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特点和社会地位

一、农民工阶层的特征与社会地位（论文文献综述）

叶鹏飞^[1]（2019）在《新时期农民工群体的阶层地位及其保障》文中研究指明新时期农民工阶层的地位保障和提升问题尤显突出。阶层地位的评价分析涉及政治地位、社会经济地位和自我评价等不同维度。目前农民工的政治地位体现为一种国家意志,实际政治权利仍有待提高,社会经济地位处于较低层次,同时对应着较低社会地位的自我评价。农民工的阶层地位还呈现明显的结构差异和群体差异。应对新的社会矛盾,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需要国家和社会各界关注农民工阶层,从民主参与、权益保护、素质提升、公共服务和社会舆论等多个维度提升其阶层地位。

王通^[2]（2019）在《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文中提出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在地理空间结构（人口流动）和社会阶层结构（阶层流动）中的位置变化。从社会整体来看,社会流动是阶层结构优化的重要形式;从成员个体来看,社会流动是社会成员改善阶层状况或改变阶层类型的关键机制。兼具公共和个人双重属性的社会流动构成社会发展的基本面之一,是解读政治生活的关键视角。根据FJH假设的基本原理,社会流动模式是由社会的分工结构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在“两化叠加”（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两个历史阶段近乎于嵌套在一起的时代特征）的时代背景下,描述和解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流动的特征和规律具有理论和实践等双重价值。对于社会阶层关系的解读,马克思主义阶级范式和韦伯主义阶级范式是两种不同的理论逻辑。具体到社会流动分析,前者以阶层类型转变为聚焦,侧重于解读社会成员在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等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变化,是一种结构性社会流动逻辑;后者偏重于阶层状况的升降变化,是对社会成员在高低有序的地位体系中位置变化的分析,是一种指标性社会流动逻辑。在社会转型期,结构性社会流动逻辑更适合形成对中国社会基本面变迁的有效解读。从历史变迁来看,中国的结构性社会流动模式经历了限制性阶段、区别性阶段和赋能性阶段等转变。这一历史进程是制度性阻滞作用不断弱化,而制度性支持作用日渐显示,同时,社会成员的个人能动作用日益强化的变化过程;并且,呈现出社会流动路径的多元化和社会流动机会的非农化等发展趋势。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是指中国社会流动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规律。其中,社会转型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形成的基础性因素;城乡关系变迁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成因的基本线索;乡城社会流动为主要形式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典型表现。这种特殊性具体表现为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三个层次。在宏观层面,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梳理和对比来看,中国社会流动突显社会转型和政府主导等发展性特征,同时,城乡关系变迁和能动作用强化是社会流动模式变迁的重要线索。在中观层面,从社会成员在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中的流动来看,人口流动与阶层流动的含义重合、结构性社会流动与指标性社会流动的结果重合以及乡城社会流动与城城社会流动的时代重合等是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重要特征。在微观层面,乡城社会流动作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主流形式,可以分为联根式社会流动、脱嵌式社会流动和发展式社会流动等三种结果;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相关数据来看,三种乡城社会流动形式的比重分为为45.15%、39.87%和11.54%（其他形式占比为3.43%）。这构成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涵义。形成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础性成因在于中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成员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等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的伴生性现象。但是,农村人口基数大以及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上述转型过程的长期性;发展性城乡二元结构和制度性城乡二元结构并存增加了上述转型过程的复杂性;地区间产业布局差异以及公共服务水平梯度格局使得人口流动具备了阶层流动的属性。这构成中国社会流动格局的结构性成因。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释放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潜力;伴随社会流动,农村社会流动人口由“进城诉求”向“融城需求”转变,产生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需求。在中国社会流动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城市社会的人口容量和流动机会等现实制约并没有降低中国社会流动的规模,以非正规就业等形式进行流动成为中国流动人口的能动性选择。在具体的社会流动过程中,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社会资本差距等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流动能力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但是,贫富差距的相对合理水平以及信任文化的可塑属性等则为社会成员的能动精神提供了作用空间。然而,基础教育资源的城乡配置差距弱化了农村社会成员获得优质流动机会的能力,这对政府强化社会公平职能提出了实质需求。对当前的社会流动格局进行综合归纳是学术研究的基本任务。对此,部分媒体和学者偏向于进行阶层固化的解读,并使得阶层固化成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热门标签”。作为对当前社会流动问题的集中揭露,这一命题具有一定价值,但也存在夸大社会风险或放大社会问题的偏向,同时,具有理论和事实等双重缺陷。这启示我们对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进行更加准确和全面的概括。以社会流动成本变迁作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综合概括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因为,伴随户籍制度等政治经济改革进程,社会成员跨越制度阻隔的成本降低;服务型政府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等为社会流动增加了权利保障,同时也增加了政府及其他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单位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扩招等降低了传统流动路径的实际效能,这意味着社会流动群体个人成本的增加。从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视角看,保障畅通且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需要政府、社会和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分担社会流动成本。这成为流动社会治理的题中之义。政府职能转变是中国社会流动机制变迁的重要线索。比如,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以及政府与个人关系等政府职能范围的变迁产生了社会流动机会和流动路径效能等方面的变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优化流动社会的治理机制也应该以政府职能转变为着力主线:从政府职能体系维度强化社会职能和优化职责体系;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确立政府边界和建设有为政府;从城乡关系变迁维度突出政府责任和推进城乡融合。

