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然保护区共同管理制度探讨

一、对我国自然保护区实行共同管理制度的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杜鸿健^[1]（2021）在《我国国家公园管理体制立法完善研究》文中提出1872年美国建成了全球首个国家公园,有效实现了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间的平衡,基于此也促使国家公园逐步开始成为国际社会认同的一种生态管理模式,随后在全球很多地方也开始实现国家公园的实践。在我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要实现国家公园体制的构建,这也被看作是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一项关键任务。随着2017年《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简称《总体方案》）的发布,其中就国家公园体制改革方向做出了明确的界定,标志着国家公园体制的顶层设计初步完成。目前,我国在践行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上,处于稳步工作推进状态,阶段性成果显着,但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尚未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职权关系、相应制度规范的缺失等等。针对在国家公园建设中可能存在的上述问题,首先要肯定国家公园作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核心内容的积极意义,是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做出的重要举措,在对我国现存的以自然保护区为主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的现状进行梳理后,阐述其存在的弊病以及构建一个新兴科学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其次,在对于域外国家关于国家公园管理体制的先进经验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横纵两个维度的比对,总结出值得我国吸收借鉴的先进经验与方法。最后,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与国家政策的指引,从完善管理体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出发,提出构建我国国家公园管理体制的对策与建议。

倪东^[2]（2020）在《自然保护地社区管理法律问题研究》文中认为自然保护地社区管理,是为了对当地生态资源和有关自然环境系统服务、文化资源进行有效保护,而让当地社区作为直接管理者的一种自然保护管理模式。它包含三方面的内容:管理的主体,具体包括社区管理组织,有关政府部门。管理模式,包括协议共管、共管委员会,项目共管,我国应该选择以共管委员会为主的管理模式。管理对象,包括自然保护地内的原住民,特许经营者等。我国自然保护地社区管理现阶段存在的突出法律问题:社区管理主体范围不明确,具体包括社区管理组织法律定位不明,政府管理职责不清;社区管理模式不科学,具体包括社区管理模式运行机制不完善,社区管理模式合作机制不健全;管理对象规制不合理,具体包括原住民保护机制不完备,特许经营者管理机制不健全。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开展自然保护地社区管理工作较早,在法律及其实践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美国独特的特许经营制度,特有的游客管理机制,都有规范的制度和完备的法律,解决其自然保护地的生态保护问题;英国的保护与休憩协调机制,公众参与机制,在充分吸收公众意见后开展工作;加拿大特有的自上而下管理模式,吸引游客和法律规制的游客管理方式,有效的解决了其自然保护地的管理费用和生态保护的平衡。上述国家的环境法律体系完善,管理主体明确,社区管理模式科学,管理对象规制合理,能为解决我国自然保护地社区管理法律问题提供借鉴与启示。建议通过以下方案解决我国自然保护地社区管理存在的法律问题:第一、明确社区管理主体范围,具体包括明确社区管理组织法律定位,明晰政府管理职责;第二、规范社区管理模式,具体包括完善社区管理模式运行机制,健全社区管理模式合作机制;第三、合理规制管理对象,具体包括完备原住民保护机制,健全特许经营者管理机制。

赵缔^[3]（2020）在《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的构建》文中认为自2010年《海岛保护法》实施后,我国已经为无居民海岛的使用者颁发了无居民海岛使用权证书。但是,《海岛保护法》尚未对无居民海岛的使用用途进行分类,同时也没有明确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因此,我国2020年通过的《民法典》只明确了无居民海岛的国家所有权,未在用益物权分编中明确无居民海岛使用权。而根据物权法定原则,无居民海岛使用权需要在我国《民法典》用益物权分编中被直接明确。要将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纳入到我国的物权制度体系中,则需要对无居民海岛实施用途管制,以明确无居民海岛的使用用途。2018年,我国统一的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形成后,要对我国所有国土空间实施用途管制。我国的国土空间是指我国主权权利下的地域空间,包括我国的领土、领海和领空。按照自然特征,国土空间可以分为陆地、陆地上的水域、海域和空域。在统一的自然资源管理模式形成前,我国只明确了土地的用途管制制度。另外,针对我国领土范围内陆上水域和海域的用途分类已经明确。因此,对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的研究也具有实践意义,有助于完善我国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由于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是同社会实践紧密相连,需要产生社会实效,因此需要对该制度构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论证。从必要性上看,该制度的构建既可以实现国家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的用途管制职责,又可以解决无居民海岛现实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从可行性上看,该制度的构建既有国家“陆海统筹”战略的支持,又有国家对无居民海岛现有的管理成果作为铺垫。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内容,因为国家构建该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对无居民海岛利用活动进行市场规制,降低市场失灵。另外,该制度的实施还会控制无居民海岛这一自然资源在我国海洋经济领域的供给量,具有显着的宏观调控作用。而由于无居民海岛具有地处偏僻、无户籍人口、远离内陆等特点,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机制极难用于发现人为破坏无居民海岛的行为。