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德重金建设水利防灾减灾工程

一、顺德巨资建设水利防灾减灾工程（论文文献综述）

王秀芳^[1]（2021）在《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莫尔、圣西门、傅里叶,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社会主义的发展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巨大飞跃,但是从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到苏东剧变的发生,也充分表征了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纵观社会主义走过的五百年历程,其中不乏思想家、政治家为此所提出的真知灼见,但是以科学家视角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的理论却少之又少。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钱学森创立的,关于中国应该如何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推动21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观点和主张。这一学说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系统工程和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为方法支撑,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以促进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协调发展和高效管理为重点所进行的理论探索,是钱学森晚年学术思想的精华。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是一个内容极其广泛的理论学说,本论文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指导下,以《钱学森书信》及其补编（15卷）以及《钱学森文集》（6卷）等为主要文本依据,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等多种方法,从广泛分散在书信、文集、讲话中提取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的观点,在全面展现这一宝贵精神财富的真实面貌基础上,对这一理论进行概括总结、演绎分析。钱学森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规划主张始终围绕着三个问题进行:如何实现现代科学技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问题;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内部各系统互相服务的问题。世界社会形态和三次社会革命观点,不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学说,深刻揭示了中国与世界发展的不同步问题,并以此为出发点,钱学森对于21世纪中国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进行了深入探索。四大领域九大建设主张对于新时代五位一体建设、教育发展和国防建设,尤其是对于创建健康中国、绿色中国、科技强国、教育强国等有重要启示与借鉴价值。社会工程和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的倡导,对于推进信息革命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从任务能力型到系统效能型转变有重要意义。虽然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不是尽善尽美的理论学说,但至少为当今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种思路、一种方法、一种路径,而且经过实践的检验,其中的诸多理论学说已经得到了认可并被付诸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虽说其中的有些观点、理论尚存在争议,但依然不能掩盖这一思想所散发的光芒。

石晏州^[2]（2019）在《1936-1937年河南旱灾及其救治》文中研究说明河南古称中州,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古往今来一直皆为粮食大省。加之该区域开发历史悠久且力度与尺度均超过同时期的其他地域,所以自宋朝开始,本区域的生态系统就逐步失衡,并自此一发不可收拾,越往后期越恶化。尤其到了晚清时期,河南几乎每年都要遭受或大或小的旱灾、涝灾、冰雹、地震、蝗灾、风灾、火灾、霜冻等灾害的光顾。而步入民国时期,这种灾害频临的局面非但没有稍稍减缓,反而有过之而无不及。与此同时,河南人民还需应对军阀混战、盗匪猖獗、吏治腐败、社会动荡等带来的冲击与影响。而此时的民国政府对于防灾与赈灾往往是心有力而力不足,这样就进一步助长了灾害的严重性。所以基于以上因素,就选取1936—1937年河南旱灾为典型案例,并重点透析此次旱灾的概况、成因、影响、应对等方面,希冀以史明鉴,以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此次河南旱灾的概貌,同时也总结了此次旱灾的时空特征即旱涝循环的周期性规律与四季连早,形成重灾、次重灾、较轻灾三大类。再者又论述了旱灾诱发的诸多次生灾害如虫灾的疯狂肆虐、疫病的大流行。除此之外,也概括出灾害的交叉性突出即水灾、震灾、火灾、风灾、冰雹一同进发。第二部分主要阐释了引发此次旱灾因子即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对于前者主要从气温、降水与典型的地形地貌如豫东平原、豫西山地丘陵、豫南盆地给予剖析。而对于后者则从林业工作的废弛与水利设施的滞后两个方面予以概述。第三部分主要梳理了此次河南旱灾的影响即经济衰退、社会动荡。关于经济衰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即农业的减产和家畜的减少、农产品价格的飙升、商业凋敝与副业生产锐减。而社会动荡着重体现在如下几点即人口大量死亡、农民负担过重、灾民流徙严重、饥民抢粮风潮、社会道德崩塌。第四部分主要探讨了此次河南旱灾的应对即政府的角度与民间的角度。民国政府的应对其表现在救灾与防灾两个角度。从政府救灾的角度大体上涉及急赈、调粟、农贷、以工代赈、蠲免、除害与禳灾。而关于政府的防灾方面重点集中于仓储、水利、林业等角度。此外民间的救灾主要囊括了两个层次,即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对于国内层次主要表现在华洋义赈会、中华慈幼协会、红卍会、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等慈善机构的救助作用,以及国内的政界、经济界、军界、宗教界、文化界、普通民众等的襄助。而国际层次则突出展现在海外华人华侨的资助以及国际社会的援助。

