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少数民族文学

一、重庆少数民族文学论（论文文献综述）

谢刚,江震龙^[1]（2021）在《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观与共同体诗学建构》文中提出民族文学观是对文学与民族关系的观念表述及理论建构。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观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辩证的思想张力,显示出以时间性为表、空间性为里、多元一体、边界明晰、纵深多层的民族共同体空间意识。在话语实践上,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观主要借助核心概念民族性进行表述,而民族性又常常借民间性、平民性、阶级性等概念表意。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应当重视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观所蕴含的民族共同体诗学,充分阐发其多元开阔的审美共同体意识、辩证的思想张力、包容共生的文学伦理观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族文艺本质论。

付玉琪^[2]（2021）在《生态批评视阈下的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着人们的生存焦虑,各种现代科学的治理方案却未能立竿见影。因而生态批评与生态文化成为人类在精神领域探索疗救的重要路径。生态批评超越了国家、地区、种族的界限,在当今全球化态势愈加明确的时代背景下,生态批评的东西方对话趋势逐渐突显:秉持人类命运共同利益的价值取向,寻求跨文化的生态文明事业的共赢。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始终关注儿童生存的具体文化语境,并以文学的方式参与童年生态问题的救治。尽管中国生态批评理论成果已蔚为大观,但是运用生态批评方法论对整个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作出系统化梳理和研究的着作尚未出现。因而本论文将社会性的生态问题与个体精神疗救相结合,探寻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生态审美意识的嬗变规律,概览生态童年的特征,进而试图建构中国式童年精神生态的诗学。生态整体主义赋予了“自然”与“人”同等的独立审美地位,它不再是抒情工具与征服对象,能够以其自身特有的美质吸引读者,并塑造他们独特的童年经历与生命体认。受到社会文化与儿童“野性”思维的双重规约,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生态童年建构由“非自觉”走向“自觉”的过程中,童年精神也经历了由“家园意识”、“荒野意识”到“星球意识”的发展,并且逐渐带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导向,以及“生命写作”的文学内涵。!生态童年建构始终贴近童年生活现实,同时勾连起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人类历史与宇宙历史,从而将儿童生命的自我实现置于更加广阔的“自然”空间。在此基础上确立的中国式童年精神生态的诗学,或将能够积极推动中国童年研究、儿童文学的批评标准更新,以及社会生态文明事业。

