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斯特贫困地区生态经济林业发展构想——以贵州省为例

一、喀斯特贫困地区生态经济林业开发构想——以贵州省为例（论文文献综述）

谭力^[1]（2021）在《南水北调中线核心水源区土地利用转型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研究》文中认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缓解中国北方水资源严重短缺局面的战略性跨流域调水工程,该工程对区域环境和生态的潜在影响非常复杂,不仅对水源区流域未来可供水量、水质及其动态产生一定冲击,而且对区域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水体污染的根本来源不仅是河流、湖库水体本身,更重要的是流域内与土地利用息息相关的人类生活与生产活动。近年来,南水北调中线核心水源区土地利用类型/土地覆被变化较大,区域土地利用不合理造成水土流失加剧、植被涵养水源功能下降以及生态环境遭到退化与破坏,其生态环境状况可直接影响到丹江口库区及其上游地区的生态安全,关乎华北地区几千万人的用水安全问题。国家大力推进土地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土地资源质量保护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需求。明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发展目标是优化土地资源合理配置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区域土地利用转型对应土地利用形态的改变必将引起区域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变化,其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是土地利用主导功能的转型,即生产、生态、生活三大主导功能间的转化,主导功能转型对于区域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和生态过程有着深刻的影响。本研究优化了南水北调中线核心水源区的界定范围,利用GIS与地统计学相结合的方法,按照“三生”土地利用主导功能分类,定量分析研究区土地利用功能转型的结构与空间特征,并通过生态环境响应模型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探讨区内生态环境效应状况与时空分布特性,同时,通过空间计量回归模型揭示研究区土地利用转型的主要影响因素,从LMDI分解模型计量结果和水环境质量两方面来揭示导致区内生态环境效应变化的影响因素,最后,基于前文研究结果,提出优化调控策略与建议,以期为改善水源区生态环境质量、土地资源合理利用以及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数据和技术支撑,也给相关部门对核心水源区进行科学管理和政策调控、确保一库清水北调提供决策依据。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本文基于国家相关工作方案并结合实际情况,以乡镇行政单元优化了南水北调中线核心水源区的界定范围,并将研究区的土地利用类型按其所满足人类需求的不同方面分为生产用地、生态用地和生活用地,通过统计得出研究区主要以生态用地为主,占总面积72.70%,其中又以林地生态用地为主;其次为生产用地,占总面积的26.21%,其中主要为农业生产用地,空间分布较广泛,整体呈现东部和南部分布较多、西部分布较少的特征;生活用地空间占比较小,仅为1.09%。（2）本文通过转移矩阵模型分析区内土地利用功能结构转型特征,主要结论如下:2010-2015年间,研究区转入比例最大的是生产用地,主要为林地生态用地和农业生产用地转入为工矿生产用地,转出比例最大的是生活用地,主要为城镇生活用地和农村生活用地均转出为工矿生产用地;2015-2018年间,转入比例最大的是生活用地,主要由农业生产用地转入为城镇生活用地和农村生活用地所致,转出比例最大的是生活用地,主要转出为农业生产用地和林地生态用地。利用重心转移模型、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分析土地利用功能空间转型特征,计算得出,八年来生产用地重心迁移相对集中,主要是由于农业生产用地迁移轨迹与利于作物生长的土壤类型存在明显对应关系所致;生态用地重心迁移主要是由于丹江口水库正式通水导致水域生态用地面积大幅增加所致;生活用地重心迁移主要是由于武当山特区的快速发展和区位优势,导致相应区域的城镇生活用地增加所致。通过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反映研究区内各乡镇分布差异状况,得出,生态用地空间分布相对均匀,生产用地呈现逐年均匀的趋势,生活用地分布较不均匀,并揭示出“三生”空间专门化程度较高的乡镇。最后,运用空间计量回归模型,选取自然驱动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交通区位因素共12个指标,揭示各年间导致土地利用转型的影响因素,并分析其成因,为今后水源区产业合理布局以及土地的节约集约使用提供科学依据,总体来看,2010-2015年土地利用转型主要受区域发展状况驱使、交通区位便利以及自然因素条件的影响;2015-2018年主要土地利用转型类型已发生改变,主要因耕种效果不佳导致的农业生产用地转为林地生态用地、扩大水产值养殖规模、粮食产量的需求以及工业发展导致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等因素所致。