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实”看黑格尔的政治观

一、从黑格尔论“现实”中看其政治观（论文文献综述）

黄伟^[1]（2021）在《论黑格尔的犹太教观念》文中提出对黑格尔而言,真正的思辨哲学体系一定包含有宗教哲学这一必不可少的哲学部门,因为对于绝对精神在宗教表象形态下展现自身、实现自身的整个历史而言,哲学有使命且有能力去理解这一历史进程,并将表象形式下所蕴含的精神内涵“提纯”,使之浮现在理性的纯粹意识中,进而认识到宗教表象中的哲学概念,认识到宗教表象与哲学概念是相适应的、相协调一致的,最终揭示出宗教中的理性以及宗教与哲学的同一,这便是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及其《宗教哲学讲演录》的真实目的。在《宗教哲学讲演录》中,犹太教被概括为“崇高的宗教”,属于“精神个体性宗教”的第一环节,与希腊宗教（美的宗教）和罗马宗教（合目的性宗教）同处一个大阶段,仅低于作为绝对宗教的基督教,比其它东方各大“自然宗教”的逻辑地位都要高。在黑格尔看来,东方宗教精神（如中国、印度、波斯、埃及等）主要以实体性为原则,西方宗教精神（如希腊、罗马和基督教世界）主要以主体性为原则,而犹太教精神则充分体现了这种从东方到西方、从实体到主体的过渡性特征,它成为东西方宗教的“交汇处”和“分水岭”。所以,犹太教在人类宗教史和文明史上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对于如此重要的纯粹一神教,黑格尔自然要从其思辨哲学的立场来对之进行理性考察,以揭示犹太教中的理性概念和精神内涵,阐述其在宗教精神之历史进展中的合理地位,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犹太教观念。黑格尔认为,犹太教是“自由主体性”的最初形态——即纯粹的主体性或无限的主体性,此纯粹的无限主体又因自身的抽象性而自我规定为具有实体否定性特征的绝对威力或无限力量,于是,作为独一者的上帝概念也就是自为存在的无限主体和具有抽象实体否定性的绝对力量。“自为存在的无限主体”体现了犹太教精神中的主体性原则,而“具有抽象实体否定性的绝对力量”则体现出犹太教精神中的实体性原则。由上述规定可知,犹太教兼具“实体性”和“主体性”这两大规定,虽尚未达到“实体与主体的绝对同一”之概念高度,但确实在相当程度上特别显明了精神概念之为“实体与主体的同一”这一特征,在作为纯粹独一者的上帝概念之基础上融合了精神概念的实体性与主体性,可以算作是“实体与主体的绝对同一”在某种抽象形态中的特定存在。由此可知,黑格尔自觉运用了其思辨哲学中的实体性和主体性等纯粹概念来考察犹太教,从而实现了对犹太教的一种理性阐释,并在相当程度上挖掘了犹太教精神中的合理内涵,使犹太教与思辨理性相协调相一致。当然,黑格尔的犹太教观念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之下产生形成的。在黑格尔生活的时代,德国犹太人已发起了“哈斯卡拉”的启蒙运动,犹太教自身也随之进入了改教时期,此为历史环境;而路德、赫尔德、康德和施莱尔马赫等德国新教思想家对犹太教的消极认识,则构成其文化背景。此即本文第一章的内容:“黑格尔犹太教观念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更为重要的是,黑格尔的犹太教观念还以其思辨哲学的精神概念和宗教概念为根本前提和绝对基础。精神的观念性促使黑格尔认识到犹太教上帝概念的主体性、超越性、无限性和崇高性;精神作为“自我意识着的绝对本质”之概念规定,由于对自由特征的强调,便导致黑格尔对犹太教精神不自由、抽象性的某些批评,亦即犹太教是“抽象的精神宗教”,其上帝还未被理解为自由的精神,而是让人恐惧的抽象上帝;而宗教概念及其历史进展则最终决定了犹太教在《宗教哲学讲演录》中所处的逻辑环节和历史地位,亦即“崇高的宗教”。黑格尔的精神概念、宗教概念和宗教哲学的历史进展,这三部分便构成了本文第二章:“黑格尔犹太教观念的理论基础和哲学根据”。虽然黑格尔宗教哲学对犹太教的精神内涵与合理地位都有很高的评价,但其青年时期的认识却相当片面,几乎全是否定性的批判而缺少同情式的理解,还夹杂着很多带有欧洲反犹色彩的激进言辞,没能认识到犹太教精神的重要性和卓越性。事实上,黑格尔对犹太教的认识与评价经历了从早期到晚期、从批判到同情的复杂演变过程,并最终在1827年宗教哲学讲座中达到了同情态度的最高峰,从而克服了欧洲反犹情绪的负面影响。此部分属于第三章“从批判到同情:黑格尔犹太教观念的演变及其对欧洲反犹偏见的克服”。此外,黑格尔的犹太教观念还在比较宗教学的哲学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特别是有关“一神教”、“一神论”和独一者（或独一神理念）等方面的相关争论。例如:古埃及第十八王朝的阿玛纳宗教是一神教吗?其阿吞神崇拜与犹太一神教有何重大差异?印度教的“梵”是否也具有一神论性质?“梵”的独一性与犹太上帝“雅赫维”的独一性有何“本质区别”?同为“纯粹一神教”的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二者的上帝观念是否也存在着重要差别,特别是在“崇高概念”和“独一者概念”上,此差别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此外,基督教三位一体的上帝观与犹太教伊斯兰教的独一上帝观有明显的重大区别,那基督教仍属于一神教吗?我们认为,根据黑格尔宗教哲学及其对犹太教的相关阐释,这些问题都能得到较好的回答。此为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的内容:“从比较宗教学的视野来看黑格尔的犹太教观念”。黑格尔对犹太教的认识与批判是基于其思辨理性而对犹太教所做出的一种理性阐释,此思辨理性融合了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和近代的理性精神,几乎可以说是达到了西方理性主义的最高成就。因此,黑格尔的犹太教观念理应在犹太教的理性化进程中占据着较为重要的地位,是其中所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单就犹太教的理性化而言,黑格尔对此所做出的贡献并不比斐洛、迈蒙尼德、赫尔曼·科恩、马丁·布伯和利奥·拜克等犹太哲学家逊色。

