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强社区建设 实现社会和谐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梁坤[1]（2020）在《北盘江中游民族节日文化相似性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乡村治理、乡村振兴的在地推进是行政、社会和乡村社区主体等多方力量广泛参与、合力并举的实践过程。作为“最后一公里”的实操,保障乡村社区中“人”的积极参与是关键。既有对于乡村社区多主体参与乡村发展、乡村治理的研究主要关注政治参与。此种基础下的研究,难以形成综合性视角,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区中人在村庄经济、文化、组织等多方面主动参与对乡村发展、乡村治理的贡献。因此,多民族间相似性节日文化习俗体系在地发展过程中具有的增强乡村社区凝聚力、增强乡村主体能力建设、在地功能性强等重要实践表征,在乡村社会发展、乡村社会治理中保障社区中人的参与促进效益明显,也为研究农村基层治理过程中社区中人长效参与机制建设提供了新视角。鉴于此,本文通过在北盘江中游地区7个县区选择10个村为田野调查点,以多民族相似性节日文化为切入点,突破传统单一民族纵深化研究模式,分析在多民族相似性节日文化实践表征背景下,一定区域自然、社会环境影响下多民族文化关联性和社区中人参与乡村发展、乡村治理实践的长效机制建设。探索多民族相似性节日文化习俗在地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地方性特征、功能特征、社区中人能力建设、乡村社区能力体系建设等方面的特征及机制对于乡村治理所具有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经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实践中,从相似性节日文化习俗体系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实践表征看,乡村社区居民对此有其知识经验积累,一定区域内多民族在自然、社会等环境影响下具有一定文化关联性。（2）相似性节日文化活动具有维持道德与社会秩序功能,可实现多民族间跨越壁垒加强交流交往以满足人的自由发展需求。（3）以节日文化活动为载体,可加强乡村社区中乡民、精英、行政等主体的可行能力提升,助力改变乡村社会治理组织能力匮乏问题,促进乡村社区共同体建设。（4）以乡村社区节日文化活动为载体,可进一步整合村庄社会资源,巩固提升传统文化延续;以多民族相似性节日文化为载体,可实现基于文化为载体的乡村治理体系可推广性和可复制性,增进扎根乡土维度的乡村治理体系建构,进而助力乡村振兴。
明柏彤[2]（2020）在《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推动社区治理研究 ——以东宁市为例》文中提出社会组织是基层治理的多元主体的组成部分,是推进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在十九大报告中更是强调提出,在基层治理体系建设过程中,要把治理重心下移到基层,充分的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本文认为社会组织想要更好的融入和推动社区基层治理就必须要坚持和发挥党的核心地位。通过党建引领,牢牢把握住社会组织正确发展方向,引导和规范社会组织发展,破解社会组织发展难题,提高社会组织提供社区服务、参与社区治理的水平,积极探索党建引领下的东宁市社会组织与城市社会治理相结合的新模式,从而实现社区公共利益最大化和社区的跨越式发展,共同创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选取黑龙江省东宁市为例,研究东宁市市委以嵌入为先导,引领为动力,推动治理为目标的新时代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推动社区治理的新实践,促进社会组织深度参与和融入社区治理,使社会组织的创新发展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相契合,实现社会组织与社区治理共建共赢,对社会组织的发展和社区治理体系创新都有一定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罗艳[3]（2020）在《基于共生视角的祁连山国家公园和谐发展评价研究 ——以甘肃省片区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取得了迅速发展,与此同时经济活动对大自然的过渡干预,导致生态环境逐步恶化,生态系统逐渐衰退。在此背景下,社会各界不断探索生态系统的修复办法,以保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因此,党中央部署开展国家公园试点,这是对自然保护地体系保护和加快生态修复的最大机遇,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任务。祁连山作为西部乃至全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祁连山国家公园是我国首批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试点之一,其生态系统的运行及健康状况将直接影响周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关乎西部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因此,本文以祁连山国家公园甘肃省片区为例,将共生理论引入和谐发展评价研究中,建立由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四个子系统组成的共生系统,并依据共生系统构建祁连山国家公园和谐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本文通过选取祁连山国家公园甘肃省片区三个半农半牧的少数民自治县的具体数据,依据构建的和谐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指标筛选,利用熵值法、均方差法、层次分析法以及和谐发展评价相关模型,分别从国家公园和谐发展综合水平以及各系统协调性来对和谐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祁连山国家公园甘肃省片区三个县的三大子系统（人口子系统除外）与共生系统和谐发展综合评价值都呈上升趋势;在两两子系统分析中,三个县的人口子系统与资源环境子系统互相协调的能力相对较差,主要是由当地人口素质较低,靠山吃山的传统观念造成的;从共生系统的整体分析来看,三个县的协调发展度都呈上升趋势,其中肃北县协调发展度最低,从轻度失调状态发展为初级协调状态;对比分析发现,四大子系统间的协调发展状况差于两两子系统协调发展状况,说明国家公园内居民的生产活动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仍存在着矛盾。根据实证结果,本文指出了共生系统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基于这些问题从四大子系统本身及系统之间提出了促进祁连山国家公园和谐发展的对策建议。
张军谋[4]（2019）在《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共同繁荣,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跨越“中等发展陷阱”的重要途径。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制度建设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特殊作用,制度性大变革往往会带动一系列生产要素的高效流通和社会公平的大发展,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关系向更高级的形态演化。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疆,是我国疆域中远离国家核心区域且与邻国相接的特定地域组成部分。自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确立以来,新疆的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党和国家在这一地区通过不断深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领域的体制改革,为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加速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体制的转型升级进程。然而,由于新疆地缘政治、民族构成、经济发展条件以及人文社会历史条件的复杂性,在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中,许多由经济社会发展引发的区域问题常常会与当地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恐怖主义、外交争端、国际霸权等交织叠加,对新疆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构成了巨大的阻力。这种局面不仅严重阻滞了新疆经济社会体制现代化改革的步伐,而且也影响了我国小康社会目标的全面实现和安定团结的大局,使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成为这一时期当地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为了能更加明确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联互动关系,为新疆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确立一个分析框架,研究选取我国西北边疆民族社会特征典型的新疆地区为研究对象,结合2006-2015年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两个领域的面板数据,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两个维度,对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重点从机制构建视角对新疆经济社会协同发展问题展开研究,揭示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演化机制规律,从经济社会的价值理性角度,对新疆这一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社会主体关系的调节提供合理的秩序,使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形成合理的价值判断标准。在此基础上,力求通过各种制度的综合机制作用,减少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创新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发展模式,提高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的绩效,有效改变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互动发展过程中由于创新性不足而形成的“路径依赖”现象,为新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构建和谐边疆提供参考和科学建议。研究的思路遵循问题提出-方法构建-实证分析-问题出路的技术路线,研究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模糊评价法对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联度、耦合度、协同发展度展开计量研究分析。研究进一步运用自组织理论构建了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演化的哈肯模型,并对两者的演化机制展开定量分析,计算推导出不同时期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系统的序参量演变特征。分析结果表明:这一时期,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的主要参数随时间的推移产生的综合效应正在逐步呈现出来,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正在成为一个彼此关联的复合型系统,整个系统的发展愈加依赖两个子系统协同发展质量的不断提高,而不是依赖单纯的经济发展或社会稳定某个子系统发展水平的提高。但在这两者协同关系演化过程中,还存在各自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和不平衡、两者的矛盾冲突有所加剧、边界不清相互侵犯干扰、协同内生动力作用不足、“路径依赖”现象严重等问题。通过对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水平的多层次测评分析,以及对协同机制演化困境及产生原因的综合判断,提出了完善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的构想和具体内容。