（3）本研究首先利用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及空间变异特性模型进行生态环境质量空间变异性分析,结论如下:2010-2018年南水北调中线核心水源区生态环境质量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且均呈现中等强度的空间变异性,区内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总体上呈现“西高东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区域存在差异,整体格局变化较小。2010-2015年间,研究区总体环境质量水平略有恶化,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由0.658降至0.655,主要表现为中质量区和较高质量区转入为较低质量区、较高质量区和高质量区转入为中质量区所致;2015-2018年间,研究区总体环境质量水平得到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由0.655提高至2018年的0.664,主要表现为较低质量区转出为中质量区和较高质量区、较高质量区转出为高质量区所致。再从导致区域生态环境变化的主要土地利用类型来看,2010-2015年间,研究区土地利用转型生态贡献率改善影响小于恶化影响,主要表现为林地生态用地和牧草生态用地转为工矿用地所致,说明这一时期研究区以牺牲林、草地为代价,大力发展工矿产业,导致生态环境质量下降;2015-2018年,研究区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土地利用转型生态贡献率改善影响大于恶化影响,主要表现为在生态用地和生产用地相互转换之中,转为生态用地面积大于转为生产用地面积,说明这一时期,丹江口水库正式通水以及退耕还林的实施,研究区减少对林、草地的滥用,提升核心水源区的水域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对于生态环境恶化态势的扩张提供了遏制作用。本文以生态服务系统的货币价值来表征其生态环境效应,重新构建了南水北调中线核心水源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模型得出,2010-2018年这八来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现出增加的趋势,说明整体生态环境呈现改善的状态,前五年略有减少,变化最大的是耕地,后三年增加趋势明显,变化最大的是水域。八年来耕地和草地有所减少,造成了8.63亿元的生态价值损失,但水域面积的快速增长给研究区带来了23.55亿元的增加额,使得研究区内生态环境保持在一个稳中有升的状态。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间分布状况来看,仓房镇的ESV最高,龙山镇和老城镇紧随其后,ESV最低的为商圣街道和龙城街道。地均ESV高值区集中在研究区的北部、中东部和南部,低值区集中在研究区的中北部、西部和东部,ESV变化量与土地利用转型规律基本一致,主要是因为城镇规模的扩张导致生态用地转为生活用地,导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降低。（4）从LMDI分解模型计量结果和水环境质量两方面来揭示导致研究区生态环境效应变化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经济发展水平增加导致生态环境效应提高、单位GDP能源消耗量越大导致生态环境效应下降,表明研究区在对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得到了和谐处理,但需注意能源利用效率的排放量,需改善能源利用的工艺而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通过区内水环境质量评价结果得出,水质重度污染和严重污染区域与生态环境质量的较低质量区和低质量区存在明显对应关系,即均县镇、香花镇、龙城镇、上集镇、马镫镇同为水质污染较严重和生态环境质量较差的区域,其水质中度污染区域也与生态环境质量等级较低的区域相吻合,说明至2018年,研究区较多土地利用类型转为水域,导致水域面积扩大,引起的水质安全问题也日益严峻,水体污染成为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最后,结合前文的研究成果,进一步从土地利用调控措施、优化水源区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加强水源区数据处理与信息传输系统建设等方面提出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的土地合理利用与环境保护措施,最终实现水源区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邓敏^[2]（2020）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研究 ——恭城红岩村个案考察》文中研究说明民族地区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人文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游客,不仅弘扬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而且带动了当地居民收入增长。