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美企业经济合作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李阳[1]（2021）在《基于比较视角的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今时代,世界发展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革命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加速了全球人才、信息、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世界各国间的科技力量在悄然间发生着变化。科技革命所引发的不仅是全球经济社会的变革,每一次革命过程也必然会改变大国之间的力量分布,重塑世界实力对抗格局。中国科技实力的快速崛起,美国科技霸主地位受到挑战、中美之间的科技博弈屡次触碰着科研工作者的神经。如何在未来科技竞争中处于领先位置,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提高科技创新对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这一切都离不开一流科研机构的支撑,而国家级实验室就能发挥这样的作用,满足国家在不同发展时期的科技需求。国家级实验室作为大国科技博弈的重要体现,为保持国家科技竞争力提供了驱动力,也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战略保障。美国庞大的国家级实验室体系距今已经历了八十余年的发展历史,积累了成功的管理经验,也是满足国家科技全球领先的重要支撑,在建设管理创新上以及科研实力上领先于全球。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兴建于改革开放之初,伴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之路不断发展壮大,但相较于世界发达水平,在建设管理经验、科技体制创新及科研实力等方面还有许多不足。因此,以美国国家级实验室作为参照标准进行深入比较,总结两国实验室建设历程的异同、发现建设经验的共性与个性、寻找科研实力比较中的优势与不足,为促进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及发展寻找经验借鉴,对于丰富我国国家级实验室研究成果意义重大。基于此,本文希望通过研究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从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历程来看,两国实验室各自经历了怎样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建设的侧重点是什么,各阶段的科技政策对实验室发展有何导向,两国实验室建设历程的异同又有哪些?（2）从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运行来看,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制度体制、建设定位、资源要素、运行模式及科研合作方面各有什么特点,在这些方面中,中美两国实验室的建设特征又有什么异同,美国实验室的建设经验对中国有何启示?（3）从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科研实力来看,两国实验室在体现科技论文最高水平的ESI高被引论文产出方面、主导地位方面、论文影响力方面的科研实力差距有多少;基于文献属性数据的特征差异有哪些,这些差异对两国实验室论文产出、影响力及主导地位的影响又有哪些?本文以比较研究作为研究视角,重点进行了以下方面的研究工作:（1）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进行对比分析。对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历程进行了划分;结合时代政策背景,对两国实验室各自的发展建设过程、学科分布特点、部门及地域分布特点、建设成效、阶段性特征进行分析,深入了解每一阶段国家级实验室的发展变化;总结出两国实验室建设历程的相同点及差异。（2）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进行比较分析。梳理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在建设方面的特点;围绕制度体制、建设定位、资源要素、运行模式、科研合作五个方面,总结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方面的共性与个性。（3）基于目前代表科技论文最高水平的ESI高被引论文数据库,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进行比较分析。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学、数据挖掘、Logistic回归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等统计分析工具,从ESI高被引论文产出、国际合作、影响力等角度进行量化比较,以明确中美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的差异。最终,通过对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多方面的比较分析,本文得到如下结论:（1）回答了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及阶段特征的问题。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兴起于不同的时代背景,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建设历程。美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作为全球领先的科研机构,兴起于战争年代,维护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成为了其建设初衷。先后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且过程中出现了两次较大的争议。实验室的发展紧密围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展开,进行学科建设的布局与前沿科学领域的探索,尤其是美苏冷战时期,持续增加的军费资助为实验室的研究发展印上了明显的军事化色彩。相较而言,我国的国家级实验室体系发展建设起步较晚,与改革开放后的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基本同步,基本依托重点高校及各部门进行运行管理,以材料科学、工程科学等工程类学科研究为主。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艰难的起步后,实验室的发展也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推进走向市场化协同创新的道路,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服务,在发展方面呈现出快速上升的态势。（2）回答了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在建设运行中的特色及管理经验问题。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建设运行上既有共同的经验又各具特色。通过对中美典型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特征进行分析,作者发现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制度体制、建设定位、资源要素、运行模式及科研合作方面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中美两国实验室的兴起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两国在科技、经济等发展阶段上处于不同节点,形成了美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定位于人类终极科学问题的探索,我国的国家级实验室主要还是定位在满足国家科技战略需求层面。两国不同的制度体制也形成了不同的实验室管理模式,美国强调以市场参与为主,政府主导为辅,实验室体系的发展以“自下而上”科技决策体系为主;中国更强调决策主体集中,注重政府的政策引导,实验室多以执行上级科技政策为主。此外,两国实验室在科研经费的预算及拨付制度、实验室的监管主体及实验室主任的选聘与权责方面也都存在着显着差异。（3）回答了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在基于ESI高被引论文产出方面的科研实力问题。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科研实力方面各有优势,美国在多个方面保持着相对优势,我国在论文产出方面取得了显着的进步。研究发现,在基于高被引论文产出数量的比较上,中国无论是在产出总量还是发展增速方面均有明显的优势;且通过关联规则算法对中美论文产出特征进行分析,发现作者数量为5人及以上为中美论文产出的最主要合作方式;中国论文产出受参与单位的数量作用不显着,当有国内基金参与资助时会显着提高两国实验室的发文量。在基于高被引论文主导地位的比较上,在中美两国间实验室的合作论文方面,美国的主导地位高于中国;在中美实验室参与国际合作论文方面,中国的主导地位强于美国;在中美国际合作论文主导地位的特征方面,论文流向国内对中美国际合作论文的主导地位均有正向影响;资助基金数量及资助基金类别为“无国内基金参与”时对中美国际合作论文的主导地位均有负向影响。在基于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的比较上,美国在被引频次及影响因子方面的影响力均强于中国;在论文影响力的特征方面,中美高被引论文影响力均受到作者数量、出版时间、资助基金数量等相关因素的影响;作者数量、资助基金数量等对中国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的作用程度大于对美国的影响。本研究的创新点可以概括地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1）对以国家级实验室为代表的科研机构建设与改革进行了有益探索。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科学技术强国,拥有雄厚的资本及一流的人才储备,众多的国家级实验室成为了其科技研发的排头兵,也成为了国家科技创新力量的坚实保障。联邦国家实验室体系至今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并积累了卓有成效的管理经验,拥有一套科学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美国联邦国家实验室建设及其规律,进而探索科研管理机制创新,为突破美国科技封锁,探索我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建设及科研机构改革创新很有价值。（2）拓展了文献计量学理论在科技评价中的应用与实践。国家级实验室是进行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工作的重要科研机构。科技论文是体现国家或科研机构基础研究工作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反映国家或科研机构科研实力的主要方面。本文基于ESI及JCR等数据库,以高被引论文为视角,运用文献计量学的理论指导,通过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进行量化分析,可以进一步明确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发展现状及差异水平,对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体系的成效进行了检验。另一方面,文献计量学理论以科技论文及各种文献数据特征为研究对象,可以实现对国家或地区、科研机构、学者等学科结构、产出数量、影响力变化等科研动态的科学评价,对于两国实验室科技论文产出及其深层次因素及规律进行探讨,在填补对国家级实验室定量化研究空白的基础上,逐渐丰富我国国家级实验室科研评价体系,以便指导政策实践。（3）为新一轮技术革命背景下,深化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丰富国家创新体系理论概念,指导政府科技政策的实施与制度创新,更好地参与全球化科技治理,实现科技的自立自强以促进我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建设提供了新思路。中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根植于独有的政治、文化背景,在治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上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面临着独有的现实困境与发展难题。在深入研究美国国家实验室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不照搬照抄美国模式,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方向,结合有益经验探索中国模式,缩小与先进水平的实力差距,不断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实验室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吴崇伯,丁梦[2]（2021）在《中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实践、挑战与展望》文中研究指明第三方市场合作作为中美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协作的新形式,是中美两国"以经促政"的重要合作方式,也是实现中国、美国与第三方市场国家多方共赢的重要经济实践。在第三方市场合作模式下,中美两国企业在亚非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能源开发以及电力设备等产业中打造了一系列重要合作项目,不仅推动了中美企业比较优势的错位互补发展,还有效对接了第三方市场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然而,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对华负面舆论、全球新冠疫情的负面冲击以及中美双方复杂的结构性矛盾等构成了中美企业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主要挑战。当前,中美双边关系充满诸多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持续推进经贸谈判、完善"二轨外交"合作机制、构建中美企业危机应对机制以及开拓新兴产业合作领域,有助于推进中美企业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可持续发展,从而通过第三方市场合作为中美双边关系注入更多的积极因素。