黄坚,潘运方^[3]（2017）在《广东省水利网络舆情监测与思考》文中研究表明通过开展广东省水利网络舆情监测及应对处置,阐述广东省水利网络舆情工作机制、监测方法以及应对措施和成效,结合实例进行剖析,提出网络舆情信息共享、联合应对处置、加大政务公开和扩大宣传阵地等工作建议,有利于指导全省水利系统网络舆情工作开展。

茹建辉^[4]（2015）在《对水利现代化的思考和建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根据作者长期对现代化内涵和实现迫切性学习的初步理解,对广东省进行水利现代化建设提出一些建议,供水利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参考。

杨勇诚^[5]（2015）在《风险社会视阈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省思》文中提出公共危机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社会突出问题,深刻影响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公共危机频发并造成损害已然成为我们人类社会生活不可避免的重大挑战。中国目前正处于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进入了社会发展的“三期叠加”的重要时期,“三期叠加”就是经济增长速度进入了换挡期、结构调整迎来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处于消化期,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难以避免的一个重要而关键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自然和社会矛盾的瓶颈约束最为突出、最为特殊,各种诱因的综合影响下,很容易出现经济失调、社会失序、心理失衡,导致矛盾集聚、冲突潜伏和危机爆发。公共危机的发生从其内因上看,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因素在起作用,也就是说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其诱发的因素不仅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甚至是由自然和人为因素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综观国内外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我们不难看出公共危机事件主要有三种基本表现：一是我们人类比较常见的危机事件,也就是由自然因素诱发的危机事件,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山洪爆发、泥石流、强烈地震、山体滑坡、矿难,等等；二是在一些地区时有发生的危机事件,也就是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公共危机事件,这种危机事件主要包括局部性的或全局性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如恐怖袭击、食物中毒、劫持人质、局部骚乱、集体上访、交通事故,等等；三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一般的自然灾害危机事件,但究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其实是人为造成的危机,如山体滑坡导致的交通瘫痪、强大暴风雨导致的农作物失收等危机事件,由于医疗卫生条件限制导致大规模的突发性疫病流行所引起的公共卫生危机,以及由于人类的过度砍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导致严重的干旱及泥石流的爆发等自然生态灾害类事件,不仅有自然的因素,而且有人类的因素,是两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所致。从历次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来看,尽管事件有大有小、有强有弱,但其一旦发生,都会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引起人们心理恐慌、惧怕和情绪不稳定等,影响到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稳定。危机事件的发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效防范和治理公共危机事件,尽可能减少和降低危机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危害及损失,成了国内外广大学者普遍关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当前,随着社会转型,我国社会矛盾也目益多样化和复杂化,各种迹象表明,当代中国面临诸多社会风险,中国进入风险社会已是不争的事实。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呈现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人为性因素导致的社会风险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年我国人口为13.4亿,占世界人口的比重高达19%。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我们人类向自然界索取各种物质资料,科学技术日益进步的今天,我们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向大自然索取物质资料的手段更加先进,对自然办的影响更加广泛、更加深入,人类频繁的行动过程,对自然界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压力,从而导致社会风险从原来的自然风险占主导地位转变为由人为的不确定性因素导致的人为风险占主导,社会风险的人为性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二是各类风险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现代国家建立的各种制度在为人类的安全提供保护的同时,也为人们的冒险行为提供了激励,其自身都会带来另外一种风险,各种风险之间相互交织。当代我国,风险社会的形成从本质上讲决不仅仅只是简单的自然或社会因素所表现出的问题或现象,从本质上看是综合因素的表现,是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管理制度等综合因素带来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风险社会是一种制度性的风险。三是风险影响的广泛性。