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推动了民族地区的对外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发展、少数民族干部培养、特色优势产业开发等;加快了民族地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和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了民族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助推民族地区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为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巨大贡献。理论和实践证明,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业与新型农村社区共生共荣,协同互助,两者的发展均有助于推进民族农村社区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保护生态环境、营造良好的村容村貌,有助于公共服务的发展,有助于恢复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有助于调整当地产业结构,增加社区农民增收渠道,有助于提升民族农村社区的民族认同感、民族自治。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也有助于扩宽农村社区居民眼界,提升能力、提高见解,提升了民族社区民主管理的能力,为打造新型农村社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建设和谐民族社区做出贡献。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与新型农村社区发展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两个系统之间通过何种要素的连接发生作用,要素间相互的影响如何,作用的机制如何,实现协同发展的路径是什么?因此,本研究以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与新型农村社区的发展为研究对象,主要内容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一是对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的要素、相互作用力、作用机制的解析;二是对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三是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在当地中国实践中问题与实现路径的探讨。全文除导论外共分为六章,共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导论和第一章,主要在国内外研究现状梳理的基础上开展概念、理论分析。第一章介绍基本概念及基本理论,界定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的概念、内涵、研究意义,指出旅游影响理论、文化变迁理论、社区发展理论、博弈论、协同发展理论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的研究中应用。第二部分包括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主要是构建评级指标体系和开展实证研究。第二章分析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的相互关系,从“经济、社会、文化与环境”的四元框架指出,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为新型农村社区发展提供经济保障,新型农村社区为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转型升级动力,因此两者在旅游地周期发展、可持续发展、社区战略发展的协同发展目标指引下,相互作用,形成作用机制。第三章从主客位视角构建社区居民和游客相互理解和共同感知的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建立了一个由社区基础建设、社区生态环境、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社区民族文化、社区经济发展、社区治理组成六个准则层,35个指标层的指标体系,通过专家意见打分法,运用熵值计算法确定各指标权重,构建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综合评价模型,将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分为五个等级。第四章通过田野调查法了解研究个案的具体情况,通过访谈结合调查问卷,采用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借助SPSS软件将个案存在的状况和相应的因果关系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问题,最后针对性的提出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路径,包括加强基础设施服务保障,打造旅游宜业社区;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建设美丽宜居社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打造宜游民族社区;保护传承民族文化,凸显民族文化之美;乡村旅游经济发力,引领社区发展道路;凸显社区组织建设,强化民族社区治理等。