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全国精神卫生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一、全国第三次精神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马春霞^[1]（2021）在《形塑国民：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研究（1905-1929）》文中提出近代中国的通俗教育是以通俗直观的方式向普通民众授以浅显易懂的常识,以增进民众国家观念、国民意识、科学常识以及革新社会习俗的社会教育活动。通俗教育肇始于清末,兴盛于民初,衰弱于20世纪20年代。它是近代中国政府及知识界在内忧外患环境下探讨教育救国之策的产物。与此同时,在建设近代国家的语境下,通俗教育致力于将过往被排除在教育体系外的底层民众形塑为国家的合格国民,描绘出近代中国大众教育肇始阶段的图景。近代江苏地区的有识之士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历时较久、影响深远的通俗教育实践活动。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经历了兴起、发展与式微的历程。在这一变迁过程中,通俗教育在行政建制、实践运作等方面渐成体系。通俗教育的行政建制从无到有、从散乱到系统,为通俗教育在地方的顺利实施奠定行政管理的基础。通俗教育实践从清末的阅报、讲报、识字、宣讲等方式,逐渐拓展到民国时期形成覆盖讲演、展览、识字、谋生技能传授等切合民众实际需求的综合立体的教育网络。通俗教育实践主体也从清末地方人士的“单打独奏”到民国设立各类社会团体并建立专门的通俗教育场馆的拓展模式。尽管通俗教育缘于种种原因最终为民众教育所取代,然而其开展社会教育的思路与途径对后续民众教育发展不无启示与镜鉴作用。通俗教育团体的擘画与导航影响了民国时期江苏通俗教育的发展方向与内容。由着名通俗教育家伍达牵头创立的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通过广泛募集会员、召开会议、发行会刊等途径传播通俗教育理念,借助会刊向各地征集有关通俗教育发展基本问题的建议,引导各界深入探讨实施通俗教育的路径,普及通俗教育。尽管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存续时间不长,然而其对于通俗教育的开创之功不容忽视。江苏省教育会将通俗教育提案上达于政府,并将通俗教育实践下播于民间,在民国十数年间引领了江苏通俗教育潮流。江苏省教育会下设的通俗教育研究会在连续六届常年大会议案多围绕通俗教育在地方的实际问题展开,使这些问题加以讨论,甚至获得解决,促进了通俗教育在基层社会的发展。通俗教育团体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活动推动了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深入有序的开展,也使形塑国民的理念进一步广泛传播。江苏通俗报刊在传播国家观念、卫生常识等方面以及在谋求自身发展的调适过程中参与了对国民的观念塑造。为了培养现代国民的观念,通俗报刊运用大量篇幅引导民众认识“欲爱身家,先爱国家”的道理,灌输从日常生活中做“爱国的实事”——“尽本分”。当然,为了吸引读者,维持报业生存,通俗报刊亦夹杂以轻松、休闲、娱乐的内容。宏大的国家主题在通俗、休闲的内容配置中,得以稀释,散落在各版块的编排中,既展现了通俗报刊塑造国民的隐衷,亦满足了民众的娱乐需求,巩固了报刊的读者。通俗报刊对卫生常识的传播,彰显了通俗报刊在向国民传播卫生观念过程中所作的努力及其影响。在通俗报刊的阐释下,民众与国家的距离被拉近,民众的个人健康等同于国家机体的健康,民众与国家被建构起唇齿相依的联系。江苏地区的学校式通俗教育藉由课本较为系统地启蒙民众。清末,江苏政府及民间人士通过设立简易识字学塾,开始了培养宪政国民的尝试。民初,以董景安为代表的知识界藉由“六百字编”通俗教育丛书、开办通俗教育学校,向“陇畔耕夫”、“市廛手民”普及国民常识。民间团体还创办了能让民众获得一技之长的通俗夜校,引导民众在提升谋生能力的基础上增长常识,增进政治觉悟,承担国民义务。江苏地区的学校式通俗教育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政府及知识界对通俗教育认识的逐渐深入,凸显了国民常识普及的民众取向,更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通俗教育提出的新要求。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馆是在采择日本经验基础上建立的中国式国民启蒙场馆。通俗教育馆通过选址文庙消弭了传统精英文化空间与大众文化空间的隔阂,体现了通俗教育的本旨。通俗教育馆的馆内常识演示及巡回讲演活动使民众在“耳闻馆之声”的过程中接受国民常识普及。通俗教育馆的展览引导民众在“目睹馆之物”的过程中获得常识。江苏地区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创办通俗教育馆的尝试,在启蒙定位、设馆建制方面对其他地区多有影响,亦对其后民众教育馆的建立颇有启示。不过,经济、人事、观念方面的困境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通俗教育馆教化功能的发挥。近代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界人士,在形塑国民的时代主题下,结合地方情势开展了有针对性的通俗教育实践。它以民间力量为先导,在官方的政策支持下,秉持底层视角,借助大量的通俗教育媒介,着力于培养具有国家观念、国民意识及现代常识的国民。通俗教育将普及国家观念、国民意识、科学常识等作为国民塑造与知识启蒙的切入点,将下层民众纳入近代国家共同体中,赋予其政治属性,开启了普及国民教育的历程。在建构近代国家的大背景下,通俗教育体现出鲜明的工具性,在形塑国民的同时亦凸显了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性,加速了民众时代的来临。

