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生产中有技术吗？

一、精神生产中到底有无技术（论文文献综述）

王晶^[1]（2021）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合浦海洋文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成为世界各国竞逐的角力场。新时代的中国海洋文化复兴之路究竟该以何作为科学的价值引领?近代以来,国内大部分研究者在探讨海洋问题时,总是习惯性地沿用西方海洋文明的评价标准与话语逻辑,这表明中国学术界在海洋研究领域缺乏文化自信与理论自觉。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质疑否定中国拥有属于自己的海洋文化或海洋文明,并依循西方海洋文化或西方海洋文明范式来研究中国海洋文化,甚至还以此来指导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事实上,中国海洋文化有其自身发展历程与独特文化基因,深入挖掘其底蕴、梳理其源流、探寻其从发轫之初一直延续至今的价值基因,既是中国海洋文化研究亟需面对的问题,也是树立中国海洋文化研究文化自信与理论自觉的时代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合浦海上古丝路文化底蕴深厚”,合浦及其特殊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所孕育的合浦海洋文化,作为中国海洋文化的起点,为其提供了典型样本。合浦海洋文化是指自西汉为加强岭南地区政治军事统治而设立合浦郡以来,在海陆一体特殊自然地理条件与人文地理条件下,汉民族、岭南地区少数民族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各民族之间通过内河、近海、陆路等途径,在交通贸易、生产交流、文化交往等具体历史活动中所形成的以开放包容、和合交往为核心价值的一种中国古代海洋文化。合浦海洋文化海陆一体的开放包容、和合交往核心价值,是汉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海外文化汇聚合浦交融而成,合浦当地出土的各种古代器物是这种文化融合的主要标志。同时根据这些古代器物可以推断,“合浦”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已经辐射至东南亚、南亚各地区与各民族。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研究合浦海洋文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或文明的一般原理,审视汉代合浦郡在海陆一体特殊自然地理条件与人文地理条件下所形成的文化融合。为此,在论述展开的过程中,按照“器物—符号—价值”的研究范式,综合运用语料库分析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感性具体—抽象—理性具体的方法、跨学科研究与跨地域研究相结合等方法,通过梳理源流、勾勒轮廓、抽象符号、挖掘价值、凝练精髓、总结规律,重新探讨合浦海洋文化过去已经贡献什么、现在及未来能够贡献什么等问题,以此揭示合浦海洋文化所蕴涵的深厚历史底蕴、文化底蕴与价值底蕴。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研究合浦海洋文化,不仅在于论证中国早在公元前2世纪末就已经逐步发展出海洋文化,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学术上尝试突破西方海洋文明的评价标准与话语逻辑,主要在三个方面作出努力:一是学术观点方面,提出合浦是中国海上对外开放的第一个窗口与海陆丝绸之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合浦的海陆一体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始源标识、合浦海洋文化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原发标识与“丝路精神”的创始标识、合浦海洋文化为中国海洋文化贡献了海陆一体的开放包容、和合交往核心价值等新观点;二是学术思想方面,探讨构建马克思主义海洋文化基本理论与评价体系作为科学评价体系、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挖掘合浦海洋文化所蕴涵的深厚历史底蕴、文化底蕴与价值底蕴、基于合浦海洋文化的价值精髓探讨其对突破西方海洋文化优越论的学术意义及为中国海洋文化贡献海陆一体始源价值基因的基础性意义;三是研究方法方面,形成了“器物—符号—价值”的中国海洋文化研究范式。综上,通过深入挖掘合浦海洋文化的价值精髓,探讨其对突破西方海洋文化优越论的学术意义,揭示其作为中国海洋文化的起点所蕴涵的价值基因,由此对以合浦海洋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海洋文化进行话语重构与价值重塑,从而树立中国海洋文化自信、提升中国海洋软实力,为当前的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一带一路”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倡议等方面的发展提供价值基础与理论支撑。

管晓婧^[2]（2021）在《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愈加密切,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愈加频繁。这使得中国面临的问题越发具有时代性与世界性,使得国际社会的大环境与大趋势越发深刻地影响中国。我们的时代给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即全球化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迫切需要一种跨文化、跨学科、跨时空的宽广视角,迫切需要在中国与世界的文明交流互鉴中构建具有民族特色、顺应时代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研究由此应运而生,这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选择。回首过去,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取得丰硕成果,面向未来,它仍需进一步深化基础理论研究,尤其要加强以“借鉴”为核心的前提省思。这是因为,借鉴不仅关乎国际比较研究存在发展的合法性基础和价值方向,还关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认识论基础与原则遵循。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当前亟待破解的借鉴问题包括:何为借鉴?为何要借鉴?能否借鉴?如何借鉴?围绕这些问题,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文化研究、科际整合等方法,首先探明概念内涵与借鉴价值;然后回应借鉴难题以澄清借鉴可能;最后依次分析借鉴立场、借鉴内容与借鉴方略。按照这个逻辑,全文除引言、结语外,共设置五章内容:第一章,概念解析与借鉴价值。重在剖析“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与“借鉴”三个主概念在本选题语境下的特定内涵,进而揭示借鉴研究之于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乃至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现代化发展的价值意蕴。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内涵。本文从阶级、个体、民族视角出发理解思想政治教育,指出国际比较研究不仅要注重其阶级内涵和政治内涵,还要关注其文化内涵与民族内涵;二是国际比较内涵。国际比较更加凸显跨文化、跨制度特质,具体可从异同分析、类型划分、规律揭示、优劣评价、对话交往五个层面理解其实质;三是借鉴内涵。本文根据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所内蕴的三层矛盾提出它的三重内涵,即借鉴是促进自我与他者融通的桥梁、借鉴是深化跨文化交流对话的途径、借鉴是推动社会精神再生产的选择;四是借鉴价值。以借鉴为导向的价值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可增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大局意识、问题意识及方法意识。第二章,借鉴难题与回应。重在回应在意识形态冲突难以避免、文化间距难以消除、话语理解应用难以对等的客观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可能。一是针对意识形态差异问题的有效回应,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存在基于教育逻辑相通性、教育内容相通性、教育手段相通性的借鉴可能;二是针对文化间距问题的有效回应。各国思想政治教育虽处于不同文化传统之中,但文化相通性使间距跨越成为可能。文化相通性主要包括问题指向相通性、思维模式相通性和文化张力相通性;三是针对概念屏障问题的有效回应。众多国际比较类学科都面临“概念不等价”难题,在概念屏障难以消除的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存在基于概念规定对等性、基于科学规律普遍性、基于环境规约相似性的借鉴可能。