黄菲蒂^[3]（2020）在《时代语境与百年中国报告文学主题话语嬗变》文中研究指明报告文学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以来,始终以现实和历史的在场者身份参与着百年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显示着独特而重要的文体价值。报告文学是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重要文学参照,不但取得了丰厚的创作实绩,而且在一些重要历史时期成为时代文学主潮之一。但报告文学理论研究却相对缓慢和单薄,未能给如此丰厚的创作提供足够的理论阐释与话语支撑,这不仅使这一特殊文学样式难以获得应有的文学史认同,还使文体在合法性上遭遇危机。现代以来的文学理论话语建构在以小说为主体的文学创作之上,报告文学因其纪实性特征与小说等虚构文学在文化立场、价值取向、话语方式上都存在很大差异,就相对处在这一理论评价体系的边缘。因而,建构起从报告文学自身特性出发的、符号自身创作规律的理论话语就显得尤为重要。报告文学的纪实性、社会性、公共性等基本特征决定了其与虚构文学把握现实的方式不尽相同。报告文学对现实的把握主要表现为对时代主题和现实问题的真实书写上,时代主题和现实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报告文学的写作主题。这充分说明报告文学的主题话语是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核心问题,而把握报告文学主题话语则是抵达文体本质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报告文学与时代紧密互动,其主题话语必然随时代语境变迁而嬗变。因而,本文试图从时代语境与百年来报告文学发展的互动关系,考察以主题话语嬗变为问题意识的报告文学核心价值,同时为认识百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时代主题提供一个报告文学的参照系,并尝试为报告文学自身理论话语的建构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基于以上观点,除绪论和结语,本文主体部分设置五章内容。第一章论述近现代语境与发生期报告文学的启蒙主题书写。论文将从文体孕育的前提条件、阶级属性、时代语境、作家主体意识觉醒等方面来考察报告文学的发生。重点论述发生期报告文学以实录和写实文学观为宗旨的创作特征,并以梁启超等代表性作家作品为中心着重考察启蒙主题在报告文学创作中的有力表达。第二章阐释1930-1940年代报告文学对民族救亡主题的深入书写。第一节重点考察“左联”对报告文学的倡导和推动,着力分析1930年代救亡主题在报告文学中写作中的多维表现;并以《包身工》等经典文本为重点阐释对象探讨这一主题在报告文学书写中达到的高度。第二节论述1940年代报告文学的救亡书写和文艺大众化运动,结合抗战背景、文艺政策分别考察解放区与国统区、沦陷区救亡书写的不同情形。另外还要专门论述这一时期大规模群众性写作活动及“一日”体报告文学现象。第三章重点论述建国后十七年及文革时期报告文学以新中国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为中心的主题书写。新中国成立,报告文学热情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和时代英雄人物,形成了以祖国建设和时代人物为中心的第一个主题话语。其次,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在数以千计的报告文学作品中被记录和传唱,形成一个重要写作主题,《谁是最可爱的人》正是这一主题书写的经典文本,值得深入解读。此外,报告文学随时代政治风浪起伏,一方面在“双百”方针短暂的宽松氛围下出现了一些“干预生活”的写作,一方面在紧张压抑的氛围中走向文体异化,对这两种主题书写的变奏我们也将单独进行阐释。第四章论述新时期以新启蒙和史志录为主题话语的报告文学创作。第一节重在阐释新时期启蒙语境与报告文学自觉之间的重要关系。文革结束后,一场重新发现人和人道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在到来。作家重新对现实发声,“文学主体性”观念确立。《哥德巴赫猜想》与伤痕小说、朦胧诗一道成为新时期到来的先声,也是报告文学复兴的标志。报告文学的现实精神和批判意识开始回归。接下来重点阐释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对新时期启蒙主题的宏观呈现。在198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将启蒙主题推向高潮,一时间成为文学主潮。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作家在对问题的写作中体现出对民众启蒙的强烈愿望,以启蒙为目的的问题意识正是社会问题报告文学问题意识的核心。赵瑜是这一写作的代表作家,不论从创作时间跨度、作品成就、思想深度还是文体探索上,他的写作都已具备某种经典的意义。第三节论述史志性报告文学的历史主题书写。1990年代启蒙落潮,“人文精神的危机”出现,报告文学一方面陷入沉寂,一方面仍有少数作家坚守现实书写的品格。更重要的是,以历史书写为主题的史志性报告文学出现,一批有历史意识,又有当代价值的文本产生。第五章论述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国是和民生主题书写。2014年,新的文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以此为节点本章分为前后两个部进行论述。第一节重在阐释新世纪初报告文学的国是主题写作。一方面,以讲好中国故事、书写中国梦的主题被集中表达;一方面,报告文学对社会问题给出谏言,“为人生”的文体自觉在创作中显现。我们还将探讨国是主题书写上的“歌颂与暴露”的问题,并重点分析何建明国是主题书写的代表性意义。第二节阐释2014年以来报告文学的民生主题书写。习近平一系列有关文艺的论述最终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导向,报告文学作家积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事关民生的主题书写集中涌现,形成民生文学的报告文学写作现象。

