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轮船招商局股份制特征浅论（论文文献综述）
王明,龙登高[1]（2021）在《官督商办企业的兴与衰：企业治理机制视角》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约束条件影响制度选择的视角出发,分析官督商办企业治理机制的建立及其影响,试图为其兴衰提供一个统一的解释框架。本文提出,官督商办企业有依附洋务官员、股本源于社会、政治利益优于经济利益三个约束条件,使得企业具有多委托人、多任务的特征,其中所蕴含的两组内在矛盾,共同塑造了"股东-管理层""官员-管理层"两组委托代理关系并存的"官督商办"治理机制,并据此建立了模型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官督商办企业过多的政治活动内生于"官督商办"治理机制,这是官督商办企业得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也是其衰落的重要原因。
戴丽[2]（2020）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发展的成就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变都是以无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两个过程”作为基本出发点和基本理论框架的。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开启了对近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研究,相继建立了“冲击-反应”、“传统-现代”、“中国中心论”等模式。改革开放以后,传统的革命史范式引发争议,片面的“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遭到质疑,为适应当代中国改革发展需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日益兴起。立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历史节点,对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研究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力和价值。本文在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作为研究对象,由点及面,选择以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作为统摄全文的框架,分别从技术条件（包括生产技术和劳动素质）与社会形式（包括资本组织形式、组织管理和资本积累）两个维度具体阐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发展状况,并从二者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合力中厘清近代中国产生巨变的历史脉络,力求突破学界已有的点线研究。由表入里,围绕技术条件和社会形式之间的内在互动机制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具有的直接进步作用及其产生的积极影响。从考察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角度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力求避免将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和思想单纯政治化、学术化。本文基本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论述起点,以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为时间下限。首先,简要回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从孕育到创制再到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然后,分别就官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技术条件和社会形式发生的时代变迁和呈现的特点分析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状况。最后,指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技术条件和社会形式在近代企业和社会生产中从早期的直接结合逐步向双向度互动演化。技术条件和社会形式共同组合成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动态结构,二者相互作用的逻辑进路表现为,一方面,技术引入促进产业工人诞生,技术传播壮大产业工人规模,技术递进推动产业工人联合;另一方面,资本组织形式引发技术应用,科学管理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资本积累刺激技术创新。据此得出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核心观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取得了一定发展且具有相对的进步性,直接促进了无产阶级队伍的诞生和壮大,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现代中国战胜封建生产方式的社会生产力条件。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近代中国并存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与不发展两种状态,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生产方式广泛存在。事实上,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处于特殊阶段,其发展的事实才容易被传统封建制下的社会矛盾所掩盖。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较而言是一种历史进步,是应该被支持和肯定的新生事物。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才异常缓慢和艰难,才需要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分发展清除封建残余。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生产机械化程度较低,资本有机构成不高,急需要价格低廉的劳动力来代替机械化操作,才有了工人阶级高度的集中性。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给劳动者带来经济上的严重剥削、漫长的劳动时间和残酷的政治压迫,才有了无产阶级彻底反抗意志的觉醒和顽强斗争实践觉悟的提高。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才软弱无能,中国共产党才应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才会不断走向反动对立面,科学社会主义才会进一步直抵人心。以工业化和商品化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存在和持续影响是中国的现实,变革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与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性课题。本文以历史缘由为起点,科学总结中国现代化思潮的历史经验,形成对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镜鉴,理性审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其他市场经济模式之间的异同,深化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知。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进方向,应当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生态环境,推进绿色发展。加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同时不断释放市场配置资源的活力,推动市场经济模式迈入新的层次和高度,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高效率和高质量发展。