研究在对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相关问题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1）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整体处于中等协同水平;（2）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评价体系不完善;（3）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存在较大的结构性矛盾;（4）新疆经济发展制度与社会稳定制度供给不完善;（5）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协同机制体系不完善;（6）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的内生动力不足;（7）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模式处于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的过渡阶段;（8）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协同关系处于“帕累托改进”状态。针对以上问题,研究提出了以下对策建议:（1）树立协同发展理念,倡导质量兴疆战略;（2）克服形式主义,构建多层次和多元化的协同发展评价体系;（3）强化自身调节,调和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矛盾;（4）加强政策设计,保障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制度的有效供给;（5）避免“路径依赖”,提高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协同绩效;（6）优化管理模式,提高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的内生动力;（7）强化协作关系,提高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协同创新能力;（8）加大跨领域信息沟通,提高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公共价值;（9）加快经济社会建设的步伐,打击“三股”势力的破坏活动。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有:（1）在研究思想方面,弱化各种经济社会管理手段工具理性,强调经济社会价值理性在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且将两者产生的正向作用力传导于双方系统。在此基础上,使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由冲突转向统一,由外部相关转向内部相关,由静态关联转向动态关联,由政策性的稳定转向价值性的稳定。从而提升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内生性发展动力,最终使新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走向长期自觉契合的状态。（2）在研究观点方面,采用结构性的观点,把新疆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置于两者结构特征与功能作用发挥的统一整体中,分别从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关系中进行研究,揭示新疆经济社会系统的整体性质和运动规律。其次是研究观点从传统的族际主义治边观点向区域主义治边观点转变。把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统一于区域和谐发展的视角,研究两者双向互动均衡发展的途径,这与对这类问题常见的“历史/政治”或“民族/政治”的研究范式有所不同。（3）在研究方法方面,突出了对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的定量研究手段,使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动态演变规律能够得到科学的反映。
叶灶琴[5]（2019）在《城市化进程中和谐社区建设研究 ——以泰兴市跃进社区为例》文中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征迁农民与城市居民在新规划的城镇中混合居住,打破了以往基本同质性的社区居住结构,不同的文化程度、生活习惯和居住背景,使传统的“社区管理”和当前的“社会治理”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和矛盾。在“农居混合”的社区生活过程中,不同价值取向和世界观、生活习惯等使社区居民间的矛盾难以协调。以“和谐社区”为切入点研究泰兴市跃进社区治理的创新有利于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和谐社区”建设的样本;也有利于为泰兴市相关的“和谐社区”建设提供知识借鉴。在知识论基础上,较为成熟的善治理论、社区治理理论为本文展开提供了指导;在方法论上,调查研究法、比较分析法、文献资料研究法、定性分析法构成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围绕着“善治”的治理理念和“和谐社区”的建设目标,跃进社区近些年来在社区管理设置、社区组织建设、社区经济建设、社区文化建设、社区公共服务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同时也存在着诸如“社区认同归属感不强”、“社区管理部门主体地位不明显”、“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不充分”、“社区管理体制不科学”等突出问题。跃进社区“和谐社区”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是由于“社区文化建设资源保障和供给不足”、“社区自主治理能力发育滞后”、“社区干部队伍素质偏低”等导致的。因循着“善治”和“社区治理”的主要逻辑,跃进社区未来的和谐社区建设需要从这样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改革“一个体制”,确立社区“合作治理”的格局。二是健全“两个机制”,夯实社区治理的资源保障基础,重点是健全社区“善治”的运行机制、健全“善治”导向的财力保证机制。三是规范“三项制度”,建设现代公共服务型社区,重点是规范社区治理中的事务准入制度、规范社区治理中的用人制度、规范社区居民自治制度。四是加大和谐社区治理的“四个力度”,即加强社区党建工作力度、加大公众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力度、加大社区事务合作治理资源整合的力度、加大“和谐社区”示范标兵的创建力度。
司会敏[6]（2018）在《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明确提出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把“美丽”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之一,并为实现这一目标确定了时间表、划定了路线图。美丽中国,不只是国家的、政府的、更是每个人的。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需要全民的高度参与,这就需要凝聚起最广泛的生态共识,才能为美丽中国建设凝心聚力。新时代凝聚中国的生态共识,需要形成生态道路共识、生态理论共识、生态制度共识和生态文化共识,这四大共识从具体实践、理论指导、制度完善和文化建设等方面涉及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四大领域。面对当前资源短缺、空气污染和生态退化等严峻形势,人们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已达成共识,但这并不能自然构成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动力。在利益分化和利益驱动机制的作用下,社会不同主体对生态文明建设认识上的分歧短期内难以完全弥合。新时代凝聚最广泛的生态共识,必须认真分析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分歧和问题。这些分歧和问题具体表现为:第一,部分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仍囿于传统发展理念,对生态文明建设存在认知误区,生态责任意识不强;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追求仕途升迁之政治利益,仍片面追求GDP这一短期内易见成效的显性目标,对生态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这一短期内难见成效的隐性目标缺少投入热情。第二,环境正义视角下因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引起的权责不对等现象普遍,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及行业部门之间在自然生态资源的占有、使用、消费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富裕阶层、城市居民和发达地区的人们（这些可称为社会强势群体）与贫困阶层、农村居民和落后地区的人们（这些可称为社会弱势群体）在环境利益与环境责任的分担上存在不对等,这些现实的利益分化极易引起人们的心理不平衡,从而制约生态共识的达成。第三,利益机制驱动下部分企业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无视生态利益和社会公益,缺乏生态可持续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第四,一些公众虽然有一定的环境保护意识,但只关心与自己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环境问题,环境意识层次低,“从众”“搭便车”情结严重,生态责任意识不强。第五,除了利益分化和利益驱动这些主客观原因外,生态共识平台不健全也是制约生态共识形成的重要原因,具体表现为:生态环境质量信息公开平台不完善,不能满足公众知情权;环境权益诉求平台不畅,影响公众表达权;环境决策平台滞后,影响公众参与积极性等,上述这些因素共同制约了生态共识的形成。新时代为凝聚最广泛的生态共识,化解分歧、解决矛盾,必须坚持以下原则:第一,公平正义原则,这是解决环境非正义问题必须遵循的原则。第二,平等协商原则,这一原则致力于实现主体间的平等沟通,消除和化解不同主体的利益矛盾,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第三,权责相统一原则,这一原则是对权利与责任关系的应然描述,公共利益是权责一致原则的价值追求,环境利益的公益性决定了每一行为主体都不能自私地占有生态利益却不承担相应的环境责任（义务）,只有每一行为主体都自觉遵守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原则,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分歧。第四,激励与约束并重原则,共识的达成需要提供合适的激励,即给予行为主体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激发其生态责任意识,同时也必须设置一些硬性约束,使反生态的行为得到应有的惩处,这也能起到一定的社会警示作用。在遵循上述原则的基础上,针对分歧和问题,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的路径如下:第一,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教育,通过发挥学校教育的基础作用、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和生态社区建设的模范带动作用,引导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意识,以引领生态共识的形成。第二,优化地方党政部门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通过建立科学的政绩导向机制、完善的生态考核评价体系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以激励党政干部生态共识的形成。第三,实现利益共享,完善公正的利益均衡和保障机制,解决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和行业部门差异,以推动生态共识的形成。第四,建立激励相容机制,促发企业、环保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凝聚生态共识提供动力和支持,同时针对企业的违法排污行为必须实施严厉惩罚,使其形成“不敢污、不能污”的共识。最后,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平台、健全环境权益诉求平台和环境决策参与平台,通过搭建生态共识平台,助力生态共识的形成。