李冰^[2]（2021）在《整体性视阈下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以马克思主义文本作为依托,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逻辑,根据马克思主义在不同阶段的批判理论阐释其批判的缘起、内容和整体性指向,是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新的视阈。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演进过程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确认,批判理论的各个环节是紧密衔接和环环相扣的整体,前一环节的批判是建构后一环节批判内容的基础和前提,后一环节的批判内容则是对前一环节批判的进一步深化和完成。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围绕人类解放的终极价值追求展开的各个环节的批判,在内容和逻辑上表征着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在整体性视阈下研究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是一个在批判中不断展开其整体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是辩证否定的,马克思主义在其批判理论的辩证否定中思考和解决不同阶段人的自我实现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不仅形成了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而且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各个批判环节的弥合,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内在逻辑的厘清。马克思主义植根于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并把批判本身转变为改变现实的物质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与过去思辨哲学的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从宗教批判、政治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各个环节之间过渡的内在逻辑统一于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总问题。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在宗教批判中结束之前批判的误区,把批判的矛头由天国转向世俗世界奴役人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为了消除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政治和观念上层建筑,马克思深度剖析了支配阶级社会的物质利益关系,揭示了导致宗教、政治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异化的根源,批判理论最终落脚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彻底回答了关乎人类解放的物质利益问题。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推进各个环节的批判中完成其改造世界的哲学任务,在对各个环节的批判中建立整体的理论体系。马克思首先着手于作为“一切批判的前提”（1）的宗教批判。宗教作为“世界的总理论”（2）,成为规范人们行为的世界观,人对于自身以及与他人关系的认识受到宗教价值标准的衡量和限制。但宗教是一种“颠倒了的世界观”（1）,是政治国家用来麻痹人们忍受苦难并甘心服从统治的精神“鸦片”（2）。宗教本质上是一种“异化的自我意识”,是对社会现实歪曲的反映,马克思发现,世俗社会的现实苦难是人们诉诸宗教追求虚幻幸福的根源,进而把宗教批判的对象深入到世俗社会,推动近代哲学任务从批判“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转向批判“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3）,从“天国的批判”转向“尘世的批判”（4）。实现对尘世批判首先就要进行政治批判,而异化人最现实、最直接的力量就是政治国家。国家作为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在宗教褪去政治职能后更加显露出其压迫和奴役人民的剥削本质。只有消除政治国家,才能破除人在社会各个领域被强行施加的桎梏和枷锁。马克思指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产生和性质,国家只是市民社会利益关系的代表。无论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何种“民主”的政权组织形式,都无法掩盖其阶级剥削本质,而政治解放的途径不在于国家形式的转换,而是要对产生出国家的利益关系进行彻底变革。虽然政治解放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只是进一步把握现实物质利益的关键一环,但却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必要环节。马克思在揭露国家、法和所有制的关系中,明确了虚幻的共同体形式不过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只有进一步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基础,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指导下才能完成意识形态批判。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是马克思进入历史唯物主义领域,阐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重要一环。阶级社会剥削和奴役人的上层建筑包含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两个维度,阶级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使得人们的社会生活呈现一元化,在私有财产支配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下,将意识形态作为其生产和生活的“元价值”（5）根本无法实现向自身的返还,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进一步指向了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主义从天国降到人间,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性中完成其哲学的实践转向,通过对占据基础地位的物质利益关系的研究,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揭示人类社会的历史内容。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现,构成了其深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依据,并指导无产阶级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发现了现实的人;政治批判揭示了私有制主导的国家的阶级性,进而发现了处于社会边缘的无产阶级彻底颠覆中心的可能;为了进一步寻求人类解放的现实路径,马克思通过意识形态批判创立了唯物史观,发现只有立足社会现实才能真正实现人类解放的“回归”,并最终把批判矛头指向了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深入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对资本统治逻辑造成的异化劳动的分析,进一步批判了与人的异化互为因果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并指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现实武器打破人们对物的依赖关系的历史使命。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指明了人类解放的现实路径,即以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作为前提,才能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完成人的本质的回归。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明宗教问题、政治统治、意识形态以及劳动异化产生的根源,并且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人从异化中获得救赎的根本道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完成真正的实现了从天国的解放到尘世的解放,从而在真实意义上完成了宗教批判。从宗教批判开始,到政治经济学批判最终实现“尘世批判”,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整体性的完成,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依托,马克思主义把人类解放的终极诉求转变为一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

