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黑格尔美学的一个特征

一、人道主义:黑格尔美学的一个特征（论文文献综述）

李晶晶^[1]（2021）在《赫勒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文中认为人道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经常探讨的话题。作为一种国际性思潮,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学派和代表人物普遍存在于欧美地区,尤其以东欧学者的研究更加广泛和深入。二战之后,在部分东欧国家出现了以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群体,他们经历了“斯大林化”的社会主义模式,以及为了摆脱这种模式的反抗过程,他们是改革的理论家和积极的支持者,他们强调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特征,学术界称之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阿格妮丝·赫勒是匈牙利的女哲学家,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布达佩斯学派的代表人物。赫勒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探索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当时的东欧地区正处于“复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之中,她对资本主义社会和苏联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文化危机展开批判,从人的存在和社会结构的微观层面提出了推动人本身的发展以及社会人道化变革的道路。二战之后,虽然苏联红军使东欧国家摆脱了纳粹统治,但“斯大林化”的社会是高度威权的集体社会,人道主义被严重弱化。在反对斯大林主义、复兴马克思主义的愿望驱动和导师卢卡奇的指引之下,赫勒加入了匈牙利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在此期间马克思的生活实践理论、异化理论、需要理论、人类解放理论,卢卡奇的物化思想和日常生活本体论,以及弗洛姆关于人的本质理论都深刻影响了赫勒,她的思想从此开始走向成熟。赫勒从分析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异化理论入手,提出日常生活的概念,强调日常生活的本体论地位,探索从微观视域上实现日常生活人道化的道路,从而形成了日常生活理论。与日常生活理论密切相关的是赫勒的需要理论,该理论同样是在人道主义思潮下产生的引导人类走出异化的一种理论探索。赫勒在总结马克思关于需要和价值的论述后,提出了自己的“激进需要”思想以及未来社会需要系统重建的构想,她将对需要的批判矛头直接指向了满足形式主义需要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对需要进行专政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赫勒认为应该对社会进行总体革命,总体革命的主体则是拥有激进需要的个体,而个体激进需要意识的形成则需要激进哲学的引导。赫勒进一步利用激进哲学合理性的乌托邦理想的构建,构想出一个超越当代资本主义和现存社会主义的激进民主制社会。无论是日常生活的人道化,建立满足激进需要的激进民主制,都反射出赫勒积极构建真正属于人的“家园”,实现对人的存在的终极关怀的理想。赫勒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从微观视角反思人的日常生活、从人的需要观点理解理论和实践、以及从马克思思想中汲取的科学理性的批判精神,她为人的自我解放提供了微观之路。另一方面,她的思想中历史局限性也很明显,比如赫勒的个性发展理论忽视了物质生产和政治经济变革的价值;由于过于偏重对需要的价值范畴分析,忽视需要的实践性;否定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脱离了社会生产的本质。尽管如此,赫勒对马克思思想的阐述与发展,对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和发展难题的深刻解释,是我们的重要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

解琪^[2]（2021）在《乔治·斯坦纳的“老式批评”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是二十世纪西方颇具影响的人文主义批评大师。奠定其地位的则是他于1959年出版的《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在该书中斯坦纳正式提出了“老式批评”（Old Criticism）。本文将从“老式批评”的命名出发,思考“老式批评”与“新批评”的联系,并且将“老式批评”放置到其生成的历史场域中,试图厘清“老式批评”的本质及价值向度。本文由以下四章构成:第一章论述“老式批评”的具体含义,指出“老式批评”并不是公共意义上的老批评,而是带着乔治·斯坦纳独特个人气质的一种文学批评方式。紧接着剥离出其与“新批评”存在着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后指出“老式批评”之为“老式批评”的独特特征。第二章探讨“老式批评”的来源问题。将“老式批评”还原到二十世纪中叶的历史生态场域中,同时将之放置到乔治·斯坦纳个人的生命体验中,归纳出“老式批评”形成的原因。这些原因分别涉及到历史场域、个人体验、理论资源三个维度。第三章旨在解决“老式批评”的本质及价值向度的问题。首先是“老式批评”一贯坚持的谦卑的批评姿态,其实质是一种高贵的贵族姿态,这种贵族姿态又和斯坦纳本人的犹太身份息息相关,而这带着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其次是“老式批评”所重视的“经典”问题,“经典”其实指向的是批评的对象。这背后的原因已经触及到了20世纪经典的普遍衰落,对于经典的扞卫也折射出了斯坦纳身上那种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倾向。最后是“老式批评”的价值向度问题,“老式批评”的批评旨归在于力图恢复文学作品的形而上学维度,实质上这是斯坦纳对“诗与哲学之争”的尝试性回答,或者说“老式批评”此举意在解决从古希腊而来且延续到后现代的“诗与哲学之争”。在后现代语境下,“诗”与“哲学”二者可以达到平衡,甚至当“哲学”进入“诗”时可以产生伟大的“诗”。第四章是“老式批评”的得失评议,认为“老式批评”既融合了同时代的诸多理论思潮,也超越了这些思潮;既建构了“批评的时代”,也重塑了文学批评的功能。然而“老式批评”仍旧有着难以摆脱的缺点。