李健[3]（2020）在《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演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企业是社会发展重要的微观基础和基本单元,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最重要的活跃因素。公司是企业组织发展的高级形态,对促进经济发展与推进工业化的作用更加重大。公司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是西方世界崛起与扩张的关键,他与公司发展的历程相伴而行。为了维持和巩固当时现有商业规则,近代西方诸国实施公司立法活动,至此西方世界出现真正意义上营利性法人的“公司”概念。对比西方世界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有其自身特点。我国公司法律制度实践共经历六次变革:第一次变革是1872年具有公司法替代效用的《轮船招商局章程》制定;第二次变革是1904年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中国首部《公司律》颁布;第三次变革是1914年首次邀请商人参与制定的《公司条例》颁布;第四次变革是1929年首次确立公司“营利”目的的《公司法》颁布;第五次变革是1946年确立以公司制发展国营事业目的的《公司法》颁布;第六次变革是1993年确立公司概念重新正式走入中国经济社会规定的《公司法》颁布。由于中国当代公司法的完善建设都得益于近代公司法律制度的实践,所以本文以近代公司法颁布的时序为线索,针对与近代公司法律制度所关联的特许公司制度《轮船招商局章程》以及四部公司法,对其公司发展状况、法律制度前提、利益集团博弈过程以及经济影响进行研究,进而揭示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的演化规律。本文依据制度演化理论、演化博弈论进行研究,以公司法演化的时序为线索,从晚清公司制思想产生开始,商人进行公司实践发端,主要分析公司法律制度演化的五个阶段过程,包括公司法律制度萌芽阶段商人实践与特许公司制度的替代、特许公司制度向准则公司制度的探索与转化、官商共同参与修律奠定近代公司法律制度体系的基础、官商共同兴办工业完善公司法律制度、再到抗战期间统制经济下官商进行公司产权争夺导致公司法律制度走向异化,以及五个阶段过程中官僚、商人、其他集团多方博弈行为特征,最终得出评述性结论。本文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章是绪论。第二章是提出公司法律制度萌芽、起步、初步发展、规范发展、异化五阶段演化模型。第三章是公司法律制度的萌芽阶段（1840-1872）。主要分析在无公司法的条件下,由于华商进行附股导致原有法律制度框架无法容纳新生经济因素,官僚制定《轮船招商局章程》的过程。第四章是公司法律制度的起步阶段（1872-1904）。主要分析在《轮船招商局章程》的示范下公司治理逐渐显露出官商集团监管经理人缺失问题,导致晚清工商业发展急需突破公司法律制度瓶颈,中央政府颁布《公司律》的过程。第五章是公司法律制度的初步发展阶段（1904-1914）。主要分析在《公司律》下公司内部道德风险问题与官剥商权情况,以及商人偷懒行为与机会主义,导致《公司律》无法使中国建立真正的经济自由民主,官僚与商人共同颁布《公司条例》的过程。第六章是公司法律制度的规范发展阶段（1914-1929）。主要分析《公司条例》缺失法人持股制度导致家族公司对外投资发展滞后,公司所承担的非营利性目的过多而影响公司发展,在涉及根本性商办公司改革方面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南京政府颁布1929年《公司法》的过程。第七章是公司法律制度的异化阶段（1929-1946）。主要分析1929年《公司法》以私企业为规范对象难以适应大力发展国营事业的需要,国民政府颁布1946年《公司法》的过程。论文第八章是结论。
孙翔[4]（2019）在《清末三大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1880-1915）》文中研究表明当今世界,金融危机频繁爆发,每次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日益高昂。上世纪90年代日本爆发的“泡沫经济危机”中断了日本经济长期的高速增长,使其陷入长达二十余年的衰退之中。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血洗东南亚各国,使得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经济实力遭受重创,政治也处于长期动荡之中。最近的2007年年底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更是祸及全球,危机10余年后的今天依然“余毒未清”。金融危机由来已久,最早的金融危机可以追溯到1619-1623年的“普鲁士铸币危机”和1636年荷兰的“郁金香泡沫”。其中“郁金香泡沫”不仅使着名的阿姆斯特丹交易所遭受沉重打击,也让荷兰的经济陷入混乱,加速了荷兰走向衰落的步伐。1880-1910年的清末中国也频繁爆发金融危机,这些金融危机导致当时的金融机构大量倒闭、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其中尤以1883年金融危机、1897年金融危机和1910年金融危机为最。这三场金融危机不仅成因复杂、规模巨大,而且对实体经济和政府治理都造成了很大程度的冲击,深刻影响到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值得深入的研究思考。本文运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对1880-1915年间清末中国三次主要金融危机的时代背景、爆发原因、演化机制和后果影响进行了史料分析与数据分析,通过研究危机过程中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者的兴衰得失,详细分析当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市场紧缩流动性等问题,来尝试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通过对危机演化机制、危机影响以及危机中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机制等的分析,来试图理清缺失的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机制、滞后的政府市场监管和摇摆不定的救市措施等对金融危机的影响机制。经研究发现,清末三场金融危机本质均为银行危机,银行危机由货币贬值和国际收支失衡等逐步引致。危机爆发的关键在于金融体系流动性的一再收缩,而流动性收缩是经常项贸易逆差、新设工矿企业吸纳资金、金融资产价格剧烈波动和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角色缺失等几个核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郭岩伟[5]（2014）在《近代中国中外企业制度对比研究 ——以股权分配制度为中心的考察》文中认为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之时,传统中国正式开始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到近代工商业社会的转型。伴随着西方列强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脚步,新式工商业也从沿海通商口岸延伸开来。而在这一进程中,远道而来的外商企业和植根本土的华商企业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外商在华企业携资金技术的优势以及以列强为后盾的各种特权,通过自身的经营实践,不仅在诸多新兴工商业领域领风气之先,还在很多重要行业长期占据优势地位。而华商企业则通过自身经营管理的特色及实业报国的雄心,通过新兴行业的学习模仿及传统业态的制度重构,不但在上述新兴工商业领域实现了追赶,甚至使部分传统行业在新的竞合环境中涅盘重生。外商在华企业和华商企业在近代中国的市场环境中,不仅在资本增殖的原始动机下追寻着利益的最大化,而且还在各种新兴工商业的兴衰沉浮中开辟着属于自己的一片疆土。在上述经济转型的历史进程中,近代中国外商企业和华商企业的竞争较量及合作共赢关系是以企业组织为载体才得以实现的。而股份制企业作为近代社会最为重要的企业组织形式,对当时的经济转型和制度重构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股份制企业制度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在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进化发展并趋于成熟的先进制度成果,不仅外商在华企业将之视为掘金中国市场的制度利器,而且华商亦因其聚沙成塔的示范效应而趋之若鹜。因此对近代外商在华企业制度构建,尤其是关系到企业资本筹集、资金运作及治理结构的分配制度之具体情况做出系统分析,并探讨华商企业在引进上述制度过程中的分析拣选,不仅对进一步了解当时企业组织制度有重要意义,而且有助于完善近代中外企业制度变迁的研究。