季婧^[3]（2021）在《理查德·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文化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理查德·罗蒂作为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的思想已经广为人熟知,但是对其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文化方面的研究尚未形成规模,仅有的一些研究成果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见仁见智,各抒己见的观点,在学界未形成一致共识。罗蒂文学文化观与他的后哲学文化思想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同时也蕴含着实用主义的实践精神与探索,因此它也是罗蒂思想谱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理解罗蒂思想新的维度和视角,对于中国学界对文学本质及其社会功能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试图以罗蒂文学文化观概念的释义为起点描摹出文学文化观的整体面貌,进而将文学文化观置于后哲学文化思想和新实用主义的维度进行探究。罗蒂的文学文化观主张摒弃哲学理性的思维方式转向感性叙事,在历史主义的语境中,在隐喻和反讽的作用下对事物进行“重新描述”,让所有被看作一成不变的事物都具有呈现出新面目的可能性。罗蒂的文学文化观是对文学意义升华的产物,是一种审美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乌托邦,也是罗蒂对在哲学之后的世界只能由文学来拯救的希望的寄托。罗蒂看重文学的人文主义功能,将其提升到文化层面的高度,主张人们能够通过想象力提升个体的敏感性以增进对他人的同情,进而促进社会的团结与公平正义。绪论部分概述了罗蒂的生平经历和思想流变情况,对罗蒂思想整体研究及对文学文化观思想的现状做出了梳理,重点分析了以罗蒂文学文化观作为研究对象的意义。罗蒂秉持后现代的立场,这种对传统形而上学不妥协,时刻保持反思、批判和颠覆的态度让他的思想繁杂而深厚。从这些复杂的思想中抽丝剥茧,笔者分析了罗蒂的学术立场、学术方法以及学术目的,将文学文化观作为罗蒂思想的杠杆,同时指出近来文学作为一门兼具审美功能与社会意义的学科学术地位一直处于跌宕起伏之中,罗蒂能够回归传统,将救赎的道路指向文学的方向,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第二章开宗明义,对“文学文化”概念的出现进行了追溯,首先概括了文学文化建立的三个阶段,进而分析了罗蒂“文学文化”的内涵,提出在罗蒂营造的“人文主义乌托邦”当中,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文学文化”,包括诗歌、小说和戏剧等文学种类,而相对于宗教、哲学和科学,它并不更加高级,这就明确了罗蒂对于文学的看法:既将哲学之后的希望寄托在文学身上,又并不赋予文学以超乎其他学科的特权。罗蒂所试图构建的是一个以政治代替科学,以文学代替哲学,以心理代替伦理,以生活代替理论的人文主义乌托邦。第三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系统阐释了罗蒂后哲学文化思想下的文学文化观。罗蒂用彻底的偶然性立论,解构了传统哲学当中人心、自我、本质、普遍和必然等概念,并将其作为现代自由主义乌托邦的依据。进而揭示了罗蒂眼中文学的价值,文学通过展现人生当中偶然的事件来描述一个偶然的世界,从而发现生活的多种可能,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在抛弃了确定的世界本质和永恒的人性基础之后,人生仍然是有趣、可爱、值得过的,因此文学文化的重要性就体现在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对人生的激励。罗蒂提倡的文学文化是一种后形而上学文化,他对“想象力”做出的理解继承和发展了杜威的“道德想象力”。小说作为重要的叙事形式,比哲学和理论更能够直接展现出个体和种族所遭受的“残酷”,因此奥威尔和狄更斯在罗蒂心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文学家擅长运用反讽的手段,不断对自己的“终极语汇”地进行修正和完善,从而不断对事物进行重新描述。经过反讽主义者的改造,文学文化的功能得以体现,通过文学特别是小说的阅读使人们获得“自律的自我”,实现自我救赎和私人完美。第四章着重梳理了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文化的思想渊源。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思想并非直接脱胎于古典实用主义,而是在继承了古典实用主义特别是杜威和詹姆斯“关注现实”的基础上,注入了英美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的基因。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塞拉斯对“所予神话”的批判与戴维森的“隐喻理论”,尼采和海德格尔反本质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倾向等等,都对罗蒂产生了深刻影响。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放弃了对“经验”的强调,转而投向“语言”,主张在“后哲学”的语境下对事物进行“重新描述”。最后点明了后哲学文化观的实质,它是一种反本质主义的哲学观、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偶然的自我认知观以及“真理即隐喻”的语言观。第五章主要对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文化观对中国学界和社会产生的影响及存在的问题与局限进行了总结。罗蒂的思想对于中国当代学界“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进行了有效消解,但他并不提倡“亦此亦彼”彼此兼容,而是主张将对立项的区分进行消解,让二者的界限变得模糊,融合为一。罗蒂在文学的社会功能方面关注有余,而对文学文本自身的规律和特征则研究不足,尽管罗蒂在自己的世界里将文学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极大丰富了文学的内涵和外延,但是从文学自身的领域来讲,作为与哲学、科学和宗教相平行的学科,它有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独特的运作规律,罗蒂不应当对这些原有的在他看来是所谓“本质”的规律视而不见,而只是单单关注文学的社会功能,抹煞了文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价值。

