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公开的实践与思考

一、关于政务公开的实践与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许颖^[1]（2021）在《服务型政府视角下南宁市政府信息公开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全球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完善,数字政府也随之成为时下最热门的话题,各国政府正想方设法运用数字创新服务于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后,政府对推进国家信息化建设有了新目标,我国要努力打造数字信息化政府,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各地方政府在推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中,怎样才能发挥政府职能建设好服务型政府成为了工作重点。随着公民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实现政府与公民良性互动,增强公民参与度和满意度是各地方政府打造服务型政府和阳光政府的重要体现,在服务型政府背景下,政府信息公开是优化政府信息资源配置的有效路径。南宁市政府从2008年5月开始就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的相关政策制度,然而,当前南宁市政府在开展信息公开工作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和无法解决的现实困境,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信息公开未能快速匹配当前瞬息万变复杂的形势,在服务型政府理念的基础上,如何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全面优化信息公开政策环境,有效推进南宁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并真正取得实效,就成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从服务型政府的视角出发,本研究论文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法、调查法、访谈法、案例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进行论文撰写。依据公共服务、知情权和信息不对称这三个基本理论,参考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政策文件、统计资料数据,以及对南宁市行政审批局进行实际调研,理论结合实际,以南宁市政府信息公开做为分析案例,探讨南宁市政府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及形成的原因,提出南宁市政府要转变服务理念、完善监管机制和创新信息公开的科学体系去完善政府信息公开,以推动南宁市政府信息公开的发展。

黎芳宇^[2]（2021）在《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研究》文中认为党务公开是推进政党治理体系和政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是新时代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新课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党务公开,畅通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监督党的组织和干部、向上级党组织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渠道”。2017年12月20日施行的《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以下简称《党务公开条例》）是党的十九大后党中央制定和发布的第一部党内法规,充分说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务公开的高度重视和强力推进。如何正确认识党务公开?如何规范党务公开?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构成论文分析的逻辑起点,也是贯穿全文的核心内容。党中央高度重视和推进党务公开,党的十八大之后,“党务公开”被高频率的使用,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加强和规范党务公开是为了发展党内民主、强化党内监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二是加强和规范党务公开,有助于更好的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唤起党员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使广大党员更好了解和积极参与党内各项事务;三是加强和规范党务公开,有助于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推进政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论文选题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务公开的重要论述的基础上,以新时代党务公开现实状况为背景展开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极具价值和意义。本论文由导论、正文五章和结语三个部分组成。其中,正文五章是论文的核心部分。第一章聚焦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基础理论,旨在弄清楚党务公开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党务公开基础理论是整篇论文的立论基础和理论基础,厘定党务公开的基本概念和内在维度,对于研究党务公开具有本源性的重要意义。