沈费伟[7]（2018）在《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研究 ——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文中指出实现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的内在机理是什么,通过怎样的策略能够振兴资源型村庄,如何培育和保持资源型村庄内生发展的长久活力,这是本文的核心问题。围绕着上述问题,本文从后农业税时代下中国乡村振兴的背景出发,通过对浙江省湖州市荻港村典型案例的实证检验,应用“任务型治理”的理论框架,探析了现阶段资源型村庄实现有效治理的内在机理,设计和总结新的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所谓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是一种围绕解决资源型村庄治理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定任务而采取的方式、手段与途径。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中,能否有效地实现治理目标,促进村庄的可持续发展,其关键点和难点正是对于任务的界定,以及根据各个不同阶段的任务而不同治理主体分工协作所达成的一种良好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根据国家对农村的政治战略安排和乡村振兴的发展实践,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总任务是实现乡村振兴。围绕着乡村振兴这个总任务框架,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建构过程一般包括三个阶段,分别是: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初始期,需要解决的是村庄的基础任务,具体包括了村庄的经济基础任务、村庄的组织基础任务和村庄的环境基础任务,应该形成以村民自治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过渡期,需要解决的任务是提供村庄的公共服务,具体包括了村庄环境服务供给、村庄文化服务供给和村庄制度服务供给,应该形成以政府组织为主,村民自治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提档期,需要解决的任务是塑造村庄的特色品牌,主要包括村庄旅游资源开发、休闲观光农业建设和传统文化弘扬,应该形成以市场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由于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不同阶段需要完成不同的任务,因此各个治理主体在应对不同阶段任务中的力量发挥有差异,但是不管哪个治理主体处于主导地位,这只是体现了治理结构中各个治理主体的力量强弱差异,其本质依旧是稳态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通过构建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不仅能够取得重振村庄组织活力、复兴产业实力、重塑文化魅力、再造环境美化等村庄外在层面的振兴,而且更能够达到村民主体性的确立、社会资本的培育、多元参与的建立以及乡村精神的重塑等村庄内在层面的培育,真正实现资源型村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因此,本研究的目标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从理论层面来解析“任务型治理”的内在逻辑,明确“任务型治理”的内涵、过程和绩效,不仅有利于推动治理理论的深化与拓展,而且也有利于构建和阐释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理论内涵。其二,是从实践层面通过考察资源型村庄的典型代表浙江省湖州市荻港村“任务型治理”的具体过程和内容,提炼和总结荻港村成功治理的实践逻辑和成功经验,整合农村社会资源,寻找和克服村庄衰败的根源,为中国其余类似荻港村的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提供具体的经验支持和参考意见,对于推动新农村建设,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为实现以上研究目标,论文以七个章节的篇章结构围绕村庄治理议题展开理论分析和案例阐述,以求对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模式得以深刻的理解。第一章,导言。这是本文的开篇之章,一是分析了村庄治理与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进而明确当前研究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的实践意义和学术价值。二是通过对既有文献进行了详细的评述,进而明确既往研究与本研究的关系,阐明了本文的研究定位。三是根据本文的研究需求,界定了“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两个核心概念及其内涵。四是交代了调研村庄浙北荻港村的基本概况和本文主要的研究方法。五是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技术路线和章节安排。第二章,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本章主要从政治与行政学科的理论视角出发,阐述了“任务型治理”的理论内涵以及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构建的分析框架。在具体的内容安排上,一是提出“任务型治理”的学术命题,以此表明当前。“任务型治理”概念的提出并不是偶然因素使然,而是基于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下顺应社会发展规律而适时产生的新的理论体系。二是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合作治理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以及结构功能理论对“任务型治理”的主体、过程、关系和功能四方面进行理论解读。三是通过治理主体分析、总体任务界定、阶段任务划分、治理结构塑造、任务有效执行的行文思路来论证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构建机理,以此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四是交代了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制度基础,主要包括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历史沿革、制度安排以及浙江省乡村振兴的实践与发展三方面内容。第三章,初始期:资源型村庄的“基础任务”治理。本章主要探讨的是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初始期的任务是完善村庄基础任务,具体包括了健全资源型村庄组织基础、增强资源型村庄经济基础和改善资源型村庄环境基础三方面,而每个方面的任务又可以细化为更基础、具体的任务。在健全资源型村庄基础任务方面,可以划分为通过换届选举而重建村民自治组织、以基层维稳而重建六老组织、推动村庄治理而组建各类民间组织。在增强资源型村庄经济基础方面,可以划分为兴办青鱼合作社、村办集体企业改制以及成立村经济合作社。在改善资源型村庄环境基础方面,可以划分为整治油脂化工企业、开展清水河道工作和构建村庄长效管理机制。在上述所有任务开展过程中,应该形成以村民自治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能够促进农村生产建设和社会发展。之所以突出村民自治组织的力量,这是缘于我国的村民自治组织是实施村民自治的主要形式,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初始期,村民自治组织在农村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凭借其在乡村社会独特的资源,在提供村庄基础服务与促进乡村善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第四章,过渡期:资源型村庄的“公共服务”供给。本章主要探讨的是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过渡阶段的任务是供给村庄公共服务,具体包括了供给资源型村庄文化公共服务、提升资源型村庄环境公共服务和健全资源型村庄制度公共服务三方面。在资源型村庄环境公共服务方面,分为村庄五水共治、农民新房建设和各类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在资源型村庄文化公共服务方面,包括修复村庄古建筑文物、开展各类文化项目、获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在资源型村庄制度公共服务方面,涵盖了实施六百工作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完善制度化机制。在上述所有任务开展过程中,应该形成以政府组织为主,村民自治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之所以在该阶段要着重突出政府组织的力量,这是缘于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内在职责,政府应该向村庄提供那些因市场失灵、村民自治组织无法有效提供的、但对村民群体有益的、必需的服务,从而提升资源型村庄的治理绩效。第五章,提档期:资源型村庄的“特色品牌”塑造。本章主要剖析了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提档期的任务是塑造资源型村庄的特色品牌,具体包括了开发资源型村庄的旅游资源、建设资源型村庄的观光农业和弘扬资源型村庄的传统文化三方面。在开发资源型村庄的旅游资源方面,主要开展了创办荻港古村旅游公司、获选国家4A级旅游景区以及招商引资挖掘村庄资源等工作。在建设资源型村庄的观光农业方面,进行了修复桑基鱼塘、创建丝绸风情小镇和营造凤凰洲生态农业项目等活动。在弘扬资源型村庄的传统文化方面,完成了创办荻港渔庄、举办鱼文化节和渔家乐的传承的任务。在上述所有任务开展过程中,应该构建以市场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的治理结构。之所以要突出发挥市场组织的作用,缘于市场组织在资源型村庄的品牌塑造中有着先天的优势,能够整合优化资源型村庄的资源配置,提升资源型村庄的社会影响力,进而实现资源型村庄的治理目标。第六章,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论证与构建。本章从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实践逻辑、内在机理、优势解析和治理策略四方面来论证和反思资源型村庄治理方式的话题。在乡村振兴时期,由于社会转型的压力、政府政策的驱动、乡村精英的助推、村民利益的诉求等,有着强大的村庄治理动机,因而需要构建有效的资源型村庄的治理方式。基于对荻港村治理经验的提炼和总结,认为“任务型治理”是其中一种有效的资源型村庄的治理方式。当前,在构建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问题上,首先,明确资源型村庄治理中各个治理主体的治理边界;其次,合理划分资源型村庄治理中的阶段性任务;再次,塑造“一主两辅”的良好治理结构;最后,提升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实质绩效。第七章,总结。本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了四大富有意义的研究结论。
张然[8]（2016）在《云南藏区社会治理与多民族和谐发展研究》文中认为云南藏区是中国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长治久安是中国边疆社会稳定的重要方面。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多种原因,使藏区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热点之一。进入21世纪,民族分裂主义的浪潮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者也相互勾连,在中国藏区制造了“3.14”事件和系列自焚事件等。然而,云南藏区却一直保持经济快速发展、民生持续改善、民族团结进步、宗教和顺有序的良好局面。这种现象及其所体现的成功经验很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等方法的综合运用,梳理云南藏区社会治理与多民族互嵌和谐发展的历程,考察云南藏区社会治理实践、成效和面临的挑战以及多民族互信、互动、互融的独特局面,探索云南藏区社会治理与多民族和谐发展的方向、方式和实现路径。本文认为,云南藏区的“多元”是不可改变的,但和谐是可以选择和实现的。在云南藏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优于传统的单项社会管理与控制；多民族互嵌共生共融有利于民族和谐发展；社会治理的核心目标在于调适民族关系,促进多民族和谐发展。因此,本文以云南藏区社会治理创新、促进多民族和谐发展为主线,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第一,从历史角度,追溯云南藏区多民族互嵌共生格局的形成与发展。通过藏民向滇西北地区迁徙,与当地土着先民融合的历史,展现云南藏区民族关系的演进,阐明云南藏区各民族从来没有脱离过思想、信仰、文化上的交相辉映及心灵交际,各民族彼此间存在的互嵌共融对民族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第二,从现实角度,剖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云南藏区不同时期的社会治理对民族和谐发展的影响。阐明云南藏区社会治理实践虽然受“左”的思想影响出现过偏差,但总体是把改造和创新边疆社会、为人民谋福祉作为追求目标的,是一个从保障人民生存权到落实发展权,再到保障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的过程。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云南藏区打开山门,加强与国内外的经济联系,在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中,较好地坚持了民族平等,维护了民族团结,促进了民族发展,民族政策实践是成功的。