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鸿章的实学观与早期现代化意识（论文文献综述）
刘爱广[1]（2019）在《知识旅行：埃及亡国史在晚清中国》文中指出甲午一役,使得中国社会各阶层深切感触到“千年变局”意涵,此后,外患愈趋愈烈,国亡无日之感时时萦绕在中国上空。面对此一危局,传统知识体系营构出的思想资源,难以应对;中西海通后,欧风美雨携带各式西方知识涌入中国,晚清士人藉此编制出繁复多样的知识空间以御艰危时局。既往研究对于晚清民族建构思想来源的讨论多集中于传统资源与西方理论两者之间,实则两者之外,诸如波兰、朝鲜、土耳其、印度、埃及等域外亡国,亦在晚清中国思想脉络中充当了民族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亚非亡国中,埃及与中国同为“文明”古国,近代又因“外债”亡国,与晚清中国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为国人关注。甲午至武昌起义间,埃及亡国史透过报刊、教科书等媒介,借以弹词戏曲、竹枝词等表达形式广为流传,化为亡国象征,时常出现在政治讨论、启蒙话语塑造中。就讨论主题而言,“外债”“文明”“改革”是中心话题。埃及曾经的改革,因借“外债”终致失败亡国,成为时人形塑“外债”等于“亡国”象征的重要凭藉,推动晚清经济民族主义画卷的展开;埃及改革故事,也促使国人思考在主权沦丧、民族帝国主义思潮盛行背景下,改革似不是唯一救亡途径,尊西与恐西之间,体现出世人对民族不能竞于世界之忧思。在对西方文明敬畏游移间,国人接受了“文明”进化沉沦论说,同时,祭起“文明”大旗,创造出埃及、中国、印度为“文明古国”的传统,借此展开中国“文明”再造重生、凤凰涅盘的想象旅程。而如何认知英国统治下埃及的近代性问题,背后却存在着难以回避的内在矛盾,若英国占领统治埃及在进化秩序中是值得赞美的合理行为,是否意味着侵略行迹具有正当性;若不合理,则需要破解西方话语中建构出的占领—进步模式。这种对西方“文明”及侵略的矛盾态度,恰是晚清民族主义表陈中矛盾、两难状况的反映。以埃及亡国史为载体讨论晚清民族主义,不仅有利于突破“兴亡史鉴”认知视角的局限,通过这一载体亦可称呈现晚清民族主义歧异多元的画卷,触及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核心问题。体悟晚清中国致力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艰辛历程,展现通往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终极目标的不同路径与取向。
李想[2]（2015）在《近代日本道德教育及其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4年,中共中央领导人高调纪念抗战胜利69周年,表现出我国政府对中日历史以及中日关系的明确态度。今年距离二战胜利已经70年了,然而日本一些人却一直没有认识到日本在二战中犯下的滔天罪行,反而在近年来变本加厉：日本政府高层频频参拜靖国神社；不断在公开场合否认战争侵略；欲将钓鱼岛“国有化”；修改《和平宪法》等倒行逆施。以上行为不但严重伤害了饱受二战摧残人民的感情,也将使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出现裂痕。特别是修改《和平宪法》、“解禁自卫权”等做法彰显出日本部分右翼分子依然还存在复活军国主义的幻想。从理论上而言,道德教育和政治文化是辩证统一和协同发展的。道德教育是有组织地、系统化的形成、维持和发展政治文化的重要途径,而政治文化为道德教育提供了条件,又为道德教育提供了基本内容和价值取向。道德教育与政治文化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体现出形式与内容、手段与目的的关系。道德教育实施使政治文化得到有效传播；政治文化变迁,与其相适应的道德教育体系也会逐渐发展。从近代日本道德教育和政治文化的实践看,也是遵循这一规律的：近代日本最显着的政治文化即军国主义和近代日本道德教育之间相互推进。近代日本道德教育在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而日本军国主义也反作用于日本道德教育政策的实施。如今,日本部分右翼分子的军国主义观念和行为已经严重危害到中日关系,甚至已经对整个亚太地区造成隐患,对此我们不应放松警惕,而应该从个各方面揭露它的反动性。当前,整个亚洲的局势并不稳定,印巴冲突、朝鲜核危机等一系列事件已经严重影响到亚洲的稳定。作为亚洲的两个大国,中日关系影响到整个亚洲的安定,那么从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需要,对日本近代道德教育和军国主义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下热点,而这些研究也极具现实意义和指向意义。令人费解的是,让日本走向毁灭的军国主义,为什么至今在日本还大有市场?这个问题并非一两句话就能论述清楚的,不过可以明确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并非一朝一夕就产生出来,也并非在日本近代开始对外战争时突然形成,而是深深的理藏在日本民族文化、精神和日本道德教育中。所以研究日本道德教育和军国主义,我们必须从思想方面入手,寻找军国主义扎根之深的起因。而笔者也希望通过本文的论述,剖析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直到今天依然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原由,以警示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风险。本文以近代日本道德教育与军国主义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以近代日本道德教育的变迁为时间线索,以近代日本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为空间截面,从纵横两个维度,系统考察近代日本道德教育的发展、变迁历程,并找出其对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的内在影响；以近代日本道德教育政策的变更和重点思想家的教育思想为切入点,分析近代日本道德教育政策变迁的本质特征、形成原因及其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关系,并介绍这一变迁对后世的影响。