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吴敬琏——预测经济学家（论文文献综述）
张琦[1]（2021）在《“巴山轮会议”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范式转换》文中认为1985年9月2日至7日的"巴山轮会议",是在改革开放的重要时间节点召开的一次影响深远的学术讨论会。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1984年,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仍以传统的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为主,同时现代西方经济学再次传入中国,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逐渐占有一席之地。这一时期我国的主流宏观经济理论,仍是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对应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巴山轮会议召开的大背景是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的重点将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直接背景是1984年底到1985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的势头。此外,当时经济学界关于通货膨胀问题的争论也构成了"巴山轮会议"召开的知识背景。参加会议的外方专家,围绕"国家如何管理市场经济"及"经济转轨中的相关问题"作了充分的介绍和讨论,他们对中国当时正在采取的抑制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和稳定经济政策表示赞赏。巴山轮会议之后,中国经济学界关于通货膨胀及宏观调控的争论仍在继续,但中国宏观经济的研究范式开始悄然转换,从传统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逐步转向现代宏观经济学。贯穿整个改革开放进程的关于"保增长"与"反通胀"的争论,实质上是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关于"高速度"和"按比例"之争新的表现形式。
卢建昊[2]（2021）在《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文中研究指明在改革开放的40余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成为全球生产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经济崛起也推动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航空服务市场的发展,为国际与中国民航飞机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商机。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整机的发展战略一方面通过与麦道这样的商用客机公司合作进行总装生产,一方面通过技术合作的“三步走”战略来自主开发支线飞机,但遗憾的是这两条路径均以失败告终。但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出现重大调整。2002年4月,支线飞机ARJ21项目正式立项。时隔4年后,在ARJ21项目尚未完成之时,干线飞机C919项目于2007年2月得到了立项。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相似的项目为何会先后出台?是哪些国内外因素与力量促使中国政府对民用航空产业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如何从产业政策制订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中国重大产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这些问题是本研究重点回答的问题。论文采用“倡导联盟框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或称ACF）对中国民航制造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该框架强调政策子系统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特别提出以社会为中心的视角解读不同部门的政策联盟的重要性。本论文在研究中试图将该分析框架运用于中国民航制造业的重大战略调整问题的分析上。本研究主要结论性的观点包括:伴随着国际航空制造业的日渐全球化,出现了主制造商-国际供应商的系统集成开发方式。中国决定利用该系统集成开发方式,推出ARJ21与C919两个重大项目。这两个项目是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国际航空制造业全球化的挑战与系统集成开发方式出现的机遇的战略反应。1990年代以后中国日益高涨的经济民族主义主张,提倡实施战略产业政策,以促进中国的产业安全与大国发展战略施行。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2003年新一任领导集体上台以后,将国家再一次设定为发展主体,《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是新的经济与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象征。ARJ21项目是在参与国际分工的前提下,瞄准“缝隙”市场的阶段式发展方式;而C919项目则充分考虑与波音和空客这两个国际航空制造巨头的可能竞争与冲突,通过集中国家资源,利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与关键零部件的可获得性,实现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跳跃式发展。在这个方面,论文提出C919项目决策正是中国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政策观念调整与上海地区特殊政治地位相互结合的产物。目前呈现出的研究结果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学术意义:第一,论文展示了在全球生产网络环境下国家以战略贸易政策为基础形成选择性产业政策的过程,并通过C919项目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研究。第二,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产业政策形成过程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行为者层位分析,微观地观察了政策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系统地考察了作用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压力,并为此将广泛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相结合,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第三,关于C919项目的立项过程及相关的各种信息,在各方的争论过程中呈现出了分散和碎片化的状态。同时,由于各方的不同立场,又使得彼此之间的视角和信念有着微妙的差异。本论文以此为基础,通过政策联盟行为对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再现,同时对国际航空制造的发展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航空制造业商用客机发展战略展开了综合分析,并对ARJ21和C919之间所产生的发展政策变化脉络进行了结构性的把握。
钟祥财[3]（2021）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史考察》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由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和运行体制构成。在实践中,改革开放的最初启动是搞活经济,在分配上拉开距离,随后在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工厂企业经营管理上实施改革,最后才在经济体制上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在理论逻辑上,无论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是民营经济的兴起,无论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还是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并行,作为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期步骤和条件准备,是一个从局部到整体、从政策到制度、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这种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智慧。