罗雄^[2]（2020）在《高等学校时代新人培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提出的育人新目标,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人才培养的总方向。时代新人培育的提出,既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对人才培养的客观需求,也延承了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心任务的变化而培养“新人”的历史传统。时代新人的培育,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回答了新时代教育“培养什么人”的根本问题,是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的重要使命,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迫切要求,是落实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本质要求,是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客观要求,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青少年是时代新人培育的主体。高等学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之一,在时代新人培育上大有可为且应大有作为。高等学校时代新人培育,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延承中国共产党“育新人”的传统,着眼于现代化进程中的育人反思。就理论基础而言,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中国共产党“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和“立德树人”的育人思想是高等学校时代新人培育的理论根基。就时代背景而言,高等学校时代新人培育处于落实“四个伟大”战略、完成“强起来”历史任务、贯彻“四个服务”方针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背景、新征程、新境界和新使命之中。就现实反思而言,高等学校时代新人培育必须正视教育现代化、文化多元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信息化等潮流对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所带来的挑战,必须直面技术理性的“僭越”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带来的困扰。在培育原则上,高等学校时代新人培育应坚持总体性原则、主体性原则、导向性原则和实践性原则。在培育内容上,高等学校应着重培育青年大学生过硬的政治能力、高尚的道德品质、卓越的学习和创新本领、无畏的担当精神、健康的身心素质和开阔的国际视野。在培育路径上,高等学校时代新人培育应着重从课堂引导、实践养成、组织保障、精准服务和队伍支撑上入手,构建时代新人培育的路径体系。具体而言,在组织保障层面,应以党的坚强领导推进时代新人培育,构建凝聚青年、服务大局、当好桥梁、从严治团的高校共青团“四维”工作格局,增强高校学生会和学生社团组织的组织力,强化班集体成员的主体能动性;在课堂引导层面,应坚持“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贯通、“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融合、“实体课堂”与“虚拟课堂”的互补;在实践养成层面,要做实以理论学习为基础的专业实践,做优以知行合一为原则的社会实践,并在实践中精心打磨育人工作品牌;在精准服务层面,应扎实做好对青年大学生的学业辅导、心理疏导、生活引导和就业指导;在队伍支撑方面,应按照“四有”好老师标准,精心培养“大思政”育人队伍,尤其是要配齐建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辅导员工作队伍。总之,高等学校时代新人培育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需要不断健全和优化课程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科研育人、网络育人、心理育人、资助育人、组织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等十大育人体系,从而形成育人合力,使时代新人培育取得更加显着的成效。