第三部分主要是第五章和第六章,主要从理论出发构建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第五章主要是从个案中归纳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政府、协同发展管理自组织、旅游微型企业、社区居民、民族旅游者五者之间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第六章提出“政府—组织—微企—居民—游客”五元协同发展框架助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并分别从政府层面加强基础设施规划,加强协同发展顶层设计和保障机制建设而;从组织层面强化协同发展自组织建设;从旅游微型企业层面构建协同发展利益驱动机制;从社区居民层面鼓励旅游新型职业农民发展、加强社区居民人力资本培养;从民族旅游者层面加强民族旅游者的管理与自我管理等方面提出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实现策略。经过对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要素、评价、影响因素、发展框架的层层分析,本研究提出的主要观点如下:一是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条件匹配,两者能够实现共生共荣;二是构建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模型和评价指数,从主位和客位视角得到的协同指数分值不同,若在同一评价区间,可以评判协同发展效果;三是指出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开发模式取决于旅游资源的控制权,在旅游资源经济外部性的作用下,社区居民开办的农家乐升级发展为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微型企业,成为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四是提出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管理自组织作用明显,规范的制度,有效的监督能够保证协同发展有序进行;五是提出政府、协同发展管理自组织、社区居民、民族旅游者、旅游微型企业之间运行模型,在两两博弈分析中,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协同发展管理自组织、社区居民、旅游微型企业追加投资,参与旅游开发,有利于吸引民族旅游者付出成本参与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实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六是提出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的“政府—组织——微企—居民—游客”五元协同发展框架及相应的对策,希望在实践中能为相关政府部门制定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的实施对策提供参考。

付寿康^[3]（2018）在《民族地区碳贫困类型与碳交易减贫研究 ——以贵州六盘水市湖北恩施州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在全球气候变暖,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碳减排压力不断增大,脱贫攻坚进入决胜阶段的大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西部民族地区的区域性整体贫困,与东部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巨大差距,则是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体现。民族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发展的优势在于资源,发展的矛盾也在于资源。以生态与资源为中心,“富饶的贫困”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学术界对“富饶的贫困”问题已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富饶”的类型与层次多样。本文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将“富饶”的对象具体化为“碳”。从“碳”视角研究民族地区“碳资源富集”与贫困之间的关联,探索“碳”资源开发利用的外部性问题,思考碳交易在民族地区减贫中的重要作用。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归纳总结法、案例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和问卷调查法,以资源禀赋理论、“两山”理论、可行能力理论、外部性理论、“两个共同”理论为指导。围绕碳贫困这个中心,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展开对民族地区资源开发负外部性,生态保护正外部性与贫困问题之间关联的研究。本文以生态文明建设与资源富集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介绍碳贫困问题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通过文献综述明确碳贫困问题的研究方向、研究思路与方法,把握其中规律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结合已有研究与调研,对新概念“碳贫困”进行界定。以贫困发生率高与贫困程度深的民族地区为研究区域。