李世明[6]（2014）在《博弈与嬗变：晚清轮船招商局官商关系探赜（1872-1911）》文中研究说明轮船招商局是晚清洋务运动时期由李鸿章奏请清政府创办的第一家民用股份制企业，企业兼具传统与现代双重性质。由于受到当时特殊政治与经济环境的影响，招商局企业的发展历程极为曲折，这集中体现在招商局的官商关系方面。通过对招商局官商关系的研究，即可发现以下问题：第一，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帝制时期实行的“国家专营”体制不仅催生出传统的官商经济模式和“官商合一”的历史传统，也为招商局官商关系的形成提供了路径选择。第二，在招商局融资窘困的背景下，李鸿章和商人团体出于相互的需要，促使轮船招商局官商关系得以连结。但是，二者在利益目标的本质上并不一致。第三，由于官商之间利益目标的不一致，相互间的博弈推动着招商局官商关系发生嬗变，并经历了磨合与貌合神离（1873—1884）、翻转与若即若离（1885—1902）、渐行渐远与离异（1903—1911）三个阶段。招商局官商关系深受企业内外政经环境、企业自身资本结构以及企业内部的宗派竞争等因素的影响。第四，招商局“商办运动”作为典型案例，集中反映了权力与资本间博弈的情形。招商局“商办运动”形式上表现为官商争夺企业的控制权，深层次体现在权力与资本间的博弈。但是，官商博弈更深处的逻辑起点却是国家因为“财政饥渴”而对企业进行的以“行政效率”取代“经济效率”的政治现实。第五，招商局官商关系弊害的根源在于招商局继受了帝制时期官商传统的基因，并在中央集权的架构下得以复制和强化。在具体的经营过程中，招商局法无定规，权随人转，一切都在企业的管理、业务的延伸等旗帜和名义下进行。企业主管者有着极大的随意性，缺乏必要的制约；虽然，招商局一再强调收回利权、分洋之利、振兴商务，但一切又是以政治实力较量和权力权谋为依归。招商局的章程和形式虽是模仿外来的、现代的，但是其实际的运作、内在的运行机制、潜在的规则及其社会文化土壤则完全是本土的、传统的。因此，招商局呈现之病理亦为洋务运动之病理，二者在根本上是“同源”的。
方芳[7]（2013）在《近代航运业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的竞争 ——以1877年轮船招商局收购旗昌轮船公司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的时代，沧海桑田、恍如隔世的梦幻感，来自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崩塌与工业文明社会的新建。这是一个漫长的需要不断探索的历史过程。站在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近代中国在技术、组织以及许多制度的建立上已与欧美国家相差较远，这使得民族资本企业在生存与发展中，同外国资本既竞争又仿效的状态将是不可避免的。贸易与航运的紧密联系使近代中国的航运业成为各国外商争夺的焦点。外国航运业入侵后，与我国传统的沙船业相比，不仅具有技术性优势，而且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让这些轮船公司能够广泛募集资本、分摊风险，其制度优势是不可比拟的。而列强与中国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合理条约，攫取关税、税收等特权无疑成为外国资本在航运业发展的另一个优势。中国第一家民族工商企业轮船招商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外国资本的对立物诞生的。在与外国资本曲折的竞争中，轮船招商局于1877年一举盘购美资旗昌轮船公司的全部产业，并以此为契机，使企业及中国航运业的发展之路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本文抽取轮船招商局收购旗昌轮船公司这一事件，以当时的史实为基础，叙述了招商局与外国资本竞争、收购旗昌轮船公司的全过程，从当时的国际整体视角深入研究事件内在动因。从投资的角度对其争议较多的估价问题、融资风险问题进行探讨，并分析股份制对招商局的影响。这段历史不仅向我们展示了近代中国航运业的发展概貌，同时也为我国企业在进行涉外并购时提供借鉴及经验。
李飞[8]（2013）在《市场经营主体替代与经济绩效研究 ——兼及中国与日德工业化进程比较》文中研究表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是本文选题的直接原因,具体而言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的经验总结和对当下较严重的国有经济替代民营经济现象的反思。二者似乎同时指向了一个结论,即市场经营主体之间的替代关系会对经济绩效产生明显的影响。鉴于目前尚未有对此问题进行长时间段的系统分析成果,本文拟对清末洋务运动以降的国营主体和民营主体之间的替代关系进行系统地梳理,并以工业化为纲,考察各时期的经济绩效,试图找出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所用研究方法以历史实证分析和历史比较研究为主本文的研究主要通过三个方面、七个章节来展开。首先,以前四章分别对近代工业化以来四个时期内的市场经营主体展开研究,具体包括洋务运动时期官办、官督商办洋务派企业和民办企业的发展情况、北洋政府时期国家资本的形成和民族资本的迅速发展、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和民营工业的全面萎缩、新民主主义时期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格局、计划经济时期国营企业的全面覆盖和私营企业的彻底消亡、改革开放之后国有企业的改革与退出和民营经济的极大发展。同时考察各阶段的经济绩效情况,总体遵循“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居民生活—国际比较”分析范式,所选取的指标主要有经济总量、人均资本拥有量、企业数量、技术水平、产业产值、产业结构、城市人口数量、人均收入等,视情况而有不同。其次,通过一章内容对工业化各阶段经营主体之间的替代关系和经济绩效进行对比分析,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当民营企业得以发展,替代官营企业充当市场经营主体时,经济绩效为佳;当官营企业不断侵蚀民营企业,充当市场经营主体时,经济绩效为差。对此结论,本文认为其根源在于不同的市场经营主体将导致资源配置方式的组合发生变化。官营主体因产权链过长且界定不清而更容易陷入内部人控制和激励缺失之中,从而导致其绩效不及民营企业；低绩效的官营企业欲维持经营,其竞争策略必然是通过行政特权维持垄断地位,从而有害于公平的市场竞争；其本身的内部人控制和激励缺失问题亦无法通过市场力量解决,只能借助于政府的力量,从而导致政府职能扩大化,替代市场配置资源。由此,资源配置方式的组合向着不利于较佳绩效的方向变化,从而导致了整个经济绩效的下降。第三,再以两章内容进行纵向的历史分析和横向的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官营传统在中国由来已久,可追溯至汉代盐铁官营时期,此后历代,官营工商业对民营工商业的替代始终存在,清末洋务派军用工业多官办形式,源自历史上的官工业传统,民用工业多官督商办形式,与封建政府“招商”制度相关。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有化,是对官营传统的巩固。1949年后,社会主义改造延续这一历史趋势,直至改革开放,才有所弱化。由此观知,中国经济之未来取决于民营经济之未来,取决于国企改革之未来。在这种纵向的梳理中,政府职能的边界也趋于明朗,即通过财政、金融、产业政策等方式调节宏观经济,充当经营主体仅限于提供公共产品的非营利性行业。横向的比较研究,选择以日本和德国为比较对象,二者均是赶超型工业化国家,而且政府发挥的作用都较大,但是市场经营主体都依靠民营企业,极有说服力。通过对比分析发现,日本工业化前期成功的关键在于明治维新时期的殖产兴业政策,其核心在于政府办示范型企业,鼓励民间投资办企业,德国工业化前期成功的关键是鼓励自由地竞争,政府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优渥的环境,同时通过一系列反垄断措施保障竞争机制。基于上述论证,本文得出的核心观点是：当国营主体替代民营主体时,经济绩效趋差；当民营主体替代国营主体时,经济绩效趋佳;其原因在于国营企业充当市场经营主体时,将导致资源配置方式的组合向着效率较低的方向变化,反之则反是。
李晓慧[9]（2011）在《近代轮船招商局与民生实业公司企业制度对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轮船招商局（以下简称招商局）是中国第一家采用西方现代公司制度的股份制航运企业,从此以后,西方现代公司制度开始在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但是因为当时近代中国缺乏适合西方现代股份制公司制度生长的土壤,清朝政府统治摇摇欲坠,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社会经济水平仍处于封建社会末期,沿袭着诸多具有中国千年封建传统的商事习惯,以至于股份制企业制度在传入中国后发生变异甚至扭曲,呈现出许多独具特色的特点,体现在企业制度的各个方面。这种由中国传统企业制度向西方现代企业制度过渡的企业制度,被称为官督商办体制。招商局在官督商办体制下企业治理机制、产权制度、分配制度都具有与现代企业不同的特质,对招商局的发展影响极其深远。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公司）是近代航运企业的后起之秀,开始只是一家初始资本只有五万元,以一艘吃水量只有70.6吨的小汽船行驶于重庆到合川的近代股份制企业,但是仅仅发展五年就拥有大小轮船二十艘,航线也从重庆扩展到上海,资产增加到140余万元,成为长江上游最有名的轮船公司,经营十余年之后,实力就接近于经营了六十余年的招商局,成为当时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民生实业公司是由民营企业家卢作孚发起的,企业制度建设积极引进西方先进企业制度,并注重对中国传统的优秀思想的吸收,使企业制度适应当时中国具体实际,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虽然招商局与民生实业公司成立时间相差半个世纪,但是近代中国恶劣的社会环境几近相同。同是股份制企业,由于两家企业经营主体的不同,导致企业的管理体制制定和具体管理实践有诸多不同。