胡贝克^[3]（2020）在《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伦理是人际关系的产物,伦理学是研究人的道德行为的学问,而文学伦理学批评则是伦理学视角下进行文学批评的方法。文学和伦理学对人的共同关注构成了两个学科的交叉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模式。以伦理为批评视角的维多利亚时期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研究,旨在通过文本中道德人物面对利益采取的道德行为及其后果,折射出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对伦理的认知和道德行为的选择,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文学的“德治”支持,并在为惊悚小说正名的同时促进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文学的学术研究。维多利亚时期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探讨惊悚小说如何通过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际关系及其利益不受侵害的伦理叙事形成其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该选题研究重在小说人物的善恶行为及其相应后果所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伦理学“趋利避害”的人的本质论观点和以人的行为后果论善恶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观点,阐释其揭露和抨击维多利亚时期社会阴暗面的社会批判和人的本质弱点批判精神,探讨其伦理取向对当代和谐社会构建的德治借鉴意义及其对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小说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促进作用。该选题研究以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为认知视角,将惊悚小说置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背景下,从相关伦理学观点出发,探讨人的善恶行为根源和善恶评价准则,论证了维多利亚惊悚小说以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为伦理叙事对象而形成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将小说人物置于具体社会环境中分析其伦理取向以及人在本质上存在的弱点;既肯定了惊悚小说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积极意义,同时又找出了其存在的局限性。论文除绪论和结论部分外,在主体部分对维多利亚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总体论述基础上,分别从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利益形成的人际伦理、性别伦理、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三个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并借助相关文学理论分析了惊悚小说作品形式的创新和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生成机制。绪论分别对研究问题的缘起、国内外研究现况、研究内容及其意义与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框架做了陈述与论证。选题研究认为,惊悚小说的兴起与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背景、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形成、大众读者和专业作家群体的形成、西方伦理学发展史及其现代转向、其他类型小说对惊悚小说的影响具有直接关系。该选题研究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出发,探讨了惊悚小说作品中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物的人性和以“反主流伦理”思维模式下惊悚小说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探讨了该选题研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教诲意义和促进当代大众文化时代通俗文学发展与批评的学术意义。第一章分别从贵族阶级伦理和中产阶级的焦虑、性别伦理与职业精英伦理叙事、惊悚小说伦理取向与和谐社会构建三个方面入手,从总体上论述了惊悚小说的基本伦理取向。研究结果发现,惊悚小说的“反主流”伦理叙事体现出马基雅维里“趋利避害”的人的本质论和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以后果论善恶的价值判断准则,而惊悚小说作品中崇尚的“善”仅聚焦于特定社会阶层的范畴内,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人类幸福论”的伦理学观相去甚远。第二章分别从财产与伦理、惊悚小说的利益关系叙事、小说的私有财产观三个方面论证了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基于新贵族和中产阶级所崇尚的伦理价值观。