作为一种稀缺的公共物品,如果无居民海岛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活动没有秩序约束,则会产生“公地悲剧”的效果。因此,国家对无居民海岛实施用途管制,并将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出让给民事主体,可以激励民事主体对无居民海岛的保护。但是,无居民海岛利用活动需要受到规制,以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不突破国家政策底线。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冲突是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与保护活动中存在的主要利益矛盾,如果缺少了秩序约束,私人经济利益会对环境公共利益造成严重侵犯。因而,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为了实现对公共利益的保护,需要对私人利益进行限制。那么,建立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衡平机制就是必要的,因为公共利益对私人利益过度限制同样会造成利益矛盾。除此之外,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需要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具体实施,这就会产生与公共利益不完全一致的、不合理的政府利益,因此还需要处理不合理的政府利益,这样才能保证公共利益。第一,需要处理部门之间的利益矛盾问题。各部门之间产生利益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权责不清、职能交叉,直接原因是政出多门、多头审批,所以需要对职能相近的部门优化重组。第二,需要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利益矛盾问题。中央与地方的利益矛盾主要是财权与事权的配置冲突,由于二者行政隶属关系的存在,中央政府将财权上收,地方政府往往事权过重而财力不足,这就不利于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在省级行政机关的落实。所以,这就需要通过合理配置地方财权,保证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国家实施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需要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设定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权,这是一种行政公权力。行政机关实施用途管制行为需要被授权,但是这种公权力一定要受到制约,因为政府利益的无限制扩张会侵吞私人利益。所以,在为行政机关配置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权这一自由裁量权时,还需要通过裁量权的细化、不相容职能的分离、审计机关的监督、监察机关的监督等内外部制约的方式实现对公权力的控制。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的构建需要以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为前提,制定无居民海岛利用规划,对全国的无居民海岛实施指标控制,并按照城镇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的要求实施分区管制。针对无居民海岛使用用途的设计问题,采用了实证研究方法进行了考察。通过对《海岛保护法》实施后无居民海岛使用权证书的颁发情况分析发现,旅游娱乐用途的无居民海岛占总超过40%,公共服务用途和渔业开发用途的比例都远远低于旅游娱乐用途,而且没有批准过作为农林牧业用途的无居民海岛,与《海岛保护法》实施前的情况大相径庭。依据我国土地和海域的使用用途分类和无居民海岛的特征,可将无居民海岛的用途划分为“三大类”,12个一级类和45个二级类。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需要与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制度相衔接。在无居民海岛的使用用途被划分为“三大类”后,无居民海岛使用权也需要根据农用岛、建设用岛和其他用岛的用途进行细分设计,并调整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的征收、免缴、使用和管理制度。另外,还需要明确责任机制,落实相关法律主体的法律责任。最后,若要将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纳入到《民法典》用益物权分编,则需要认识到该权利的特殊性。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私权特征和用益物权特征明显,但又具有浓厚的公法色彩。并且,由于该权利的客体并非单一物,而是组合体,所以该权利实际上包含了若干子权利,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流转也是这些子权利“打包”流转。

李博^[4]（2020）在《我国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优化研究》文中指出当前,科技发展速度日益加快,经济实现繁荣发展,城镇化步伐也在不断加快,然而人们对林业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加剧了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因此,为了确保林业资源的完整,有效的维持生态平衡,促进整个社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成立了自然保护区。经过60多年建设,中国自然保护区已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地带,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承载体。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两山理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绿色发展理念对自然保护区的现行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2020年4月20日至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期间,再谈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提出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说把多少真金白银捧在手里,而是为历史、为子孙后代去做,生态文明建设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作出的最重要的决策之一,也是党的执政宗旨、执政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息息相关,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息息相关。