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新技术产业在崛起（论文文献综述）
韩美琳[1]（2021）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文中提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是我国备受关注、持续多年、任重道远的经济话题。近些年,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章虽然很多,大多都是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阐释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和规律。也有部分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列宁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解析产业结构变迁,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分析并不多见。本文则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相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更是对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的应用和补充。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话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引出的。此前的通常提法都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或“产业结构调整”。几种不同的提法虽然在含义上彼此相似,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提上日程却意味着结构性矛盾已经相当突出,解决问题的期盼也十分紧迫。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短板暴露无遗。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的过剩产能,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因此,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基础上,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一要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城乡发展均衡、以创新为动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要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并显着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益;三要具有一流竞争力、质量的可靠性与品牌影响力,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是统一的。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一环,能够加速“高质量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高质量发展”势必会倒逼产业结构进行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强做优”。（1）可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是理解和指导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阐释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部类内部不同生产部门（行业）之间,必须保持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这种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一旦遭到破坏,产业结构就会出现失衡,供需关系扭曲,我国经济出现的大量过剩产能,就是违背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的结果。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学说,是诠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钥匙。科技进步条件下,资本积累不断追加,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总是以技术的进步、创新为前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产业资本的配置方式必然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更高层次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既是资本构成向高度化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固有特征。马克思的产业竞争理论,阐释了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竞争结果优胜劣汰,不仅不是资源的浪费,而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途径。产业竞争理论启示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2）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和“高质量发展”学说,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实现途径和原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高质量发展”是统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原则。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质的飞跃。纵观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经过几个阶段的调整、优化,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而言任重道远。现存的结构性问题是: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次不高;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究其问题成因可从七个方面概括:一是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二是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不佳;四是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五是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六是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七是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上不够到位。存在的问题成因说明,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忽视效率和效益的发展方式和理念,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原理和要求。因此,痛定思痛,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开阔视野,本文在借鉴美、日、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及成因,遵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理念,从五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一是从宏观制度层面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二是从中观产业技术层面强调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三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呼吁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研发能力;四是从企业运营机制角度要求转变经营管理模式;五是从市场供给端发力,强调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认为,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如何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而思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也是综合性的。它不仅涉及到政府、企业、个人不同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能够收获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积极效应,而且还要承受企业破产员工下岗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要求深化财税、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制度改革配套跟进,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扫清障碍。总之,只要我们坚定改革信心,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会迈出更快步伐。
张彩云[2]（2020）在《中国高技术产业集聚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工业技术的迅猛发展,高技术产业凭借知识和技术要素密集、资源消耗低、附加值高等优势,成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高技术产业经历了三十余年的快速发展,2000-2018年间,我国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增长81.63%,2018年中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3.9%。在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表现出在特定地区集聚的现象,且集聚区发展势头超过传统产业集聚区,如美国硅谷、韩国大德科技园、中国中关村等,这种产业集聚形式提升了产业在国际中的竞争力,同时对区域经济发展有推动作用,成为促进区域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因此,研究高技术产业集聚及其产生的效应尤为重要。本文主要研究高技术产业集聚及其对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首先对产业集聚及相关理论的文献进行了较为系统地回顾、分析和评述,阐述了产业集聚和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基本理论并分析了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形成机理,再对其产生的三个效应进行机理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现状及中国高技术产业集聚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格局演变。然后,对中国高技术产业集聚产生的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分析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进而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中国高技术产业及其细分行业经济发展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增长速度变缓。在高技术产业细分行业中,电子信息通信设备制造业发展的增长速度最快。高技术产业及其细分行业区域分布不均衡,表现为区域差异先扩大后缩小,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其中,广东、江苏、山东、上海、浙江、北京等地区集中最明显。在高技术产业细分行业中,医药制造业在区域分布上与其他细分行业相比较为均衡。第二,高技术产业及其大部分细分行业集聚度处于较高水平,在2008年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最高出现了拐点,在拐点之前集聚度的增长速度较快,超过拐点后增长速度变缓。东部是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最高的地区,其中,上海、北京、天津、广州和江苏等地区集聚水平最高。高技术产业及细分行业集聚水平普遍存在显着且正向空间相关性,主要集聚类型是HH型和LL型。第三,我国高技术产业集聚整体上来看对经济增长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但在对其进行非线性研究中发现,高技术产业集聚度低于门槛值时,对经济增长有正向效应,超过门槛值后会降低经济增长率。我国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强。全国大部分省份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经济增长,有少部分省市出现集聚的负外部效应大于正外部性的现象。第四,我国高技术产业集聚对本区域技术创新水平和邻近省域技术创新水平都起到促进作用,对邻近省域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表现为空间溢出效应,同时发现溢出效应受到地理距离远近的影响较大,即距离越近溢出效果越显着。我国高技术产业集聚对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高技术产业集聚对本地和邻近区域技术创新水平具有显着正向促进作用,西部地区该效果不显着。第五,高技术产业专业化集聚对总体劳动生产率和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产生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中对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最大,并且在后期的促进效果要高于前期。高技术产业多样化集聚对总体劳动生产率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影响不显着,对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较弱。
邵冰[3]（2020）在《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文中认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以国家干预为出发点可以获取最大限度的贸易利益并提高本国的经济福利。日本政府通常被认为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个典型。日本作为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岛国,其人口众多,国土面积狭小,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能源及市场等多重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是二战后,日本经济从战乱后的一片废墟中迅速崛起,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和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在国际经济竞技场上连续摘取“经济大国”、“金融大国”、“最大债权国”等桂冠,并成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可以说,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取得与其对外贸易活动的有效开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许多分析认为,日本经济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日本政府成功地实施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二战后,日本政府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实施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实现产业重建,采取了限制进口、振兴出口、积极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日本的贸易政策内容开始由限制进口、替代进口向出口导向、扩大出口转变,日本政府调整关税政策替代进口限制并设置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税率,逐步放松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来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重点扶植重化工业的发展。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年）,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进入高级阶段,协调与竞争并重,一方面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以减少各国的谴责,另一方面,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积极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高效率地进行资源配置,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通过减量经营和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从而促进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带动国内经济的回升和发展。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为应对冷战后新时期国内外经贸发展战略环境的变化,日本继续推行贸易与投资并举的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同时继续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积极开展战略性贸易外交,利用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调进一步获取贸易优势并促进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综观战后70多年以来日本的经济发展,“保护产业、扶植出口”一直是贯穿日本贸易政策的一条主线。