裴新伟^[3]（2019）在《影响因素与发展趋势 ——新时代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的农民阶层分化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性社会运动,是全面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农民阶层分化的深入,民众的生活水平整体提升、思想观念深入转变、社会结构趋于合理,获致性因素在个人实现阶层转移中的作用更加突出。但是,由于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特征仍然比较明显,加之个体所处的阶级阶层不同、认知能力不同,在社会结构变动中的利益得失和对现象的判断能力也不相同,势必会出现某些难以避免的问题。这些问题或多或少地阻碍着新时代的农民阶层分化。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新时代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因素与发展趋势,并制定应对措施,以此推进农民阶层分化和全面现代化进程。梳理新时代农民阶层分化的新变化,发现其影响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促成性因素、限制性因素和相机性因素。在不同时期,不同因素对农民阶层分化的作用也不相同。伴随城市化的发展,这些因素的发展趋势主要有:农业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持续进行、非公有经济快速发展与城乡结构继续变革、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持续发生变革、户籍管理制度的控制性功能渐弱和农民的受教育程度继续提高等。以农民阶层分化影响因素的发展趋势为重点,参考国外经验,研究发现农民阶层分化的宏观趋势是:分化的力度将继续加大、分化的速度将先降、再增、后稳定,分化的区域不平衡性将持续得以缓解,城市群仍是人口的主要流入地等。中观趋势是:农业劳动者继续减少与现代农业经营者持续增加、农民工规模达到顶峰与内部结构深刻变革、乡村民营经济就业人员的规模会略有缩减,以及乡村知识分子与社会管理者将持续向城市转移等。微观趋势是:在2030年左右,农业劳动者将减少至5800万人左右,乡村个体劳动者与私营企业主在乡村人口中的占比将下降约0.84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将增长至约1.4亿人,乡村社会管理者与知识分子规模将随着人口向城市流入而逐渐减少,分别减少至680万人和425万人左右,现代农业经营者在乡村人口中的占比将达到约10%,乡村的儿童与老年人在乡村人口中的占比将上升至26%,以及非进城外出农民工总量仍在3300万人左右等。新时代,农民阶层分化中的各种问题依然存在,并可能诱发各种矛盾。这些问题或矛盾在经济发展和农民阶层分化中产生,仍要在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和农民阶层分化中解决。因此,需要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和产业转型升级以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城市入口,通过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加快发展农村各类教育以巩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乡村基础,以及通过深化现行户籍制度改革和健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以消除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障碍,促进农民阶层分化深入发展,推进全面现代化进程。