在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自然保护区的内含、涵义都将发生深刻变化,其建设以及管理也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作为我国最重要的自然保护地,如何更好地发挥并转变自然保护区的作用,准确地提高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效率,使管理得到优化和改进,值得我们深思。由于自然保护区涉及各种类型的保护地,其根据生态要素的类型和行政区划的界限进行划分,但是管理机构设立不规范、管理制度不完善、顶层设计不完善、管理效率偏低、自然资源产权不够清晰,权责不清、多部门管理等体制性问题比较突出[2]。在当前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浪潮中,中国迫切需要优化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借鉴国内外自然保护区在管理方面的成熟经验,根据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实际状况,探索并优化生态文明事业中的管理。本文指出了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进步,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不断加剧,管理引发的问题逐渐增多,导致自然保护区在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阻碍。本文通过举例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化适应新时期周至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促进自然保护区的全面发展,已是周至自然保护区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基于此背景下,在系统分析自然保护区管理的现状与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了优化自然保护区管理的对策。在优化和改进其管理后,可提升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效率,解决权责混乱、职能重复等问题。本文在此背景下,通过收集与整理相关文献资料,结合自身工作实际经验对自然保护区目前的研究进行综合地分析,运用文献法和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利用理论基础,举例以周至保护区为具体研究对象,为优化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提出一定可操作性建议。全文共分为五章节,其中第一章主要对论文的研究背景、意义进行论述,对我国和其他国家有关自然保护区的研究方向与内容进行总结,并为实践提供参考依据;第二章重点阐释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发展历程以及现状,并举例陕西周至国家级保护区;第三章针对自然保护区管理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其在发展建设过程管理中存在问题的原因;第四章分析国内外自然保护区成功经验并总结其代表性做法;第五章根据国内外的一些科学理论和经验,结合国内自然保护区的现实情况,根据问题提出几点建设建议,以期能从中得到启示和启发。

李铭^[5]（2020）在《我国湿地保护立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湿地作为地球表面复杂、独立、特殊的生态系统,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我国是湿地大国,湿地类型多样、面积大、分布广,湿地保护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尚不完善的湿地保护法律法规与迫切的湿地保护需求形成鲜明对比,导致湿地保护缺少完备的制度与立法保障,使得湿地资源多样性与湿地环境完整性遭受破坏。湿地保护面临着严峻的问题,研究我国的湿地保护立法有助于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保障。“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所谓善法,需要符合本国国情,需要以人为本,需要有助于解决国家发展根本性问题。本文对我国湿地保护立法进行研究,总结自1992年我国加入《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以来公布的与湿地保护相关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共计60余部,进行汇总梳理,找出共性,明确短板。在对我国现行湿地保护立法进行充分总结的基础上,对域外湿地保护立法相关经验进行汲取,对完善湿地保护立法的体系、主要内容、重点制度等提出可行性路径。本文除了绪论和结语,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湿地保护的概述,结合《湿地公约》、其他国家以及我国的相关规定,对湿地概念界定进行阐释,讲明湿地保护的重要性与湿地保护立法的必要性,分析湿地保护立法的属性。第二部分是对我国湿地保护立法现状的分析,通过梳理我国国家与地方湿地保护立法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分析比较现行湿地保护立法的若干主要内容与重点制度,总结目前我国湿地保护立法存在的问题,体现在立法体系不完备、主要内容不健全、重点制度不完善三个方面,并对每方面的具体问题及成因进行分析。第三部分是对域外湿地保护立法的借鉴,分别总结了《湿地公约》、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湿地立法经验,借鉴其有益的具体制度与管理体制等。第四部分是对我国湿地保护立法的完善建议,围绕前述问题,对理顺立法体系、健全主要内容、完善重点制度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王莫言^[6]（2020）在《生态红线视角下我国自然保护区法律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随着我国环境状况的变化和自然保护区规模、数量、覆盖面积的不断增加,我国环境资源形势越发严峻,自然保护区的生态问题更显复杂,加快形成自然保护区绿色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新局面已成为现阶段一个至关重要的研究课题。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被历史性地写入宪法,生态红线也成为我国生态保护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生态红线的提出是国家对建设生态文明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问题做出的新判断,既是新时代对自然环境保护提出的更高要求也是推动自然保护区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生态红线是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的重要突破口,生态红线构成了自然保护区严格保护的基线空间,为研究我国自然保护区法律制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指导。