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鸿章督直期间对直隶河流的治理（论文文献综述）
周辰[1]（2020）在《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文中提出近代中国城市格局体系的演变,由不同城市的发展路径所决定。近代中国在西方入侵的背景下,被动卷入世界市场体系,原有的社会秩序亦遭受冲击。经济因素逐步取代政治、军事因素成为推动城市近代转型的根本动力,形成了政治城市衰落、经济城市崛起的格局体系。保定作为直隶省城,是一座地处京畿腹地的内陆城市,近代以前是区域性的政治军事中心,近代以来发展相对落后。保定依靠行政力量开启了近代化转型的历程,城市经济的发展并非内在需求的产物,而是政治权力推动的结果,其变革属于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属于行政导向型发展路径,在我国近代城市转型中具有典型意义。近代以前的保定,因军事而兴起、因政治而显赫,成长路径符合我国传统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即政治、军事优先发展。政治、军事地位的提升亦强化了城市的经济功能,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农业、手工业、商业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由北宋时期边境的军镇发展为清代直隶首府。保定的经济功能主要为政治、军事功能提供服务,属于权力控制型经济,商品经济成长动力不足,对外贸易能力有限,经济结构畸形。近代保定在官方的强力推动下开启了近代转型的道路,国家的宏观政策以及官员、军阀的个人权威是推动城市变革的主要力量,保定的经济延续着依附军事政治的传统。保定在社会变革中呈现出“绝对发展”与“相对衰落”并存的特点,城市在工业、金融业、交通与通讯、商业等领域具备了早期现代化的时代特征,与新兴经济城市相比,保定经济成长的动力不足,发展相对缓慢。近代保定区域市场在传统政治力量与近代经济因素的合力作用下迅速成长,通过分析商人结构、商品进出口结构以及市场体系网络结构,可以窥见其并未成长为经济类型的城市,仍然是消费功能为主的传统政治军事城市。保定市场在近代呈现出“先扬后抑”的演变过程,商业腹地因天津经济地位的擢升与新式交通工具的建设而空前扩大,亦因交通枢纽的丧失而有所削弱。保定城市地位由政治功能决定,经济功能依附于政治功能,城市区域地位与行政地位紧密相连。近代以来,经济因素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尽管保定市场地位有所提升,经济功能的不足弱化城市的政治功能,其区域中心位置被天津所取代。商会组织是保定近代商业转型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官方与民众需求相结合的产物,以国家行政推动为主要动力。官方与商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国家权威、中央集权程度,其互动机制存在较大差异。在国家权威相对薄弱时期,官方借助商会等民间力量维持统治秩序,双方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契约”关系,商会广泛参与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官方起到了制衡作用;当国家集权程度较高时,官方极力压制社会力量,商会沦为了官方的附庸机构,无所作为。保定商会属于行政高度管控的地方性商业组织,其成长路径与城市功能属性密不可分,商会组织的成立与改组、各类重大社会活动的开展均与官方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对官方存在较强的依附性。在保定商会与其他商会的互动中,社会属性多而经济属性较少,彰显城市政治地位崇高、经济能力不足的特点。关于保定的成长路径,需要一分为二的看待“权力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行政权力是推动保定城市转型、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改革避免了保定走向没落的命运;但是官方权力过大也会损害民众的合法权力,抑制区域经济成长的活力。
张巍[2]（2020）在《试论梁启超的人物传记撰述 ——以《李鸿章传》为中心》文中提出梁启超在维新时期、旅日时期、民国期间撰写了大量的人物传记,《李鸿章传》是其中的代表作。梁启超以李鸿章为代表来展现晚清四十年之历史,文中体现着梁启超“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的撰述旨趣,通过对李鸿章一生之行事的叙述来表现出晚清军事、洋务、外交三方面的大事记,故不同于旧史将历史描绘成“人物之画像”,可视为其新史学思想在人物传中的体现。《李鸿章传》的表现形式是以章节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裁加以呈现,并附有“序例”“绪论”“结论”,从而显示出与“中国旧文体”的不同,开启了中国近代评传体的先河。在撰述特点上亦有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举重明轻”的采择方法,择取最能体现李鸿章洋务外交活动的奏议公文及与李鸿章“关系极繁杂”湘军人物群体来叙述晚清中外交涉之历史和展现“当时之形势”。其二,知人论世与古今中外比较的评价方法,梁氏站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去认清李鸿章的历史地位,并以中西比较的方法来评判李鸿章之功过,重在分析时势背景对人物活动之影响,从而对李鸿章得出了较为客观全面的评价。《李鸿章传》的撰述旨趣和撰述特点不仅在梁氏以后传记作品中运用广泛,更对梁启超人物研究方法之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且梁启超在此传中所用的书写方法,多为后世学者为李鸿章作传时加以借鉴,使得此传成为梁启超人物传记作品中的代表。