基于碳资源禀赋,发展的差距与不平等,以民族地区同步小康的实现为目标,对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研究侧重于,从地区以及人的发展权利与能力角度,探讨“碳”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外部性情况下的致贫原因、致贫机理。提出碳贫困是一种间接贫困,并指出碳贫困的特点、类型与应用,思考碳交易减贫的新方式。以贵州六盘水市灰碳贫困和湖北恩施州绿碳贫困为碳贫困问题的研究案例。从外部性视角探讨煤炭资源开发利用中六盘水市灰碳贫困成因、特点与主要表现,通过碳排放的测算,量化碳源,将煤炭资源开发利用中的负外部性影响具体化,提出六盘水市应对灰碳贫困的基本思路。从外部性视角探讨生态环境保护中湖北恩施州绿碳贫困的成因、特点与主要表现,通过碳储量的估算,量化碳汇量及其价值,将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碳汇正外部效应具体化,提出恩施州应对绿碳贫困的基本思路。以这两个典型案例的研究,思考看似对立实则可以统一的灰碳贫困与绿碳贫困问题,即通过碳交易破解碳贫困。将碳交易制度作为一种新的政策制度设计,以市场化的方式解决脱贫攻坚中政府难以解决,解决不好的资源环境外部性问题。进而对碳交易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从总体上介绍世界碳排放市场的结构及发展状况,论证中国碳交易市场构建的紧迫性、必要性与可行性。论述民族地区参与碳交易的必要性,探讨民族地区参与碳交易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应对思路。最后,提出破解民族地区碳贫困问题的对策建议。主要有,减碳源:民族地区传统资源开发的转型升级;增碳汇:民族地区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优化生态补偿制度:民族地区碳贫困责任共担利益共享;实施碳交易减贫:民族地区碳贫困外部性内在化的新途径;选择新的发展理念:民族地区绿色发展破解碳贫困。

李雪,熊康宁^[4]（2013）在《我国喀斯特旅游研究的现状与展望》文中研究表明喀斯特是一种特殊的旅游资源,在我国分布广、类型多。本文综述了近10年来我国喀斯特旅游研究,研究内容涉及喀斯特旅游资源类型划分及评价、喀斯特旅游开发、喀斯特生态旅游、喀斯特旅游扶贫、喀斯特旅游文化等,分析探讨了我国喀斯特旅游应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陈卫洪,漆雁斌^[5]（2012）在《喀斯特贫困地区生态建设与林业可持续发展对策分析——以贵州省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喀斯特贫困地区的生态建设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有着重要的作用。贵州省喀斯特地貌分布面广,尤其在贫困地区集中连片分布,贫困人口多、程度深,森林资源富集与贫困集中度之间的矛盾突出。根据可持续发展观的内涵,从生态、经济和社会三方面分析了贵州喀斯特贫困地区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性因素,并据此提出加强生态建设、开发林业产业、增加林农补贴等建议,以期促进贵州喀斯特贫困地区的生态建设和林业持续发展。

徐良^[6]（2011）在《喀斯特地区休闲观光农业规划研究 ——以贵州省兴义市郑屯镇民族村为案例》文中提出休闲观光农业是基于农业,并与休闲观光旅游结合在一起的的新兴产业。近几年,国内休闲观光农业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休闲观光农业的概念、产生、功能、模式、理论基础和国内外发展概况六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性分析。着重阐述了喀斯特休闲观光农业现状分析,并以兴义市民族村为典型代表做了具体调查分析,从自然、社会经济、基础设状况三方面阐述了发展休闲观光农业的必要。最后对兴义市民族村休闲观光农业做一个详细规划案例：首先论述了市场分析和形象定位,分析了客源市场,对休闲观光农业形象定位,着重论述了休闲观光农业产品开发。对民族村进行了功能空间布局规划,结合典型的喀斯特地区地域和民族特色提出了主要的规划项目,并对整个规划做出了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评价,做了投资估算,并提出了具体的保障措施。随着休闲观光农业在我国的不断繁荣壮大,以及更多学者投入到这一新兴领域的研究,我们相信其规划理论和方法将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有力地推动我国农业乃至其他各项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盈斌^[7]（2009）在《岩溶地区土地利用、石漠化与治理工程设计》文中研究说明西南岩溶石山主要分布在以贵州高原为中心的贵州、云南和广西3省区。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做好西南石山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发改地区（2004）1529]、“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做好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规划大纲编制工作的通知”（发改农经[2006]1050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六部委“关于印发石漠化综合治理规划大纲的通知”（发改农经[2008]749号）和《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规划大纲（2006～2015）》等文件精神,为加快推进石漠化综合治理工作,国家决定“十一五”期间在贵州安排专项资金集中力量做好55个县（市、区）的试点工作,通过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摸索石漠化治理模式和不同条件的治理方式,对不同区域、不同生态经济类型、不同等级石漠化的土地进行综合治理和生态系统重建,因此石漠化综合治理不仅仅是一个突出生态问题和经济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需要。