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的初曙》出版（论文文献综述）
李钊,杨世文[1]（2021）在《“十三五”期间巴蜀文化研究的进展与反思》文中提出"十三五"期间,巴蜀文化研究成就斐然,不仅数量可观,而且新论迭出,研究旨趣和研究内容集中表现为坚守巴蜀文化的地域精神与探索巴蜀文化的创新转化机制,形成了探究巴蜀文化自身客体衍变规律的本体论、考察巴蜀文化历史地位的价值论以及探索巴蜀文化创新转化机制与提升巴蜀文化国内竞争力和国际传播力的认识论等多个维度并行发展的研究模式。这一成就带来的重要启示是:未来巴蜀文化研究需要立足成渝双城经济圈,秉承地方文化服务于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研究主旨;放眼国际学术视野,在区域文化研究中构建巴蜀文化研究的学术话语权;坚持问题导向,把解决巴蜀文化学术研究进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作为推动巴蜀文化纵深发展的突破口。
梁依霄[2]（2020）在《元明清杂剧传奇中的曹操形象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曹操是“三国”故事中颇受瞩目且争议性最大的人物之一,因其形象的多面性与复杂性而被史学界与文艺界广泛关注。一般认为戏曲舞台上的曹操是一个鲜明的“白脸奸臣”形象。然而,曹操在元明清杂剧传奇中并非单纯的脸谱化,而是呈现出丰富多样的面貌。本文以元明清时期34部涉及曹操形象的杂剧传奇作品为研究对象,来探讨曹操形象的演变。本文第一章纵向梳理曹操形象的内涵在元明清杂剧传奇中的演变轨迹,具体为从反面典型到正反两极、从极端表现到复杂融合、从正反两极再到反面典型的演变过程,实现了最终向反面典型的回归。第二章横向分析元明清杂剧传奇中曹操形象演变的艺术表现,从科介、台词、服饰、脚色四个方面进行探讨,具体为科介从刻板单一到形象多元,台词从通俗到文雅,服饰从单调到丰富与个性化,脚色从“末”到“净”、“丑”。第三章探讨了元明清杂剧传奇中曹操形象演变的原因与文化内涵。演变原因从政治环境与社会文化的变迁、剧作家创作心态与受众审美倾向三个角度来分析,文化内涵为正蜀伪魏的正统观念、因果报应思想、儒家礼制与等级观念。本文通过对曹操形象在元明清杂剧传奇中的嬗变进行多维思考,希望为以后进一步研究曹操以及曹操形象塑造提供一些启示。
杨坤[3]（2020）在《《四鉴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朝尹会一编撰的《四鉴录》是一部纲目体史书,在这部史书中尹会一表达了治国理政、选贤举能和进谏纳谏等思想。尹会一作为乾隆早期的理学名臣和程朱派学者,注重经世致用之学,但在他去世后由于长子尹嘉铨为其乞谥等不当行为,乾隆下令焚毁其父子着作,所以在很长时间内尹会一的思想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介绍本选题的研究价值和研究现状等,第二部分介绍了尹会一的生平和交游,在与其三位知己好友刘克一、刁绍武、王奎的来往书信中,他们经常讨论一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问题,这些都对尹会一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和老师高斌、朱轼、孙嘉淦、方苞的学习交流中,尹会一表达出对程朱理学的推崇和自己对政治的一些见解,老师们的言传身教给予尹会一很深的影响。第三部分主要介绍《四鉴录》的成书和版本,以及关于《四鉴录》的写作背景,《四鉴录》资料的来源主要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胡安国的《资治通鉴举要补遗》等,这一章还包括《四鉴录》的版本,它的版本主要有丛书集成初编本、丛书集成新编本等。第四部分介绍的是《四鉴录》的主要内容和一些思想,主要包括治国理政、选贤举能、进谏纳谏思想。其中治国理政思想又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君主自身修养方面,尹会一认为君主要做到明于治体等。二是在国家治理方面,尹会一认为要实行仁治,要立教兴化,做到赏罚分明和名实相应,要因势施政,广开言路并重视文教等。三是在对待百姓的措施方面,尹会一认为要真心实意对待百姓,以安抚民心为先务,不与百姓争利,以至诚待人,以忠诚信义对待百姓等。在选贤举能思想上,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应以贤能为根本,广求贤才,要做到随才用人。二是尹会一强调用人要以百姓喜好为依据,把天下人的心意作为自己的心意,要屈己从众,要做到用人得当。三是要允许便宜行事,不要求全责备,以责成为主,要用真才实学,不能用非其才,要任贤勿贰,礼贤下士,不要自以为是。在进谏纳谏思想上也分为三个方面,分别是在君主方面、大臣方面和后妃方面。在君主方面,纳谏应做到,不厌恶狂直的进谏者,以能听到直言为幸运的事情等。在大臣方面,尹会一认为人臣不能因为躲避嫌疑而不敢尽言,要能做到君臣一体,相与尽诚,人臣不能阿谀承顺,应做到犯颜直谏,尽职尽责等。在后妃方面,尹会一引用长孙皇后能引导唐太宗善于纳谏的事例,表明后妃要能以忠直导主为重。接着又引用充容徐惠能做到随事进谏唐太宗的例子,表明后妃应时刻牢记自己的职责,做到忠于职守。第五部分结语介绍了《四鉴录》的价值和不足,《四鉴录》是纲目体史书,它的价值一是具有纲目分明,条理清晰,方便查阅,主旨明确,观点鲜明的优点。二是《四鉴录》还具有资治教化的功能,尹会一强调“爰录四编,用备观省,正朝庭以正百官”,三是《四鉴录》也具有义理史学与经世致用的价值。当然《四鉴录》也有它的不足之处,一是它的观点和立场有问题,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宣扬其正统名分。二是取材原则的不足,不敢违背朱熹的谨严正大之意等。
孙佳慧[4]（2020）在《晚清以来汉沽寨上张氏家族的发展》文中研究指明晚清以来寨上张氏家族逐渐成为汉沽地区着名的滩灶业实业家族,其资产遍布天津市区、汉沽多地,其产业类型涉及众多领域。张家族人中十五世张廷惠凭借数十年来开拓进取、稳扎稳打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法以及审时度势、灵活多变的经营策略,使家族发展为晚清以来汉沽地区首屈一指的望族,张氏族人更成为了晚清以来推动汉沽盐业发展的主力军。此外,张氏家族对汉沽地区民办教育事业的起步、评剧艺术的诞生以及当地宗族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旨在通过对晚清以来寨上张氏家族发展历程的考察,探究其对汉沽盐业以及区域社会的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