肖倩颖^[4]（2020）在《面向真理本身 ——巴迪欧哲学思想探析》文中认为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一直以来是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统观哲学史,尽管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一直拥有崇高的位置,并赢得“一切学科的女王”的称号,然而在20世纪西方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反本体论思潮,语言哲学、存在论、分析哲学、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纷纷对其提出质疑,致使本体论哲学面临前所未有的存亡危机,这也促使人们不得不重思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巴迪欧正是在对这一时代问题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哲学。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哲学终结所带来的人类精神家园的缺失,哲学的理论指导地位的动摇,现代性问题突出等一系列问题,巴迪欧用他的哲学理论作出了激进的回应,对于指导资本主义实践,应对现代性的危机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遵循巴迪欧哲学思想的发展轨迹,尽可能的贴近其思想脉络,以最近似于巴迪欧的方式展现其思想论证线索,以两本“哲学宣言”为主要文本依据,梳理和解读巴迪欧哲学思想的理论内涵和内在发展的逻辑理路,探讨巴迪欧如何实现对以真理为核心的哲学的拯救和复兴,论证当代哲学的合法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哲学,实现哲学的更进一步,同时对巴迪欧哲学进行再思考,以期对其达到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对哲学命运的解读,长期以来各个哲学流派各持说辞,各持己见,在这一过程中,反叛黑格尔、拒斥形而上学是哲学的主流状态和核心观点,伴随着哲学出现了语言学转向、分析哲学转向、现象学转向、生存哲学转向等,它也经历了被消解、被重构、被终结、被拯救的命运历程,伴随这一过程的是对哲学的性质和功能的新理解,以及对哲学合法性的质疑和重建。为了论证当代哲学的合法性,实现哲学的拯救和复兴,巴迪欧首先对哲学终结论进行了反思性批判,指出哲学不是不可能的,而是被历史上的缝合体系所阻碍了,因此他主张,在今天要拿出纯粹的哲学的解缝的姿态,通过哲学与诸前提特别是诗的解缝以及哲学自身的远征来扞卫哲学的合法性,回归柏拉图的数学,以一种柏拉图主义的姿态,用数学开启了当代本体论,以其独特的数学逻辑的视角创造性地建构了事件、真理、主体三位一体的本体论哲学,重新确立哲学在其原初意义上的可能性。同时,面对当今哲学的发展状况,巴迪欧要做的不仅仅局限于停留在对哲学的拯救和复兴,而是要进行新哲学的建构,将其目光转向真实的生活。因而,他还提倡哲学要更进一步,探讨哲学可能性的实现方式,推动哲学的向前发展。巴迪欧首先指出现今的哲学是“人为的哲学”,表现为矫揉造作的实存,哲学被法律、道德、伦理等束缚和绑架,为了修复哲学受到的科学主义和道德的重创,巴迪欧主张回归现实世界,从具体的事实出发,让真理以某种具体身体的方式在这个世界呈现自身,重构永恒的、在世的、革命性的真理,使真理从存在走向实存,为此,他创造性地引入阶点理论和同一性函数,通过实存不同的取值来说明真理的表象和哲学的实存。至于如何实现哲学的更进一步,巴迪欧主张哲学要有所介入,有所行动,以一种共产主义的姿态,构建事件轨迹,真理性身体、主体化三者有机统一的在世的新哲学,实现哲学的非在到实存。在这一过程中,身体成为一个重要的表征,通过主体化的身体,世界与历史也成为具体的事物,由此看出,巴迪欧的思想经历了从“超验”到“经验”、从“天国”到“尘世”的发展路径,让承担发现真理的主体有了在世之身,让事件有了在世之根,也让真理成为可以经验的东西。这样,巴迪欧实现了数学本体论到在世的新哲学的内在逻辑理路的推进,为当代哲学的合法性提供证明的同时,也为现代性所关切的形而上学（哲学）命运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哲学的意义在于打开一个新的思想空间,巴迪欧对哲学的拯救复兴乃至进一步发展打开了真理发展的新的空间,他对以真理为核心的哲学的复兴和发展对于哲学合法性的证明以及未来哲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这里,真理是贯穿巴迪欧哲学思想的一条重要线索,在巴迪欧看来,哲学是对诸真理的把握,真理范畴是其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对待真理问题上,巴迪欧不局限于《哲学宣言》中的“类性真理”（存在层面的真理的形式理论）和《第二哲学宣言》中的“真理性的身体”（实存层面的真理的表象和实存）,近年来,巴迪欧更多的将目光转向研究真理视角下的事物,从真理的角度看存在和表象会如何,即真理的内在性问题,为此,巴迪欧创作了《存在与事件3:真理的内在性》一书,立足于探讨真理角度下的世界,旨在挖掘哲学与生活的关系,进而提出存在哲学主体吗?如若存在,它如何为真正的生活或完整的生活开辟道路等问题,通过这些问题的探讨与分析,更为深刻和详尽的展现巴迪欧哲学思想体系的整全轮廓。我想对于真理内在性的理解,是接下来巴迪欧哲学研究者应要关注的重要问题。哲学作为一种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它不仅是对时代问题的理论自觉而且是对社会历史的反思性批判,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巴迪欧所做出的的拯救、复兴乃至进一步发展哲学的努力,对资本主义实践及全球的政治实践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巴迪欧哲学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当今时代是生产力飞速发展的资本统治的新时代,科学信息技术的发展彰显出历史的巨大变化,可以说巴迪欧的哲学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具有普遍的全球意义,但是我们还应看到,巴迪欧作为法国的左翼思想家,他的理论创造更多具有的是欧洲意义,对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他们所面对和感受到的社会现实与我国仍有重大的差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是当代人类文明中独特的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具有自己的现实感和理论范式。