沈丁心[3]（2021）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文中提出2020年9月,安倍晋三内阁闪电辞职,菅义伟接任,日本政治从此开启了“后安倍时代”。安倍晋三两次执掌日本政坛,创下了日本战后政治家最长执政记录。安倍时代已去,但却为日本政坛留下了诸多政治遗产,其中,安倍有关经济外交的构想、政策行动与成效,对日本政治、外交以及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影响依然深远广泛。“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将向何方,格外引人注目。因此,从了解菅义伟政府外交政策取向和展望未来日本外交发展趋势的意义上,回顾与总结安倍执政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自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渐趋展现为相对积极的态势。全球化的趋势,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促动国际社会复合相互依存的逐步发展与不断完善;同时,逆全球化的趋势,亦在相当程度上与全球化共生同行,在相当复杂的国际战略互动中展现出突出的影响。在上述时代发展变化的背景之下,日本经济外交的内涵与外延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其在日本对外交往和外交政策实行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升。有鉴于此,本文将研究目标锁定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经济外交相关变量之间的耦合与交叉互动等问题上,通过这项研究以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在新时代的现状与变化,把握其特征与发展趋势,为我国对日外交乃至我国外交的发展与未来方向塑造等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综合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与研究方法,以日本官方数据和政府资料等为主要基础数据,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分析以安倍政府（第二次执政）时期为核心的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构想、实施内容、外延变化、主要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客观评价其实施效果。本文由绪论（研究目的、意义和研究现状分析）、正文（五章）和结论、以及参考文献等内容构成。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内生变化与外在变迁等作为问题导向,通过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和研究现状等问题的梳理与分析,明确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前提,为其后展开的有关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构想、具体政策实践、政策实施的模式建构和发展趋势研究等提供必要的研究基础。本文第一章以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解读与释义为核心内容,通过对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外交研究的相应理论解读来建构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解读,不仅意在充实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认知,而且能为解读21世纪日本经济外交发展的指导理念提供更为明晰的线索与方法。如何有效评估日本经济外交的现状与未来趋势,需要充分发挥国际关系理论和经济外交研究理论的指引作用。本文第二章以时代演变中的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为主题,梳理与解读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历史与现状,厘清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内涵,特别是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与发展趋势的基本内涵。从纵向的视角分析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构想、布局的变化及其五大支柱（对外贸易、经济援助、对外投资、经济制裁、经济合作）的基本内涵与进展,以及与安倍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通过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实施日本经济外交的具体战略构想与具体政策措施,特别是在国家战略的层面,日本在经济外交的各个领域具体实施经贸外交、投资外交与援助外交,乃至制裁外交,例如签署CPTTP、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等等过程的分析,阐释经济外交与日本政治、经济与社会等的交互作用,展现日本经济外交在日本国家治理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本文第三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扩大为主题,通过对“大阪轨道”构想及其实施过程的全面分析和东日本大地震后危机外交公关的经济外交实施案例的实证分析,具体阐述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是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变化而实现自身理念与政策实践升级的过程。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解读,是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本章中对于“大阪轨道”的关注与研究,是针对日本外交整体实践中,基于主场外交与经济外交的关联性互动,阐释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研究。同时,针对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专门性案例研究,以“谣传损害”背景下的经济外交作为分析案例,从另一个侧面充实了有关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论证过程。同时,本章对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比较研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通过对比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阐释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本文第四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动因、特点与评价为主题。对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研究,本文的关注不单局限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本身,更注重在国际环境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产生的动机与深层原因等问题方面。基于国家治理与国家战略的双重视角,尝试重新认识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变化特点等问题。本文第五章以“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与展望为题,在综合分析日本经济外交嬗变及其影响的基础上,对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构想、面临的困境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展望。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展望,是分析、研究与评价日本外交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变量之一。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不仅取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从国家治理到外交实践的相关构想与政策实践,而且与日本面临的外在国际环境变化密切相关。依据上述分析考察,本文尝试在结论部分提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本文尝试建构新的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通过理论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三个维度,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政策及其属性嬗变进行梳理和分析,全方位地考察日本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实践与发展变化,转变现有日本外交研究的思维定势,实现日本外交研究的理论创新。本文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研究,是对于已有研究成果的继承、优化与拓展。第二,日本经济外交的内在构成与自身的逻辑演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日本国内外的环境变化,特别是日本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不断地完善内涵,适时地扩展外延的有机整体。应对中国国力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巨大变化,安倍政府重新认识和调整经济外交的价值与作用,是其现实主义国家治理理念的最明显体现。第三,本文在研究中特别关注了经济外交内涵变化与外延扩大的问题。诸如经济外交中的文化属性问题、公共外交与国际文化传播与经济外交政策的交叉融合问题等,为全面认识和把握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独立的思考。本文认为,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既是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在21世纪日本国家外交实践中的延续,也是安倍政府在和平主义外交与文化产业立国等治国理念指导下,主动顺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而适时调整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外交实践过程。第四,日本式的思维方式对日本经济外交特别是安倍经济外交提供了基本的理念基础和政策动力,同时也决定了日本经济外交的特性与发展困局。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既给日本振兴经济与国际合作,重振国家自信提供了助力,同时也无法避免受到社会文化心理以及国际认知等等的局限与约束,从而导致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无法摆脱既有的发展思路与框架,无法完全回应日本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后安倍时代”的日本经济外交能否摆脱困局,在日本经济与日本外交、日本国家转型与国际社会发展等等交汇过程中,继续发挥有效的链接与平衡作用,为日本的国力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扩大起到应有的作用还有待持续观察。