第三章,借鉴依据与立场。重在挖掘与探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立场的重要论述与思想启发,从而为澄明借鉴立场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经典作家虽很少直接论述这一问题,但从他们的着作中可以抽离出很多具有重大指导价值的相关论断,如“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真正标志着进步的一切都是无产阶级的研究对象”,“要善于用批判态度来看待别国经验并独立地加以检验”,“要注重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要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等等。这些经典论述中贯穿着三种主要立场,即民族立场、阶级立场和人类立场。因而,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要坚持以独立自主为核心的民族立场,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阶级立场,坚持以进步解放为宗旨的人类立场。第四章,借鉴内容。重在剖析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内容的选取依据及厘定范围。首先,探究了相关国际比较类学科借鉴内容的主要类型,具体包括具有时代意义的他者议题、围绕同一问题的他者视域、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及他者方案、超越特定文化限制的“普遍”真理;其次,分析了这些学科在厘定借鉴内容时的方法论前提,具体包括自我与他者的同时在场、一般与特殊的界限划定、内容与形式的分离提纯;最后,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特殊性提出国际比较研究中需要关注的三类借鉴内容,即论题主旨层面的借鉴内容、研究范式层面的借鉴内容以及实践经验层面的借鉴内容。第五章,借鉴方略。重在制定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方略。一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借鉴方略。文章指出,国际比较类学科在议题设定上普遍注重平衡中国与世界、传统与当代、当下与未来这三对矛盾关系。以此为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要关注三大议题,即全球化背景下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问题、现代化背景下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以及物质化环境中精神家园与崇高使命的构筑问题;二是实现概念通约。为了增强不同文化系统、不同国家概念名称之间交流对话的等价性与有效性,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三种规定法”为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能够囊括各国思想政治教育名称范畴且层次清晰的概念规定体系。其一般规定包括反映群体善恶标准的价值性规定、反映社会习俗规范的导向性规定、反映干预影响机制的灌输性规定,特殊规定包括反映阶级利益立场的意识形态性规定、反映事物发展规律的科学性规定、反映人类进步解放要求的革命性规定、反映天神超验意旨的宗教性规定,个别规定是其奠基于传统文化之上的民族性;三是构建参照系统。参照系统是国际比较借鉴研究的坐标系,它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单个评价指标的局限性。本文尝试构建三类参照系统,即基于个别国家具体指标的参照系统、基于多个国家综合指标的参照系统以及基于人类未来发展指标的参照系统。三类参照系统各有其优势与局限,因而要灵活选择、合理应用。

崔家新^[3]（2020）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研究》文中指出青年亚文化用以指涉青年人特有的,有别于主流文化的边缘性和从属性文化实践形式。改革开放后,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诸如嘻哈、摇滚、朋克等典型的青年亚文化现象在我国青年人的精神生活中广为流行。尤其是网络新媒介的快速发展重塑了青年亚文化,使其展现出抵抗性消弱、娱乐性增强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青年人正将青年亚文化革新为寻求话语空间、展现身份认同、注重精神享乐的精神生活空间。各种新的青年亚文化现象不断涌现,高校已成为青年亚文化传播与发展的主阵地,大学生成为青年亚文化的积极推动者、传播者和创生者。在青年亚文化的影响下,一些青年人以个性张扬自居,过于追求娱乐性精神享受,忽视社会责任,颂扬个人主义价值观,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要求日渐疏离。青年亚文化的健康发展变得更为紧迫,急需获得有力的引领力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的重要论断,这为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价值观是文化的内核,二者具有紧密的逻辑关联性。在文化的生成发展过程中,价值观也随之生成并展现出形塑文化、维护文化传承的功能性作用。基于这种政策支撑、逻辑关联以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引领价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也具有逻辑可行性、制度可行性和现实可行性。进一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这一可行性,我们会发现,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理论的科学性、发展性和人民性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提供了保证;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明晰了青年人的本质特征和青年人的发展方向,指明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的价值目标;依托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借助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有助于全面把握青年亚文化生成发展的基本规律,明晰青年亚文化的积极价值与问题所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的引领,一方面必须以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年亚文化的历史演变特征及启示,着眼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从总体上明确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的目标、方向和基本原则;另一方面立足于青年人的生活实践,着力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一要强化政策保障,夯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二要推动引领主体的角色转变和青年主体意识的提升,以对问题的回应引发思考和共鸣,引导青年人充分而全面地认识青年亚文化、发展青年亚文化;三要聚焦青年亚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帮助青年人明确人生发展方向、弘扬责任与担当,为青年亚文化发展营造和谐的发展空间;四要依托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创新有效的引领方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的方法创新上,依托日常生活理论、互动仪式链理论、议程设置理论为基础可以衍生出生活融入法、互动仪式法、议程设置法。同时,基于融合引领主体、引领方法的需要依托协同理念能够提炼出多方协同法。这些方法契合青年亚文化的生成发展规律和青年人的思想行为特点,对于推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落地生根、行之有效具有积极价值,是值得尝试的创新性方法。