张博雅[3]（2019）在《直隶督抚李维钧直隶治理研究》文中认为李维钧是清代直隶总督成为定制以来的首任总督,自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到二年十月担任直隶巡抚,二年十月到三年八月特授直隶总督,在直隶任职共两年零六个月。他在治理直隶期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有效的保持了直隶地区的稳定。康熙末年,吏治废弛,党争纷起,颓风盛行,社会矛盾尖锐。雍正帝继位后为改变当时的社会状况,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直隶地区为京畿腹地,地理位置至关重要。李维钧作为直隶最高的军政长官,其督直期间的政治活动关乎直隶地区的社会发展以及雍正初年中央政局的稳定。因此,研究李维钧对于直隶地区的治理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主要研究李维钧任职直隶期间的政治活动、取得的成绩及历史评价等问题。李维钧整顿吏治扭转了直隶地区贪官横行,政风颓废的局面;办理赈务,治理河患,救济灾民,开仓散赈等等,使百姓不致流离失所,缓和了社会矛盾;调节满汉关系,取缔不法结社组织消除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实行摊丁入亩,废除了人头税,这是我国古代赋役制度的重大改革,促进了直隶社会经济的发展;整顿军伍,保持军队战斗力,改善了直隶绿营兵长久以来的腐败状况。李维钧任职直隶期间,吏治相对好转,直隶社会经济、文化有所发展,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对于雍正初年政局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陈召正[4]（2018）在《李鸿章治理捻后直隶盗匪述论——以《李鸿章全集》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同治九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守备京畿重地。以《李鸿章全集》为中心,勾勒李鸿章督直初期治理盗匪的情况,以期丰富和深化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捻后直隶由于连年的自然灾害,战事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以及捕务废弛,最终导致盗匪数量不断增多。李鸿章采取赈济灾民、蠲缓粮租、整顿捕务及严惩盗匪等一系列治理措施,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张华腾[5]（2017）在《袁世凯督直与天津城市早期现代化》文中研究表明袁世凯督直时期,是天津城市早期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时期,在天津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袁世凯利用其政治地位和政治魄力,在天津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将天津建设为中国超大城市。天津城市的现代化,对北洋区域乃至整个北方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李珊珊[6]（2017）在《直隶总督高斌治理永定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永定河水患的治理关乎运道民生,因此受到历代统治者高度重视。有关永定河水患及治理的研究历来为学界所重视,但是对高斌治理永定河的研究尚显不足。高斌为清朝乾隆时期政绩最显着的治河名臣,加强对高斌治理永定河的研究,不仅是对乾隆朝治河思想与实践活动的考证,而且可以吸取一些历史上治河的经验教训,使我国水利事业能够科学发展,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高斌（1693—1755）,生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卒于乾隆二十年（1755）。高斌处在康乾盛世,政治生涯主要在雍正、乾隆时期,其治河成效卓着,为乾隆帝重用并恩泽家族。永定河为直隶地区最长的河流,历史上水患甚多,尤其是元代以来,面对如此频发的水患,起初并没有得到官方的重视。直到清代,永定河才逐步得到有效的治理,并且管理体系也逐渐得到完善。到了乾隆统治时期,永定河的治理被列入重点治理水系。在督直的三年间,高斌对直隶的永定河进行了全局规划与治理。笔者以直隶总督高斌督直期间对永定河的阶段性治理为研究对象,详细介绍了历史上永定河水患及治理情况,并对高斌治河的阶段性措施加以重点论述,在此基础上运用唯物史观对高斌治河予以客观评价。
王姣姣[7]（2017）在《清朝永定河河患与应对之策研究》文中提出永定河是流经北京、天津等地的一条非常重要的河流,因北京在清朝时期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永定河受到清廷的重视。但清朝时期,永定河河患严重,决口频繁,其原因主要有气候、地形、水文、人口、疏防等自然与人为因素。清朝永定河河患对沿岸州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危害,主要有淹毙农民、牲畜淹浸民房、田亩,造成政府的财政负担,破坏建筑物和道路等。面对严重的永定河河患,清朝采取诸多应对措施,主要从四个方面:一是救灾措施,首先政府采取蠲缓、赈济、工赈、抚恤与安辑、截漕与劝捐等多种措施进行救灾;其次沿河州县地方官员采取筑堤、捐银救灾、亲身犯险救人等举措应灾;另外,民间有诸多的自救措施,如涸干补种、乡绅救灾、义赈、灾民自救等。二是治理措施,治理的主体是清政府,其采取的主要有筑堤、疏浚、宣泄、改河等治河方法治理河患,其虽未切断河患的根源,但缓解了严重的河患。三是永定河河工弊端与整治,河工中存在诸多问题,如河工实施过程中的贪污科派、河防中的疏防问题、堤工验收中的舞弊问题、河工与地方州县矛盾、河工中村民交土等问题,清政府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整治与整顿。四是管理措施,清政府设立职官并在岁修与备料上进行具体规定,政府还重视河工的奖励和惩处,清朝中后期出现财政问题,清廷千方百计筹集挪借治河经费,此外河官还编纂河志、以史为鉴。清朝时期,针对永定河河河患,以政府为主体采取诸多应对措施,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河患频发的问题,但清政府应对河患采取的种种努力（救灾、治理、除弊、管理）不可抹杀,其功绩值得肯定。