陈元[5]（2021）在《“社会主义”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变迁研究（1899-1921）》文中指出历史经验表明,作为历史变迁的语言表征,概念本身是不断发展的。在不同时代,随着思想中心域的不断转化,概念的意义也在不断改变。“社会主义”概念在近代中国早期的变迁亦是如此。在不同历史时段内,由于政治时局和文化氛围的差异性,形成了不同社会阶层轮番译介、传播的景象。对近代中国而言,尽管“社会主义”概念,最初是以舶来词身份进入中国的,但这一点却丝毫不能削弱它给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思想变迁、文化发展带来的巨大震动。反而国人对“社会主义”概念的吸收、创造、运用,既引发了“社会主义”概念自身的术语革命,同时也促成了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在中国的同频共振。有鉴于此,本文拟将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作为考察的主要时段,试图从“社会主义”概念的变迁中,探索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在早期中国发展的历史踪迹及其文化意义。19世纪末,“社会主义”概念在危若累卵的中国迎来了发轫期。这一时期,在救亡图存运动与西学东渐思潮的共同驱动下,作为异质文化的“社会主义”语词徐徐进入中国。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语词在不经意间就闯入了中国人的眼帘,并引起了早期传教士、晚清驻外使节及中国知识精英的关注。出于传教、维护阶级利益、救国的需求,他们分别对“社会主义”语词做了原初探知。概括起来说,彼时,国人大多通过三种途径,接触到了从西方舶来的“社会主义”语词:一是来华传教士通过报纸期刊、传教活动对“社会主义”的零星介绍;二是晚清驻外使节通过域外游记、“述奇”等方式引入了一批社会主义词汇;三是中国知识精英在办报、留学海外的过程中,通过考察西方工人运动,了解到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相关讯息。进入20世纪后,日渐兴盛的西学东渐思潮与海外留学热潮,将“社会主义”概念在中国的传播带到了一个全新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政策倾向与地缘偏好,国人大多选择以日源“社会主义”为蓝本,以欧美“社会主义”为辅。较之于晚清时期传教士、驻外使节、中国知识精英对“社会主义”译名的模糊认知,该阶段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语词的把握有了较大的提升。可以说,在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双重选择下,“社会主义”语词在品格上,与各类思潮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在内容运用上,存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比重失衡的现象;在翻译方式上,逐渐突破单一的音译手法,并以译评结合的方式取而代之。尽管“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本土文化对社会主义个别原理的主观取舍,却造成该语词非但没能在中国扎下根来,反而造成了意义上的分叉。进入五四时期后,国人对“社会主义”概念的认知,则发生了剧烈的变动。随着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觉醒和民族国家危机的加深,社会主义概念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范畴。此时,概念的“科学性”和“多层次性”已经成为理解“社会主义”的重要特质。在知识分子的争论与博弈中,社会主义概念逐渐展现出了以马克思“社会主义”为主,各种社会主义为辅的多元面相。诚然,我们说,这一阶段,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概念,给近代知识群体觉醒和民族国家心理造成了剧烈波动,但由于时人尚未全面接触到马恩经典文本,也并不能感受到马克思社会主义概念的强大威力。故而,这一阶段,他们对社会主义概念的翻译有时恰到好处,有时则陷入了单线理解的误区。这一观念无疑助长了绝对主义和激进主义对机械社会主义的顶礼膜拜。当历史的车轮继续前行,直至进入中共创建阶段后,“科学社会主义”,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为马克思“社会主义”概念的译介、传播开辟了新渠道。这一阶段,“社会主义”概念在传播主力军、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特点等方面均发生了范式变革。就传播的主力军而言。早期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赴法、留俄期间及国内的革命运动中得以迅速成长成为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就传播的内容而言。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大多以“科学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蓝本,对革命政权、经济生产、发展阶段、社会主义道路、国家职能等问题做了系统地探讨,其广度和深度是以往任何时期不可比拟的。就传播的方式而言。形成了多元、立体、全方位的传播格局。不仅存在报刊、出版社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宣传、报道,而且出现了社团、研究会、图书馆、书社、通信、广告等方式。上述转向表明,20世纪20年代,原生态的科学社会主义,并没有因其特殊的外源词身份而在中国有丝毫的减弱,反而在众多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中形成了自觉传播,成为近代中国早期阶段“真正有意义的传播”。当然,“社会主义”概念不断变迁,与译者的思想关系密切。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时人对马克思“社会主义”概念的认识更加贴近中国实际。他们不仅能准确把握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而且围绕社会改造和中国的出路问题做出了发人省醒的思考。基于此,中国共产党早期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才得以在波诡云谲的局势中迅速建立起来。质言之,“科学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实践基础。