本文主要对招商局初期发展时的“夹生”的现代企业制度（1873-1911）与近代民生实业公司发展初期的企业制度（主要选取1926-1937）进行对比分析和论述,来探讨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的产生及初期发展的历程。本文除绪论外,正文包括五部分:第一部分招商局与民生公司创立背景对比分析。招商局创立于1873年,民生公司创立于1926年,虽然具体时间不同,但是都是在外商轮船公司控制我国航运业、民族航运业前途岌岌可危的背景下创立的。本部分将对两家企业产生的背景进行对比分析。第二部分招商局与民生公司的资金筹集与创立对比分析。企业的资产筹措方式尤其是资金的筹措方式,往往成为企业制度的基础。轮船招商局的资本一部分来源于商人投资入股,一部分来源于外部借贷,其中包括拨借官款,而民生公司的资本全部来自于社会招募股东入股。不同的资本募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组织形式,对企业制度确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第三部分招商局与民生公司企业治理机制对比分析。轮船招商局的官督商办体制的产生与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是中国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向西方先进企业制度妥协的产物。这种体制所固有的缺陷是制度变迁需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而民生公司在卢作孚的领导下所创立的企业制度却是西方先进企业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完美产物,所以,尽管都是在同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不同的企业制度所造就的企业也是不同的。本部分也将对此进行分析和论述。第四部分招商局与民生公司产权制度对比分析。在西方股份制传入中国前,中国官方并没有分散集资的概念,所以招商局的官方创办者对于股份制公司的股东地位及作用缺乏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并且传统的官方主导思想仍然占主流,导致股东无法正常行使其权利,企业内部权利主体权责不对称;官款虽不属于企业股本,但和股本一样分润企业盈余。民生公司的产权制度界定非常清晰,还通过具体的规章限制大股东权利。在清晰的产权制度下,公司在不断的良性循环下渐入佳境。第五部分招商局与民生公司分配制度对比分析。轮船招商局比较有特色的分配制度就是官利制度和报效制度。官利制度是指不管招商局盈利与否都要每年按固定比率给股东支付一定的利息,这部分利息就称为官利。报效制度是指招商局要无偿或者折价为政府、为国家运送官物或者军事物资等,名为为国家、为社会作贡献,实际上是政府对招商局企业利润的变相分割和侵占。官利制度和报效制度严重影响了招商局的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对企业发展的阻碍作用难以想象,影响极其深远。而民生公司非常注重企业资本积累,每年的盈余里面都有相当大一部分用于资本公积,使企业扩大经营和扩充资本处于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当中。本部分将对此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第六部分结语。从招商局的企业制度分析中可以看出,尽管现代企业制度在传入中国初期受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政府干预以及传统文化习俗种种因素的影响,无论是产权制度、分配制度、企业治理结构还是企业管理等方面,都暴露出一系列带有强烈本土化特色的缺陷和弊病,但是这在企业制度演进的早期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变迁的一种成本和代价。从整个近代社会而言,这不仅是企业制度演进过程本身存在的问题,而且是社会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的问题。我们应该正视在近代中国这一特殊背景下它所具有的历史局限和不足,同时也应该看到其内生过程中的变化和进步。就制度变迁而言,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而是要看整个历史过程。在认识到这种历史必然性的同时,也要看到这种官办主体引起的企业制度的先天性缺陷,这种缺陷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实绩,并阻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民生公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优秀近代企业制度的范本,无论是企业治理机制,还是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乃至管理实践,民生公司在引进西方先进企业制度的经验的同时,还注重与我国优秀的传统思想的结合,为西方企业制度在中国培养出适合其发展的土壤,为后来的企业制度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通过招商局和民生公司的对比,可以看出,在我国企业制度发展过程中,在吸收西方先进制度成果的同时,对于传统的固有的制度要慎重对待、有选择地吸收;企业的核心灵魂对于企业制度建立和企业的长久发展至关重要。当然,无论是民生公司还是招商局,都可以看出,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发展潮流与世界各国的企业制度还是有较一致的历史趋向的。源自西方世界的现代企业制度在进入中国以后的本土化,即“中国特色”的问题,不论经验还是教训,都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总结和借鉴的珍贵历史遗产。
陈明辉,史亚楠[10]（2010）在《略论轮船招商局股份制变异之表现（1872-1911）——以企业主体性和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为透视点》文中提出轮船招商局是在西方在华洋行的示范、刺激以及洋务官僚的极力倡导下产生的近代企业。它仿行西法,采用西方股份制,但由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在采用西方股份制及实际运作过程中发生了诸多变异,突出表现在企业主体性缺乏以及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缺乏有效制衡两个方面。
二、轮船招商局股份制特征浅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轮船招商局股份制特征浅论（论文提纲范文）
（1）官督商办企业的兴与衰：企业治理机制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官督商办企业的约束条件 |
| (一)官督商办企业对洋务官员的依赖性 |
| (二)企业的股本大部分来源于买办和商人 |
| (三)政治利益优先于经济利益 |
| 三、官督商办企业治理机制的复杂性 |
| (一)治理机制的复杂性及其内在矛盾 |
| (二)管理层的多重身份 |
| (三)双重委托代理关系 |
| 四、双重委托代理机制及其影响 |
| (一)不同治理机制下的均衡 |
| (二)比较静态分析 |
| 1. 代理人的行为与均衡收益 |
| 2. 企业的决策与均衡收益 |
| (三)管理层的政治活动与企业绩效 |
| 五、结论与启示 |
（2）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发展的成就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选题国内外研究状况概述 |
| 1.2.1 本选题国外研究概述 |
| 1.2.2 本选题国内研究概述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向与研究思路 |
| 1.3.1 本文研究视角与核心观点 |
| 1.3.2 本文基本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相结合 |
| 1.4.2 总括分析与个案分析相结合 |
| 1.4.3 系统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 |
| 1.5 本文的主要贡献 |
| 2 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主要内容 |
| 2.1 生产方式 |
| 2.2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
| 2.3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构成 |
| 2.3.1 宏观层面 |
| 2.3.2 微观层面 |
| 3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 |
| 3.1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酝酿(1840—1869年) |
| 3.1.1 新生产力出现 |
| 3.1.2 原始资本积累 |
| 3.1.3 产业工人诞生 |
| 3.2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创制(1870—1894年) |