因此,提出云南藏区社会治理虽应借鉴西方的有益经验,做到“他山之石”以攻玉,但必须把基点放在本民族历史资源和文化传统上,放在继承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资源和总结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第三,探究云南藏区社会治理与多民族和谐发展同向相依的关系。通过对云南藏区社会治理诸多举措的梳理归纳,对多民族互信、互动、互融、多宗教共存现状的分析,认为云南藏区社会治理与多民族和谐发展具有耦合性,二者相互促进。在云南藏区,如果抛开民族关系谈社会治理,就会导致因缺乏治理主体而显得没有意义和价值；同样,如果社会少了善治,多民族和谐发展也难以实现。第四,直面云南藏区社会治理与多民族和谐发展的新挑战。认为在社会变革的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中云南藏区有“三个同时”存在,即巨大的历史进步与显着的历史落差同时存在,维护社会稳定、民族和谐发展的强大凝聚力与民族分裂主义的影响同时存在,经济社会跨越发展与社会开放性及其社会治理现代化程度低同时存在。因此,以问题为导向,从国际敌对势力的操控与干扰、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新时期利益驱动下的纠纷和矛盾等方面,探索云南藏区社会治理与多民族和谐发展的长远之策。第五,探讨面向未来的云南藏区社会善治与多民族和谐发展问题。从历史经验和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出发,提出云南藏区社会治理与多民族和谐发展应在坚持成功经验的同时进行思维创新：（1）政府单项管控转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尽快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群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治理体系,增强社会发展活力；（2）从云南藏区各民族和谐发展历程中汲取认同基因,提升中华民族现代认同,更好地化解民族问题和矛盾；（3）打破政府与社会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以积极自信的心态扩大开放带动跨越发展；（4）依法创新宗教管理,引导宗教活动与现代社会相适应；（5）全面均衡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
黄家周[9]（2015）在《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同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完成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体现和生命力所在。遵循恰当的路径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精神文化生产理论、文化领导权思想、文化软实力思想是我们理解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导思想的地位,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则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我们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过程中应重视文化建设的视域,关注不同地区的“人文特点”,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区,加强对该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轫期。“五四”运动前后,广西籍进步知识分子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本地区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红七军、红八军和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政策和措施,深受民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牢固掌握了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权,向各阶层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鼓舞了广西民族群众的抗战斗志。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根据新的工作方针,发动群众开展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为配合解放军南下解放广西创造了必要的舆论氛围和群众条件。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拓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的文化艺术事业全面振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体现了中共灵活运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文革”十年却使广西文化艺术事业惨遭破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亦历经曲折。随着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广西文化建设事业重现新的曙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呈现新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全面推进期。广西通过创建社会文化先进县工程、建设千里文化长廊工程、推进知识共享工程等活动,实现了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双学”活动的开展、“四个广西”建设理念的提出、民族文化强区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广西精神”的凝练、“桂理昕”宣传品牌的形成、“美丽广西·清洁乡村（生态乡村）”活动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以及“中国梦”理念和“四个全面”思想在广西的广泛宣传,彰显了新时期广西马克思大众化的新特征。我们通过对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程的系统考察和分析,概括了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六条基本路径：一是积极开展民族地区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活动增强其引领群众的能力；二是利用有民族特点的多样化载体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三是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发挥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四是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功能和社会力量参与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作用；五是发扬民族团结教育在促进民族和谐发展中的作用；六是在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推进本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创新。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过程中蕴含着以下特点：首先,围绕实现群众利益需求而确定目标任务；其次,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点；再次,采取了多层面的保障措施；最后,呈现出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态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复杂的、艰巨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当代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选择和实现过程中依然有不少问题和制约因素,尚存在某些路径不够顺畅、不够明晰、不够完备和适用性欠强等问题,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的成效。新时期新形势下广西仍然需要继续探索、创新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第一,大力发展民族教育,筑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基。围绕提升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充实民族教育的内容；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丰富民族教育的形式。第二,改善民族地区的文化民生,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发展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倡导和组织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第三,充分利用广西民族地区优秀文化资源,开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特别是要着力促进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红色文化资源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提升民族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程度。第四,建立和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组织、制度和机制。我们应遵循统筹兼顾的思想和“以人为本”的原则,建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中心”,健全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人才、经费和奖惩等方面的保障制度,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反馈和辅助等方面的实践机制。
贺洁琼[10]（2014）在《社区和谐发展指数编制方法及应用 ——以杭州市上城区S社区为例》文中认为本报告在分析了浙江省和谐社区建设现状的基础上,从社区的客观环境和居民的主观感受两个方面出发,提出社区和谐发展客观指数以及社区和谐发展主观指数的编制构想,并对其进行综合,从而形成了社区和谐发展综合指数。该指数不仅能够在不同的社区之间进行比较,还能对单个社区的和谐发展程度进行监测,有利于社区管理者制定相关政策。具体而言,社区和谐发展客观指数由社区环境指数、社区服务指数、社区管理指数、社区文化指数以及社区经济指数构成,通过德尔菲法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式确定权重。社区和谐发展主观指数包括7个分指数,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数据,并用PLS结构方程模型计算指数数值。社区和谐发展综合指数由这两个指数通过非线性加权的方式综合而成。杭州市上城区以其“上城模式”而着称,是和谐社区建设的典范,本报告以该地区S社区为例,将社区和谐发展指数的编制构想应用到S社区之中,分析了S社区主客观指数及其各项分指数的情况,通过指数数值详细剖析了S社区在和谐社区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为其未来发展提出了改进方向。在报告的最后,结合对S社区的调研情况,分别就社区管理者以及社区居民提出了若干建议,以期推动和谐社区的发展。
二、加强社区建设 实现社会和谐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强社区建设 实现社会和谐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北盘江中游民族节日文化相似性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2.2.1 理论意义 |
| 1.2.2.2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4 相关概念及理论 |
| 1.4.1 概念 |
| 1.4.2 理论 |
| 1.5 内容与方法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研究逻辑与技术路线 |
| 2.研究区背景概述 |
| 2.1 研究区域界定 |
| 2.1.1 北盘江中游 |
| 2.1.2 案例村 |
| 2.2 北盘江中游时空背景 |
| 2.2.1 历史文化背景 |