李想^[4]（2020）在《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抗日叙事研究 ——以当代中朝韩抗日主题书写为中心》文中提出历史上,日本对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侵略是中朝韩三国人民的共有记忆,长久的艰苦奋战、受尽压迫的痛苦、社会的动荡不安都让抗战的历史刻骨铭心。而在浴血奋战过程中,整个民族奋起反抗的面貌、无数英雄烈士不畏牺牲的抗战故事,展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情操,成为了最振奋民族心和爱国心的宝贵精神财富。于是记录呈现这段可歌可泣历史的文学主题应运而生,抗日叙事成为了中朝韩共有的、且重要的文学主题。随着历史的前进和时间的推移,战争中的残忍、迷惘、恐惧、伤痛也伴随这段民族成长的记忆一同浮现。抗日叙事的面貌也随之愈加丰富和饱满。对当代中朝韩抗日叙事的比较研究,不仅是丰富完善整个东亚抗日叙事体系研究的重要内容,也对深化抗日叙事的历史精神,加强在抗日战争认识问题上的互补互识具有重要意义。纵观中朝韩当代抗日叙事的总体情况,在不断发展中交叉形成了相同的抗日叙事主题,其不仅呈现出具体的书写特征,也反映了深刻的时代性和政治社会性。中朝共有的全民抗日和领袖抗日主题、革命成长主题是两国抗日叙事中具有鲜明政治性和时代性的部分,中朝韩所共有的英雄抗日、抗日伤痛、理念指向主题有着不同的书写特征,并在发展中不断出现新变化。而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所带来的中韩历史复原主题不断涌现,丰富了抗日叙事的面貌,更鲜明地反映了抗日叙事主题与时代的深刻联系。围绕以上主题,并结合具体文本的分析,本文以西方叙事学后经典派侧重的对文本与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为主要视域开展比较文学平行研究,开展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两个层面上的比较研究,在宏观把握层面以探讨共性和特性为主,并以社会历史批评的视角探究其背后的社会历史政治等原因。在微观分析上,运用主题学、文学治疗学、文学心理学等相关的理论结合文本细读的方法比较具体作品的异同之处。中国和朝鲜在领袖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历史语境下,形成了全民抗日与领袖抗日两大重要主题,又在长期的积累中形成了各侧重一方的特点,并分别通过构筑“全民”与“领袖”的形象凸显这两大相对的主题。这种具有鲜明比照性的特点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政治、文化原因。而在这种语境下,形成了中朝抗日叙事主题相较于韩国的另一大特征鲜明的主题,革命成长主题。最具代表性的是母亲与儿童的革命成长。这一主题的书写具有典型的范式化特征,最大化地凸显了中朝抗日文学的特色和抗日战争的意义,却也模糊了成长本位主题的概念和内涵。同时,这种政治文化语境影响下形成了中朝韩对英雄抗日主题的不同书写特征。中国所强调的以人民利益为上的集体英雄主义在后期的发展中并不否定个人英雄主义的存在;韩国凸显民族主义的个人英雄主义并不与集体英雄主义相对立;而朝鲜的集体英雄主义以对领袖的忠诚为最高标准。在这种英雄理念的影响下,中国与韩国抗日英雄叙事在本质上都书写了“义”之意,与朝鲜抗日英雄叙事中突出“忠”的泛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朝鲜的抗日英雄都成为了“忠臣”式英雄。于是,朝鲜的抗日叙事主题基本上围绕了“领袖-忠臣”这一范式展开,形成了具有朝鲜特色的抗日叙事结构。中朝韩之间鲜明的意识形态差异直接导致了抗日叙事中理念指向主题的不同呈现,在复杂的抗战背景下,在作者个人经历与创作视角以及创作语境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强烈的理念指向性和理念的差异性,并直接影响了具体作品的叙事结构。随着抗日叙事的不断发展和社会政治语境的改变,抗日伤痛与历史复原成为了新世纪抗日叙事的主流主题。以“慰安妇”及历史惨案为题材的抗日叙事的不断出现,与外交政治语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反映了中韩在面对抗日伤痛问题上的新视角和新姿态,完全不用于以往围绕阶级伤痛和反战叙事的书写。而历史复原主题作品的不断出现,展现了国家政治话语的包容度和开放度,反映了人们对历史事实的反思和发展性的历史意识,在国家和民间两个层面不断丰富抗日叙事的内涵。通过比较和梳理可以看出,朝鲜抗日叙事以“领袖-忠臣”的形态凸显出独具朝鲜特色的抗日叙事特征,其主题也集中于呈现领袖形象和“忠臣”式英雄的一片丹心,具有体系化、划一式,集中展现,形式庞大的特征,在主题的深入性和丰富性上有所缺失。韩国的抗日叙事整体上呈现出凸显民族主体性和历史叙事性,也带有明显的市场化、大众化文化性特征。中国的抗日叙事发生了鲜明的变化,从以阶级为纲的抗日叙事到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日叙事、南京大屠杀叙事、“慰安妇”叙事等,显现出视角的多元化发展和主题的多样性变化。抗日叙事主题的不断变化发展始终反映了其不可忽略的时代性,必须在深刻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予以考察。本论文只是从宏观比较视域上对当代中朝韩抗日叙事进行比较研究的一次尝试,以期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白,并希望可以为抗日叙事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路径。文中一定存在着欠缺深度等不足,希望今后可以继续深入开展相关研究,拓展其深度和广度。