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看,中国风险社会的形成也是各种各样复杂矛盾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当代中国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在不尽健全和完善的制度和法律面前,社会矛盾和风险的发生有时已经超乎了我们的想像,尽管不是危机四伏,但风险无处不在,如果缺乏有效的防范措施,就会酿成重大的损害后果。我国风险发生及其影响的领域越来越广泛,涉及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生态、民族、文化、安全,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影响力不断增强,损害力越来越广泛。当代中国社会,公共危机事件的频发度与危害的严重性也呈上升趋势,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其涉及的领域与范围,涵盖了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自然领域、生态领域等等,危机事件的发生已不再是单向,而是复杂的多向性。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不断发展,我国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社会思想观念发生着重大调整和深刻变化,各种潜在的社会矛盾充分暴露和显现出来,新旧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激化,一些领域不可避免地发生公共危机事件。比如,随着城市的建设发展与市容市貌的改善需要,城市征地拆迁在所难免,政府的强制性拆迁与群众的不理解不支持之间的矛盾很容易激化酿成社会危机事件。又如司法不公、医患纠纷、环境污染、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老板克扣农民工工资等引发的矛盾明显增多,这些都可能在一定的诱因下导致新的社会公共危机事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与此同时,从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所造成的损害及其影响程度上看,危机事件的性质恶劣程度不仅呈现上升趋势,而且危机事件的组织性、暴力性和危害性在增强,传播性和复杂性不断提高,联发性危机事件增多,直接影响社会的安全稳定。在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我们需要对各种社会问题与矛盾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社会危机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和把握,而且需要积极探寻有效化解风险、规避危机、促进和谐、保持稳定的有效举措。本文对源自于西方国家的风险社会理论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把握其实质,借鉴其中的“合理”成份,探寻风险社会下我国地方政府如何改变公共危机治理只限于技术领域的传统的思维和做法,从伦理视野系统、全面的探求治理公共危机,也就是从人类自身行动与实践的影响性的角度出发对当今社会频繁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进行深入而全面的反省和思考,为风险社会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一个有参考价值的范本,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理论上看,本研究在国内外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观点,从西方风险社会理论作为基本的切入点,把它当作观察与分析当代中国社会风险与危机现象的一种特殊的理论工具,进一步拓展研究中国当今社会公共危机的治理,特别是如何从伦理的角度对地方政府治理公共危机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不再从宏观层面去研究公共危机事件危害及其治理,而是从伦理学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伦理治理对公共危机事件的重要影响,得出了如下一些基本理论和结论：当代中国风险社会下公共危机发生的人为因素普遍提升；地方政府治理公共危机面临多重的伦理困境；观念性伦理困境、制度性伦理困境、行为性伦理困境,是制约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障碍；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需要超越市场逻辑,走出治理公共危机的救赎之道。从这一点上看,有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管理理论体系,有助于充实风险社会理论和公共危机管理等理论,对于我们如何深入研究风险社会下当代中国公共危机多发的新趋势,以及如何更加关注伦理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作用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更加详细的资料。从实践上看,本研究对于我国地方政府及其部门重视人为因素在危机防范与治理中的影响,特别是从心理疏导、心理沟通、心理和谐建构、心理服务等角度去理解、反省和思考治理公共危机事件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和指导意义,而且有助于各级地方政府在危机事件发生后,如何充分调动广大民众参与其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尤其是从主观感受方面去提升广大民众的参与热情,从减少损失的角度去反省和思考治理公共危机,这些方面无疑体现出了本文的实践价值与实际意义。总之,当代中国社会,我们面临的社会风险,可以说是国际社会风险和国内社会转型风险等多元风险的共同冲击,各种风险和危机日益凸显,如果我们还按照以往的做法,很难适应新的社会发展趋势,新情况、新态势面前,我们需要从新的角度,也就是从伦理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风险社会下我国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的治理,这样,我们对能对风险社会有一个新的认识,不断增强风险意识、树立强烈的风险观念,理性地反思和有效控制人类的种种危害自然界的实践行为,减少人为因素可能造成的危机发生,积极应对各种风险和危机,避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损害后果。