领域,一是对其研究的理论性倡导,二是对其研究的实践展开。其中第二个领域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对其文论的概括性论说;二是对其文论家或文论典籍的个案性考察;三是对其文论观念与命题的具体探讨;四是对中华多民族传统文论的比较与影响研究。以上方面多方位显示出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论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为中华多民族文论建构提供了宝贵的学术支撑。

王泂杲^[4]（2019）在《近百年《诗经》“赋”之研究综述（1900年至今）》文中研究说明《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历经时间的检验更突显其思想意蕴和艺术价值之丰厚。“诗三百”如同一幅幅生动的画卷,真实地描绘了两千多年前各阶层人们的生活状况以及社会面貌,这些都离不开“赋”的广泛运用。本文主要是以20世纪初至今,一百多年来《诗经》中的赋作为研究对象。笔者通过整理有关论着发现有期刊论文253篇,着作77本。全文以横向展开研究分为:赋的发生起源、本义、作用及影响四个部分。同时又以时间为纵轴,对赋的研究既注重传统观念的延伸,又结合时代发展有了新的研究方向。学者们结合了民俗学,发生学,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等方法对赋展开研究。并且本文在整体上对各家观点之间的继承、断裂进行了梳理分析。纵观各家所论观点,大致归纳为以下四章:第一章对赋发生起源的观点做了梳理,归类分为了三部分。在第一节中,学者们回到了赋发生的具体时代,认为赋起源于原始巫史、祭祀仪式活动之中;在第二节中,学者们认为赋在上古诗舞乐合一的背景中,起初是民间百姓表达情感和生活的歌咏调子,后来赋演变成了周代用于政教的音乐调子;在第三节中,学者们认为赋的起源研究范围不应只是局限于《诗经》,他们以中国古代独特的原始思维方式为基础,从发生学的角度对赋的起源予以探究。第二章是对赋之本义的探讨。根据不同阶段的社会思潮为研究背景,由于学者们解读的视角不同主要分为了四部分:在第一节中,赋的含义是作为诗歌艺术表现手法,具体是对物的直铺和对情感的表达;在第二节中,学者们认为赋的本义是指文学诗歌的体裁;在第三节中,学者们回到了赋发生的历史情景之中,认为赋是作为《诗经》的具体应用方式而存在;在第四节中,学者们认为赋的本义是指对思维方式的构造和表现方式。第三章对赋的作用进行了梳理,分为了三部分。在第一节中,是赋对艺术系统的作用,具体是于对创作者、作品和接受者三个环节的作用;在第二节中,赋的作用升华到了艺术意境层面:具体是对情与景的融合,及赋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展开;在第三节中,对赋与比兴之间作用的争议加以辨析。第四章对赋的影响做了梳理。主要表现在赋对文学、艺术及文化两部分。在第一节中,作为艺术表现手法的赋,在传统文学体裁中如:对文体赋、诗歌、小说等的影响,以及赋在电视、电影、广告等新兴领域的应用,展现出赋具有新时代的研究特色,是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的结合。在第二节中,赋超出了诗学范围上升到中国文化层面,影响了国人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并作为东方民族文化诗性审美方式影响了世界。可以说对赋的探源,亦是对中国文化发展史的探源。因此对《诗经》之赋的研究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本文通过上述四章对诸学者观点的梳理和分析,以期对近百年来《诗经》之赋在整体上有更全面而清晰的认识。