全文分为六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包括：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道德教育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相关概念分析等。第二章近代日本“强国主义”道德教育与军国主义的萌芽（1868-1890）。主要内容包括：介绍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主要从政治、经济、思想、教育发展水平等角度进行具体阐述；介绍这一时期的道德教育主旨；道德教育的途径与方法；道德教育效果分析。这一时期,日本正处于内战刚刚结束的不稳定时期,在外也处于被侵略的状态,整个国家百废待兴,为了争取民族独立,1872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学制》和《关于奖励学事的被仰出传》,提出了“培养具有独立精神的新型国民”的道德教育目标,以强调“实学主义”和“自立自强”为道德教育主旨,以修身科为主要道德教育手段。这一道德教育主旨的转变一方面使得日本国民的民族意识觉醒,立志摆脱被侵略的现实,建立强大的日本,另一方面也使得日本国民自觉自愿地支持明治天皇的“富国强兵”大业。与此同时,日本军国主义也开始萌芽,一方面随着日本政府的“富国强兵”政策实施,日本建立了一只强大的军队,国家机器不断加强,国家政权不断稳固,另一方面天皇在政权稳固之后,开始推行一系列的经济、政治和教育措施,而日本警察制度的建立更是对日本道德教育政策的推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三章近代日本“国家主义”道德教育与军国主义的发展（1890-1931）。主要内容包括：介绍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从政治、经济、思想、教育发展水平等角度来具体阐述；还包括这一时期的道德教育主旨；道德教育的途径与方法；道德教育效果分析。1889年日本通过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和1890年10月发布的《教育敕语》,标志着日本的道德教育由“强国主义”转向了“国家主义”道德教育。“国家主义”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是《教育敕语》的普及、渗透,通过这种普及、渗透,日本天皇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天皇制又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根源,所以可以说“国家主义”道德教育已经成为了军国主义教育。此外在学校日常的道德教育中,无论大学、中学还是小学,都加入了大量的军事和战争内容,修身科教育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此时军国主义也进入了发展阶段,军国主义对道德教育已经有了较大的影响。作为军国主义最典型的思想一一“武 道精神”,已经逐渐成为日本的“民族精神”,同时武十道的核心精神也与“国家主义”道德教育时期纲领性文件——《教育敕语》的大部分内容相近。此外,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同时,极力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加上几百年的“武土道精神”不断传播和加强,日本的民族主义日益膨胀,导致国家不断走向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不断强化军国主义教育和宣传,强化军国主义国家、军队机制和国民的军国主义思想意识。因此,在国家和民族军国主义化的过程中,国民意识也军国主义化了。这使得日本国民形成了深厚的“效忠天皇”的意识和绝对服从的意识。第四章近代日本“军国民”道德教育与军国主义的成熟（1931-1945）。主要内容包括：介绍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从政治、经济、思想、教育发展水平等角度来具体阐述；还包括这一时期的道德教育主旨；道德教育的途径与方法；道德教育效果分析。在这一时期内,日本经历了昭和危机,为转嫁经济危机,日本于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军部与日本右翼勾结不断发动暗杀和政变,并取得了内阁的支持,日本正式进入“军国民”道德教育阶段。此时的道德教育主要以“炼成”为目标,以全民皆兵为目的,希望全体国民举国一致尽忠报国,“运用人力物力资源以最有效地发挥国家之全力,实现国防目的”。日本接连发布《国体的本义》、《臣民之道》、《国民学校令》等道德教育纲领性文件,将天皇神化；片面强调忠孝；将全体青少年纳入国家总动员体制中,以补充战时的兵员和劳动力不足；鼓吹“唯神之道”、赞扬“大东亚神战”,号召国民为扬皇威于海外而不惜牺牲；甚至美化侵略战争,将侵略战争描绘为爱国战争等内容,使得整个日本国内都成为了战争狂热的支持者,道德教育沦为了军国主义的工具。与此同时,日本军部地位提高,控制了日本政府,军国主义者广田弘毅、近卫文磨、东条英机先后出任日本首相,日本军国主义进入成熟阶段。培养出好战的皇族、建立靖国神社、甚至以文件的形式直接干预道德教育,使得日本全体国民都陷入狂热的战争中,但随着二战的失败,近代日本道德教育与军国主义土崩瓦解。第五章近代日本道德教育与军国主义关系的典型案例分析。通过对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典型人物——逆井利之助的介绍,分析日本军国主义式的道德教育是怎样使得一个农家子弟,一步一步成为一个日本军国主义杀人工具的。