蒋鸣凤^[4]（2019）在《流动人口的阶层认同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历经40多年改革,整个社会经济蓬勃发展,国家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流动人口地位日益凸显。同时,在社会变迁中流动人口的阶层意识被唤醒。因此本文结合社会分层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从流动人口自身情况出发,研究新时期的流动人口阶层认同（主观认为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年（CGSS）数据,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流动人口群体的阶层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理论结合实证最终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流动人口整体的阶层认同处于社会中下层水平。相对过去,他们普遍认为在过去十年中自身的阶层有一定程度提升,但又有少部分人认为自己过去阶层没有变化或反而下降一些。相对未来,他们抱有极大的信心,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未来的社会阶层会下降许多。并且认为十年后他们的社会阶层比起过去将会有更大程度的提升,其流动人口整体的阶层认同将达到社会中上层水平。流动人口整体的阶级认同正向好的方向发展。第二,结合流动人口的阶层认同内部情况看,流动人口内部的阶层认同情况各有差异,形成一定的阶级认同分化。其中流动人口为男性、非党员、非公有单位、低收入、未受教育或个体工商户这类情况时,内部的阶层认同评价差异较大。而从实证分析中得知性别、单位性质、党员身份和地区对流动人口的阶层认同都有一定的影响。同时阶层认同是一种主观感受,个人特质和主观感受等有时会起决定性作用,使得职业、收入、教育与流动人口的阶层认同存在不一致。但除了自我的认知影响外,还会受到社会固有观念或偏见的影响,例如性别歧视的影响,这使男性流动人口阶层认同普遍比女性高。由于流动人口的外来者身份,流动人口更容易受到城市排斥或社会融合问题的侵害。使得党员或公有制单位的流动人口的阶层认同比非党员、非公有制单位的群体更低,和一般城市居民的阶层认同情况完全相反。第三,在文献梳理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流动人口的主客观因素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年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职业阶层、住房状况等客观社会经济因素以及社会公平、幸福感等主观自我感受对流动人口的阶级认同均有显着影响。住房产权对流动人口阶级认同水平的影响与以往研究结果不同。受经济压力的影响,拥有住房产权的流动人口比没有住房产权的流动人口具有更高的阶层认同等级。在主观自我感受方面,社会公平感和主观幸福感对流动人口的阶层认同有积极的影响。社会公平感和主观幸福感越强,流动人口主观认同的阶层等级越高。流动人口是中国城市建设与发展的一大基石,流动人口的阶层认同将会影响中国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流动人口过去的阶层认同上升,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进步的肯定。但另一方面,近三分之一流动人口的过去阶层认同无变化,也说明中国社会结构存在一定的固化及进一步改进的可能。因此,从整个社会发展需求和流动人口本身诉求来看,国家应当针对流动人口完善相关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深化相关社会利益调节机制,加强相关社会治理。建立一个全面的、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推进教育体制、就业体制、医疗卫生体制方面的改革,大力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保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收入,增加其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不断完善户籍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创新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保持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协调好城市居民与外来流动人口以户籍为限制的居住福利差异。更好的保障流动人口的相关权益,提高流动人口的生活水平。给予流动人口安全感,增加了流动人口的公平感、幸福感。从而提高流动人口的阶层认同等级,提高流动人口的生活工作积极性。一定程度上缓解流动人口与社会的冲突和矛盾,使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徐延辉,袁兰^[5]（2019）在《资本积累与农民工群体的阶层认同》文中研究指明阶层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所属阶层和社会位置的感知和判断,阶层认同高低会影响社会成员的态度和努力,进而影响到社会发展的动力。文章从资本积累角度出发,将资本分解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四个维度,探讨了资本存量对农民工群体阶层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物质资本中的家庭年收入和住房所有权、人力资本中的决策能力、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均对农民工群体的阶层认同有影响,其中物质资本影响最大,人力资本影响最小。研究还发现,客观的资本存量通过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的阶层认同产生影响。