| 3.2.1 扩大市场开放 |
| 3.2.2 买办身份转变 |
| 3.2.3 近代企业产生 |
| 3.3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曲折发展(1895—1919年) |
| 3.3.1 实业环境改善 |
| 3.3.2 近代企业发展 |
| 3.3.3 发展中的曲折 |
| 4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技术条件在近代中国的递进 |
| 4.1 生产技术 |
| 4.1.1 官营企业 |
| 4.1.2 民营企业 |
| 4.2 劳动素质 |
| 4.2.1 官营企业 |
| 4.2.2 民营企业 |
| 4.3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技术条件在国际上的估量 |
| 4.3.1 生产设备规模比较 |
| 4.3.2 机械动力使用比较 |
| 4.3.3 劳动生产效率比较 |
| 5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社会形式在近代中国的演进 |
| 5.1 资本组织形式 |
| 5.1.1 官营企业 |
| 5.1.2 民营企业 |
| 5.2 组织管理 |
| 5.2.1 官营企业 |
| 5.2.2 民营企业 |
| 5.3 资本积累 |
| 5.3.1 官营企业 |
| 5.3.2 民营企业 |
| 5.4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社会形式在国际上的估量 |
| 5.4.1 工业规模比较 |
| 5.4.2 制度水平比较 |
| 5.4.3 分配水平比较 |
| 6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作用 |
| 6.1 直接促进无产阶级队伍的诞生和壮大 |
| 6.1.1 技术引入促进产业工人诞生 |
| 6.1.2 技术传播壮大产业工人规模 |
| 6.1.3 技术递进推动产业工人联合 |
| 6.2 一定程度上奠定现代中国战胜封建生产方式的社会生产力条件 |
| 6.2.1 资本组织形式引发技术应用 |
| 6.2.2 科学管理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
| 6.2.3 资本积累刺激技术创新 |
| 7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极影响 |
| 7.1 客观上奠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产生的社会条件 |
| 7.1.1 共产党成立的社会基础 |
| 7.1.2 共产党成立的思想基础 |
| 7.1.3 共产党成立的组织基础 |
| 7.2 客观上奠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起始条件 |
| 7.2.1 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经济条件 |
| 7.2.2 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优势 |
| 7.2.3 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的有机统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的研究现状 |
| 1.3 本文的结构安排、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本文的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点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1.4.1 本文的创新点 |
| 1.4.2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经济演化理论 |
| 2.1.2 制度变迁的演化理论 |
| 2.1.3 演化博弈论 |
| 2.2 分析框架 |
| 2.2.1 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制定的规则与过程 |
| 2.2.2 公司法律制度演化博弈的参与者行为 |
| 2.2.3 公司法律制度的博弈均衡与演化 |
| 2.2.4 具体分析方法与模型介绍 |
| 第3章 公司法律制度的萌芽(1840-1872):华商公司实践与《轮船招商局章程》的制定 |
| 3.1 《轮船招商局章程》制定的社会历史背景 |
| 3.1.1 “公司”语源考察 |
| 3.1.2 公司法律制度缺失的社会根源 |
| 3.2 华商公司的首次实践 |
| 3.2.1 西方公司法律制度的发展评说 |
| 3.2.2 近代华商公司的具体实践路径 |
| 3.3 《轮船招商局章程》制定前的法律制度前提 |
| 3.3.1 晚清政府原有法律制度无法容纳新生经济因素 |
| 3.3.2 华商集团与洋商集团的竞争导致官商利益冲突 |
| 3.3.3 传统民营企业中的公司制度因素影响 |
| 3.3.4 官僚体制下传统官营制度的路径依赖 |
| 3.4 《轮船招商局章程》制定的演化博弈分析 |
| 3.4.1 航运业利益集团博弈系统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 3.4.2 利益集团的认知分析 |
| 3.4.3 地方政府洋务派与华商集团、洋商集团的演化博弈分析 |
| 3.4.4 中央政府的立法行为选择 |
| 3.5 《轮船招商局章程》颁布的经济影响 |
| 3.5.1 通过发行股票达到了募集资金的目的 |
| 3.5.2 利用航运业达成了与洋商竞争的效果 |
| 3.5.3 社会上掀起了积极投资兴办公司的热潮 |
| 3.5.4 官督特许公司制度是公司法的初次探索 |
| 3.6 小结 |
| 第4章 公司法律制度的起步(1872-1904):官督公司没落与《公司律》的颁布 |
| 4.1 《公司律》颁布前的公司发展状况 |
| 4.1.1 特许制度下官督公司的盛行 |
| 4.1.2 特许制度下官督公司的没落 |
| 4.1.3 特许制度下商办公司的崛起 |
| 4.2 《公司律》颁布前的法律制度前提 |
| 4.2.1 晚清工商业发展急需突破公司法律制度瓶颈 |
| 4.2.2 官督公司模式的缺陷导致官商利益的冲突 |
| 4.2.3 官督特许公司治理实践推进法制化进程 |
| 4.2.4 《振兴工艺给奖章程》扶持工商业法规化 |
| 4.3 《公司律》颁布的演化博弈分析 |
| 4.3.1 晚清利益集团博弈系统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 4.3.2 利益集团的认知分析 |
| 4.3.3 官僚经理与洋务派、股东集团的演化博弈分析 |
| 4.3.4 中央政府的立法行为选择 |
| 4.4 《公司律》颁布的经济影响 |
| 4.4.1 提高了工商业者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力 |
| 4.4.2 约束了各级官吏改善官商关系 |
| 4.4.3 终结了官督商办公司模式 |
| 4.4.4 推动了民族工商业发展 |
| 4.5 小结 |
| 第5章 公司法律制度的初步发展(1904-1914):官商共同修律与《公司条例》的颁布 |
| 5.1 《公司条例》颁布前的公司发展状况 |
| 5.1.1 《公司律》颁行后公司治理官剥商权局面的改善 |
| 5.1.2 《公司律》颁行后公司治理道德风险问题的出现 |
| 5.1.3 家族公司的创建 |
| 5.2 《公司条例》颁布前的法律制度前提 |
| 5.2.1 《公司律》无法使中国建立真正的经济自由与经济民主 |
| 5.2.2 官督公司模式回光返照导致官商利益的冲突 |
| 5.2.3 《中华民国约法》倡导自由经济政策 |
| 5.2.4 《改定大清商律草案》开创立法调查先河 |
| 5.3 《公司条例》颁布的演化博弈分析 |
| 5.3.1 民初利益集团博弈系统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 5.3.2 利益集团的认知分析 |
| 5.3.3 官僚集团与商人集团关于修律的演化博弈分析 |
| 5.3.4 中央政府立法行为选择的转变 |
| 5.4 《公司条例》颁布的经济影响 |
| 5.4.1 公司法人治理机制的形成 |
| 5.4.2 家族公司规模的壮大 |
| 5.4.3 官僚与商人可以均衡博弈 |
| 5.4.4 民族工商业的黄金发展阶段 |
| 5.5 小结 |
| 第6章 公司法律制度的规范发展(1914-1929):官商兴办工业与1929年《公司法》颁布 |
| 6.1 1929年《公司法》颁布前的公司发展状况 |
| 6.1.1 《公司条例》颁行后私人资本投资的扩张发展 |
| 6.1.2 《公司条例》颁行后家族公司企业集团的迅猛发展 |
| 6.1.3 《公司条例》颁行后官僚资本投资公司的热情高涨 |
| 6.2 1929年《公司法》颁布前的法律制度前提 |
| 6.2.1 《公司条例》缺失法人持股制度导致公司对外投资发展滞后 |
| 6.2.2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导致官商利益冲突 |
| 6.2.3 《建设大纲草案》倡导重点发展国有经济政策 |
| 6.2.4 《训政时期经济建设实施纲要方针案》规定国家资本主义政策 |
| 6.2.5 《公司条例》奠基中国公司法体系 |
| 6.3 1929年《公司法》颁布的演化博弈分析 |
| 6.3.1 民国中期利益集团博弈系统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 6.3.2 利益集团的认知分析 |