刘上琼[4]（2020）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对资本主义问题认识的研究》文中指出在封建社会后期,中国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则是到了近代。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下,中国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又不能正常而充分的发展,这就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这一基本国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选择。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与如何认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与不发展这一基本国情,如何认识与资本主义相关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制定对待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各种政策正确与否直接关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败。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工作是由党的领袖、官员、知识分子和学者共同完成的。作为中国资本主义问题认识与解决的主体,他们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遇到的与资本主义相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相互影响,共同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因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研究视角,以中国资本主义问题认识与解决的主体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一系列与资本主义相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着重探讨围绕这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共知识分子和学者通过聚焦时代需求形成问题意识,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展开资本主义问题研究,从而形成研究成果;中共领袖和官员对这些知识分子和学者观点的采纳、提炼和升华,制定出对待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相关政策,并形成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中国化理论成果。围绕上述研究对象和研究思路,全文分成六部分展开论述。本文的第一部分为绪论,依次探讨本文研究的理论价值,现实意义,相关的学术史回顾,本文的创新之处,本文研究的基本概念,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本文展开研究的理论来源等问题。第一章由三节内容构成,主要探讨新民主革命时期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以及后来的中共知识分子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探讨和分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特点,由此提出比较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理论,进而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探索一条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革命道路。第二章分成三节,首先探讨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中共领导学术界如何围绕调整、限制、利用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展开了有针对性的研究工作,其研究成果有效地指导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探索;继而探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共领导学术界如何在认真反思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所遗留的问题基础上,开始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第三章分成三节,主要探讨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共领导学术界如何在历史研究和经济建设两个领域,破除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完全对立起来的”左”倾错误认识,提出了一系列引入资本主义有利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不断引领和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辟和发展。第四章也分为三节,根据新世纪以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新变化新趋势,中共领导学术界分别对微观层面上如何处理好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良性互动和共同发展,在宏观层面上如何解决因资本主义因素侵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产生的“权贵资本主义”问题,以及批判西方右翼势力提出的“中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论,展开深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不断引领和指导着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完善与发展。最后一部分是全文的结论,分别从理论上对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的基本经验,以及对资本主义问题的认识与解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意义这两大问题进行了归纳总结。
刘志永[5]（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萧冬连[6]（2019）在《过程与结局：1986年“价、税、财”改革方案研究》文中认为1986年年初,经济学界围绕改革路径展开了广泛的争论,存在两种基本思路:一种是以价格改革为重点的整体配套推进的思路,一种是以企业改革为重点的局部试验的思路。3月中旬,中共中央提出价格、税收、财政配套改革的设想。经过研究讨论,初步拟定"价、税、财联动"的改革方案,准备次年在钢铁行业试点推行,此方案也得到了邓小平的赞成。然而,这个方案遇到了部门利益难以协调的问题,中央高层对改革方案也难以达成共识,担心风险不可控。同时,国内外一些经济学者也对这个方案提出批评。于是,11月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搁置了这一改革方案,邓小平也同意了中财小组的意见。经济增速的下滑使得中央对改革越来越谨慎,当时决策者希望在一个紧的环境下推进改革,证明是行不通的。
李瀚林[7]（2019）在《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从未像今天这样全面、深刻、长远;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深切、聚焦。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中国已由建国初期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国家之一转变为人均GDP近万美元的中高收入国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1952年至2018年,中国GDP从679.1亿元大幅跃升至90.03万亿元,实际增长174倍;人均GDP从119元提高到6.46万元,实际增长70倍;全国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2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183352亿元,年均增长12.5%,增长了近3000倍;据IMF测算,中国经济增长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了近30%的增量。70年的快速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70年的伟大历程,积累了弥足珍贵的经验教训;70年的辉煌成就,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70年后再出发,要总结好、展示好、宣传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成绩,同时更要看到危机。古代中国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经济规模上都是遥遥领先于世界的;近代中国由于实验性技术创新的特点,加之落后的经济和腐朽的制度致使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现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奋起直追,以年均9.6%的GDP增速高速增长,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近年来中国GDP增速开始明显下滑,中国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由注重增速转向注重增长质量,经济增速的下滑不禁使我们发问,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之路在何方?