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分析和研究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以及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学者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并进行系统的梳理、辩证的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观点和风险社会理论作为理论分析工具,对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和危机现状进行阐述并探讨治理对策。全文除绪论外主要有六章。第一章主要从现代性的角度深入分析风险社会理论和公共危机理论及其逻辑关联。第二章深入分析我国风险社会所呈现的基本特征以及风险社会下我国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面临的各种挑战。第三章主要分析研究公共危机发生的伦理价值、伦理特征、伦理原则,以及如何对当代风险社会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进行伦理审视。第四章从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概述及其一般原因、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现状评估、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困境等三个方面,深入分析和研究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现状及面临的各种伦理困境。第五章主要从经济原因、社会历史原因、体制原因、观念原因和政府官员个体原因等方面,分析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陷入的伦理困境及其原因。第六章主要从治理对策的角度探讨当代中国风险社会下地方政府如何超越市场逻辑,走出公共危机治理的救赎之道,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袁博^[6]（2014）在《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文中提出水是一种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自然资源，它在人类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大禹治水起，中国历史就与水有不解之缘，在这几千年中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把治水放在治国的重要位置，形成治水文化。从这一角度讲，中国历史是一部关于水的历史。因此关于水的研究不可或缺。尤其是在当今水资源紧迫的形势下，中央多次发布文件，号召全社会重视水、解决水问题。选题的研究可为建设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加快水文化的建设步伐。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利益的驱使下，纷至沓来。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惊醒了沉睡已久的中国人。在这炮声的背后，资本主义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也随之东传，与传统国人的守旧、保守思想发生碰撞和冲突，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西方思想的先进性。近代中国社会对水的态度、认识和利用的转变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中国古代历史便形成了具有丰富内容的水文化，不仅形成了一套管理高效的水政系统，保存了大量有关水文的记录，还涌现出诸多杰出的水利着作，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水经验。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具有神秘力量，人们把水不断神化，形成各种水神，在日常尤其是水旱灾害发生时便会祭祀、祈佑。除此之外，还形成许多关于水的哲学、文学艺术及建筑、民俗等。这些构成了传统水文化的主要内容。随着鸦片战争后国门的打开，近代中国的水文化内容也日渐体现出科学、现代化的特征。首先是各届政府逐步引进西方制度，形成现代化水政，对水的管理不断规范化。第二，随着教育救国论的兴起和传播，近代教育体系日臻完善，高等教育、实业教育得到快速发展，因此水利教育在晚清出现后，在民国时期逐步确立并发展。不仅各级工科学校课程得到完善，还出现多所专门水利学校，为近代水利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第三，近代水利事业得到发展，不仅近代社会普遍认识到水利建设的重要性，还形成全社会讨论各地水利建设的现象，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水利专家，同时也推动了近代水利科学技术的发展。第四，传统文化中的水神崇拜在科学日兴的近代中国仍继续存在，并体现出新特征。虽然水神信仰在近代逐渐式微，但由于民间信仰的依赖性和根深蒂固性，并不容易消除，从而形成了迷信与科学、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局面。第五，通过发掘近代出版的书籍、报纸、期刊、名人着作等史料，探究近代民众对水的认识的变化。由于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传入，民众对水尤其是江河湖海、瀑布等自然事物的形成、变化有了更科学的认识和解读。近代各类报纸、杂志流行，不断向民众传播各类科学常识，其中关于各种形式的水的科学知识、文学作品等改变了人们对水传统认知，也改变了生活习惯，提升了国人素质，表现了中国水学的近代化。最后，作为特殊水体的海洋在近代中国有着重要的地位。近代中国的侵略者都是从海上入侵的，这就促使了近代中国海洋意识的觉醒。加之西方海权思想的传入，近代中国海防、海权思想也得到发展和完善。总之，水文化在近代中国既保留了传统社会的内容，又接纳了西方文化的内容，使水文化在“变”与“不变”中的不断发展。这体现了近代水文化对传统水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西方近代先进水文化的引进与吸收；也既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又体现了近代文化的先进性。在二元文化的影响下，近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教育体制、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民间信仰、科学文化等呈现出多元化、近代化的趋势，中国社会也向着现代、文明、科学的方向前进。