吕晓青[8]（2016）在《直隶总督方观承治理永定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方观承是清前期任职时间最长的直隶总督,也是乾隆朝“五督臣”之一。在他督直的近二十年间,尤为重视直隶地区的水患治理。永定河是直隶地区最大的河流。清代,国家对永定河的治理形成了完善的体系。以治河为焦点,直隶总督与直隶总河之间的权力纷争致使直隶总督的治河权逐渐扩大,以致乾隆十四年,直隶总督兼管直隶河务,自此,方观承总揽直隶地区的治河权,期间他尤为关注永定河的治理问题。永定河水患灾害频繁,方观承从“临灾救治”和“锐意根治”两个层面对永定河进行了系统的治理。在临灾救治过程中,方观承亲临河工勘察情况,并能在最短时间调动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堵筑漫口,体现了政府职能的强大,并实行灾后赈济,以维护直隶地方社会的稳定。同时,方观承在高宗“一劳永逸”治河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了根治永定河的实践。他勇于突破前人的治河方略,提出改移永定河下口的决策;其方案在受到朝中非议之时,能够力排众议,坚定改移下口的决心;在实施改移永定河下口的过程中,对永定河的疏浚体系,工程设置等各方面进一步完善,加强了永定河的防汛工程。方观承根治永定河的实践,是国家治理永定河决策过程中的体现,反映了君臣之间的互动关系。方观承对永定河的治理,是永定河治理过程中重要的一环,保障了京畿地区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此外,通过方观承治理永定河的实践,体现了其身为经世官僚的重要素质:勤恳务实的治河精神、以民为本的管理理念、节省经费的治河观念等,十八世纪的经世官僚的努力对盛世局面的出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王永颜[9]（2016）在《清末直隶总督与河北学校教育转型（1901～1911）》文中研究表明清末直隶总督作为掌管直隶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是由总督个体组成的群体,一方面,他们带有封建官僚维护封建统治和自身独特地位的本性,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关注教育改革、注重人才培养、热衷办学的独特个性。清末新政时期,在直隶总督的掌控与推动下,河北教育领域的改革成效尤为显着,其规模和质量位居全国前列。不仅创办了各级各类新学堂,而且创建了河北近代教育体系,奠定了河北近代教育发展的基础,促进了河北封建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通过研究清末直隶总督兴办教育、推动教育改革的各项举措和教育转型实践,不仅为学术界研究督抚办教育现象提供新视角,而且为当今发展区域教育提供经验借鉴和历史启示。导论部分,分析了“督抚办教育现象”是清末一种新风尚,重点探讨了研究缘起和研究意义,界定了基本概念和研究范围,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分析了研究现状,最后阐释理论参照与研究方法,力求为全文的写作做好铺垫。第一章阐述了清末直隶总督兴办教育的背景和动因。清末直隶总督兴办教育的背景包括,近代河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学东渐对河北传统教育的冲击、教育救国思潮对清末河北教育转型的影响,以及清末新政时期河北教育改革的背景与概况几个方面。从西方近代教育对河北传统教育的影响、河北悠久的办学传统、清末政府对教育改革的重视、历任直隶总督的兴学示范,以及富省强民对人才的客观需求等方面,多视角分析清末直隶总督兴教办学的内外动因。第二章分析了清末历任直隶总督及其教育幕僚。在分析清末直隶总督的职权与地位、对教育的统辖与管理,以及任职情况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了对清末河北学校教育转型贡献卓着的四位总督及其兴教办学的突出成绩。接着探究了推动清末河北学校教育转型的教育幕僚群体和执行群体,分析了他们的基本特征与构成,指出他们是清末直隶总督推动教育改革的重要依靠力量。第三章论述了清末直隶总督推动下河北学校教育转型的各项举措。包括学校教育理念转变的举措,推动学校教育管理体制变革的举措,促成传统学校教育结构转型的策略,推动学校教学模式转型的措施,以及引领学校教师与学生转型的举措几个方面。具体分析和探讨了清末直隶总督及其教育幕僚,以及地方官员在推动清末河北学校教育变革与转型过程中,兴办新学堂、倡办新教育的各项具体改革措施与成效。第四章论述了清末直隶总督推动下河北学校教育转型的表征。包括学校教育理念的转变,学校教育管理体制的转型,学校教育结构的转型,学校教学模式的变革,以及学校教师队伍与学生群体的变迁几个方面,采用文献分析与计量史学等方法,在与直隶封建传统旧教育进行比较的基础上,阐述了清末河北各级各类新教育的基本现状与典型特征。第五章是清末直隶总督兴办学校教育的成效与影响因素分析。在清末直隶总督的推动下,清末河北学校教育取得显着成效。不仅促进河北教育尽早步入近代化的轨道,推动清末河北教育的规模和质量位居全国前列,而且培养了奔赴各行各业的新式学堂毕业生,提高了国民素质,还为民国时期学校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又从教育转型成功得益于总督的掌控与推动,总督管控下令行禁止是有效转型的保障,有效的筹资措施是兴办学堂的物质保障,民众积极参与确保教育转型成功推进等方面,对清末河北学校教育转型进行了影响因素分析。第六章分析了清末直隶总督与河北学校教育转型的特点及现代价值。总结了清末直隶总督兴办河北教育、推动河北学校教育转型的主要特点,同时从清末直隶总督兴办河北教育的历史事实与推动教育转型的各项举措与具体实践中,提出对今天教育改革与转型有益的经验与启示。余论部分主要对“督抚办教育现象”进行历史透视,分析了地方督抚兴办教育的成功经验与本质特征。同时还对总督研究,河北学校教育转型研究进行了研究反思与理论探讨。