基于此,本文以自然保护区法律制度为研究对象,阐明生态红线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论证了生态红线对自然保护区法律制度的适用性,梳理我国自然保护区法律制度发展现状并分析我国自然保护区法律制度运行过程衍生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分别从自然保护区法律法规、公众参与制度、土地权属制度、生态补偿制度及法律责任制度等多方面进行阐述,指出当前自然保护区突出问题是制度不严格、不健全。通过借鉴国外自然保护区法律制度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从生态红线的视角下提出完善自然保护区法律制度的可行性对策,包括丰富自然保护区立法的生态红线内涵、创新建立自然保护区生态红线管理制度、落实公众参与制度,依据生态红线越线责任追究制建立自然保护区越区责任追究制度,强化制度执行与严管,以生态红线意识筑牢自然保护区生态安全屏障,让制度成为保障自然保护区环境的红线、触碰红线必受惩罚的高压线,更好地保护自然保护区,促进我国自然保护区事业向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开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建设新格局。

苗健^[7]（2019）在《我国国家公园及其法律体制建设研究》文中认为自然保护地模式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生态系统的主要形式,各国建立自然保护地的目的主要是更好的管控自然资源、保全生物多样性、维持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国家公园作为自然保护地最为行之有效的形式之一,从美国1872年设立全球第一个国家公园起,各国先后设立了140多个国家公园,时至今日,国家公园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最为普遍的保护地形式,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的全球化也使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国内国家公园的设立和发展。国家公园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对经济、科研、教育、旅游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国家公园的各项制度体系较为完备,在世界各国的发展过程中也总结了大量经验,因此,国家公园在如今已成为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可的最为行之有效的保护地模式。时至今日,我国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各项法律日益完善,但是,国家公园作为世界各国普遍使用的保护地形式,在我国各项制度尚不完善。在我国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的大环境下,对世界各国的国家公园法律体制进行研究,同时结合我国国情,建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法律体制,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的一大助力。本文通过对国家公园的基本问题进行辨析,总结我国现有的自然保护地相关法律法规,在综合我国现有法律法规的同时,对国际社会具有代表性国家的法律体制进行简要梳理,为我国国家公园法律体制建设总结经验,以期对建立和发展我国国家公园法律体制提供借鉴与参考。

闫明豪^[8]（2017）在《我国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法律制度研究》文中指出2017年《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确定了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严守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届时我国将全面铺开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工作,标志着我国生态保护红线法律制度的发展进入了全新的快速发展阶段。自然保护区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是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地,具有保留自然本底,储备物种等基本功能属性。因此,自然保护区的生态保护红线法律制度建设与其他生态保护地的生态保护红线法律制度建设存在本质的差别。另外,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法律制度的设计,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生态脆弱区和保护区经济社会发展,衍生出很多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法律制度的有效实施。本文基于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理念从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到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转变,从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到对生态特殊区域强调宁可不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的转变,研究我国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法律制度,分析制度运行中衍生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等问题,追寻其产生的根源及解决的对策措施。绪论部分首先阐述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法律制度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分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法律制度研究的国内外现状;然后,阐述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最后,说明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一章分析我国自然保护区立法及生态保护红线法律制度现状,阐释自然保护区立法与生态保护红线的关系,为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法律制度设计奠定基础。首先,界定生态保护红线内涵与发展,分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模式与制度的理论价值,提出一类区与二类区的“两区”、省级与地方级的“两级”的自然保护区生态红线保护模式。