研究结果表明,惊悚小说通过不同作品、从不同角度、以“悬疑”和“惊悚”为主要艺术形式,揭示出新贵族和中产阶级对财产和地位的文化焦虑;小说对人物基于贵族财产的道德行为书写形象化地表达出惊悚小说对善恶的判断,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第三章从性别伦理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关系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性别伦理取向对维持贵族阶级伦理秩序的意义。在分析性别伦理起源的基础上,该议题研究以作品中不同类型的性别人物为例,揭示出贵族阶级男性至上的传统性别伦理取向,论述了男权社会中性别伦理的非公平性,结论是:“性”的差异位于生理的自然属性层面,“性别”则属于社会文化范畴,后者是惊悚小说性别伦理叙事所关注的主要层面;对女性的性别歧视既有神学伦理学的根源,又有历史和经济的影响因素;作品中男性人物的身份决定家庭财产所有权的性别伦理叙事印证了恩格斯基于家庭关系的性别伦理观;而性别越界现象的性别伦理叙事则体现出惊悚小说的“反传统”态度,表达出惊悚小说倡导男女平等的性别伦理取向。第四章分析了维多利亚时期崇尚法治和崇尚科学背景下惊悚小说对法律精英和医学精英维护社会公正的职业伦理取向。惊悚小说既从正面肯定了其维护社会公正的积极作用,又从反面讽刺和抨击了其违背职业伦理及其对社会公正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而以逆向思维的方式批判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所谓的“崇尚法治”和“崇尚科学”的理念,进而构建起惊悚小说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第五章从惊悚小说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在形式层面的创新及其逆主流传统的伦理取向内涵创新。研究中发现,“悬疑”和“惊悚”是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在形式层面创新的集中体现。此外,故事人物同时又是故事叙述者的叙事方式、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独特性和小说开篇对主题思想的直白表述方式等也均为惊悚小说在作品形式层面的创新;与现实传统伦理观相悖的思维模式和叙事模式形成的深层内涵以及“行善者”与“作恶者”并非泾渭分明的“模糊地带”,体现出惊悚小说在人性反思的内容层面上的创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和皮亚杰的结构主义方法论是惊悚小说作品研究的有力支柱:前者揭示出小说文本与现实世界的伦理互映关系;后者从惊悚小说文本的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出发,阐释了该类型小说通过不同“类别”的小说人物划分开始,最终形成了惊悚小说文本与现实世界在伦理层面上的整体性。形式创新形成了该类型小说的文艺美学价值,而深刻的伦理思想内涵则构成了政治伦理的美学价值。新颖的文本形式与伦理内涵的独特表达方式相结合是形成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决定性因素。结论部分在各章分别就不同层面的伦理取向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惊悚小说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的伦理取向虽然与主流伦理相悖,但在法制基础上构建公平正义、诚信友爱、人与人和睦相处、稳定有序的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体现出惊悚小说对构建和谐社会而形成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教化作用。该结论从伦理层面推翻了早期批评界对惊悚小说的负面评价,形成了促进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小说的发展与研究的学术意义,同时又对构建当代和谐社会形成了以史为鉴的社会实践意义。惊悚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中发现,艾布拉姆斯将“文本”与“世界”设定为单向关系是有一定缺陷的,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两者的关系应是双向的,因而对其做了修正,其修正的意义在于惊悚小说创作源于维多利亚现实世界,而后又以作品的文本形式影响现实世界。该选题研究在充分肯定惊悚小说伦理取向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贡献时,发现惊悚小说又存在某些层面上的局限性:第一,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视而不见,而仅将特定社会阶层作为其伦理反思的场域,其维护的也仅是这个特定社会阶层的伦理秩序和利益,对构建人类和谐社会而言具有一定局限性;第二,惊悚小说对贵族财产的来源描写甚少,似乎这个特定社会阶层的财产都是以合法手段获得的;第三,惊悚小说的幸福观并非出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幸福,而是局限于特定的社会阶层内,这与亚里士多德的“最高善”幸福观相去甚远,因而在伦理的普遍性层面上形成了惊悚小说幸福观的局限性。尽管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存在这些局限性,但总体而论,惊悚小说中惩恶扬善、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的正向价值还是其主要层面。