察应坤^[3]（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提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刘欢^[4]（2020）在《系统观指导的上海社区精神心理卫生服务能力提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目的了解上海社区家庭医生团队精神心理卫生服务现况,根据需求设计精神心理卫生服务能力提升专项培训方案,以系统观、整体观思维来探索提升服务技能的宏观架构,构建精防公卫条线医生为主,家庭医生团队融入,全社会参与的社区精神心理卫生服务模式,并为探索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精神心理专科医联体建设提供参考意见。研究方法应用问卷调查法、半结构式访谈法、数理统计法、专家咨询法等。以纳入上海市第四轮公共卫生三年行动计划的精神心理卫生服务技能培训项目的6个区县205名家庭医生团队人员为研究对象,用描述性分析、卡方检验等方法分析专项培训阶段性资料。培训的设计理念是启发学员用系统观来理解和处理社区心理健康问题,培养家庭医生团队能够与个体、家庭、医疗机构、学校、社会文化环境等整个系统工作。从而促进不同机构、不同部门的融合协作,并探索提升社区精神心理卫生服务能力的建议与策略,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精神心理专科医联体、大健康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提供参考资料。研究结果1.基本情况:学员以中青年为主,40岁及以下人群占73.17%;学历层次较高,本科及以上学历占84.39%;其中48.81%公共卫生岗位人员非公共卫生专业背景。2.精神心理卫生服务专项培训:不同岗位人员对接受培训途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家庭医生更倾向于专科医院进修;98.05%反映非常愿意将培训内容学以致用;90.73%的学员考试成绩在80分以上,培训效果良好。3.精神心理卫生服务培训现状:48.78%的学员反映政策保障不够;81.46%认为证书含金量需提高;76.59%反映培训与工作冲突较多。家庭医生和公共卫生医生培训意愿相对较高,其中家庭医生团队对心身疾病的诊治、医患沟通与压力管理需求较高。4.精神心理卫生服务模式和体系:家庭医生团队反映精神心理卫生服务比较突出的问题为缺少专业人员（75.61%）,缺乏知识技术（65.37%）,需提升居民知识（65.85%）;90.73%认为从事社区精神心理卫生服务应该获得报酬,但实际只有17.56%的人员有报酬;提高精神心理卫生服务人员积极性最有效的措施是制定合理报酬（93.66%）,改进工作环境（74.15%）,提供培训机会（68.29%）。5.能力提升远期效应:家庭医生团队较多会将精神心理知识运用在人际关系问题（57.46%）和工作问题（58.21%）;专业能力的提升一定程度会推动经费投入,提升社区心理卫生服务硬件、软件和人力配置,对居民精神心理卫生知识知晓率提升也有明显促进作用。研究结论1.家庭医生团队结构比较合理,年龄和学历构成是服务能力提升的坚实基础;培训开展要结合团队人员专业背景和岗位需求设计方案。家庭医生团队对精神心理卫生服务技能培训需求较高;系统规范的精神心理卫生服务专项培训比较受欢迎。2.能力提升要结合家庭医生签约精神卫生服务的推进阶段开展,争取多部门积极配合支持,确保医护人员安心参与;制定适宜的社区精神心理卫生服务绩效考核机制,有利于激发家庭医生团队的积极性,对基层心理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起到良好促进作用。3.公共卫生人员和家庭医生是社区精神心理卫生服务的主力军,可以将上海三级预防管理模式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结合,构建以精防条线公共卫生为条,其他人员辅助家庭医生管理精神障碍患者和社区心理卫生服务为块,条块结合、全社会参与的社区精神心理卫生服务模式。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不单单是卫生部门的精神心理疾病治疗,更多的一般心理问题干预和健康促进,需要多部门积极配合,更需要完善的基层心理服务网络和人力基础做支撑。4.非公共卫生专业背景的公共卫生岗位人员制约了社区条块结合的良性发展,公共卫生人才培养迫在眉睫;构建全面系统的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体系,统筹兼顾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的三个阶段,使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衔接顺畅,培养的人才能够很快适应社会需要。5.精神心理卫生人力资源缺乏与分布不均匀短期内难以解决,积极探索市专科-区专科医联、专科医院-社区医院医联、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医联、“互联网+”跨区域医联,是快速解决现有服务资源缺乏的有效方法。