本章分为三节,即党务公开的科学内涵、党务公开的理论来源、党务公开的基本原理。首先,对党务公开进行概念分析并厘清党务公开的基本维度。其次,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关于党务公开的理论进行梳理和述评,厘定党务公开理论的孕育形成和发展脉络。最后,从党内民主、政党政治文明、党内监督、全党统一意志和行动这四个角度对党务公开的基本原理进行分析,回答为什么进行党务公开这个问题。第二章聚焦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历史进程,旨在弄清楚党务公开缘何而来、从何而来、怎样而来。本章顺沿我们党进行党务公开的历史轨迹,深刻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开展党务公开的历史进程和主要特点,本章分为四节,即党务公开的萌芽和初步探索时期、党务公开的探索与曲折时期、党务公开的恢复和发展时期、党务公开的完善和创新时期,深刻总结贯穿其中的基本经验和教训,系统论述新时代党务公开的新决策新思路新要求,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党务公开提供有益思考和镜鉴。第三章聚焦世界主要政党党务公开的理论与实践,旨在通过比对扬长避短、博采众长。本章分为两节,即世界主要政党党务公开实践现状、世界主要政党党务公开的经验和启示。本章对35部马克思主义政党章程和纲领,33个不同国家不同政党的章程、涉党法规和党内法规,以党务公开为线索进行全面的梳理、分类和评析,总结经验分析不足,为新时代加强和规范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提供参考。第四章聚焦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现实分析,旨在阐述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创新成效的基础上,指出党务公开现实困境的表征和主要成因。本章分为三节,即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的创新成效、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现实困境的主要表征、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现实困境的主要成因。本章根据党务公开的实践现状,选择从思想认识、技术方法、制度体系三个维度思考党务公开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从认识偏差、工作滞后、制度缺失三个层面指明党务公开现实困境的具体表征。在此基础上,从组织和个人的角度分析党务公开现实困境的成因:公心不足、功能淡化、责任不实。第五章聚焦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的创新路径,旨在弄清楚新时代如何加强和规范党务公开工作。本章分为五节,即着力完善党务公开制度,确保党务公开有序运行;着力培育党务公开文化,发挥党务公开文化优势;着力革新党务公开技术,提升党务公开整体效能;着力落实党务公开责任,确保党务公开贯彻落实;着力健全党务公开机制,夯实党务公开工作基础。本章以党务公开制度和实践中的问题为导向,以历史经验教训为镜鉴,从制度、文化、技术、责任、机制五个角度有针对性的提出实践路径,力图为加强和规范新时代党务公开提供一些有益思考和实践路径。

博瀚^[3]（2020）在《海拉尔区政务公开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政务公开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制度组成部分,是围绕政府决策过程所产生的决策信息根据特定的制度和程序向人民群众公布,对保障人民群众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县级政府是我国治理体系中承上启下的层级单位,对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改革中有独特的战略地位。本文通过实践调查来发现海拉尔区政务公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阻力,挖掘探讨问题内在根源,结合理论层面和当地政务公开工作具体情况,提出改进海拉尔区政务公开制度的对策,确保让海拉尔区政务公开制度能够产生良好的效果。因此,围绕海拉尔区政务公开问题进行研究对于完善我国政务公开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陈辉^[4]（2020）在《监察委员会处置权研究》文中指出处置权是监察委员会依据法定程序作出的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处置性决定权,兼具纪律检查权与国家监察权、实体权力与程序权力、判断力与执行力的双重属性,可分为建议型处置、处分型处置和移送型处置等三种类型。处置权的运行原则,包括职权法定、程序正当、监察独立、处置协同等。在现行人大至上的宪法体制之下,协调好监察委员会处置权与人大罢免权、行政惩戒权、检察监督权和审判权之间的关系,是监察委员会处置权运行的正当性基础。监委行使处置权应受人大监督,处置权与罢免权存在职能分工且互不替代。从制度运行层面看,监委会对人大机关领导人员、人大选举任命官员及人大代表履行撤职或开除等处置职权时,与人大罢免权存在不同程度的张力。在协调机制上,对涉及人大机关领导人员的监督,应通过提级管辖的方式来消解监察全覆盖与人大至上权力体制的逻辑悖论;对人大选举任命官员的处置应坚持与人大人事监督进行协同;对人大代表的处置应遵循政治责任优先原则。监委会与检察院存在监督与制约关系,前者有权对后者公职人员进行监督,但不宜对后者是否履行法定职责进行监督;后者通过对前者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合法性监督、决定是否批准逮捕及提起公诉等方式对其进行制约。立足于审判中心主义的理念,应当对监委会监督审判机关公职人员的范围进行限缩,并遵循正当程序原则。审判机关对监察机关的制约包括对移送审查起诉刑事案件和对从宽处罚建议的司法审查,以及对处分型处置措施的有限监督等。宪法创设“执法部门”概念在于迎合监察体制改革法治化的需要,强化执法部门与监察机关的配合与制约。