刘璇^[4]（2020）在《杜威审美经验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什么是审美经验,审美经验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整个《艺术即经验》都可以视为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杜威的审美经验理论是本文的研究主题,如果说经验概念是杜威全部哲学的核心概念的话,那么审美经验就是杜威美学最核心的概念。聚焦于审美经验的概念使杜威美学获得了足以与所有其他美学相区别的特征。通过将艺术定义为审美经验,杜威使审美以及美学的重心由作为客观对象、物质客体的艺术品转向了人的经验。在传统二元论哲学影响之下,有了诸多二元的区分与对立。基于二元论哲学的美学,其最重要的后果之一就是将审美对象客体化,从而人为地将自我与审美对象分裂对立起来。艺术的中心变成了艺术品,而艺术品则被放入博物馆,进一步与人的生活经验割裂开。杜威美学与这种二元论美学完全相反:“对杜威来说,艺术的本质和价值,不只是存在于艺术品中,而是存在于创造和感知它们的动态和发展的经验行为中。通过授予审美过程超过作品的特权,艺术被定义为‘一种经验性质’,而不是一个物体的集合,或一个仅被这些物体共有的实体性的本质;审美经验因此成为艺术哲学的基石。”什么是杜威的审美经验?本文借用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分析框架为坐标梳理了杜威审美经验概念的七个维度:1)审美愉悦,2)现象学特征,3)概念的作用:划界论与转化论,4)感知与知识,5)完整性,6)感觉的强度,7)静观vs.忘我。从这七重维度出发,可以对杜威的审美经验概念作出总体上的把握。总体而言,杜威美学与力求清晰准确的分析美学不同,它并不追求准确的概念界定。舒斯特曼的七重维度可以视作是对美学史上所有美学家探讨审美经验概念的理论总结。同时,这七重维度也涵盖了杜威审美经验概念最重要的方面。如何达到审美经验?审美经验并不是什么特殊类型的经验,而是所有经验可能达到的完满的状态。在杜威看来,审美经验源于普通的生活经验。本文从“情感与表现”、“实质与形式”以及“节奏与能量的组织”这三个大方向入手,解析如何达成审美经验的问题。同时,这与《艺术即经验》一书的总体结构也是大体上对应的。当然,如何达到审美经验具有实践的性质,即便所有的条件都具备也不能保证每一个人都必然会达成审美经验。即是说,这里讨论的并不是审美之科学。

崔佳^[5]（2020）在《马克思审美思想研究 ——审美实践的人性意蕴及其现代性批判》文中研究指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性的生成与完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为核心的主题。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经济学哲学批判、对资本与经济合谋的政治与哲学解构、对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历史唯物主义判定中无不指向这一核心问题。也正是在追求人的自由与解放的思想历程中,马克思表达了对完满丰富的感性人性和自由主体的历史唯物主义建构,也明确地表达了立基于具体人性的审美思想。“美的规律”的理念、“劳动创造美”的观念、“音乐的耳朵”和“形式美的眼睛”的观点等具体地表达了他审美思想的核心。马克思基于具体人性论的审美思想将感性活动这一形下活动升华成审美活动的存在论根基,回应了传统审美观念的形而上学的困境、面对了现代审美的物质主义难题,将审美真正导入到改变世界与实现人类全面自由解放的思想境遇之中。马克思的审美思想将创造美的过程作为审美应有的内容,又使审美的既定对象复活了与生存与发展的互动关系,从根本上变革美与审美二元对立的美学范式。本文就在此意义上来展开对马克思审美思想的研究,以期探寻审美回归的思想路径与实践智慧。审美是美对人的感性触动,更是人对美的主体回响。审美是关乎人的心理、感官、情感和想象,是对心灵与道德的指引,对人生活的观念、存在的理解、价值的追求有着无可取代的重要意义。然而,现代性审美日常化的沉沦、大众化的享乐、抽象化的疏离、商品化的客观等事实,戕害了人的审美能力、物化了人的审美体验、弱化了人的审美批判,为资本逻辑宰制和意识形态把控创造了可乘之机。依循审美观念的思想历程、重拾审美的人性根基、重建审美的体验逻辑、追录审美的价值理想成为直面审美困境、开掘审美意蕴、生成审美能力的重要问题,也是马克思审美思想研究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因为,马克思的审美思想要求我们既要关注审美对象所体现出来的美的本质,又需要关注审美主体能够感受美的能力本身。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审美观念不再是分裂人的创造美和感受美这两种活动的审美范式。而是在人的生存和发展,自我理解的意义上,去创建审美的实践范式。可以说,马克思的审美思想真正走出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思想地基,筑起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批判的塔楼,同时达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社会的肯定性理解与否定性理解的辩证统一之中。基于此,本文以马克思的人性理论为根基,探讨马克思如何以审美现代性批判回应现实的社会、现代的历史发展逻辑,如何以审美实践实现人类的全面自由解放。形成以思想发展史为前提,哲学理论为依据,时代发展现实为背景的马克思审美思想的研究思路。论文共分为五章:论文的第一章在梳理西方审美观念的历史演变中透视和把握不同时期审美主体与人性生成的内在关系,在审美的思想史定位中,探析传统审美观念的思想疑难与实践困境。论文认为,从古代到近代,审美经历了从主体被赋予神性、理念和上帝的聚焦形式,导致审美主体自我迷失,形成审美观念实体化阶段;到注重感受和趣味的先在性,导致固化主体的物化审美阶段;再到将实在的理性和抽象的感性予以综合的、主体人性分裂的形上审美过程,来呈现马克思审美思想的思想史根基。论文的第二章基于马克思哲学革命和立足人性观变革来透视马克思的审美思想变革,从感性活动的真实意义揭示人性的“类本性”和“类特性”,建构具体人性观的感性活动;并以感性活动为中心来理解人的存在和人的发展,在人性基底中获得审美主体的感性生成。内在地敞开了一个以人的感性活动为存在论根基的审美原则,形成了马克思研究审美的理论根基和自身理论逻辑阐发的独特维度。论文的第三章从马克思的自身理论把握其审美思想的内涵,构建以感性活动、现实历史和自由个性为核心概念的马克思审美思想的内在逻辑。作为审美存在论根基的感性活动,不再是外在于审美的附属性内容,而构成了审美的内在环节和要素。审美所体现的不仅是关于人的现实生活过程的“对象意识”,更是关于自身存在状态和价值追求的“自我意识”。审美直观与个性的生成在根本上呈现为一种历史性关系,在全面把握人类审美活动的复杂构成中,实践活动既是人类性与自由个性的结合,又具有审美的自由意境和构成了“现实的历史的人”的形上追求。论文的第四章力图在自由、全面解放和发展中建构马克思的审美理想,并从“美的规律”的审美实践,超越受现代意识形态形塑的认识主义和心理主义的审美观念。在人的双重属性和审美关系的双向建构的互动关系中,构建审美的内在规范,满足人们对审美的需求,将审美作为人生存的本质维度。使人能够从直观、体验和移情等审美环节中看到人性的更高存在和理想存在,实现人的精神生活的自由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自由全面发展。论文的第五章以现代性批判回应现实时代,马克思基于感性活动的审美思想同时是一种审美现代性批判。不仅展开了理解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维度,而且对当代西方审美思想的演变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审美现代性批判建立审美实践的当代视野,从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生产关系的经济批判、社会批判,重建现代社会的审美现代性,是我们理解和把握当代审美状况和发展趋向的重要思想参照。