韩幸^[4]（2020）在《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文中研究指明当今社会正值转型升级的重要节点,各项社会事业建设依次开展,社会中日益凸显的贫富差距、生态环境破坏、金融危机、网络安全、极端恐怖和局部战争等现实问题,对人类社会有机体带来了挑战。在经济转型、社会转轨的重要时期,人们开始探讨世界未来发展之路,基于此,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为我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思路,该思想揭示出社会是由各种要素和机构组成的有机整体,这些要素和结构之间发生着各种联系,并由于相互之间作用而引起社会的运行发展,展现了人类社会及其发展的整体图景,能够为社会的全面共同发展提供借鉴。从这一点来讲,深入研究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正当其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运用了文献研究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分析与综合研究法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进行研究,不仅在原着的基础上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也通过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实际相结合,以期能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提供理论支撑。本文基本结构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绪论部分包含研究背景、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等。第二章,从背景和过程两个方面入手,着重突出相关的历史脉络,梳理马克社会有机体思想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溯源,从历史实践角度对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形成展开了客观、全面、深入的分析。第三章,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有机体是包括“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和“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一切关系是囊括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在哪的总体性范畴”。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以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以现实的人为主体、政治、经济、文化等诸要素共同构成不断自我更新的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有机体。从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的主体构成入手,总结分析出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的五类十项特点从而认识社会有机体的整体系统,深刻领会了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所坚持的“现实的人”这一出发点。第四章,社会有机体具有典型的社会属性,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总体性实践推动社会有机体的运行。辩证统一是社会有机体发展的方法。从社会有机体的形成机制、发展实质及构成维度,对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结构做出更为全面而客观地解读。第五章,从理论的高度认识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在唯物史观中的重要定位。本章节是从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与社会生产、社会结构、及人的本质和人类解放,等三方面进行论述,从而确定,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在唯物史观中具有重要地位,从唯物史观的形成发展历史来看,它影响和表征着唯物史观的成熟和完善程度。从理论逻辑上看,它使唯物史观真正体现为唯物论和辩证法的高度统一,从而与唯心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因此,在历史和逻辑两个层面上,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在唯物史观中都具有重要地位和价值。第六章,本章对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与中国目前的新发展理念做了总结,再谈到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与五位一体理论的丰富及实践的推进,最后谈及了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有力支撑。对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当代价值和重要方法论进行了阐述。结语部分不是简单的对文章的总结,而是在分析了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基本论述的情况下力求结合社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以试图寻找解决思路。有机体的理论特征与现代社会的治理目标之间实现统一,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必须遵守社会有机体的特点和规律。新形势下,要想更好地进行社会建设,必须对社会治理做出创新,未来的研究方向应探索构建政府主导下的社会有机治理模式。

田天亮^[5]（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文中提出毛泽东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社会主要矛盾是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占据支配地位、发挥主导性作用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形式和外化表现,是标注社会发展历史方位、揭示国家基本国情、体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特定范畴。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在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基础上,党才能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辟中国特色社主义新道路、迎来民族复兴新征程,才能推进党和国家各方面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进入新时代,伴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党和人民面临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依然十分繁重,要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就必须深入研究和掌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规律,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成功经验。本文坚持整体性的研究视角,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为研究目标和任务,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共党史等学科研究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产生的基本条件、认识的发展历程、理论内涵、价值评价、基本特征及经验启示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地分析和探讨。引言主要阐释了本研究所涉及的基本概念、范畴及相关命题,概括了选题缘起、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思路、创新与不足之处,同时对“矛盾”、“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等概念及相关命题进行了科学界定。第一章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产生的基本条件。本章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要矛盾相关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相关理论、中国古代哲学的矛盾思想等其他思想理论,是认识产生的理论渊源;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探索,特别是在认识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过程中推进了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认识的产生提供了历史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我国基本国情及其阶段性特征、中国共产党自身状况及认识能力的变化,是认识产生的现实条件;东欧和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探索社会矛盾问题的经验教训,是认识产生的重要国际借鉴。