史敏^[6]（2018）在《阶层化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融入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民工规模越来越大,并进入了社会融入阶段。在经历了二十余年的流动后,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形成了我国社会特殊的阶层。他们流动的生命历程有诸多相似之处,在新的社会背景下,产生了阶层化趋势。本研究拟从阶层化的视角探讨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阶层化的过程使不同阶层的人在社会行为、生活方式上有非常明显的差别。阶层化一般有两种研究取向:一是个人社会地位的某些层面如职业、经济收入、生活方式;二是社会阶层的成员资格。阶层化理论认为社会群体的阶层化决定个人采取的社会行动。本研究梳理了中国的阶层理论和农民工的阶层化研究后,将结合阶层化的两种取向,从就业场域、私人生活场域、社区公共场域三个方面研究农民工的阶层化,并分别提出了研究假设。就业场域中,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农民工的就业以次属劳动力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为主。生活场域中,农村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性在农民工的个人生活史上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这种习惯在他们流动到城市后面临现代化的生活生产方式处于劣势状态。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社区是其落地的场所,也是除了工作之外,活动时间最多和频率最高的场域,鉴于农民工在目前的城市户籍管理体制下城市身份和资格的问题仍然存在,在社区中仍然存在“外地”、“农村”双重劣势。本研究将使用在厦门、深圳、苏州、东莞四个城市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到的农民工数据,建立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包括经济融入、生活融入、心理融入和社会关系融入四个维度,采用CGSS2010城市市民部分的数据进行统计,与农民工阶层化的相关维度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工处于半融入状态。与城市市民相比,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工作大多处于次属劳动力市场中,劳动权益保障较差,失业风险也偏大,社会保障也差强人意;生活方式上,农民工处于与现代性城市文化较为疏离的状态,消费负担重,休闲上以放松式休闲为主;社区公民身份维度上,农民工已经习得城市基本道德素养,在社区中涉及到资格和权利的社区参与和社区认同要素上,则还没有完全实现。就业维度上,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就业稳定性、就业所有制和就业状态对社会融入有显着性影响,就业稳定性和劳动权益是通过就业满意度的中介效应而影响社会融入。生活方式上,农民工的消费负担限制了农民工经济融入;休闲中的发展型休闲不论是对农民工经济融入还是心理融入都有促进作用;社区公民身份维度上,普遍意义的道德素养并不能提高农民工的社会融入,而涉及到权利的社区参与则能有效促进社会融入,社区认同作为农民工在社区中的主观评价要素也能促进农民工实现社会融入。研究在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深化农民工阶层化理论和社会融入的相关讨论。不同地区的农民工社会融入差异很大,在经济融入和生活融入上尚可,但是社会关系融入成为短板,农民工出现自我隔离现象。农民工的阶层固化现象非常明显,在制度与市场、社会与个人的共同作用下,被塑造成城市的“打工阶层”,被“区隔”在城市社会体系之外并形成自我隔离。由于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的影响,农民工通过就业向上流动的通道非常窄,只能通过非规就业达到中小企业主的形式达到中产阶层。农民工被固化在城市社会底层,成为“外来底层”,无法实现长距离的社会流动。户籍制度在农民工的阶层固化中扮演了重要作用,城市中心主义使户籍制度在地方层面上变形,农民工在社区仍然被区别对待,被区隔在城市公共生活之外无法实现实质的社区公民身份,社会排斥仍然存在。阶层固化现象在农民工自身生活方式的不断演绎下被不断强化和稳定,农民工被动生存型的生活方式成为身份区隔的内在机制,无法获得社会性成长,并导致其自我排斥。多重劣势累加效应下,农民工遭受的不平等被再次巩固。这种“粘地板”的阶层固化趋势限制了他们融入城市。最后,研究者提出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政策建议。