处置权和行政机惩戒权分属于异体监督和同体监督,前者可以对后者进行再监督,而后者则可以通过先行处分的方式制约监察机关的处置措施。适用边界遵循法律保留,处理程序遵循监察优先,运行方式遵循权力协同共同构成了内外两种监督机制的协调路径。建议型处置权是一种附条件的强制性执行权力,是监察机关处置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监察建议这一法律概念,应进行限缩解释,并对被派驻监察主体“根据授权”提出监察建议的条款进行合理规制。此外,在设定适用事由时,应从监察建议制度的目标能否实现和监察建议是否会侵犯其他权力的核心领域等两点加以考量。监察问责制度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有待进行法制化完善。从宽处罚建议是监察法为实现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衔接的制度安排,具有法法衔接与资源优化,利益平衡与人权保障的双重价值取向。从宽处罚建议具有独立价值和一定的证据属性,应被赋予独立的法律地位;其法治化路径,应围绕法法衔接背景下的制度整合,配合与制约原则下的司法回应,以及审判中心主义视角下的司法审查等三个予以展开。处分型处置权是监察机关处置权的核心内容,兼具实体性与程序性、独立处置与协同处置等特点。政务处分在类型上属于典型的处分型处置措施。在现行双轨处分体制下,监察机关的配置模式难以满足政务处分制度的任务需求,且任免机关、单位的处分权难以有效行使。对此,有必要从“异体监督”与“同体监督”监督模式视角下厘定政务处分和处分的关系,明确监委会对任免机关、单位惩戒权的监督与制约、以及二者的分工、配合与制约关系。基于对法律规范结构的分析,应当将违法作为政务处分的适用事由。对监察对象道德审查的法治安排、重典治吏传统监察文化的传承以及公职人员模范遵守法律的义务要求,是确立政务处分违法事由的法理基础。监察法治原则导控下政务处分违法事由的规范路径,在形式上要求违法事由应当法定,在实质上要在合理划定违法行为事由类型的基础上,实现违法行为与政务处分的轻重程度相匹配。政务处分程序具有独立性、封闭性、二元结构性和多样性的特征。整体上看,政务处分程序在内容上可分为一般程序、特别程序和救济程序三大板块。如何在法律程序框架内对政务处分程序进行体系化构建,是今后理论研究和立法完善的努力方向。移送型处置权主要是指监委会将其案件移送相关部门处理的权力,主要是指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权力。移送审查起诉是职务犯罪案件从监察程序切入诉讼程序的端口。监察案件转化为刑事案件应当以检察机关通过受理程序接受监察案件材料为节点。退回补充调查的程序在属性上应当界定为司法程序。监察证据与刑事诉讼证据的同质性、刑事诉讼法在监察程序中的可适用性是在职务犯罪领域构建具有可操作性、层次化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前提要件。基于移送审查起诉是监察机关作出的最为严厉的处置措施,有必要强化移送审查起诉处置措施的内部规制机制。检察机关对移送案件的审查包括案件受理时的审查和案件受理后的审查。前者侧重于形式审查,由检察机关案件管理部门负责,而后者侧重于实质性审查,由公诉部门负责。对职务犯罪行为的调查活动,检察机关应有权介入,但应将审查范围框定在非法取证领域,对监察机关的内部审批程序,因其并不遵循刑事诉讼的程序逻辑,不宜直接审查。

张贝尔^[5]（2020）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及其构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全球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和中国“互联网+”国策的明朗,电子政府在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帮助政府履职方面作用明显,不可替代。得益于政府的独特地位、丰富资源和巨大权能,以及互联网的强大场域,电子政府的施用已然从政府及其服务和监管对象范畴扩展至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领域各方面,凸显出规范其言行、限制其权力以及监控其执行的必要和重要。为此,不仅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还需要提高电子政府自身的信用度,并加强政府、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信用体系建设力度,以此为“互联网+各行各业”和“互联网+行政”创设安全可靠的信用环境。作为电子政府构建亟待突破的障碍因素之一,电子政府信用的涵义既可从不同方面来理解,又可从多种层面来解读。首先,从技术、组织、关系等方面来理解电子政府信用,把电子政府信用理解为多方面信用的集合,如信息技术及其产品、网络及其他信息基础设施的信用,政府的信用及其内外部关系的信用等。其次,可以从伦理学、经济学、法学、人机工程学等层面来解读电子政府信用。从伦理层面,电子政府信用要求政府及其部门在其内网、外网和互联网上“诚实无妄、信守诺言、言行一致”履行职责,涉及道德、职业精神、工作态度、工作能力等,是政府处理内外部关系的一种道德规范和践约行为。从经济层面,电子政府信用是指政府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守信践诺,在提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过程中与社会公众之间建立起信赖关系,以更低成本、更高质量和绩效令公众满意。从法律层面,电子政府信用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电子政府中工作的、与电子政府打交道的和享受电子政府服务的各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二是指各当事人按照“契约”规定享有的权利和肩负的义务。因此,电子政府信用应要求电子政府持有诚信、善意、不欺诈的主观态度,没有伪装的客观事实,尊重他人应受保护的利益。基于上述观点,本文提出,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是社会公众对电子政府实施诚信行为的一种反馈或评价。从人机工程层面,电子政府信用体系包括技术、网络和设施的信用,电子政府系统的信用,以及政府本身的信用。上述信用关系的承载者和信用活动的行为者遍及政府、其他公共组织、社会组织和私人组织。