第六章对近代日本道德教育及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几点启示。主要内容包括：日本欺骗性教育的恶果；中国应对日本军国主义倾向保持警惕和近代日本道德教育对我国教育的启示。审视整个日本近代道德教育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欺骗性教育是日本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为了实现其对外侵略的目的,日本高层提出了各种具有欺骗性的观点对对外入侵进行粉饰。这种欺骗性教育是日本走向军国主义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欺骗性教育的影响下,日本青少年对于天皇产生了盲目的崇拜感,甚至失去了自我,产生了愿意为天皇献身的精神,丧失了思考的能力和良知。最近一个时期,日本部分右翼分子不断挑起事端,我们必须要采取相应措施来应对日本可能走上的“新军国主义道路”。当然,近代日本重视传统历史教育的部分内容值得我国借鉴,如我国小学历史课停上,我国儿童的传统历史教育有一定程度的缺失,而日本“和魂洋才”的教育特色就值得我们借鉴。此外,在利用道德教育促进经济发展上,近代日本成功的经验也给了我们很多要启示。本选题立足于日本道德教育和军国主义在演变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将近代日本以典型事件划分为三个时期,与军国主义的三个时期相对应进行研究。并以逆井利之助这一典型的日本农夫为例,分析其是如何在日本道德教育和军国主义的共同影响,一步一步变成一个军国主义杀人工具的,最后对日本欺骗性教育、中国应对日本军国主义倾向保持警惕和日本道德教育对我国的启示等方面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
许顺富[3]（2012）在《论湖湘文化的精神品格和历史局限》文中提出湖湘文化是湖南历代士人用独特的睿智、深邃的思维、理性的思考、生花的妙笔堆砌而成的文化宝塔,在它的文化潜质里到处流淌着湖南士人的文化气息和价值追求。使得湖湘文化既具有忧国忧民的强烈情感,崇尚实学、经世致用的优良学风,"气化日新"、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抵御外侮、卓砺敢死的优良品格;又具有重政治、轻经济,重经世致用、轻人文关怀,重程朱理学、个人气节,轻大局意识、和谐观念,重"夷夏之辨",轻海纳百川的不利文化因素。这种优劣互存的文化品性,使得忧国忧民、追求进步、卓砺敢死的湖南人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往往挺身而出,勇于献身,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领头羊,而在和平时期,湖南人则往往默默无闻;湖南社会也常常呈现出保守与激进、落后与进步交相辉映的奇特局面。
王细荣[4]（2012）在《清末民初新型知识分子科学中国化实践研究 ——以虞和钦为中心》文中认为虞和钦系清末民初游走科学、教育、军政界、实业界的新型知识分子。在西学东渐的三个历史阶段中，传教士学术传教和洋务运动技术引进两个时段，“科学的中国化”实践仅局限于科学技术的引进和传播。中日甲午战争后，面对日渐式微的国势，一批脱胎于中国传统士人的先知先觉者，开始将眼光转向西方科学，西学东渐遂进入科学启蒙时期。这一时期，这批先知先觉的新型知识分子成为科学传播的主体，传播的内容亦逐渐从科学知识，扩展到科学知识与科学传统、科学思想等并举，即他们通过科学研习、科学翻译、科学教育和科学实业等策略或路径，实现“科学的中国化”。在这类新型知识分子中，除人们所熟知的戊戌改良派人士外，还有一批被历史烟尘湮没的士人，他们自觉地放弃科举，改业科学，为实现“科学的中国化”而筚路蓝缕，惨淡经营，虞和钦便是其中的最具代表者。“历史是由个人活动构成的，所以人们研究历史总是离不开人物的研究。”科学史研究，自不例外。就国内而言，科学人物的专门研究大都集中在中外主流的科学家群体，而对清末民初时期这批脱胎于传统士人，敢于弄潮，且致力于科学中国化实践的先进知识分子，除杜亚泉等少数人着力较多外，而其它的则少有关注。就虞和钦而言，要么是一般性的史料搜集，要么是其它研究中略有述及，而系统的专题研究则是阙如。本文围绕虞和钦科学中国化实践的中心论题，总体上遵循先西方科学知识传播、后西方科学传统移植，先科学实践、后科学思想等写作思路，采用文献解读、文献统计、史料考证与分析、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以档案文献等零次文献，以及着作、文章等一次文献为研究的基本依据，在考查虞和钦的生平与着述、科学中国化实践的背景与同道的基础上，从其科学知识传播、科学传统移植、科学思想阐释等方面入手，分析他在“科学的中国化”实践中的贡献及特征，明确他在中国近代“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大潮和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应有历史地位，在为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为这一时期脱胎于传统士人的“非主流”科学人物研究模式提供一个范例的同时，也为中国近代科学史研究积累或厘清史料，为科学史的发展提供新的素材。全文共分为7个部分：绪论部分概述论文的选题背景、相关研究现状，以及本论文的研究方法与思路、研究难点与学术价值。第一章、第二章分别对虞和钦的生平、着述情况，科学、实业之外的从政、从军经历，以及他科学中国化实践的思想观念基础、社会背景和一些志同道合者进行综合介绍，以期为分析和评价虞和钦科学中国化实践的贡献和特点提供基础。第三章重点从科学基本理论译述、科学术语与科学名词阐释、科学命名法制定等方面考查、分析虞和钦对传播化学知识的贡献，同时也简单地介绍、分析他在地质学、气象学方面的一些奠基性工作和思想。第四章主要从组织科学团体、创办科学实业、主编科学期刊，以及充任理科教员、编译科学教材的科学教育实践等方面，介绍、分析虞和钦的西方科学传统移植工作。第五章主要介绍、分析虞和钦的两种理学——西方科学意义上的理学和加入不少西学思想，尤其是西方科学知识的性理学——思想：前者是他对科学技术的解读与思考，后者是他对中国传统理学的继承与发展。