| 2.2.2 地理环境概述 |
| 2.3 北盘江中游民族节日文化相似性概括 |
| 2.3.1 相似性节日文化 |
| 2.3.2 多样性节日文化 |
| 2.4 本章小结 |
| 3.北盘江中游相似性民族节日文化地方性表征 |
| 3.1 相似性节日文化类型 |
| 3.1.1 祭祀性节日 |
| 3.1.2 农耕性节日 |
| 3.1.3 社交性节日 |
| 3.1.4 互惠性节日 |
| 3.2 扎根乡土:相似性节日文化本土知识与实践表征 |
| 3.2.1 春节 |
| 3.2.2 祭山节 |
| 3.2.3 吃新节 |
| 3.3 本章小结 |
| 4.多民族相似性节日文化功能特征 |
| 4.1 矛盾消解:相似地理环境视域下透过节日文化看族群间互通互融 |
| 4.2 破立并举:多元机制背景下的相似性节日文化交融发展 |
| 4.3 因缘和合:多民族节日文化调适与演进 |
| 4.4 和而不同:多民族相似性节日文化实践表征 |
| 4.4.1 文化涵化 |
| 4.4.2 文化适应 |
| 4.5 福祉生产:节日文化中的乡村社区发展 |
| 4.6 本章小结 |
| 5.基于主体可行能力在相似性节日文化中的功效看乡村社区发展 |
| 5.1 乡民主体可行能力认同与态度表达特征检定和分析 |
| 5.1.1 问卷信度检验 |
| 5.1.2 均值和标准差分析 |
| 5.1.3 相关分析 |
| 5.2 精英主体可行能力在村智慧激发,拓展横向空间 |
| 5.2.1 跨区域互动机制建设主心骨功能引领 |
| 5.2.2 民族间观念差距“填沟”引领在地化村庄发展实质落地 |
| 5.2.3 人与物两方面发力的脆弱性应对 |
| 5.3 行政主体可行能力的社会主体同构发展 |
| 5.3.1 节日文化中的社会关联考虑 |
| 5.3.2 公共品供给促进资源资本化发展 |
| 5.4 本章小结 |
| 6.乡村社区能力体系有效建设 |
| 6.1 厚筑乡村社区共同体基础 |
| 6.1.1 相似性节日文化视野下的机会与农户——社区关系重构 |
| 6.1.2 文化走亲:历史文化关联下的社区共同体建构 |
| 6.2 推动小农户与乡村社区治理能力有效衔接 |
| 6.2.1 多主体参与下的乡村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
| 6.2.2 自组织有效引领乡村自治、德治 |
| 6.2.3 节日文化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
| 6.2.3.1 强化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推进乡村治理规范化、程序化 |
| 6.2.3.2 切实增强乡村社区居民乡村治理工作本领 |
| 6.2.3.3 充分发挥家教家风构建和谐乡村社区 |
| 6.3 本章小结 |
| 7.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启示 |
| 7.2.1 对创建和谐民族关系、和谐社区的启示 |
| 7.2.2 对民族节日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启示 |
| 7.2.3 对乡村治理的启示 |
| 7.2.4 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
| 7.3 对策建议 |
| 7.4 研究局限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2）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推动社区治理研究 ——以东宁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与创新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社会组织 |
| 二、党建及党建引领 |
| 三、社区及社区治理 |
| 第二节 研究相关理论 |
| 一、嵌入式党建理论 |
| 二、习近平新时代党建理论 |
| 三、协同治理理论 |
| 第二章 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推动社区治理的必要性 |
| 第一节 社会组织在社区中的角色及价值 |
| 一、提供社区公共服务 |
| 二、深化社区协同治理 |
| 三、满足居民多样需求 |
| 四、维护社区和谐发展 |
| 第二节 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必要性 |
| 一、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内在要求 |
| 二、促进社区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 |
| 三、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现实要求 |
| 第三节 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推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发挥 |
| 一、嵌入:保证正确发展方向 |
| 二、引领:促进社会组织发展 |
| 三、融入:推动治理格局创新 |
| 第三章 东宁市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推动社区治理的实践与探索 |
| 第一节 社会力量:东宁市社会组织发展情况 |
| 一、东宁市社会组织总体规模 |
| 二、东宁市社会组织类别状况 |
| 第二节 嵌入先导:扩大社会组织中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 |
| 一、组织嵌入:扩大党的组织覆盖 |
| 二、工作嵌入:确保党的工作覆盖 |
| 第三节 引领动力:促进社会组织发展 |
| 一、强化保障:解决社会组织发展难题 |
| 二、平台引领:重视社会组织培育孵化 |
| 三、价值引领:选树社会组织先进典型 |
| 四、加强社会组织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
| 第四节 融入目标:引领社会组织助力社区治理 |
| 一、党建引领复合联动重构横向体制 |
| 二、打造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品牌 |
| 三、建立精准化和项目化工作机制 |
| 第四章 东宁市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推动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东宁市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推动社区治理的困境 |
| 一、社会组织领导与管理体制仍需优化 |
| 二、社会组织党建指导精细化程度不够 |
| 三、社会组织推动治理程度效果有待加强 |
| 四、社会组织工作者队伍存在缺口 |
| 第二节 东宁市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对策建议 |
| 一、优化社会组织领导与管理体制 |
| 二、完善社会组织党建分类建设机制 |
| 三、加强党组织领导作用和服务功能建设 |
| 四、加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基于共生视角的祁连山国家公园和谐发展评价研究 ——以甘肃省片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的难点与创新点 |
| 1.3.1 本文难点 |
| 1.3.2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 |
| 1.4 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国家公园 |
| 2.1.2 和谐发展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共生理论 |
| 2.2.2 可持续发展 |
| 2.2.3 生态经济学理论 |
| 2.2.4 系统学理论 |
| 2.3 研究综述 |
| 2.3.1 国内外关于共生理论的研究 |
| 2.3.2 国内外关于国家公园的研究 |
| 2.3.3 祁连山相关研究 |
| 2.3.4 文献简评 |
| 第三章 研究区概况 |
| 3.1 祁连山国家公园基本状况及甘肃省片区特征 |
| 3.2 研究区域社会经济状况 |
| 3.3 祁连山国家公园甘肃省片区自然资源演变情况 |
| 第四章 祁连山国家公园和谐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1 祁连山国家公园共生系统概述 |
| 4.1.1 祁连山国家公园共生系统的构成 |
| 4.1.2 祁连山国家公园共生系统的要素 |
| 4.1.3 祁连山国家公园共生系统的特征 |
| 4.2 祁连山国家公园共生系统演化机理分析 |
| 4.2.1 内部性演化机理 |
| 4.2.2 外部性演化机理 |
| 4.2.3 综合性演化机理 |
| 4.3 构建祁连山国家公园和谐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
| 4.3.1 构建指标体系的原则 |
| 4.3.2 构建共生系统和谐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
| 4.4 和谐发展的评价方法 |
| 4.4.1 各子系统和谐发展水平评价 |
| 4.4.2 共生系统的和谐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
| 第五章 祁连山国家公园和谐发展评价实证分析 |
| 5.1 各子系统和谐发展水平评价 |
| 5.1.1 人口子系统和谐发展水平评价 |
| 5.1.2 经济子系统和谐发展水平评价 |
| 5.1.3 社会子系统和谐发展水平评价 |
| 5.1.4 资源环境子系统和谐发展水平评价 |
| 5.2 祁连山国家公园共生系统和谐发展综合评价值 |
| 5.3 祁连山国家公园共生系统和谐发展协调性评价 |
| 5.3.1 祁连山国家公园共生系统和谐发展协调性评价方法 |
| 5.3.2 祁连山国家公园共生系统和谐发展协调性评价实证研究 |
| 5.4 祁连山国家公园和谐发展存在的问题 |
| 5.4.1 管理与决策过程中共生理念的缺乏 |
| 5.4.2 共生单元自身存在缺陷 |
| 5.4.3 子系统之间的共生模式不适应和谐发展 |
| 第六章 祁连山国家公园和谐发展的对策建议 |
| 6.1 人口子系统的对策建议 |
| 6.1.1 调整人口空间分布 |
| 6.1.2 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 |
| 6.1.3 完善教育体系,提高人口素质 |
| 6.2 经济子系统的对策建议 |
| 6.2.1 优化产业结构 |
| 6.2.2 转移消费结构 |
| 6.3 社会子系统的对策建议 |
| 6.3.1 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
| 6.3.2 建立和谐发展预警机制 |
| 6.4 资源环境子系统的对策建议 |
| 6.4.1 强化管理体制机制创新 |
| 6.4.2 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
| 6.4.3 加强宣传教育 |
| 6.5 子系统之间和谐发展的对策建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缘起及提出 |
| 1.1.1 问题的缘起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背景 |
| 1.2.1 国际背景 |
| 1.2.2 国内背景 |
| 1.3 研究意义和目的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3.3 研究目的 |
| 1.4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研究的创新 |
| 1.5.2 研究的不足 |
| 第2章 研究综述及理论基础 |
| 2.1 研究综述 |
| 2.1.1 国内外对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 |
| 2.1.2 国内外对社会稳定问题的研究 |
| 2.1.3 国内外对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关系的研究 |
| 2.1.4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边疆研究理论 |
| 2.2.2 经济发展理论 |
| 2.2.3 社会稳定理论 |
| 2.2.4 协同发展理论 |
| 第3章 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理及方式 |
| 3.1 核心概念内涵 |
| 3.1.1 经济发展 |
| 3.1.2 社会稳定 |
| 3.1.3 协同 |
| 3.1.4 协同机制 |
| 3.2 协同机理分析 |
| 3.2.1 系统的开放性特征形成演化的交换机制 |
| 3.2.2 非平衡性动态势能是经济社会协同演化的重要动力 |
| 3.2.3 涨落促进协同演化关系从无序到有序 |
| 3.2.4 非线性作用的整体性发展 |
| 3.3 协同方式 |
| 3.3.1 矛盾个体之间的分化与统一 |
| 3.3.2 共治共建的集体行动 |
| 3.3.3 多元组织实现经济社会资源共享配置 |
| 3.3.4 博弈运动中实现新的均衡 |
| 3.3.5 现实的整体性发展 |
| 第4章 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水平测评 |
| 4.1 协同机制建设的现状 |
| 4.1.1 思想政治建设现状 |
| 4.1.2 组织基础建设现状 |
| 4.1.3 制度建设现状 |
| 4.1.4 发展格局现状 |
| 4.2 协同水平测度 |