由于这些组织都是相对独立的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承担着各自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追求利益的“经济人”的一般属性和基本特征,而“失信行为的泛滥必定表明现有的制度存在缺陷,从而使经济人发现选择机会主义的失信行为有利可图”,可见,电子政府信用体系中涉及的众多信息行为主体相互作用形成的信用关系必然使电子政府信用受累于目前缺乏制度建设和规则约束的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尤其是在电子政府必须依靠信息技术及其产品,依赖网络及其他信息基础设施的情况下,我国在信息技术及其核心产品方面严重依赖国外的现实境况无疑令电子政府信用保障形势严峻。基于电子政府信用的量化和可操作,遵从集合的确定性、互异性、无序性原则,可以基于信息的观点将电子政府信用集合中的元素归类为信息基础信用、信息平台信用、信息系统信用、信息信用、信息人信用。可将这五个组成元素作为电子政府信用构成模型的基本要素,也可以基于技术和管理参数将这五个组成元素归类为技术型要素和管理型要素。其中,技术型要素包括信息基础信用中的硬件环境基础信用、信息平台信用和信息系统信用;而管理型要素涵盖信息基础信用中的行政生态环境基础信用、信息信用和信息人信用。在五个基本要素中,信息人信用是最重要的要素,在大数据时代,政府可以获取大量有关自身、其他政府及其部门、企业和社会公众的信用状况记录,但这些记录并不一定是客观的,还混杂有主观的成分,需要政府在进行管理和决策过程中深入挖掘、辨识和使用,如何确定数据信用以及保证据此做出的管理和决策公平公正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但取决于政府的能力,所以,政府不得不依靠其他组织,与企业和社会公众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社会公众虽不是信息基础、信息平台、信息系统的直接建设者和运维者,却因广泛渗透与频繁使用信息基础、信息平台和信息系统,而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信用主体。进一步地,本文将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管理型信用要素部分解构为行政生态环境基础信用、信息人和信息信用,并基于“行政生态环境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基础性要素”、“信息人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根本性要素”“信息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核心性要素”“技术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支撑性要素”予以分别建构,搭建起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整体性框架结构。最后,分析了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的现实难题,提出了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的实施策略,包括:建立统一的标准规范,保障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信用化;建立系统的法规政策,推进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合法化;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保障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制度化;打造普适的共享体系,达到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最大化。此外,本文在对吉林省信用信息服务中心、吉林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吉林省信用评估中心以及负责吉林省信用信息平台搭建的祥云科技公司等政府机关和企业单位开展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以吉林省政府门户网站为信用数据来源,验证了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基本构成及其现实构建的难题和策略的现实性和可行性。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从文献研究和积累方面看,国内尚没有关于电子政府信用体系这一论题的研究专着,也鲜见有学者和专家对该领域进行系统研究。部分成果概念繁杂,没有结合电子政府的特征进行界定,难免顾此失彼,层次不明。大多数学者都是从“政府信用”、“政府公信力”的角度来思考政府信用的内涵和外延,很少有人以“电子化”和定量化的视角去分析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逻辑内涵。本文通过对电子政府信用内涵的多方面、多视角阐释,以及对电子政府信用的构成要素的概要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以往电子政府信用概念模糊和难量化的问题,创新性地阐释了电子政府信用的核心思想。第二,本文提炼出电子政府信用构成的五大要素:信息人信用、信息信用、信息平台信用、信息基础信用和信息系统信用,明确解析出的电子政府信用涉及到电子政府的软硬件环境、平台、系统、信息、人等多方面信用,相应地,牵涉到其各个构成要素的构件、结构、关系、流程、权限、结果等各个层面或环节,指出其体系构建必定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化的系统工程,关涉社会公众对与之相关的所有信用主体的多方面、各层面、全流程的诚信行为实施的反馈或评价,由此要求电子政府信用体系必须兼具平台性和延展性、生态性和合作性、创新性和革命性、公共性和政治性等特征。