聂世坤[4]（2021）在《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遭受的全球范围内“双反”,即“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摩擦频次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同方向变化,故而国内学界将以规避双反调查、绕开贸易壁垒为代表的市场寻求视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第一大动机。不过,近年来对外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正在悄然变化。2016年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华“双反”调查力度,导致我国对美主要产品出口虽在总量上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相较之前大幅下滑。可以预见,受美方“双反”调查频频光顾的某些产业未来对美出口形势不容乐观,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受阻并没有像2007～2010年那般推动赴美投资的增加,相反,近三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骤降62.16%。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除对美以外的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在持续萎缩。国内学界对这一现象给出的解释是,对美投资的减少是因为特朗普以“公平贸易”为由发起对华贸易战,导致对美投资风险激增,抑制了我国企业赴美实施跨国并购的动机。而对非美国家直接投资的减少,主要是因中国政府加大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力度所致。问题是,我国政府选择在这一敏感时间收紧审批权限,遏制非理性投资,未尝没有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考量。中美贸易摩擦是否抑制了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倘若存在负面影响,这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显然,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没法给出有效的解释。为此,参考已有文献,借鉴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关理论,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体系——国家——企业”三个层次的整合性理论框架,用以阐释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会使第三国对崛起国的引资政策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进而影响企业跨国投资行为。其次,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依据提取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事实,在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引入金融契约和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差异化表现给出合理解释。进一步,通过引入中美贸易摩擦变量将政治风险内生化后,在微观层次上诠释中美贸易博弈对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影响。再次,针对理论模型所得结论,论文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了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的基础上进行了检验。针对实证检验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与样本选择偏差,论文以系统GMM模型及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复验,以此提升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最后,论文从时间异质性及国家异质性两个视角检验了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差异化表现。本文研究所得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性质是霸权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对崛起国进行战略遏制,迟滞其崛起时间;而崛起国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被迫采取反制措施,由此引发两大国战略博弈甚至对抗。第二,鉴于中美两国特殊的政治身份以及两国经济体量巨大,其战略博弈必然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构成实质性影响,导致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第三国”效应,即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因美国的影响而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第三,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到我国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但这种影响因东道国不同而有异,因企业不同而有别。原因之一是国家异质性,即东道国对华经济政策既受到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影响,亦会受到国内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的影响,两相作用下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不一定表现出负面的政治态度。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异质性,即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会因企业较强的政治风险管控、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而被削弱。第四,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机制是,两国战略博弈通过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及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的双重中介,影响经营者对投资项目未来预期收益及风险的评价,进而调节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介入其对外投资策略的选择。第五,除制度寻求型投资外,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其他类型直接投资所表现出的是一种调节企业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的间接的负面影响。换言之,经营者跨国投资动机及优势存在与否,根本上并不由中美战略博弈所决定,但会受其调节而受到抑制。一旦未来局势明朗,两国关系缓和,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包括对美投资,仍然将会向好发展。第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与中美双边政治关系的联动性增强,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显着增强。第七,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的国家样本组上表现不一,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这种影响的路径在中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上也有差别。根据以上结论,论文提出旨在服务我国政府的五点建议:其一,高度重视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其二,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合作;其三,采用经济手段化解与中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分歧,协调彼此利益,消解争端;其四,重视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建设,尤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其五,加强外交保护,为国内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政治风险对冲工具。针对有意走出国门的内地企业,论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视国别风险差异,选择适宜投资策略,充分发挥第三方力量;第二,积极开展企业外交,加强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建设;第三,加大研发力度,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努力提高自身所有权优势。
周红芳[5]（2021）在《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文中指出封闭导致落后,开放带来发展。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的开放性和国际科技合作已经成为各国创新战略的重要特征。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冲击,大国竞合博弈愈演愈烈,国际形势充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逆全球化从经贸领域蔓延至科技领域。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从科研人才、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体制和产业政策等方面打压中国科技发展,微观层面的开放式创新越来越受到国家层面的开放式创新制约,全球科技在开放与保护的较量中艰难前行。但是从长远来看,全球化仍将是世界经济的发展大势。跨国公司的逐利行为和数字产业的技术革新都会推动全球化向前发展。科学从本质上讲是无国界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重大问题的解决需要全人类共同的智慧。随着全球化研发和生产的发展以及跨国学术研究网络的出现,科学的发展愈发是一个全球合作的过程。从我国国内创新情况看,开放水平不高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彰显了高层次创新和高水平开放的深度融合,是新时代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推动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抓手。但是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研究刚刚起步,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框架显得尤为迫切。本文以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作为研究对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思想,广泛吸收耗散结构理论、熊彼特创新理论、制度经济学和科学技术哲学等理论知识,遵循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的纵贯式结构,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进行研究,并对我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提出对策建议。在全文中,坚持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采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文试图回答三个问题:①为什么要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②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什么,有哪些创新活动?它的基本特征、体系目标、运行环境是怎样?作为最鲜明的特征,开放度该如何衡量?③如何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针对以上问题,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论文在梳理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开放式创新理论的基础上,首先从理论的角度、历史的角度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了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次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其构成要素、主要特点、建立原则、运行机制和运行环境等进行研究,初步建立了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分析框架。随后论文根据马克思对创新形式的划分,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建立了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实践分析框架:生产力层面的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生产关系层面的制度创新。在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中,三大创新活动表现为:以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为核心的科学创新、以企业研发国际化为核心的技术创新、以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为核心的制度创新。在体系中,科学创新是基石,技术创新是关键,制度创新是保障,三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辩证统一的整体。根据以上分析框架,论文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对中国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历程和创新活动进行定性分析,对创新开放度进行定量研究,分析了新冠疫情下逆全球化形势对中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最后根据美国、日本、德国和以色列等主要国家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经验和启示,提出对策建议。论文的研究发现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开放是经济增长的外在环境。开放式创新成为研究热点,但是相对于企业层面的开放式创新,国家层面的开放式创新研究并不充分,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既有理论上的重要性,也有历史和现实的必要性。