结语部分主要是在全文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分析虞和钦科学中国化实践的特点，进而客观地给出虞和钦及其科学中国化实践活动的历史评价：虞和钦是19、20世纪之交由传统士人转变为醉心科学的新型知识分子，并与同时代的其它新型知识分子一道，取代西方传教士而构成20世纪初科学中国化实践的一支重要力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鸦片战争以来科学传播主体与受传对象的心理距离，提高了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效率。他尽管还称不上严格的（即社会学意义上的）科学家，然而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呕心沥血，以其孤特的方式促进了西方科学知识及科学传统在中国生根。他是中国从传统到现代转型时期的弄潮儿，是中国近代化的推波助澜者，但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他的那些“中国第一”在一般书刊中鲜有提及，其科学、实业、教育等科学中国化的实践活动自然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以致他未能像任鸿隽、吴承洛等后来留学欧美的第二批新型知识分子那样，为后世所熟知。不过，虞和钦在近代科学的中国化实践中所从事的那些工作，尤其是那些开创性的工作，无疑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具有不可小觑的推动作用。
曹波[5]（2011）在《从儒家“中和”思想看晚清外交中的和战交锋 ——以李鸿章、张之洞为典型的考察》文中提出“中和”思想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文化中重要的哲学范畴之一,主要内涵体现在“尚中”、“时中”、以礼为标准的“中正”思想观念。这种思想运用到晚清外交之中出现了“主和”与“主战”的两种外交策略,其中“主和”策略的运用以李鸿章为代表,它的本质在于维持和局,不轻言战争,而“主战”策略的运用以张之洞为代表,它的本质是以武力维权,最大程度上维护晚清政府的主权和尊严。这两种策略的提出及运用都是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在晚清和战外交策略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李鸿章与张之洞两位晚清外交的重要大臣表现的尤为突出,终因在当时国内外的严峻形势下,晚清外交策略选择了以和为主,以战为辅的特殊形式。但“和”并没有给晚清政府带来和平稳定的外交局面,以及平等的对话权;而“战”也并没有为其获得应有的权益,使晚清政府发展强大起来。然而和战策略的运用,彼此相辅相成,让晚清政府在当时的局势下得以生存下来,并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外交成绩。它的提出也是在当时特定的外交环境下晚清政府综合考虑的结果,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在外交活动上的体现,也使得晚清外交最终形成了爱国与误国并存的外交事实。总而言之,晚清外交并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从此之后逐渐走向消极的发展方向。从晚清和战外交策略的制定上来说,儒家“中和”的思想是其产生的主观条件,但从这一外交策略的具体实施来看,却又是对于儒家思想的真正偏离,并没有达到儒家思想中所要求的外交状态:共享利益,在平等的基础上和谐发展。究其原因是晚清政府本身的性质和孱弱的综合国力所致,晚清外交策略所要求协和万邦的理想状态并没有达到,但却使其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艰难的生存下来。通过儒家思想对晚清外交的研究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晚清外交策略以和为主,辅之以战,两者相互结合又相互补充,最终形成了其特殊的局面,以致于使晚清政府沦为了西方列强的附庸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强大起来。晚清外交的根本目的没有达到,从此以后晚清外交走向了消极的低谷。
孙祥伟[6]（2010）在《东南精英群体的代表人物——汤寿潜研究（1890-191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汤寿潜是近代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又是江浙立宪运动的领袖,是清末立宪派中唯一与戊戌变法和立宪运动相始终并经历了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汤寿潜早年深受浙东经世实学的影响,后来从事政治和教育活动,又成为西学的积极主张者。汤寿潜1890年以《危言》的发表奠定了其维新思想家的地位,他坚信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思想资源以拯救当时面临的社会危机,同时坚持“西学中源观”,对西艺、西学、西政都有所借鉴,从发表《危言》,力倡维新到参与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倡导国会请愿运动、参与辛亥革命到最后归隐乡里,不问政事,其人生经历是清末东南精英群体参与维新、立宪、革命等的政治与社会活动的缩影和个案,在思想史上具有典范意义。本文将汤寿潜的经历、活动、着作、思想放在整个社会时代背景下进行考察,并尽可能将其思想与所生活的历史环境相契合,围绕近代中西文化冲突和中国现代化问题,探讨汤寿潜思想发展的脉络与内在底蕴。