吕天石[6]（2019）在《民国时期天津生活类洋货贸易变迁研究（1912-1937）》文中指出天津自1860年开埠以来,逐渐成长为华北地区最重要的进出口港口。至民国时期,天津已经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洋货进口港。天津港的贸易数据成为反映华北地区经济的重要晴雨表。本文在经济全球化的视角下,梳理了1912年至1937年间的天津港进口贸易的各项有关数据,以洋货为抓手深入研究了其在津的进口转运情形、销售流程、售价、商家、消费群体等多种因素,探讨了天津港口贸易与民众生活的互动关系。民国时期天津港进口的洋货涵盖了纺织品、食品、五金、工业制品、建筑材料、生活用品、交通工具、燃油类等几大类。本文的研究主体部分按衣、食、住、行这民众日常生活的四方面来分别选取了一些代表性的进口商品,且多为近代工业制成品作为研究抓手。同时运用大量档案、报刊广告与图表等资料加以阐释民国时期天津港洋货贸易与民众生活变迁之间的关系。在“衣”部分,笔者研究了天津港进口的纺织品、成衣、鞋帽与日化用品,探究了这些商品与民众身体变迁的关系。“食”部分则通过研究天津港的进口食品与药品贸易,从而探究这些商品与民众餐饮习俗变迁的关系。“住”的部分通过研究一些与民众居住空间有关的近代特色洋货产品在天津港的进口情形及华北地区的销运情况,探讨了天津港进口贸易与民众生活空间之间的关系。“行”的部分研究民众出行与沟通。这一部分主要研究交通工具、通讯传媒设备与民国时期华北民众的交通方式与沟通方式的变迁。观察进口商品货物类型的变化,则呈现出以纺织品、食品为重点向以工业制成品、交通工具为重点的转变趋势。而进口来源国别的变化趋势更是非常明显,即由英、德、法等老牌欧洲国家向日、美、苏等亚太地区国家,尤其是日本转变。纵观1912年至1937年二十余年间天津港进口贸易,棉布、成衣、日化产品等生活用品改变了民众的衣着与穿戴;面粉、糖类等食品原料或制成制品的进口改变了民众的餐饮习惯与消费意识;五金、机器、电料等则改善了民众的居住空间与生存条件;车辆与通讯工具的进口更是显而易见的提高了民众的沟通效率。然而港口贸易的繁盛之下还有许多幻象。首先就是关税主权的丧失使得海外贸易收入并不能用来改善民生,而正常的中外贸易本身就已经是外国压迫的产物,这就意味着再辉煌的贸易数额都只能是虚假的繁荣。其次在华北地区的城市与乡村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洋货所带来的影响都存在着显着的差别。大部分普通民众不可能享受到所有进口产品的红利,只能停留在个别进口货品的使用这一层次。第三个幻象来自于洋货与国货的竞争关系。洋货的进口对于民族工业而言有两方面作用:从正面驱动力而言,各类进口产品先进的技术启发了国货的改良,进口机器与外国技师的到来更是直接提升了民族工业的生产力;而从反面来看,摧毁民族产业的罪魁正是大量倾销的外国货品。最后,日本因素不容忽视,日本势力在华北地区先倾销后走私的经济侵蚀政策严重破坏了天津港口正常的洋货贸易。至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天津港进口的商品已经全面呈现了由欧美货品向日本货品的趋势。民国时期,天津港进口洋货与华北民众的生活变迁有很大关联性。虽然还存在很多幻象,但这些商品毕竟能够开一时风气之先,为华北地区的民众打开了近代化生活的大门。
王晴佳,屠含章[7]（2019）在《超越东西:博古学、考据学以及近代早期历史学发展的全球性》文中指出从比较的角度考察了18世纪清代考据学的兴起历程及其对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深远影响。与欧洲近代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和博古学者相似的是,清代中后期的考据学者对儒学要义的探寻也有着复古主义的兴趣。他们通过综合运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从而完善考证的方法,以期将儒家经典恢复到在他们看来更为准确可信的早期版本。正如他们的欧洲同行在推进人文主义和博古学研究时所形成的文人圈一样,这些考据学者为了共同的学术兴趣组成了一个活跃的学术团体,交流研究心得并相互切磋。在对儒家经典产生的历史语境进行重构的过程中,他们也认识到历史学与金石学的重要性,并以历史学的取径诠释经典。在二十世纪初中国近代史学家将历史学研究塑造成现代学科的努力中,清代考据学的学术遗产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考据学的遗产表明,那些在塑造欧洲现代历史学科的过程中通常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先例也存在于东亚,很可能也存在于世界的其他地方。我们应当将历史观念以及史学研究的方法论作为一种全球现象加以分析与看待,从而超越东西方二元的方法论。
张昊苏[8]（2019）在《乾嘉文学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运用罗宗强先生开创的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对“乾嘉文学思想”展开专门研究,希望对乾嘉文学思潮、士人心态乃至时代风貌有所发明。本论文分为以下几部分:绪论。主要包括:对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的综述与反思,特别注意探讨在乾嘉文学思想研究中运用这一角度的学术价值。本论文在方法上对罗宗强范式的改良。对乾嘉文学思想研究情况的综述。本论文研究的范围、框架、思路。第一章,简要概括乾嘉时期的文化政策、思想学术史、文学活动等内容。本章勾勒的简要框架,是此下数章专题性论述的基本依据。第二章,主要探讨政治力量与文学思想的关系。乾嘉时代,特别是乾隆朝,以“稽古右文”为世所艳称,文化贡献不可抹杀;但社会也处在文字狱和“官学”的阴影之下,帝王专制对学术、思想、文学、心态均有压抑,使士人闭口钳舌。然而,即使是体制内的知识人、甚至是在官方性的写作中,也时刻（隐约）透露出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感。