熊群荣[10]（2015）在《冯国璋督直及督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冯国璋作为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具有丰富的地方从政及中央执政经历。目前,学界对冯国璋研究主要集中在冯国璋参与民初政争部分,而对冯国璋督直、督苏鲜有全面细致地研究,以至于在对冯国璋作出历史评价时往往得出否定性的结论。对于民初复杂历史人物的研究,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客观历史活动为依据,以其所处的时代为历史背景,对其历史行为开展全面研究,才能够得出客观、公允的评价。有鉴于此,本文以冯国璋督直、督苏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对冯国璋在直隶、江苏的军政及民政治理实践进行全面梳理,探讨其成效,从而有助于我们全面审视冯国璋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进一步深化北洋人物研究。冯国璋能从一名普通军人经过多番垂练而成为清末军政大员,与冯国璋所具有的才能和素质,以及他为北洋集团崛起所作出的贡献密切相关。冯国璋是从社会底层通过不懈奋斗,在清末军事变革中大显身手,不仅帮助袁世凯编练新军,还致力于军事教育现代化,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北洋集团培养了一大批军事骨干力量。正是因为冯国璋在清末军事现代化过程中的突出表现,他不断地得到袁世凯的提拔重用,从而跻身于清末军政要员之列,这既提高了冯国璋的历史地位,亦为其民初出任地方都督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辛亥政局演变中,冯国璋的思想及行为有较大变化,由忠君转向事主,表明了他能够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赞成共和。在辛亥和谈中,冯国璋最终支持袁世凯,并帮助袁氏鼎定北方局势。正因为如此,在民初北洋派与国民党激烈争夺直隶都督的过程中,袁世凯才能够放心和大胆起用冯国璋,将其任命为直隶都督。直隶向来为畿辅重地,又是北洋集团发迹之地,北洋派自然不能容忍其他政治势力染指。民元,在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国民党与北洋派的政治矛盾日益尖锐,形成了南北政治对立的态势。袁世凯为了把持直隶都督不为国民党控制,任命冯国璋督直。冯国璋到任后,在一定的程度上与顺直临时议会合作,推行了改善直隶军政和民政治理的许多措施。冯国璋在民初直隶的治理,维护了北洋派的核心利益,巩固了北洋派在直隶地区的统治,而他所采取的多项社会治理措施也有利于直隶社会发展。当然,冯国璋作为一介军人主政直隶的军政和民政,在地方治理实践中表现出鲜明的军人风格,以至于行政与立法及司法之间多有冲突。冯国璋在督苏期间实行强力的军人政治,既谨慎处理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也努力缓解北洋军人势力与江苏地方社会力量的矛盾冲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苏省三年多时间的社会稳定局面。冯国璋督苏既有努力改善江苏军政关系的一面,也有依凭军事强权压制革命党人的一面。冯国璋成立宪兵司令部,设立陆军讲武堂,整饬军纪,节制水警盐捕营,成立江苏模范师,在“咨询民隐,保卫治安”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他也实施袁世凯打压和取缔国民党的政策,在江苏严防党人,加强内地防务,维护了北洋派在江苏的统治。此外,冯国璋在督苏期间,加强了社会治理方面的工作,如厉行剿匪、禁绝鸦片、恤商助商、关注旗人生计以及推进南京市政建设等方面都有一定作为。冯国璋在江苏的统治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进一步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从而为其当选为副总统并进而代理大总统奠定了基础。冯国璋能够在直隶、江苏两省先后出任军政长官,应该从民初政局演变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来分析,才能更好地察觉到袁世凯以冯国璋督直、督苏所具有的政治蕴涵。总体而言,冯国璋在直隶和江苏近五年的地方治理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冯国璋督直、督苏不但增强了袁世凯加强中央集权的地方支持力量,而且提升了冯国璋在民初的历史地位。冯国璋在直隶及江苏的军政和民政治理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两省民众的一些认可,而冯国璋又在直隶特别是在江苏不断地增强了自身的势力,成为民初地方实力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从而为他后来广泛地参与政争,进而成为直系军阀首领奠定了基础。