这些研究为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提供了具体化的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第三,本文依据“目标定位——顶层设计——保障机制——运行模式”路径对行政生态环境基础信用进行逻辑设计,创造性地提出行政生态环境基础信用的基本样式,凸显出其构建目标的具体化与可行性,旨在填补战略目标和具体样态之间的间隙。基本样式是由宏观至具体的设计过程。通过这一过程,能够有力保证总体目标定位与具体任务实现之间的关联、匹配和衔接,进而为其他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组成要素提供构建前提。考虑到信用难得易失,失去又很难恢复,且信用体系构成要素的任何一个出现问题,都会令电子政府信用减量、受损甚至失去,以致影响电子政府的健康发展和普及深化,为保证电子政府信用不因一时一事被破坏或毁掉,除了利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五大要素全方位、深层次地构建电子政府信用体系之外,还必须保证所有应用电子政府功能和使用电子政府服务的人和组织都能从中体验到电子政府言行的守信践诺,并分享到电子政府及其信用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此,政府不但要借助与各类组织的合作持续完善电子政府信用体系,使其渐趋系统和完整,同时,以政府为代表的信用主体还要进行经常性的诚信宣传教育,实行常态化的诚信激励和失信惩诫,以及加强个体乃至全社会的诚信管理和信用信息系统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可见,以电子政府信用体系引导个人信用体系和社会信用体系建立和完善是正途和根本,只有做到人人讲信用、所有组织都讲信用,诚信社会才有建立根基,诚信国家形象才有望树立。

李贵兴^[6]（2020）在《C市税收管理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研究》文中认为推进政务公开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开展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是加快建设阳光政府、透明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措。C市（县级市）是国务院确定的开展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100个县（市、区）试点地区之一。近年来,C市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有关决策部署,积极试点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尤其是不断推进税收管理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促进工作提质、执法规范和服务增效。但是,随着市场的发展和纳税人的增多,税收管理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遇到了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本文将以C市为例,综合运用理论研究、实证分析、比较分析和系统研究等众多研究方法对税收管理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进行研究。论文首先基于税收管理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的社会背景及其研究意义,评述国内外研究成果,指出研究思路和方法,点明论文的创新之处。其次对政务公开标准化等相关概念进行阐述,以及这一研究内容所涉及的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等理论基础。再次通过实地调查和分析C市税收管理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情况,介绍主要做法和典型经验,查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深入分析原因。然后介绍国际税收管理政务公开的做法和启示。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推进“五公开”标准化、加强平台建设、提高公众参与程度、强化队伍建设等具体建议,以期解决当前税收管理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中出现的问题,并进一步为当前全面开展的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提供一定的参考。

程海港^[7]（2020）在《地方政府政务公开第三方评估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2020年实现政务公开制度化、标准化、信息化水平显着提升的工作目标。政务公开第三方评估作为衡量和检验政务公开水平、质量和能力的工具,也是提升政务公开透明度、实用性的手段。自2016年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以来,地方各级政府相继开展政务公开第三方评估,但实践中经验匮乏且缺少有力的理论指导。因此,对地方政府政务公开第三方评估的实然性分析和应然性研究正当其时,以引发学术界对政务公开第三方评估的广泛重视和思考,亦成为当前政务公开第三方评估工作的有力抓手。本文在以往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厘定出政务公开、第三方评估以及政务公开第三方评估的概念,勾勒出地方政府政务公开第三方评估的主体、对象、内容、流程、方法、经费六大核心要素,引入委托—代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治理理论,主要采用文献研究、网络调研、比较分析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我国地方各级政府政务公开第三方评估实践进行研究。在对省级政府、市级政府和县级政府政务公开第三方评估实践网络调研的基础上,对当前地方各级政府的评估实践现状进行多维度的全面分析,指出了评估实践中存在推进缓慢、项目采购不够透明、评估主体缺乏独立性、信息不对称、缺乏公众参与、结果应用有限的问题。