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视角来看,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实行的是初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通过对具有发展潜力的战略性产业和具有“外部经济”效应的高新技术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收益并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日本实行的是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确定合理的规模经济产业国际分工原则,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世界范围内高效率地配置资源,以继续获得贸易优势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国家层面看,由于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外部性和经济秩序不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为国家干预经济和贸易活动提供了原因和依据,且在某些条件下国家政府的干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它可以改善贸易条件、转移垄断利润、强化竞争优势,因此维护国际贸易利益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实现国家利益需要正确的贸易政策,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植战略性产业发展,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根据日本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实施适合日本国情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也为日本国家战略从“经济中心导向”向“大国化目标”发展和演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产业层面看,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将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结合发展,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全力扶植那些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经济性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使其以强劲的国际竞争能力,实现赶超欧美经济大国的战略目标,不仅实现了产业的现代化,而且促进日本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不断攀升。战后日本的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半导体工业的大发展,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成功运用的典范。从企业层面看,日本特殊的企业组织体系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有着重要的关系,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载体,独特的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运行机制,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开辟了稳固的前沿阵地。日本企业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与产业发展和贸易利益密切结合的特征,日本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中同样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此外,日本企业的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互配合,日本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均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目标明确、重点突出、灵活运用和追求动态效应等特点。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把双刃剑,既对日本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能力提高带来积极效果,也对日本经济和贸易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和后果。当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结构不完善等问题,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仍以进料加工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最能代表一国出口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方面与贸易强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看,当前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增速呈结构性放缓,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传播给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虽然最早由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且从发达国家应用的角度进行阐释和研究,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适用,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良好的指引。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许有益于世界经济和福利的改善,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未必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国际市场普遍存在的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对称所决定的市场不完善性为一国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战后日本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经济和贸易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一是要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二是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三是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四是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五是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刘伟岩[4]（2020）在《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2008年经济危机后,为摆脱经济下行的轨道,美国、日本、德国先后提出了“重振制造业”（2009年）、日本版“第四次工业革命”（2010年）、“工业4.0”（2012年）等战略计划,而我国也于2015年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这些战略规划的陆续出台拉开了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Io T）、人工智能（AI）等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帷幕。而作为第二经济大国,我国应如何借助于这一难得机遇来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则成为亟待思考的问题。回顾日本走过的“路”可知,其也曾作为“第二经济大国”面临过相似的难题,且从中日经济发展历程比较和所面临的“三期叠加”状态来看,我国现阶段也更为接近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而日本却在当时的情况下借助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成功地推动了国内产业的改造升级。基于此,本文以日本为研究对象并将研究阶段锁定在其取得成功的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进而研究其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以期为我国接下来要走的“路”提供极具价值的指引和借鉴。在对熊彼特创新理论以及新熊彼特学派提出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产业技术范式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部门创新体系理论等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本文借助于此从创新体系的视角构建了“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即:从整体产业体系来看,其属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过程,该过程是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且两者间的匹配性决定着产业升级的绩效;而深入到具体产业来看,其又是通过催生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来实现的,对于此分析的最佳维度则是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同样地,两者间的匹配性也决定着各产业升级的成效。回顾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可知,其呈现出三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重化型”化,70～80年代的“轻薄短小”化,以及90年代后的“信息”化。其中,“轻薄短小”化阶段是日本发展最为成功的时期,也是本文的研究范畴所在。分析其发生的背景可知:虽然效仿欧美国家构建的重化型产业结构支撑了日本经济“独秀一枝”的高速发展,但在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后,这一产业结构所固有的局限性和问题日渐凸显,倒逼着日本垄断资本进行产业调整;而与此同时,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恰为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这种机遇对于后进国来说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机会均等”的,该国能否抓住的关键在于其国内的技术经济发展水平,而日本战后近20年的高速增长恰为其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且“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发展战略又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其积累了殷实的技术基础。在这一背景下,借助于上文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后文从创新体系的视角解释了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是如何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以及日本为何更为成功的。就整体产业体系而言,科技革命的发生必然会引致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进而推动产业升级,且这一过程是在由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创新主体联盟等构建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战后科技革命的发源地仍是美国,日本的参与借助的是范式转换过程中创造的“第二个机会窗口”,换言之,日本的成功得益于对源于美国的新技术的应用和开发研究,其技术经济范式呈现出“应用开发型”特点。而分析日本各创新主体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创新行为可以发现,无论是政府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等支持创新的行为,还是企业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遵循“现场优先主义”原则、实施“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以及培训在职人员等创新行为,或是大学和科研机构针对产业技术进行研究、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以及培养理工科高科技人才等行为,亦或是“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型的创新主体联盟联合攻关尖端技术、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等行为都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微电子技术发展潜力的。而这种“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间的相匹配正是日本能够更为成功地借力于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根因所在。进一步地从具体产业来看,科技革命引致的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表现为新兴技术转化为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和改造传统产业技术范式的过程,这也是科技革命“双重性质”的体现。而对这一层面的分析则要用到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在选取半导体产业和计算机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的代表,以及选取工业机器产业（以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为主）和汽车产业作为微电子技术改造传统机械产业的典型后,本文的研究发现:由于这些产业在技术体制、所处的产业链位置、所在的技术生命周期阶段等方面的不同,其产业技术范式是相异的,而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这些产业上均实现自主创新并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日本各创新主体针对不同的产业技术范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分别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而进一步比较各部门创新体系可知,日本政府和企业等创新主体针对“催新”和“改旧”分别形成了一套惯行的做法,但在这两类产业升级间又存在显着的差异,即:日本政府在“催新”中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中均表现出了贯穿始终的强干预性,尤其是在计算机产业上;而在“改旧”中则干预相对较少,主要是引导已具备集成创新能力的“逐利性”企业去发挥主体作用。作为一种“制度建设”,创新体系具有“临界性”特点且其优劣的评析标准是其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日本能够成功地借力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推动国内产业升级的经验就在于其不仅构建了与当时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而且注重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加速推进了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并推动了新旧产业的协调发展。但是,这种致力于“应用开发”的“追赶型”创新体系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基础研究能力不足,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以及政府主导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等,这也是日本创新和成功不可持续以致于在20世纪90年代后重新与美国拉开差距的原因所在。现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在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追赶先进国家的“机会窗口”的同时,也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追跑”“齐跑”“领跑”并行发展的机遇,并为传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会。由于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因此,必须构建极其重视基础研究且具有灵活性的国家创新生态体系,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以及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等。
张芳[5]（2020）在《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既要面临着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面临着资源日益匮乏的挑战。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绿色产业,走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道路,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其中绿色发展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指导国民经济改革发展的核心理念之一。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这一基本国策。中国在改革开放40多年里,以GDP为主要导向大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种高污染高耗能高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越来越受到环境资源的约束,中国近年来的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问题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中国亟需加快推进绿色发展道路,实施发展方式向绿色转型。随着传统粗放式经济发展路径不仅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造成地球资源的加速枯竭,传统产业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诟病,世界各国对绿色产业发展逐渐加以重视,理论界与实业界也广泛关注,把绿色产业发展视为突破当前发展瓶颈的新路径。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如何优化,如何稳步推进对我国国民经济有着重要影响,因此,研究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也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论文在对绿色产业相关理论和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了产业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管理学以及政治学等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着重将产业组织理论、产业创新理论、产业结构升级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相结合,以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选择优化及制度创新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分析了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相关理论问题,在研究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以及绿色产业发展的动因的基础上,对国外发达国家发展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经验进行研究,以及选取国内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和发展过程中经历波折的光伏产业进行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对绿色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从理论视角分析提出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选择,即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有效路径,科技创新是根本路径,国有资本引领是现实路径;进一步分析了三个路径在实践推进中遇到的障碍和困难,并从现有制度安排存在的问题着手,提出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最后,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论文对促进我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提出相关制度创新建议。