刘风^[7]（2018）在《社会资本变迁中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 ——基于广东省N区的实地调查》文中研究指明我国30多年来的人口流动过程,亦是流动人口不断分化与融合的过程。在流动人口分化与融合过程中,社会资本成为支撑其不断发挥主动性与能动性,获得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的重要资源。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流动人口,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的生产、生活与发展情况,通过解析社会资本的变迁,来讨论流动人口从边缘到中心的迁移以及流动人口主体性地生成。在不同角度下,学者对社会资本做出不同解释,且论述的核心相似。即,社会资本是能够带来价值、收益的一种资本形态。无论布迪厄提到的制度化的网络资源,还是科尔曼认为的人和人之间尚需偿还的关系,抑或是帕特南关注的信任、网络或规范要素,奥斯特罗姆强调的在互动模式中呈现的理解、期望、共享知识、规范和规则,又或者是福山论述的有助于个体间可说明的、相互合作的非正式规范,这些解释视角意涵了社会资本两个重要的类型:制度资源和社会关系网络资源。这两类资源为个体或社会在获得价值或收益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从这个角度上讲,社会关系网络资源和制度资源可作为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实现社会融合的重要资本——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在流动人口的社会流动行动中得以变迁,成为当今研究我国人口迁移的重要理论视角之一。本文将个体置于制度背景以及社会关系网络中,考察制度与社会关系网络对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的生产、生活与发展的具体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资本是流动人口从社会关系网络和制度环境中所可能获得的各类关系资源和制度资源。那么,在学者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把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源称为关系资本,把流动人口的制度资源称作制度资本,以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这两个社会资本类型为主要分析理路,将流动人口自身携带的或者能够在现代社会中获得的社会资本分为制度资本和关系资本两类。制度资本主要涵盖了从宏观到微观、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制度资源,例如户籍制度及其派生出来的相关政策规范、地方政策以及创新性规则等;关系资本则主要意涵了从传统到现代、从内部到外部、由非专业到专业的社会关系网络,例如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业缘关系以及与社会组织建立起来的具有成员资格的组织关系。鉴于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分属于以国家为中心和以个体为中心的两个不同层面的主体,二者之间通过一定的要素才能发生联系,产生互动关系,于是在二者之间引入行动视角,建立一个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互为型塑的分析框架,继而从行动者的行动出发,借由“过程——事件”的分析逻辑,以广东省N区为分析场域,探讨在现代社会中处于社会边缘空间的流动人口是如何利用各类社会资本,实现自我的主体性,进而完成比较华丽的转型。从制度资本的视角来看,对于流动人口而言,他们没有掌握更多地权力,也不是制度的设计者或者具体的政策法规的执行者,他们是在现代社会从事生产、尝试生活、试图发展的群体。他们有的居于底层,有的游走于边缘,有的向上迁移,有的成为群体中的精英。流动人口各式各样的状态,源于他们在一个规则明确的社会中生产、生活与发展,现有的宏观制度不断阻隔着其获得与流入地居民同等的社会对待,致使他们采取多样化的行动去争取权益。比如,流动人口通过钻制度或者政策法规的漏洞获得一定的利益。那么,从社会秩序良性运行的角度来看,流动人口需要一个相对健全的法治环境、具有明确规则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通俗来讲,他们需要一个公平的游戏规则。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或者在当下的社会中暂时不能实现,流动人口则会使用自己认为可行的、有效的办法去谋取利益。也就是说,如若有比较明确的、合理的制度资源能够支持流动人口实现其目标,因流动人口而产生社会问题的发生率则会相应递减,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创造的价值则会更大。宏观的二元户籍制度是阻碍流动人口实现最优社会融合的重要制度性原因,其产生的影响深远且力度大,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央权力不断下放给地方,制度改革被逐渐提上日程,地方政府尤其是处于改革前沿、敢于创新的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先后出台一系列为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的政策,创新各项有利于流动人口社会参与的规则。制度政策环境从约束到开放的转变,为制度资本的变迁、制度资本的整合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从而也为流动人口在规范的制度资本环境中,创造和投资各类关系资本提供了可能性。从关系资本的视角来看,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是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生存与发展过程中所拥有的最重要的社会资本。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增加了流动人口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流动的勇气,为流动人口进入完全陌生的社会搭建熟人圈子的桥梁,让流动人口能够获得相对具有安全感的社会环境。毋庸置疑,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是流动人口维持人情、面子的关键关系网络,为促使其进入流入地的落脚区打下基础。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社会规则不断解构原本牢固的熟人圈子时,具有传统社会特征的人情、面子以及各类由此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都被揭开面纱,露出其中的无力感和困顿,新的社会关系网络被需要。因为只有重新建构适应现代社会特征的关系网络,才能实现流动人口较为长远的目标以及扞卫更为重要的、多元的权益。于是,业缘关系、社会组织为载体的组织关系纷纷登场,并显示出更多的优势,帮助流动人口从无力感和困顿中走出。业缘关系与组织关系突出了流动人口工具理性选择的特点,为流动人口的合理性流动以及获得身份认同与向上流动的机会提供了更加稳固且丰富的关系资源,增加了流动人口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在新的、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关系资本引领下,流动人口得以创造更多财富,获得更多权益,实现向上流动,逐渐摆脱边缘性地位,完善主体性意识,完成社会融合。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其关系资本与制度资本是互为型塑的。制度资本离不开关系资本,关系资本也必须在制度资本的制约下才能发挥其最大功能。故而,关系资本与制度资本只有在相互影响中,才会发挥最优的效果。行动是连接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的内在逻辑链条:流动人口通过行动来表达自身的需求,促使政府与社会发挥制度资本的正面效应;政府与社会通过行动来推动各项制度资源的合理化,确保流动人口可以搭建更多具有工具理性特点的社会关系网络,满足流动人口的需求。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互为型塑的过程,完成了流动人口与现代社会及现代社会居民之间的互动、交换与合作,实现了不同主体间的社会融合,反过来又推动了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变迁、加快实现流动人口的主体性生成目标。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旨在强调:第一,社会资本变迁的过程,即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过程,主要是因为社会资本逐渐发挥积极的效应,推动着流动人口不断表达自身的需求,激发流动人口从“外围”意识向“内核”意识转变,主动性和能动性逐渐提高;第二,制度资本和关系资本作为社会资本的两个主要类型,二者具有积极效应也有消极效应,消极效应阻碍着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积极效应推动着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现代化、城镇化改变了现代社会固有的社会结构,人口结构出现倒挂、社会分层逐渐调整,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环境的转变,促使制度资本和关系资本的消极效应日渐式微,转而发挥更多积极效应,从而推动流动人口获取更多权益。第三,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相互依赖,单方面的资本功能不能发挥其最大的价值,也不能解决流动人口所有的社会问题,只有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才能够从根本上推动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的生产、生活和发展。第四,行动要素不可忽视,其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产生的能量较大。行动主体之间只有通过不断地互动、交往,才能够表达最真实的意愿,获得最精准的信息,从而规划最合理的制度,搭建最有效的关系网络。行动对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这两种社会资本类型具有粘合性效应。总的来说,社会资本的变迁过程是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由被排斥到融合的过程逻辑,投资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在融合过程中的主体性生成具有前瞻性意义。