本文在选题背景之中国经济增长历程中引出了主题,实现高质量的增长路径在何方?有关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散见于着作中,主要探析了资本、劳动力和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详细推导了马克思的简单生产理论、扩大再生产理论和一般再生产理论的数学过程,通过分析得出存在固定资本投资的经济体中,放任自由竞争经济的均衡增长路径是不稳定的,而有宏观部门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却可以通过合理宏观调控实现稳定均衡,当然这种调控不是随意的,应由宏观部门来进行。继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之后,较系统的研究了西方经济学中的主要增长理论,分析其均衡增长路径。首先从生产函数的角度概括五位古典经济学家有没有发现新的变量,或者就新的变量给予不同的解释,或是创立了新的不同的生产函数;随后推导哈罗德模型,索洛模型,罗默模型和熊彼特模型的数学过程,分析其均衡增长路径,并判断增长路径是否稳定。研究发现哈罗德模型强调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且认识到投资的副作用;索洛模型认为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但是技术进步是外生给定的;罗默模型和熊彼特模型将技术进步（创新）内生化,认为经济增长来源于创新引发的技术进步,不同的是罗默模型强调的是创新出全新的产品（技术）,而熊彼特模型突出的是创造性地破坏一种现有产品（技术）并用新的产品（技术）替代现有产品（技术）。研究西方增长理论之后,结合中国经济增长事实对比分析四种形式经济增长路径:投资型增长路径、劳动投入型增长路径、终端产品（GFP）消费推动型增长路径和创新驱动型增长路径;并就增长路径和中国增长阶段进行阐释;得出结论,中国的未来之路在于创新。随后界定创新的内涵,将创新区分为基础性创新和常规化创新,并就人口与创新、人力资本（企业家）与创新、制度（市场化程度）与创新的关系进行理论阐释;继而从市场规模和后发优势以及自主创新三方面分析中国的创新路径,并就中国的创新路径进行理论思考。实证方面,本文以中国30个省、市和自治区2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采用创新、制度变迁（市场化进程）、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以及劳动力作为解释变量来解释经济增长,通过面板门槛估计分析得出,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呈现近似倒“U”型的门槛效应。本文通过系统地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中国未来增长路径在于创新,创新路径是必然选择且任重道远。一是增强创新意愿:制度建设降低创新的不确定性;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励创新。二是提高创新能力:坚持自主创新和开放创新相结合;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改善人力资本配置提升创新绩效。三是重“基础”强“常规”:加大基础性创新投入;激励常规化创新。70年后再出发,强烈的创新意愿,高水平的创新能力,最有效的创新方式是为未来中国持续增长的创新路径。
曾永良[8]（2019）在《企业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 ——基于会计信息经济晴雨表功能的研究》文中指出当前,全球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确理解和把握宏观经济形势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于经济发展趋势的分析判断,比较流行的是需求侧分析,即从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分析总需求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仅仅从需求的角度对经济形势进行短期的静态分析,难以为我国经济出现的结构性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对策。尤其在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三期叠加”,经济下行风险上升的情况下,许多经济学家主张,中国经济形势不应该从需求方面分析,而更应从供给侧的基本因素去分析,寻求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原因和应对办法,从供给侧层面看经济增长。一方面,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针对“怎么样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流方案认为应该立足于西方经济学新古典模型中支撑一国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供给（吴敬琏,2016）,即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的要素驱动及其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宏观经济调控需要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的调控目标,在明确经济增长预测目标的同时,把稳定增长、稳定物价、充分就业、降低金融风险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因此,如何从供给侧的角度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准确全面的判断和预测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反映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信息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统计,另一个是会计。正如从量子的角度解释量子通信如何改变通信方式并对信息革命产生决定性影响一样,会计就是从最微观层面影响和反映整个宏观经济（刘尚希,2016）。会计信息作为经济环境中重要的公共信息,对微观主体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进行及时客观地反映,其决策有用功能逐步得到拓展,其中预测经济前景是其拓展职能之一。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从会计信息的角度提出分析认识预测宏观经济的全新视角（Kothari et al.,2006;Shivakumar,2007;Konchitchki&Patatoukas,2014a;2014b;Arif&Lee,2014;Shivakumar&Urcan,2017;Rouxelin,et al.,2018;Ball et al.,2019;方军雄等,2015;罗宏等,2016;罗宏等,2017;肖志超、胡国强,2018等;孙坚强等,2018;2019）。随着会计和宏观经济研究的逐步趋同,有必要建立清晰的渠道,会计信息通过这些渠道映射到总体的宏观经济。由于整个宏观经济是由众多企业细胞和企业行为结合而成,经济产出（GDP、社会投融资、进出口、社会消费、物价水平等）是企业产出的加总（姜国华、饶品贵,2011）,同时从微观要素投入的角度来看,资本（狭义）、劳动、技术是决定产出的几个重要因素,其配置情况直接体现经济主体资产质量及盈利质量的高低,进而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产生影响。可见,微观企业要素资本（广义）的配置情况通过会计信息的反映,可以为未来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提供重要依据。本文参照新古典模型中三大供给要素结构,从实物资本、金融资本、研发资本、人力资本四个方面出发,其中实物资本（包括固定资产和存货）和金融资本（金融资产）对应于资本（狭义）要素、研发资本（研发支出）对应于技术要素、人力资本（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和应付职工薪酬）对应于劳动力要素,着重探讨基于企业汇总的反映企业资本配置状况的会计信息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预测能力及其实现方式,论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导论部分主要是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背景,提出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在此基础上对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进行介绍,最后指出本文的研究贡献。第二章,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本章主要对资本配置、汇总资本配置信息、经济增长质量、宏观经济预测等相关概念及其内涵进行界定,对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及宏观经济预测的相关理论进行介绍,在对会计信息宏微观决策有用性研究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对相关文献进行简要评述。第三章,汇总企业资本配置信息宏观预测价值的理论分析。本章介绍本文研究的制度背景,在此基础上对汇总企业资本配置信息预测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动因及其实现方式进行阐释。