第二,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创新资源全球化配置建立起来的全面而开放的创新体系,这个体系由政府主导,社会共同参与,科技和经济各部门、公共与私有机构之间相互作用,对内要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对外要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体系具有开放性、流动性、系统性和安全性等特征,有内向型开放和外向型开放两种模式。不同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环境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运行产生重大影响。第三,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可以从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三个维度进行。科学创新的主体是高校和科研院所,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主要通过人才培养国际化、科研活动国际化、科研成果国际化实现,国家应注重对巴斯德象限的科学研究,加大对国际大科学工程的建设。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的技术创新主要通过跨国公司建立海外研发中心、跨国并购和建立国际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实现研发国际化,根据马克思全球化理论,要注意区分研发国际化的双重影响,趋利避害。制度创新的主体是政府,政府的制度创新主要通过推动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实现。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要在全球实现创新资源的配置,还会受到国际规则的影响。中国应该增强国内外规则的协调性,主动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订,提升国际治理的能力。第四,从知识开放、技术开放、资本开放、人才开放和制度开放五个要素分析,中国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开放水平十分有限,创新要素跨国流动水平不高,不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借鉴美国、日本等创新强国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中国应从科学创新开放、技术创新开放、制度创新开放以及三大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提升创新开放度,利用全球资源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第五,从新中国时期的巴统协议,冷战时期的瓦森纳协定,到中美贸易战,再到疫情期间中美科技领域部分脱钩,美国打压中国科技发展从未停止。新形势下中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应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下,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化不同国别不同领域科技合作,探索更加柔性,更加灵活的合作模式,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改,主动引领全球治理良性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苏知非[6]（2020）在《我国对外强制技术转让的法律规制》文中研究指明如今发展中国家引进外商投资已不仅是单纯为了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达到技术转让的目的。随着发达国家对其知识产权日趋严格的保护策略,一些发展中国家采取了在引进外资的同时提出强制性技术转让的要求。而发展中国家的此番举措引起了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的强烈不满,认为对其所有或持有的知识产权构成侵犯。甚至针对发展中国家提出添加技术转让条款的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双边投资协定对其采取零容忍的态度,首先设立了明确禁止技术转让要求的相关规则,欧式协定中则还没有明令禁止技术转让。在此次对华启动“301调查”之前,美国已对我国发起过多次“301调查”,与历次不同的是,此次调查直指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中美贸易战也围绕此问题展开了持久的拉锯。美国在调查报告中对我国的各项指控显然是没有直接证据的无端猜忌,但贸易战已经打响,两国间的谈判磋商不可避免。我国应当趁此机会反思自身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条款中可能存在漏洞,并加以修改、消除冲突,以构建更统一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本文第一章为对外强制技术转让的相关概念。在本部分的论述中,笔者首先介绍了对外技术转让的定义及特征,以及制度构建的必要性;再对强制技术转让进行法律释义,总结了国际上的发展现状,对“强制性”进行探讨;最后对对外强制技术转让进行合理性辨析。第二章为国际多边规则中对强制技术转让的规制问题。在本部分的论述中,笔者详述了联合国规范关于技术转让规则的制定困境,介绍了《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与《联合国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草案）。WTO框架下有关强制技术转让的TRIPs协议与TRIMs协议存在较为模糊的情况,总结出强制技术转让国际规则的不足与制定难点,并进行原因分析。发达国家强调知识产权高保护,持禁止强制技术转让的态度;而发展中国家强调对技术垄断行为的制约,鼓励国际技术流动。第三章为主要发达国家对强制技术转让的规制。笔者对各国双边投资协定中技术转让的规制模式进行了比较,包括美国的完全禁止“强制技术转让”模式、日韩的“一般”与“例外”混合模式与欧盟的“平衡合作”模式。并通过深入解读2018美对华《301报告》,从“301调查”的法律依据及后续措施入手,对中美关于强制技术转让的法律争端进行评析。第四章为我国有关强制技术转让的立法及实践。立法部分,笔者整理介绍了我国有关强制技术转让的立法沿革,并提炼了我国签订的投资贸易协定中关于强制技术转让的禁止条款,特别是详细分析了《外商投资法》第22条及其尚未解决的问题。实践部分,笔者对我国外商投资审批实践中关于强制技术转让进行法律分析,尤其是美国指控我国汽车制造和新能源汽车的“长安模式”,笔者对此是否具有“强制性”进行了深入的评析。第五章为我国对外强制技术转让的法律规制对策。在本部分笔者总结出国内对外强制技术转让法律规制存在的问题,例如缺乏完整统一的技术转让法律体系、各部门法之间对技术转让的规定存在冲突以及缺乏可行性规定等。并就对外强制技术转让的国内法体系构建与完善、中国应对中美技术转让法律争端的策略给出建议。认为中国应当消除现有法律体系冲突,协调国内有关技术转让的各相关法律法规,并明确强制技术转让的具体规定,为倡议式条款建立后续配套规则,同时将追责模式由政府介入转换至司法救济。我国对国际间强制技术转让规则制定的积极作用,可以概括为深入推进国际间谈判,代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参与国际技术转让规则的制定与完善。
孔大鹏[7]（2020）在《美国区域合作中的数字贸易规则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数字经济直接带动了数字贸易的繁荣。数字贸易成为21世纪贸易核心议题,成为国际贸易规则重构和竞争的焦点。当前,多边贸易规则不能适应,甚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数字贸易发展,从发达国家来看尤为如此。在全球贸易体系重构期和“再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数字贸易如何发展、规则如何重构、治理格局如何演变,这些问题亟需审慎思考。多年来,数字贸易强国美国把自由贸易协定作为其数字贸易规则的“载体”,并推动数字贸易规则“美式模板”逐步走向成熟,其高标准主张对发展中国家构成重大挑战。本文以美国数字贸易战略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美国数字贸易发展历程,特别是美国推进的一系列双边自贸区及超大型自贸区谈判中数字贸易规则演变,力求从更大时间维度透视其推进谈判的努力,试图发现美国推进数字贸易规则的战略动因及发展趋势。本文认为,由于通过数字贸易可以获得显着收益,美国有动力在区域合作中打开数字贸易市场,但美国的真正目的是迫使谈判方接受美式数字贸易规则,通过“有顺序的谈判”形成增强贸易集团,增加其推动数字贸易规则的杠杆作用和谈判筹码,并通过“美式模板”的持续输出影响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最终实现“美式数字贸易规则多边化”,进而夺得数字贸易制度性霸权。毫无疑问,尽管全球主要经济体对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框架尚未达成一致,但数字贸易既是全球化的产物也是全球化实现路径之一,其多边化方向与全球化一致。当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在数字贸易壁垒上的分歧是数字贸易规则多边化的主要障碍之一,这种障碍由“数字鸿沟”和发展阶段差异决定,也会随着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的崛起逐步减少,关键问题是各方如何围绕彼此诉求进行谈判并达成妥协。从这个意义上讲,WTO在数字贸易全球治理上仍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作为第二大数字经济体,有必要承担起在多边框架下推进数字贸易谈判的义务,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碎片化”背景中引领相关议题制定,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包容的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体系中赢得主动权。
孟铂林[8]（2020）在《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失灵问题及解决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是解决证券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监管手段之一。随着我国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的全面推进,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影响更为重大。然而,目前我国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存在着广泛的失灵,具体表现为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信评级机构和资产评估机构等证券服务机构出具的专业报告失真;上市公司的披露信息存在自利性;以及,普通投资者难以吸收并运用披露信息。本文立足于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整个体系,运用调查问卷、成本-收益分析和比较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发现,导致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失灵的原因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在披露规定层面上,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定的模糊性降低了违规披露的成本,相关规定的分散性则增加了合规披露的成本,且细化规定需要支付高昂的成本;在披露信息层面上,不断增加的披露信息不仅导致了监管上成本收益的失衡,而且导致了投资者吸收和运用披露信息上成本收益的失衡,此外海量的披露信息还扭曲了投资者的信息获取途径、增加了证券市场的“代理”成本和道德风险,并且引发了上市公司之间的“马太效应”;在监管监督层面上,上市公司、保荐人、证券服务机构、监管机关,以及投资者形成了一个“伞形”利益关联体系,由于利益冲突和监管“俘获”等原因,我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监管监督很有可能出现缺位问题。比较分析中美两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发展路径,规范分析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失灵问题的解决办法,在法律机制方面,应从事前、事中和事后法律机制三个方面入手:在事前法律机制方面,可以通过立法,适当增加司法机关、监管机关和监督主体的自由裁量权,与此同时通过信息披露标准化的方式,进一步压缩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可操作空间;在事中法律机制方面,应该着重保证保荐人和证券服务机构的独立性,实现保荐人与承销商的分离,在上市公司的法律顾问业务和资产评估业务中增设同行评审环节,在审计业务和资信评级业务中重构委托-代理关系;在事后法律机制方面,应该完善信息披露监管督查机制,完善相关的证券民事诉讼制度。与此同时,立足于“法律+技术”的视角,为了解决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失灵问题,可以通过构建新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评级机制,提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可以通过构建偏好型信息披露体系,缓解披露信息的“数量问题”;此外,还可以通过构建监管机关之间的数据共享机制,提高监管效率、促进监管合作、强化监管制约。