其次,阐明自然保护区立法发展与生态保护红线的关系,自然保护区立法缺陷加快了生态保护红线制度需求,而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发展亦需要自然保护区立法的基础支撑;最后,分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存在的诸如立法方面、法律制度方面、执法方面和法律监督方面等问题,为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法律制度建设奠定基础。第二章研究我国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法律制度的法学、经济学、生态学理论依据。探讨了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权利本位、可持续发展以及环境正义理论的法理论证,以及外部性、公共物品和生态补偿的经济学理论论证,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的综合管理理论和生态文明理论等生态学基础。然后,分析借鉴国外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立法的经验。第三章研究我国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法律制度的实体制度安排。首先确立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立法的指导思想和立法原则;其次,从法律体系及现有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立法的修订两个方面分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法律制度的立法设计;最后,从管理体制及部门职责、社区共管、公众参与、资金管理、生态修复与生态补偿、服务经济模式、监督体制及考核等7个方面论述我国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法律制度。第四章研究我国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法律制度的程序设计问题。首先,指出自然保护区的设立与变更应进行针对性的变革,其次,研究我国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法律制度的执法主体与经营主体,确立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的行政地位,引入市场机制实现经营主体的市场化环境友好经营;然后,分析我国自然保护区生态红线法律制度的管理与监督,通过定期评价和监督监管进行制度设计。第五章分析我国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法律制度地区发展问题和利益冲突问题,解析问题的经济根源、社会根源和制度根源,研究其对自然保护区社会经济发展和立法实践的影响。研究显示地区发展问题出现于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当地经济发展发生的矛盾,存在诸如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部门间的利益、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冲突等问题,这主要是由于经济不发达对资源的依赖性较强、政府与居民的自利性、生态环境保护利益平衡的经济制度欠缺、配套政策不健全以及资金不到位等原因导致的,并成为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法律制度实施的主要障碍。构建基于成本收益的自然保护区政府与居民、居民与居民间的利益博弈模型,分析自然保护区生态红线划定的各方利益公平问题,研究分析自然保护区保护各方利益主体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提出推动自然保护区生态红线划定顺利推行的对策建议。

江成涛^[9]（2016）在《浙江开化钱江源国家公园建设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虽然国家公园在全球快速发展并广受欢迎与认可,但对中国而言“国家公园”仍是新生事物,“国家公园体制”也是一项全新的制度设计。中国国家公园体制的建构向上关系到中国整个保护地体系的重构,向下涉及到国家公园这一类型保护地的建设实践,是一个兼有理论与实践而且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当前,“国家公园体制”一方面理论根基不稳,普遍存在各种分歧;另一方面顶层设计又未触及关键矛盾,导致各级政府在推动国家公园试点区的改革上步履艰难。如何以国家公园体制建构为契机,探索路径实施策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进而完成整合中国保护地体系的目标是本文选题的目的,也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本文从“保护、利用、公益”三个维度入手,对比分析了日本、美国、英国以及中国云南国家公园模式,总结并提出了中国国家公园的“开化模式”。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我国人口稀疏地区的“云南模式”和人口密集地区的“开化模式”,并对二者进行了对比研究。以浙江开化钱江源国家公园为例,分别从建设过程、建设机制两个方面对“开化模式”的实践进行了总结与研究。同时引入定量研究方法,以问卷和访谈等形式,围绕“开化模式”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针对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当地居民和游客进行了分析与评价。最后总结了“开化模式”的经验特征。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1）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公园具有“国家主导性、保护性与公益性”三大共同特征,但也普遍存在“保护、利用、公益性”的对立问题。通过对日本、美国、英国、中国云南国家公园的对比与总结后发现“国家主导性”是确保实现保护与公益性的重要因素,但如果国家主导性不足,就必须以“发展”来促进国家公园的保护性与公益性,对于中国国家公园而言也是如此。（2）“开化模式”以国家公园外部全域旅游发展的方式支撑国家公园内部的保护性与公益性。与“云南模式”相比,其以地方的“发展”替代缺失的“国家主导性”,并在国家公园的公益性与保护性上有所突破。（3）通过对开化钱江源国家公园建设过程、建设机制、建设效应的总结与分析,总得来说,开化在实施了国家公园试点以后,经济效应突出,社会效应明显。（4）国家公园体制不仅仅是一个生态保护的问题,更应该是一个城乡发展的问题。开化钱江源国家公园的建设对于我国人口密集地区探索国家公园体制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有利于开化生态环境的保护,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推动开化城乡旅游经济的发展,是统筹国家公园保护、利用与公益性的创新模式。（5）“开化模式”的经验主要有:生态保护与城乡发展的统筹兼顾、人口密集地区有利区位的实施保障、体制改革与创新的强力支撑、“多规合一”的协调完善。本文正文共约48 000字,图表39幅。