第四章,汇总实物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背景下,“去产能”和“去库存”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作为产能形成的过程指标和结果指标,企业固定资产和存货这两项实物资本配置信息直接反映了经济主体的产能和产品库存状况,并与支出法下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资本形成部分（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增加）密切相关,从而可能为未来宏观经济增长质量提供增量信息。本章着重探讨企业汇总的实物资本配置信息（固定资产和存货）是否传递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信号,以及实物资本配置信息实现宏观预测价值的影响因素及其传导路径。研究发现:（1）汇总实物资本配置指标,尤其是汇总存货配置指标,包含了未来经济波动（包括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的信息,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具有负向的预测能力;（2）这种效应对基于国有企业、行业竞争度较高的企业以及高市场分割地区的企业进行汇总的实物资本配置指标更显着;（3）从微观到宏观的路径分析显示,汇总实物资本配置的增加预示着经济主体未来盈利能力下降、行业景气程度降低及工业增加值增长放缓。这些结果表明实体企业实物资本配置信息具有宏观预测价值,能直观地反映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状况。第五章,汇总金融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与实物资本相对的是金融资本,伴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实体经济盈利能力的下降,资本的供给侧“脱实向虚”的问题逐渐凸显。在企业资产负债中,金融工具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这对企业乃至宏观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最终表现为经济金融化（刘尚希,2019）。理论上讲,金融化对于实体经济发展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促进效应”,即金融化有助于提高资产的流动性,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尤其在企业盈利下降的情况下,通过获取投资收益可以改善企业的盈利能力,同时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从而有利于企业扩大投资规模,支持该假说的有“流动性效应”和“蓄水池效应”。另一种则是“挤出效应”或“替代效应”,即企业投资泛金融部门（金融、房地产业等）会减少其用于固定资产和研发投资等正常经营性资产投资的资金,从而造成对实体经济的“攫取”。这一观点得到了近期大量微观层面研究金融资本配置经济后果文献的支持。这种效应会导致经济增长结构呈现“去工业化”态势,大量包括人力资本和资金在内的生产要素从实体产业转移到泛金融部门,造成实体产业的空心化及生产效率的降低。基于此,本章探讨汇总金融资本配置信息与未来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企业金融化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大于促进效应,基于企业汇总的金融资本配置指标传递了未来经济增长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效率降低的信号,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着的负向预测能力;（2）分组检验发现,基于国有企业、第二产业、低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地区企业汇总的金融资本配置指标与未来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显着;在经济上行期,汇总金融资本配置指标与未来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显着,说明企业金融资本配置信息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预测能力及预测方向,因不同情境下企业金融资本配置动机的不同而存在差异;（3）从微观到宏观的路径分析显示,汇总金融资本配置增加预示着实体经济未来主营业务利润率和生产效率下降、行业景气程度降低及工业增加值增长放缓。（4）本章研究还发现,相比于金融资本与实物资本（固定资产和存货）比值,金融资本与研发资本比值的高低更能反映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状况。说明金融资本配置对实体投资的挤出效应主要体现为对技术创新投资的替代,由此对经济增长质量等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第六章,汇总研发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创新驱动效率提升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实体企业创新效果直接关系到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研发投资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转变增长方式、降低资源消耗率等提高未来经济增长质量。但制度缺陷和创新的吸收能力过低,可能导致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悖论”。从创新持续性角度看,已有文献对持续性创新的动因存在三种解释,如果“成功者更成功”和“学习效应”假说成立,创新持续性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体经济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增强,最终体现为经济的高质量增长。相反,如果支持“沉没成本”假说,研发支出（创新）持续性的提高可能不会带来研发产出的增加,其对全要素生产率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可能不显着,如果创新投入不当,甚至还可能造成负面的经济后果。以汇总研发支出强度及汇总研发支出持续性作为研发资本配置状况的替代指标,本章探讨汇总研发资本配置信息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预测作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基于微观企业汇总的研发支出强度及汇总研发支出持续性与未来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均呈现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微观企业汇总研发资本配置信息能有效发挥经济增长质量的先行指示器作用。其中对于研发持续性的检验结果更支持“成功者更成功”和“学习效应”假说。第二,该预测作用对基于一般企业（VS.高科技企业）、所处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企业、金融市场发育程度较高及知识产权保护较好地区的企业进行汇总的研发资本配置指标更显着。说明企业研发资本配置信息是否有助于预测未来经济增长质量,还有赖于一系列内外部条件能否保证企业研发投入发挥实际的经济效果。第三,汇总研发支出强度指标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预测作用主要体现在提高经济增长稳定性、优化经济增长结构、提升社会福利及改善生态环境方面,而汇总研发支出持续性增强则预示着未来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及社会福利的改善。第七章,汇总人力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稳就业是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的优先目标,考虑到充分就业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维度,本章直接考察汇总人力资本配置信息对未来就业增长的预测能力。以汇总劳动成本粘性作为反映人力资本配置状况的指标,本章借鉴管理会计领域对于成本粘性成因的分析,探讨汇总劳动成本粘性包含的三类有助于预测未来就业形势的信息。基于成本粘性的调整成本观、乐观预期观和代理成本观,研究发现汇总劳动成本粘性较高意味着经济主体更倾向于增加雇员或不解雇职工,从而未来就业率不会降低甚至在随后期间会有所增长,并且汇总劳动成本粘性对未来就业增长的正向预测作用在基于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行业集中度较高的企业计算汇总劳动成本粘性时、以及在经济上行期、在劳动保护法实施后更显着。这些结果说明从稳就业的角度,汇总人力资本配置信息（劳动成本粘性）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具有预测作用。第八章,研究结论、不足与建议。这是全文最后一章,对研究结论进行总结,指出本文的不足,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前沿性和创新之处在于将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由微观层面拓展到宏观层面,通过对反映企业资本配置状况的会计信息进行归类并汇总,较为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汇总企业资本配置信息在宏观经济预测中的应用价值。