赵海燕^[5]（2019）在《《格萨尔》身体叙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格萨尔》作为活态文化,书写文本与口头演述是其流传的两种主要方式,同时也是史诗文本内外两种重要的叙事形式。身体叙事作为《格萨尔》文本中身体崇拜的一种特殊的叙事策略与叙事形式。一方面是对神话叙事的一种延续,在英雄史诗中原始思维与文化模式继续发挥着作用;另一方面,英雄史诗作为神话置换变形的产物,又是挣脱神话思维向诗性思维转化的一种尝试与变异。因此,《格萨尔》中的身体既具有社会历史的属性,又展示出文化的特征,同时又带有权力的印记,是集自然身体、社会身体与文化身体于一体的复合身体。身体叙事可以通过一个文本来完成,同时也可以通过一种演述活动来实现,演述活动中艺人的亲身传播与具身操演,既是对藏民族部落社会的历史化呈现,同时也是藏民族诗性思维的体现。论文以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作为研究对象,以身体叙事作为本论文的切入点,拟以《格萨尔》书写文本与《格萨尔》口述活动作为主要的研究范围,从不同维度考察《格萨尔》文本与口述传统中身体叙事的特征,从而揭示身体叙事作为《格萨尔》文本内外叙事策略的多重价值与启示。论文主要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组成,正文部分共五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缘由与研究意义,首先对论文中涉及到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作了界定与说明,其次对本论文中运用的核心理论“身体叙事”做了概念辨析与内涵厘定。在此基础之上梳理了论文的理论基础与国内外研究现状,最后对论文的研究思路与逻辑框架进行说明。第一章“《格萨尔》文本中身体叙事的历史维度”,本章通过考察身体在时间之维与空间之维交织缠绕着的历史面向,从历史对身体的规约与身体对历史的超越两个方面,考察《格萨尔》中身体与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最终梳理出《格萨尔》中身体叙事的基本路向。第二章“《格萨尔》文本中身体叙事的文化维度”,本章从身体叙事的文化维度入手,分析《格萨尔》中自然身体向文化身体转化的过程,并从身体意识与身体形象之间的关系入手,分析《格萨尔》中文化身体生成的根源,最后通过考察《格萨尔》中文化身体的多重象征,揭示《格萨尔》中身体形象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第三章“《格萨尔》文本中身体叙事的权力维度”,本章以身体叙事的权力维度为基点,通过概述《格萨尔》中两性身体的权力关系与权力表现,考察他者视野中女性身体的被动状态,最后分析《格萨尔》中女性身体主体意识缺失的内外部因素,进而指出特定社会历史与社会形态中权力对身体的威压。第四章“《格萨尔》口述传统中身体叙事的表演维度”,本章借助表演理论的相关知识,以作为口述传统的《格萨尔》作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格萨尔》作为口传文学在表演理论视域中身体叙事的特征及其功能。首先概述《格萨尔》作为口传文学的叙事特征,并对表演理论视域中《格萨尔》身体叙事的阐释可能进行了说明。然后梳理了《格萨尔》演述类型与演述特征,接着对《格萨尔》演述活动中身体叙事的具体形式与叙事状态进行分析,最后总结《格萨尔》演述活动中身体叙事的功能。第五章“《格萨尔》身体叙事的价值与意义”,本章将着重从审美、文化以及文学三个层面,揭示《格萨尔》身体叙事的多重价值与意义。首先从身体外在美与强健身体的书写两个方面,梳理史诗中展现出的特定历史时期藏族先民的审美意识与审美理想,进而揭示史诗将人作为审美对象的价值与意义。然后从宗教与伦理两个方面,分析《格萨尔》身体叙事所蕴含的文化意义。最后从文学传统与人学角度,分析《格萨尔》身体叙事策略对于藏族文学传统与人的本质意义的启示。结语部分,主要梳理了中西方文学视域中身体叙事的走向,同时总结《格萨尔》文本内外身体叙事呈现出的身体样态与身体意蕴,指出这一蕴含着藏族社会结构、文化形态以及审美内涵的身体主体,将作为藏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在重述神话思潮的推动下继续建构在民族文化的核心地带。

李佳^[6]（2018）在《唐日书籍传播及其汉语诗学教育影响考论》文中提出唐朝开放的对外政策为中日友好往来提供了良好的外在条件。七至十世纪,日本对汉文化有强烈的需求,通过派遣使者出访唐朝,加深了两国情谊,使得唐朝成为中日政治文化交流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在此背景之下,汉籍通过各种方式大量传入日本,对日本政治文化建设影响巨大,其中汉语诗学发展尤为突出,开启了日本一代汉诗学风气。此现象得到学界关注,成为研究热点。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系统梳理唐代中日书籍交流过程,并对书籍活动与日本汉诗学发展的关系作深入考察。本文共七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选题的研究意义、唐日书籍活动的研究现状、本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第一章主要分析唐日书籍活动发生的原因,包括唐前中日书籍活动情况,唐代中日政治和外交制度等。从书籍交流传统以及现实制度等层面,阐述唐日书籍活动发生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第二章论述唐日书籍活动的传播载体与交流方式。传播载体包括使者、僧人、留学生、商人等群体,他们在书籍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各有特点。书籍传播方式包括官方赐赠、私人传抄、商业贸易等。第三章根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及其他史料,整理出唐时传入日本的具体汉籍书目。整体来看,东传日本汉籍并对日本汉诗写作产生影响的典籍包含了儒家经典、史书、文集等,而每类书籍的内容和传播方式各有不同。第四章从书籍活动影响下的日本学制与官制变革入手,阐述汉籍对日本教育制度和选官制度的影响。主要通过日本奈良、平安时期文章道的建立与兴盛等方面来厘清日本汉语诗学教育在这个时期盛行的原因。第五章分析汉语诗学教育的基本形态,以《怀风藻》《千载佳句》《和汉朗咏集》《文镜秘府论》《百廿咏》等为例,从日人诗集、选本、汉语诗格着作等不同层面,进一步解析书籍活动与日本汉诗学发展的关系。结语部分从世界格局分析唐日书籍活动的影响,特别指出其对“东亚汉文化圈”形成的作用。