郜爽^[5]（2020）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关于正义论题,人类走过了漫长而悠久的探索过程。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复兴,马克思的正义观以其独特的理论研究视角走入了人们的视野。如何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正义观俨然已经成为了当前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关于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合理内核的争论,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加澄明,反而因为愈加复杂的世界形势以及马克思文本中表现出来的前后“矛盾”而持续至今,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如何为马克思的道德和正义维度寻找到合法的理论辩护,既关涉到如何有效回应“马克思与正义”之争,同时也是新时期开显马克思正义理论乃至是整个政治哲学独特的理论叙事的关键所在。长久以来,马克思正义观面临着一个前提性的挑战——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从早于休谟的帕斯卡尔认为理性的作用仅仅在于数学计算,而不能洞察行为的目的开始,到大卫·休谟对事实与价值之间何以联结提出疑问,再到康德通过引入现象界与“物自体”的紧张关系,以确证事实与价值无涉。这样的一种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逐渐开显出来——人的理性根本没有办法去察觉和理解客观世界的本质和目的,以致后来的一些哲学家们言之凿凿地否认从事实判断推断出道德规范的任何可能性。至此,事实与价值的两极对立局面俨然形成。但同时也有一些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对两者关系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澄清的基础上,尝试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中介”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寻找对话和会通的可能,以此表明这样的一种共同倾向——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不是分疏而是统一,而且这一倾向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之中,依然保留着十足的理论空间。在传统视域中,马克思的思想来源主要是局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然而事实上,这是对马克思理论作出的一种简化。尤其是涉及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理论探源时,我们会发现马克思理论内部潜藏着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渊源以及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思想的合理内核。马克思将汲取而来的思想养料淋淋尽致地运用到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表达之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开始了以政治自由和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正义呐喊,自此,他从未停止过对如何超越资本主义非正义社会的哲学探索。《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形成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标志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最终确立的同时,也体现着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真正诞生。此后,马克思对正义的理解不再仅仅是哲学的表达,更多的是转向正义的实践;不再是抽象地谈论什么是正义,而是以批判非正义彰显正义的实践内涵。这些都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集中而深刻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作出了强有力的铺垫。众所周知,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出现了看似前后矛盾的论述和表达,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实现了正义理论研究范式的哲学转向。而一组内在的规定彰显了这一正义观的崭新形象: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解释依据,它指引着我们在思考正义的来源以及作出某一评价时应当依据的要素是什么;第二,否定的辩证法是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方法论基础。在对待某一事物时,正确的做法不是静态观察,而是将其最为本质和核心的部分看作是动态的,因为“矛盾”才是它们的根本属性,这一方法同样适用于资本主义及其价值规范;第三,理想与信念是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价值旨向。作为人类的理想目标,马克思提供了未来共产主义及其实现途径的最初图景。此外,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展示了它不同于以往传统正义的三个理论特性,即整体性、批判性和实践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包含着事实性的正义批判与规范性的正义建构双重含义,前者构成了马克思正义观的“显性形象”,而后者则是潜藏着的“隐性形象”。具体而言,从事实层面讲,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认为正义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任何为永恒正义辩护的人及其理论终将面临失败的结局。马克思通过对剥削与剩余价值、资本与资本逻辑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形式正义掩饰下的实质非正义。就规范意义而言,马克思作出了三个方面的建构: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最为突出的贡献是它对正义的来源及评价作出了足够清晰的回答;第二,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本质的复归、市场与政治体制以及按需分配的正义图景作出了初步的“规划”;第三,对于正义的实现途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马克思提供了必要的阐释和理论证明。马克思的正义观自诞生伊始便一直面临着诸多学者的质疑和挑战,西方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约翰·罗尔斯以及被评价为对马克思主义信念构成重要威胁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中,罗尔斯的质疑主要集中在马克思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原则以及共产主义社会中正义的空场等问题上。然而,从根本意义上而言,这样的批判是站不住脚的,罗尔斯并没有意识到,马克思的正义并非以权利为最终依据,而是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最终的解释原则。退一步讲,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本身也是矛盾重重,自由主义正义论终究会在历史的涤荡中显露出它的脆弱性。而波普尔则是依据“证伪”原则对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他虽然相信历史具有一定的发展趋势,但拒绝承认历史的规律性和必然性,更是在宽泛意义上将无产阶级革命与暴力等同起来。整体而言,波普尔扩大了证伪原则的使用范畴,机械而片面地强调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不过是还没被证伪的教条式的科学,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历史既是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的结果,同时也暗含着新旧社会形态更迭的必然。

何天露^[6]（2020）在《马克思对黑格尔官僚制理论的批判》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与黑格尔在思想上有许多的对立点,而关于官僚制理论的论述是他们观点相斥的的接触点之一,对于研究马克思黑格尔的联系与分歧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研究马克思国家学说的需要。黑格尔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背景有所不同,我们应该放在具体的背景下思考其思想逻辑。在黑格尔看来,行政权作为现代国家的中心,行政官员意味着最先进的知识素养和法律意识。具有良好制度的官僚制度是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纽带与中介,它是社会实现普遍目标的前提,使市民社会和国家达到统一。马克思自身批判性问题的形成、《莱茵报》时期物质利益关系的影响以及费尔巴哈与卢梭思想的熏陶致使他不得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国家观进行结算,他将矛头指向官僚主义,既是对德国现实的批判,又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清算。在马克思看来,以官僚制为中介的国家和社会都是不合理的。官僚制本身具有同业公会的性质,官僚制的治理依托的不是知识和能力,而是依托权威与神秘,并不意味着独立于市民社会的普遍利益,他认为在现实的国家中,根本不在于每个市民是否有奉献于作为特殊等级的普遍等级的可能性,而在于这一等级是否有能力成为真正普遍的等级,即成为一切市民的等级。只有直接民主制才是唯一符合人的本性的政治组织形式,摒弃官僚制必须赋予人民主权。在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对于摒弃官僚制还没有进行系统的论述,之后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才进行完善。马克思对黑格尔官僚制理论的批判对于马克思理论的发展以及对现实的思考都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分析研读马克思与黑格尔在官僚制理论的论述,旨在重新审视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理论联系与分歧,重新定位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官僚制批判在马克思哲学中及政治学中的地位,并对现实生活进行再思考。同时在研究过程中要立足原着,力求把握其思想精髓。