地方各级政府政务公开第三方评估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反映出我国政府当前开展政务公开第三方评估的动力不足、法规不健全、评估结果监督机制不强等。因此,本文提出通过正视政务公开第三方评估、深化政务公开组织机构改革、建立健全第三方评估法规机制、积极培育第三方评估机构、加强评估结果的考核监督五个方面的改进措施,为评估实践提供智力支持、理论规范、方向指引,促进“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的规范化、制度化机制建设,以此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朱锴治^[8]（2020）在《政府职能转变视域下政务环境评估及其客观绩效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 ——以浙江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政务环境指的是政府履行职能的过程和结果所构成的环境,代表着公共部门及其工作人员面向民众和企业完成自身任务时的表现和成效。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需要构建能力更强、运作更优的现代政府,而政务环境正是政府能力和改革进展的体现。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营商环境受到广泛关注,政府作为营商环境建设的主体,好的营商环境无疑需要好的政务环境来支撑。民众是政务环境的感受者,政府职能的履行应该让民众感到满意,因而政务环境的优劣需要民众来评判,政府的自发改革也需要与公众评价相结合。由此可见,对政务环境开展研究,对国家、对市场、对社会都有重要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首先对政务环境相关的基础理论和新近研究进行回顾和梳理,了解当前学界在该领域的不同视角和表述,感知政府职能转变的全球趋势和中国实践;其次从政府职能转变的视角对政务环境进行概念界定,结合中国政府为转变职能而开展的“放管服”改革,从改革聚焦领域的维度确立行政审批、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三项,从改革指导思想的维度确立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创新政府、结果导向四项,构建政务环境评估的二维框架;随后借鉴已有评估,设计细化指标,确定评估结果为简政放权分指数、强化监管分指数、优化服务分指数、公众满意度分指数和政务环境总指数五项,并以浙江省为评估对象,进行数据收集,利用熵值法、CRITIC法、主成分分析法对指标进行赋权,得出指数的计算公式;接着展示浙江全省100个市、县、区的指数得分和排名,分析评估结果,并用ArcGIS进行可视化处理;而后用公众满意度分指数与三个由客观数据构成的分指数与进行回归分析,探究政务环境主观评价与客观绩效之间的相关性。评估和研究结果表明:分指数的得分上,优化服务的整体表现位于末位,简政放权和强化监管也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公众满意度普遍较高;总指数的地理分布上,杭州和丽水的政务环境最优,温州和衢州相对落后,同一地级市内不同地区的政务环境存在一定分化。公众满意度与政府在“放、管、服”三个方面的客观绩效呈显着正相关,其中优化服务的促进作用最强。公众满意度也受到政府公开、便利、效率、效果、创新的正向影响,其中创新和公开的影响更为明显。政府要继续坚持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坚持以创新驱动改革。

张艺檬^[9]（2020）在《南京市建邺区政务公开中的舆情回应机制研究》文中提出充分促进政务发布和及时回复舆论热点,有利于增强政府的威严,而且可以充分的保护公民的诉求、督促、参与等基本权利的实现。近年来,现代化信息技术获得了飞猛的发展,带动了网络科技的进步,“互联网+”政务被开发出来,逐步显示出其他媒介无可比拟的显着的优势。创新的传播模式蜂拥而至,政府的推行政务的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舆情事件屡屡发生,因此增强政务的透明度、及时回应政务舆情在政府提升管理能力中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本文在对政务公开中舆情回应进行研究的时候,笔者选取了建邺区为实际研究对象,首先对本文研究的背景以及意义进行阐述,并结合国内外相关学者在该领域研究成果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进行总结,其中包括政务公开、舆情回应的相关概念及理论,随后结合建邺区政务公开以及舆情回应的主要措施以及成效进行详细的分析,然后结合“搭伙吃饭罚款15万”以及“乐伽公寓”两个舆情回应案例进行分析,从而找出当前建邺区政务公开中舆情回应工作中产生的纰漏并查找原因作相应剖析,最后融合前面章节中的理论知识内容,提出做好政务公开中舆情回应工作的对策思考。

王梦媛^[10]（2020）在《新时期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途径研究》文中指出随着20世纪中期参与式民主的发展,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也随之在全球范围兴起,各国相继围绕着信息公开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与研究。信息资源共享也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潮流。在21世纪全球一体化的今天,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政府信息的开放程度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管理科学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评价国家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科学认识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在必然性,探索政府治理模式背景下的信息公开的有效运作机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2019年,国务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实施10余年后进行首次修订,这是基于现实发展对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适度调试,也是为了适应未来对信息资源公开程度提出更高的要求。