同时在研究过程中,注意与其他派别如洋务派、顽固派、清流派的联系与区别,以及与其他维新思想家的比较研究,力求从共性中发现个性,以确定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我在研究过程中首先界定东南文化精英这一历史概念,然后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向纵深推进。在第二章中,主要概述汤寿潜生平事迹和着作,以此作为线索,提示全篇。从第三章开始通过其在东南互保、预备立宪、保路运动、辛亥革命中的活动对其展开深入研究。汤寿潜的一生基本上走了一个“人”字型的道路,早年参加科举走上仕途,认识到仕途险恶的他投身文化教育领域,但是封建士绅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或许是士大夫的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感）使其欲罢不能,经历了东南互保——预备立宪——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终于使其达到政治生涯的顶峰,先后出任浙江都督和民国临时政府交通总长（未就职）。但是政治斗争的残酷与黑暗使其选择了急流勇退与归隐,从他的别名丙僧,字翼仙、蛩仙,以及出生之日其父遇到僧人的传说我们可以推测,其思想中既有积极入世的一面,还有传统士大夫固有的“穷者独善其身,达则兼及天下”的理念。汤寿潜晚年较少关注社会时事,但其隐居乡里期间仍改坝为桥、创办小学、留下戒子遗嘱等表明他始终保持士绅本色,仍然值得后人称道。笔者借鉴类型学的方法,将张謇、郑孝胥、沈瑜庆、张元济、蔡元培、陈三立、何嗣焜、赵凤昌、刘锦藻等文化精英归纳为东南精英群体,并以汤寿潜为中心,探讨该群体的兴衰荣辱的过程,从而对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期士绅阶层在重大历史事件上的分离聚合所折射出的世变与士变,进行较为翔实的检讨,以深化对过渡时期历史的认识与思辨。中国近代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清末民初的中国面临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除极少数顽固分子外,大部分文化精英主张改变现状,向西方学习,他们曾经对预备立宪抱有极大的希望,但是清廷实施亲贵集权,成立“皇族内阁”,使他们大失所望。当时流亡海外康有为、梁启超与孙中山等革命派积极发动舆论,在国内掀起武装起义,鼓吹反满革命,革命浪潮一日千里,不可遏抑,许多文化精英被裹挟其间,成为革命的同路人。作为一场早熟的革命,由于准备不足,造成社会秩序的脱序与失范、社会重心的失坠。文化精英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反差,不愿意全盘西化,又对现状不满,内部发生巨大分化：第一种以郑孝胥、严复、罗振玉、沈曾植等人为代表,对清廷与传统文化十分眷恋,成为晚清遗民；第二种以汤寿潜、张謇、熊希龄、张元济等人为代表,他们远离政治,回归绅士本位,从事文化教育或慈善事业以造福社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实践其文化理想；第三种以蔡元培、谭延闿等人为代表,激流勇进,成为革命元勋,但也被边缘化。本文以汤寿潜为个案进行考察,最后总结其思想特质：汤寿潜类型的东南文化精英群体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其思想呈现出适应性与时代性的特征,不时表现出前进与保守的困惑,他们随着时代的发展,由历史舞台的前沿逐渐退至幕后,反映了社会时代的变化及其所代表的东南文化精英的兴盛与落寞,最终被革命派精英所取代,这本身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的缩影。
刘珂[7]（2004）在《和局思想对清政府处理教案方针政策的影响——以贵阳教案、天津教案、巨野教案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和局思想是晚清时期清政府的一种重要的外交思想，它的形成是由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而造成的，其在清政府处理教案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以贵阳教案、天津教案、巨野教案为中心，先从和局思想的形成及其为教案处理定下的委曲求全的基调两方面来论述其对于清政府处理教案方针的整体制约。然后，具体阐述清政府在和局思想的影响下，对洋人、民众及官员三个方面所采取的不同处理措施：对于导致教案发生的直接及根本原因中洋人所应负的责任不敢深究，而是一味迁就其提出的赔款、建堂等无理要求；对于民众的反教活动采取坚决的镇压措施，并不惜牺牲司法公正、惩办无辜民众来满足洋人的“惩凶”要求；对于涉案官员及拒不执行其和局思想的办案官员则予以撤职。然而，清廷在力保和局的同时，亦从军事准备和政策约束上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尤其在官员议抵问题上，做了一定的抗争，对此应予以肯定，并力求对和局思想对清政府处理教案方针的影响做出一个公正、合理、客观的评价。
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8]（2003）在《2002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9]（2002）在《2001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文中认为
严亚明[10]（2002）在《李鸿章的实学观与早期现代化意识》文中指出
二、李鸿章的实学观与早期现代化意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李鸿章的实学观与早期现代化意识（论文提纲范文）
（1）知识旅行：埃及亡国史在晚清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一) 晚清民族主义研究的整体性回顾 |
| (二) 晚清域外史地知识传入研究回顾 |
| (三) 亡国史研究的学术回顾 |
| (四) 前人研究的空间与本文努力的方向 |