袁愈宗^[7]（2018）在《汉语诗学与彝语诗学文本特征比较论》文中认为彝语诗学论着的文本形态是彝语五言体韵文,在结构上有着程式化的模式,理论阐述与诗论作者的创作密不可分。而汉语诗学的文本表现形态多种多样,语体上以散文体为主,韵文体形式的论着所占比例很小,文本结构上也不存在某种模式。彝语诗学与汉语诗学在语言形式方面都有着直观、形象的相似特点。

袁愈宗^[8]（2018）在《古典彝语诗学与汉语诗学理论背景比较》文中指出理论背景大致可以分为自然地理背景、社会环境背景、文化背景三方面,自然地理背景指的是自然环境、气候等方面,社会环境背景主要包括社会的政治、历史、经济等内容,文化背景主要指哲学、宗教、伦理、艺术等意识形态层面的内容。古典彝语诗学与汉语诗学所产生的自然地理背景、社会环境背景以及文化背景等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张兵兵^[9]（2016）在《大凉山彝族诗人群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大凉山彝族诗人群,主要指活跃在四川大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彝族诗人以及现已不在凉山自治州居住的凉山籍彝族诗人。他们都是在大致相同的地理环境与彝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且在主流之外以彝族文化为根系进行现代汉语诗歌写作。无论题材与主题还是诗艺的追求上,他们的创作有着大致相同或相近的特点,具备了作为诗群的特征,我们把它称之为“大凉山彝族诗人群”。这一诗群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八十年代的边缘民族先锋突进,到九十年代的沉稳前进,至21世纪以来,大凉山彝族诗人已经全面崛起。这一诗群的汉语诗歌创作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诗人、评论家与学者的关注。除了对这一诗人群中比较着名的个体诗人研究的文章较多外,从整体上对大凉山彝族诗人群进行研究还是比较少的。通过内容与形式相结合从整体上对其深入探究是本文的着重点,从而揭示其集体性的创作特点与倾向。全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大凉山的空间地理因素及对新时期大凉山彝族诗人的影响,同时对大凉山彝族的民族文化资源进行了概述。第二部分主要从族裔意识与身份书写、民族志书写、守望乡土与家园重构、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传统情爱的现代言说等五个方面对大凉山彝族诗人群的创作内容进行了研究。同时结合了吉狄马加、阿库乌雾、霁虹、倮伍拉且、阿苏越尔、马惹拉哈、玛查德清、吉木狼格、俄尼·牧莎斯加、鲁娟等诗人的诗歌文本加以重点分析。第三部分主要从语言的多样探求、意境的多种营造、散文诗的文体探索、走向哲思的诗艺建构等四个方面深入探究了这一诗人群在诗歌艺术与审美上的建构。第四部分主要在当今时代语境下,从母语坚守与汉语表达、坚守“边缘”的策略及价值、不足与期待等对大凉山彝族诗人群进行的反思。