全文的结构框架,除去主要研究结论之外,共分为九章。第一章导论中,首先,阐述论文选题的时代背景及其意义;其次,着重对绿色经济的历史演变及其概念进行界定,进而对绿色产业的国内外的不同内涵及其特征进行阐述,并对绿色经济、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释;再次,对本文的研究思路、论文写作的结构框架以及运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最后,指出了本文研究可能的主要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二章主要对论文涉及的相关理论与文献进行了综述。本章主要对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系统回顾和梳理,并对近年来关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问题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综述,从而为论文的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和文献基础。第三章主要分析了我国传统产业在发展路径上的局限性以及绿色产业发展动因。首先,分析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发现传统产业发展路径依赖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和不可持续;其次,从理论上分析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动因,主要运用产业组织和资源环境经济学理论从环境、产业发展和国家竞争力提升角度进行分析;最后,本章还对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环保产业、风力发电以及其它绿色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总结,并分析了绿色产业发展所带来的的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第四章主要从历史与现实角度分析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与制度体系现状。首先,从产业组织演化视角对市场经济与绿色产业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破析,并探讨了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及其时代特征;其次,对近年来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制度体系现状进行总结回顾,并进行了反思和展望。第五章主要对国外发展绿色产业的路径选择经验进行系统分析。首先,本章将对国外发达国家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进行总结,主要分析美国、日本和法国等国的在绿色产业发展路径方面的成功经验,并着重分析这些发达国家绿色产业得以成功发展在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方面的有效举措;其次,结合我国的国情,分析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我国发展绿色产业的路径选择借鉴意义和启示。第六章主要是我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案例对比研究。本章选取了两个发展径不同的案例来验证发展绿色产业过程中路径选择的重要性。一个是新能源汽车产业,传统汽车产业通过转型升级,产业链协同发展,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大力促进科技创新,国有资本的全产业链支持提升了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化商业化的进程,从而使新能源汽车产业整体不断发展壮大;另一个是光伏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盲目扩张,发展路径过于依靠政策补贴,发展战略混乱,技术创新不足,最终不但没有使得光伏产业获得市场竞争力反而在短时间造成产能过剩,致使整个行业停滞不前,甚至曾经的行业领军企业也濒临倒闭。通过这两个案例对比研究,本章剖析了绿色产业发展中不同的发展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性。第七章主要对中国绿色产业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从理论上分析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具体路径选择问题。首先,对中国绿色产业的生产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我国以高技术产业为代表的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呈现上升趋势,技术进步对生产率带动作用明显,而规模效应不明显;其次,实证分析了影响绿色产业生产率的主要因素,验证了理论假设;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从理论上提出并论述了我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选择,即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发展绿色产业的有效路径,促进科技创新是发展绿色产业的根本路径,国有资本引领是发展绿色产业现实路径。第八章主要对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及其制度原因进行了分析。首先,从理论和现实视角分析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在实践中遇到了的障碍和困难;其次,对当前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遭遇的实践障碍进行了制度层面的分析,并阐释了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制度创新的必要性。第九章主要是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制度创新研究。为了有效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打造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绿色产业。首先,从产权角度,论述了绿色资源产权的界定和保护的相关制度创新问题;其次,系统地阐释了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激励机制创新问题,主要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科技创新、绿色产业投融资、绿色税收等方面进行激励制度创新;最后,本章还探讨了绿色产业发展与非正式制度创新的关系,主要从绿色文化、绿色社会责任和非政府绿色组织建设等角度探讨非正式制度创新问题。最后,对论文的全部内容和相关结论作简要总结。
焦英俊[6]（2020）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经济增长规模令世人瞩目,基本成绩不容否定。但是,当前国内经济发展依然面临着严峻的困难和挑战:传统增长红利空间日趋紧缩,后发优势逐渐消退,实体经济大而不强的特征仍旧明显,经济下行风险依然较大。单纯依靠要素驱动已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中国经济良性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变。历史和现实表明,创新是推进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源动力,而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创新高地不仅能够直接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而且具备很强的外部性,对于提高经济技术效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近年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已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产业增加值跃居世界第一位。同时,作为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和高新技术产业布局的主要载体,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国家高新区）发展日新月异,创新产出效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成为各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中流砥柱。然而,高新技术产业是否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起了良好的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需要进一步验证。鉴于此,本文基于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层面和国家高新区层面的双重研究视角,剖析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所带来的外部市场绩效,这种外部市场绩效在本文集中体现为区域技术效率的提升。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为:首先,从理论上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机理进行阐释;其次,从中国省级、地级市视角揭示了高新技术产业和技术效率的时空演变及协同分布特征;再次,利用中国省级、地级市和国家城市群数据实证剖析了不同阶段、不同地区在不同环境变量约束下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的异质性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最后,基于主要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启示。第一,通过理论论证,本文阐释了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机理与特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过程具有较强的外部性,能够带来显着的技术效率溢出效应,同时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对于本地区而言,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通常能够产生直接技术效率溢出,提高本地区技术效率;另一方面,长期内,高新技术产业也有可能带来路径依赖和技术锁定效应,阻碍本地技术效率进步。另外,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集聚倾向性,因此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带来规模效应,但是若其集聚程度过高,则可能会引发拥塞效应,导致负向技术效率溢出。对于邻近地区而言,一方面,本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有可能带来回波或极化效应,导致邻近地区发展环境恶化,不利于技术效率提升;另一方面,高技术产业也可能带来扩散或涓滴效应,使得邻近地区的发展环境得到优化,促进技术效率提升。第二,基于中国省级层面数据,利用传统数理统计模型、随机前沿模型以及地统计模型考察了高新技术产业和技术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以及两者的空间相关关系。从空间分布来看,东部沿海大部分省份以及陕西、四川等地的高新技术产业整体集聚程度较高;东部沿海大部分省份以及四川、安徽、湖北等地的高新技术产业多样化集聚程度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的专业化集聚程度较高;除河北以外,广大东部沿海省份的技术效率较高,其他地区相对较低。另外,高新技术产业与技术效率的空间分布重心整体上均向南移动,且近十年以来,技术效率空间分布重心整体上朝东南方向移动,同时高新技术产业空间分布重心朝西南方向移动,两者空间分布重心相向而动,呈空间收敛态势。此外,技术效率与高新技术产业区位商、多样化集聚指数显着正相关,与专业化集聚指数显着负相关。第三,基于中国省级层面数据,应用地统计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以及不同集聚形式下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各省级地区的技术效率呈显着空间正相关关系;技术效率和高新技术产业区位商的“热点-冷点”区域重叠范围较大,且近年来两者的“热点”区域大致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地区,而“冷点”区域位于青海及其周边省份;高新技术产业的整体集聚和多样化聚集均能够显着地促进本地和邻地技术效率的提升,且技术效率溢出呈“倒U型”特征;但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专业化聚集未能促进本地和邻地技术效率的提升。第四,基于中国地级市和国家高新区层面数据,采用传统数理统计和地统计模型刻画了国家高新区和城市技术效率的空间协同演进和空间耦合状况。研究发现,样本城市的技术效率整体上不断提高,同时,设有国家高新区的城市技术效率明显高于未设国家高新区城市,且2007年后差距更大。从整体上看,地级城市技术效率和国家高新区产值的空间分布格局皆是以南-北方向为主,东-西方向较弱,空间分布平均中心均位于浙江省境内,二者地理距离较近。近年来,技术效率的空间分布主趋势明显地向国家高新区产值的空间分布主趋势方向偏移,同时,二者在空间发展上呈现出高度耦合状态,而且在2017年两者的空间耦合系数更是高达93.58%,说明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空间正相关关系。第五,基于中国地级市和国家高新区层面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揭示了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的异质性特征及其空间衰减边界。研究发现,2000-2017年国家高新区能够显着地促进本地技术效率提升,但不利于邻地技术效率提升。然而,国家高新区能够显着地促进区域整体技术效率提升。就不同阶段而言,2000-2010年国家高新区未能促进本地和邻地技术效率提升。但在2010-2017年,国家高新区能够显着地促进本地和邻地技术效率提升,同时国家高新区的技术效率溢出随地理距离的增大而衰减,且衰减区域大致分为三个区域:一是160公里以内,此范围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的密集区域,且溢出系数未明显下降;二是160-260公里以内,此范围内溢出系数仍显着为正,但其数值快速下降,同时260公里也是技术效率外溢的半衰距离;三是大于260公里地区,此时空间溢出系数不再显着,且当地理距离达到440公里时下降为0。事实上,对于大部分省份而言,以省份中心为圆心,以260公里为半径的圆弧基本上能够辐射一省绝大部分区域,大于260公里的区域极有可能超出了省界。因此,可以认为,省界对于国家高新区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国家高新区更倾向于提供“本地化服务”,尤其在省级层面上表现得更加突出。第六,基于中国城市群和国家高新区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剖析了不同地区、不同时段国家高新区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2000-2017年全部10个样本城市群的国家高新区都能够显着促进本地技术效率的提升。但是,在京津冀内部的本地国家高新区不利于邻地技术效率提升,而海峡西岸、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内部的本地国家高新区却能够促进邻地技术效率提升。从整体上看,山东半岛、中原、长三角、海峡西岸、珠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等7个城市群的国家高新区能够显着促进区域整体技术效率的提升,而东三省、京津冀和关中平原城市群的国家高新区未能对整个地区技术效率产生促进作用。从不同时段来看,2000-2010年,除了关中城市群外,其他城市群内部的本地国家高新区能够显着地促进本地技术效率提升,同时在京津冀和成渝城市群内部,本地国家高新区能够积极促进邻地技术效率的提升。从整体上看,京津冀、长三角、长江中游和和成渝等4个城市群的国家高新区能够显着地促进区域整体技术效率的提升。然而,东三省、山东半岛、海峡西岸、珠三角、中原和关中平原等6个城市群的国家高新区未能对整个地区的技术效率产生促进作用。2010-2017年,全部样本城市群的国家高新区都能够显着地促进本地技术效率提升。但是,京津冀城市群内的本地国家高新区不利于邻地技术效率提升,而海峡西岸、珠三角和关中平原等3个城市群的本地国家高新区却能够显着地促进邻地技术效率提升。此外,东三省、山东半岛、中原、海峡西岸、珠三角、关中平原和和成渝等7个城市群的国家高新区能够显着地促进区域整体技术效率提升。但是,京津冀、长三角和长江中游等3个城市群的国家高新区未能对整个地区技术效率产生促进作用。第七,利用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和核密度分析等方法探讨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的影响因素。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不仅取决于内部创新效率,而且与地区间“发展距离”有关。研究发现,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内部的创新效率总体上呈不断上升趋势,同时东部地区最高,中部和西部次之,东北地区最低;拥有较多大型高新技术企业的地区不仅具有更高的创新效率,而且创新效率波动较小;高新技术产业市场结构对其创新效率水平和波动都没有显着影响;在国有高新技术企业比重较大的地区,虽然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水平相对较低,但是创新效率波动较小;政府干预不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水平的提升,同时对创新效率的波动没有显着影响;开放程度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水平和波动均无显着影响;地区间的“工资距离”与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高度相关,工资水平差异越小,技术效率空间溢出越大。本文论证了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机理,基于空间视角实证剖析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效率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启示。本研究预期能够为优化高新技术产业空间布局、健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完善国家高新区和国家城市群战略规划等提供科学的理论和经验依据。