本文的创新点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学术思想上,本文注重多学科交叉研究,通过运用会计学、宏观经济学及制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的相关理论,遵循微观到宏观的研究范式,将汇总企业资本配置信息这一过程指标运用到宏观经济运行质量及其变化趋势的预测,拓展了已往基于会计盈余这一结果指标预测经济增长数量指标的会计信息宏观经济决策有用功能的研究,丰富和完善了会计理论以及宏观经济预测的研究框架。第二,学术观点上,本文基于利润表观到资产负债表观的转变,认为以微观企业资产负债表为主的反映企业资本配置状况的会计信息具有宏观决策有用性,即企业汇总的资本配置指标可以对供给侧层面出现的产能过剩、库存过高、资本的供给侧“脱实向虚”、就业波动及实体经济创新效果等进行及时地反映和识别,并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及发展形势做出判断和预测。如,（1）作为资本形成的构成,汇总实物资本配置信息（固定资产和存货）反映了经济主体产能和库存状况,对未来经济波动具有预测价值;（2）汇总金融资本配置信息可以反映实体经济金融化程度,从而有助于预测未来经济增长结构及增长效率的变化;（3）如果实体经济（持续的）研发支出能发挥实质性的效果,那么汇总研发资本配置信息将有助于预测未来经济增长效率,并表现出一定的正向溢出效应（如,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社会福利的提升等）,进而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具有预测价值;（4）汇总劳动成本粘性可以反映实体企业用工及人力资本配置状况,从而对未来就业增长或失业率具有预测价值。这些观点将宏观经济现象财务化,主张从会计的视角来观察宏观经济,彰显了“会计”与“经济”融通研究的独特效应。第三,研究方法上,本文综合采用描述性统计、向量自回归（VAR）估计方法、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及混合最小二乘回归法（Pooled OLS）等对汇总企业资本配置指标与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价值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为会计信息的宏观决策价值提供了进一步的实证支持。其中,对于资本配置状况的衡量,借鉴管理会计学中成本粘性的计算方法,利用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中反映资本配置状况的会计信息,计算研发支出持续性、劳动成本粘性等指标,在此基础上对汇总企业资本配置状况进行量化分析。本文基于汇总企业资本配置信息宏观经济预测价值的相关性分析方法,利用了大量及时可靠的反映经济主体行为的会计信息,信息搜集成本较低,可操作性强,分析预测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大大提高,从而较大程度地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有效促进了会计信息经济晴雨表功能的发挥。
魏华[9]（2019）在《市场化进程中中国法治经济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确定的目标和任务。在40年来的实践过程中,市场机制的引入一方面极大地激发了社会生产力的活力,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它对传统的管理体制也形成了严峻的倒逼改革的态势。在经济学意义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但从更广的视野和更深的层次看,养成法治思维和运用法治方法是必由之路。历史证明,规范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一个法治经济,没有法治,市场经济不能得到健康、可持续地发展。就我国的情况而言,法治建设的推进每每促进着社会经济的繁荣,而经济领域中目前尚存的若干问题,都和法治不够完善密切相关。因此,如何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法治经济发展的道路,成为改革决策者和相关学科理论工作者长期思考和深入研究的问题。法治经济的实践探索和法治经济的思想演进是既有区别又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而后者对前者的推进又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显然,对当代中国法治经济作一个思想史的回顾和分析,是有特定学术价值和现实需求的。本文分三个部分,共六章。第一部分为导论,即第一章。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与现实意义;“法治经济”的概念与定义;研究的过程与综述;研究方法;论文构架;以及论文的创新与不足等几个方面。第二部分为正文,包括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二章:市场化进程中中国法治经济的先行思想资料。市场化进程中中国法治经济思想虽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逐渐形成和丰富的,但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它作为一种中国经济现代化转型时期的思想和理论成果,本质上是对中外相关先行资料的继承、反思和创新。本章所分析的先行思想资料主要有两类:其一、西方古典经济学创建以来的相关理论阐述;其二、中国古代思想遗产和现代学者的反思。第三章:市场化进程中中国法治经济的思想引领。本章以时间为主线,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人关于法治经济问题的论述进行系统归纳,通过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人在不同时期提出的相关论述,突出其对中国法治经济建设的重要思想贡献,结合40年来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的梳理,凸显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促进中国法治经济发展方面的宝贵经验和历史功绩。第四章:市场化进程中中国法治经济的理论探索。本章主要回顾和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在法治经济方面的理论成果,重点分析评价具有代表性的杜润生、吴敬琏、江平、钱颖一等人的理论创见。他们的研究涉及法治经济的基本内涵、实现法治经济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如何推进法治经济的建设,如何解决法治经济推进过程中的问题,等等,他们的论述体现了中国法治经济理论研究的探索进程和学术水平。第五章:市场化进程中中国法治经济的实践及思考。本章从实践的角度对市场化中国法治经济的推进进行考察,并作出若干理论和思想层面的分析。这些考察包括经济方面和法律方面的,前者如行政干预对经济运行的困扰、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市场价格机制的失灵、财税体制改革的迟缓、政府职能转变的减速等,后者如物权法的实施、民众对自身权益的诉求等。在此基础上,对学术界相关的对策研究进行梳理,并提出本文在分析过程中发现和形成的几点看法。第三部分为结论,即第六章。对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法治经济思想进行总结,概括其主要内容和特点,得出若干研究结论,并展望其理论发展的路径和前景。本文所研究的市场化进程中中国法治经济思想,内容丰富,主要包括:（1）通过对计划经济效率低下和市场经济发展优势的比较,作为一种取代政府集权的制度形式,逐渐形成和初步构建了由现行资料、思想引领、理论探索和对策思路组成的可供研究的基本框架;（2）当代中国法治经济的推进具有具体的国情特点和体制转型的阶段特征,因此,如何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法治规范结合起来,如何汲取西方发达国家的法治经验,用于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构成了决策层和理论工作者关注的重点;（3）作为一个经济学和法学互相交叉的研究对象,如何把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治建设的进程结合起来,如何把立法和执法结合起来,也是人们讨论较多的问题;（4）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治理模式及其观念进行了深刻反思,使人们认识到树立全民法治经济意识和推进法治经济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等等。本文认为,就推进当代中国法治经济思想的探索和实践而言,科技进步、扩大开放和观念转型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在基础理论问题上的创新突破尤为关键。例如,怎样认识和处理好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和法律对经济运行的规范之间的关系?怎样阐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等。对此,本文选择《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和房地产调控等个案展开分析,意在解剖麻雀,以小见大。显然,只有在重大理论问题上取得进展,法治经济的制度建设和政策实施才能更顺利地推动。此外,在着力转变人们的传统观念方面,在切实加强执法力度方面,也都需要提出新的思路,出台新的举措。但尽管任重道远,推进法治经济是中国未来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在其中,法治经济思想的丰富和深化肩负重要的历史使命。