龙成松^[10]（2016）在《中古胡姓家族研究 ——以族源、地域、文化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中古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最为复杂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关键时期,同时还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辉煌时期。不少出身北方民族的胡姓家族,贯穿于这一时期,在政治、军事、宗教、艺术、文学等领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们自身的兴起、发展、蜕变过程,即是一部微观的民族史和文化史,这即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绪论是对论题范围、研究回顾以及研究旨趣的概述,其中重点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是为全文的总纲。绪论之外分为族源研究、地域研究、文化研究三个部分、十个章节展开。这三个板块的设计,是据于胡姓家族研究成果的提炼以及胡姓家族之间内在联系的总结。其中族源研究部分主要关注胡、汉融合中相关认同因子嬗变的问题,如族源追溯、姓源神话、郡望攀附、谱系建构等,希望借助中古时期胡姓家族的个案以及一些微观情景的剖析,深入探讨胡、汉融合过程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地域研究部分重点在胡姓家族的融入汉人地方社会进程中的诸问题,包括胡姓家族内部结构的凝聚和分化,地域分布、聚居,地方认同等,而粟特后裔会稽康希铣家族正好提供了剖析胡姓家族地方社会的经典案例。在前面两个部分的基础上,文化研究部分选取了宗教、族群文化、经学、文学四个方面的家族案例,点、面结合,试着勾勒中古胡姓家族的文化群像,概观地认识这一群体在中古文化史上的影响。族源研究部分包括三章内容。第一章是对胡姓家族族源叙事与民族认同关系的考察。族源叙事广泛存在于人物传记、碑志、谱牒等文献中,而胡姓家族族源叙事呈现出三种主要类型：居边、封边型；避地、没蕃型；因官、出使型。这三类模式化的族源叙事,各有其历史的渊源及现实的背景,而皆与民族关系、民族文化有关。胡姓家族的族源叙事在结构上呈现出回环、分支、层递三种主要特征,也渊源于古代经典民族叙事文本。通过中古时期碑志文献中“五帝”族源的统计,我们发现胡、汉之间的族源追溯各有特点,而“黄帝”认同的形成与北朝时期胡姓家族普遍攀附“黄帝”的“倒逼”作用有关,这是中古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原理。第二章是对胡姓家族谱系建构的研究,其一、二、三节概述了胡姓家族谱系文本的基本类型,传播、接受情况,以及谱系建构在胡、汉族群认同中的意义,重点分析了胡、汉谱系伪冒的问题。第四节窦氏家族谱系文本层累的个案研究,梳理了中古时期鲜卑窦氏谱系嫁接到汉人窦氏的过程。第五节独孤及的家族谱系建构个案分析,则从独孤及的文化心态和盛唐时期复古主义潮流的视角,重新审视了《独孤通理灵表》这一重要独孤氏谱系文本的内涵。第三章是对《氏族论》的研究。《氏族论》是中国古代谱学的经典之作,也是中古时期胡、汉氏族问题在理论上的集大成之作,是胡姓家族研究的理论指南。本章在前人基础上,对于该文的作者、史源、理论渊源等问题作了重新考订。《氏族论》原本依托韦述、柳芳等人修撰《唐书》“氏族志”而存在,其内容来源于韦述的谱学着作,在编入《唐书》时柳芳可能作了增补,遂留下了龃龉的痕迹,可以据此复原其文本形态。该文所宣扬的氏族理论,很大程度上源于《隋书·经籍志》谱牒类叙录,但渐染了天宝时期复古主义潮流的氏族理想。地域研究部分包括两章内容,其中第四章为总论中古时期胡姓家族的地方化过程。第一节围绕胡姓家族的“房”和“郡望”发育两大问题展开。胡姓家族“房”的萌芽,说明家族形态、结构发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胡姓家族郡望的诞生,表明他们地方化程度的加深。本节通过对主要胡姓郡望分布历时、共时演变的分析,勾勒出了中古时期胡姓家族地方化的一些整体特征。胡姓家族的地方化,向上表现为京邑的规模聚居,向下表现为乡村世界的零星活动,本章第二节以唐代两京长安和洛阳的胡姓家族分布为例,基于笔者设计的唐两京胡姓家族宅第分布数据库,通过宅第的共时、历时分布规律,对胡姓家族在两京的聚居和分化情况作了总体的概括。其中窦氏、于氏家族的个案研究,进一步明确了家族聚居和分化的规律。第三节转向乡里村落世界,对中古时期胡姓家族的地方活动作了钩沉。因为族群文化特征的不同,西域系和鲜卑系胡姓家族的地方进程不同步,侧重也不同。本节重点描述了西域胡人如何从蒙着浓厚族群性色彩的聚落转变成地方家族的过程,以及过程中他们“乡里意识”的变迁。胡姓家族的地方化过程,不乏诗意的描绘,本章第四节即是对胡姓家族“双家制”与“双城记”诗意生活剪影的论述。“双家制”生活围绕园林、别业、池馆等展开,而游乐行赏、文人雅集、宗教需求是其主要的内容。胡姓家族双家生活的“诗意栖息”,表明他们已从文化上贴近了地方社会。地方认同在胡、汉之间得到双向展开,这是本章第五节所关注的主题。胡姓家族地域认同产生一个重要指标为乡土情结,这从穆宁和白居易的乡里意识可以看出。祖茔也是地域认同的重要因素,从族群互动原理看,孝文帝以来胡姓家族聚葬洛阳的运动,一定程度上“倒逼”了汉人归葬洛阳的潮流。汉人地方社会对胡姓家族的认同和反馈,则通过地方知识和文本（地方志、地方传说、祠祀系统、文学书写等）传播。本文第五章,运用胡姓家族地方化的相关原理,对会稽康氏家族作了个案研究。康氏会稽望的所指,荣新江先生有异见,本文结合康氏郡望的演变规律和康希铣家族的地方文化遗迹,提出了一种新解。会稽康希铣家族是唐代前、中期非常有影响的粟特族裔文化世家,文中重点阐述了其家学渊源和主要成就。文化研究部分包括一章总论和四章个案研究。胡姓家族的族群出身及社会背景,决定了他们不同于汉人的文化习得过程,本文第六章即是相关问题的总述,其中重点介绍了与文学相关的一些微观情景在胡姓家族文化身份转型中的意义,以为后面四个案例研究张本。文化的外延很广,本部分的后四章,从宗教、民族文化、经学和文学四个方面,分别选取了侯莫陈琰、王硅、何妥、于邺四个胡姓家族作为案例研究。敦煌所出侯莫陈琰所撰《顿悟真宗要诀》,是禅宗北宗早期重要文献。传世文献和近年新出石刻、墓志揭示了北朝以来莫陈氏族人佛教信仰的渊源,而侯莫陈琰家族与萧岿、徐彦伯、徐浩、汤贲家族的联姻,也贯串着宗教的因子。通过对辑本《元和姓纂》候莫陈氏改姓陈氏条所载内容的辨误,我们推测唐代着名画家陈闳出自候莫陈氏,而陈闳所画《六祖禅师像》推崇北宗,正好契合候莫陈琰《顿悟真宗要诀》北宗禅法的统系,是其家世信仰的延续。王琏是唐初着名的文儒,但史载其祭祀祖先“不营私庙”,有违礼法。考王琏家世出于乌丸,而包括乌丸在内的中古、近世东北民族,深受萨满文化影响,祭祀特征迥异汉人。王珪不营私庙正是遗传了家世民族文化之因子并熏习关中萨满教文化的结果。与王珪同出乌丸王神念的唐玄宗王皇后一系,也存在萨满教信仰的痕迹,可以作为对照。何妥是中古经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留下了不少《易》、《礼》、《乐》相关论着,同时还有一些富有特色的诗文,史传和新出敦煌史料可证其出于西域胡人。因为家世“异域之血”而生平、学养兼擅南北,所以何妥的经学思想表现出某种特异性,这为经学史的书写提供了一种民族学的视角。何妥一生最大的争议是开皇议乐中被诬为“佞人”,但通过相关史料的辨析,本文中我们将为他“翻案”,重塑其杰出胡姓经学家的形象。河南于氏家族是中古时期少见的胡姓士族和文学世家,其中于武陵、于邺生平的纠缠和诗集的互见重出,是文学史上一个难题。新出崔特夫人于氏墓志,揭示了诗人于邺家世的重要信息,缝合了其家族谱系,这是辨清于武陵、于邺生平的重要史料。结合二人可靠的生平事迹,通过二人诗集版本的排查比对,可以厘清二人诗歌互见重出的问题,一定程度上还原二人诗集的原貌。上述四个案例中,我们并不强调胡姓家族自身单一的文化因子,而希望借助婚姻关系、政治关系、地域熏习等联系,将胡、汉文化整合在一起,这是本文以“共同体”取代民族融合叙事观念的集中体现。