二、李鸿章督直期间对直隶河流的治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李鸿章督直期间对直隶河流的治理（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五、创新性与不足 |
| 第一章 保定区位特征与近代以前的经济开发 |
| 第一节 保定地理环境特征 |
| 一、保定的地理位置 |
| 二、保定的自然环境 |
| 第二节 保定行政区划沿革 |
| 第三节 近代以前保定的经济开发 |
| 一、保定城市人口及结构变迁 |
| 二、近代以前保定农业的开发 |
| 三、近代以前保定手工业的发展 |
| 四、近代以前保定商业地位的嬗变 |
| 五、保定城市布局与经济空间的形成 |
| 第四节 保定经济地位擢升及其原因 |
| 一、保定与北京的互动关系 |
| 二、城市功能的转化 |
| 三、交通枢纽地位的形成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保定城市经济的转型 |
| 第一节 保定城市经济的近代转型 |
| 一、工业的近代转型 |
| 二、交通、通讯业的近代转型 |
| 三、金融业的近代转型 |
| 四、商业的近代转型 |
| 第二节 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动力及轨迹 |
| 一、保定城市经济的发展路径 |
| 二、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阶段性 |
| 三、保定城市经济空间的变化 |
| 第三节 北洋集团与保定近代转型的关系 |
| 一、北洋集团政治变迁与保定近代化发展 |
| 二、北洋集团经营保定的原因 |
| 三、北洋集团对保定近代化的推动作用 |
| 四、行政权力对保定近代化的双重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转型中的保定区域市场 |
| 第一节 保定市场的商人与行业结构 |
| 一、保定市场的商人籍贯分布 |
| 二、商人地域与行业分布 |
| 三、保定市场的商人与商业结构 |
| 第二节 保定市场网络体系的构建 |
| 一、保定商品的类型划分 |
| 二、保定市场的网络体系 |
| 第三节 保定市场功能定位的演变 |
| 一、服务于北京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以前) |
| 二、服务于天津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至20世纪30年代) |
| 三、转运地位下降的冀中经济中心城市(20世纪30年代左右) |
| 小结 |
| 第四章 经济转型中的保定城市地位变迁 |
| 第一节 施坚雅模型与“核心区”概念的梳理 |
| 一、施坚雅理论及其缺陷 |
| 二、“核心区”概念的修正 |
| 第二节 近代以前保定区域地位的演变 |
| 一、边缘区的核心区 |
| 二、河北中部地区的核心区 |
| 三、直隶地区的核心区 |
| 第三节 保定与直隶(河北)区域城市体系 |
| 一、保定与直隶(河北)市场体系的演变 |
| 二、保定与直隶(河北)城市体系——以核心区为视角 |
| 三、保定经济及城市地位变迁的动因 |
| 第四节 近代天津、保定城市地位的转换 |
| 一、西方势力的冲击是近代天津崛起的根本原因 |
| 二、清政府官方决策是津、保政治地位转换的推动力 |
| 三、近代保定的衰落与城市功能嬗变 |
| 四、保定与天津近代化启动方式的差异 |
| 小结 |
| 第五章 商业组织与保定城市经济——以保定商会为中心 |
| 第一节 社会变迁与行业组织的转型 |
| 一、会馆、行会的兴衰及功能演变 |
| 二、制度变迁与保定商会的产生 |
| 第二节 保定商会的社会经济功能 |
| 一、调解商业纠纷 |
| 二、陈述诉求意见 |
| 三、参与地方市政管理 |
| 四、参加与组织商品赛事活动 |
| 五、参与爱国运动 |
| 第三节 近代保定商会网络体系的构建 |
| 一、合作与依附: 保定商会与国内商会的互动 |
| 二、积极维权: 保定商会与上级商会的互动 |
| 三、间接交易: 保定商会与外国商团的互动 |
| 第四节 保定商会与政府的联系 |
| 一、政府是保定商会创立及改组的倡导者 |
| 二、政府是保定商会的实际控制者 |
| 小结 |
| 余论 权力控制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 一、制度变迁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 二、新时期保定城市的功能定位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试论梁启超的人物传记撰述 ——以《李鸿章传》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史回顾 |
| 二、研究意义与方法 |
| 第一章 梁启超人物传记撰述概述 |
| 第一节 以“起民权移旧俗”为旨趣的传记 |
| 第二节 以“采补其所本无”为目标的传记 |
| 第三节 以“淬厉其所本有”为目标的传记 |
| 第二章 《李鸿章传》的撰述旨趣 |
| 第一节 新史学与梁启超对人物传的认识 |
| 第二节 “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 |
| 第三章 《李鸿章传》的撰述特点 |
| 第一节 中西结合的体裁体例 |
| 第二节 “举重明轻”的采择方法 |
| 第三节 知人论世与古今中外比较 |
| 第四章 《李鸿章传》与梁启超人物传记研究 |
| 第一节 梁启超人物传记作品的代表 |
| 第二节 梁启超人物研究方法的体现 |
| 结语 |
| 附录:《李鸿章传》史事考辨三则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直隶督抚李维钧直隶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2 研究现状 |