张卓远^[6]（2020）在《保罗·威利斯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为先导,对英国新马克主义者、伯明翰学派代表人物、文化唯物主义践行者、批判教育研究者保罗·威利斯（以下简称威利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威利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继承了马克思哲学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在英国文化唯物主义的影响下,以民族志研究方法介入英国工人青年阶级亚文化,发展了具有在地性、阶级性、历史性、整体性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本文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第一,威利斯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围绕马克思主义、文化、大众文化、青年亚文化、主体意识、民族志等关键词,对威利斯文化唯物主义思想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威利斯文化唯物主义思想对马克思哲学理论继承性发展,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扬弃,对英国文化唯物主义传承性补充和对批判教育哲学的促进性介入。在对马克思劳动理论、文化理论和商品拜物教理论继承和运用的基础上,威利斯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特征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在借鉴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理论、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和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的同时,也对上述理论的局限提出了质疑。在吸收英国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文化研究及方法论的基础上,威利斯构建了融合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人道主义、文化唯物主义特征的思想。同时,威利斯在吸收批判教育哲学理论的基础上,将文化唯物主义运用于教育哲学领域,形成了具有文化唯物主义特征的批判教育哲学,不仅扩大了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范畴,同时为批判教育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第二,青年亚文化批判。威利斯以大众文化为基础,在继承英国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他对文化概念和文化属性的独特理解。他从文化的概念及属性出发,逐步挖掘青年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的特征,通过对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的研究,突出工人阶级青年的主体意识在亚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威利斯对文化概念和特征的思考是在继承英国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吸收雷蒙德·威廉斯“整体的生活方式”、汤普森“整体的斗争方式”和霍尔“理解世界的方式”的基础上,威利斯挖掘了阶级性、大众性、集体性的文化属性,并提出文化是“主体意识的表现方式”的论断。青年亚文化是威利斯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的主要关注点,亚文化是与主流文化相对的从属阶级的文化,当这种文化表现出年龄和代际特征时,就出现了青年亚文化。威利斯认为青年亚文化具有阶级性、从属性、非正式性、集体性和艺术性等特点。青年亚文化既受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同时又欲与之抗衡。作为反抗主体的工人阶级青年具有独特的存在样式和抗争方式。威利斯认为,对工人阶级青年的解读要抛弃一元的阶级决定论,提出要从多元维度出发,分析工人阶级青年的主体特征。威利斯用“洞察”和“局限”两个概念来表现青年亚文化的能动性,并通过他们自缚式的抵制,突出工人阶级青年的自主意识。工人阶级青年觉醒,并逐步构建主体意识的过程,就是他们进行洞察和暴露局限的过程,也是抵制的过程。但是,工人阶级的抵制最终再生产了他们的不利地位,形成了抵制的悖论。第三,文化商品拜物教批判。文化的商品化和商品的文化化带来了文化商品的发展,文化商品是影响当代人身份认同和文化迅速变革的重要驱动因素。在探究文化商品的特点之前,威利斯首先分析了商品的异化,在威利斯看来,商品的异化也表现为四个特征:商品与商品之间的异化、商品与其类本质的异化、商品与人类劳动的异化、以及商品与人类关系的异化。通过对文化商品的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威利斯指出文化商品与一般商品的本质区别在于意义交流,作为“准商品”的文化商品同时受到拜物教和去拜物教的影响,而形成一种动荡的稳定。威利斯对文化商品拜物教批判的最终目的是指出社会主体与文化商品之间的关系,突出社会主体通过对文化商品的选择和意义的重释,实现身份认同、主体意识构建、甚至社会变革的可能。威利斯指出,社会主体对文化商品的选择并不是任意的,它是在文化商品客观可能性和社会主体象征性劳动的共同作用下进行的。