第二章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历史进程。本章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程度作为划分阶段的标准,集中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所经历的“重新认定”、“逐步深化”、“重大突破”三个比较大的发展阶段进行了概述,重点分析了党在“改革开放初期”、“新时代”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两次重大判定”,力求既能从整体上揭示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历史全貌,又能凸显不同阶段的认识特点。第三章归纳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所涵盖的理论内涵。本章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双方及其关系变化的揭示,阐明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内涵及其变化,揭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的关系;通过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及其表现、地位及其作用、变化规律等问题的总体把握,揭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属性及其表现;围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所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战略、路线、方针和政策,则从多重向度上回答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路径。本章还对“新旧”社会主要矛盾的关系、“社会主要矛盾同初级阶段、新时代的关系”以及“党在十八大前后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内在关联”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第四章阐释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矛盾认识的价值意义与基本特征。本章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评价理论,建构起融理论创新、实践论证、揭示现实、引领未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评价体系,从多重向度上分析和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取得的重大成果,同时阐明了完善和发展这些认识所应坚持和努力的方向。在认识特征的把握上,从前进性与上升性、总体性量变与阶段性质变、党性与人民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继承性与发展性、理论性与实践性、世界性与本土性相统一的角度,归纳了认识的基本特征。第五章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经验启示。本章认为,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必须进一步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根本指导,坚持以全面认识和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及其变化为主要现实依据,坚持在我国社会矛盾全局中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坚持以不断推进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为主要目的,坚持将中国共产党作为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领导核心。结论部分在对全文内容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总结了本文的主要观点,同时也对深化本研究作出了进一步的展望。

赖嘉俊^[6]（2020）在《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空间思想层次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空间是人类实践活动展开的场域。与时间一样,空间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具有基础性地位。《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空间思想揭示了空间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和它所包含的多元的社会意蕴,既具有批判性意义,又蕴含着建构性旨趣。《手稿》的空间思想通过分析货币与资本等主要的经济学范畴,论证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与机制,建构了与资本主义剥削空间相对立的、以个人发展为目的的自由空间思想。探讨《手稿》空间思想的层次性,有利于厘清《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社会形态建构学说的双重逻辑的关联,是探寻解决资本主义空间危机与推动合理空间秩序构建的救渡之思。生产空间、社会空间与人的自由空间构成《手稿》空间思想的三个层次。这三个空间层次具有内在统一性,在动态的空间演进关系中环环相扣、层层推进,体现了《手稿》主要理论的发展逻辑。作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性空间,生产空间承载的物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社会空间产生变革的根本原因;作为个人获得全面发展的空间存在,人的自由空间是生产空间和社会空间建构目的的最终指向。被资本操纵的生产空间是《手稿》理论批判的逻辑起点。货币作为流通领域的中介,打破了地域生产空间的交易隔阂,拓展了生产空间中的交换规模,但是货币的第三种规定性使贮藏货币和获得财富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空间的生产目的。货币从“交换媒介”到“财富代表”的身份转换,使其掌控了流通领域,并逐步颠倒生产空间的本质目的。当货币进一步转变为资本后,从“服务于生产”到“服务于资本”的目的导向更加强烈,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趋利性支配了空间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进而让资本逻辑的发展趋势成为生产空间的必然趋势。资本主义现实境遇与共产主义科学设想下的社会空间是《手稿》理论批判的逻辑展开。资本主义社会是《手稿》同时期的空间现实,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空间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使自由的因素拷上了枷锁;共产主义社会是对现实空间批判之上的科学设想,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空间对人的自由本质的发展,鼓舞了自由因素的创造。从“时间消灭空间”的命题来考察两种社会空间中的时间与空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所采取的是压缩自由空间的剥削路径,而共产主义社会所采取的是创造自由空间的发展路径。构建人的自由空间是《手稿》理论变革的最终指向。自由空间产生的历史前提在于两种“世界新图式”:一是从地域市场到世界市场的物质生产的全球化进程;二是从民族历史到世界历史的人类文明的共享性格局。在物质生产与精神文明普遍联系与发展的新图式下,构建人的自由空间仍然面临着因资本与空间“勾结”而产生的异化阻碍。破解异化困境的方案在于启蒙人对剥削机制的理性批判意识,并通过走向以人为本质的生产立场从而消解空间的权力性。《手稿》的空间思想在马克思整体思想中具有较为独特的理论地位。从马克思批判学说的角度看,《手稿》空间思想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进一步深入。它解答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无法解答的资本与劳动“等价交换”的理论之难,并通过批判巴师夏和凯里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破除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和谐幻象。从马克思建构学说的角度看,《手稿》空间思想推进了未来社会建构与“三形态”理论的研究。它从大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的生产力量以及资本主义历史局限性的必然趋势中,补充阐发了向未来社会过渡的内在条件,并初步确立了以生产和社会关系为标志的社会形态观。《手稿》三个空间层次的合力与运动,在马克思的整体思想中始终具有开放性、发展性、历史性和实践性。