李娜^[7]（2020）在《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 ——实践唯物主义视阈中的费尔巴哈问题研究》文中指出费尔巴哈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哲学影响着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形成,对费尔巴哈哲学解读的重要性,直接造成且影响着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与定性。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出场需要真实的费尔巴哈哲学为根基,准确解读其哲学思想,对于论证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超越性、开启旧哲学的理论转向、实现哲学思维的根本性变革至关重要。目前,费尔巴哈哲学在国内研究较少,在有限的研究中还存在着诸多误区,也就是说,传统视阈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解读存在着多重误读,真正的费尔巴哈,不是我们所分析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阈中的费尔巴哈,而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视阈中的费尔巴哈,是其哲学革命视域中的费尔巴哈。本文将立足于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视阈对费尔巴哈问题进行研究,来重新认识费尔巴哈,澄清其哲学的本质所在,还原其真实面貌,同时厘清他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首先,澄清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不是作为宗教批判的哲学批判,而是作为哲学批判的宗教批判。通过对其双重面孔即宗教批判与哲学批判的误读分析,阐明费尔巴哈宗教批判与哲学批判的本质性关联,即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目的是哲学批判,宗教批判服务于哲学批判,来说明影响马克思思想的是费尔巴哈的作为哲学批判的宗教批判;其次,澄清费尔巴哈影响马克思的哲学不是自然唯物主义,而是社会唯物主义,通过对其自然唯物主义路向的误读分析,说明费尔巴哈哲学的意义不是恢复了唯物主义原则,而是创立了人本学唯物主义,通过探究唯物主义历史谱系来还原费尔巴哈,说明这种人本学唯物主义是终结了整个近代哲学的社会唯物主义,在马克思哲学视阈中所看到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就是社会唯物主义;然后,紧接着要说明的是这种社会唯物主义哲学又是在何时真正影响了马克思,通过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形成过程与发展脉络的把握来指明费尔巴哈在克罗茨纳赫时期才真正影响到了马克思,影响的本质在于费尔巴哈的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进而,厘清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是否存在一个“费尔巴哈阶段”,首先对传统的理解进行分析,然后提出质疑,并在质疑中澄清:马克思在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出版后不是一个费尔巴哈主义者,在《44年手稿》时期已经达成了对费尔巴哈的实质性超越。以此来论证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不存在一个“费尔巴哈阶段”,马克思之所以高度评价费尔巴哈是因为对费尔巴哈的理论定位产生了误判;那么,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视域中费尔巴哈哲学的缺陷到底何在,传统观点对其哲学缺陷的指证是直观唯物主义,但这种直观唯物主义却误解了费尔巴哈的根本缺陷,我们提出对这一理论缺陷的传统解释的质疑,进而以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来重新解释费尔巴哈哲学的根本缺陷。最后呈现的是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对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本质性超越,分别在学术性向度与现实性向度中展开,最后综合起来,全面系统地厘清马克思自《手稿》到《形态》中与费尔巴哈哲学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一步步阐明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革命性与超越性所在,指出马克思的哲学具有超越一切旧哲学的理论高度,即站在实践的高度上完成了主体与实体的统一。

吴丹^[8]（2020）在《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及其教育研究》文中认为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发展环境,国家政治安全遇到严峻挑战。部分西方国家通过“和平演变”策略加快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国内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时期,各种思想意识相互激荡,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不断显现,干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对复杂形势,要取得伟大斗争的胜利、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这一基础工程和战略工程。由此,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理论研究和教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党的政治属性和政治本色、提高全社会政治觉悟和政治意志、筑牢共同思想基础。本文主要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国际各种力量较量与国内建设面临的各种挑战分析本文的研究背景,阐明本文研究的必要性,梳理和分析国内外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成果,阐明本文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点。二是厘清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本文将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形成与发展的历程划分为孕育、确立、完善、发展四个阶段,以文本解读的方式,纵向考察四个阶段的时代背景,阐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发展变化的主要线索和脉络。三是凝练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基本内容。高度概括、提炼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的政治思想,梳理、形成并阐释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基本内容。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基本内容包括国家政权是政治的核心、政党是政治的中枢、阶级斗争是政治的主题、民主是政治解放的主旨、法制是政治统治的保障、人民是政治的主体。四是解读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三个理论问题,目的在于深化理解该理论。首先解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建构逻辑,阐明了其建构的目的是为了现实的人、依靠的力量是无产阶级、追求的最终状态是全人类的解放;其次解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实现路径,提炼出提升生产力水平、注重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注重社会民主法制建设等五个基本路径;最后解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对以往人类政治观的历史突破,包括研究视域、方法论、实践性和终极目标四个方面。五是形成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教育的策略,在阐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教育的价值基础上,建构了包括“两个领域”的教育目标、“四个相结合”的教育原则、“三位一体”的教育内容和“六法协同”的教育方法与途径的教育策略,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教育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南,使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教育与时代共频。