在客观可能性和象征性劳动的共同作用下,物质秩序逐渐转变为符号秩序,而符号秩序的转变有可能反作用与物质秩序的形成,并最终引起社会变革。第四,文化形式与文化实践。在威利斯的文化研究理论中,文化形式是重要的研究领域。文化形式包含社会主体、文化客体、文化关系、文化领域和标志领域五个基本要素,以及标志性分析、同源性分析和整体性分析三个分析层次。威利斯认为,文化形式是一种关系:也就是社会主体与周围的客体、机构、实践和工具之间的关系。在文化形式中,社会主体和客体连接在一起,形成文化关系,进行文化实践。文化形式的形成过程就是文化实践的过程,文化形式的实践过程、实践旨归和生活外显都指向文化形式的实践本质。文化实践具有大众性,威利斯通过“地群美学”与“象征性劳动”的概念,强调工人阶级社会主体的文化艺术创造力,指出从日常生活文化实践中理解大众文化的重要性。第五,文化生产的教育哲学反思。威利斯对教育哲学领域的关注继承了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英国文化研究与成人教育结合的影响。本文以哲学立场讨论教育,分析威利斯的教育哲学思想。在将文化唯物主义思想运用在教育分析的过程中,威利斯的教育哲学思想逐渐形成,教育哲学思想是其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威利斯以学校教育为场域,以文化唯物主义思想为基础,对学校生活进行了详尽描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哲学思想,丰富了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的内容。在教育哲学领域,社会再生产理论的运用主要体现在批判教育哲学中,批判教育哲学的再生产理论可以为工人阶级的再生产提供一部分解释,但是威利斯并没有全盘接受批判教育哲学的再生产理论,他认识到批判教育哲学再生产理论中存在两个局限:一是默认社会再生产是自动发生的,将社会再生产描绘成抽象的前提,二是认为学校是社会再生产的场所,学生会被动地接受再生产的结果,忽视了主体的创造性和选择性。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威利斯首先分析了结构主义再生产理论、经济-再生产理论、文化再生产理论和符码再生产理论的局限,然后,威利斯从文化生产的角度入手,将工人阶级青年的主体性抵制引入再生产分析。威利斯的文化生产理论并不在于为社会再生产提供另一种解释。而在于强调文化生产在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位置,文化生产推动了文化再生产,进而造成了社会再生产。第六,威利斯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的特征。威利斯文化唯物主义思想具有在地性、阶级性、整体性、历史性的基本特征。民族志研究作为威利斯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的方法论,为他的思想创造提供了大量的鲜活记录,威利斯民族志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现象的洞察,更在于理论的总结。通过赋予民族志想象力,威利斯在传统民族志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伯明翰文化研究,形成了独特的理论特征。第七,威利斯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的评价。威利斯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的理论指向在于探索亚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探索教育哲学的多元维度、探寻了社会主义“自为的”工人阶级的可能性和促进积极的文化解放。由于威利斯思想巨大的影响力,很多学者都从各自的领域出发理解威利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正因如此造成他们无法把握威利斯思想的全貌,造成对威利斯的误解。他们认为威利斯渲染了工人阶级命运的悲观色彩、忽视了女性群体的亚文化研究、偏向本质主义与还原论、对民族志研究施加了主观影响、夸大了“抵制”的革命意义。在对威利斯文化唯物主义思想进行整体性分析后,这些质疑逐渐被澄清,威利斯思想的真实全貌显现出来。尽管西方学术理论在阐释中国社会现象时都会显得贫乏无力,然而,威利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及其所运用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和富有启发性的观点或许对我们理解、分析和阐释当代中国文化、教育与社会分层的现象会有所帮助,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文化建设带来启示。

邓红霞^[7]（2020）在《阿格妮丝·赫勒“超越正义”理论研究》文中提出正义一直以来是人类历史社会中的人们孜孜追求的价值理念,它的存在以“超然”的现实价值来审视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应然”的实践结果。然而,不同社会和不同时代的哲学家们基于不同的现实生活背景、立场及对正义的各种观点,因而人类追求正义的历史过程也折射出人们对美好生活世界的不懈追求和现实努力。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布达佩斯学派领军人物阿格妮丝·赫勒认为,在后现代语境下的传统静态正义观已不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和客观地解决现实社会冲突。因此,她指出:现代社会正义理论需要实现从过去的传统正义观向现代正义观的转变,从而实现从逻辑理论思辨到现实生活世界的回归。她首先针对前现代传统社会的静态正义理论进行深刻的反思,阐述了现代语境下过去的传统社会正义观和伦理-政治正义概念存在的悖论,因而为了适应现代社会中的现代性危机需要一种新的动态正义理论,同时在实现“自由”、“生命”等价值基础上,需要具有良好美德的公民作为实现良善生活的道德主体。最后,她提出构建的正义目标是超越正义,实现了良善生活就是实现了超越正义。赫勒的学术努力,凸显了后现代社会中因现代性的发生而导致的现代性危机,需要重新追寻道德和善良意志的一种价值诉求,因而引领了当代社会正义问题的研究理念。论文主题脉络大致为:首先是绪论部分,接着阐述了形成赫勒正义理论的背景溯源,在此基础上对形成其理论的渊源进行了历史考察。在此基础上对赫勒正义理论及其内在三重逻辑:起点--中介—旨归进行了解读和分析,最后对赫勒正义理论作了学术评析,其中包括其学术价值、超越和局限及其现实借鉴意义。