刘银先^[5]（2020）在《楚图南的生平与志业（1899-1994）》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楚图南具有中共党员、民盟盟员的双重身份,在文学、翻译等方面颇有建树。作为党员和民盟领导人之一,他为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发展史上的很多重要事件;作为知识分子,他的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反映其人生追求和志向。本文在尽可能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对楚图南所经历、参与的革命和建设工作进行考察和评价。楚图南早年信仰马克思主义,主张社会革命,1926年入党后曾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辗转于东北、山东地区宣传革命,1930年11月因学潮被捕入狱。对已有资料的分析表明,楚图南在1934年出狱后与党组织的联系一度中断,但他始终追求进步,党员的身份认同影响了他的思想与实践。由于革命时期的特殊政治环境及新中国成立后对楚图南的政治安排,他的党员身份长期处于秘密状态。在文学方面,楚图南由支持新文化运动诸人所提倡的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抗战文学）的创作,抗战时期在昆明等地积极参与文化抗战活动。楚图南认为抗战文艺的创作应当服务于抗战现实,来源于抗战和大众生活,富有战斗性和地方性、民族性,《旅尘余记》便是其抗战文艺思想的最好注解。在翻译方面,受到早期革命教育及革命经历的影响,楚图南倾向于选择富于革命性、进步性作家的作品,他与屠岸关于惠特曼的论争透露出其希望翻译能够因应时代,影响读者,在文化抗战中发挥实际效用。此外,楚图南对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史有一定研究,体现了他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学术的志趣。抗战胜利前后,楚图南作为民盟云南支部的领导人之一,对民盟云南支部的组织发展和民主运动都有重要影响,包容性的文化视角影响了楚图南对民主政治的认识,但他又是“第三条道路”的坚决反对者,同时认为“民青”和民盟是兄弟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楚图南曾负责民盟西南区盟务整理,这一工作与西南区文教工作有着紧密联系,透露出建国初期中共与民盟密切合作的一个侧面。在民盟转变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后,楚图南对民盟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楚图南长期致力于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对楚图南生平的简述和思想的分析表明,楚图南的身份认同影响了他的思想与行动。但究其本质而言,他仍然是一个具有传统士人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出生环境与经历使楚图南不同于端坐象牙塔一心为研究的知识分子,他能“坐而言”,但更重视“起而行”,由边缘到主流,从知识分子到文化官员,楚图南的一生始终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奉献的一生。