| 3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
| 4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第1章 直隶督抚的设置与李维钧简介 |
| 1.1 明清时期的督抚制度 |
| 1.2 直隶总督与巡抚 |
| 1.3 李维钧简介 |
| 第2章 整顿吏治 |
| 2.1 清理积欠款充实国库 |
| 2.2 选贤任能培养人才 |
| 2.3 惩治贪官肃清风气 |
| 2.4 不畏权贵确保政策有效实施 |
| 第3章 办理赈务 |
| 3.1 清前期直隶灾况 |
| 3.2 赈灾措施 |
| 3.2.1 治理河患 |
| 3.2.2 抚恤灾民开仓散赈 |
| 3.2.3 发展水利劝民农耕 |
| 第4章 稳定社会秩序 |
| 4.1 调节旗民冲突 |
| 4.2 查禁秘密结社组织 |
| 第5章 其他治理措施 |
| 5.1 实行摊丁入亩 |
| 5.2 整顿营伍 |
| 第6章 李维钧总督生涯的终结 |
| 6.1 李维钧与年羹尧朋党分析 |
| 6.2 李维钧被革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4）李鸿章治理捻后直隶盗匪述论——以《李鸿章全集》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一、捻后直隶的盗匪 |
| 二、盗匪产生的原因 |
| 三、李鸿章治理盗匪的措施 |
| 四、结语 |
（5）袁世凯督直与天津城市早期现代化（论文提纲范文）
| 一袁世凯督直与天津城市的收复 |
| 二袁世凯对天津的治理与天津城市的早期现代化 |
| 三天津城市早期现代化的影响 |
（6）直隶总督高斌治理永定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 |
| 第1章 高斌生平及治河思想 |
| 1.1 高斌生平概述 |
| 1.1.1 家族煊赫，历代有为 |
| 1.1.2 历练有年，治水功臣 |
| 1.2 高斌的治河思想及经验 |
| 1.2.1 继承传统，承上启下 |
| 1.2.2 治理有道，南北兼顾 |
| 第2章 永定河及治理概况 |
| 2.1 水系渊源 |
| 2.2 水患情况 |
| 2.3 高斌督直前永定河的治理情况 |
| 2.3.1 康熙朝初治阶段（1698—1722） |
| 2.3.2 雍正朝治河体系形成阶段（1723—1735） |
| 2.3.3 历任直隶总督对永定河的治理（1735—1740） |
| 第3章 高斌对永定河的阶段性治理 |
| 3.1 乾隆六年至七年首次督直（1741—1742） |
| 3.1.1 筹全河机宜，疏通下游，尾闾顺轨安澜 |
| 3.1.2 处理永定河下口低洼倒漾 |
| 3.1.3 南北两岸再添四座滚水草坝 |
| 3.1.4 管理石景山下游河淤地亩 |
| 3.2 乾隆八年至十年二次督直（1743—1745） |
| 3.2.1 永定河上游开渠筑坝 |
| 3.2.2 和合堡等处筹建玲珑石坝 |
| 3.2.3 北岸再添草坝，下口进行疏浚 |
| 3.2.4 查勘河工，管理河务，赈恤抚民 |
| 3.3 乾隆十年二月至五月三次督直（1745） |
| 3.3.1 借调淀河垡船，办理北运河挖浅 |
| 3.3.2 任人唯贤，培养河务人才 |
| 3.3.3 制定章程，管理纳租 |
| 第4章 高斌治河评价 |
| 4.1 治河成效 |
| 4.1.1 永定堤固，众民安定 |
| 4.1.2 创新精神，求实敬业 |
| 4.1.3 御制诗文，后世评价 |
| 4.2 治河局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7）清朝永定河河患与应对之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清朝永定河河患 |
| 第一节 清朝永定河河患概述 |
| 第二节 清朝永定河河患的原因 |
| 第三节 清朝永定河河患的影响 |
| 第二章 清朝永定河河患的救灾应对 |
| 第一节 政府的多样赈灾措施 |
| 第二节 地方官员救灾举措 |
| 第三节 民间自救措施 |
| 第三章 清朝永定河河患的治理应对 |
| 第一节 筑堤御水 |
| 第二节 浚河之法 |
| 第三节 宣泄之法 |
| 第四节 改河之法 |
| 第四章 清朝永定河河弊的整治应对 |
| 第一节 惩处河工实施过程中的贪污腐败与科派累民行为 |
| 第二节 整顿河防——汛员、河兵、堤岸防护及取土 |
| 第三节 严查堤工验收与岁修过程中的问题 |
| 第四节 调解永定河河工与沿河州县地方的矛盾 |
| 第五节 查处河工村民交土案件 |
| 第五章 清朝永定河河患的管理应对 |
| 第一节 管理制度的确立及发展 |
| 第二节 河工奖惩制度 |
| 第三节 其他应对措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8）直隶总督方观承治理永定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历史上永定河治理概况 |
| 1.1 永定河流域 |
| 1.2 清以前的永定河水患与治理 |
| 1.3 清前期永定河的水患治理（1698-1749） |
| 1.3.1 永定河治理发轫（1698-1722） |
| 1.3.2 永定河管理体系的初步形成（1723-1735） |
| 1.3.3 乾隆前期永定河治理体系的完善（1735-1749） |
| 1.4 方观承督直前的治水经历 |
| 第二章 临灾救治：方观承初治永定河水灾 |
| 2.1 南岸三工漫口的起因 |
| 2.2 三工漫口的治理过程 |
| 2.2.1 实地查勘漫口态势 |
| 2.2.2 堵筑漫口陷入僵局 |
| 2.2.3 堵筑方案的反复筹议 |
| 2.3 处理水灾善后事宜 |
| 2.3.1 长短期结合的赈济措施 |
| 2.3.2 审理误工案遭斥责 |
| 第三章 锐意根治：改移永定河下口的尝试 |
| 3.1 初改河下口 |
| 3.1.1 勇于突破：提议改移河下口 |
| 3.1.2 力排众议：坚定改移下口的决心 |
| 3.1.3 谨慎规划：改移前后的筹备 |