毕小龙[10]（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研究 ——以社会思潮为研究对象》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显着增强,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中国的稳步崛起和西方的相对衰弱导致21世纪的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在思想大解放的背景下,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出现了各种社会思潮,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河殇》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20世纪90年代以《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思潮、21世纪初以《中国震撼》为代表的新权威主义思潮。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在改革开放后更以空前的热情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变化,并成为各种社会思潮的创造者和推动者。他们对中西关系的看法虽然是中国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因此,基于社会思潮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既有理论价值,又有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揭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中西观的核心问题、形成机理、影响因素和演变特点,兼顾一般规律和时代特征。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要分析工具,辅以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本文选择《河殇》《中国可以说不》《中国震撼》作为对应的三个时间段中主要社会思潮的典型案例,通过分析这三本书中的中西观及其引发的争议,还原由知识分子推动的中国社会思潮在这三个时间段中所反映的中西观全貌。本文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案例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演绎法和归纳法。中国知识分子对中西关系的认识主要包括对中西战略关系、中西发展现状、中西发展趋势的判断。中西观的形成过程是中国知识分子运用不同的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对中西关系现状和趋势进行认识的过程。中西力量对比与组合是自变量,中国民众的利益诉求是中介变量,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是因变量。时代主题的转换和文明主导权的转移都会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演变表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从弱国心态到强国心态、从二元对立到多元共存。因为无法全面掌握准确的信息或者无法正确解读掌握的信息,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经常出现偏差。党和政府需要通过多种途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引导更多的知识分子树立正确的中西观。
二、吴敬琏——预测经济学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吴敬琏——预测经济学家（论文提纲范文）
（1）“巴山轮会议”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范式转换（论文提纲范文）
| 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范式 |
| (一)西方经济学的再次传入 |
| (二)传统宏观经济研究范式 |
| 二、“巴山轮会议”的背景 |
| (一)“巴山轮会议”的现实背景 |
| (二)“巴山轮会议”的知识背景 |
| 三、“巴山轮会议”的主要内容 |
| (一)国家如何管理市场经济 |
| (二)经济转轨中的相关问题 |
| 四、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范式转换 |
| 五、结束语 |
（2）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提出问题 |
| 1.2 研究方法 |
| 1.3 分析范围 |
| 1.4 本论文的组成 |
| 第二章 理论背景和分析框架 |
| 2.1 政策过程视角下的产业政策形成和变化 |
| 2.2 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 |
| 2.2.1. 倡导联盟框架的核心逻辑 |
| 2.2.2. 倡导联盟框架与贸易政治经济学的衔接 |
| 2.2.3. 国家和宪政体制 |
| 2.3 产业政策倡导联盟的信念基础:发展主义 |
| 2.3.1. 战略产业政策的经济逻辑 |
| 2.3.2. 李斯特的不均衡发展观 |
| 2.3.3. 不均衡发展观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 2.3.4. 日本的官僚制 |
| 2.3.5. 中国产业政策体制 |
| 2.4 全球生产网络和战略性产业政策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国际民用航空制造行业的结构变化 |
| 3.1 航空运输市场“去管制”及其对航空制造业的影响 |
| 3.1.1. 轴辐式航线的发展对干线飞机的影响 |
| 3.1.2. 馈线航路的发展与支线飞机 |
| 3.1.3. 航空运输的国际自由化 |
| 3.1.4. 波音和空客双寡头结构形成 |
| 3.2 喷气式支线飞机的出现与小双寡头的新生产组织 |
| 3.3 系统集成的Tier-1开发模式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商用飞机制造的发展历程 |
| 4.1 改革开放后中国航空制造产业变化概述 |
| 4.1.1.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 |
| 4.1.2. 首个商用客机研制项目:“运-10” |
| 4.2 学习的开始:MD-80组装生产 |
| 4.3 MPC-75项目 |
| 4.4 三步走战略 |
| 4.4.1. 商用客机干、支之争的苗头 |
| 4.4.2. MD-90 |
| 4.4.3. AE-100 项目 |
| 4.5 小结:存活下来的政策子系统 |
| 第五章 经济学者认知共同体的政策信念分化 |
| 5.1 1990 年代经济学家的主流化与思想分化 |
| 5.1.1. 新左派的经济体制构想 |
| 5.1.2. 民族主义情绪的扩散 |
| 5.2 非主流经济学派的出现和成长 |
| 5.3 非主流经济学家与民族主义者的联手 |
| 5.3.1. 大国优势和大国战略 |
| 5.3.2. 战略产业和航空制造 |
| 5.3.3.入世与非主流经济学者的活跃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产业政策导向变化 |
| 6.1 “追赶期”产业政策体系概况 |
| 6.2 “入世”前后的改革和产业政策体系 |
| 6.3 国有企业制度改革:郎顾之争和反思改革 |
| 6.4 创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 |
| 6.4.1. 由跟踪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 |
| 6.4.2. 高铁建设与集成创新 |
| 6.4.3. 大型飞机项目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从系统集成商的道路到大飞机项目 |
| 7.1 支线飞机项目的推进 |
| 7.1.1. 新舟60 |
| 7.1.2. 喷气式支线飞机ARJ21的推进 |
| 7.1.3. ERJ-145合作生产项目 |
| 7.2 大飞机争论的序幕:运-10的神话化 |
| 7.2.1. 大飞机与大型运输机 |
| 7.2.2. 摇摆不定的ARJ21 |
| 7.3 大飞机论证 |
| 7.3.1. 支线道路与大飞机道路 |
| 7.3.2. 第一次论证 |
| 7.3.3. 第二次论证 |
| 7.4 大飞机政策形成过程的主要参与者以及博弈 |
| 7.5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一、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典论述 |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早期探索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确立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逻辑 |
（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对资本主义问题认识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
| (一) 扩展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研究的视野 |
| (二) 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研究 |
| (三) 有助于坚持和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
| 二、学术史回顾与本项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一) 国内中共党史的相关研究动态 |
|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研究动态 |