本研究归纳和总结了国内外关于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的先进模式和前沿技术,根据贵州岩溶的发育特征和生态环境的差异,选择了在岩溶发育和生态环境结构上都典型代表性的花江干热岩溶高原峡谷生态环境——关岭-贞丰花江示范区、毕节温凉春干夏湿岩溶高原山地生态环境——毕节鸭池示范区、清镇温和春半干夏湿岩溶丘原盆地生态环境—清镇红枫湖示范区3个示范区作为研究样区,应用5m分辨率的Spot5遥感影像、1∶1万地形图、1∶1万土地利用图、1∶5万水文地质图作为基础图件,对示范区进行石漠化解译,并根据样区内的石漠化程度和所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构建不同地域结构下土地利用与不同等级石漠化的发生关系,并对其相关性进行研究,提出不同生态环境和地貌环境的石漠化综合治理对策,最后将石漠化治理工程设计落实到样区的山头地块。结合对示范区的石漠化和土地利用相关性分析,3个不同背景下的石漠化的土地利用因素发生机理和工程设计内容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本文通过对三个示范区土地利用情况分析得出土地均匀度、复杂度和优势度进行对比分析。结论得出三个示范区域土地利用方式上有明显差别。通过上述土地利用指标对比分析发现:花江示范区土地利用的复杂度最大,鸭池示范区最小;鸭池示范区土地利用优势度最大,花江示范区最小;花江示范区土地利用的均匀度最大,鸭池示范区最小。（2）不同的土地利用分布规律和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是导致石漠化发生率不同的因素之一,石漠化土地中以灌木林地、其他林地、低覆盖度草地、山区旱地、未利用地等土地利用类型占较大比例。石漠化发生等级差别明显,代表贵州喀斯特高原山地的鸭池示范区轻度石漠化发生率最大,代表了贵州喀斯特丘原盆地生态环境的红枫示范区中度石漠化发生率最大,代表贵州喀斯特高原峡谷区的花江示范区强度石漠化发生率最大。在石漠化发生率方面,花江示范区石漠化发生率最大,红枫示范区次之,鸭池示范区最小。（3）三个示范区石漠化程度、各等级石漠化发生率差别明显,土地利用类型与石漠化发生率表现着明显差的差异性与相关性:其差异性表现:花江示范区其他林地的石漠化发生率最高,其次是园地和其他草地;在鸭池示范区却是灌木林地石漠化发生率最高,其次是旱地和其他草地;在红枫湖示范区其他林地石漠化发生率最高,其次是旱地和其他草地。相关性表现在:轻度石漠化中主要以土地以灌丛、其他林地以及部分坡耕地所占的比例最高;中度石漠化中示范区以中覆盖度的其他草地以及陡坡耕地所占比例最高;在强度以上石漠化中示范区示范区表现出强烈的一致性,即都是无植被或土被覆盖的裸岩石砾地比例最高。（4）石漠化治理工程的设计,最终将体现在土地利用的调整,因此论文最后对贵州省不同地貌背景和不同生态区位的土地利用方式提出建议。通过对示范区的研究可以得出,在贵州不同的地貌区域和生态环境区域所采用的土地利用调整模式也不尽相同。

熊祝^[8]（2009）在《贵州花江生态脆弱区土地利用优化调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土地资源是最主要的自然资源,它不仅是任何物质生产不可替代的生产资料,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必需的物质条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土地利用类型结构和布局趋于复杂化。在一定区域内,为达到土地利用系统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优化目标,对土地利用结构进行优化调整研究,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成为土地利用学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土地利用是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综合作用的结果,人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土地利用的方式、结构及强度,但作为自然环境中的重要因素,地形不仅为土地利用格局的形成提供基础,其空间特征也影响着土地利用的演变过程。坡度和坡向决定土地类型分异的序列及其结构格局的特殊性,形成土地空间结构、土地数量结构和土地质量结构等基本形式。对土地利用空间结构格局进行分析可以揭示土地类型的异质性和有序性,为土地利用优化配置的实践提供科学指导。