不遇之士则“变音”尤甚。第三章,主要讨论乾嘉考据学与文学思想的关系。区别于文人、学人合一的倾向,乾嘉以“朴学”为“主流”,考据学者对辞章多有贬斥。这一学术倾向投射到文学领域,则引起了学、文的分离,使创作倾向、批评理论均有相应的演化。这个时期大盛的义理考据辞章之讨论,代表了朴学家与理学家、辞章家的区隔,隐然成为数十年后文史哲“学术现代化”分科的理论资源。第四章,主要讨论追求个性解放与艺术精致的文学思想倾向。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家,都必有其创作的追求。乾嘉时代固然有讲求规范的创作理论,但文人所接受的主流思潮则是发扬性灵,彰显才情。更具体地说,这些观念直接地接续了晚明的传统,包括士人（主要是江南）的生活方式、文学创作心态和思想观念等,均成为晚明的延续,并在某些问题上走的更远。第五章,主要讨论叙事文学展现的文学思想命题。乾嘉时期同时是叙事文学的高峰,“六大名着”独占其二,其他小说也各有优长。故这里单独立章,探讨叙事文学在乾嘉时期对文学思想的特殊贡献。创作中出现的“自传性”现象、文体兼容的“集大成”现象及文言叙事文学的文体新变,均证明这一时期叙事文学创作思想上的特殊性。
徐玉芬[9]（2019）在《北京平民大学新闻学系办学特色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20年代初,我国新闻教育进入起步和快速发展的阶段。在北京,北京平民大学率先成立了新闻学系,该系由徐宝璜于1923年创建,1937年消亡。存于历史约14年的北京平民大学新闻学系是新闻史和新闻教育史上的一颗沧海遗珠。本文试图以北京平民大学新闻学系为研究对象,梳理新闻学系发展历程,全方位展示新闻学系的办学特色及社会贡献,拟从该系的师资力量、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等角度,诠释它在我国新闻领域的历史地位,力证平大新闻学系是国人自办的具有成功典范的新闻学系的事实。通过对个案的研究,明确平大新闻学系办学始末,凸显其办学特色及创新点,彰显其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本论文主要由六大章节组成。第一章包含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及意义三个部分,由于与研究主题相关内容偏少,为还原平大新闻学系的发展面貌提供了研究空间。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北京平民大学新闻学系发展的阶段,从新闻学系发初、初具规模,到逐步成熟,再到走向衰亡,展示各阶段发展的特点和情况。第三章呈现了平民大学新闻学系雄厚的师资力量,任职教师实践经验丰富,新闻学术着作和专论成果突出。第四章论述了平民大学新闻学系的课程安排,虽受外国新闻教育模式影响,但仍做了较多本土化的课程尝试和创新化发展。鉴于师资实力强大、课程体系较为完善,新闻学系培养出众多优秀的新闻学子,第五章主要讲述新闻学子在校新闻实践活动和毕业后的职业动向,体现新闻学系培养成果显着。第六章总结新闻学系的培养特色。北京平民大学新闻学系在历史中存在时间不长,最终消失在历史一隅,只能从相关文献中寻找到只言片语。在还原其历史发展原貌时,窥见新闻学系在早期新闻教育中的探索和贡献,通过办学者、执教者和求学者等人,获取新闻学学科教与学的动力和经验,畅想未来新闻学知识终将成为大众知晓的常识,便足以慰劳新闻学前辈们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坚守。
司文晶[10]（2019）在《工厂依附型市民化研究 ——以近代天津女工为中心》文中提出市民化始终是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内含议题。近几年,国家不断出台相关政策,要求深入历史,找寻历史制度经验,推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建设。学人对当前城镇化问题的研究同样揭示出以史为鉴的重要性。然而,已有的中国近代市民化研究或缺乏系统性,或缺少制度层面的反思,亟待重新梳理与阐述。对当代农民工市民化和就地就近城市化问题的分析同样需要深入历史脉络,从中国近代城市化发展中汲取制度经验。在此基础上,本文以近代天津女工群体为研究对象,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出发,运用民国档案、着作、报刊杂志、地方志、旅游手册、调查汇编等材料,探究行动者与市民化相关制度之间的互构型塑过程。由于近代市民化的核心动力源于工业化,因此移民工人市民化是核心提议。本文尝试回答以下问题:中国近代城市化过程中,劳工,尤其是女工是如何与市民化相关制度实现互构的?具体言之,制度环境如何影响和制约近代女工的市民化发展,女工又如何发挥主体能动性,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再生产出相应的市民化制度?论文首先尝试勾勒天津的历史地理和政治经济条件,回应天津何以在近代中国发展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商埠和对外开放港口城市,城市定位或城市性质又如何决定城市后续发展轨迹。发达的水系、沿海港口的优越地理位置,临近北京的政治地缘环境,以及洋务运动等一系列改革运动奠定了天津工业资本主义中的官商合作模式。天津和上海两地在近代市民化上的时间差异同样有着深刻的历史地理原因。其次,论文阐述近代女工进入工厂前后所需要的职业、社会网络和知识技能支持。对于初入城市并进入现代化大生产中的移民工人而言,要想适应工厂的工作和生活,满足国家和工厂对个体的现代化角色要求,就需要工厂提供相应的薪资和福利保障,工人围绕工厂空间构筑新的社会网络关系,获得技能和知识培训。再次,城市和工厂生活影响女工的角色和观念变化。近代国家和社会不断赋予女性新的角色和身份,要求她们按照既定标准自我规训成为合格的“都市女”、“新女性”、“新国民”。女工的观念变迁最鲜明地体现在时间观与权利观上。工厂作为集体化生产方式,与国家权力一同参与到对工人的工作时间和工余时间的建构之中,但规制受到外部环境与工人群体本身的牵制与解构,使观念革新发生历史反复。工人的权利诉求通过日常的越轨与罢工展现,但随着时间变化,宏观环境和制度条件发生相应变化,越轨行为的意义诠释和罢工的动力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结论部分首先对市民化历史进程中的诸多议题进行制度分析与总结,进而提出“工厂依附型市民化”理想型,用以指称依托工厂而形成的移民工人市民化过程。工厂为工人提供薪酬和福利,成为培育现代公民的场所,与政府协同推动近代市民化。“工厂依附型市民化”是建国后单位制实践的另一历史源头,对推动当前以人为本市民化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二、《近代的初曙》出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近代的初曙》出版（论文提纲范文）