徐建中,焦佳凌^[5]（2020）在《新时代民政精神卫生工作职责与定位探析》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政部门就是参与精神卫生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部门。在不同历史时期,民政精神卫生工作的职责定位、概念内涵和工作重心,随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党和国家工作需要而有所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思想日益成熟,民政精神卫生工作职能内涵日益丰富,工作内容得到全面拓展和加强。第十四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政工作"三聚焦、三基本"的指示批示,新时代民政精神卫生工作应当聚焦六个方面:加强民政精神卫生服务对象基本生活保障;提高民政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服务水平;推动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落实精神障碍家庭监护政策并加强监护制度研究;加强流浪乞讨人员中疑似精神障碍患者救助;强化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科学化专业化管理等,切实保障民政精神卫生工作对象的合法权益。

范珊琼^[6]（2020）在《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精神卫生服务模式的探索和实践 ——以深圳市福田区、龙岗区和南山区为例》文中指出本文对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精神卫生服务模式的探索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本文以社会工作者如何介入社区精神卫生服务模式为研究重点,在复元理论的指导下,重点研究国内外社区精神卫生服务模式主要做法;运用实地调查研究方法,研究深圳市社区精神卫生服务模式现状、现存问题、成因等;提出复元理念下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精神卫生服务模式的方案设计目标,并在复元理念指导下,结合笔者在社区内介入精神障碍患者走向社区康复的个案服务;构建复元理念下社会工作者介入社区精神卫生服务模式。通过研究,本文认为社区精神卫生服务模式已取得一定成效,仍存在较大发展空间,需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本土化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精神卫生服务模式。

李全彩,卞梅霜,沈学武^[7]（2018）在《新时代精神残疾人康复公共服务问题与对策》文中研究表明残疾人是弱势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残疾人事业进步,特别是对于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和残疾人精准扶贫工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党和国家对残疾人康复的重视越来越高,国家在精神残疾人康复方面的努力程度也在不断加强。然而,由于在残疾人群体中,精神残疾人康复问题更加复杂。因此,新时代背景下精神残疾人公共服务存在的问题也很凸显,一是需求侧问题,二是供给侧的问题,三是中国式精神病康复模式实行难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本文基于公共服务的视角提出了完善精神残疾人康复公共服务的对策。首先,新时代加强精神残疾人公共服务既能够缓解精神残疾人公共服务需求与供给的矛盾,也是对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的积极回应。其次,在精神残疾人康复的公共服务完善路径上,我们认为一是要倡导社会正能量,转变基层公共服务责任主体的工作态度;二是要建立专业社工对精神病康复工作的嵌入机制,大力培育医务社会工作者;三是要对精神病残疾人康复的特别处遇措施包括切实实施社区康复纳入规划。本文旨在倡导积极康复的理念,建立以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家庭、社区（机构）、政府三方共责制度,给予精神残疾人终身基本保障的基本建议。

涂轶群^[8]（2018）在《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上海市毕业后医学教育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价 ——以精神科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我国医疗卫生人才匮乏,而且优质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比较发达城市的三甲医院,存在严重分布不均。同时,医闹、伤医、杀医等恶性事件近年也频频发生,“扎堆看病、看病难、看好病更难、医患关系紧张、医患矛盾突出”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不断涌现且日益严重,临床医生执业环境持续恶劣,医生离职转行潮开始涌现,使得原本严峻的就医形势雪上加霜。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医疗人才紧缺、缓解严峻的就医形势,国家政府启动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其中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是两项重要的医改新举措。上海市政府积极响应,并于2010年和2013年开始在全市范围分别进行了“上海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上海市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改革举措,旨在增加有效临床医生数量的同时,提高临床医生的整体素质和医疗水平,培养出更多能“看病”且能“看好病”的医生。我国精神卫生服务资源严重短缺且分布不均,精神障碍患者数量的庞大与精神科医疗资源不足的现状形成强烈反差,精神科的医疗形势不容乐观,精神科专业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旨在通过对精神科临床医生进行统一规范的培训,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精神科医师,促使优质医疗资源可以有效下沉,从而整合和优化上海市精神科医疗资源布局,提升基层精神科医疗机构的医疗水平,改善患者就医体验,努力实现上海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十三五”规划的主要目标之一,即“建成全覆盖、可持续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实现人人享有安全、有效、公平、可及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从根本上缓解严峻的精神科医疗形势。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作为毕业后医学教育的主要形式,在整个医学终身教育中扮演者举足轻重的桥梁角色,既是医学学校基础教育的理论知识延伸与应用,也是医学继续教育的基石。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梳理、总结和归纳上海市实施毕业后医学教育政策的效果评价相关研究,并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公共政策评估理论,以精神科专业为例,通过对上海市精神科实施毕业后医学教育政策的关键利益相关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及问卷调查,梳理上海市精神科实施毕业后医学教育政策的现状。同时,运用专家咨询法,构建上海市精神科实施毕业后医学教育政策的效果指标评价体系,并使用定性与定量分析法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价。根据调查及评价分析结果,进行对策分析,从而为解决实施过程中所存在的困难、问题及为政府进一步完善上海市精神科毕业后医学教育政策体系提供参考依据。与此同时,也为国家制定、完善和在全国推广应用精神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为全国精神科毕业后医学教育政策制定、实施和完善工作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实践蓝本。