姜宝中[7]（2020）在《中国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国家级新区作为区域经济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级新区是由国务院直接批复建设的超大规模综合性城市新区。国家级新区具有多元的战略目标,即承担着解决区域和国家经济发展中各类系统性问题,也肩负着探索区域和城市有效发展路径的重要使命。目前,我国的国家级新区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对外开放、产业融合发展、创新机制体制等方面的示范区和试验区,发挥了带动城市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然而,从国家级新区发展实践来看,仍然存在产业功能与城市功能分离、管理制度与实际情况缺乏良性互动、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创新要素培育与累积逐年减缓等问题。选择合适的视角和理论方法,探索国家级新区发展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国家级新区建设成效和面临的问题。利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国际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以及对城市创新能力促进作用和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这些研究对破除国家级新区发展困境、促进其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只有解决好这些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才能更好的发挥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本文以城市地域空间理论、城市网络理论、产业集聚与城市经济发展理论为基础,从国家级新区发展现状为出发点,详细分析国际级新区发展中面临的困难,给出国家级新区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基于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分析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同时研究国际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科技创新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的促进作用。依据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提出破解国家级新区发展困境的对策建议。首先,基于2006-2018年城市经济发展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实证结果发现:一方面国家级新区发展能够有效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国家级新区发展拉大了城市之间经济增长的差距。进一步实证分析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异质性时,实证结果说明: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既存在区域异质性,也存在城市行政等级异质性。具体来说,国家级新区发展对东部地区城市和南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着,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北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着,说明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国家级新区发展对促进直辖市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对非直辖市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不显着,说明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具有行政等级异质性。其次,基于2003-2016年中国3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实证结果发现: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科技创新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同时,国家级新区在促进城市科技创新方面同样存在区域异质性和城市行政等级异质性。具体来说,国家级新区对东部地区城市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效果显着,而对中西部城市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显着;国家级新区对直辖市城市科技创新具有一定的作用,而对于非直辖市城市科技创新的作用效果不显着。最后,基于2005-2018年中国3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城市产业结构升级“量”和“质”两方面的衡量指标,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国家级新区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实证结果发展:国家级新区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国家级新区对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中具有区域异质性和城市行政等级异质性。具体来说,国家级新区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在“量”和“质”两个方面都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国家级新区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一方面,国家级新区对东部地区城市和南方城市产业结构“量”的升级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北方城市则产业结构“质”的升级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国家级新区对直辖市地区城市产业结构“量”的升级具有显着效果,但对其“质”的升级产生作用不显着。国家级新区对非直辖市城市产业结构“质”的升级具有显着促进作用,但对其“量”的升级作用不显着。综合上述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可以看出,国家级新区对我国城市经济增长、科技创新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均具有促进作用。国家级新区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和行政等级异质性。同时看到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放缓,且国家级新区自身的发展和建设也面临着各种困境。为此,需要在优化国家级新区的空间布局、促进国家级新区产业优化发展、完善国家级新区治理模式、化解国家级新区的招商引资困难,以及加强国家对国家级新区建设的支持力度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破解国家级新区发展难题,发挥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
孔贝茜[8]（2020）在《芯片依赖型产业脆弱性研究》文中指出“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是“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的战略目标,芯片产业作为信息技术产业的基础,在此过程中承担着日益关键的作用。国民经济各产业在凭借与芯片产业建立的产业关联迎来产业升级带来发展红利的同时,也会在芯片产业受到冲击时面临诱发产业脆弱性的危机。如何对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的产业脆弱性进行全面、客观的研究,防控产业脆弱性在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中的诱发和传播,成为了社会关注的重点课题。基于此,本文首先立足于芯片和相关产业发展实际,指出了这些产业在当前存在的问题。其次,为了芯片依赖型产业筛选的目标从投入产出理论着手,构造芯片依赖度系数定向筛选出了以电机产业为首的12个芯片依赖型产业并量化了产业间的关联关系。再次,在得到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的基础上,运用回归分析法对影响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脆弱性的主要因素进行了确认。在此基础上,为深入探究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系统内的产业脆弱性静态特征和动态演化过程,通过复杂网络相关理论构建了芯片依赖型产业有向加权网络。一方面,通过静态脆弱性分析,证实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网络从拓扑性质上具备显着的无标度特征。通过针对产业网络节点的随机攻击和故意攻击两种模式,识别出仪器仪表产业以及雷达及配套设备、广播电视设备产业有高产业脆弱性风险,需进行重点防控。另一方面,本文通过结合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实际构建了产业动力学模型对产业脆弱性动态演化过程进行了仿真,探究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脆弱性演化规律.研究发现,产业脆弱性传播强度越强,产业对产业脆弱性传播的有限免疫能力越弱,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脆弱性动态传播能力越强,网络所受损失越大。定向调控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与GDP的比值指标、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率、国际收支比率和产业应收账款净值同比增长率能够起到控制和消减产业脆弱性的动态演化的作用,是消减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脆弱性的参考之策。最后,综合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脆弱性研究结果,提出产业脆弱性防控、消减策略,本文研究对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的确定标准进行了界定,扩展了复杂网络在产业脆弱性研究的应用。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在实际中通过调控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脆弱性主要影响因素对有效识别、防控和消减产业脆弱性的动态演化进行了探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秦晓钰[9]（2020）在《创新型人力资本驱动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研究》文中提出21世纪以来,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和国家创新体系的逐渐完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因此,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下的创新源泉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需要进一步地研究和分析,这也是解决经济持续增长、加速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关键。本文基于创新源泉的视角,研究创新型人力资本通过影响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模式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具体作用过程,能够更加清晰地给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和经济发展的未来方向。本文从第二章的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中,梳理出经济增长源泉的追溯思路、总结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内涵、把握人力资本与创新的关系,为从创新型人力资本视角研究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提供理论依据和研究基础;第三章则系统研究了创新型人力资本作为创新源泉,驱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内在作用机理;第四章对创新型人力资本积累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基本情况进行总结概况,为后期研究提供事实依据和数据支持;第五章基于GTAP模型,一方面通过要素对比分析,对当前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进行诊断,另一方面从创新型人力资本积累的不同方案着手,研究创新型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实现创新驱动的具体影响;第六章围绕创新型人力资本与创新成果产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创新型人力资本向创新成果转化的具体路径,为创新型人力资本驱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提供更加具体的路径支持。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得出了如下结论:结论一,作为创新源泉的创新型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通过影响创新来驱动经济持续增长。研究指出,创新型人力资本具备稀缺性的创新能力,同时能够产生边际报酬递增和产出乘数效应,进而辐射和带动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创新发展,是形成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本源;进一步以知识创新模型为基础,基于中国经济增长事实研究创新型人力资本的创新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一方面通过直接影响国内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驱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还会受国际技术溢出效应和自身技术吸收能力的影响,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可能性随着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逐渐增大,且国内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越接近,转化国外先进技术的能力也越强。结论二,伴随着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中国经济增长正在逐步向创新驱动迈进。改革开放以来,创新型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均获得全面提升,总量水平达到世界前列,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向创新驱动转型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和源泉。伴随着创新型人力资本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研发经费投入总量持续增长,研发投入强度跻身世界前列,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稳步提升,技术市场日渐完善与成熟,中国经济增长正逐步向创新驱动迈进。结论三,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仍以要素驱动为主,但创新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越发突出。基于GTAP模型对比创新型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以及非创新型人力资本三类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得出:首先,从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规模报酬来看,物质资本和非创新型人力资本都表现出规模报酬递减性质,唯有创新型人力资本表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其次,从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作用领域来看,创新型人力资本更多地作用于居民收入和社会福利,可以显着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加社会的福利水平,物质资本则主要作用于出口贸易,非创新型人力资本则表现出社会福利不降反升的现象;再次,从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趋势来看,创新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呈现不断上升趋势,而物质资本和非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作用则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说明随着非创新型人力资本增速的放缓,中国经济正逐渐从长期依靠非技能型劳动力获取国际比较优势的贸易方式中转变出来。结论四,创新型人力资本从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以及国际竞争力提高三个层面,显着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向创新驱动转型产生作用。首先是宏观经济层面,创新型人力资本会全面性带动GDP增长、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及社会福利增加,进一步推动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且随着创新型人力资本加速积累,经济增长呈现乘数效应,对外贸易参与度和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其次是产业层面,创新型人力资本对高科技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作用最大,且随着创新型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产业增加值的增长效应和出口优势的提高效应也最为明显。最后是国际竞争力层面,创新型人力资本依然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高科技制造业的提升效果最为显着,且随着创新型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两个产业部门的创新优势更加突出,国际竞争力也进一步提升。结论五,创新型人力资本对科技成果产出的影响,呈现出先上升、后轻微下降、再不断提升的三阶段非线性变动特征。改革开放初期,GDP—直是推动中国科技创新的主要影响力量,创新型人力资本的推动力度还处在相对较弱的阶段,但这一时期创新型人力资本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加大,创新型人力资本向创新成果转化的速度正在不断加快;21世纪之后,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数量增长逐渐成为促进中国科技成果产出的重要力量,而创新型人力资本质量的影响度还有待提升,且一定时间范围内呈现波动态势,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科技成果产出正处在从创新型人力资本的数量依赖向质量推动转变的转型期;近年来,随着创新型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和科技创新的不断发展,创新型人力资本对科技成果产出的作用已经从数量促进型慢慢转移到质量推动型,创新型人力资本质量水平在科技创新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单纯的数量型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作用度呈现递减的态势。另外,中国的科技成果产出存在明显的省际和区域异质性,东部区域各省份的创新型人力资本质量对科技成果产出的作用力度更大,而中西部的科技成果产出效率与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创新型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度相对较弱。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存在于以下三个方面:创新之一,从创新源泉——创新型人力资本的视角,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向创新驱动的转型。从创新源泉的角度,诠释了创新型人力资本的概念;基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创新型人力资本通过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理;进一步,基于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的特征,调整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部分假设,提高了模型对创新型人力资本驱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解释力度,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应用到发展中国家作出贡献。创新之二,选用多区域、多部门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一方面基于要素对比的视角,分别将创新型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非创新型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实现创新驱动的具体影响进行对比分析,既克服了测度全要素生产率时无法分离各个要素相互作用结果而导致的核算误差,又能够在对比分析中作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具体判断;另一方面,基于GTAP模型能够具体分析创新型人力资本在不同增长情况下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向创新驱动转变的影响,给出创新型人力资本驱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具体建议。创新之三,选用机制转换模型中的非线性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从非线性角度对创新型人力资本与创新成果产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进而从创新型人力资本质量提高的角度,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向创新驱动转型提供思路。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沿着如何将创新型人力资本转化为能够驱动经济增长的创新成果这一思路,对创新型人力资本与创新成果产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分析,既为创新型人力资本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向创新驱动转型提供了具体的路径支持,也对传统的线性研究思路做出了有效补充。