吕瑶[9]（2019）在《比较视野下中国创新国际化及其增长效应研究》文中指出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贸易往来日益频繁,技术贸易在各国经济贸易往来中的比重日趋加强,技术创新引领的经济发展突显出其核心地位,在提升国家创新能力方面引入国际化变量,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方式推进本国技术水平不断进步,对促进国家创新政策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随着科技高速持续的增长和巨大市场及经济潜力的出现,中国已成为世界各国不可或缺的创新合作伙伴。当今中国,不论是全面深化改革,还是适应经济新常态,亦或是贯彻创新发展理念,都需要用创新思维去应对、解决前进路上的新情况、新问题。作为转型国家,许多制约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等问题尚未完善,如何处理好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以及政府对创新国际化发展的推动作用,逐渐成为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在创新国际化发展的进程中,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及国际技术流动极大的带动了经济增长,其创新国际化发展模式也为中国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借鉴。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显现,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地位相对衰退,中国和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地位突显,在创新国际化发展进程中美国态度发生转变。特朗普上台之后,千方百计制约中国,尤其是高科技领域,最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对华为5G技术的阻碍。因此,当前的形势已经完全不同,创新国际化的内涵发生变化,一个国家既需要利用创新国际化推进本国技术进步,同时又要防备创新国际化不被他国利用,还要考虑创新国际化的难度已经大幅提升,后发国家再想免费或低价获得发达国家的创新技术已经难上加难。本文共有六章内容。第一章绪论,阐述论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对前人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为接下来创新国际化与经济增长问题建立模型提供参考依据;第二章介绍论文的相关理论,围绕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国际技术流动进行分析,提出创新国际化的主要理论如新古典增长理论、技术差距理论、技术生命周期理论、技术转让相关理论;第三章分析中国创新国际化的发展演变,包括三方面内容:（1）金融危机前以技术引进为主要方式的创新国际化发展模式,（2）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创新国际化模式由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再到技术“走出去”的转变,（3）特朗普时期中国创新国际化发展的挑战;第四章将中国创新国际化模式与发达国家美国、赶超国家日本、韩国和转型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进行比较,找到中国创新国际化模式的可行路径,同时也为转型国家提供了经验借鉴;第五章建立创新国际化的增长效应模型,利用时间序列进行实证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将研发投入、国际技术贸易流动与创新能力三方面组合成一个指标即创新体系国际化指标,以索洛生产函数为基础,建立创新体系国际化、研发人员投入、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固定资产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回归方程,分析创新国际化对经济增长的推进或阻碍作用,并运用神经网络模型分析2008年前后变量间影响的重要程度;第六章是结论与对策建议,从加大研发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强技术流动并提高创新产出等方面提出可行性建议。本文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包括:（1）创新国际化活动受经济发展阶段影响比较显着,创新产品在国际间的技术转移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2）经济发展程度相似的国家有着类似的创新国际化演进模式,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其研发投入和技术流动越高,并且转型国家和赶超国家有向发达国家创新国际化模式演进的趋势,中国正沿着“低低”——“高低”——“高高”创新国际化模式的演进路径实现创新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创新国际化模式路径选择的合理性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3）创新国际化发展对发达国家的增长效应高于转型国家,但由于世界形势的变化,发达国家创新国际化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逐渐减弱,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有所减少。基于此提出几点对策建议:（1）加强科技自主研发投入经费,获取强有力的技术支撑,首先从提高研发投入开始,实现“低低”向“高低”模式的转变,其次通过加强国际技术流动并提升创新协同能力,实现“高低”向“高高”模式的转变;（2）强化技术创新的专利保护,注重创新国际化发展尤其是国际技术流动,加大技术转让的法律保护,形成知识产权与专利保护,打造良好的国家竞争环境,带动技术贸易往来;（3）提高创新成果的实际应用水平,促使创新国际化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抓住世界经济形势转变带来的机遇;（4）加大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技术创新合作力度。
李国敏[10]（2019）在《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应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面临的战略风险。对于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其应对,国内外有了丰富的研究,但对于海外战略风险,人们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我们认为固然战略风险与政治风险关系极其密切,但鉴于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影响后果的特殊严重性,有必要予以专门而深入的研究。围绕上述核心问题,我们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为主,同时运用历史考察、案例分析等方法展开全文。首先弄清企业国际化理论和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史,重点是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的中国企业海外拓展情况,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时代”背景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机遇。其次,着重对企业海外战略风险进行解析。在梳理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基础上,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探讨海外战略风险的特点,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往往由宏观国际环境格局或中观双边外交关系的重大变动所造成,具有宏观全局性、强烈的政治性和立体多维的关联性,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和突变式涌现特征,其破坏性极大,并且可能持续发生不利影响。论文还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接着以中兴通讯和华为两个中国高科技企业作为案例,分析在新时代、百年大变局背景下美国遏制中国政策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造成的严重战略风险。本文还以国电投密松电站项目和中企利比亚项目为案例,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等因素对于中企海外项目造成的战略风险。最后,论文就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提出了应对建议,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利益和防范化解战略风险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二、中美企业经济合作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美企业经济合作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比较视角的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文献研究综述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国家级实验室 |
| 2.1.2 国家重点实验室 |
| 2.1.3 联邦国家实验室 |
| 2.2 文献研究综述 |
| 2.2.1 中国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相关研究回顾 |
| 2.2.2 美国联邦国家实验室建设相关研究回顾 |
| 2.2.3 文献研究回顾述评 |
| 2.3 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协同创新理论 |
| 2.3.2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2.3.3 文献计量学理论 |
| 2.3.4 数据挖掘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比较研究 |
| 3.1 中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研究 |
| 3.1.1 萌芽起步阶段 |
| 3.1.2 集中建设阶段 |
| 3.1.3 快速发展阶段 |
| 3.1.4 “中国特色发展”阶段 |
| 3.2 美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研究 |
| 3.2.1 快速起步阶段 |
| 3.2.2 第一波争议阶段 |
| 3.2.3 重整复苏阶段 |
| 3.2.4 第二波争议阶段 |
| 3.2.5 新时代发展阶段 |
| 3.3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比较与启示 |
| 3.3.1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的一般规律 |
| 3.3.2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的主要差异 |
| 3.3.3 启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比较研究 |
| 4.1 研究设计 |
| 4.1.1 研究方法 |
| 4.1.2 案例选取原则 |
| 4.1.3 资料获取 |
| 4.1.4 分析框架 |
| 4.2 中国典型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分析 |
| 4.2.1 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2.2 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2.3 土木工程防灾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2.4 核物理与核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2.5 工业装备结构分析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3 美国典型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分析 |
| 4.3.1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
| 4.3.2 喷气推进实验室 |
| 4.3.3 SLAC国家加速器实验室 |
| 4.3.4 普林斯顿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室 |
| 4.3.5 林肯实验室 |
| 4.4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比较与启示 |
| 4.4.1 制度体制的比较分析 |
| 4.4.2 建设定位的比较分析 |
| 4.4.3 资源要素的比较分析 |
| 4.4.4 运行模式的比较分析 |
| 4.4.5 科研合作的比较分析 |
| 4.4.6 启示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比较研究 |
| 5.1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预处理 |
| 5.1.1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来源 |
| 5.1.2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处理流程 |
| 5.1.3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规约 |
| 5.1.4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清洗 |
| 5.1.5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构造 |
| 5.1.6 小结 |
| 5.2 基于ESI高被引论文产出的科研实力比较 |
| 5.2.1 高被引论文产出及变化情况比较 |
| 5.2.2 高被引论文单因素产出特征比较 |
| 5.2.3 基于关联规则的高被引论文多因素特征比较 |
| 5.2.4 小结 |