论文的主题,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对赫勒的正义理论着力展开了梳理,从而在理论和现实意义层面上,提出对当代中国社会正义的参照系之设想。赫勒是一位具有高度整合性且着述颇丰的思想家,其正义理论在形成过程中颇受马克思、卢卡奇等人思想的巨大启蒙,赫勒“超越正义”理论不仅对于马克思正义理论是一种内容的补充,而且对于当前中国和谐社会中国梦的实现是一种宝贵的理论和实践参照系。因为,现代性的发生,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和理想信念发生了金钱至上、信仰迷失、道德沦陷,因而可能会导致各种社会冲突和现实问题的发生。一个和谐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正义的社会。因而,在我们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良善的指引,需要德性作为我们的价值理念,从而最终真正实现超越正义的良善社会。赫勒“超越正义”理论的构建,在理论意义上具有浓厚的批判意味及现实意义上的针对性。在此意义上力图有以下所创新:1.力图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文章以赫勒“超越正义”为研究主题,以解读赫勒正义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为出发点,进而追溯了其理论的思想渊源,接着阐述了赫勒对正义理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发展及形成的过程;从正义到超越正义的逻辑内涵;超越正义与正直的人、超越正义与现代性危机的消解、超越正义与良善生活的三重内在逻辑指向:起点--中介--归宿,力图在一定层面上避免国外研究的片面性、不全面的状态。2.力图内容的创新。我们知道,没有比较就难以知晓自己的境界,即“比较出真知”。因而,为了便于更详尽地阐释赫勒的理论观点,文章在对其内容深度进行阐释的基础上,进而分析了她的正义理论对于拓展正义问题研究视域的启发意义、与西方正义思想之间的比较与超越、与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对苏东社会正义理论和实践的反思等问题上加以比较分析,这既有利于呈现赫勒正义理论的独特性,又将其正义理论置于马克思主义视域及苏东社会历史背景下进行分析,通过这样的研究方法,力图拓展对正义理论研究的新路径。最后,论文的落脚点是当前中国的当前现实问题,赫勒的正义理论是基于西方政治哲学视域之下的,无法直接用于指导中国当前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但是赫勒的正义理论中蕴涵着对社会正义问题的反思和探索,因而利于我们汲取其合理部分,为我们构建中国社会的正义和“中国梦”的实现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

李洋^[8]（2020）在《观念的建构与转型 ——中国美术现代性视野下的’85美术批评研究》文中指出本篇论文试对’85美术运动时期的美术批评进行研究,以20世纪文艺整体观和中国第二次现代美术运动的启蒙为背景,试图探讨’85美术批评在中国美术现代性转型中所起到的建构作用,以此时期对西方艺术各类观念的借鉴与学习从个案角度进行分析。论文主要采用文献检索、批评家个案研究与理论探讨相结合的方法从发展的视角阐述’85美术批评现象。以中西方现代发展为参照,探讨’85美术批评中对西方理论的借鉴与模仿所产生的本土转型,以及本土理论在思潮冲击下所产生的再次解译,如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前卫艺术、“五四”话语、人道主义等观念的时代见解。传统与现代、精英与大众、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等中国现代美术发展以来的多个二元性轴心问题再次成为’85美术运动中的批评与理论焦点,八十年代后期在中国萌芽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问题更成为后来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中的复杂性问题。现代主义艺术批评作为西方现代艺术批评的发端与根本,其理论上的现代性意义在今天仍然是一未竟之业。’85美术运动作为中国短暂的现代艺术二次启蒙,在批评上对西方现代理论借鉴的探讨及对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型方式争论具有承前启后的时代意义,当时提出的争议和出现的问题对于当下人文的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郑冬玲^[9]（2020）在《20世纪80年代小说人物形象理论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见证了历史变迁的年代。中国文坛更是如此,无论是文艺思潮、文学理论、还是小说作品形态在80时代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实主义文学的命运在80年代似乎经历了过山车。而小说人物形象理论也在不断调整中逐渐前行。通过梳理20世纪80年代小说人物形象理论的发展路径,探索小说人物形象理论逐步发生改变的原因,可以发现:20世纪80年代,随着“文学是人学”命题的重新确立,学界对于小说人物形象理论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从整体上看,20世纪80年代,我国小说人物形象理论的发展路径可以分为三条:一是典型理论的发展路径;二是人物性格理论的发展路径;三是人物形态理论的发展路径。三条路径互相补充。第一是典型理论的发展路径。新时期之初,随着文学“一体化”状态的结束,学界在反思过去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了典型理论,并提出了一些建构性理论。然而,在经历短暂的繁荣之后,典型理论逐渐走向衰落。第二是性格理论的发展路径。它主要包含了两方面内容:首先是刘再复提出的性格二重组合论,其次是林兴宅提出的性格系统论。为了突破典型理论的局限,恢复人在文学中的主体地位,刘再复和林兴宅分别从“人学”的角度以及“方法论”的角度剖析了人物的性格特征。第三是人物形态理论的发展路径。它主要涉及了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福斯特的人物形态理论及其在中国的接受和发展,其次是我国学者对人物形态理论的革新。20世纪80年代,小说人物形象理论经历了从塑造典型人物到一元二重性格组合人物,再到圆形立体化人物的变化。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小说人物形象理论出现了两个变化:第一是小说人物形象理论蕴含的政治性色彩越来越淡,审美性色彩越来越浓,第二是学界对小说人物形象理论的研究从关注外在的社会背景向关注人物内在的性格心理转变。