姜晓笛[10]（2020）在《京津冀地区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空间与演化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产业集群理论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是国家获得竞争优势,区域形成增长极,组织增强创新能力的诠释,也是内部演进、外部协同共同作用的体现。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机制与路径是各国学者以及各级决策者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产业集群问题具有典型的跨学科性质,产业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工商管理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均从自身的角度,运用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定量分析探索产业集群的问题。随着经济学的发展与延伸,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在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研究中不能解释文化、制度以及政府引导所带来的“超额利润”,而空间经济学能为产业集群研究提供溢出效应分析框架,演化经济学在异质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协同思想,二者有机结合可以弥补主流经济学派的不足。因此论文结合空间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探究影响京津冀地区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要素。京津冀地区是我国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前沿阵地。为了更好地透析京津冀产业集群,论文首先对京津冀产业集群的发展情况进行动态视角分析,其中包含集群的集聚程度,集群演进的生命周期,集群的全要素生产率,并探索京津冀地区产业集群的规模经济效应。此外,为了更进一步实证探究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路径机制,论文梳理了国内外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典型案例,并进行关键要素提炼和分析框架构造。在实证研究中,论文首先探究了影响京津冀地区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外部因素,其中包括多种外部溢出效应以及区域共存产业集群对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影响。与集群外在环境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集群所在的区域因素决定集群的吸收能力以及要素流动速度。论文以创新能力为核心潜变量,探索京津冀视域下影响创新能力的区域因素。通过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的方法,论文验证了对外开放程度、制度环境的嵌入对于区域创新能力的正向中介作用,同时,论文验证创新能力可以推动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基于空间与演化经济学视角,结合影响京津冀地区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内外部因素,论文探索了多元主体参与创新作为京津冀产业集群转型升级路径的适用性。首先,通过构建产业—研究机构的演化博弈模型,总结影响产业与研究机构的均衡点的因素,论文发现政府可以通过多种路径推动博弈均衡点向产学研协同方向移动。此外,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论文探究了多元主体创新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并结合京津冀的情况探究京津冀地区高技术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路径。京津冀地区传统制造业集群存在自组织发展和区域协同的滞后性,基于本土化的改良式转型、发展关联性产业、实现产业融合以及提升生产要素的质量是主要的路径选择,同时激活创业文化和企业家精神,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必要途径,渐进式创新是实现传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主要出路。京津冀高技术产业集群更多地参与全球化分工实现产业升级,因此,优化制度环境,鼓励自主创新,促进集群内多元主体参与是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主要路径选择,同时地方政府需要通过产业政策、促进风险资本等方式推进可以提升产业集群全球价值链位置、获得国家竞争优势的“开放式创新”,为京津冀地区高技术产业集群升级提供推力。
二、高新技术产业在崛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高新技术产业在崛起（论文提纲范文）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 |
| 第2章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内涵界定 |
| 2.1.1 高质量发展 |
| 2.1.2 产业结构调整 |
| 2.1.3 产业结构转型 |
| 2.1.4 产业结构升级 |
| 2.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涉及的主要内容 |
| 2.2.1 方向动力 |
| 2.2.2 政策导向 |
| 2.2.3 模式选择 |
| 2.2.4 可行路径 |
| 2.2.5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
| 2.3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应用 |
| 2.3.1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 2.3.2 资本有机构成学说 |
| 2.3.3 产业竞争原理 |
| 2.3.4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2.3.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 |
| 2.3.6 高质量发展学说 |
| 第3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纵览 |
| 3.1 产业结构构成状况 |
| 3.1.1 产业部门分布 |
| 3.1.2 主导产业选择 |
| 3.1.3 规模水平测度 |
| 3.2 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 |
| 3.2.1 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初步工业化阶段(1952-1977) |
| 3.2.2 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纠偏阶段(1978-1991) |
| 3.2.3 产业结构趋向合理的深入改革阶段(1992-2008) |
| 3.2.4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全面转型升级阶段(2009-至今) |
| 3.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的初步成效 |
| 3.3.1 三次产业比例关系有所改善 |
| 3.3.2 产业层次在缓慢提升 |
| 3.3.3 产业核心竞争力有所提高 |
| 3.3.4 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新格局正在形成 |
| 第4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 4.1 问题表现 |
| 4.1.1 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级不高 |
| 4.1.2 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 |
| 4.1.3 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 |
| 4.1.4 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 |
| 4.1.5 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 |
| 4.2 症因探析 |
| 4.2.1 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 |
| 4.2.2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 |
| 4.2.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欠佳 |
| 4.2.4 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 |
| 4.2.5 经济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
| 4.2.6 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 |
| 4.2.7 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不够到位 |
| 第5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借鉴 |
| 5.1 美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1.1 制定、调整与完善产业政策 |
| 5.1.2 致力于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创新 |
| 5.1.3 积极推动产业国际转移 |
| 5.1.4 提出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
| 5.2 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2.1 适时制定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战略 |
| 5.2.2 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
| 5.2.3 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兼扩大内需 |
| 5.2.4 提升产业结构的信息化和服务化水平 |
| 5.3 德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3.1 推行积极的产业政策 |
| 5.3.2 鼓励支持产业技术创新 |
| 5.3.3 培养产业发展所需人才 |
| 5.3.4 稳步推进工业4.0 战略 |
| 5.4 国外经验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启示 |
| 5.4.1 完善产业政策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
| 5.4.2 加快技术创新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
| 5.4.3 培养人才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撑 |
| 5.4.4 实施中国制造2025 战略,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
| 第6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对策 |
| 6.1 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 |
| 6.1.1 建立健全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
| 6.1.2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6.1.3 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公共服务管理能力 |
| 6.1.4 创新产业发展思路 |
| 6.2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
| 6.2.1 提升三次产业层级质量 |
| 6.2.2 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转变 |
| 6.2.3 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 6.2.4 促进各产业间的融合发展 |
| 6.3 提升自主创新与科技研发能力 |
| 6.3.1 积极构建科技创新体系 |
| 6.3.2 培育健康的创新环境 |
| 6.3.3 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有机结合 |
| 6.3.4 重视人才的战略作用 |
| 6.4 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
| 6.4.1 提升品牌建设能力 |
| 6.4.2 以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 |
| 6.4.3 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机制 |
| 6.4.4 改变经营发展理念 |
| 6.5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6.5.1 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
| 6.5.2 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 |
| 6.5.3 完善要素市场配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中国高技术产业集聚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产业集聚概念的文献综述 |
| 1.2.2 关于产业集聚测度方法的文献综述 |
| 1.2.3 关于产业集聚效应的文献综述 |
| 1.2.4 关于高技术产业集聚的文献综述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论文框架 |
| 1.4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产业集聚 |
| 2.1.2 高技术产业 |
| 2.1.3 高技术产业集聚 |
| 2.2 产业集聚的基础理论 |
| 2.2.1 马歇尔的产业区理论 |
| 2.2.2 韦伯的工业区位论 |
| 2.2.3 熊彼特的创新产业集聚论 |
| 2.2.4 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理论 |
| 2.2.5 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 |
| 第3章 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形成动因及效应机理 |
| 3.1 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形成动因 |
| 3.1.1 资源优势 |
| 3.1.2 规模经济递增 |
| 3.1.3 知识外溢 |
| 3.1.4 政府引导 |
| 3.2 高技术产业集聚的效应机理 |
| 3.2.1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
| 3.2.2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 |
| 3.2.3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理 |
| 第4章 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现状及产业集聚时空格局演变分析 |
| 4.1 中国高技术产业及其细分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
| 4.1.1 高技术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
| 4.1.2 高技术产业细分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
| 4.2 中国高技术产业集聚时空格局演变分析 |
| 4.2.1 产业集聚水平测度方法 |
| 4.2.2 产业集聚水平的时空演变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 |
| 5.1 相关文献借鉴 |
| 5.1.1 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线性效应 |
| 5.1.2 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 |
| 5.2 面板回归模型的选择 |
| 5.2.1 线性回归——静态面板模型 |
| 5.2.2 非线性回归——门槛面板模型 |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1 模型的设定 |
| 5.3.2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5.3.3 平稳性检验 |
| 5.3.4 静态面板回归结果分析 |
| 5.3.5 门槛面板回归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高技术产业集聚的技术创新效应 |
| 6.1 相关文献借鉴 |
| 6.2 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 |
| 6.2.1 空间自回归模型 |
| 6.2.2 空间误差模型 |
| 6.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1 模型的设定 |
| 6.3.2 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 |
| 6.3.3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6.3.4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5 空间计量回归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劳动生产率效应 |
| 7.1 相关文献借鉴 |
| 7.2 动态面板模型 |
| 7.2.1 差分GMM |
| 7.2.2 水平GMM |
| 7.2.3 系统GMM |
| 7.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1 模型设定 |