| 5.3 基于ESI高被引论文主导地位的科研实力比较 |
| 5.3.1 两国间高被引论文合作情况比较 |
| 5.3.2 中美参与国际合作的高被引论文主导情况比较 |
| 5.3.3 基于Logistic回归的国际合作论文主导地位特征比较 |
| 5.3.4 小结 |
| 5.4 基于ESI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的科研实力比较 |
| 5.4.1 高被引论文被引频次比较 |
| 5.4.2 高被引论文期刊影响因子比较 |
| 5.4.3 基于多元线性回归的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特征比较 |
| 5.4.4 小结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促进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的对策建议 |
| 6.1 政府统筹实验室体系顶层设计的安排 |
| 6.1.1 强化政府战略规划,融入国家创新系统 |
| 6.1.2 顺应科技发展趋势,引领学科交叉创新 |
| 6.1.3 加强重大专项部署,支撑战略新兴产业 |
| 6.2 积极推进实验室融入创新联合体建设 |
| 6.2.1 以市场拉动需求,发挥龙头企业领军性作用 |
| 6.2.2 以科研带动教学,发挥实验室平台教学功能 |
| 6.2.3 以联合实现共享,发挥联合体协同创新优势 |
| 6.3 努力推进实验室融入世界范围的步伐 |
| 6.3.1 坚持国际交流与合作,保持科技的自立自强 |
| 6.3.2 打造国际化人才团队,构筑全球性人才高地 |
| 6.3.3 参与全球化科技治理,提高实验室国际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7.2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中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实践、挑战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一、 引 言 |
| 二、 中美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动因 |
| (一) 中美价值链条通过紧密合作对接,可以迎合第三方市场发展需求 |
| (二) 中美企业优势通过双向协调互补,可以提升第三方市场合作质量 |
| (三) 中美多元领域通过广泛深度合作,可以实现第三方市场多方共赢 |
| 三、 中美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实践 |
| (一) 中美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机制 |
| (二) 中美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领域 |
| 四、 中美第三方市场合作面临的主要挑战与阻力 |
| (一) 美国发起对华贸易制裁,有意挤压企业合作空间 |
| (二) 美国营造对华负面舆论,从而扰乱中美经贸合作 |
| (三)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严重冲击中美双边关系 |
| (四) 中美结构性矛盾不断激化,进而加剧双方零和博弈 |
| 五、 中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前景展望与中国的应对 |
| (一) 中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不确定前景 |
| (二) 中国的应对策略 |
| 1. 继续推进中美经贸谈判,缓解双边贸易摩擦关系 |
| 2. 完善“二轨外交”机制,畅通中美交流渠道 |
| 3. 构建危机应对机制,确保企业正常合作 |
| 4. 巩固已有合作基础,拓展新兴产业合作 |
| 六、 结 语 |
（3）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建构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框架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延展 |
| 第二章 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核心内涵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时代嬗变 |
| 第二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设想与实践 |
| 第三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五大支柱与“三大经贸合作协定” |
| 第三章 日本经济外交的外延扩大 |
| 第一节 “大阪轨道”:日本经济外交的话语构建 |
| 第二节 政府开发援助计划(ODA):日本经济外交的变异 |
| 第三节 应对“谣传损害”的危机公关:日本经济外交的新范式 |
| 第四章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特点与局限性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国内外动因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特点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局限性 |
| 第五章 “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趋势与展望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影响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演变趋势与困境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贸易摩擦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2 双边政治关系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3 中美经贸关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论文结构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之处 |
| 1.7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 2.1 早期经济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认识 |
| 2.2 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演变 |
| 2.2.1 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2 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3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
| 2.3 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缺陷 |
| 2.4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走向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大国博弈下崛起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理: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 |
| 3.1 理论视角:国际政治经济学 |
| 3.1.1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 |
| 3.1.2 对外投资政策的选择与国家实力的提升 |
| 3.1.3 国际体系结构与战略性贸易摩擦 |
| 3.1.4 层次分析法 |
| 3.2 体系层次: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及其国际政治风险的溢出 |
| 3.2.1 霸权国与国际体系的稳定 |
| 3.2.2 霸权衰落与国际体系的失序 |
| 3.2.3 国际机制与霸权之后的国际治理 |
| 3.2.4 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 |
| 3.2.5 双边政治关系与崛起国对外直接投资 |
| 3.3 国家层次:外资政策选择的双层博弈机制 |
| 3.3.1 外资政策博弈的两个层次:国际与国内 |
| 3.3.2 国内利益集团对政府外资政策选择的影响:从集团利益到国家利益的整合 |
| 3.3.3 第三国外资政策对霸权国及崛起国的政治倾向生成机制 |
| 3.4 企业层次:崛起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
| 4.1.1 起步探索阶段(1979~1991 年) |
| 4.1.2 规范调整阶段(1992~2004 年) |
| 4.1.3 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3 年) |
| 4.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态势与特征表现 |
| 4.2.1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2016 年) |
| 4.2.2 理性回归阶段(2017~2018 年) |
| 4.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 |
| 4.3.1 动机分类 |
| 4.3.2 市场寻求型 |
| 4.3.3 避税地投资 |
| 4.3.4 政策激励型 |
| 4.3.5 制度寻求型 |
| 4.3.6 战略投资型 |
| 4.3.7 要素寻求型 |
| 4.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 |
| 4.4.1 政策优势 |
| 4.4.2 资本优势 |
| 4.4.3 技术优势 |
| 4.4.4 货币优势 |
| 4.4.5 国家优势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性质 |
| 5.1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 |
| 5.1.1 经济性摩擦阶段(1979~1989) |
| 5.1.2 政治性摩擦阶段(1990~2001) |
| 5.1.3 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2007) |
| 5.1.4 战略性摩擦阶段(2008~至今) |
| 5.2 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 |
| 5.2.1 限流入之发起贸易调查 |
| 5.2.2 减逆差之发动贸易战 |
| 5.2.3 遏中国之强化技术封锁 |
| 5.3 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基于四份301 清单的比较分析 |
| 5.3.1 整体情况比较 |
| 5.3.2 产品结构比较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模型化分析 |
| 6.1 基本设定与经济环境刻画 |
| 6.1.1 模型的一般假设 |
| 6.1.2 资本的分配 |
| 6.1.3 人力资本的设定 |
| 6.1.4 技术部门的知识生产 |
| 6.1.5 最终生产函数形式的设定 |
| 6.1.6 经营者个体经济行为的刻画 |
| 6.1.7 对金融合约的刻画 |
| 6.1.8 职业选择、市场壁垒与部门边界 |
| 6.2 模型扩展:开放经济条件下 |
| 6.2.1 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2.2 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3 模型的现实意义解析 |
| 6.3.1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
| 6.4 模型对国际政治风险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 |
| 7.1 研究假设:理论与现实 |
| 7.2 变量选择与基准回归方程 |
| 7.2.1 被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2 核心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3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说明 |
| 7.2.4 基准回归方程的建立 |
| 7.2.5 样本国家（地区）说明 |
| 7.2.6 控制变量的选择 |
| 7.3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检验 |
| 7.3.1 计量方法的选择 |
| 7.3.2 简化模型估计结果 |
| 7.3.3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4 控制时间效应后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5 考虑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4.1 关于内生性问题 |
| 7.4.2 关于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
| 7.5 异质性检验 |
| 7.5.1 时间异质性 |
| 7.5.2 国家异质性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5）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我国研究现状 |
| 1.2.3 简要评价 |
| 1.3 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分析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方法论基础——唯物史观 |
| 1.4.2 具体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存在的不足 |
| 2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 |
| 2.1 思想渊源 |