| 三. 概念界定与研究思路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行文思路 |
| 四. 重点、难点及研究路径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甲午后埃及亡国史的初步传播 |
| 第一节 引论:甲午前埃及历史知识来源 |
| 第二节 传播网络与途径:以报刊为中心的分析 |
| 第三节 初步普及:历史教科书中的埃及 |
| 第二章 1903年前后埃及亡国史的引介与回响 |
| 第一节 《埃及近世史》的译介、流传及影响 |
| 一、《埃及近世史》在晚清的版本与叙事 |
| 二、《埃及近世史》在晚清中国之反响 |
| 三、余音 |
| 第二节 北村三郎《埃及史》的翻译与书写 |
| 一、着者与译者:北村三郎和赵必振 |
| 二、由《土耳机史》到《埃及史》 |
| 三、《埃及史》的主题、移译与表述 |
| 第三章 埃及亡国史的“国族化”表述 |
| 第一节 自我书写与创造下的埃及亡国史 |
| 一、埃及亡国史型变 |
| 二、再现亡国场景 |
| 三、酹酒苏彝落日红:苏彝士运河的象征意义 |
| 第二节 文明的对话、追溯及反思 |
| 一、漂浮在过去的“文明”古国 |
| 二、古昔盛时今沉沦:文明更替中的埃及 |
| 三、“文明”视域下黄帝/中国文明西来说再探讨 |
| 第三节 辛亥前后:亡国话语的政治运用与社会普及 |
| 一、时事政论中的埃及 |
| 二、弹词戏曲中的埃及亡国史 |
| 三、1915年前后埃及亡国史的再现 |
| 第四章 为何是埃及?基于域外亡国史的整体考量 |
| 第一节 域外亡国史在晚清传播的脉络 |
| 第二节 域外亡国声音的回荡 |
| 第三节 追寻埃及的特殊性 |
| 结语 重塑埃及:晚清民族主义思想的世界性资源及反思 |
| 参考文献 |
（2）近代日本道德教育及其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作者简介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及趋势 |
| 1.2.1 中国学者对近代日本道德教育和军国主义的研究 |
| 1.2.2 国外学者对近代日本道德教育和军国主义的研究 |
| 1.2.3 近代日本道德教育和军国主义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 |
| §1.3 研究思路和主要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相关概念辨析 |
| 1.4.1 道德的概述 |
| 1.4.2 道德教育的概述 |
| 1.4.3 军国主义的概述 |
| 第二章 近代日本“强国主义”道德教育与日本军国主义的萌芽(1868-1890) |
| §2.1 近代日本“强国主义”道德教育 |
| 2.1.1 近代日本“强国主义”道德教育的社会背景 |
| 2.1.2 近代日本“强国主义”道德教育主旨 |
| 2.1.3 近代日本“强国主义”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
| 2.1.4 近代日本“强国主义”道德教育的效果 |
| §2.2 日本军国主义的萌芽阶段 |
| §2.3 “强国主义”道德教育与军国主义萌芽的关系 |
| 2.3.1 日本“强国主义”道德教育对军国主义的影响 |
| 2.3.2 日本军国主义萌芽对“强国主义”道德教育的影响 |
| 第三章 近代日本“国家主义”道德教育与军国主义的发展(1890-1931) |
| §3.1 近代日本“国家主义”道德教育 |
| 3.1.1 近代日本“国家主义”道德教育的社会背景 |
| 3.1.2 近代日本“国家主义”的道德教育主旨 |
| 3.1.3 近代日本“国家主义”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
| 3.1.4 “国家主义”道德教育效果 |
| §3.2 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阶段 |
| §3.3 日本“国家主义”道德教育与军国主义发展的关系 |
| 3.3.1 日本“国家主义”道德教育对军国主义的影响 |
| 3.3.2 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对“国家主义”道德教育的影响 |
| 第四章 近代日本“军国民”道德教育与军国主义成熟的关系(1931-1945) |
| §4.1 近代日本“军国民”道德教育是军国主义的工具 |
| 4.1.1 近代日本“军国民”的道德教育的社会背景 |
| 4.1.2 近代日本“军国民”的道德教育主旨 |
| 4.1.3 近代日本“军国民”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
| 4.1.4 “军国民”道德教育的效果 |
| §4.2 日本军国主义的成熟阶段 |
| §4.3 日本“军国民”道德教育和日本军国主义成熟的关系 |
| 4.3.1 日本“军国民”道德教育对军国主义的影响 |
| 4.3.2 日本军国主义成熟对“军国民”道德教育的影响 |
| 第五章 近代日本道德教育与军国主义关系的典型案例分析 |
| §5.1 日本侵华日军“衣师团”伍长逆井利之助的生平 |
| 5.1.1 童年少年时期与军国主义教育 |
| 5.1.2 入伍前的生活 |
| 5.1.3 逆井的军旅生涯 |
| §5.2 近代日本道德教育使其成为极端军国主义者的影响分析 |
| 5.2.1 具有强烈的狭隘民族主义意识 |
| 5.2.2 受军国主义欺骗宣传形成“军国”意识 |
| 5.2.3 丧失理性的好战意识 |
| 第六章 近代日本道德教育及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几点思考 |
| §6.1 日本欺骗性教育的恶果 |
| 6.1.1 日本道德教育的欺骗性 |
| 6.1.2 对教育与政治关系层面的思考 |
| §6.2 中国应对日本军国主义倾向保持警惕 |
| §6.3 近代日本道德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
| 6.3.1 增加传统历史教育,呼吁恢复开设小学历史课 |
| 6.3.2 利用思想政治教育,促进经济发展 |