| 7.3.2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7.3.3 结果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3）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理论分析与实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2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3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 1.3.4 比较分析的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的不足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般分析 |
| 2.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和性质 |
| 2.1.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 |
| 2.1.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性质 |
| 2.1.3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幼稚工业保护论的区别 |
| 2.1.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容体系 |
| 2.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渊源 |
| 2.2.1 比较优势与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 |
| 2.2.2 重商主义与贸易保护理论 |
| 2.2.3 新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2.3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体系 |
| 2.3.1 利润转移理论 |
| 2.3.2 外部经济理论 |
| 2.4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评析 |
| 2.4.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突破 |
| 2.4.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局限和消极影响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演变 |
| 3.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 |
| 3.1.1 限制进口的政策 |
| 3.1.2 扶植和振兴出口的政策 |
| 3.1.3 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 |
| 3.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 |
| 3.2.1 实施分阶段贸易自由化政策 |
| 3.2.2 实施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政策替代直接进口限制 |
| 3.2.3 通过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
| 3.2.4 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扶持重化工业的发展 |
| 3.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形成时期(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 |
| 3.3.1 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 |
| 3.3.2 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 |
| 3.3.3 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
| 3.3.4 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 |
| 3.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稳定发展时期(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 |
| 3.4.1 贸易政策的重心向贸易和投资并举的方向转变 |
| 3.4.2 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 |
| 3.4.3 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中的作用并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与主要实施方式 |
| 4.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 |
| 4.1.1 国家战略与贸易政策的关系 |
| 4.1.2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基础 |
| 4.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实施方式 |
| 4.2.1 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 |
| 4.2.2 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持战略产业发展 |
| 4.2.3 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 |
| 4.2.4 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 |
| 4.2.5 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业层面分析 |
| 5.1 战后日本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结合发展 |
| 5.1.1 产业政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5.1.2 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结合着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 日本汽车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1 汽车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2.2 日本政府对汽车产业采取的保护和扶植政策 |
| 5.2.3 日本汽车产业贸易政策的战略性调整 |
| 5.2.4 日本汽车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3 日本钢铁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3.1 钢铁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3.2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3.3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3.4 日本钢铁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4 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4.1 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4.2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4.3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4.4 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效果与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企业层面分析 |
| 6.1 日本的企业组织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1.1 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强大的基础载体 |
| 6.1.2 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有力的运行机制 |
| 6.1.3 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稳固的前沿阵地 |
| 6.2 日本的企业并购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2.1 日本企业并购的模式与特点 |
| 6.2.2 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 |
| 6.3 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3.1 日本对外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发展、贸易利益密切结合 |
| 6.3.3 跨国公司及经营战略中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 日本企业的技术进步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1 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配合 |
| 6.4.2 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 |
| 6.4.3 企业研发战略的效果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积极效果及消极影响 |
| 7.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 |
| 7.1.1 目标明确 |
| 7.1.2 重点突出 |
| 7.1.3 灵活运用 |
| 7.1.4 追求动态效应 |
| 7.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积极效果 |
| 7.2.1 促进经济高速增长 |
| 7.2.2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
| 7.2.3 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
| 7.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消极影响 |
| 7.3.1 贸易摩擦频发 |
| 7.3.2 经济对外依赖加深 |
| 7.3.3 产业“空心化”风险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1 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 |
| 8.1.1 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 |
| 8.1.2 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 |
| 8.1.3 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 |
| 8.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2.1 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 |
| 8.2.2 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 |
| 8.2.3 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
| 8.2.4 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 |
| 8.2.5 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
| 8.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一般分析 |
| 2.1 科技革命的概念与研究范围界定 |
| 2.1.1 科技革命的概念 |
| 2.1.2 战后科技革命研究范围的界定 |
| 2.2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及研究范围界定 |
| 2.2.1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 |
| 2.2.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研究范围界定 |
| 2.3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3.1 熊彼特创新理论 |
| 2.3.2 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
| 2.3.3 产业技术范式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基于创新体系视角的分析框架 |
| 3.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机理 |
| 3.1.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经济本质:技术经济范式转换 |
| 3.1.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传导机制:“催新”与“改旧” |
| 3.2 创新体系相关理论 |
| 3.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3.2.2 部门创新体系理论 |
| 3.3 以创新体系为切入点的分析视角 |
| 3.3.1 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3.2 部门创新体系与产业技术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与背景 |
| 4.1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 |
| 4.1.1 战前科技革命成果推动下日本产业的“重化型”化(20世纪50-60年代) |
| 4.1.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轻薄短小”化(20世纪70-80年代) |
| 4.1.3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信息”化(20世纪90年代后) |
| 4.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背景 |
| 4.2.1 重化型产业结构的局限性日渐凸显 |
| 4.2.2 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为日本提供了机遇 |
| 4.2.3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经济基础 |
| 4.2.4 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战略奠定了技术基础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基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 |
| 5.1 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载体:日本国家创新体系 |
| 5.2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5.2.1 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 |
| 5.2.2 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 |
| 5.2.3 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 |
| 5.2.4 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 |
| 5.2.5 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 |
| 5.3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5.3.1 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 5.3.2 遵循技术创新的“现场优先主义”原则 |
| 5.3.3 实行考虑市场因素的“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 |
| 5.3.4 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 |
| 5.3.5 重视对在职人员的科技教育和技术培训 |
| 5.4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5.4.1 从事与产业技术密切相关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
| 5.4.2 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 |
| 5.4.3 培养了大量的理工类高科技人才 |
| 5.5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5.5.1 产学官联合攻关尖端技术 |
| 5.5.2 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 |
| 5.5.3 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 |
| 5.6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评析 |
| 5.6.1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6.2 “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战后科技革命催生日本主要新兴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6.1 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与日本部门创新体系 |
| 6.2 微电子技术催生下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兴起和发展 |
| 6.2.1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2.2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2.3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6.2.4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2.5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3 计算机技术催生下日本计算机产业的兴起与发展 |
| 6.3.1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3.2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3.3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3.4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的匹配性评析 |
| 6.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半导体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2 部门创新体系与计算机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3 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战后科技革命改造日本主要传统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7.1 科技革命改造传统产业的本质: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 |
| 7.2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工业机器自动化的发展 |