| 2.1.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思想 |
| 2.1.2 西方经济学中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思想 |
| 2.1.3 简要评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2.2.2 开放式创新理论 |
| 3 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客观依据 |
| 3.1 理论依据 |
| 3.2 历史依据 |
| 3.3 现实依据 |
| 4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分析 |
| 4.1 基本概念 |
| 4.1.1 国家创新体系 |
| 4.1.2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 4.1.3 相关概念辨析 |
| 4.2 构成要素 |
| 4.2.1 行为主体因素 |
| 4.2.2 投入和产出因素 |
| 4.2.3 环境因素 |
| 4.3 主要特点 |
| 4.3.1 开放性 |
| 4.3.2 系统性 |
| 4.3.3 流动性 |
| 4.3.4 安全性 |
| 4.4 建立原则 |
| 4.4.1 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原则 |
| 4.4.2 坚持两种创新资源和两个市场相结合原则 |
| 4.4.3 坚持体现本国国情与符合国际规范相结合原则 |
| 4.4.4 坚持开放合作与为我所用相结合原则 |
| 4.5 目标体系 |
| 4.5.1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 4.5.2 促进本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
| 4.5.3 提升本国在全球创新网络竞争力 |
| 4.6 创新活动 |
| 4.6.1 科学创新 |
| 4.6.2 技术创新 |
| 4.6.3 制度创新 |
| 4.6.4 三大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 |
| 4.7 体系运行 |
| 4.7.1 运行模式 |
| 4.7.2 运行机制 |
| 4.7.3 运行环境 |
| 4.7.4 演化路径 |
| 4.8 开放水平的测度 |
| 4.8.1 创新开放度的影响因子 |
| 4.8.2 创新开放度衡量指标体系 |
| 5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一: 科学创新 |
| 5.1 创新主体:高校和科研院所 |
| 5.1.1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主体 |
| 5.1.2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科学研究人员的聚集地 |
| 5.1.3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产出地 |
| 5.2 创新形式:科学研究国际化 |
| 5.2.1 人才培养国际化 |
| 5.2.2 科研活动国际化 |
| 5.2.3 科研成果国际化 |
| 5.3 基于巴斯德象限的科学研究国际化 |
| 5.3.1 国际大科学研究 |
| 5.3.2 “项目——基地——人才”一体化 |
| 6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二: 技术创新 |
| 6.1 创新主体:企业 |
| 6.1.1 企业是研发投入的主体 |
| 6.1.2 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 |
| 6.1.3 企业是技术发明的主体 |
| 6.2 创新形式:研发国际化 |
| 6.2.1 建立海外研发中心 |
| 6.2.2 实施跨国并购 |
| 6.2.3 建立国际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
| 6.3 研发国际化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双重影响 |
| 6.3.1 有利影响 |
| 6.3.2 不利影响 |
| 7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三: 制度创新 |
| 7.1 创新主体:政府 |
| 7.1.1 政府是国家科技计划的制定者 |
| 7.1.2 政府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主导者 |
| 7.1.3 政府是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者 |
| 7.2 创新形式: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 |
| 7.2.1 推动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 |
| 7.2.2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
| 7.2.3 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 |
| 7.3 国际规则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 |
| 7.3.1 影响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主要国际规则 |
| 7.3.2 相关国际规则变化趋势 |
| 7.3.3 对中国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启示 |
| 8 中国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 8.1 发展历程 |
| 8.1.1 探索阶段(1949年—1977年) |
| 8.1.2 起步阶段(1978年—1991年) |
| 8.1.3 快速发展阶段(1992年—2011年) |
| 8.1.4.深度融合阶段(2012年至今) |
| 8.2 创新活动 |
| 8.2.1 以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为核心的科学创新 |
| 8.2.2 以企业研发国际化为核心的技术创新 |
| 8.2.3 以政府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为核心的制度创新 |
| 8.3 开放水平测度 |
| 8.3.1 国际比较 |
| 8.3.2 总体评价 |
| 8.4 逆全球化与中国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 8.4.1 逆全球化下的挑战 |
| 8.4.2 开放合作是大势 |
| 8.4.3 中国优势 |
| 8.4.4 应对策略 |
| 9 国际经验和重要启示 |
| 9.1 国际经验 |
| 9.1.1 美国经验 |
| 9.1.2 日本经验 |
| 9.1.3 德国经验 |
| 9.1.4 以色列经验 |
| 9.2 重要启示 |
| 9.2.1 正确认识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关系 |
| 9.2.2 正确认识自主创新和封闭式创新的关系 |
| 9.2.3 正确认识“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关系 |
| 9.2.4 正确认识局部开放和全面开放的关系 |
| 9.2.5 正确认识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关系 |
| 9.2.6 正确认识制造业开放和服务业开放的关系 |
| 9.2.7 正确认识向发达国家开放和向发展中国家开放的关系 |
| 9.2.8 正确认识完善国内创新环境与进—步扩大创新开放的关系 |
| 10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10.1 主要结论 |
| 10.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我国对外强制技术转让的法律规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目的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对外强制技术转让的概念及合理性 |
| 第一节 对外技术转让概述 |
| 一、对外技术转让的定义及特征 |
| 二、对外技术转让制度构建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强制技术转让的法律释义 |
| 一、技术转让要求的含义及实施现状 |
| 二、“强制性”的标准探究 |
| 第三节 对外强制技术转让的形成原因与弊端 |
| 一、对外强制技术转让的形成原因 |
| 二、对外技术转让实施“强制性”的弊端 |
| 第二章 国际多边规则中强制技术转让的规制问题 |
| 第一节 联合国制定国际技术转让规则的困境 |
| 一、《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缺乏实际意义 |
| 二、《行动守则草案》无法调和南北国间矛盾 |
| 第二节 WTO框架下有关强制技术转让的规制较为模糊 |
| 一、TRIPs协定:直接规定技术转让问题 |
| 二、TRIMs协议:间接涉及技术转让要求 |
| 第三节 强制技术转让国际规则的制定难点与原因分析 |
| 一、强制技术转让国际规则的制定难点 |
| 二、南北国家利益倾向的差异阻碍多边规则推进 |
| 第三章 主要发达国家对强制技术转让的规制 |
| 第一节 双边投资协定中几种规制模式的比较 |
| 一、美国:完全禁止“强制技术转让”模式 |
| 二、加拿大、日本和韩国:“一般”与“例外”的混合模式 |
| 三、欧盟:“平衡合作”模式 |
| 第二节 中美关于强制技术转让的法律争端评析 |
| 一、美国对华重启“301调查”概述 |
| 二、《301报告》中指控中国强制技术转让的具体内容 |
| 三、从法律角度反驳美对华的不实指控 |
| 第四章 我国有关强制技术转让的立法及实践 |
| 第一节 我国对外技术转让的立法沿革 |
| 一、对外技术转让的法律体系概述 |
| 二、《对外贸易法》及《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的修订亮点 |
| 三、“外资三法”逐案审批制无法适应对外技术转让环境 |
| 四、《外商投资法》对强制技术转让的规制及待解决问题 |
| 第二节 我国在国际贸易中支持规制强制技术转让 |
| 一、《中国入世议定书》的相关承诺高于TRIMs标准 |
| 二、我国双边投资协定中已加入禁止强制技术转让规定 |
| 第三节 我国外资实践中关于技术转让的法律分析 |
| 一、我国外资行政审批中并不存在强制技术转让 |
| 二、我国外资审批制度仍遭外界指责的问题分析 |
| 三、我国汽车制造和新能源汽车“长安模式”(案例分析) |
| 第五章 我国对外强制技术转让的法律规制对策 |
| 第一节 对外强制技术转让的国内法改善建议 |
| 一、消除现有法律体系冲突,协调国内相关法规 |
| 二、明确具体规定,为倡议式条款建立后续配套规则 |
| 三、修改或删除与国际规则存在歧义的条款 |
| 四、追责模式应明确以司法救济替代政府介入 |
| 第二节 中国应对中美技术转让法律争端的策略建议 |
| 一、强调和坚持TRIMs在技术转让问题上的立场 |
| 二、明确区分对外技术转让中的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 |
| 第三节 我国对国际间强制技术转让规则制定的积极作用 |
| 一、深入推进国际间谈判,完善国际技术转让规则 |
| 二、推动制定约束跨国公司技术垄断行为的国际规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美国区域合作中的数字贸易规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文献综述 |
| 三、数字贸易概念 |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美国数字贸易发展梳理 |
| 一、繁荣的数字经济 |
| 二、美国数字贸易概况 |
| (一)美国数字贸易发展概况 |
| (二)美国数字贸易政策体系 |
| 第三章 美式数字贸易规则:进展及逻辑 |
| 一、美国早期数字贸易规则 |
| 二、美国MEGA-FTA数字贸易规则 |
| (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
| (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 |
| (三)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 |
| 三、特朗普时期的数字贸易规则 |
| (一)美墨加协定(USMCA) |
| (二)美国—日本数字贸易协定(UJDTA) |
| (三)在WTO框架下的数字贸易主张 |
| 四、美国推动数字贸易规则:战略动因与发展趋向 |
| (一)美国推动数字贸易规则的战略动因 |
| (二)美国推动数字贸易规则的内容实质 |
| (三)美国推动数字贸易规则的行为逻辑 |
| 第四章 对中国的启示 |
| 一、中国数字贸易概况 |
| 二、中美数字贸易主张的差别 |
| 三、对中国参与数字贸易治理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失灵问题及解决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失灵 |
| 第一节 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存在自利性 |
| 一、上市公司文字叙述的模糊披露 |
| 二、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的盈余管理 |
| 第二节 我国证券服务机构专业报告的失真问题 |
| 一、律师事务所IPO尽职调查报告失真导致“业绩变脸” |
| 二、会计师事务所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失真导致“资本消失” |
| 三、资信评级机构信用评级报告失真导致“评级失灵” |
| 四、资产评估机构资产评估报告失真导致“资产缩水” |
| 第三节 我国证券散户投资者难以吸收并运用披露信息 |
| 一、详尽披露导致的“过犹不及”问题 |
| 二、专业性导致的“知识壁垒”问题 |
| 三、散户投资者自身抗拒分析披露信息 |
| 第二章 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失灵的原因 |
| 第一节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定模糊且分散 |
| 一、规定模糊导致了低廉的违法成本 |
| 二、规定分散导致了高昂的披露成本 |
| 三、披露立法的困境 |