| (三)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相关研究动态 |
| (四) 对目前相关研究成果的评价与本项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三、本文的基本概念、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 基本概念 |
| (二)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研究的理论来源 |
| (一) 有关资本主义起源、形成及其不同形态的主要论述 |
| (二) 有关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论述 |
|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的特点研究 |
| 一、20世纪初期中国资本主义特点的早期认识 |
| (一)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争论 |
| (二) 论战双方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特点的早期认识 |
| (三) 中国资本主义特点的初步认识为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早期探索提供理论依据 |
| 二、中国资本主义特点研究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 |
| (一) “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与中国资本主义特点研究 |
| (二) 抗战时期中共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论”的批判 |
| (三) 抗战时期中共领袖对中国资本主义特点的认识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系统阐述 |
| 三、中国资本主义特点研究与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践 |
| (一) 中国资本主义特点研究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早期实践 |
| (二) 抗战时期新民主主义经济中资本主义问题的提出及其研究 |
| (三) 解放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经济中资本主义问题的深入研究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道路的研究与反思 |
| 一、过渡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相关问题的研究 |
| (一)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的历史任务的转变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二) 学术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研究 |
| 二、探索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
| (一) 指导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实践 |
| (二) 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与过渡理论 |
| 三、反思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
| (一) 在反思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 |
| (二) 学术界总结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与理论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前二十年对中国资本主义重大理论问题的反思与创新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与发展 |
| 二、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资本主义重大历史问题的反思与研究 |
| (一) 对近代以来中外经济关系的再认识与再评价 |
| (二) 对传统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再认识与再评价 |
| (三) 对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的再认识 |
| (四) 对传统市场的再认识与再研究 |
| (五) 中国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进程的再研究 |
| 三、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的重大理论创新 |
| (一) 20世纪80年代早期姓“社”姓“资”的争论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建立 |
| (二) 20世纪90年代早期姓“社”姓“资”的争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 |
| (三) 20世纪90年代后期姓“社”姓“资”的争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 |
| 第四章 新世纪以来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新研究和新认识 |
| 一、新世纪以来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研究 |
| (一) 党的十六大前后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研究 |
| (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研究和新政策 |
| 二、“权贵资本主义”问题的研究与政府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 |
| (一) “权贵资本主义”问题的研究及其为政府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参考 |
| (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三、对“中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论的批判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
| (一) 西方提出“中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论 |
| (二) 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的论断 |
| 结论 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对中国资本主义问题认识的经验与意义 |
| 一、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的基本经验 |
| (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的基本途径 |
| (二) 中共领袖、官员、知识分子与学者共同构成了认识与解决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的主体力量 |
| (三) “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是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的主要掣肘因素 |
| 二、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资本主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意义 |
| (一) 正确认识中国资本主义问题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前提 |
| (二) 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的认识与解决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重要内容 |
| (三) 有关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的理论认识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后记 |
（5）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6）过程与结局：1986年“价、税、财”改革方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整体推进还是局部试验？ |
| 二、“价、税、财联动”方案的设计 |
| 三、“价、税、财联动”方案为什么搁浅？ |
| 四、从“软着陆”到再度“起飞” |
| 五、宽松环境是否可期？ |
（7）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之中国经济增长历程 |
| 一、古代中国的领先 |
| 二、近代中国的落后 |
| 三、现代中国的赶超 |
| 四、中国经济增长下移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政府(地方政府)与中国经济增长 |