二、西南少数民族原始诗学与汉语诗学的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南少数民族原始诗学与汉语诗学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1）多民族并置视角下的中华艺术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写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近百年《诗经》“赋”之研究综述（1900年至今）（论文提纲范文）

（5）《格萨尔》身体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唐日书籍传播及其汉语诗学教育影响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7）汉语诗学与彝语诗学文本特征比较论（论文提纲范文）

（8）古典彝语诗学与汉语诗学理论背景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9）大凉山彝族诗人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古胡姓家族研究 ——以族源、地域、文化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四、西南少数民族原始诗学与汉语诗学的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多民族并置视角下的中华艺术美学研究[J]. 李祥林. 内蒙古艺术学院学报, 2021(02)
• [2]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写作研究[D]. 向月婷.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3)
• [3]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论研究述论[J]. 胡建次.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3)
• [4]近百年《诗经》“赋”之研究综述（1900年至今）[D]. 王泂杲. 山西大学, 2019(01)
• [5]《格萨尔》身体叙事研究[D]. 赵海燕. 西北大学, 2019(01)
• [6]唐日书籍传播及其汉语诗学教育影响考论[D]. 李佳. 贵州师范大学, 2018(12)
• [7]汉语诗学与彝语诗学文本特征比较论[J]. 袁愈宗. 红河学院学报, 2018(01)
• [8]古典彝语诗学与汉语诗学理论背景比较[J]. 袁愈宗.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2018(01)
• [9]大凉山彝族诗人群研究[D]. 张兵兵. 云南民族大学, 2016(02)
• [10]中古胡姓家族研究 ——以族源、地域、文化为中心[D]. 龙成松. 武汉大学, 2016(06)

标签：文学论文;  中古汉语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