张月梅^[7]（2020）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它是唯物史观在各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展现。以往的历史观都是唯心史观,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哲学革命,创立了科学的历史观——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的生产劳动,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进行研究,即对特定的社会形态的形成及其演变规律进行深入研究的结果。具体的社会形态是唯物史观的载体,在各个社会形态的演进中展现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社会形态还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对唯物史观作了科学的分析,它从纵向维度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且在横向维度上分析了具体的社会形态,对社会有机体的结构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剖析,使唯物史观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得到真实、全面的展现。马克思的着作中多次提到相关“社会形态”的概念,并且按不同的标准、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论述。本文根据马克思论述过的不同的侧面,对马克思论述的社会形态进行了经济、技术、文明程度等角度的划分,对经济关系、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总体文明程度三个视角进行系统阐述,以便更好的、更全面的理解和把握社会形态理论。马克思提出“经济的社会形态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从经济的社会形态进行过深刻的论述。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划分是最被认可也是最受重视和常用的一种分法。“五形态”和“三形态”两种划分法都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范畴。“五形态”是按照生产发展的程度,将人类社会大体分为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五种社会形态。“三形态”是从人自身的发展程度来划分的,将人类社会分为“人的依赖”、“物的依赖”和“自由个性”三种形态。技术的社会形态划分法是按照技术发展的程度来进行社会形态划分的。马克思并没有明确提出这种划分法,但是在他的着作中却有很多相关的论述。技术代表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对技术的社会形态的探讨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和经济的社会形态划分相辅相成进行研究。文明的社会形态包含更广泛的内容,它与“经济的社会形态”、“技术的社会形态”都有着一种相互胶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文明形态既包含物质和技术,也包含政治、文化和生态的发展程度。无论从哪个角度理解社会形态的形成和演进,都离不开对生产劳动的研究。技术的社会形态是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标志着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程度。经济的社会形态是在劳动中结成的各种关系,包括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等,而文明形态则是人类的发展距离野蛮的程度。社会形态是在不断演进的,马克思认为社会形态的演进是有一定规律性。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社会形态的不断演进呢?其演进究竟具有怎样的内在逻辑呢?究其根本,需要在劳动中寻找答案。首先,马克思认为社会的发展源于人的需要,需要是生产劳动的第一动力。是需要促使人不断从事为了满足需要的活动,先满足生存的需要,继而满足生产的需要,第二个需要才是真正的需要。在不断满足需要的过程中,人在不断发明创造新的生产工具,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随着生产工具的革新,出现了分工并且越来越精细,分工导致所有制的变迁。所有制是整个大厦的经济基础,它的变革必然带来整个社会的变革。随着生产力发展的不断提高,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一定是消灭私有制,那么社会发展的最终形态就实现了,社会形态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价值目标也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价值旨归。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展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与特殊性。东方社会的发展走出一条与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一个特殊的存在,为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理论提供了有力的实践验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形态是公有制、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经济形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形态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形态。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对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进行深入的探索,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能够更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以及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为中国道路提供更丰富的理论支撑。

阿剑波^[8]（2020）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现代化发展不仅是多个学科都在探讨的焦点论题,而且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支点。当今基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的现实背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论题,既具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理论意义,又具有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和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意义。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研究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逻辑和历史统一法、静态与动态统一法、交叉学科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学理界定、理论依据、生成根源、构成与功能、目标与原则、现实困境与实现策略等问题,展开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学理界定,主要解答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概念、本质、特征问题。在对现代、现代性、现代化、现代化发展内涵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内涵进行科学界定,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是指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系统构成要素,顺应社会和人的现代化发展的实际需要,为促进社会和人的现代化发展自觉作出相应变革和超越的动态发展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不仅彰显着意识形态性的本质规定,而且具有显着的内涵性和外延性、整体性和局部性、渐进性和突变性、继承性和创新性、特色性和国际性相结合的特征。