本文以贵州花江生态脆弱区为例,在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的思想指导下,以经济效益最大同时兼顾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为目的,通过数据的收集、整理与分析,研究花江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结构及其分布;并基于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利用DEM和GRID模型空间叠加研究示范区土地利用类型与坡度之间的相互关系;针对当前土地利用中存在的问题,着重从土地利用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出发,对土地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设计各种限制因素,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采用线性规划方法计算出各类用地的具体数量指标,以设定的优化方案为标准,对示范区采取不同的实施路径,以期最终达到土地优化利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1）坡度对土地的利用方式影响较大,随着坡度的增加,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等都不利于人们生活和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耕地在坡度带上的主导地位逐渐减弱,林地和草地的地位逐渐增强,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土地的利用强度。同时土地利用程度与坡度之间存在负相关,坡度越大土地越不适合人类的利用,但在贵州喀斯特山区由于其独特的地貌特征,地表起伏大,山地多,呈现为高坡度等级与高土地利用程度共存,坡度与土地利用存在一定的不和谐。（2）土地利用优化模式构建应从土地利用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出发,将土地利用的现状结构与优化结构相比较,优化方案应具有经济合理性和可行性、政策约束性等特点,并能够较好地发挥当地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资源优势,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3）在进行示范区土地利用优化模式构建的过程中,研究了示范区自然地理因素的区域差异和垂直分异规律,在进行示范区土地利用效果评价的基础上,设计出了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适合当地情况的土地利用优化模式。（4）生态环保、土地制度是示范区土地利用优化模式构建的重要约束条件。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土地利用的合理性会发生变化,这就需要重新调整,构建新的模型。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终极的模型是不存在的。

胡宝清,陈振宇,饶映雪^[9]（2008）在《西南喀斯特地区农村特色生态经济模式探讨——以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西南喀斯特地区土层薄、地表漏水、旱涝等灾害频繁,生态环境非常脆弱,近现代以来水土流失日益加剧,以"石漠化"为特征的土地退化日趋蔓延。通过喀斯特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分析,认为围绕现阶段生态环境退化加速、土地生产力低、经济发展落后、人口增长与劳动力素质低下等问题,必须正确处理好农村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根据各个地区的生态经济状况,结合不同模式实施所采取主要技术路线的差异,把西南喀斯特地区农村特色生态经济建设实践总结为10种主要模式。并选取广西都安县作为典型研究区,探讨西南喀斯特地区典型农村特色生态经济发展模式。

穆彪^[10]（2008）在《贵州森林生态旅游资源分类、综合评价及开发模式研究》文中指出为全面了解贵州省森林旅游资源状况并做出科学评价,同时探索出不同类型森林旅游区资源保护性开发模式,于2006年3月至2008年7月,对贵州省21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与7个自然保护区共计2,741个旅游资源单体进行了调查和资料收集,在进行资源分类与区划的基础上,用“三三六”评价法、专家打分结合层次分析法对资源进行了定性与定量评价,并对不同类型旅游区的保护性开发模式进行了实例研究。研究表明:1、贵州主要森林旅游区自然景观类资源单体共计1338个,人文旅游资源类共计1403个,分属于8个主类、29个亚类、124个基本类型。分别占全国旅游资源的100%、93.55%、80%。在8大亚类中,各种类型所占全国比例均达到或超过50%,其中,地文景观与生物景观均占到60%以上,森林公园中生物景观类型甚至占到90%,表明风景景观资源丰富多样是贵州森林旅游资源的显着特点;旅游商品类和人文活动类资源中,各种基本类型均有分布,说明贵州森林旅游资源不仅以风景资源见长,同时人文资源也颇为丰富。在类型的多样性上,保护区与森林公园差异不大（T=-1.607,P=0.130＞0.05,f=14）,但保护区资源单体数量较森林公园差异较大（T=31.438,P=0.000＜0.05,f=14）,主要是因为保护区数量相对较少,开发面积受资源保护制约程度大等原因。2、依据地形、气候及资源特点,贵州森林旅游区可区划为6个一类区,包括:Ⅰ西部高原、高中山高寒温凉喀斯特生态旅游区,Ⅱ西南、南部低山河谷温热春干喀斯特生态旅游区,Ⅲ中部中低山温润城郊休闲避暑生态旅游区,Ⅳ北部低热河谷及中山峡谷温热温润生态旅游区,Ⅴ梵净山、雷公山高山温暖湿润生态旅游区和Ⅵ东部、东南部中低山温暖湿润生态旅游区,和10个二类区,主要包括:Ⅰ1毕节喀斯特森林、洞穴、百里杜鹃生态旅游带,Ⅰ2六盘水避暑休闲夜郎文化生态旅游带,Ⅱ1喀斯特峰林、屯堡文化生态旅游带,Ⅱ2黔南绿色喀斯特森林、水族风情生态旅游带,Ⅳ1赤水竹海、桫椤、瀑布及丹霞地貌生态旅游带,Ⅳ2喀斯特森林、红军长征、酒文化人文生态旅游带,Ⅴ1梵净山、麻阳河原生林及珍稀动物生态旅游带,V2雷公山森林景观及苗族村寨风情旅游带,Ⅵ1东部潕阳河流域生态旅游带和Ⅵ2黔东南原生态苗侗风情旅游带。