| 结语 |
| 致谢 |
| 附录一：日本大事年表 |
| 主要参考文献 |
（3）论湖湘文化的精神品格和历史局限（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4）清末民初新型知识分子科学中国化实践研究 ——以虞和钦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1 选题缘起 |
| 2 研究现状 |
| 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4 研究难点与价值 |
| 第一章 虞和钦的生平与着述 |
| 1.1 家乡、家世、家教与军政生涯 |
| 1.1.1 崇文尚商的家乡：柴桥 |
| 1.1.2 从儒贾到业儒：家世 |
| 1.1.3 从双亲到父执诸生：家教 |
| 1.1.4 从格致科进士到省府首席参议：军政生涯 |
| 1.2 着述概览 |
| 1.2.1 科学文章 |
| 1.2.2 科学着作 |
| 1.2.3 其它着述 |
| 第二章 虞和钦科学中国化实践的背景与同道 |
| 2.1 科学中国化实践的背景：基于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分析 |
| 2.1.1 思想史分析 |
| 2.1.2 社会史分析 |
| 2.2 科学中国化实践的同道：相关新型知识分子举要 |
| 2.2.1 杜亚泉：“同气相求”者 |
| 2.2.2 钟观光等：实学社成员 |
| 2.2.3 林涤庵等：沪上镇海籍实业家 |
| 第三章 科学知识的引介与传播 |
| 3.1 化学元素周期律的引介 |
| 3.1.1 引介元素周期律的背景 |
| 3.1.2 引介的形式与内容 |
| 3.1.3 基于文献统计的相关分析 |
| 3.2 化学命名法的引介与制定 |
| 3.2.1 化学命名的识见与相关工作简介 |
| 3.2.2 无机化学命名“某化某式”的引介、推广与影响 |
| 3.2.3 《有机化学命名草》及其学术影响 |
| 3.3 化学名语的阐释与化学理论之传播 |
| 3.3.1 化学名称、术语的阐释 |
| 3.3.2 化学基本理论的传播 |
| 3.4 地质学与气象学的传播 |
| 3.4.1 地质学着作的译述 |
| 3.4.2 地质学的研习与传播 |
| 3.4.3 气象学的研习与传播 |
| 第四章 西方科学传统的移植 |
| 4.1 科学团体的组织 |
| 4.1.1 科学社团的雏型：实学社 |
| 4.1.2 专门科学社团：中国化学会 |
| 4.2 科学实业的创办 |
| 4.2.1 灵光造磷厂 |
| 4.2.2 科学仪器馆 |
| 4.2.3 开成造酸厂 |
| 4.2.4 开明电器厂 |
| 4.3 《科学世界》的创刊与编辑 |
| 4.4.1 《科学世界》的概貌 |
| 4.3.2 《科学世界》的科学启蒙功能 |
| 4.3.3 《科学世界》的主要特点分析 |
| 4.4 科学教育实践 |
| 4.4.1 充任理科教员 |
| 4.4.2 编译科学教材 |
| 第五章 两种理学思想的阐释 |
| 5.1 西方科学的理学思想：科学技术的解读与思考 |
| 5.1.1 理学是唯一能阐明自然之理者 |
| 5.1.2 理学是生产力 |
| 5.1.3 理学可以“消长”中医 |
| 5.2 性理学思想：中国传统理学的继承与发展 |
| 5.2.1 基于“身心异性说”的伦理思想 |
| 5.2.2 基于“心物端环说”的宇宙观与本体论 |
| 5.2.3 运动观与辩证思想 |
| 5.2.4 二重性质的认识论 |
| 5.2.5 性理学中的科学与科学划界 |
| 5.2.6 性理学思想问世的背景与意义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虞和钦“科学的中国化”实践的特征 |
| 6.1.1 以学缘、地缘为纽带 |
| 6.1.2 以实业为目的与手段 |
| 6.1.3 以上海为中心 |
| 6.1.4 以桐城派的语言风格为着译旨归 |
| 6.1.5 表现出敢为人先的精神 |
| 6.2 虞和钦及其相关工作的评价 |
| 6.2.1 虞和钦的历史定位 |
| 6.2.2 虞和钦科学中国化实践及其相关工作的历史作用 |
| 附录一 虞和钦年谱简编 |
| 附录二 人名索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博期间发表的论着与参与的科研活动 |
（5）从儒家“中和”思想看晚清外交中的和战交锋 ——以李鸿章、张之洞为典型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动机及研究现状 |
| 二、外交含义的概述及晚清外交的特点 |
| 一、对于儒家思想的理解 |
| （一） 儒家思想的重要体现——“和” |
| （二） 儒家“和”的思想对晚清外交名臣的影响 |
| 二、儒家“和”的思想与李鸿章、张之洞的外交策略 |
| （一） 李鸿章外交思想中的“主和”策略 |
| （二） 张之洞外交思想中的“主战”策略 |
| （三） 李鸿章、张之洞外交思想的比较 |
| 三、儒家“和”的思想引起晚清外交界的争鸣 |
| （一） 晚清外交“主和派”对其的利用 |
| （二） 晚清外交“主战派”对其的利用 |
| （三） 大势所趋，晚清外交策略以“和”为主 |
| 四、晚清外交“和战”策略的后果与影响 |
| （一） 缓和与其他国家的矛盾，晚清政府在逆境中得以残喘 |
| （二） “和战”外交策略源于儒家，实施过程中却与其相悖 |
| （三） 爱国与误国在晚清特殊的外交局势下并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东南精英群体的代表人物——汤寿潜研究（1890-191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内容与框架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生平与着作 |
| 第一节 生平经历 |
| 一、家世与少年时代 |
| 二、幕僚与仕宦生活 |
| 三、从政与归隐 |
| 四、南洋劝募总理 |
| 五、重掌浙路 |
| 六、改坝为桥 |
| 第二节 着述概况 |
| 一、《危言》与《理财百策》 |
| 二、《三通考辑要》 |
| 三、《宪法古义》 |
| 第二章 "互保"与外交 |