（1）“十三五”期间巴蜀文化研究的进展与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 一、地域文化精神的坚守：“十三五”巴蜀文化本体论研究 |
| （一）巴蜀文化相关概念的解析 |
| （二）巴蜀文化本体论研究 |
| 1. 历史学 |
| 2. 考古学 |
| 3. 民族史 |
| 4. 文学 |
| 5. 哲学与宗教 |
| 6. 都江堰与巴蜀农业 |
| 7. 文献整理、辑较与研究 |
| 8. 学术史 |
| 9. 其他 |
| 二、创新转化机制的探索：“十三五”巴蜀文化价值论与认识论研究 |
| （一）巴蜀文化价值论研究 |
| （二）巴蜀文化认识论研究 |
| 三、“十三五”巴蜀文化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巴蜀文化内涵的界定和科学阐释还存在不足 |
| （二）巴蜀文化创造主体及“巴蜀地望”历史演绎的解析不够系统与深入 |
| （三）巴蜀文化形成与发展内在动力的探讨有待加强 |
| （四）巴蜀文化特质的理论抽绎和比较研究不够深刻 |
| （五）巴蜀文化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其对外交流的考察仍有诸多研究空间 |
| （六）巴蜀文化的基础研究仍需努力 |
| （七）巴蜀文化的研究旨趣和研究力量相对分散 |
| （八）巴蜀文化的学术研究战略尚不明确 |
| 四、推进巴蜀文化深入研究的展望与思考 |
| （一）宏观规划与微观研究的有机结合：加强学术规划和顶层设计 |
| （二）特色挖掘与规律探究：强化巴蜀文化的本体论研究 |
| （三）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推进巴蜀文化的认识论研究 |
| （四）走出盆地，面向世界：构建巴蜀文化发展观研究体系 |
（2）元明清杂剧传奇中的曹操形象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元明清杂剧传奇中曹操形象内涵演变的轨迹 |
| 第一节 元代:从反面典型到正反两极 |
| 第二节 明代:从极端表现到复杂融合 |
| 第三节 清代:从正反两极到反面典型 |
| 第二章 元明清杂剧传奇中曹操形象演变的艺术表现 |
| 第一节 曹操科介:从刻板单一到形象多元 |
| 第二节 曹操台词:从通俗到文雅 |
| 第三节 曹操服饰:从单调到丰富与个性化 |
| 第四节 曹操脚色:从“末”到“净”、“丑” |
| 第三章 元明清杂剧传奇中曹操形象演变的原因与文化内涵 |
| 第一节 元明清杂剧传奇中曹操形象演变的原因 |
| 第二节 元明清杂剧传奇中曹操形象演变的文化内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四鉴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尹会一着述的整理情况 |
| (二)关于尹会一的相关着述 |
| 三、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资料来源 |
| 第一章 尹会一的生平与交游 |
| 第一节 尹会一的生平 |
| 一、早年时期 |
| 二、成年时期 |
| 三、晚年时期 |
| 第二节 尹会一的交游 |
| 一、与知己好友的交游 |
| 二、与老师们的交游 |
| 第二章 《四鉴录》的成书与版本 |
| 第一节 写作背景 |
| 一、康雍乾时期的文化政策 |
| 二、汉族士大夫阶级思想观念的变化 |
| 第二节 资料来源和成书过程 |
| 一、资料来源 |
| 二、成书过程 |
| 三、体例结构和版本情况 |
| 第三章 《四鉴录》的内容与思想 |
| 第一节 《四鉴录》的主要内容 |
| 一、君鉴 |
| 二、臣鉴 |
| 三、士鉴 |
| 四、女鉴 |
| 第二节 《四鉴录》的思想 |
| 一、治国理政思想 |
| 二、选贤举能思想 |
| 三、进谏纳谏思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类 |
| 二、专着类 |
| 三、学位论文类 |
| 四、期刊论文类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出版或发表的论着、论文 |
| 致谢 |
（4）晚清以来汉沽寨上张氏家族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论文研究方法与思路 |
| (四)汉沽地区的地理沿革及范围 |
| 二、寨上张氏家族的由来与晚清的汉沽盐业 |
| (一)张氏家族源流 |
| (二)张氏家族落户汉沽 |
| (三)晚清时期汉沽盐业发展概述 |
| 三、桐裕成张氏家族的发轫 |
| (一)张廷惠初任发海人 |
| (二)张氏家族的盈利与经营 |
| 四、寨上张氏家族的发展 |
| (一)张廷惠任灶首与张家产业的发展 |
| 1.张廷惠担任灶首 |
| 2.灶首张文洲与张氏家族产业的发展 |
| (二)张氏家族与地方公共事业 |
| 1.张氏家族与汉沽评剧艺术 |
| 2.张氏家族与汉沽教育事业 |
| 五、 桐裕成张氏家族的兴盛 |
| (一)灶户联合公会与张家成员任职的变迁 |
| (二)张氏家族助力社会事业 |
| (三)张氏家族的宗族建设 |
| 六、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社会主义”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变迁研究（1899-192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解说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主要研究方法与论文思路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19世纪末“社会主义”语词初入中国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概念的西方溯源与考辨 |
| 第二节 新教传教士视域中的“社会主义” |
| 一、晚清新教传教士的翻译概况 |