董波^[9]（2020）在《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选题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视角,试图以艾思奇哲学思想为切片,去观察唯物辩证法论战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时代变迁。唯物辩证法论战是同时期经历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论战（方克立先生语）。唯物辩证法论战是对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总结,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唯物辩证法论战研究,也有利于进一步深化艾思奇早期哲学思想研究,也有利于应对新时代的反唯物辩证法的挑战。当前一股新的反唯物辩证法的浪潮袭来,公开挑战辩证法,不仅仅限于学术争鸣,而且渗透到网民大众之中。新挑战的特点是新平台、新话语、新包装。国内反对势力用互联网上的隐蔽身份作掩护,对唯物辩证法展开了新的更加恶毒的攻击,他们“戏侃马克思”、虚无辩证法、贬低辩证法、恶搞辩证法,在大众中传播唯物辩证法有害论、无用论。面对挑战,我们应当从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获取力量和智慧,以新大众化策略反击妖魔化唯物辩证法,在青年中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国内外学者对唯物辩证法论战的关注和研究并不丰富,在一些基础性问题或关键性问题上还颇有争议。本选题旨在通过对唯物辩证法论战中的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以论战中的艾思奇为纵线,以相关论题为横线,以若干理论问题为暗线展开论述。本课题主要采取了文献研究方法、比较与归纳方法、分析与综合方法、系统研究方法等。唯物辩证法论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其一,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混乱不堪,思想界分化严重,对马克思主义能否救中国的问题产生严重分歧。其二,苏联的哲学论战在外部对中国唯物辩证法论战产生影响。艾思奇参与论战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哲学论战的准备阶段（1933.5-1936.1）,第二阶段是通俗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6.1-1937.10）,第三阶段是中国化、现实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7.10-1943.8）。本选题从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观、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三个方面进行阐述,这三个方面是有机统一的。在世界观方面,艾思奇通过反对迷信、反对庸俗的唯物论、反对观念论、反对“哲学消灭论”和“心物综合论”、反对机械的唯物论、反对黑格尔的观念论等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通过真理问题的辩论、与直观主义论战、对意志自由问题的探讨、反对实用主义、反对经验主义和通俗化劳动观、反对凭头脑里的空理论下判断,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方法论方面,艾思奇通过批判一面化孤立化观点、批判取消论循环论和一盘散沙论、批判叶青关于“静”的逻辑,在论战中强调了唯物辩证法关于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观点;通过论战澄清内外因的辩证关系、澄清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批判折衷主义、批判只抓表面的方法,辨清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环节;通过论战澄清对立统一律、否定之否定律和质量互变律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值得一提的是,艾思奇与叶青关于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形式论理学）关系的论战给我们一些启示,包括要善于综合运用辩证思维方法,要认清叶青用形式逻辑取消唯物辩证法的实质,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辩证法唯物论。而在看待艾思奇不给形式逻辑留地盘的问题上,我们应当以“部分的错误”或小错看待之,它是可以改正的而且已经被艾思奇自己改正了;还要认识到,艾思奇将形式论理学视为形而上学和非科学,的确是论战期间的立场使然,他在不同程度还是肯定了和使用了形式逻辑的,不然,他不可能在1950年公开承认关于形式逻辑的两点错误。在历史观方面,艾思奇通过驳斥分割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唯武器论”、批判“国情论”、批判“一盘散沙论”、批判生物学主义与调和论、批判汉奸投降理论调和论、反对空讲大众化、揭露叶青的汉奸嘴脸、驳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相冲突的观点、批判“例证主义”等理论斗争传播了革命思想,坚定了抗战意志;通过批判“群众被利用说”和“盲目服从论”的英雄崇拜主义、运用阶级分析法批判胡适等的忍让主义、反对从理想口号出发、坚持理论宣传中的大众路线,批判了英雄史观,坚持大众路线;通过反驳张东荪的“未来不可测”论、批判马达救国论科学救国论、批判社会不变论和历史循环论、在论战中总结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批判欲望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等唯心史观、理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原理,理清了社会历史发展基本规律,使唯物史观在论战中革命化。《大众哲学》等是艾思奇在论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三化理论成果。《矛盾论》《实践论》等是毛泽东的对论战的阶段性总结,毛泽东与艾思奇的哲学交往积极影响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艾本”哲学教科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立的标志,初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大众化。