刘继同^[9]（2017）在《中国精神健康社会工作时代来临与实务性研究议题》文中研究指明2015年4月,国家卫计委等6部委颁布《关于开展全国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卫疾控发（2015）57号）文件,2015年成为中国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元年,标志中国精神健康社会工作时代来临,具有划时代和里程性历史意义,标志中国人健康需要结构转型和卫生保健体系建设走向现代性,精神健康已成为全民性、普惠性和最高层次的健康需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精神健康政策法规取得显着成就,初步形成中国特色精神健康政策法规体系框架,但是社会工作者却始终处于"边缘化"地位,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专业作用。本文首次简要勾勒中国现代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体系框架范围内容与优先领域,重点是构建中国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实务研究议程,构建中国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实务问题清单目录",指明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发展方向,为健康中国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建设奠定社会工作基础。

王佳宁^[10]（2017）在《抚脉历程——改革开放40周年大事记（2008～2012）》文中研究表明从改革发端,到深化改革呐喊,再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开大阖,其进程中的若干主次、节点值得系统回顾总结。当改革转入全面制度创新的轨道,理性回望来路,梳理40年改革脉络,使改革朝纵深探索,多见成效,少走弯路,减少成本,其意义不言而喻。作为中国经济学品牌期刊,《改革》始终关注中国转型和发展进程,在全国学术期刊中率先推出"改革开放40周年大事记",与读者一同见证和回眸中国改革开放征程。本期摘编整理20082012年大事,敬请垂注!

二、全国第三次精神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国第三次精神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形塑国民：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研究（1905-1929）（论文提纲范文）

（2）高等学校时代新人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4）系统观指导的上海社区精神心理卫生服务能力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时代民政精神卫生工作职责与定位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6）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精神卫生服务模式的探索和实践 ——以深圳市福田区、龙岗区和南山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新时代精神残疾人康复公共服务问题与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8）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上海市毕业后医学教育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价 ——以精神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精神健康社会工作时代来临与实务性研究议题（论文提纲范文）

（10）抚脉历程——改革开放40周年大事记（2008～2012）（论文提纲范文）

四、全国第三次精神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形塑国民：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研究（1905-1929）[D]. 马春霞. 扬州大学, 2021(02)
• [2]高等学校时代新人培育研究[D]. 罗雄. 湘潭大学, 2020
• [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4]系统观指导的上海社区精神心理卫生服务能力提升研究[D]. 刘欢.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 2020(06)
• [5]新时代民政精神卫生工作职责与定位探析[J]. 徐建中,焦佳凌. 社会福利(理论版), 2020(07)
• [6]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精神卫生服务模式的探索和实践 ——以深圳市福田区、龙岗区和南山区为例[D]. 范珊琼. 东北石油大学, 2020(04)
• [7]新时代精神残疾人康复公共服务问题与对策[J]. 李全彩,卞梅霜,沈学武. 残疾人发展理论研究, 2018(01)
• [8]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上海市毕业后医学教育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价 ——以精神科为例[D]. 涂轶群. 上海交通大学, 2018(08)
• [9]中国精神健康社会工作时代来临与实务性研究议题[J]. 刘继同.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17(04)
• [10]抚脉历程——改革开放40周年大事记（2008～2012）[J]. 王佳宁. 改革, 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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