梁聪^[6]（2020）在《追寻与坚守 ——论阿来小说中的藏区变革书写》文中研究表明时代进程中,发展与变化是任何一个地域都难以规避的,对变革时代的书写也是作家惯常描绘的主题之一。作为一名藏族作家,阿来小说题材的选择始终是围绕着藏区展开的,阿来的故乡四川省马尔康县,地处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属于嘉绒藏族。阿来的小说书写便是以这一地区为现实关照,借助于自己的民族生活体验与汉语学习经验,完成了故事中对藏区的想象性构筑。阿来的小说着眼于对一个乡村或者一个部族的书写,描绘了动态历史中的社会变迁与人物命运,表达了现代化改造过程中民族和个人面临的困境与自我坚守,同时表现了构建理想空间的愿景。本文从文本内部出发,从阿来小说中对藏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转型故事的书写入手进行论述,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构成,正文由四部分组成,具体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主要讨论了阿来小说中藏区故事书写的选题研究背景及意义,以及阿来小说的研究现状。正文第一部分主要讨论了阿来小说中传统的藏区形态的呈现。阿来以故乡嘉绒为背景,通过对藏区的自然环境、民族信仰、日常生活等各方面的书写来完成对藏民族这一族群特色的构建,从一个土司家族的兴衰史、一个村庄的变迁、一个人物的成长史等多方面展开故事讲述,完成对典型的藏地景观的呈现以及对古老藏地风情的构建。第二部分主要讨论了阿来的小说中藏区现代化变革的多元呈现。变革的到来不可避免,古老文明面临冲突与震荡,小说展现了在内部作用与外部作用的合力下对藏区社会变革的不断催化,又通过对外来者、传统人物和新一代年轻人等人物类别的塑造,以及对自然和人文两方面的生态景观呈现,来完成小说中对地域变革这一主题的言说。第三部分主要讨论了阿来的小说中对藏区现代化变革的反思。阿来的小说表现了现代性与民族性冲突下的族群发展困境以及族群的自我认同与坚守,现代化的过程也是藏民族传统文明断裂消解的过程。阿来对小说中呈现的现代性改造的过程中民族地域面对不同民族之间、乡村与城市之间在观念和文化上的冲突所表现出的焦虑与矛盾,进行了展现与反思,但与此同时作品中也通过特定人物与空间的塑造,表达对于美好人性复归和理想空间构筑的希望。第四部分讨论了阿来小说中藏区变革故事的书写方式。阿来自称是“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1）其少数民族身份和汉语写作的方式,为藏区故事的展开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个人视角,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进行故事书写。通过其独具特色语言表达、时间空间架构等叙事策略,和民族志式的书写方式,完成故事中对藏区变革的表达。阿来的小说通过对时代进程中民族地域社会变迁故事的书写,表现藏区对现代化进程的追寻以及对族群和族性的坚守,完成对藏区的故事性建构。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进一步归纳,总结了阿来在文学创作中所展现出的个人特色以及在文本中所展现出的人文关怀。

镡银银^[7]（2020）在《“女性向”网络穿越小说的故事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穿越小说是网络幻想小说的典型类型之一,其文本的创作、接受以及文本内部的人物、情节设定都有着鲜明的性别特征,因而有“男性向”与“女性向”之分,且后者在质量与数量上都远胜于前者。“女性向”网络穿越小说指以女性为受众和消费主体、以满足女性内心欲求为主要目的的网络小说类型。本文聚焦于“女性向”穿越类小说的故事模式,结合文本案例,对其展开具体、深入的研究,探究其中内蕴的性别意识,进而达到为网络文学研究添砖加瓦的目的。本文分别从爱情、两性相处、生存三个板块对“女性向”网络穿越小说的故事模式进行研究。第一个板块聚焦于爱情模式中的女性中心特征,从独特的“大女主”形象、多男爱一女的“玛丽苏”模式以及花样美男、贤夫良父的婚恋想象切入,阐释其女性主体意识。但“女性向”网络穿越小说因具有虚拟性及迎合女性消费的商业逻辑,其女性中心的书写不免带有某种程度的自恋、意淫色彩,花样美男的审美标准亦不乏欲望化投射,本文对此亦加以理性批判。第二个板块探讨女性在两性相处中对男性的疏离模式,通过对这类作品中渣男形象的分析,阐释了其隐含的性别反抗意识及心理慰藉功能,从女性拒斥、疏离男性的情节入手,阐释女性不信任、不依恋男性的心理以及女性对于自我的寻找,对于男性中心的文化结构的抵触心理。第三个板块分析女性独立的生存模式,从人物生存空间的拟职场化、人物行为方式的理性化切入,阐释出该类小说对女性独立自主的价值观的凸显。同时,通过对女主人公一路逆袭的情节的分析,解读出女性对于实现自我价值、自我理想的目标的追求。因对女性职场化生存空间的书写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职场女性真正面临的现实问题,一路逆袭的情节中爱情、事业双丰收的结局也恰是当下女性渴望却不见得能够双选的理想“神话”,故本文亦结合现实对之加以反思。