| 第二节 信息的单向棘轮:“数量至上”的误区 |
| 一、披露信息“大爆炸”的单向棘轮 |
| 二、数量问题导致了监管成本与收益的失衡 |
| 三、数量问题导致了投资者成本收益的失衡 |
| 四、数量问题引发了潜在的其他影响 |
| 第三节 “伞形”利益关联体系下监督的缺位 |
| 一、保荐人与上市公司的利益关联 |
| 二、证券服务机构与上市公司的利益关联 |
| 三、监管机关所面对的利益诱惑 |
| 第三章 中美案例及制度的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信息披露典型案例及制度发展过程 |
| 一、典型案例显示信息披露造假技术不断提升 |
| 二、监管趋严以及新的问题 |
| 第二节 美国信息披露典型案例及制度发展过程 |
| 一、“蓝天案件”与“安然、世通事件” |
| 二、美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发展历程 |
| 第三节 中美信息披露制度比较分析 |
| 一、全面实施注册制对信息披露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 二、美国信息披露制度发展过程对我国的启示 |
| 三、技术进步对信息披露制度改革的影响 |
| 第四章 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路径 |
| 第一节 实现立法上的“刚柔并济” |
| 一、转移立法重心,实现“以柔克刚” |
| 二、制定标准模板,实现“以刚制柔” |
| 第二节 保证“看门人”的独立性 |
| 一、实现保荐人与承销商的分离 |
| 二、增加同行评审环节 |
| 三、重构委托-代理关系 |
| 第三节 完善监管督察机制和证券诉讼制度 |
| 一、完善信息披露监管督查机制 |
| 二、完善相关证券民事诉讼制度 |
| 第五章 “法律+技术”视角下的可行性建议 |
| 第一节 完善信息披露评级机制 |
| 一、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评机制简析 |
| 二、构建新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评级机制 |
| 第二节 构建偏好型信息披露体系 |
| 一、顺应信息披露的单向棘轮 |
| 二、以个性“化繁为简” |
| 三、双轨体系与双重标准 |
| 第三节 构建数据共享机制 |
| 一、构建数据共享机制的原因 |
| 二、构建数据共享机制的思路 |
| 三、构建数据共享机制的意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沪深证券交易所2015年6月1 日—2018年12月31 日间上市公司统计表 |
| 附录2: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在个人投资者中实际效果的调查问卷 |
| 致谢 |
（9）比较视野下中国创新国际化及其增长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1.3 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创新国际化发展研究的文献评述 |
| 1.2.2 关于创新国际化与经济增长的文献评述 |
| 1.2.3 对文献的综合评述 |
| 1.3 论文结构安排 |
| 1.3.1 论文的基本内容 |
| 1.3.2 论文的研究思路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1.5.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创新国际化的分析构架及理论基础 |
| 2.1 创新国际化指标的构建 |
| 2.1.1 创新投入 |
| 2.1.2 创新产出 |
| 2.1.3 国际技术流动 |
| 2.1.4 创新国际化模式 |
| 2.2 创新国际化发展的主要理论 |
| 2.2.1 经济增长理论 |
| 2.2.2 技术差距理论 |
| 2.2.3 技术生命周期理论 |
| 2.2.4 技术转让相关理论 |
| 2.3 创新国际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模型构建 |
| 2.3.1 投入产出与经济增长模型 |
| 2.3.2 引入创新国际化指标的索洛生产函数 |
| 2.3.3 神经网络模型 |
| 2.4 小结 |
| 第3章 中国创新国际化的发展演变 |
| 3.1 中国创新国际化的制度环境 |
| 3.1.1 创新体系的初步形成 |
| 3.1.2 国家技术创新的系统发展 |
| 3.1.3 创新国际化的全面发展 |
| 3.2 全球金融危机前:以技术引进为主要方式 |
| 3.2.1 以外部技术驱动的创新国际化 |
| 3.2.2 创新产出绩效 |
| 3.2.3 国际技术贸易收支 |
| 3.3 后金融危机时代:自主研发与技术“走出去”的双向互动 |
| 3.3.1 自主研发与海外研发投入 |
| 3.3.2 高技术产品或服务与技术“走出去” |
| 3.4 特朗普时期中国创新国际化发展的挑战 |
| 3.4.1 特朗普发起对华贸易战的成因 |
| 3.4.2 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创新国际化的挑战 |
| 3.5 小结 |
| 第4章 中国创新国际化的国际比较 |
| 4.1 创新国际化发展模式的国际经验 |
| 4.1.1 美国:发达国家的典型范式 |
| 4.1.2 日本和韩国:赶超国家模式的特点 |
| 4.1.3 波兰、匈牙利和捷克:转型国家的发展模式 |
| 4.2 创新国际化模式的比较 |
| 4.2.1 创新政策 |
| 4.2.2 模式演进 |
| 4.3 创新国际化水平的比较 |
| 4.3.1 研发强度 |
| 4.3.2 专利申请量 |
| 4.3.3 国际技术比较优势 |
| 4.3.4 跨国投资实现的技术流入与流出 |
| 4.4 小结 |
| 第5章 中国创新国际化的增长效应分析 |
| 5.1 经济增长和创新发展阶段分析 |
| 5.1.1 创新发展国际化变量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 |
| 5.1.2 创新发展国际化环境比较分析 |
| 5.2 创新国际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
| 5.2.1 创新国际化指标的相关性检验 |
| 5.2.2 创新国际化指标的平稳性检验 |
| 5.2.3 主成分分析 |
| 5.2.4 建立方程 |
| 5.2.5 方程的单位根检验 |
| 5.2.6 方程的协整检验 |
| 5.2.7 实证过程与回归分析 |
| 5.3 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进一步的分析 |
| 5.4 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主要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 |
（10）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核心问题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论 |
| 三、思维方法、创新与不足 |
| 四、论文的结构 |
| 第一章 企业国际化与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 |
| 第一节 企业国际化与跨国公司 |
| 一、企业国际化的特点 |
| 二、经济全球化是企业国际化的主要外部条件 |
| 三、跨国公司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及其初期实践 |
| 一、中国企业的早期海外拓展 |
| 二、“走出去”战略的提出 |
| 三、“走出去”战略的初期实践(2000——2010) |
| 第三节 中国企业海外拓展进入新时代(2010-) |
| 一、后危机时代 |
| 二、“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海外拓展打开新空间 |
| 第二章 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分析 |
| 第一节 企业国际化面临的主要风险 |
| 一、非政治风险 |
| 二、政治风险的内涵与外延 |
| 第二节 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特点与类型 |
| 一、“战略”的基本含义是“全局性” |
| 二、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强烈政治性 |
| 三、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系统复杂性 |
| 四、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生成类型与严重危害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企业面临的海外战略风险 |
| 一、国际格局大变革带来企业战略风险 |
| 二、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若干形态 |
| 三、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海外战略风险比较 |
| 第三章 美国对华全面遏制与中国企业战略风险—以中兴通讯和华为公司为例 |
| 第一节 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演变 |
| 一、美国对华战略敌视(1949—1971) |
| 二、美国对华战略接触与遏制(1972-2016) |
| 三、“美国优先”与特朗普政府对华全面战略遏制(2017-) |
| 第二节 美国对中兴通讯的两次制裁 |
| 一、中兴通讯的海外拓展及国际化战略 |
| 二、美国对中兴通讯的第一次制裁 |
| 三、美国对中兴通讯的第二次制裁 |
| 四、美国制裁中兴通讯的原因、影响和启示 |
| 第三节 美国对华为的全力“围剿” |
| 一、华为的海外拓展及国际化战略 |
| 二、“孟晚舟事件”及其影响 |
| 三、美国遏制华为手机和5G业务全球拓展 |
| 四、华为反制美国打压与自强自卫的应对策略 |
| 第四节 美国对华遏制造成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 |
| 一、新时代美国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原因 |
| 二、中兴通讯与华为公司应对美国打压政策比较 |
| 第四章 中国企业海外项目遭受的战略风险—以国电投密松电站项目和中企利比亚项目为例 |
| 第一节 缅甸密松电站项目及其搁置 |
| 一、密松电站的设想与立项 |
| 二、密松电站项目的突然中止与长期搁置 |
| 第二节 密松电站项目战略风险的系统分析 |
| 一、缅甸国内复杂的政治社会因素 |
| 二、美西方因素与密松电站项目搁置 |
| 三、中方认识和处置密松电站战略风险之反思 |
| 四、“一带一路”倡议与密松电站项目 |
| 第三节 利比亚中企项目经受的战略风险 |
| 一、中国企业走进利比亚 |
| 二、“阿拉伯之春”与利比亚战乱 |
| 三、中企利比亚项目蒙受重大损失 |
| 第四节 中资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比较 |
| 一、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的相似之处 |
| 二、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的不同之处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对策 |
| 第一节 加强合规管理认清海外环境 |
| 一、中国企业要加强合规管理,提高国际化水平 |
| 二、认清东道国的政治状况及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
| 三、认清中国对外投资国际背景的变化及其影响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应对海外战略风险的策略机制 |
| 一、战略风险预防性策略机制 |
| 二、战略风险分散性策略机制 |
| 三、战略风险补救缓解性策略机制 |
| 第三节 中国政府如何帮助企业管控海外战略风险 |
| 一、政府帮助“走出去”企业加强与东道国的互动 |
| 二、综合利用国内、国际双层法律手段防范战略风险 |
| 三、同东道国主要利益集团和民众建立友好和谐关系 |
| 结论 |
| 一、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是复杂的系统风险 |
| 二、防范化解战略风险需要危机意识与复杂系统思维 |
| 三、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前景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中美企业经济合作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比较视角的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研究[D]. 李阳.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中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实践、挑战与展望[J]. 吴崇伯,丁梦. 国际观察, 2021(04)
- [3]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D]. 沈丁心. 外交学院, 2021(10)
- [4]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D]. 聂世坤. 辽宁大学, 2021(02)
- [5]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D]. 周红芳. 四川大学, 2021
- [6]我国对外强制技术转让的法律规制[D]. 苏知非.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7]美国区域合作中的数字贸易规则研究[D]. 孔大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01)
- [8]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失灵问题及解决路径研究[D]. 孟铂林.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9]比较视野下中国创新国际化及其增长效应研究[D]. 吕瑶. 辽宁大学, 2019(12)
- [10]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D]. 李国敏.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