3、贵州森林旅游资源定量评价模型包括目的层（A层）:贵州森林旅游资源评价;准则层（B层）:自然景观资源、生态环境资源、人文资源、旅游条件、奇特景观和知名度;指标层（C层）:山体、水体、植被、动物等共25个具体评价指标;结果表明,贵州森林旅游自然景观、旅游条件和知名度在B层所占权重很大,显然,好的自然旅游资源、方便便捷的交通条件和知名度的高低决定贵州森林旅游的前景。其次,C层评价指标中大气质量和旅游舒适度指标较好,两者是贵州森林旅游资源的一大品牌优势。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有益于指导贵州省森林旅游业的合理规划与开发。4、资源定量评价结果表明:自然保护区以茂兰和梵净山得分最高,为69.89和66.83,主要在于其有较高的森林覆盖率、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很高的知名度和奇特度等;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如地理位置比较偏僻,水体和天象资源开发不够等。在以后的开发建设中应适当结合当地少数民族风情,开发出与众不同的天象旅游产品和水资源旅游产品。森林公园森林旅游资源评价结果表明,百里杜鹃、竹海得分最高,分别是72.93和68.54,位于前列的森林公园其森林覆盖率、知名度、奇特度等方面总体情况较好,但动物、植物精气、历史古迹、宗教等方面相对较低,在以后的开发中,要充分利用森林公园的动植物旅游资源和知名度优势,挖掘各个景区少数民族独有的民俗风情。5、基于资源保护与开发需求差异,针对不同类型森林旅游区提出不同的资源保护性基本开发模式。自然保护区:基于资源综合特点的产品深层次开发模式、区内旅游与区外服务结合开发模式、集中开发与联合开发模式;森林公园:城郊型开发模式、自然人文生态综合型开发模式和森林资源单一型开发模式;公益林场:近郊休闲游憩型开发模式。分别以茂兰喀斯特森林自然保护区、长坡岭、雷公山和百里杜鹃森林公园、龙里林场为例,对基本开发模式进行了实例研究。通过本研究,掌握了贵州省主要森林旅游资源的类型分类与基本特点,并建立了符合贵州实际的资源评价体系,对资源进行了科学评价与区划,同时针对不同类型森林旅游区特点,提出了基于资源保护的基本开发模式。研究对推动贵州森林旅游业规划发展及贵州高原森林旅游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都有着重要意义。

二、喀斯特贫困地区生态经济林业开发构想——以贵州省为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喀斯特贫困地区生态经济林业开发构想——以贵州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南水北调中线核心水源区土地利用转型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研究 ——恭城红岩村个案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3）民族地区碳贫困类型与碳交易减贫研究 ——以贵州六盘水市湖北恩施州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我国喀斯特旅游研究的现状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5）喀斯特贫困地区生态建设与林业可持续发展对策分析——以贵州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喀斯特地区休闲观光农业规划研究 ——以贵州省兴义市郑屯镇民族村为案例（论文提纲范文）

（7）岩溶地区土地利用、石漠化与治理工程设计（论文提纲范文）

（8）贵州花江生态脆弱区土地利用优化调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贵州森林生态旅游资源分类、综合评价及开发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喀斯特贫困地区生态经济林业开发构想——以贵州省为例（论文参考文献）

• [1]南水北调中线核心水源区土地利用转型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研究[D]. 谭力. 中国地质大学, 2021(02)
• [2]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研究 ——恭城红岩村个案考察[D]. 邓敏. 中南民族大学, 2020
• [3]民族地区碳贫困类型与碳交易减贫研究 ——以贵州六盘水市湖北恩施州为例[D]. 付寿康. 中南民族大学, 2018(05)
• [4]我国喀斯特旅游研究的现状与展望[J]. 李雪,熊康宁. 科技信息, 2013(01)
• [5]喀斯特贫困地区生态建设与林业可持续发展对策分析——以贵州省为例[J]. 陈卫洪,漆雁斌. 林业经济, 2012(11)
• [6]喀斯特地区休闲观光农业规划研究 ——以贵州省兴义市郑屯镇民族村为案例[D]. 徐良.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1(07)
• [7]岩溶地区土地利用、石漠化与治理工程设计[D]. 盈斌. 贵州师范大学, 2009(12)
• [8]贵州花江生态脆弱区土地利用优化调整研究[D]. 熊祝. 贵州师范大学, 2009(12)
• [9]西南喀斯特地区农村特色生态经济模式探讨——以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为例[J]. 胡宝清,陈振宇,饶映雪. 山地学报, 2008(06)
• [10]贵州森林生态旅游资源分类、综合评价及开发模式研究[D]. 穆彪. 北京林业大学, 20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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