| 4.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2.2 数据来源及评价方法 |
| 4.2.3 变量的选取及计算 |
| 4.3 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关系分析评价 |
| 4.3.1 关联度分析 |
| 4.3.2 耦合度分析 |
| 4.3.3 协同发展度分析 |
| 4.3.4 总结评价 |
| 第5章 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演化及困境分析 |
| 5.1 序参量演化模型的构建 |
| 5.2 变量选取及计算 |
| 5.3 协同机制演化分析 |
| 5.4 协同机制演化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
| 5.4.1 困境分析 |
| 5.4.2 原因分析 |
| 第6章 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的构思 |
| 6.1 对现有协同机制进行优化 |
| 6.2 构建新的协同机制 |
| 6.3 协同机制构建的原则 |
| 6.3.1 人本性原则 |
| 6.3.2 价值理性原则 |
| 6.3.3 正义性原则 |
| 6.3.4 成本原则 |
| 6.3.5 实效原则 |
| 6.4 丰富协同机制的内涵体系 |
| 6.4.1 理念的转化 |
| 6.4.2 环境的优化创新 |
| 6.4.3 组织体系的创新 |
| 6.4.4 方法的革新 |
| 第7章 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的完善 |
| 7.1 经济发展机制完善 |
| 7.1.1 构建科学的资源开发机制 |
| 7.1.2 制定合理的产业协调机制 |
| 7.1.3 建立长效反贫困机制 |
| 7.1.4 加大科技创新机制 |
| 7.1.5 实现经济均衡发展机制 |
| 7.2 社会稳定机制完善 |
| 7.2.1 优化社会日常管理机制 |
| 7.2.2 强化流动人口管理机制 |
| 7.2.3 推行风险社会监管机制 |
| 7.2.4 完善民族社会公平机制 |
| 7.2.5 加强民族团结机制 |
| 7.3 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完善 |
| 7.3.1 优化协同动力机制 |
| 7.3.2 调整协同运行机制 |
| 7.3.3 完善协同保障机制 |
| 第8章 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3 未来展望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城市化进程中和谐社区建设研究 ——以泰兴市跃进社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现有研究之总体评论 |
| 1.3 创新之处 |
| 1.4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概述 |
| 2.1 城市化概述 |
| 2.2 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历程及特殊性 |
| 2.2.1 1978 年以前城市化停滞和低速增长阶段 |
| 2.2.2 1979 年起进入城市化快速增长时期 |
| 2.3 和谐社区建设在城市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
| 2.3.1 和谐社区建设在城市化中的基础地位 |
| 2.3.2 和谐社区建设在城市化中的关键作用 |
| 2.3.3 城市化进程中构建和谐社区的紧迫性 |
| 2.4 相关理论基础 |
| 2.4.1 善治理论 |
| 2.4.2 社区治理理论 |
| 2.4.3 城市化理论 |
| 第三章 跃进社区和谐社区建设的基本做法 |
| 3.1 跃进社区“和谐社区”的建设现状 |
| 3.1.1 跃进社区历史沿革 |
| 3.1.2 跃进社区“和谐社区”建设的管理设置 |
| 3.1.3 跃进社区村居混合型社区管理特点 |
| 3.2 跃进社区“和谐社区”建设中的组织建设 |
| 3.2.1 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 |
| 3.2.2 党建带工建的工作思路 |
| 3.2.3 社区群团组织全面发展 |
| 3.3 和谐社区建设中的经济建设 |
| 3.3.1 积极促进商业发展 |
| 3.3.2 积极引进投资项目 |
| 3.4 和谐社区建设中的文化建设 |
| 3.4.1 开展健康群众活动 |
| 3.4.2 开展传统文化传承 |
| 3.4.3 形成和谐文化特色 |
| 3.5 和谐社区建设中的公共服务 |
| 3.5.1 以便民窗口全方位服务社区居民 |
| 3.5.2 以卫生和文化提升社会生活品质 |
| 3.5.3 以社区人口管理促进计划生育工作 |
| 3.5.4 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区稳定 |
| 第四章 跃进社区“和谐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4.1 跃进社区“和谐社区”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1.1 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不积极 |
| 4.1.2 社区管理部门主体地位不明显,缺乏健全管理体制 |
| 4.1.3 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不充分 |
| 4.2 跃进社区“和谐社区”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原因探究 |
| 4.2.1 社区文化建设资源保障和供给不足 |
| 4.2.2 社区自主治理能力发育滞后 |
| 4.2.3 社区干部队伍素质偏低 |
| 第五章 跃进社区“和谐社区”建设的策略建议 |
| 5.1 借鉴国内外“和谐社区”建设的经验及做法 |
| 5.1.1 国外“和谐社区”建设的经验及做法 |
| 5.1.2 国内“和谐社区”建设的经验及做法 |
| 5.2 确立社区“合作治理”的格局 |
| 5.3 夯实社区治理的资源保障机制 |
| 5.3.1 健全社区“善治”的运行机制 |
| 5.3.2 健全“善治”导向的财力保证机制 |
| 5.4 建设现代公共服务型导向的制度体系 |
| 5.4.1 规范社区治理中的事务准入制度 |
| 5.4.2 规范社区治理中的用人制度 |
| 5.4.3 规范社区居民自治制度 |
| 5.5 加大和谐社区治理的“共享共治” |
| 5.5.1 加强社区党建工作力度 |
| 5.5.2 加大公众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力度 |
| 5.5.3 加大社区事务合作治理资源整合的力度 |
| 5.5.4 加大“和谐社区”示范标兵的创建力度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未来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关于“和谐社区建设”的调查问卷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6）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一)选题依据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论文结构、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一)论文结构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时代与生态共识的相关理论概述 |
| 一、新时代与人的生态需要 |
| (一)新时代的内涵与特征 |
| (二)新时代人的生态需要 |
| 二、生态文明与生态共识 |
| (一)生态文明 |
| (二)生态共识 |
| (三)生态共识的功能 |
| 三、新时代中国生态共识的理论资源 |
| (一)生态思想的理论资源 |
| (二)共识思想的理论资源 |
| 第二章 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的必要性 |
| 一、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 |
| (一)应对资源环境压力的严峻形势 |
| (二)实现生态治理现代化 |
| (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
| 二、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由之路 |
| (一)建设美丽中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 |
| (二)建设美丽中国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民幸福 |
| 三、融入世界绿色发展潮流的大势所趋 |
| (一)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建设 |
| (二)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 |
| 四、弥合生态文明建设认识上分歧的现实需要 |
| (一)对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关系的认识不尽一致 |
| (二)不同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生态共识的基本内容 |
| 一、生态道路共识 |
| (一)形成绿色发展方式 |
| (二)形成绿色生活方式 |
| (三)解决好最迫切的污染问题 |
| (四)完善环境治理体系 |
| 二、生态理论共识 |
| (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
| (二)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
| (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
| (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
| (五)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
| 三、生态制度共识 |
| (一)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
| (二)创新生态文明体制 |
| (三)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市场机制 |
| 四、生态文化共识 |
| (一)确立生态道德信仰 |
| (二)形成生态思维方式 |
| (三)丰富生态文化生活 |
| 第四章 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的条件 |
| 一、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的有利条件 |
| (一)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党和国家发展战略 |
| (二)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基本形成 |
| (三)公众生态意识逐渐增强 |
| (四)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成效显着 |
| 二、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的阻碍因素 |
| (一)部分地方党政部门片面的GDP政绩诉求 |
| (二)地区差异、城乡差异、部门差异的存在 |
| (三)部分企业社会责任缺失 |
| (四)部分公众生态责任意识缺失 |
| (五)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共识平台不完善 |
| 第五章 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的原则与路径 |
| 一、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的原则 |
| (一)公平正义 |
| (二)平等协商 |
| (三)权责统一 |
| (四)激励与约束并重 |
| 二、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的路径 |
| (一)宣传教育:引导生态共识的形成 |
| (二)政绩考核:推动生态共识的形成 |
| (三)利益共享:激励生态共识的形成 |
| (四)激励相容:促发生态共识的形成 |
| (五)完善平台:助力生态共识的形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7）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研究 ——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论证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村庄治理的研究述评 |
| 二、国外村庄治理的研究述评 |
| 三、既往研究与本研究的关系 |
| 四、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三节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资源型村庄 |
| 二、任务型治理 |
| 第四节 个案选择与研究方法 |
| 一、个案的影响力与代表性 |