| 3.2 水灾复起 |
| 3.2.1 永定河下游的危机及应对 |
| 3.2.2 南埝漫口与治理 |
| 3.2.3 正堤漫口合龙方案之争 |
| 3.3 再改河下口 |
| 第四章 方观承督直后期的治河困境 |
| 4.1 治理漫口屡次失误 |
| 4.2 延误治河罪被化解 |
| 第五章 方观承治理永定河的为政理念 |
| 5.1 勤政务实的精神 |
| 5.2 以民为本的理念 |
| 5.2.1 控制堤埝内居民数量 |
| 5.2.2 权衡河滩淤地分配 |
| 5.2.3 惩办旗人侵吞河滩淤地 |
| 5.3 节省经费的观念 |
| 5.3.1 减少永定河工程经费 |
| 5.3.2 经费收入途径多元化 |
| 5.3.3 减少河神庙的修建费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9）清末直隶总督与河北学校教育转型（1901～191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督抚办教育:清末一种新风尚 |
| 二、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三、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 |
| 四、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五、理论参照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清末直隶总督兴办教育的背景和动因 |
| 第一节 清末直隶总督兴办教育的背景 |
| 一、近代河北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背景 |
| 二、西学东渐对清末河北传统教育的冲击 |
| 三、教育救国思潮对清末河北教育转型的牵引 |
| 四、清末新政时期河北教育改革的时代背景 |
| 五、清末新政前河北教育变革的历史透视 |
| 第二节 清末直隶总督兴办教育的动因 |
| 一、西方现代教育对河北传统教育的影响 |
| 二、河北地区兴教办学的历史传统 |
| 三、清末政府视教育改革为救国良策 |
| 四、历任直隶总督的兴学示范 |
| 五、富省强民对人才的客观需求 |
| 第二章 清末历任直隶总督及其教育幕僚 |
| 第一节 清末历任直隶总督概览 |
| 一、直隶总督的历史演变 |
| 二、清末直隶总督的职权与地位 |
| 三、直隶总督对教育的统辖与管治 |
| 四、清末直隶总督的任职情况 |
| 第二节 对清末教育转型贡献卓着的四位总督 |
| 一、奠定清末河北学校教育转型基础的袁世凯 |
| 二、促进清末河北学校教育平稳转型的杨士骧 |
| 三、对教育变革充满热情而又昙花一现的端方 |
| 四、奖励捐资兴学并积极推进变革的陈夔龙 |
| 第三节 协助清末直隶总督兴教办学的文教幕僚群体 |
| 一、清末直隶总督幕僚制度及其特征 |
| 二、清末直隶总督的文教幕僚群体 |
| 三、关心教育热衷学务的行政官员 |
| 第四节 促进清末河北学校教育转型的执行群体 |
| 一、认真筹划推动捐资兴学的地方绅董 |
| 二、尽心竭力推动新学堂发展的办学人员 |
| 三、热衷兴学活动的直隶教育会会员 |
| 四、引领教育转型走向的教育家群体 |
| 第三章 清末直隶总督推动下河北学校教育转型的举措 |
| 第一节 促进教育理念转变的相关措施 |
| 一、为开阔视野派官员到国外考察学务 |
| 二、为培养新型人才选派生员出国游学 |
| 三、借助各类报刊大力宣传新式教育 |
| 第二节 推进学校教育管理体制变革的举措 |
| 一、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转型 |
| 二、学校教育管理体制的变革 |
| 第三节 促成传统教育结构转型的策略 |
| 一、大力兴办新式学堂 |
| 二、对新式学堂的整改 |
| 三、将私塾改为小学堂 |
| 四、强令书院改新学堂 |
| 第四节 推动学校教学模式转型的措施 |
| 一、强化对学校教学的督导 |
| 二、要求教师开展教育研究 |
| 三、引进欧美新式教学方法 |
| 四、制定学堂教学管理规程 |
| 第五节 引领学校教师与学生转型的举措 |
| 一、发展师范教育培养新型教师 |
| 二、兴办女子教育促成男女平等的师生群体 |
| 第四章 清末直隶总督推动下河北学校教育转型的表征 |
| 第一节 学校教育理念的转变 |
| 一、传统教育理念的逐渐消退 |
| 二、现代教育理念的逐步确立 |
| 三、各方对新教育理念的接纳 |
| 第二节 学校教育管理体制的转型 |
| 一、省级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变迁 |
| 二、学校内部教育管理体制的转变 |
| 第三节 学校教育结构的转型 |
| 一、学校教育层级结构的变化 |
| 二、学校教育类别结构的转换 |
| 三、学校教育性别结构的改变 |
| 第四节 学校教学模式的变革 |
| 一、学校教学内容的更新 |
| 二、教学组织形式的转型 |
| 三、学校教学方法的创新 |
| 第五节 教师队伍与学生群体的变迁 |
| 一、学校教师队伍的更新 |
| 二、学校学生群体的变化 |
| 三、师生思想观念与精神风貌的变化 |
| 第五章 清末直隶总督兴办学校教育的成效及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清末直隶总督兴办河北教育的成效 |
| 一、促使河北教育尽早步入近代化的轨道 |
| 二、河北教育的规模与质量位居全国前列 |
| 三、新式学堂毕业生奔赴各行各业 |
| 四、各级新教育促进河北国民素质的提高 |
| 五、为民国时期学校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 第二节 清末河北学校教育转型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教育成功转型得益于总督的掌控与推动 |
| 二、总督管控下令行禁止是有效转型的保障 |
| 三、民众积极参与确保教育转型的成功推进 |