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理论依据,主要阐释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理论基础以及理论借鉴方面的问题。其中,阐释的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有关学科的现代化发展相关理论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者既是推进现代化发展的倡导者和先行者,也是促进现代化发展的推动者和实践者。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现代化发展的思想,列宁和中国共产党人有关现代化发展的理论,始终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研究的指导思想。西方国家在经济学领域、政治学领域、社会学领域、心理学领域、历史学领域等有关学科领域里,取得的丰硕现代化发展研究成果,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研究提供丰富的理论参考和知识借鉴。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生成根源,主要从需要、利益、实践三个层面出发,解答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得以生成的根源问题。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生成的需要根源来看,需要是其生成的起点,影响其发生与变化,需要满足是其生成的归宿。就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生成的利益根源而言,利益不仅体现其向度、展现其本质,而且是其本原和根据。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生成的实践根源分析,其源自于实践,指向于实践,更需要得到实践的检验。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构成与功能,主要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要素构成,要素关联,功能彰显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域、基本要素、结构方式、功能现代化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要素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构成要素,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各构成要素之间地位有差异、作用可互补、并展现出自身特定的组成结构。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具有鲜明的导向、保证、育人、协调以及激励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目标与原则,主要探究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目标设定、原则遵循、图景展现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目标定位于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现代化发展,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安全性,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推进及实现,要遵循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历史性与逻辑性、理论性与实践性、传统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原则。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展现出结构与功能同在、系统与要素结合、前进与曲折统一、主导与多样互动、阶段与连续并存、现实与虚拟互补的现代化发展图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现实困境,主要围绕教育观念、内容、方法、制度、队伍等要素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展开讨论。这些问题具体体现在观念的封闭性、滞后性、单一性、保守性、物本化;内容的相对迟缓、泛化倾向、层次失序;方法的科学性欠缺、互动性不足、综合性缺乏、媒体数单一;制度的制度规范失范、领导体制阻滞、运行机制滞后;队伍的素质水平不够、能力水平不足、管理水准不高。这些问题影响和制约着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向前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实现策略,主要从其现代化发展的现实困境出发,从创新观念、优化内容、转变方法、完善制度、造就队伍等角度寻找对策。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需要观念朝开放性、发展性、多样化、创造性、人本化方向发展,内容往渐进性、主导性、科学性方向发展,方法向科学型、互动型、综合型和多媒体型方向发展,制度上需要制度规范、领导体制、运行机制朝现代化方向发展,队伍的素质、能力、管理水平往现代化方向发展。以进一步加快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步伐,达成培养时代新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培养符合我国社会现代化发展需要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李小波^[9]（2020）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文中提出自从美国着名学者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以来,软实力理论的影响却早已“溢出”美国国境,在世界各国“发酵”和“本土化”,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制定国策、促进发展的重要参考性理论。他将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作为软实力最重要的三种资源加以阐述。而文化首当其冲,成为软实力构成要素中的基础成分与核心内容,直接决定国家软实力的强度和深度,因此文化软实力迅速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源于西方理论界的权力概念,是建立在西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理论基础之上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美国霸权和西方价值观。在全球化时代,要提升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不仅要反映时代特性和人类发展趋势,更要体现本国的特色和价值取向。而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中国文化软实力理论必然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约瑟夫·奈的文化软实力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不应该照搬约瑟夫·奈的思想,而是必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成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文化软实力研究的中国化,才能彰显我们自己的文化身份。由于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研究是在西方学者提出软实力概念之后才开始的,因此当前的有些研究过于依赖西方的软实力研究成果,导致了研究成果与中国实际的脱节。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的古国和社会主义的大国,发展完善软实力学说,构建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文化软实力理论,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不仅是实践发展的要求,更是学界的责任。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理论基础,以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作为重要借鉴,力图把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和内涵从西方语境中转移到中国语境之下,从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对文化软实力概念进行分析与界定,在此基础上分析当前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现状,并提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策略和措施。