| 6.3.3 官僚集团与商人集团关于立法的演化博弈分析 |
| 6.3.4 中央政府立法行为选择的转变 |
| 6.4 1929年《公司法》颁布的经济影响 |
| 6.4.1 公司法人持股制度的发展 |
| 6.4.2 投资控股公司的产生 |
| 6.4.3 民营经济得到鼓励与支持 |
| 6.4.4 公司营利目的的回归 |
| 6.5 小结 |
| 第7章 公司法律制度的异化(1929-1946):官商产权争夺与1946年《公司法》的颁布 |
| 7.1 1946年《公司法》颁布前的公司发展状况 |
| 7.1.1 1929年《公司法》颁行后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 |
| 7.1.2 统制经济下国营公司向官僚垄断公司的转变 |
| 7.1.3 民营公司生存环境的转折与恶化 |
| 7.2 1946年《公司法》颁布前的法律制度前提 |
| 7.2.1 1929年《公司法》难以适应大力发展国营事业的需要 |
| 7.2.2 抗战爆发统制经济政策导致官商利益的冲突 |
| 7.2.3 《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条例》规定政府控制国家经济主体的合法性 |
| 7.2.4 《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为战后政府与民资合办公司提供依据 |
| 7.3 1946年《公司法》颁布的演化博弈分析 |
| 7.3.1 民国后期利益集团博弈系统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 7.3.2 利益集团的认知分析 |
| 7.3.3 商人集团与官僚集团、官僚经理的演化博弈分析 |
| 7.3.4 中央政府立法行为选择的转变 |
| 7.4 1946年《公司法》颁布的经济影响 |
| 7.4.1 公司注册登记数量激增 |
| 7.4.2 国营公司规模空前扩张 |
| 7.4.3 有限公司与外资公司迅速增长 |
| 7.4.4 民营经济产权弱化与衰败 |
| 7.5 小结 |
| 第8章 评述性结论与现实启示 |
| 8.1 评述性结论 |
| 8.1.1 近代公司法律制度演化是后世公司立法对前世立法制度创新的结果 |
| 8.1.2 近代公司法律制度演化是官僚集团与商人集团持续博弈均衡的结果 |
| 8.1.3 近代公司法律制度演化是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相互转化的结果 |
| 8.1.4 官商集团谈判能力的差异变化是近代公司法律制度演化成败的关键 |
| 8.1.5 近代公司法律制度保障较好的时期是商人集团公司发展的发达时期 |
| 8.2 现实启示 |
| 8.2.1 营业自由立法是激发企业活力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的关键 |
| 8.2.2 简政放权制度是完善政府职能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保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 |
（4）清末三大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1880-191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
| 1.2.1 危机爆发原因的文献综述 |
| 1.2.2 政府应对危机举措的文献综述 |
| 1.2.3 危机影响的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金融危机相关理论基础 |
| 2.1 金融危机概念界定及分类 |
| 2.1.1 金融危机概念界定 |
| 2.1.2 金融危机分类 |
| 2.2 金融危机宏观理论基础 |
| 2.2.1 货币危机理论 |
| 2.2.2 银行危机理论 |
| 2.3 金融危机微观行为基础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三次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宏观经济背景 |
| 3.1 中国宏观经济概况 |
| 3.1.1 贸易与工业发展 |
| 3.1.2 国际收支与资本流动 |
| 3.2 中国金融体系概况 |
| 3.2.1 银行体系类型丰富 |
| 3.2.2 证券体系不断发展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三次金融危机爆发原因及其比较 |
| 4.1 1883 年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
| 4.1.1 国际贸易逆差的出现和加剧 |
| 4.1.2 大宗商品定价权抗争失败 |
| 4.1.3 金融资产价格剧烈波动 |
| 4.1.4 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角色缺失 |
| 4.2 1897 年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
| 4.2.1 国际贸易逆差的进一步加剧 |
| 4.2.2 马关条约巨额外债加剧收支失衡 |
| 4.2.3 新设工矿企业吸收流动性资金 |
| 4.2.4 钱庄广泛参与鸦片与合会投机 |
| 4.2.5 政府与协会事中调节和事后监管不足 |
| 4.3 1910 年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
| 4.3.1 国际贸易逆差愈演愈烈 |
| 4.3.2 辛丑条约巨额外债加剧收支失衡 |
| 4.3.3 橡胶股票价格剧烈波动 |
| 4.3.4 集资设厂高潮吸收流动性资金 |
| 4.3.5 最后贷款人角色缺位 |
| 4.4 三次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比较 |
| 第5章 三次金融危机影响及其比较 |
| 5.1 1883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 |
| 5.1.1 危机从上海蔓延至全国 |
| 5.1.2 危机冲击企业制度和人的心理 |
| 5.1.3 危机冲击下企业制度转变的案例分析 |
| 5.2 1897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 |
| 5.2.1 引发一时的社会震荡 |
| 5.2.2 倒逼新式银行的出现和发展 |
| 5.3 1910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 |
| 5.3.1 民族资产阶级再遭沉重打击 |
| 5.3.2 间接引发辛亥革命 |
| 5.4 三次金融危机爆发影响的比较 |
| 第6章 研究启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启示 |
| 6.1.1 一国货币体系要与世界经济形势相适应 |
| 6.1.2 金融发展水平要与经济基础阶段相适应 |
| 6.1.3 金融监管体系要与金融发展水平相适应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加强危机预警机制的构建 |
| 6.2.2 加强混业经营下防火墙构建 |
| 6.2.3 注重对民众舆论的引导和监督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5）近代中国中外企业制度对比研究 ——以股权分配制度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厘定 |
| 一 外商与华商 |
| 二 “企业”与“公司”之别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 企业制度总体研究 |
| 二 股息与红利研究 |
| 三 优先股制度研究 |
| 四 红股制度研究 |
| 五 企业法律制度研究 |
| 六 企业制度思潮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 |
| 第四节 主要创新点 |
| 第五节 研究资料 |
| 第二章 近代中国的股息制度 |
| 第一节 问题的引出 |
| 第二节 外商在华企业的股息、股利与官利 |
| 第三节 晚清时期外商在华企业的股息 |
| 一 轮船航运业：以华海轮船公司和旗昌轮船公司为例 |
| 二 金融业：以扬子保险公司和汇丰银行为例 |
| 三 公用事业：以大英自来火房为例 |
| 第四节 民国时期的外商在华企业股息 |
| 一 棉纺织业：以怡和纱厂为例 |
| 二 公用事业：以上海自来水公司为例 |
| 三 金融业：以汇丰银行和友邦人寿保险为例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中国的红利制度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外商在华企业的红利 |
| 一 棉纺织业：以怡和纱厂和上海纺织株式会社为例 |
| 二 公用事业：以上海自来水公司为例 |
| 三 银行业：以汇丰银行为例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华商企业的红利 |
| 一 棉纺织业：以大生第一纺织公司为例 |
| 二 公用事业：以闸北水电为例 |
| 三 银行业：以中国银行为例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企业红利制度分析 |