缪恬骍^[10]（2015）在《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法律制度研究》文中指出建立自然保护区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主要方法和手段,对珍稀动植物种的保存和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有重要意义,是衡量国家环境保护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截止2013年,我国各类型自然保护区共计2697个,总面积约为14630.98万公顷,约占我国国土总面积的14.6%。在自然保护区数量与面积方面,我国已达到发达国家标准。但我国自然保护区主要分布于经济欠发达的边远地区,保护区内及周边社区的贫困问题对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和维护造成一定影响。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的危机,我国对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一直遵循抢救式保护的思想,采用封闭式管理模式。将保护区内及周边社区作为被管理者,忽视社区在保护和管理自然保护区中的重要作用,导致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产生矛盾冲突。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是管理自然资源的模式之一,是自然资源国家集权化管理与私有产权的折中选择。于20世纪90年代初由国际环境保护组织引入我国。社区共管模式改革传统自然资源管理模式,由社区居民与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共同管理和维护保护区内自然资源,使社区参与决策制订和资源分配过程。社区共管模式协调自然保护区与社区之间的矛盾,在保护自然资源的同时重视社区的权益,对促进自然保护区与社区共同发展有重要作用。本文以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法律制度现状为切入点,探究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的法律制度问题。依据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模式在我国的实践基础,结合其理论基础与社会基础,得出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模式在我国的运行和发展在法律制度层面主要存在三大问题。第一,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模式的法律依据不足,使社区共管模式的法律地位不明确。第二,我国土地管理制度问题造成自然保护区内存在土地权属争端,对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与维护产生影响。第三,财政投入、生态补偿制度及激励措施等法律保障机制的缺失或不完善使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模式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不利于其长久发展。文章通过借鉴外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有关社区共管的法律规定和实践经验,从明确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的法律地位等方面完善相关法律;完善自然保护区土地权属及土地管理相关法律制度;建立并完善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财政投入制度、生态补偿制度和激励制度;健全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监督体系;建立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司法救济制度五个方面提出构建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法律制度的思考。

二、对我国自然保护区实行共同管理制度的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我国自然保护区实行共同管理制度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国家公园管理体制立法完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自然保护地社区管理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的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4）我国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我国湿地保护立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生态红线视角下我国自然保护区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我国国家公园及其法律体制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我国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浙江开化钱江源国家公园建设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对我国自然保护区实行共同管理制度的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国家公园管理体制立法完善研究[D]. 杜鸿健. 烟台大学, 2021(02)
• [2]自然保护地社区管理法律问题研究[D]. 倪东. 河北大学, 2020(03)
• [3]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的构建[D]. 赵缔. 吉林大学, 2020(03)
• [4]我国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优化研究[D]. 李博. 长安大学, 2020(06)
• [5]我国湿地保护立法研究[D]. 李铭. 兰州大学, 2020(01)
• [6]生态红线视角下我国自然保护区法律制度研究[D]. 王莫言. 东北林业大学, 2020(02)
• [7]我国国家公园及其法律体制建设研究[D]. 苗健. 西北民族大学, 2019(01)
• [8]我国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法律制度研究[D]. 闫明豪. 吉林大学, 2017(09)
• [9]浙江开化钱江源国家公园建设模式研究[D]. 江成涛. 南京大学, 2016(05)
• [10]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法律制度研究[D]. 缪恬骍. 广西师范大学, 20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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