本论文由绪论、正文、结语组成,其中正文包括五部分。第一章文化软实力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渊源。本章从分析总结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内涵的角度出发,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进行全面梳理,厘清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与软实力思想相关或相近理论的开端、发展和走向,这是界定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文化软实力的前提条件,也是本研究逻辑基点的理论前提。本章分为三节,分别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进行梳理总结,为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文化软实力的分析和界定寻找理论源头与支撑。第二章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基本规定。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础上,阐释在中国语境之下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涵,着力阐述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文化软实力的内容,它与西方话语下的文化软实力到底有何不同。本章分别从马克思主义文化软实力的内涵、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诠释、主要特征以及发展目标三个方面对文化软实力加以界定。第三章中国共产党对文化软实力的探索历程。本章分为五节,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论述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中共历代领导集体的文化软实力相关思想,清晰地展现和总结我们党对文化软实力思想的探索和认识过程,也是对文化软实力在中国语境下进一步地诠释和升华。第四章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现实境况。本章分为三节,首先分析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所面临的复杂的国内国际背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和中国的和平崛起。在此背景下总结得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成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大力弘扬与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初步形成;中国文化日益影响整个世界。并总结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面临的难题,比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难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整合难题以及中国的国际舆论引导力不足的难题等。第五章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策略和措施。本章分为三节,结合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主要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加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和加强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三个方面对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给出建议。

孙夕龙^[10]（2019）在《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是一个整体,构成了一个意识形态理论体系,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主要内容之一。整体来看,他们意识形态思想形成过程时间比较一致,意识形态理论的逻辑一致,只是侧重点不同。论文第一部分是意识形态思想史。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有一个从唯心主义性质逐步转变为唯物主义性质,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第一,合作之前马克思的思想历程。首先,马克思中学时期已经具有个体与共同体相统一的思想种子。大学时期确立了作为自我意识的“绝对自由”、理性、“理论精神”和哲学的独立存在和绝对地位,抛弃了宗教,确立了哲学实践思路,即哲学批判或“理论精神”根据“本质”和“观念”来“衡量”“个别的存在”和“特殊的现实”,即用“本质”和“观念”的普遍性来消除共同体与个体（“个别的存在”和“特殊的现实”等）之间的矛盾。这个批判思路是“异化—回归”思路的开始。其次,《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实践了他的唯心主义哲学批判,一方面,以“普遍理性和普遍自由”和“对象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为标准和根据来批判现实,发现到处都是统治阶级和利益集团利用新闻出版、法律、制度和国家等共同体谋取自身特殊利益,损害“普遍利益”。另一方面,他又发现在特殊群体与共同体的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矛盾中,受损害的都是作为被统治等级的人民的利益,于是,马克思在提出“真正的报刊”、“事物的法理本质的普遍和真正的表达者”、“国家本身的实质”等概念的同时,又相应提出了“人民报刊”、“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和“人民意识”等概念,产生了“普遍理性和普遍自由”同“人民”之间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但是没有解决。再次,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通过剖析黑格尔国家理论来研究《莱茵报》时期产生的问题,一方面揭露了黑格尔绝对观念的“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另一方面又揭露了君主制实现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同一性”的“具体自由”的虚假性,认为“只有民主制才是普遍和特殊的真正统一”。此时,马克思确立了意识形态问题的两个基本内容和线索,即揭露绝对精神的虚假性以及如何统一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后者是意识形态的基本矛盾。又次,从《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开始,马克思确立了“应有”“真正”的地位与“异化—回归”理论思路,揭露了包括宗教、国家在内的“普遍性”事物的虚假性,揭示了“政治国家的世俗结构”的缺陷即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后者在《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明确表达为国家建筑在“普遍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矛盾之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完整运用了“异化—回归”思路,并在此思路下结合私有财产的扬弃阐述了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在抽象意义上解决了人类生活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问题。第二,合作之前恩格斯的思想历程。首先,从不来梅实习时期到柏林服兵役时期,恩格斯的思想与马克思早期类似,主要是肯定唯心主义的自由意志和自我意识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在自由意志统领下实现国家整体与其要素的统一,并用这些观念和思路批判现实。其次,到了英国实习时期,恩格斯发现了政党的阶级本质和“物质利益的冲突”,认识到法律是纯粹的诡辩术,揭露了国民经济学的欺骗和伪善的本质特征,并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了异己力量问题。再次,《英国状况》时期分析了英国阶级斗争,揭露了宗教的“异己的本质”,明确提出了“异化—回归”思路,论述了不同民族哲学对待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关系的不同方式,提出了诸多意识形态相关问题,最后揭示了国家和宪法的本质就是“财产在进行统治”,开始触及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三,合作之后的思想历程。