| 7.2.1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2.2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2.3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2.4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3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汽车电子化的发展 |
| 7.3.1 汽车电子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3.2 汽车电子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3.3 汽车电子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3.4 汽车电子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的匹配性评析 |
| 7.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工业机器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2 部门创新体系与汽车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3 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与教训 |
| 8.1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 |
| 8.1.1 构建了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 |
| 8.1.2 重视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 |
| 8.1.3 加速推进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 |
| 8.1.4 借力科技革命的“双重性质”推动新旧产业协调发展 |
| 8.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教训 |
| 8.2.1 创新体系的基础研究能力不足 |
| 8.2.2 创新体系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 |
| 8.2.3 政府主导下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对我国的启示 |
| 9.1 新一轮科技革命给我国产业升级带来的机遇 |
| 9.1.1 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机会窗口” |
| 9.1.2 为我国新兴产业“追跑”“齐跑”与“领跑”的并行发展提供机遇 |
| 9.1.3 为我国传统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机会 |
| 9.2 构建与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相匹配的创新体系 |
| 9.2.1 构建国家创新生态体系 |
| 9.2.2 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 |
| 9.2.3 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2.4 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相关基本概念界定 |
| 1.2.1 绿色经济的历史演变及其概念界定 |
| 1.2.2 绿色产业的内涵界定 |
| 1.2.3 绿色产业的特征 |
| 1.2.4 绿色经济、产业绿色化及绿色产业的关系 |
| 1.3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 |
| 1.3.2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 |
| 2.1.1 生态经济学理论 |
| 2.1.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1.3 循环经济理论 |
| 2.1.4 产业结构升级理论 |
| 2.1.5 产业创新理论 |
| 2.1.6 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理论 |
| 2.1.7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
| 2.2 关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文献综述 |
| 2.2.1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趋势研究 |
| 2.2.2 发展绿色产业与传统产业相互关系的研究 |
| 2.2.3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评价研究 |
| 2.2.4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与区域经济的相关研究 |
| 2.2.5 绿色产业发展与制度创新相关性的研究 |
| 第3章 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及绿色产业发展动因与现状 |
| 3.1 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 |
| 3.1.1 传统产业发展依赖的主要经济学理论 |
| 3.1.2 我国传统产业发展的主要路径及其依赖性 |
| 3.1.3 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 |
| 3.2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动因 |
| 3.2.1 环境和资源约束迫使发展绿色产业 |
| 3.2.2 生产要素供给充分为绿色产业发展提供了支持 |
| 3.2.3 人类文明发展和绿色消费需求促进了绿色产业发展 |
| 3.2.4 国家竞争力提升需要发展绿色产业 |
| 3.3 中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现状 |
| 3.3.1 中国相关绿色产业发展的现状 |
| 3.3.2 中国相关绿色产业发展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
| 第4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与制度体系现状 |
| 4.1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 |
| 4.1.1 市场经济与绿色产业发展:一个产业组织的视角 |
| 4.1.2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及其特征 |
| 4.2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制度体系现状 |
| 4.2.1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制度体系现状 |
| 4.2.2 当前发展绿色产业制度体系的思考与展望 |
| 第5章 国外绿色产业发展的经验及其路径选择启示 |
| 5.1 美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 5.1.1 美国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 5.1.2 美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 5.2 法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 5.2.1 法国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 5.2.2 法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 5.3 日本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 5.3.1 日本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 5.3.2 日本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 5.4 发达国家发展经验对我国绿色产业路径选择的启示 |
| 第6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案例比较研究 |
| 6.1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稳步发展的案例分析 |
| 6.1.1 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国内外背景 |
| 6.1.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现状和成效 |
| 6.1.3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稳步发展的路径优势分析 |
| 6.2 我国光伏产业曲折发展的案例分析 |
| 6.2.1 发展光伏产业的国内外背景 |
| 6.2.2 我国光伏产业发展的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 |
| 6.2.3 我国光伏产业曲折发展历程的路径劣势分析 |
| 6.3 案例比较与启示 |
| 第7章 中国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影响因素与路径选择研究 |
| 7.1 我国绿色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 |
| 7.1.1 模型选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来源 |
| 7.1.2 实证结果分析 |
| 7.2 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7.2.1 理论假设 |
| 7.2.2 模型设定及变量选择 |
| 7.2.3 数据来源及统计分析 |
| 7.2.4 假设检验 |
| 7.2.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选择的理论分析 |
| 7.3.1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绿色产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
| 7.3.2 科技创新是绿色产业发展根本路径 |
| 7.3.3 国有资本是引领绿色产业发展的现实路径 |
| 第8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及其制度分析 |
| 8.1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 |
| 8.1.1 利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 8.1.2 推进科技创新加快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 8.1.3 国有资本引领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 8.2 当前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实践障碍的制度分析 |
| 8.2.1 现有制度安排存在的主要问题 |
| 8.2.2 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制度创新必要性 |
| 第9章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制度创新 |
| 9.1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产权制度创新 |
| 9.1.1 绿色产业产权界定的制度创新 |
| 9.1.2 绿色技术产权保护的制度创新 |
| 9.1.3 绿色产业产权交易的制度创新 |
| 9.2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激励机制创新 |
| 9.2.1 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路径优化的激励机制创新 |
| 9.2.2 促进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投融资激励机制创新 |
| 9.2.3 促进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绿色税收制度创新 |
| 9.3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非正式制度创新 |
| 9.3.1 绿色文化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 9.3.2 企业绿色社会责任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 9.3.3 非政府绿色组织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指导教师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技术效率测度相关研究 |
| 1.2.2 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相关研究 |
| 1.2.3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相关研究 |
| 1.2.4 现有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及结构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结构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高新技术产业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高新技术 |
| 2.1.2 高新技术产业 |
| 2.2 技术效率及其空间溢出概述 |
| 2.2.1 技术效率内涵 |
| 2.2.2 技术效率测度 |
| 2.2.3 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内涵 |
| 2.3 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技术创新理论 |
| 2.3.2 新经济增长理论 |
| 2.3.3 新经济地理理论 |
| 2.3.4 区域经济空间均衡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机理分析 |
| 3.1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正向溢出机理分析 |
| 3.1.1 技术效率正向溢出机制理论分析 |
| 3.1.2 技术效率正向溢出具体路径 |
| 3.2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负向溢出机理分析 |
| 3.2.1 累积因果过程机制 |
| 3.2.2 产品需求收入弹性差异机制 |
| 3.2.3 双边贸易机制 |
| 3.3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溢出不确定性机理分析 |
| 3.3.1 技术效率溢出不确定性现实分析 |
| 3.3.2 技术效率溢出不确定性理论分析 |
| 3.4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理论模型构建 |
| 3.4.1 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相关理论模型 |
| 3.4.2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理论模型构建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省级地区高新技术产业与技术效率空间协同演进分析 |
| 4.1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概述 |
| 4.1.1 高新技术产业整体发展状况统计分析 |
| 4.1.2 高新技术产业投入水平空间收敛性分析 |
| 4.1.3 高新技术产业产出水平空间收敛性分析 |
| 4.2 省级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空间分布状况 |
| 4.2.1 高新技术产业空间整体集聚 |
| 4.2.2 高新技术产业空间多样化集聚 |
| 4.2.3 高新技术产业空间专业化集聚 |
| 4.3 省级地区技术效率测度 |
| 4.3.1 随机前沿模型设定 |
| 4.3.2 变量与数据来源说明 |
| 4.3.3 技术效率估计与结果分析 |
| 4.4 高新技术产业与技术效率空间协同分布统计分析 |
| 4.4.1 高新技术产业与技术效率空间分布重心演变轨迹 |
| 4.4.2 整体集聚水平与技术效率空间协同分布特征 |
| 4.4.3 多样化集聚与技术效率空间协同分布特征 |
| 4.4.4 专业化集聚与技术效率空间协同分布特征 |
| 4.4.5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技术效率空间相关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省级地区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
| 5.1 空间计量经济学概述 |
| 5.1.1 空间计量经济学简述 |
| 5.1.2 空间相关性检验方法 |
| 5.1.3 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简介 |
| 5.2 变量空间相关性实证检验 |
| 5.2.1 空间权重矩阵构建 |
| 5.2.2 莫兰指数空间相关检验 |
| 5.2.3 空间冷点—热点分析 |
| 5.3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
| 5.3.1 空间面板模型设定 |
| 5.3.2 高新技术产业整体集聚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 |
| 5.3.3 高新技术产业多样化集聚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 |
| 5.3.4 高新技术产业专业化集聚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与城市技术效率空间耦合分析——基于国家高新区层面 |
| 6.1 国家高新区发展统计分析 |
| 6.1.1 国内外高新区发展概述 |
| 6.1.2 国家高新区基础性统计分析 |
| 6.1.3 国家高新区空间地统计分析 |
| 6.2 地级城市技术效率测度与统计分析 |
| 6.2.1 变量与数据来源说明 |
| 6.2.2 随机前沿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6.2.3 地级市技术效率空间地统计分析 |
| 6.3 国家高新区与地级城市技术效率空间耦合分析 |
| 6.3.1 基础性统计对比分析 |
| 6.3.2 空间耦合分析统计模型原理 |
| 6.3.3 国家高新区与地级市技术效率空间协同分布特征 |
| 6.3.4 国家高新区与地级市技术效率空间耦合系数测度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基于国家高新区层面实证分析 |
| 7.1 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理论分析 |
| 7.1.1 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性分析 |
| 7.1.2 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不确定性分析 |
| 7.1.3 相关理论对比分析 |
| 7.2 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实证分析——基于地级市层面 |
| 7.2.1 变量空间相关性检验 |
| 7.2.2 空间面板模型设定与估计 |
| 7.2.3 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实证结果分析 |
| 7.2.4 分时段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实证分析 |
| 7.2.5 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溢出空间衰减边界实证分析 |
| 7.3 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实证分析——基于城市群层面 |
| 7.3.1 国家级城市群发展概况 |
| 7.3.2 各城市群国家高新区发展和技术效率统计 |
| 7.3.3 空间面板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7.3.4 各城市群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实证分析 |
| 7.3.5 分时段各城市群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实证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