| 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中国的优先股制度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外商在华企业的优先股 |
| 一 船舶修造及航运业：以瑞镕船厂为例 |
| 二 棉纺业：以怡和纱厂为例 |
| 三 公用事业：以上海自来水公司为例 |
| 四 橡胶种植业：以马来橡胶和王呢斯橡胶为例 |
| 五 金融业：以汇源银行为例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华商企业的优先股 |
| 一 将优先缴纳股款的股份作为优先股 |
| 二 将老股作为优先股 |
| 三 将发起人股作为优先股 |
| 四 将新募股份作为优先股 |
| 五 将公司负债转化为优先股 |
| 六 以红股形式存在的优先股 |
| 第三节 优先股制度分析 |
| 第四节 华商企业优先股制度的变革尝试 |
| 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中国的红股制度 |
| 第一节 近代外商在华企业的红股 |
| 一 房地产业：以业广地产公司为例 |
| 二 公用事业：以上海自来水公司为例 |
| 三 电信业：以上海华洋德律风公司为例 |
| 四 船舶修造业:以瑞镕船厂为例 |
| 第二节 近代华商企业的红股 |
| 一 路矿行业：以苏省铁路和铜官山铜矿为例 |
| 二 制造业：以巩华制革和上海水泥为例 |
| 三 公用事业：以闸北水电为例 |
| 四 其他行业：银行及图书公司 |
| 第三节 红股制度的变革尝试——以华商上海水泥公司为中心 |
| 一 发行传统红股 |
| 二 虚增资本计划的破产 |
| 三 半强制配发红股 |
| 四 主动配发红股 |
| 小结 |
| 结语 从分道扬镳到制度并轨 |
| 一 外商企业制度本土化命题的破解 |
| 二 华商企业中西合璧的制度构建 |
| 三 华商企业制度并轨的尝试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一 外文报刊 |
| (一) 股市收盘行情表 |
| (二) 企业经营微观资料 |
| 二 汉语报刊 |
| 三 行名录 |
| (一) 字林洋行出版 |
| (二) 中国征信所出版 |
| 四 档案文献 |
| (一) 未刊档案 |
| (二) 出版档案史料 |
| 五 着作 |
| (一) 国外着作 |
| (二) 国内着作 |
| (三) 行业史着作 |
| (四) 学位论文 |
| 六 辞书 |
| (一) 外文辞书 |
| (二) 中文辞书 |
| 七 中英文学术论文 |
| (一) 1949年之前 |
| (二) 1949年之后 |
| 后记 |
| 一 百年企业 基业长青：生活中的企业史 |
| 二 致谢 |
（6）博弈与嬗变：晚清轮船招商局官商关系探赜（1872-191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言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相关名词释义与解析 |
| 三、 研究现状 |
| 四、 研究方法与写作思路 |
| 第一章 轮船招商局官商关系的连结 |
| 第一节 招商局官商关系形成的背景 |
| 一、 招商局企业的外部融资环境 |
| 二、 招商局企业的内部融资环境 |
| 第二节 李鸿章札委商人入局的动机 |
| 一、 对官办军事工业的反思 |
| 二、 李鸿章洋务运动整体基调的延伸 |
| 第三节 买办商人加盟招商局的动机 |
| 一、 民族主义与经济利益的双重驱动 |
| 二、 现实政治利益的追求 |
| 第二章 轮船招商局官商关系的嬗变及其特点 |
| 第一节 磨合与貌合神离（1872—1884） |
| 一、 初期合作与磨合 |
| 二、 磨合中的人事矛盾 |
| 三、 官商共襄合作 |
| 四、 貌合神离 |
| 第二节 翻转与若即若离（1885—1903） |
| 一、 盛宣怀二次入主招商局的主要任务 |
| 二、 盛宣怀对原有问题的调整 |
| 三、 微妙的平衡：调整政府与股商之间的关系 |
| 四、 平衡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
| 第三节 渐行渐远与离异（1904—1911） |
| 第四节 轮船招商局官商关系演变的特点 |
| 一、 多重利益关系复杂微妙 |
| 二、 深受企业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制约 |
| 三、 企业绩效与官商关系变化成正态相关 |
| 四、 企业机会主义色彩浓重 |
| 五、 易为企业官方代言人政治地位、意志与偏好所左右 |
| 六、 企业代理人在官商关系演变中扮演重要角色 |
| 第三章 多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 |
| 第一节 招商局“商办”运动的背景 |
| 一、 招商局“商办”运动的历史溯源 |
| 二、 招商局“商办”运动的兴起的背景 |
| 第二节 招商局产权问题的复杂性 |
| 一、 轮船招商局制度框架下产权界定的缺失 |
| 二、 招商局资本结构的变迁与产权性质的变更 |
| 三、 轮船招商局的政治、经济双重属性 |
| 第三节 各方参与主体间的利益表达和施加影响的策略 |
| 一、 招商局股商之间关于“商办”运动的明争暗斗 |
| 二、 招商局与“北洋”之间的角逐 |
| 三、 邮传部与“北洋”之间的竞争 |
| 四、 招商局与邮传部之间的讨价还价 |
| 五、 盛宣怀在“商办”运动中的微妙作用 |
| 第四节 新瓶旧酒：招商局“商办运动”的结果 |
| 一、 双方妥协与招商局“商办” |
| 二、 招商局商办后的运行机制 |
| 第四章 轮船招商局官商关系的弊害分析与反思 |
| 第一节 关于轮船招商局官商关系的弊害分析 |
| 一、 商业成本的增加 |
| 二、 企业政治风险提高 |
| 三、 企业绩效在“稳定态”下的低效徘徊 |
| 四、 专利的悖论：企业竞争力弱化 |
| 第二节 轮船招商局官商关系的反思 |
| 一、 路径依赖：关于招商局体制的反思 |
| 二、 对盛宣怀工业建设思路的检讨 |
| 三、 国家的财政饥渴：关于招商局官商关系的一个政治经济学认识 |
| 四、 在商言商：“官侵商权”话语下招商局股商的实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近代航运业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的竞争 ——以1877年轮船招商局收购旗昌轮船公司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目录 |
| 绪论 |
| 0.1 问题的提出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3 研究对象与文章框架 |
| 0.3.1 研究对象 |
| 0.3.2 文章框架 |
| 0.4 创新与不足 |
| 1 晚清航运业发展的历史背景及轮船招商局的创立 |
| 1.1 晚清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与特征 |
| 1.2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航运业特征 |
| 1.2.1 外国资本侵占我国航运业 |
| 1.2.2 承担漕运任务面临严重困难 |
| 1.2.3 轮船招商局的成立 |
| 2 轮船招商局收购旗昌轮船公司的过程 |
| 2.1 中英美航运势力的竞争 |
| 2.2 旗昌轮船公司内部经营亏损 |
| 2.3 收购双方议购旗昌轮船公司 |
| 2.4 正式签订购买合同 |
| 3 轮船招商局收购旗昌轮船公司的动因分析 |
| 3.1 旗昌轮船公司出售动因分析 |
| 3.1.1 轮船招商局的发展壮大及清政府对轮船招商局的支持 |
| 3.1.2 来自英国航运业的竞争及旗昌轮船公司在竞争中的劣势 |
| 3.1.3 美国本土投资环境变化及旗昌轮船公司股东的抽资活动 |
| 3.2 轮船招商局收购动因分析 |
| 3.2.1 防止他人捷足先登，优先强占市场 |
| 3.2.2 看中旗昌轮船公司码头价值 |
| 3.2.3 解决自行保险问题 |
| 3.2.4 有益于新航线开辟 |
| 3.3 小结 |
| 4 关于旗昌轮船公司估值偏高问题探讨 |
| 4.1 旗昌轮船公司的售卖价格详细情况 |
| 4.2 旗昌轮船公司估值情况探讨 |
| 4.2.1 旗昌轮船公司历年总资产情况 |
| 4.2.2 旗昌轮船公司历年股票价格情况 |
| 4.2.3 旗昌轮船公司所购轮船及码头的估价情况 |
| 4.3 小结 |
| 5 关于轮船招商局收购旗昌轮船公司的融资风险探讨 |
| 5.1 轮船招商局收购旗昌轮船公司的融资情况概述 |
| 5.2 轮船招商局融资风险突显 |
| 5.2.1 商款招募困境 |
| 5.2.2 旗昌洋行伺机渗透 |
| 5.2.3 官利制度及其对轮船招商局资金风险的影响 |
| 5.3 轮船招商局与旗昌轮船公司收购融资方式对比 |
| 5.4 小结 |
| 6 关于股份制对轮船招商局的影响探讨 |
| 6.1 制度嫁接的结果——“官督商办”公司制度 |
| 6.2 旗昌轮船公司的公司制度特征 |
| 6.3 两种制度在收购事件中的不同决策权对比 |
| 6.4 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7.1 结论 |
| 7.1.1 轮船招商局的收购是一件大事，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
| 7.1.2 轮船招商局收购旗昌轮船公司的过程带有本土特色 |
| 7.2 对现代企业进行涉外并购的启示 |
| 7.2.1 在企业收购过程中需做到准确估值 |
| 7.2.2 制定收购融资规划，规避融资风险 |