王珠凤^[8]（2020）在《论新时期以来的西部生态报告文学》文中提出新时期以来的西部生态报告文学是伴随着新时期以来西部生态危机的加重和治理而出现的对西部生态现状进行书写的报告文学。新时期以来,西部生态报告文学家们本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在描绘地域文学景观的基础上,揭示了文学景观的生态意蕴和西部生态特征所导致的苦难现象继而表达了自己的生态诉求。本论文立足于新时期以来的西部生态报告文学文本,采取文本细读法、比较分析法、综合归纳法等方法,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试图阐释、归纳、挖掘新时期以来的西部生态报告文学的生态意蕴、苦难意识、美学意义和现实意义本论文除引言部分,分为四个部分:引言部分:概述新时期以来西部生态报告文学的创作,其次介绍新时期以来的西部生态报告文学的研究现状,最后阐释本论文的研究对象。第一部分:引入“文学景观”的概念,分析探讨新时期以来西部生态报告文学中的文学景观所含有的生态意蕴,以此进一步探析创作者借新时期以来西部生态报告文学中的文学景观揭示西部生态危机的目的。第二部分:分析探讨新时期以来的西部生态报告文学中的西部生态特征,即脆弱性、贫困性所导致的苦难现象,阐释新时期以来西部生态报告文学中昭彰的苦难意识。第三部分:分析探讨创作者们在新时期以来西部生态报告文学中从探索生态危机根源的角度出发所进行的思索,阐释新时期以来西部生态报告文学的创作者们作为知识分子的生态诉求。第四部分:对新时期以来的西部生态报告文学进行评价,论述其在生态报告文学地域性上的开拓和图像叙事的文学意义,也揭示新时期以来的西部生态报告文学在提倡生态文明建设当下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指出新时期以来西部生态报告文学的不足。结语部分:对本论文的研究内容进行总结,阐明对新时期以来西部生态报告文学研究的意义,陈述新时期以来西部生态报告文学的文学价值及现实价值。

蒲佳婉^[9]（2020）在《美国的中国文学史中的老舍书写》文中研究指明老舍（原名舒庆春）是现代中国文学优秀的长篇小说家之一,其作品描绘了性格多样的市民阶层、浓厚的老北京风俗文化气息、幽默风趣的京味语言,丰富了现代文学景观。老舍的文学世界除了书写现代中国社会之外,还包含着世界因素。早年他去英国做汉语教师时,曾大量阅读欧洲文学着作,他早期作品中的人文现实主义风格就是模仿狄更斯的创作。老舍去美国交流访学期间,完成了《四世同堂》第三部《黄色风暴》的创作,还在美国出版了《鼓书艺人》等作品。近些年来,海外汉学界十分关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老舍及其作品研究。本文以此为背景,选择夏志清着《中国现代小说史》、梅维恒主编《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的老舍书写,作为研究对象。这三部不同时期的美国的中国文学史着作,受到不同时代文学思潮的影响,呈现出有差异的文学史观。笔者先梳理三部文学史中的老舍书写,刻画了北方幽默、温情、自由的爱国作家、普罗长篇小说家、“鲁迅式”批判现实主义接班人等形象。这些不同的作家形象背后是文学观念、文学史史观的变化。紧接着,结合三部文学史的写作史观及现代文学研究理论,分析呈现出不同作家形象的原因。最后,笔者从审视“现代”、思考“文学”、重构“历史”、想象“中国”这四个方面出发,并与国内同一时期文学史中的老舍书写比较,概括美国的中国文学史叙述方式上的特点,并反思中国大陆文学史书写。美国的中国文学史书写,着意于摆脱政治,从文学审美意蕴出发,结合时代文学思潮,审视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其书写文学史时“现代”、“文学”、“历史”“中国”概念内涵的转变,一方面是文学观念的变化,另一方面也预示文学史书写范式的更新。审视三部文学史中的老舍书写叙述模式的变化,使一种极具“开放”、“包容”的文学史叙述范式跃然纸上。美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开放、包容的文学态度,为大陆文学史书写提供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的世界文学书写方向。