首先,从《神圣家族》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期间,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快速蜕变。《神圣家族》初步阐述了唯物史观,放弃了本质的“异化—回归”思路,阐述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如国民经济学对于私有财产的辩护、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关系的理论等问题。其次,《德意志意识形态》阐述了比较完整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全面“清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和他们自己的唯心主义哲学,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意识形态理论。再次,《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在积极参加和指导无产阶级实际斗争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共产主义理论,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证了消灭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之后真正实现了普遍利益和人的解放。又次,《共产党宣言》之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主要包括揭露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条件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新形式,即拜物教,而在无产阶级理论上则是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使得科学社会主义得到最终完善。恩格斯则侧重哲学研究,论述了人类解放的实现、意识形态“独立性”、宗教意识形态的行为逻辑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史等等,大大丰富和完善了意识形态理论。论文第二部分是唯物史观和人类解放理论的详细表述。唯物史观和人类解放理论也属于“观念的上层建筑”,但它是无产阶级的理论,是列宁所说的“科学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一般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作为“历史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人类解放理论认为,通过共产主义运动,可以消灭私有制和所有异己力量,无产阶级必然获得解放。而由于无产阶级背负着“整个的人类奴役制”,作为特殊阶级的无产阶级的解放也就是整个人类的解放。因此,在重建的个人所有制中,共产主义实现了“真正的共同体”,实现了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的统一。论文第三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般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虽然没有完整的独立表述,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构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的严密的逻辑体系。第一是“一般意识形态”理论,主要观点和内容如下:意识形态四级本质,即意识形态是反映异己力量的“普遍性形式”思想观念、是“统治”人们的具有普遍性的“虚假观念”、是人们按照“神”、“标准人”等等“虚假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的思想活动、是统治阶级“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的利益”的“虚伪的”思想“欺骗”和“思想的统治”;从认识论层面看,意识形态的基本矛盾是论证虚假共同体和虚假普遍利益的普遍性意识形式同阶级和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之间的冲突;从实践层面来看,意识形态基本矛盾是以共同体普遍利益来维护统治者特殊利益的虚假共同体同共同体中其他被统治阶级或阶层的特殊利益之间的冲突;意识形态具有虚假的“普遍性”、“本末倒置”、“虚假的独立性的外观”、“没有历史”和形式化等特征;通过“借用”和“模仿”等方式,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创造历史和合法化统治的思想条件;意识形态的“曲线”与经济的“红线”形成相互作用的矛盾关系;意识形态具有“服从自身规律”的相对独立性;统治阶级思想的生产者即“意识形态家”生产了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思想;法是统治阶级实现其特殊阶级的“共同利益”的中介和颠倒的意识形态;宗教是人类对支配他们的异己力量的幻想的反映和“感情上的形式”,充当了历史运动的“意识形态的外衣”;意识形态可以通过揭示它的世俗基础和本质、并“使现存世界革命化”而被克服乃至消灭。第二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主要包括如下内容:通过“借用”、“模仿”和“翻译”等方式,利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革命传统、思想遗物及其意识形态等思想条件,来表达新世界的内容,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经历了从“掩盖”到“公开”的历史变化;资产阶级法是为了实现资产阶级特殊利益的法;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自由和普遍利益等方面表现出幻想、虚假和欺骗等特征;国民经济学是掩盖私有财产矛盾和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伪善和谎言;资产阶级经济学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纯粹理性”和永恒不变的;拜物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意识形态的最新形式,将商品、货币和资本作为物神来崇拜的人就是拜物教徒。

二、精神生产中到底有无技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精神生产中到底有无技术（论文提纲范文）

（1）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合浦海洋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6）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空间思想层次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精神生产中到底有无技术（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合浦海洋文化研究[D]. 王晶.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2]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问题研究[D]. 管晓婧.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研究[D]. 崔家新.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7)
• [4]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D]. 韩幸.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D]. 田天亮.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空间思想层次性研究[D]. 赖嘉俊. 浙江大学, 2020(08)
• [7]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研究[D]. 张月梅. 黑龙江大学, 2020(03)
• [8]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研究[D]. 阿剑波. 兰州大学, 2020(01)
• [9]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D]. 李小波. 湖北大学, 2020(01)
• [10]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研究[D]. 孙夕龙. 北京交通大学, 20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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