杜海涛^[10]（2020）在《西方正义论的伦理精神形态》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旨在研究“伦理”理念下的正义形态,及其之于西方正义论诸形态演进的关联线索。在黑格尔概念体系中,“伦理”被定义为个体与普遍物的统一。但当用伦理作为现代性诊断的工具时,黑格尔赋予它更为丰富的含义。伦理正义是指诸伦理实体中的正义实践要求,它既体现为伦理实体维持自身所需要的诸美德,也体现为个体与伦理实体中的伦常或美德统一的精神,前者是个人德性的正义,后者是伦理实体的正义。伦理正义既体现在家庭、社团等私人共同体领域,也体现为政治共同体中公民伦理认同的参与精神。在私人领域它对应的是包含着多元善观念的实践要求;在政治领域它体现为伦理精神与公共生活的统一,以完成社会伦理整合与制度系统的统一。以“伦理”看待西方正义论史诸形态,旨在考察在正义论的自我演进中,当正义与伦理对立会否产生一种时代自我诊断的精神自觉。因此,以“伦理正义”作为西方正义论诸形态的关联线索去考察便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正义论的传统形态包括希腊传统的德性正义形态与基督教传统的神学正义形态,传统正义论具有明显的“伦理性”与“本质主义”特点。希腊伦理世界的正义以个体德性与共同体本质的同一性为基本特质,柏拉图据此概括出“理性—灵魂和谐—个人正义”与“伦理精神—城邦正义—美德正义”两种正义范式,后者就体现出早期共同体社会伦理正义的一般形态。亚里士多德对政治正义和具体正义的德性主义建构,以及对政治与共同体至善同一性理解,也都保留着希腊世界的伦理正义气质。但在基督教神学世界中,世俗共同体不再是人的本质,人在超越层面上获得平等的身份。而在神圣关系中,个体通过信仰向上帝“称义”,“义人”的确认来自于一个外在本质,因而伦理正义又体现个体为回归本质实体的神学诸德性。就“现世”的伦理实体而言,教会和国家虽有不同的世俗正义形式,但它们的正义终极依据都来自于向上帝的称义。政教合一的异化促使正义论转向神圣与世俗相对独立的正义理解。而新教的神学个人主义此世化也为现代正义精神奠定了开端。古今正义论之别的辨证在于德性、城邦、上帝与财产、利益何者为根本善的问题。现代正义以契约论为开端,它一方面体现为个人权利的平等要求,一方面体现为政治体的合法性。契约主义虽然完成了对人的自由的论证,但它同时也将现代世界带进了一种原子化状态,自我利益与消极自由成为社会最高善理想。而且,就精神发展而言,启蒙把效用性当作人的本质,不可避免地导向时代伦理精神的失落。这为契约主义与黑格尔主义的当代分歧奠定了基础。但以契约主义为主的现代正义论在自由、权利取得的成就,为现代政治文明开辟了发展的根基。在当代分配正义以及正义与伦理的论证上,启蒙无疑都扮演着过渡作用。当代正义论的伦理形态可区分为自由主义政治正义、共同体主义多元正义、互主体的程序正义。当代正义论开端于对分配正义原则的进一步论证,自由主义分配正义的共同点是自由权利为分配基础,它总体上要求普遍正义优先于伦理生活。社群主义代表了时代精神的自我诊断与自觉,即纯粹将正义对立于良善生活,只会产生抽象的、个人主义的社会精神。由此,社群主义主张共同体、善较正义更具优先性。在自由主义者的回应中,罗尔斯和德沃金提出一种政治社会的“伦理共同体”,它要求个体认同自由主义政治正义原则的伦理价值,并愿意为其付出“德性努力”与“生活理想”。而一种偏社群主义的主张则认为社会伦理性体现在个人认真对待自己的幸福理想,也能在社会多元的共同事业中形成包含着不同价值内容的共同体。虽然两者在个人善与共同善统一的观点上不同,但就社会伦理正义精神而言,它们都是一种克服消极、包含精神与崇高的当代探索。交往理论下的程序正义形态与承认正义形态,是当代正义论的又一重要形态。哈贝马斯将正义、伦理、道德的规范合理性表现在互主体理想的话语环境中,正义体现为形式性、合法性、程序性,伦理认同的本真性也要遵循“伦理商谈”原则。在霍耐特看来,哈贝马斯互主体理论没有考量主体之间的情感和道德态度问题,他主张以主体间“承认”作为伦理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的正义标准,“承认”作为一个规范标尺,具有爱、团结等互主体的规范要求,社会正义和伦理生活的正义性都将以此为诊断标准。由此,他在承认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作为社会分析的正义”等理念,在“横向”上重建了一种伦理性正义的标尺。一种“合伦理”的正义包含着基于伦理关系、具体生活的境遇性正义要求。伦理的理念提出是为诊断现代伦理学诸问题,它要求一种“处境式”的实践理念,这对于注重抽象正义和消极正义的现代正义理解是有针对作用的。正是基于此,伦理在正义论的自我演进中,以一种精神自觉的形式在正义诸形态中起到关联或辨证作用。

二、从黑格尔论“现实”中看其政治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黑格尔论“现实”中看其政治观（论文提纲范文）

（1）论黑格尔的犹太教观念（论文提纲范文）

（2）整体性视阈下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理查德·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面向真理本身 ——巴迪欧哲学思想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5）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马克思对黑格尔官僚制理论的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7）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 ——实践唯物主义视阈中的费尔巴哈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及其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西方正义论的伦理精神形态（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黑格尔论“现实”中看其政治观（论文参考文献）

• [1]论黑格尔的犹太教观念[D]. 黄伟. 吉林大学, 2021
• [2]整体性视阈下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研究[D]. 李冰. 吉林大学, 2021(01)
• [3]理查德·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文化观研究[D]. 季婧.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4]面向真理本身 ——巴迪欧哲学思想探析[D]. 肖倩颖. 吉林大学, 2020(08)
• [5]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研究[D]. 郜爽. 吉林大学, 2020(08)
• [6]马克思对黑格尔官僚制理论的批判[D]. 何天露. 郑州大学, 2020(02)
• [7]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 ——实践唯物主义视阈中的费尔巴哈问题研究[D]. 李娜.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8]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及其教育研究[D]. 吴丹. 东北林业大学, 2020(01)
• [9]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D]. 董波.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10]西方正义论的伦理精神形态[D]. 杜海涛. 东南大学,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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