张卫国,杨雨蓉,谢鹏,高静^[8]（2017）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阶层认同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3CGSS的数据实证》文中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是城镇化的核心问题,农民工思想意识融入城市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该文以农民工阶层认同为视角,运用阶层认同理论,研究了农民工阶层认同的现状及主要影响因素,提出了人力资本、职位价值、经济实力、生活感知、父辈社会地位和家庭背景6个主要因素及对应的16个子因素,通过对2013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资料（CGSS 2013）的数据分析,发现人力资本、职位价值、经济实力、生活感知和家庭背景对农民工阶层认同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但父辈社会地位与农民工阶层的相关关系不显着.其中家庭经济实力、社会态度、政治意识、收入水平和工龄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农民工的个体人口统计特征也会影响其阶层认同.

田丰^[9]（2017）在《逆成长: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的十年变化（2006-2015）》文中提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农民工规模增长面临拐点,教育结构有较大改善,绝对收入也还在持续增长。但农民工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属于城市中的边缘群体。本文使用2006-2015年五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综合调查数据,结合年龄—时期—队列分析方法,发现结构改善没有真正提高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农民工的相对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自评反而在下降,呈现"逆成长"态势。因此,本文认为即便是在劳动力供给下降的情况下,依靠市场因素自发调节和纠正农民工受歧视的地位仍难以实现,应该对社会政策的影响加以深刻反思。

顾东东,杜海峰,刘茜,李姚军^[10]（2016）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社会分层与流动现状》文中认为利用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2013年西安交通大学"新型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课题组深圳调查数据,基于新型城镇化背景,结合十大阶层理论,调整社会阶层划分方法;透过横向、纵向两个维度,户籍、代际、代内三重视角,综合考察农民工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现状。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工阶层结构呈"金字塔型",普遍分布于蓝领、雇员阶层;多数农民工通过进城务工实现上升流动,城镇打工期间则以平层流动为主;农民工阶层体系的平等性、公平性和开放性虽有较大改观,但与城镇居民尚存一定差距。当代农民工群体已经分化,"社会封闭""阶层固化""结构化与再生产"趋势初步显现,"碎片化"和"集团化"特征尚未出现。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农民工阶层的特征与社会地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民工阶层的特征与社会地位（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期农民工群体的阶层地位及其保障（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影响因素与发展趋势 ——新时代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流动人口的阶层认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阶层化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融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社会资本变迁中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 ——基于广东省N区的实地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8）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阶层认同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3CGSS的数据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9）逆成长: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的十年变化（2006-2015）（论文提纲范文）

（10）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社会分层与流动现状（论文提纲范文）

四、农民工阶层的特征与社会地位（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期农民工群体的阶层地位及其保障[J]. 叶鹏飞.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5)
• [2]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D]. 王通. 南开大学, 2019(05)
• [3]影响因素与发展趋势 ——新时代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研究[D]. 裴新伟. 南开大学, 2019(04)
• [4]流动人口的阶层认同研究[D]. 蒋鸣凤. 西南财经大学, 2019(07)
• [5]资本积累与农民工群体的阶层认同[J]. 徐延辉,袁兰. 社会建设, 2019(01)
• [6]阶层化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融入研究[D]. 史敏. 厦门大学, 2018(07)
• [7]社会资本变迁中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 ——基于广东省N区的实地调查[D]. 刘风.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8]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阶层认同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3CGSS的数据实证[J]. 张卫国,杨雨蓉,谢鹏,高静.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7(11)
• [9]逆成长: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的十年变化（2006-2015）[J]. 田丰. 社会学研究, 2017(03)
• [10]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社会分层与流动现状[J]. 顾东东,杜海峰,刘茜,李姚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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