王思楠^[10]（2020）在《赫勒政治伦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政治伦理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在西方古希腊时期就出现了关于政治伦理问题的探讨,尽管在一些历史时期因某些原因,导致政治伦理遭遇过“寒冬”,但随着进入二十世纪人类经受了极权主义、民族主义等极端政治思潮的威胁,政治伦理问题不断凸显,因而重新引发了人们对政治伦理问题的思考和探讨。20世纪以来,关于政治伦理问题的探讨呈现出从宏观层面逐渐向微观层面转变的态势,思想家们越来越关注于政治背后的文化因素,关注日常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关系,主张多元化、差异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阿格妮丝·赫勒因经历过两次极权主义政权的迫害而极为关注政治伦理问题,从微观层面的政治伦理向度,探讨人的生存状态,人类社会的存在状态,以及思考人类的未来走向,从而形成了一种极具现实意义的人道主义的政治伦理思想。从总体上来看,赫勒政治伦理思想就是反思现代性历史背景下人类政治生活的状态,探寻政治生活回归伦理本质的路径。赫勒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运用宏观与微观、实然与应然、内在与外在、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的方式方法,一方面探讨了政治中的自由、正义、平等等价值中所蕴含的道德内容和政治生活中的伦理特征,另一方面探究了政治生活中的道德准则。赫勒以后现代视角反思现存世界,揭示出现存世界陷入危机和困境之中,现代政治生活失去了伦理本质,因此赫勒站在否定和超越现存世界的激进的人道主义立场上,探寻一种能够实现人人都有平等的自由和平等的生活机会的最佳的可能的社会-政治世界,进而促进新的生活方式的生成,满足人们追求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需求。为此,赫勒从探究人的存在问题出发找寻人类社会政治生活能够走向人道化和民主化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为民主政治建构了以好公民为基础的政治伦理规范,强化了政治生活的伦理本质和道德内容,并从社会生活的政治伦理和日常生活的个性伦理相结合的视角探寻了有意义的生活方式,揭示了最佳的可能的社会-政治世界与多元化的良善生活之间互为前提的关系。赫勒的这一政治伦理构想使得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理论在现代性的背景下能够具体地体现出来,彰显出较强的现实可操作性和可参照性。

二、人道主义:黑格尔美学的一个特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人道主义:黑格尔美学的一个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1）赫勒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乔治·斯坦纳的“老式批评”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杜威审美经验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马克思审美思想研究 ——审美实践的人性意蕴及其现代性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6）保罗·威利斯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阿格妮丝·赫勒“超越正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观念的建构与转型 ——中国美术现代性视野下的’85美术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20世纪80年代小说人物形象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赫勒政治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人道主义:黑格尔美学的一个特征（论文参考文献）

• [1]赫勒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D]. 李晶晶. 吉林大学, 2021(01)
• [2]乔治·斯坦纳的“老式批评”理论研究[D]. 解琪.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3]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D]. 胡贝克.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杜威审美经验理论研究[D]. 刘璇. 吉林大学, 2020(12)
• [5]马克思审美思想研究 ——审美实践的人性意蕴及其现代性批判[D]. 崔佳.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保罗·威利斯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研究[D]. 张卓远. 山西大学, 2020(12)
• [7]阿格妮丝·赫勒“超越正义”理论研究[D]. 邓红霞. 华侨大学, 2020(11)
• [8]观念的建构与转型 ——中国美术现代性视野下的’85美术批评研究[D]. 李洋. 大连工业大学, 2020(08)
• [9]20世纪80年代小说人物形象理论研究[D]. 郑冬玲. 郑州大学, 2020(02)
• [10]赫勒政治伦理思想研究[D]. 王思楠. 黑龙江大学, 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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