| 四、有效的筹资措施是兴办学堂的物质保障 |
| 第六章 清末直隶总督与学校教育转型的特点及现代价值 |
| 第一节 清末直隶总督推进河北学校教育转型的特点 |
| 一、社会转型为直隶总督兴办教育提出了客观需求 |
| 二、清末新政为直隶总督提供了兴学育才的历史舞台 |
| 三、总督的办学热情与理念是河北教育转型的关键 |
| 四、总督的兴教设学是推行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五、总督兴办地方教育带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 |
| 第二节 清末直隶总督兴办河北教育的现代价值 |
| 一、良好的社会环境是教育改革的重要保障 |
| 二、地方行政长官要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观念 |
| 三、城乡士绅的办学热情直接影响着教育的发展 |
| 四、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需要循序渐进 |
| 五、政府倡导与民众参与是教育改革成功的关键 |
| 余论 |
| 一、“督抚办教育现象”的历史透视 |
| (一) 任前经历是督抚把握教育改革方向与时机的基础 |
| (二) 督抚是清末推动教育改革的关键 |
| (三) 督抚办教育得益于高级教育幕僚的全力襄理 |
| (四) 建立完善的教育行政机构是教育改革的基础 |
| (五) 制定有效举措是教育改革成功的保障 |
| 二、关于清末总督研究的几点思考 |
| (一) 研究总督要思考其与周围群体的关系 |
| (二) 研究总督的一个方面要同时关注其他方面 |
| (三) 注意对总督进行评价的客观性 |
| 三、关于清末河北教育转型的研究反思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后记 |
（10）冯国璋督直及督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对冯国璋的历史评价 |
| (二) 对冯国璋研究的学术回顾 |
| 三、研究理论与主要资料 |
| (一) 研究思路、主要理论与方法 |
| (二) 资料收集与整理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清末崛起的冯国璋 |
| 第一节 冯国璋与北洋集团 |
| 一、冯国璋的才能和素质 |
| 二、冯国璋在北洋集团崛起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冯国璋与辛亥革命 |
| 一、冯国璋参与武汉前线战局决策 |
| 二、冯国璋督率清军镇压革命军 |
| 三、冯国璋与南北议和 |
| 四、冯国璋襄助袁世凯鼎定北方政局 |
| 第二章 冯国璋督直研究 |
| 第一节 冯国璋督直原委 |
| 一、王芝祥“督直改委”事件 |
| 二、冯国璋督直原因 |
| 三、顺直临时省议会反对冯国璋督直 |
| 第二节 冯国璋与民初直隶军政治理 |
| 一、民初直隶行政区划及军政机构 |
| 二、颁发行政规章制度 |
| 三、整顿吏治 |
| 四、改革军警 |
| 第三节 冯国璋与民初直隶社会治理 |
| 一、冯国璋与天津兵变 |
| 二、冯国璋与直隶荒政 |
| 三、冯国璋与直隶禁烟 |
| 四、冯国璋安定直隶社会秩序 |
| 第四节 冯国璋治下的直隶行政与立法及司法关系 |
| 一、行政权与立法权冲突 |
| 二、行政权侵越司法权 |
| 第三章 冯国璋督苏研究 |
| 第一节 冯国璋督苏背景 |
| 一、“宋案”与二次革命 |
| 二、冯国璋出任江苏都督 |
| 三、冯国璋督苏面临的挑战 |
| 第二节 冯国璋与民初江苏军政治理 |
| 一、民初江苏行政区划及军政机构 |
| 二、冯国璋与江苏都督府(督军公署) |
| 三、冯国璋与民初江苏军队治理 |
| 四、民初江苏军政统一与分割 |
| 第三节 冯国璋与民初江苏社会治理 |
| 一、民初江苏军政与民政关系 |
| 二、严厉剿匪 |
| 三、通缉党人 |
| 四、厉行禁烟 |
| 五、赈济灾民 |
| 六、维护经济秩序 |
| 第四章 冯国璋督直、督苏历史评价 |
| 第一节 袁世凯加强中央集权 |
| 一、袁世凯政府面临的困境 |
| 二、袁世凯加强中央集权的必然性 |
| 三、袁世凯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
| 第二节 冯国璋督直、督苏成效及评价 |
| 一、袁世凯与冯国璋督直、督苏 |
| 二、冯国璋督直、督苏成效 |
| 三、冯国璋督直、督苏的历史影响及评价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李鸿章督直期间对直隶河流的治理（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D]. 周辰. 苏州大学, 2020(06)
- [2]试论梁启超的人物传记撰述 ——以《李鸿章传》为中心[D]. 张巍. 兰州大学, 2020(01)
- [3]直隶督抚李维钧直隶治理研究[D]. 张博雅. 河北大学, 2019(08)
- [4]李鸿章治理捻后直隶盗匪述论——以《李鸿章全集》为中心[J]. 陈召正.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8(03)
- [5]袁世凯督直与天津城市早期现代化[J]. 张华腾. 史林, 2017(06)
- [6]直隶总督高斌治理永定河研究[D]. 李珊珊. 河北大学, 2017(11)
- [7]清朝永定河河患与应对之策研究[D]. 王姣姣. 淮北师范大学, 2017(11)
- [8]直隶总督方观承治理永定河研究[D]. 吕晓青. 河北大学, 2016(03)
- [9]清末直隶总督与河北学校教育转型（1901～1911）[D]. 王永颜.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10]冯国璋督直及督苏研究[D]. 熊群荣.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