| 二、新教传教士对“社会主义”综合阐释 |
| 三、《万国公报》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首次介绍 |
| 第三节 晚清驻外使节与欧美“社会主义” |
| 一、洋务机构翻译概况 |
| 二、清驻外公使对“社会主义”的综合考察 |
| 第四节 早期知识精英与留学生视域中的“社会主义” |
| 一、资产阶级报刊对“社会主义”的引入 |
| 二、康有为对“社会主义”的初探 |
| 三、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初探 |
| 四、王韬对“社会主义”的初探 |
| 五、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初探 |
| 第五节 晚清末期“社会主义”概念在中国的历史定位 |
| 一、“社会主义”概念的“译介” |
| 二、“社会主义”概念的西语“造词” |
| 三、“社会主义”概念的日语“借用” |
| 四、对晚清“社会主义”概念多种导入方式的考察 |
| 第二章 20世纪初“社会主义”概念的流行与泛化 |
| 第一节 留日浪潮与“社会主义”论说 |
| 一、洋学兴盛与“社会主义”在日本的原初表述 |
| 二、浮海东渡与“社会主义”摄取的源头转向 |
| 三、留日群体对日源“社会主义”的借用 |
| 第二节 最初的社会主义论战与“社会主义”的语义分叉 |
| 一、经济体制之争:全部国有化、自由竞争抑或心理分配? |
| 二、发展方式之争:和平调节抑或革命斗争? |
| 三、本质属性之争:无政府抑或民主共和? |
| 四、发展方位之争:财产共有抑或阶级对立? |
| 五、20世纪初社会主义论争对“社会主义”概念产生的影响 |
| 第三节 民国初年革命党人对“社会主义”概念的早期认识 |
| 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社会主义” |
| 二、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主义” |
| 三、革命党人调试“社会主义”语义产生的影响 |
| 第四节 关于20世纪初“社会主义”概念在中国的翻译评价 |
| 第三章 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概念的多元面相 |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与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隐喻认知 |
| 一、知识青年理解“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前提与生发基础 |
| 二、知识青年理解“社会主义”概念的方法与手段 |
| 三、知识青年理解“社会主义”的基本构成 |
| 第二节 五四时期“主义”的崛起与“社会主义”概念的混说 |
| 一、“泛劳动主义”视域中的“社会主义” |
| 二、“新村主义”视域中的“社会主义” |
| 三、“基尔特社会主义”视域中的“社会主义” |
| 四、无政府“共产主义”视域中的“社会主义” |
| 第三节 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概念的转向及其影响 |
| 一、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概念的译介转向 |
| 二、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概念转向的深远影响 |
| 第四章 中共成立前后“社会主义”概念在中国的新诠释 |
| 第一节 列宁对“社会主义”概念的重释与传播 |
| 一、列宁对马克思“社会主义”概念的发展与创见 |
| 二、建党初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多维进路 |
| 第二节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的原初认知与建构 |
| 一、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描绘 |
| 二、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描绘 |
| 三、李达对“社会主义”的描绘 |
| 四、李汉俊对“社会主义”的描绘 |
| 第三节 建党早期“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的确立及影响 |
| 一、建党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的确立 |
| 二、建党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确立的影响 |
| 第五章 “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实践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动因论析 |
| 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共创建提供了样板效应 |
|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翻译活动,为中共创建开辟了新的话语空间 |
| 三、“马克思列宁主义”着述文本的学习、研究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
| 四、“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交锋为中共创建正本清源 |
| 五、“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工农群体的结合,为中共创建奠定了阶级基础 |
| 第二节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筹备与创建 |
| 一、思想上的协助、指导,明晰了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建党思路 |
| 二、在组织上的参与、指导,催生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
| 三、人才上的培育、输送,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团建设提供了骨干力量 |