| 二、荻港村简介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章节安排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三、章节安排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任务型治理”的学术命题提出 |
| 一、“任务型治理”议题的研究回顾 |
| 二、“任务型治理”的内涵解析 |
| 三、“任务型治理”的核心特征 |
| 四、“任务型治理”的作用价值 |
| 第二节 “任务型治理”的理论解读 |
| 一、利益相关的主体解读 |
| 二、互动合作的过程解读 |
| 三、彼此依赖的关系解读 |
| 四、功能多元的价值解读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构建:一个理论框架 |
| 一、资源型村庄的三元治理主体分析 |
| 二、资源型村庄的任务界定与治理结构 |
| 三、资源型村庄的阶段划分与任务执行 |
| 四、资源型村庄的任务治理绩效与意义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制度基础 |
| 一、资源型村庄治理的历史沿革 |
| 二、资源型村庄治理的制度安排 |
| 三、浙江省乡村振兴的实践与发展 |
| 第三章 初始期:资源型村庄的“基础任务”治理 |
| 第一节 资源型村庄“基础治理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一、资源型村庄组织基础健全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二、资源型村庄经济基础增强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三、资源型村庄环境基础改善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第二节 资源型村庄的组织基础健全任务 |
| 一、村庄合并与换届选举 |
| 二、六老组织与基层维稳 |
| 三、社会组织与村庄治理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的经济基础增强任务 |
| 一、村庄集体经济薄弱 |
| 二、青鱼合作社的创办 |
| 三、村庄集体企业改制 |
| 四、成立村经济合作社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的环境基础改善任务 |
| 一、油脂化工企业整治 |
| 二、清水河道工程开展 |
| 三、村庄长效管理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过渡期:资源型村庄的“公共服务”供给 |
| 第一节 资源型村庄“公共服务供给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一、资源型村庄环境公共服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二、资源型村庄文化公共服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三、资源型村庄制度公共服务的界定与执行 |
| 第二节 资源型村庄的环境公共服务供给 |
| 一、五水共治:以龙八港为例 |
| 二、农民新房建设与村庄洁化 |
| 三、服务设施完善与环境美化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的文化公共服务供给 |
| 一、古村落文化资源的消失 |
| 二、政府政策支持古村修复 |
| 三、文化项目提升村民素质 |
| 四、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获选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的制度公共服务供给 |
| 一、实施六百工作制 |
| 二、推行网格化管理 |
| 三、完善制度化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提档期:资源型村庄的“特色品牌”塑造 |
| 第一节 资源型村庄“品牌塑造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一、资源型村庄旅游资源开发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二、资源型村庄观光农业建设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三、资源型村庄传统文化弘扬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第二节 资源型村庄的旅游资源开发任务 |
| 一、荻港古村旅游公司的创办 |
| 二、国家4A级旅游景区获选 |
| 三、招商引资与旅游资源开发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的观光农业建设任务 |
| 一、桑基鱼塘修复 |
| 二、丝绸小镇创建 |
| 三、凤凰洲生态农业项目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的传统文化弘扬任务 |
| 一、荻港渔庄的创建 |
| 二、鱼文化节的举办 |
| 三、“渔家乐”的传承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论证与构建 |
| 第一节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实践逻辑 |
| 一、资金缺乏与项目产业支持 |
| 二、精神空虚与文化复兴 |
| 三、纠纷频发与治安维稳 |
| 四、环境污染与村庄整治 |
| 第二节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内在机理 |
| 一、村民主体性的确立 |
| 二、社会资本的培育 |
| 三、多元参与的建立 |
| 四、乡村精神的重塑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优势解析 |
| 一、城市与乡村:和合共生 |
| 二、传统与现代:互相融合 |
| 三、发展与文化:持续和谐 |
| 四、五位一体:共同推进并实现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的治理策略:任务型治理 |
| 一、资源型村庄治理的动力机制考察 |
| 二、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适用性与局限性 |
| 三、构建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8）云南藏区社会治理与多民族和谐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云南藏区社会治理 |
| (二) 云南藏区多民族和谐发展 |
| (三) 社会治理与多民族和谐发展 |
| (四) 总体述评 |
| 三、核心概念 |
| (一) 云南藏区 |
| (二) 社会治理 |
| (三) 和谐发展 |
| (四) 民族互嵌 |
| 四、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创新点及不足 |
| (一) 创新点 |
| (二) 不足 |
| 第一章 云南藏区多民族互嵌共生格局的形成 |
| 第一节 云南藏区多民族互嵌共生格局的起源 |
| 一、云南藏区最早的多民族活动 |
| 二、云南藏区早期的多民族互嵌共生 |
| 第二节 云南藏区多民族互嵌推进与同域认同建构 |
| 一、隋唐时期 |
| 二、元朝时期 |
| 三、明朝时期 |
| 四、清朝民国时期 |
| 第三节 云南藏区多民族互嵌共生格局的形成 |
| 一、族际相异与同域相依的多民族杂居 |
| 二、政教合一下的多民族共生格局 |
| 第二章 云南藏区社会治理与多民族互嵌和谐发展的历程 |
| 第一节 民主改革时期的治理与多民族平等关系的确立 |
| 一、民主改革初期的治理与多民族关系的调适 |
| 二、民主改革推进与多民族平等关系的发展 |
| 第二节 “大跃进”“文革”时期的治理偏差与民族关系遭破坏 |
| 一、“大跃进”时期的治理偏差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
| 二、“文革”时期的治理偏差对民族关系的破坏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治理与多民族互嵌和谐发展 |
| 一、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与多民族关系的修复 |
| 二、系列社会治理举措与多民族和谐发展 |
| 第三章 云南藏区多民族互嵌的独特局面 |
| 第一节 多民族互信 |
| 一、多民族互信的基础 |
| 二、多民族冲突和解的方式 |
| 三、大传统与小传统互动 |
| 四、多民族互认 |
| 第二节 多民族互动 |
| 一、经济交往与生计方式互补 |
| 二、族际通婚 |
| 三、民族文化互动 |
| 第三节 多宗教共存 |
| 一、藏传佛教 |
| 二、伊斯兰教 |
| 三、天主教 |
| 四、民间信仰 |
| 第四节 多民族互融 |
| 一、文化交融 |
| 二、共同进步 |
| 三、开放包容 |
| 第四章 云南藏区社会治理与多民族和谐发展面临的挑战 |
| 第一节 国际敌对势力的操控与干扰 |
| 一、国际敌对势力操控云南藏区民族宗教问题的起源 |
| 二、国际敌对势力干扰云南藏区的途径 |
| 三、国际敌对势力图谋扰乱云南藏区和谐发展新动态 |
| 第二节 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 |
| 一、与全国藏区相比所表现的不平衡性 |
| 二、与云南省内其它地区相比所表现的不平衡性 |
| 三、区域内存在的不平衡性 |
| 第三节 新时期利益驱动下的纠纷和矛盾 |
| 一、利益需求的升级与多元化 |
| 二、传统宗教信仰和文化影响力下降 |
| 三、政府、群众等多方利益相关者的非良性互动 |
| 第五章 面向未来的云南藏区社会善治与多民族和谐发展 |
| 第一节 多元主体协同共治 |
| 一、畅通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路径 |
| 二、采用政府主导下的社区主体参与方式 |
| 三、厘清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的边界 |
| 第二节 提升中华民族的现代认同 |
| 一、强化云南藏区的国家统一意识 |
| 二、强化云南藏区的各民族共同进步 |
| 三、强化云南藏区的中华多元文化共同繁荣 |
| 四、强化云南藏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
| 第三节 扩大开放带动跨越发展 |
| 一、开放思想谋发展 |
| 二、开放经济促发展 |
| 三、开放文化保发展 |
| 第四节 依法创新宗教管理 |
| 一、善用宗教文化的积极因素 |
| 二、完善宗教场所管理 |
| 三、重视并引导宗教精英 |
| 第五节 全面均衡发展促进共同繁荣 |
| 一、人与自然和谐奠定均衡发展 |
| 二、政策红利保障均衡发展 |
| 三、改善民生促进均衡发展 |
| 四、民族团结进步提升均衡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选题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本课题研究思路和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本课题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 |
| 第2章 民族地区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关系相关问题探析 |
| 2.1 有关概念阐释 |
| 2.1.1 文化和文化建设 |
| 2.1.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路径 |
| 2.1.3 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路径 |
| 2.2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 |
| 2.2.1 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 |
| 2.2.2 精神文化生产理论 |
| 2.2.3 文化领导权思想 |
| 2.2.4 文化软实力思想 |
| 2.3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题中应有之义 |
| 2.3.1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
| 2.3.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 |
| 2.4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助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 |
| 2.4.1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4.2 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4.3 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和氛围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5 民族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相辅相成 |
| 2.5.1 民族文化建设过程中开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 |