蒋晓颜^[10]（2020）在《“土地”与“大地” ——红柯小说的西部文学空间》文中研究指明红柯的创作在当代文坛上可谓独树一帜,他以自己成长于陕西周原的生活经历和深入新疆西域十年的生命体悟为素材,写出了一系列具有强烈空间色彩的小说,打造了属于他的西部文学空间。这些小说着力于空间的展现与建构,而不以情节、人物的设置为先,与同时代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截然的差别,成为了继柳青、杜鹏程、陈忠实、贾平凹之后陕西第三代文学的领军人物,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红柯文学中的新疆为人们所称道,但很少有人关注到他文学中的故乡。笔者以他作品及自述中经常成对出现的“土地”和“大地”来分别指代他的故乡陕西西土地区和他工作过的新疆西域地区,这两块地理空间正是红柯从事文学创作赖以存在的西部文学空间。本文以红柯的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土地”和“大地”为切入点,来研究红柯西部文学空间的内容、建构及文学意义。论文主要可分为四个部分。引言部分主要梳理了红柯的生平及其小说的创作情况、当前学界对红柯研究的现状、西部文学空间的相关概念,并说明本项研究的创新点及意义。正文的第一部分以“土地”和“大地”为切入点,从自然空间、民俗空间、文化空间和精神空间四个方面详细论述了红柯西部文学空间的广阔内容。正文的第二部分讨论了红柯西部文学空间的建构,首先梳理了红柯在“土地”空间和“大地”空间的生活学习经历,这对于他的创作有决定性的影响;其次探究了红柯建构西部文学空间的技巧,主要分析时间淡化的技巧及并置空间的建立;再次分析空间中的人物以及两个空间在“生命观”上的差别;最后分析仪式空间的建构,小说中的仪式空间实际上是“土地”空间和“大地”空间的缩影。正文的第三部分讨论了红柯西部文学空间的文学意义,首先探讨红柯将“土地”文学空间和“大地”文学空间连通起来构筑西部文学空间的过程;其次讨论了两个西部空间和现代性空间彼此之间的交融与问题,在讨论“土地”空间和“大地”空间的关系中,对文化和现实进行反思,在讨论两个西部空间面对现代性的关系中,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结语部分则对全文进行总结升华,以期从整体上阐明本文的研究价值。

二、重庆少数民族文学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重庆少数民族文学论（论文提纲范文）

（1）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观与共同体诗学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2）生态批评视阈下的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时代语境与百年中国报告文学主题话语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4）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抗日叙事研究 ——以当代中朝韩抗日主题书写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5）楚图南的生平与志业（1899-1994）（论文提纲范文）

（6）追寻与坚守 ——论阿来小说中的藏区变革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7）“女性向”网络穿越小说的故事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论新时期以来的西部生态报告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9）美国的中国文学史中的老舍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10）“土地”与“大地” ——红柯小说的西部文学空间（论文提纲范文）

四、重庆少数民族文学论（论文参考文献）

• [1]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观与共同体诗学建构[J]. 谢刚,江震龙. 中国社会科学, 2021(10)
• [2]生态批评视阈下的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D]. 付玉琪. 兰州大学, 2021(09)
• [3]时代语境与百年中国报告文学主题话语嬗变[D]. 黄菲蒂.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4]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抗日叙事研究 ——以当代中朝韩抗日主题书写为中心[D]. 李想. 延边大学, 2020(05)
• [5]楚图南的生平与志业（1899-1994）[D]. 刘银先. 四川师范大学, 2020(10)
• [6]追寻与坚守 ——论阿来小说中的藏区变革书写[D]. 梁聪. 河南大学, 2020(02)
• [7]“女性向”网络穿越小说的故事模式研究[D]. 镡银银. 兰州大学, 2020(12)
• [8]论新时期以来的西部生态报告文学[D]. 王珠凤.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9]美国的中国文学史中的老舍书写[D]. 蒲佳婉.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7)
• [10]“土地”与“大地” ——红柯小说的西部文学空间[D]. 蒋晓颜.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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