| 四、理论上的示范、引领,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方向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初期成效 |
| 一、开启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
| 二、初步勾勒了近代中国的革命话语体系 |
| 三、启动了国共两党首次合作的先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及科研情况 |
| 致谢 |
（6）民国时期天津生活类洋货贸易变迁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理路 |
| 四、概念界定 |
| 五、主要参考文献与资料介绍 |
| 第一章 北方洋货集散地:民国时期的天津港进口贸易总体情况 |
| 1.1 国际航运视域下的民国时期天津港口与进口船舶情况 |
| 1.2 民国时期天津港进口洋货的情况与变化趋势 |
| 1.2.1 进口洋货的总体情况 |
| 1.2.2 进口洋货的历年变化趋势 |
| 1.3 民国时期天津港进口货品结构与民众生活之间的关系 |
| 小结 |
| 第二章 穿戴与装扮 |
| 2.1 棉纱与棉布——天津港进口大宗纺织品情况 |
| 2.1.1 棉纱的情况 |
| 2.1.2 棉布的情况 |
| 2.1.3 纺织品的贸易——“西货”与“东货”的此消彼长 |
| 2.2 洋装在身——天津港进口洋装、洋帽及装饰物情况 |
| 2.2.1 洋装成衣与国产“机制洋装” |
| 2.2.2 进口洋帽及装饰物 |
| 2.3 从“多余物”到“必需品”——天津港进口日化用品情况 |
| 2.3.1 进口香皂与天津制皂工业 |
| 2.3.2 进口牙膏、香水和其他化妆品 |
| 小结 |
| 第三章 饮食与医药 |
| 3.1 天津港进口大宗食品及相关商品情况 |
| 3.1.1 面粉与糖——天津港进口大宗食品的规模化 |
| 3.1.2 农作物种子、肥料——农业相关产品的进口 |
| 3.1.3 从传统香料到味精——调味品的转变 |
| 3.2 天津港新式食品、饮料的进口与餐饮风气变迁 |
| 3.2.1 进口洋酒的销售与管控 |
| 3.2.2 西式汽水饮料与甜品的引进 |
| 3.2.3 罐头食品的进口与国产化 |
| 3.2.4 天津与世界非主要国家食品贸易情形 |
| 3.3 天津港药品、保健品、医疗器械的进口与转运 |
| 小结 |
| 第四章 建筑工程与居住环境 |
| 4.1 天津近代住建材料的引进与使用 |
| 4.1.1 从木材到钢筋水泥——天津进口住建材料的新变化 |
| 4.1.2 从洋漆垄断到国货崛起——天津油漆工业的奇迹 |
| 4.2 天津港进口工程机器及设备的情况 |
| 4.2.1 精密建工仪器的引进 |
| 4.2.2 大型建工机器的引进 |
| 4.3 天津港进口贸易下的城市住宅内部空间变迁 |
| 4.3.1 新式室内用品的进口情形 |
| 4.3.2 冰箱——现代家用电器的出现 |
| 小结 |
| 第五章 交通工具与通讯传媒设备 |
| 5.1 天津港口贸易与近代交通工具的引进 |
| 5.1.1 汽车入津与民众对汽车的认识 |
| 5.1.2 自行车的传入及在华北地区的推广 |
| 5.2 天津港口贸易与近代通讯设备的引进 |
| 5.2.1 无线电设备与技术在天津及华北的扩散 |
| 5.2.2 电话设备与技术在天津及华北的扩散 |
| 5.3 天津港口贸易与近代新型传媒设备及传媒技术的引进 |
| 5.3.1 照相机的引进与国产化 |
| 5.3.2 电影、电视技术的传播 |
| 小结 |
| 第六章 繁盛与幻象:对天津港口贸易与华北民众生活变迁的思考 |
| 6.1 洋货贸易影响下的民国时期天津民众生活 |
| 6.2 数据繁盛的背后 |
| 6.2.1 关税与主权 |
| 6.2.2 城市与乡村 |
| 6.2.3 洋货与国货 |
| 6.3 日本因素与走私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7）超越东西:博古学、考据学以及近代早期历史学发展的全球性（论文提纲范文）
| 一、古学的复兴：欧洲与中国 |
| 二、博古学家与历史学家之间的张力 |
| 三、现代性的条件 |
（8）乾嘉文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上、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
| 一、文学思想史研究综述 |
| 二、何为“文学”?何为“文学思想”?——立足于清代文学的考察 |
| 三、何以“文学思想史”? |
| 中:乾嘉文学思想研究综述 |
| 一、乾嘉文学与文学思想史料略述 |
| 二、乾嘉时期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综述 |
| 下:范围、框架、思路 |
| 一、关于“乾嘉” |
| 二、论文的基本框架与主要思路 |
| 第一章 乾嘉文学思想展开的背景 |
| 第一节 乾嘉历史与文化政策 |
| 第二节 乾嘉时期的思想史、学术史概况 |
| 第三节 乾嘉文学概述(上):流派概述(附理论批评) |
| 第四节 乾嘉文学概述(下):历时性考察 |
| 第二章 政治压抑下的文学主潮 |
| 第一节 御制文学、科举制度、台阁文艺 |
| 第二节 官方修书与文体正变 |
| 第三节 盛世中的变音 |
| 第三章 朴学背景下的创作转向 |
| 第一节 “学人”与“文人”、“考据”与“辞章”之争 |
| 第二节 从推重学养到逞才炫博 |
| 第四章 个性解放与艺术的精致 |
| 第一节 晚明的潜流 |
| 第二节 两种精致化追求的离合 |
| 第三节 女性观念与女性文学的变化 |
| 第五章 叙事文学中的文学思想新貌 |
| 第一节 自寓、自况向自传性的进发 |
| 第二节 集大成与雅文学化 |
| 第三节 文言叙事文学的体制创新 |
| 结语:何以乾嘉? |
| 参考文献 |
（9）北京平民大学新闻学系办学特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文献综述 |
| 1.1.1 北京平民大学新闻教育发展研究 |
| 1.1.2 平大新闻学系重点人物的新闻教育研究 |
| 1.2 研究方法 |
| 1.2.1 文献分析法 |
| 1.3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2 北京平民大学新闻学系发展历程 |
| 2.1 新闻学系教育发轫 |
| 2.1.1 国人最早自办的新闻教育 |