| 7.2.3 完善法律及配套机制建立，完成中国企业向标准股份制发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8）市场经营主体替代与经济绩效研究 ——兼及中国与日德工业化进程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目录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依据 |
| 一、现实意义 |
| 二、理论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基础理论的研究 |
| 二、针对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经营主体与绩效研究 |
| 第三节 概念厘清 |
| 一、官僚资本、国家资本、民族资本 |
| 二、工业化、工业化阶段 |
| 三、经济绩效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历史实证分析 |
| 二、历史比较分析 |
| 第一章 工业化阶段Ⅰ(1860-1927)：从官办到民营 |
| 第一节 洋务运动中的官办、官督商办与民办 |
| 一、洋务派工业体系——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 |
| 二、洋务派所办铁路业、通信业、银行业 |
| 三、民办企业在夹缝中艰难发展 |
| 四、洋务运动时期的经济绩效考察 |
| 第二节 北洋政府时期国营企业的形成和民营企业的发展 |
| 一、官办企业的衰败和国营企业的形成 |
| 二、民族资本的加速发展 |
| 三、北洋政府时期的经济绩效考察 |
| 第二章 工业化阶段Ⅱ(1927-1949)：国营垄断的形成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营垄断的形成 |
| 一、金融业的垄断 |
| 二、交通运输业的垄断 |
| 三、工业的垄断 |
| 第二节 民族资本的全面萎缩 |
| 一、抗战前发展减缓 |
| 二、战时的规模萎缩与结构调整 |
| 三、战后民营工业的没落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经济绩效考察 |
| 一、财政破产与币制崩溃 |
| 二、产业规模：1920与1936年产业资本估值的对比 |
| 三、新式产业比值、轻重工业比重 |
| 四、区域发展不均、总体水平落后 |
| 第三章 工业化阶段Ⅲ(1949-1978)：完全国营化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
| 一、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 |
| 二、国营经济垄断地位的确立 |
| 三、民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
| 四、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所有制结构和经济绩效 |
| 第二节 计划经济时期单一所有制的形成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 |
| 二、单一所有制结构的形成 |
| 三、单一主体的不可持续与发展停滞 |
| 第四章 工业化阶段Ⅳ(1978-2010)：民营主体恢复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的改革与退出 |
| 一、市场经营主体地位的恢复 |
| 二、国有企业的退出 |
| 第二节 民营企业的复苏与崛起 |
| 一、民营经济迅速发展 |
| 二、市场竞争机制的恢复 |
| 第三节 民营主体动力与经济绩效考察 |
| 一、民营主体成为经济发展主动力 |
|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绩效考察 |
| 第五章 经营主体替代与经济绩效的相关性 |
| 第一节 基于历史实证分析的相关性判断 |
| 一、经营主体的替代关系 |
| 二、经济绩效的变动情况 |
| 三、经营主体与经济绩效的相关性 |
| 第二节 孰优孰劣：官企与民企的绩效比较 |
| 一、洋务运动至北洋时期的比较 |
| 二、改革开放之后的比较 |
| 第三节 何去何从：垄断与竞争的绩效比较 |
| 一、洋务运动时期的官营垄断 |
| 二、甲午之后削弱垄断、鼓励民营 |
| 第四节 谁是谁非：政府与市场的绩效比较 |
| 一、政府对企业的直接管理和计划经济体制 |
| 二、民营企业与市场竞争机制的恢复 |
| 第六章 结论的纵向检验——官营垄断传统 |
| 第一节 自汉以来的官营垄断传统 |
| 一、历代官营手工业及其绩效 |
| 二、官营垄断传统——以盐铁为例 |
| 第二节 官营垄断传统与经济绩效 |
| 一、官营垄断对民营的限制 |
| 二、官营垄断程度与经济绩效之关系 |
| 第七章 结论的横向检验——日德工业化的民营主体 |
| 第一节 起点比较：中国较日德工业化起点为高 |
| 一、日本工业化的起点 |
| 二、德国工业化的起点 |
| 第二节 进程比较：日德工业化进程中的民营主体 |
| 一、日本工业化进程 |
| 二、德国工业化进程 |
| 第三节 绩效比较：日德工业化发展成效 |
| 一、日本的工业化绩效 |
| 二、德国的工业化绩效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一、史料类 |
| 二、专着类 |
| 三、论文类 |
| 四、工具书与网络 |
（9）近代轮船招商局与民生实业公司企业制度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文章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
| 三、文章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招商局与民生公司创立背景对比分析 |
| 一、招商局创立背景 |
| 二、与民生公司创立背景的对比分析 |
| 第三章 招商局与民生公司的资本筹集与创立对比分析 |
| 一、轮船招商局的资本筹集与创立分析 |
| 二、与民生公司的资本筹集与创立的对比分析 |
| 第四章 招商局与民生公司企业治理机制对比分析 |
| 一、招商局企业治理机制分析 |
| 1、官督商办体制特点 |
| 2、招商局官督商办体制产生原因 |
| 3、官督商办体制小结 |
| 二、与民生公司企业治理机制的对比分析 |
| 第五章 招商局与民生公司产权制度对比分析 |
| 一、招商局产权制度分析 |
| 1、股权制度特点 |
| 2、债权制度特点 |
| 二、与民生公司产权制度的对比分析 |
| 1、股权制度对比分析 |
| 2、债权制度对比分析 |
| 第六章 招商局与民生公司分配制度对比分析 |
| 一、招商局内部分配制度分析 |
| 1、官利制度分析 |
| 2、报效制度分析 |
| 二、与民生公司分配制度的对比分析 |
| 第七章 结语 |
| 参考书目 |
| 致谢 |
（10）略论轮船招商局股份制变异之表现（1872-1911）——以企业主体性和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为透视点（论文提纲范文）
| 一、企业主体性缺乏 |
| (一) 人事权缺失 |
| (二) 财权缺失 |
| (三) 经营决策权缺失 |
| 二、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缺乏有效的制衡 |
| (一) 董事局 (会) 形同虚设, 董事局对经理人员缺乏有效的制衡 |
| (二) 股东大会空壳化, 股东无权 |
| (三) 招商局未设置监事会, 股份制的监督机制无从运作 |
| 三、结语 |
四、轮船招商局股份制特征浅论（论文参考文献）
- [1]官督商办企业的兴与衰：企业治理机制视角[J]. 王明,龙登高. 中国经济问题, 2021(04)
- [2]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发展的成就问题研究[D]. 戴丽.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9)
- [3]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演化研究[D]. 李健. 辽宁大学, 2020(01)
- [4]清末三大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1880-1915）[D]. 孙翔. 湖南大学, 2019(06)
- [5]近代中国中外企业制度对比研究 ——以股权分配制度为中心的考察[D]. 郭岩伟. 复旦大学, 2014(12)
- [6]博弈与嬗变：晚清轮船招商局官商关系探赜（1872-1911）[D]. 李世明. 东北师范大学, 2014(03)
- [7]近代航运业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的竞争 ——以1877年轮船招商局收购旗昌轮船公司为例[D]. 方芳. 辽宁大学, 2013(01)
- [8]市场经营主体替代与经济绩效研究 ——兼及中国与日德工业化进程比较[D]. 李飞. 中国政法大学, 2013(03)
- [9]近代轮船招商局与民生实业公司企业制度对比研究[D]. 李晓慧. 中国政法大学, 2011(09)
- [10]略论轮船招商局股份制变异之表现（1872-1911）——以企业主体性和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为透视点[J]. 陈明辉,史亚楠.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学报, 20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