此次《条例》修订标志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新《条例》契合了我国当前民主化和现代化的政治转型,整体思路明晰,具有突出的亮点,尤其是在修订中明确确立公开原则,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深入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以此为契机,并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推进行政活动的公开性,保障公民的知情权,鼓励全社会多主体参与到国家治理活动中去,在政府信息公开实践中实现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进而构建民主政治下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体系。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综合法和比较分析法,探讨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背景下,政府信息公开的发展现状和面临的困境,以及如何在现实中高效发挥政府信息公开的作用,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创建公平、公正、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论文首先在梳理国内外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政府信息公开相关理论进行了阐述,结合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演进实际,对新时期我国政府信息公开面临的问题及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针对其中的问题和困境,重点在理念、制度、技术三个层面上分别提出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基本策略。

二、关于政务公开的实践与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政务公开的实践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服务型政府视角下南宁市政府信息公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海拉尔区政务公开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监察委员会处置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电子政府信用体系及其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C市税收管理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地方政府政务公开第三方评估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政府职能转变视域下政务环境评估及其客观绩效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 ——以浙江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南京市建邺区政务公开中的舆情回应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新时期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途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关于政务公开的实践与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服务型政府视角下南宁市政府信息公开研究[D]. 许颖. 南宁师范大学, 2021(02)
• [2]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研究[D]. 黎芳宇. 中共中央党校, 2021
• [3]海拉尔区政务公开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D]. 博瀚.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4]监察委员会处置权研究[D]. 陈辉. 东南大学, 2020(02)
• [5]电子政府信用体系及其构建研究[D]. 张贝尔. 吉林大学, 2020(08)
• [6]C市税收管理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研究[D]. 李贵兴.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7]地方政府政务公开第三方评估问题及对策研究[D]. 程海港. 长春工业大学, 2020(01)
• [8]政府职能转变视域下政务环境评估及其客观绩效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 ——以浙江为例[D]. 朱锴治. 浙江大学, 2020(01)
• [9]南京市建邺区政务公开中的舆情回应机制研究[D]. 张艺檬. 吉林大学, 2020(08)
• [10]新时期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途径研究[D]. 王梦媛. 河北大学, 2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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