| 2.1.2 新闻学系初具规模 |
| 2.2 新闻学系走向成熟 |
| 2.2.1 新闻学系不断扩充 |
| 2.2.2 理论实践成果纷呈 |
| 2.2.3 输送优秀新闻学子 |
| 2.3 新闻学系走向衰落 |
| 3 北京平民大学新闻学系师资力量 |
| 3.1 实践经验丰富 |
| 3.2 新闻学着作突出 |
| 3.3 新闻学论文丰硕 |
| 4 北京平民大学新闻学系课程设置 |
| 4.1 合理借鉴外国新闻教育的课程模式 |
| 4.2 课程体系的本土化与开创性 |
| 4.2.1 1923年的课表 |
| 4.2.2 1926年的课表 |
| 4.2.3 1928年的课表 |
| 4.2.4 1931年的课表 |
| 5 北京平民大学新闻学系人才培养 |
| 5.1 在校新闻活动 |
| 5.1.1 参与新闻实践 |
| 5.1.2 发表新闻专论 |
| 5.2 毕业后职业动向 |
| 5.2.1 从事于新闻行业 |
| 5.2.2 从事于非新闻行业 |
| 6 北京平民大学新闻学系的培养特色 |
| 6.1 将理论与实践结合 |
| 6.2 兼顾学术研究与业务能力 |
| 6.3 培养现代化的职业新闻人 |
| 7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工厂依附型市民化研究 ——以近代天津女工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概念与文献综述 |
| 一、概念丛:市民和市民化 |
| 二、“结构-行动”视角下的市民化研究 |
| 三、“国家-社会”视角下的市民化研究 |
| 第三节 理论框架 |
| 一、历史制度主义核心议题 |
| 二、走向综合的历史制度主义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论文思路与框架 |
| 第二章 近代天津工商业发展与都市扩张 |
| 第一节 天津的地理、历史与政治环境 |
| 一、天津的地理与历史环境 |
| 二、近代天津的政治与经济变迁 |
| 第二节 天津纺织业发展及其庇护网络 |
| 一、艰难求生:近代天津纺织业发展 |
| 二、政商学庇护:跨界网络关系建构 |
| 第三节 纺织女工发展及其影响因素 |
| 一、历史谱系:女性的生命历程与技术分工 |
| 二、滞后发展:纺织女工发展的地域差异 |
| 三、城乡背离:华北地区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女工的薪酬与福利供给 |
| 第一节 收入鸿沟:工人薪资及其性别差异 |
| 一、薪资结构:工资、奖金与分红 |
| 二、双重歧视:收入上的性别差异 |
| 第二节 名实分离:福利制度沿革与实施 |
| 一、制度沿革:国家和工厂的福利措施 |
| 二、女工福利:哺乳室与托儿所 |
| 三、“发现”童工:劳动年龄与童工保护 |
| 四、城市扩张:就地城镇化与工人居住状况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工作中的社会网络与技能获得 |
| 第一节 信任纽带:保人制与工头制 |
| 一、进入工厂:保人制 |
| 二、工厂管理:工头制 |
| 第二节 纵横交错:工厂中的社会网络重建 |
| 一、内部整合:工作的地域等级化 |
| 二、社会嵌入:选择性庇护与组织忠诚 |
| 第三节 劳动力再生产:技能与知识的传递 |
| 一、技能获得:代工与师徒制 |
| 二、知识获得:工人补习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都市生活与女工的社会角色转变 |
| 第一节 都市女:男性目光中的女性与女工 |
| 一、标签与污名:危险的都市生活 |
| 二、区隔与认同:女性的身体整饰 |
| 第二节 新女性:婚姻家庭中的女性 |
| 一、从抚育到情感:婚姻家庭的现代转型 |
| 二、从旧式到新式:中国近代婚俗之变 |
| 第三节 新国民:治理术与女性身份再造 |
| 一、政策漂移:权力博弈下的新运走向 |
| 二、双重目标:《方舟》中的女性与家庭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时间与权利观念变迁 |
| 第一节 时间观念:工作、家务与休闲 |
| 一、工作时间:三八制改革的成与败 |
| 二、时间配置:难以逃离的家务 |
| 三、工余时间:娱乐生活的组织化 |
| 第二节 权利观念:越轨与罢工中的主体性表达 |
| 一、越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的喧嚣与抵抗 |
| 二、罢工:外部动员与内在驱动的合流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市民化制度反思 |
| 第二节 工厂依附型市民化 |
| 第三节 创新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近代的初曙》出版（论文参考文献）
- [1]“十三五”期间巴蜀文化研究的进展与反思[J]. 李钊,杨世文. 中华文化论坛, 2021(04)
- [2]元明清杂剧传奇中的曹操形象演变研究[D]. 梁依霄.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四鉴录》研究[D]. 杨坤. 淮北师范大学, 2020(12)
- [4]晚清以来汉沽寨上张氏家族的发展[D]. 孙佳慧.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8)
- [5]“社会主义”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变迁研究（1899-1921）[D]. 陈元.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6]民国时期天津生活类洋货贸易变迁研究（1912-1937）[D]. 吕天石. 河北大学, 2019(05)
- [7]超越东西:博古学、考据学以及近代早期历史学发展的全球性[J]. 王晴佳,屠含章.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5)
- [8]乾嘉文学思想研究[D]. 张昊苏. 南开大学, 2019(05)
- [9]北京平民大学新闻学系办学特色研究[D]. 徐玉芬.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10]工厂依附型市民化研究 ——以近代天津女工为中心[D]. 司文晶. 南开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