陈嘉泉^[7]（2014）在《广州市南沙区应急管理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认为在现代社会，由于各种突发公共事件发生的概率大大增加，处理各种突发公共事件已经成为政府的重要职能，应急管理能力已经成为衡量政府管理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南沙区地处广州最南端，2012年9月，南沙新区发展规划得到国家批准，南沙区迎来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但机遇和挑战并存，新区面临各种跨区域的、跨行业、自然的和社会的交织并存的风险，所面临突发公共事件的威胁在不断增大。2009年6月10日，南沙区某液化气公司释放液化气，导致附近群众深夜紧急撤离家门，引发不明真相的网民热议。2009年8月21日、22日南沙滨海泳场连续两次发生泳客意外溺水事件，引起现场众多游客惊慌，泳场被迫临时关闭等问题。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方面，南沙区等地方政府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还存在着体制建设不完备、应急预案不健全、信息传播机制待完善等问题，导致在公共突发事件发生的前期缺乏紧急应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解决突发事件的最佳时机。本文通过研究应急管理相关理论，对南沙区应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借鉴国内发达国家和国内主要城市应急管理先进做法，并结合具体工作实践心得，对南沙区完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提出建议和对策。

孙强强^[8]（2013）在《民国工赈研究（1912-1937）》文中提出工赈，即以工代赈，是指被赈济对象通过出工投劳以获取救助的形式。作为一种赈灾手段，与施粥、赈谷等常见救灾方式相比，工赈救灾则具有间接性、有偿性等特点。于赈灾而言，工赈是为一种标本兼治之策。在我国，工赈救灾由来已久，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后世王朝多有效仿，这也为后人积累下了宝贵的工赈思想财富。我国虽是多灾国度，但在古代社会，工赈救灾并没有得到应有之重视，仅仅是作为传统救灾方式的辅助手段而已。近代以降，中西交流加强，西方工赈思想传入，丰富了中国传统工赈内涵。传教士、外国救灾团体的工赈实践及中外救灾的合作，更增进了国人对工赈救灾的认识。工赈也以其良好的救灾实效，在民国这样一个灾荒多发的时段，逐渐受到重视，被视为“最合科学原则及最适于实用之救灾办法”。工赈在民国的盛行，除现实救灾地迫切需要外，还与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新兴社会力量的成长不无关系，二者的发展壮大对用款巨靡的工赈是为利好因素。民国前期，政府与民间、中央及地方举工施赈多次，但凡大的灾荒救济，都见有工赈举措。工赈救灾这一方式也在实践中经历着近代转型。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北京政府成立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处，在该组织的主导部署下，一系列工赈项目施行开来；诸如天津等地的堤埝修复工程、京通马路的修建等。这次工赈是民国成立后实行的首次较大的工赈赈济行为，也是近代化社会下工赈赈济的一次有益尝试。1920年北五省发生旱灾，为救荒，北京政府成立了督办赈务处，中外民间团体联合成立了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政府与民间合作举办了数个有影响的工赈项目，烟潍路、德临路等均是本次工赈的重要成果。整体来看，此次救灾工赈发挥了重要效用；官民携手办赈、中外密切合作，工赈的社会化与国际化增显。1931年江淮大水灾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了救济水灾委员会，在该机构的组织协调下，中央与地方展开了民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工赈救治。这一时期，民间组织华洋义赈会等也举办了一系列的工赈。大型灾荒中工赈的应用，使之走向成熟之时，也加速了工赈救灾的近代化。民国时期，工赈救灾的过程是繁杂的，人力动员、资金筹措、工程规划，等等，这些都需要未雨绸缪、统筹办理。具体来看，在工赈组织方面，为更好开展工赈，遇有工赈事项，一般会临时设置工赈救灾组织机构，专事办理工赈；这也是这一时期的常态做法—常态临时工赈救灾组织体系。在工赈经费方面，资金的筹措需要全社会动员、多渠道筹集；这一时期，政府拨款、群众捐款、内外借款、加收税款是筹集赈款的多样做法。在工程实施方面，则分为工前的勘测论证、工中的监督施行、工后的验收备案等环节。在工赈工人方面，工人分为技术人员、普通工人及监管人员等，灾工主要自灾民中招募；灾工在生活、卫生及工作方面多有严格规定，此外，这一时期还开展了提高灾工素质的教育活动。在工赈内容方面，可归纳为水利工赈、交通工赈、涉农工赈和实业工赈四个方面，既有治河、修路等传统内容，又有开办实业工厂、设立实业学校等新式内容。这一时期的工赈，以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为界标，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为代表的民间工赈势力占据主动地位；后一阶段，以南京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领导实施的江淮水灾工赈为契机，官方势力重新占据工赈主导地位。此外，这一时期中央实施的工赈多以大工赈为主，地方上则偏重于小工赈。围绕着解决灾荒救济这一时代课题，工赈救灾也已融入到了民国社会中去。总体上看，民国时期的工赈救灾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赈济成效。大量灾民通过参加工赈得以活命，大批工程通过借助工赈得以实施。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以工代赈也都产生了利好影响。诚然，这一时期的工赈救灾中还有诸多不和谐因素，但瑕不掩瑜，好的方面还是主要的。总之，民国时期工赈赈济成效是显着的，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研究民国时期的工赈，总结工赈的利弊得失，在今天看来依然有重要意义。

李鹏,吕择^[9]（2012）在《2003-2012中国十年科技大事回顾》文中研究说明从2003年到2012年，十年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春夏秋冬静悄悄地轮回，所有的沧桑都化成了今天这一杯五味俱全的咖啡；十年里，有过那样一些泪水，让人永远无法忘记；有着那样一些荣耀，成为国人永恒的骄傲…… 在这10年间，我们一直关注于中国的科技进步和发展，以及