| 8.1 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8.1.1 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投入与产出界定 |
| 8.1.2 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 8.1.3 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技术效率实证模型设定 |
| 8.1.4 模型估计与实证结果分析 |
| 8.2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区际溢出影响因素分析 |
| 8.2.1 技术效率区际溢出影响因素实证案例介绍 |
| 8.2.2 技术效率区际溢出影响因素经验分析 |
| 8.2.3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与科研情况 |
| 致谢 |
（7）中国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城市经济增长的研究 |
| 1.3.2 关于城市空间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 |
| 1.3.3 关于城市国家级新区建设的相关研究 |
| 1.3.4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和不足 |
| 1.6.1 主要创新点 |
| 1.6.2 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经济特区 |
| 2.1.2 开发区 |
| 2.1.3 城市新区 |
| 2.1.4 国家级新区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城市地域空间理论 |
| 2.2.2 城市网络理论 |
| 2.2.3 产业集聚与城市经济发展理论 |
| 2.2.4 区域创新理论 |
| 2.3 国家级新区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 |
| 2.3.1 国家级新区推进制度创新的作用机制 |
| 2.3.2 国家级新区促进生产要素集聚的作用机制 |
| 2.3.3 国家级新区引导科技创新的作用机制 |
| 2.3.4 国家级新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 |
| 第3章 国家级新区发展历程与建设成效分析 |
| 3.1 国家级新区发展历程 |
| 3.1.1 新区设立与初步探索阶段(1992-2009年) |
| 3.1.2 扩大政策实验阶段(2010-2013年) |
| 3.1.3 进一步增设发展阶段(2014年至今) |
| 3.2 国家级新区建设成效 |
| 3.2.1 营商环境显着改善 |
| 3.2.2 实体经济快速发展 |
| 3.2.3 与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有效对接 |
| 3.2.4 逐步发展成为宜居宜业新城区 |
| 3.3 国家级新区发展面临的问题 |
| 3.3.1 体制机制创新面临严重制约 |
| 3.3.2 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面临重大困难 |
| 3.3.3 招商引资面临巨大竞争和困难 |
| 3.3.4 国家给予政策支持逐渐减少 |
| 第4章 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实证分析 |
| 4.1 研究方法阐释 |
| 4.1.1 基本思想 |
| 4.1.2 模型设置 |
| 4.1.3 模型使用条件 |
| 4.1.4 模型检验 |
| 4.2 假说提出 |
| 4.3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
| 4.3.1 模型设定 |
| 4.3.2 变量说明与数据特征分析 |
| 4.3.3 共同趋势检验 |
| 4.4 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结果分析 |
| 4.4.1 基准回归结果 |
| 4.4.2 安慰剂检验 |
| 4.4.3 稳健性检验 |
| 4.5 异质性检验 |
| 4.5.1 区域异质性检验 |
| 4.5.2 城市行政等级异质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科技创新促进作用实证研究 |
| 5.1 研究假设 |
| 5.2 研究设计与变量说明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说明与数据特征分析 |
| 5.2.3 共同趋势检验 |
| 5.3 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科技创新的影响 |
| 5.3.1 基准回归结果 |
| 5.3.2 安慰剂检验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异质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国家级新区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作用实证研究 |
| 6.1 假说提出 |
| 6.2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2.1 模型设定 |
| 6.2.2 变量说明与数据特征分析 |
| 6.3 产业结构升级“量”的检验 |
| 6.3.1 基准回归结果 |
| 6.3.2 异质性检验 |
| 6.4 产业结构升级“质”的检验 |
| 6.4.1 基准回归结果 |
| 6.4.2 异质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相关政策建议 |
| 7.1 优化国家级新区的空间布局 |
| 7.1.1 重点向主要城市群核心城市倾斜 |
| 7.1.2 适度照顾中西部地区大城市 |
| 7.1.3 新区选址应该与原城区相互衔接 |
| 7.2 促进国家级新区产业优化发展 |
| 7.2.1 全力做强做优主导产业 |
| 7.2.2 积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 |
| 7.2.3 努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 7.3 加快完善国家级新区治理模式 |
| 7.3.1 加快提升国家级新区的治理能力 |
| 7.3.2 积极探索国家级新区治理新模式 |
| 7.4 积极化解国家级新区的招商引资困难 |
| 7.4.1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
| 7.4.2 拓宽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渠道 |
| 7.5 国家应该加强对国家级新区建设的支持力度 |
| 7.5.1 扩大体制机制创新的制度空间 |
| 7.5.2 在重大项目布局方面给予重点倾斜 |
| 7.5.3 在建设用地指标方面给予重点倾斜 |
| 7.5.4 在融资方面给予更多便利条件 |
| 第8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8）芯片依赖型产业脆弱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主要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创新点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芯片产业 |
| 2.2 产业脆弱性 |
| 2.3 产业关联理论 |
| 2.4 复杂网络理论 |
| 2.5 复杂网络上的相继故障 |
| 2.6 复杂网络传播动力学理论 |
| 3 我国芯片及相关产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3.1 中国芯片产业及相关产业现状 |
| 3.2 陕西省芯片产业及相关产业发展现状 |
| 3.3 芯片产业及相关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
| 4 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的筛选 |
| 4.1 芯片依赖型产业筛选思路 |
| 4.2 投入产出分析模型的改进 |
| 4.3 基于投入产出法的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筛选模型 |
| 4.4 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筛选结果分析 |
| 5 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脆弱性影响因素分析 |
| 5.1 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脆弱性表现形式及影响因素识别 |
| 5.2 基于回归分析的我国各芯片依赖型产业主要影响因素的确定 |
| 6 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脆弱性静态分析 |
| 6.1 芯片依赖型产业系统的网络特性和网络描述 |
| 6.2 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网络模型构造 |
| 6.3 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网络拓扑性质分析 |
| 6.4 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脆弱性静态分析 |
| 7 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网络产业脆弱性动态演化分析 |
| 7.1 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脆弱性动态演化机理与演化效应测度 |
| 7.2 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脆弱性动态传播的影响因素 |
| 7.3 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网络动态传播阈值 |
| 7.4 产业脆弱性传播动力学模型 |
| 7.5 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网络动态传播仿真与分析 |
| 8 我国芯片依赖型产业脆弱性防控策略的政策建议 |
| 8.1 健全芯片依赖型产业综合发展支持体系 |
| 8.2 建立芯片依赖型产业脆弱性动态反馈平台 |
| 8.3 着力突破产业核心关键技术,强化国际尖端技术话语权 |
| 9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论文主要工作与结论 |
| 9.2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中国产业依赖度汇总表(2017) |
| 附录二 中国产业芯片依赖度汇总表(2018) |
（9）创新型人力资本驱动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回顾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关于经济增长驱动因素的相关研究 |
| 2.2.2 关于经济增长模式的相关研究 |
| 2.2.3 关于人力资本与创新关系的相关研究 |
| 2.3 概括性评述 |
| 第3章 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源泉:创新型人力资本 |
| 3.1 创新源泉的思考 |
| 3.2 创新型人力资本的内涵及外延 |
| 3.2.1 创新型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 |
| 3.2.2 创新型人力资本的衡量与测度 |
| 3.3 创新型人力资本与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 |
| 3.3.1 模型解释 |
| 3.3.2 模型的进一步讨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创新型人力资本积累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
| 4.1 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积累 |
| 4.1.1 创新型人力资本数量 |
| 4.1.2 创新型人力资本质量 |
| 4.2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
| 4.2.1 经济增长向创新驱动迈进 |
| 4.2.2 研发投入与发达国家接轨 |
| 4.2.3 高新技术产业崛与发展 |
| 4.2.4 科技市场完善与成熟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创新型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影响分析 |
| 5.1 GTAP模型及其运行机制 |
| 5.1.1 GTAP模型简介 |
| 5.1.2 GTAP模型运行机制 |
| 5.1.3 GTAP模型选择依据 |
| 5.2 要素对比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诊断 |
| 5.2.1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5.2.2 实证方案设计 |
| 5.2.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 创新型人力资本驱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分析 |
| 5.3.1 实证方案设计 |
| 5.3.2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创新型人力资本与中国科技创新路径研究 |
| 6.1 理论基础与问题提出 |
| 6.2 模型设计及变量选择 |
| 6.2.1 PSTR实证模型 |
| 6.2.2 变量选择 |
| 6.2.3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
| 6.3 模型结果与分析 |
| 6.3.1 非线性检验 |
| 6.3.2 剩余机制检验——确定转换函数 |
| 6.3.3 剩余机制检验——确定门限参数 |
| 6.3.4 PSTR模型结果 |
| 6.4 区域异质性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后续研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京津冀地区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空间与演化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产业集群理论与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
| 2.1.1 产业集群理论的起源与概念界定 |
| 2.1.2 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 |
| 2.2 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理论与研究综述 |
| 2.2.1 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理论基础和主要模式 |
| 2.2.2 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综述 |
| 2.3 创新理论与区域创新系统 |
| 2.3.1 创新理论的发展 |
| 2.3.2 创新系统理论学说 |
| 2.3.3 创新的不同维度及分类 |
| 第3章 京津冀地区产业集群动态演进规律及转型升级分析框架 |
| 3.1 京津冀产业集群动态演进测算 |
| 3.1.1 京津冀地区产业集群测量 |
| 3.1.2 京津冀地区产业集群生命周期 |
| 3.1.3 京津冀地区产业集群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
| 3.1.4 京津冀地区产业集群规模经济效应 |
| 3.2 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影响因素提炼 |
| 3.2.1 研究视角与方法 |
| 3.2.2 慕尼黑:政府高校联合提升人力资本质量 |
| 3.2.3 特拉维夫:政府加速要素流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
| 3.2.4 长三角:空间知识溢出推动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
| 3.2.5 济南:政府嵌入产学研协同引导产业集群升级 |
| 3.2.6 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影响因素总结 |
| 3.3 京津冀地区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分析框架 |
| 第4章 影响京津冀地区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外部因素研究 |
| 4.1 知识溢出理论综述与京津冀地区外部知识溢出测量 |
| 4.1.1 空间溢出效应理论综述与分类 |
| 4.1.2 京津冀知识溢出的测算 |
| 4.2 京津冀外部知识溢出对区域产业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3 京津冀地区集群共存对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影响 |
| 4.4 京津冀地区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外部困境 |
| 第5章 京津冀地区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区域因素研究 |
| 5.1 影响集群转型升级的区域因素总结 |
| 5.2 产业集群区域因素的衡量 |
| 5.3 京津冀产业集群转型区域因素验证 |
| 第6章 京津冀产业集群转型升级路径研究 |
| 6.1 产学研协同创新动态化博弈 |
| 6.2 多元主体创新模式对高技术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影响 |
| 第7章 推动京津冀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
| 7.1 传统制造业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
| 7.1.1 传统制造业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战略 |
| 7.1.2 传统制造业产业集群转型升级举措 |
| 7.2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升级 |
| 7.2.1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升级战略 |
| 7.2.2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升级对策 |
| 7.3 产业集群创新能力提升对策 |
| 7.3.1 优化区域创新环境对策 |
| 7.3.2 加强创新孵化器建设对策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分析总结与结论 |
| 8.2 论文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发表论文和参与的科研活动 |
| 致谢 |
四、高新技术产业在崛起（论文参考文献）
-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D]. 韩美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中国高技术产业集聚效应研究[D]. 张彩云. 吉林大学, 2020(03)
- [3]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D]. 邵冰. 吉林大学, 2020(03)
- [4]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D]. 刘伟岩. 吉林大学, 2020(03)
- [5]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D]. 张芳. 吉林大学, 2020(03)
- [6]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研究[D]. 焦英俊. 吉林大学, 2020(03)
- [7]中国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D]. 姜宝中. 吉林大学, 2020(01)
- [8]芯片依赖型产业脆弱性研究[D]. 孔贝茜. 西安理工大学, 2020(01)
- [9]创新型人力资本驱动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研究[D]. 秦晓钰. 山东大学, 2020(09)
- [10]京津冀地区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空间与演化视角[D]. 姜晓笛. 天津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