| 第一节 汤寿潜的外交活动 |
| 一、东南互保前的国内政局 |
| 二、汤寿潜与"东南互保" |
| 三、东南互保与晚清政局 |
| 第二节 汤寿潜的外交观 |
| 一、汤寿潜对国际局势的认识 |
| 二、汤寿潜的外交思想 |
| 三、汤寿潜外交观反思 |
| 第三章 新政与立宪 |
| 第一节 汤寿潜的立宪活动 |
| 一、襄助新政 |
| 二、筹组立宪公会 |
| 三、策划国会请愿运动 |
| 四、立宪运动与东南绅商 |
| 第二节 汤寿潜宪政思想 |
| 一、仿效西方政治,实行君民共主 |
| 二、提倡民权、呼吁实施宪政 |
| 三、取法美、法实行共和政体 |
| 四、汤寿潜与梁启超宪政思想之比较 |
| 第四章 保路与革命 |
| 第一节 汤寿潜与浙江保路运动 |
| 一、汤寿潜与近代铁路兴国论 |
| 二、沪杭甬铁路问题的由来 |
| 三、汤寿潜与浙江保路风潮 |
| 第二节 保路运动中的江浙绅商 |
| 一、借款筑路等于卖国? |
| 二、汤寿潜是保路英雄? |
| 三、汪大燮是浙路罪人? |
| 第三节 浙江都督 |
| 一、汤寿潜与辛亥革命 |
| 二、统战都督 |
| 三、急流勇退 |
| 四、辛亥革命与东南精英的沉浮 |
| 第五章 实业与教育 |
| 第一节 汤寿潜的实业活动 |
| 一、协助张謇兴办实业 |
| 二、兴办浙江兴业银行 |
| 三、兴办火柴厂和明庶公司 |
| 第二节 汤寿潜的实业救国思想 |
| 一、任商思想 |
| 二、经济开放观 |
| 三、赋税思想 |
| 四、思想特点 |
| 第三节 "教育为文明之导师" |
| 一、汤寿潜的教育实践 |
| 二、汤寿潜的“学战”思想 |
| 三、汤寿潜与张誊教育思想之比较 |
| 第六章 前进与保守 |
| 第一节 汤寿潜的人际交往 |
| 一、与朝廷重臣的交往 |
| 二、与浙江学者、士绅、同乡的交往 |
| 三、与东南文化精英的交往 |
| 第二节 汤寿潜的中西文化观 |
| 一、汤寿潜的经世实学观 |
| 二、汤寿潜的西学中源观⑥ |
| 三、西学中源与中体西用之异同 |
| 四、"西学中源"观检讨 |
| 第三节 汤寿潜与革命派的离合 |
| 一、身份认同 |
| 二、秋瑾案的阴影 |
| 三、汤寿潜与革命派政治理念的分歧 |
| 结语 |
| 附录一:汤寿潜年谱简编 |
| 附录二:东南精英群体简表 |
| 征引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
| 致谢 |
（7）和局思想对清政府处理教案方针政策的影响——以贵阳教案、天津教案、巨野教案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和选题意义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资料概述 |
| 第二章 和局思想对清政府处理教案方针的总体制约 |
| 一、 和局思想的形成 |
| (一) 由盲目排外到固守和局 |
| (二) 和局思想的内涵 |
| (三) 和局思想在对外交涉中的重要性 |
| 二、 和局思想为教案处理定下委曲求全的基调 |
| (一) 保护洋人以避免事态扩大 |
| (二) 派遣得力官员尽快结案以保全和局 |
| (三) 曲意迎合以避免衅端 |
| 第三章 对洋人的畏惧和退让 |
| 一、 不敢追究洋人在教案中的责任 |
| (一) 不愿深挖教案发生的根源 |
| (二) 不敢深究教案发生的直接原因 |
| 二、 一味迁就洋人的无理要求 |
| (一) 以赔款换“和平” |
| (二) 重建教堂无不应允 |
| 第四章 对反教民众的严厉惩办 |
| 一、 镇压民众的反教行动 |
| (一) 镇压民众以稳定局势 |
| (二) 禁止民众参加反教活动 |
| 二、 “惩凶”不惜牺牲司法公正 |
| (一) “惩凶”要求与朝廷应对 |
| (二) 草菅人命的“变通” |
| 第五章 对涉案和办案官员的态度 |
| 一、 对涉案地方官的处置 |
| 二、 对办案官员的政策 |
| 第六章 “和局”基础上的防范与抗争 |
| 一、 对外国的防范措施 |
| (一) 暗中调兵以防不测 |
| (二) 事后制订防范政策 |
| 二、 “官员议抵”问题上的抗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李鸿章的实学观与早期现代化意识（论文参考文献）
- [1]知识旅行：埃及亡国史在晚清中国[D]. 刘爱广.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2]近代日本道德教育及其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关系研究[D]. 李想. 中国地质大学, 2015(03)
- [3]论湖湘文化的精神品格和历史局限[J]. 许顺富.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2(04)
- [4]清末民初新型知识分子科学中国化实践研究 ——以虞和钦为中心[D]. 王细荣. 上海交通大学, 2012(10)
- [5]从儒家“中和”思想看晚清外交中的和战交锋 ——以李鸿章、张之洞为典型的考察[D]. 曹波. 辽宁师范大学, 2011(04)
- [6]东南精英群体的代表人物——汤寿潜研究（1890-1917）[D]. 孙祥伟. 上海大学, 2010(03)
- [7]和局思想对清政府处理教案方针政策的影响——以贵阳教案、天津教案、巨野教案为中心[D]. 刘珂. 华南师范大学, 2004(03)
- [8]2002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J]. 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 近代史研究, 2003(05)
- [9]2001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J]. 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 近代史研究, 2002(05)
- [10]李鸿章的实学观与早期现代化意识[J]. 严亚明. 青海社会科学, 20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