庄宏忠^[10]（2012）在《清代黄淮流域志桩水报运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认识清政府水环境观测、管理和控制的职能,考察清代水位测量工具志桩的设立、分布和水报功能情况,并以淮河上中游和黄河中游志桩水报为例,复原其志桩的设立和水报的具体运作情况,探析清政府水环境风险预警体系的建立过程,评价该体系在清代江河防洪中的效果,通过这一历史过程来展示清政府集权统治的特点。对于水环境的观察行为古已有之,随着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这一行为在观测工具、技术以及运用范围等方面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清代以来,不管从水资源调配的角度,还是对于洪水风险管控方面,对于水环境的观测逐渐成为一种政府实施的行为,被纳入到国家制度层面进行运作。本研究主要以清政府志桩水报体系的建立和运作为切入点,来探讨这一问题。首先,本文明确了清代河工领域“志桩”和“水报”的概念和两者的关系。“志桩”是用来测量河水或湖水水位涨落尺寸的工具,“水报”是指将江河湖泊工程、水势情况,向上级部门或其他地区进行传报的行为,其中水报的主要内容就是由志桩测量所得的水位情况。通过梳理有清一代关于志桩文献的记载,提取出多个常见志桩的名称,探究了它们的基本设立情况、功能应用和地理分布。研究认为,清代志桩可以分为测量式和预报式两种,二者都具备测量水位的功能,但区别在于,预报式志桩增加了向下游传报水情信息的任务,其防洪预警的作用较为突出。关于测量式志桩的分析,文章以山东境内北四湖和南四湖志桩水报为例,揭示了该类志桩水报指示当地水资源调配的特点。对于预报式志桩的管理和运作是本文探讨的重点。论文分别对淮河上游和黄河中游志桩设立及其水报运作情况进行了复原性研究。研究表明,这些志桩的设立过程,同时是清政府对于上述区域地理背景和洪水环境深入认识的过程。淮河上中游和黄河中游,清初以来是政府工程设计和职官配置上的“缺失”地带。但18世纪初,随着黄河上游宁夏府志桩水报的出现,清政府视野逐渐加强了对于黄淮上中游的关注,从而开启了清政府全流域水环境监控预警的序幕。至18世纪中期以来,淮河上中游和黄河中游都与其下游建立了水情传报联系,这一过程,是清政府政权力量和环境管理力度不断增强的表现。康熙朝以来寻求河道治理专业化的趋势,使管理河道的技术型官僚队伍不断成长,从而在清代治河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志桩水报体系构建思想就来源于这一群体。不过,在官员力量强化的同时,清政府有效地运用其强有力的制衡策略,在志桩水报过程中既调动了河官与印官的协同参与,又加强了对于两者施政行为的监督。关于清代志桩水报在防洪御险中的效果,本文认为,其主要表现为对于下游工程修防和调控的参考意义。由于地理环境的复杂性、传递条件的制约性,以及政治环境等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志桩洪水预报效果不应做过高评价,其所发挥的政治作用更为关键。

二、顺德巨资建设水利防灾减灾工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顺德巨资建设水利防灾减灾工程（论文提纲范文）

（1）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1936-1937年河南旱灾及其救治（论文提纲范文）

（3）广东省水利网络舆情监测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4）对水利现代化的思考和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5）风险社会视阈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省思（论文提纲范文）

（6）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7）广州市南沙区应急管理的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民国工赈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10）清代黄淮流域志桩水报运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顺德巨资建设水利防灾减灾工程（论文参考文献）

• [1]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D]. 王秀芳. 兰州大学, 2021(09)
• [2]1936-1937年河南旱灾及其救治[D]. 石晏州. 安徽大学, 2019(07)
• [3]广东省水利网络舆情监测与思考[J]. 黄坚,潘运方. 广东水利水电, 2017(04)
• [4]对水利现代化的思考和建议[J]. 茹建辉. 广东水利水电, 2015(10)
• [5]风险社会视阈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省思[D]. 杨勇诚.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3)
• [6]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D]. 袁博. 山东师范大学, 2014(08)
• [7]广州市南沙区应急管理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 陈嘉泉. 华南理工大学, 2014(02)
• [8]民国工赈研究（1912-1937）[D]. 孙强强. 山东师范大学, 2013(09)
• [9]2003-2012中国十年科技大事回顾[N]. 李鹏,吕择. 北京科技报, 2012
• [10]清代黄淮流域志桩水报运作研究[D]. 庄宏忠. 陕西师范大学, 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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