| 2.5.2 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以民族文化建设为条件 |
| 第3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 |
| 3.1 广西民族地区的人文特点 |
| 3.1.1 广西民族地区的总体概况 |
| 3.1.2 广西民族地区的人文特点 |
| 3.2 “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发轫期 |
| 3.2.1 广西对“五四”运动的声援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2.2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2.3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2.4 解放战争时期广西爱国民主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3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开拓期 |
| 3.3.1 新中国成立开始了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征程 |
| 3.3.2 “文革”十年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经曲折 |
| 3.3.3 思想大解放开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局面 |
| 3.4 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全面推进期 |
| 3.4.1 广西系列文化建设工程与转型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4.2 广西“双学”活动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桂宣传 |
| 3.4.3 “四个广西”建设与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实践活动 |
| 3.4.4 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学习与“桂理昕”宣传品牌的形成 |
| 3.4.5 “广西精神”的凝练与建设民族文化强区战略的提出 |
| 3.4.6 党的十八大后广西的理论宣传与“美丽广西·清洁乡村”系列活动 |
| 第4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路径 |
| 4.1 开展民族地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增强引领群众能力 |
| 4.1.1 党员干部教育培训贯穿于广西革命和建设的始终 |
| 4.1.2 多渠道培养民族干部增强其引领民族群众的能力 |
| 4.2 利用有民族特点的多样化载体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 |
| 4.2.1 重视有民族特点的报刊图书的宣传功能 |
| 4.2.2 发挥民族文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作用 |
| 4.2.3 善用传统大众媒体增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效果 |
| 4.2.4 发挥现代传媒打造理论传播新模式的作用 |
| 4.3 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发挥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 |
| 4.3.1 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广西的发展及其功能 |
| 4.3.2 社会主义文化在广西的发展及其功能 |
| 4.4 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功能和社会力量的参与作用 |
| 4.4.1 广西先进人物教育示范功能的发挥 |
| 4.4.2 广西妇女组织对党的宣传工作的参与作用 |
| 4.4.3 广西青年学生组织对党的宣传工作的参与作用 |
| 4.5 强化民族团结教育在促进民族和谐发展中的作用 |
| 4.5.1 民族团结教育是广西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法宝 |
| 4.5.2 新世纪新阶段广西强化民族团结教育的新举措 |
| 4.6 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推进自身实践创新 |
| 4.6.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学习借鉴 |
| 4.6.2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对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学习借鉴 |
| 第5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主要特点 |
| 5.1 明确的目标任务 |
| 5.1.1 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宣传马克思主义 |
| 5.1.2 结合满足民族群众利益需求选择科学理论大众化的路径 |
| 5.2 鲜明的民族特点 |
| 5.2.1 以民族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为宣传重点对象 |
| 5.2.2 以普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为重要内容 |
| 5.2.3 运用民族文化资源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要载体 |
| 5.3 多层面的保障措施 |
| 5.3.1 物质保障 |
| 5.3.2 组织保障 |
| 5.3.3 人力保障 |
| 5.3.4 制度保障 |
| 5.4 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态势 |
| 5.4.1 多样化态势 |
| 5.4.2 综合化态势 |
| 第6章 完善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思考 |
| 6.1 阻碍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问题和制约因素 |
| 6.1.1 主要问题 |
| 6.1.2 制约因素 |
| 6.2 发展民族教育筑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基 |
| 6.2.1 发展民族教育提升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效 |
| 6.2.2 着力促进教育公平并充实民族教育内容 |
| 6.2.3 根据民族地区特点丰富民族教育形式 |
| 6.3 改善文化民生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 |
| 6.3.1 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
| 6.3.2 发展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 |
| 6.3.3 倡导和组织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 |
| 6.3.4 维护少数民族的文化权益及培育少数民族群众的主体意识 |
| 6.4 利用优秀民族文化资源开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 |
| 6.4.1 促进民族传统文化优秀因子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 |
| 6.4.2 深入挖掘和弘扬广西红色文化 |
| 6.4.3 广泛宣传和践行广西精神 |
| 6.5 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组织、制度和机制 |
| 6.5.1 建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中心” |
| 6.5.2 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保障制度 |
| 6.5.3 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机制 |
| 结束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着及科研情况 |
（10）社区和谐发展指数编制方法及应用 ——以杭州市上城区S社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索引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浙江省和谐社区建设历史 |
| 二、浙江省和谐社区建设现状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特色 |
| 第二章 国内外同行研究 |
| 第一节 社区概念 |
| 一、社区 |
| 二、和谐社区 |
| 第二节 社区研究概况 |
| 一、社区和谐发展研究 |
| 二、社区指数研究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小结 |
| 第三章 社区和谐发展指数编制方法 |
| 第一节 社区和谐发展指数总体构想 |
| 第二节 社区和谐发展客观指数编制方法 |
| 一、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
| 二、指标体系设计 |
| 三、社区和谐发展客观指数计算方法 |
| 第三节 社区和谐发展主观指数编制方法 |
| 一、问卷初步设计 |
| 二、问卷修订 |
| 三、社区和谐发展主观指数计算方法 |
| 第四节 社区和谐发展综合指数合成方法 |
| 一、社区和谐发展综合指数权重确定 |
| 二、社区和谐发展综合指数计算方法 |
| 第四章 实证——以杭州市上城区S社区为例 |
| 第一节 S社区发展现状 |
| 第二节 S社区和谐发展客观指数 |
|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
| 二、社区和谐发展客观指数权重设定 |
| 三、社区和谐发展客观指数计算 |
| 第三节 S社区和谐发展主观指数 |
|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
| 二、问卷数据检验 |
| 三、样本问卷基本信息 |
| 四、社区和谐发展主观指数计算 |
| 五、社区和谐发展满意度访谈 |
| 第四节 S社区和谐发展综合指数 |
| 第五章 研究总结及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总结及改进方向 |
| 第二节 社区和谐发展政策建议 |
| 一、对于社区管理者的建议 |
| 二、对于社区居民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四、加强社区建设 实现社会和谐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北盘江中游民族节日文化相似性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治理研究[D]. 梁坤.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6)
- [2]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推动社区治理研究 ——以东宁市为例[D]. 明柏彤. 黑龙江大学, 2020(05)
- [3]基于共生视角的祁连山国家公园和谐发展评价研究 ——以甘肃省片区为例[D]. 罗艳. 兰州大学, 2020(01)
- [4]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研究[D]. 张军谋.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5]城市化进程中和谐社区建设研究 ——以泰兴市跃进社区为例[D]. 叶灶琴.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9(02)
- [6]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研究[D]. 司会敏.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8(01)
- [7]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研究 ——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D]. 沈费伟.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8]云南藏区社会治理与多民族和谐发展研究[D]. 张然. 云南大学, 2016(04)
- [9]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D]. 黄家周. 西南交通大学, 2015(08)
- [10]社区和谐发展指数编制方法及应用 ——以杭州市上城区S社区为例[D]. 贺洁琼. 浙江工商大学, 201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