| 二、制度变迁(市场化改革)与中国经济增长 |
| 三、人力资本(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 |
| 四、技术进步与中国经济增长 |
| 五、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增长奇迹”的探讨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创新点和不足 |
| 一、研究对象 |
| 二、主要研究内容 |
| 三、可能存在的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二章 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 |
| 第一节 马克思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分析 |
| 一、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
| 二、劳动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
| 三、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 |
| 一、简单再生产 |
| 二、扩大再生产:经济增长 |
| 三、再生产理论的一般理论 |
| 四、固定资本与简单再生产 |
| 五、马克思增长理论小结 |
| 第三章 西方经济学中的主要增长理论 |
| 第一节 古典增长理论(五位古典经济学家) |
| 一、大卫·休谟关于产出决定因素分析 |
| 二、亚当·斯密关于产出决定因素分析 |
| 三、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关于产出决定因素分析 |
| 四、大卫·李嘉图关于产出决定因素分析 |
| 五、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关于产出决定因素分析 |
| 六、古典增长理论小结:产出的决定因素 |
| 第二节 哈罗德增长理论 |
| 一、哈罗德模型的基本假定 |
| 二、哈罗德模型的基本方程 |
| 三、哈罗德模型小结:“刃锋上”的增长不稳定 |
| 第三节 新古典增长理论(索洛模型) |
| 一、基本的索洛模型 |
| 二、含有技术进步的索洛模型 |
| 三、索洛模型小结:外生技术进步决定长期稳态增长路径 |
| 第四节 新经济增长理论(罗默模型) |
| 一、基本罗默模型 |
| 二、罗默构建的三部门模型 |
| 三、罗默模型的小结:创新决定增长知识产权保护激励创新 |
| 第五节 熊彼特增长理论 |
| 一、模型的推导 |
| 二、熊彼特模型的小结:创新决定长期经济增长 |
| 第六节 增长模型稳态增长路径总结 |
| 一、五位古典经济学家有关产出决定因素的总结 |
| 二、西方增长理论增长路径总结 |
| 第四章 经济增长的创新路径 |
| 第一节 四种形式增长路径与中国增长事实 |
| 一、投资驱动型增长路径 |
| 二、劳动(普通劳动)投入型增长路径 |
| 三、终端产品(GFP)消费推动型增长路径 |
| 四、创新驱动型增长路径 |
| 五、增长路径与中国增长阶段 |
| 第二节 创新的内涵 |
| 一、创新的含义 |
| 二、人口与创新 |
| 三、人力资本(企业家)与创新 |
| 四、制度(市场化程度)与创新 |
| 第三节 中国的创新路径 |
| 一、规模优势 |
| 二、后发优势 |
| 三、自主创新 |
| 四、中国创新路径的理论思考 |
| 第五章 创新作用于经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变量数据描述 |
| 一、创新变量 |
| 二、人力资本变量 |
| 三、制度变迁变量(市场化进程指标) |
| 四、物质资本变量和劳动力变量 |
| 第二节 模型的设定、检验和估计 |
| 一、基础模型的设定、检验和估计 |
| 二、门槛模型的设定、检验和估计 |
| 三、门槛模型估计结果:“倒U型” |
| 第六章 结论与启示 |
| 第一节 增强创新意愿 |
| 一、制度建设降低创新不确定性 |
| 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励创新 |
| 第二节 提高创新能力 |
| 一、坚持自主创新和开放创新相结合 |
| 二、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改善人力资本配置提升创新绩效 |
| 第三节 重“基础”强“常规” |
| 一、加大基础性创新投入 |
| 二、激励常规化创新 |
| 参考文献 |
| 中文着作及译着 |
| 中文期刊及报纸 |
| 英文期刊 |
| 致谢 |
（8）企业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 ——基于会计信息经济晴雨表功能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贡献 |
| 1.4.1 理论贡献 |
| 1.4.2 现实意义 |
| 2.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及内涵 |
| 2.1.1 资本配置 |
| 2.1.2 汇总资本配置信息 |
| 2.1.3 宏观经济预测 |
| 2.1.4 经济增长质量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宏观经济预测理论 |
| 2.2.2 财务报告的决策有用性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传统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研究 |
| 2.3.2 会计信息的宏观决策有用性研究 |
| 2.3.3 简要评述 |
| 3.汇总企业资本配置信息宏观预测价值的理论分析 |
| 3.1 制度背景分析 |
| 3.2 汇总企业资本配置信息宏观预测价值的动因分析 |
| 3.3 汇总企业资本配置信息宏观预测价值的实现方式 |
| 4.汇总实物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 |
| 4.1 引言 |
| 4.2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
| 4.2.1 实物资本配置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2.2 汇总实物资本配置信息与未来经济增长质量预测 |
| 4.2.3 汇总实物资本配置信息与未来经济增长质量预测:影响因素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
| 4.3.2 模型设定及相关变量说明 |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 |
| 4.4.2 相关性分析 |
| 4.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4.4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5.汇总金融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 |
| 5.1 引言 |
| 5.2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
| 5.3.2 模型设定及相关变量说明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相关性分析 |
| 5.4.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汇总研发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 |
| 6.1 引言 |
| 6.2 文献回顾与理论推导 |
| 6.2.1 汇总研发支出强度与经济增长质量 |
| 6.2.2 汇总研发支出持续性与经济增长质量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样本说明与数据来源 |
| 6.3.2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 |
| 6.4.2 相关性分析 |
| 6.4.3 实证结果分析 |
| 6.4.4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7.汇总人力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 |
| 7.1 引言 |
| 7.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提出 |
| 7.3 研究设计 |
| 7.3.1 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
| 7.3.2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7.4 实证结果分析 |
| 7.4.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
| 7.4.2 相关系数分析 |
| 7.4.3 实证结果分析:汇总劳动成本粘性与未来就业增长率 |
| 7.4.4 进一步分析:汇总劳动成本粘性宏观预测价值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4.5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8.研究结论、不足与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 8.3 研究的政策建议 |
| 8.3.1 基于企业资本配置信息构建宏观经济的预警机制 |
| 8.3.2 加强服务于宏观决策需求的会计信息披露 |
| 8.3.3 优化企业资本配置以驱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9）市场化进程中中国法治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界定与意义 |
| 一、研究的背景 |
| 二、研究的问题和界定 |
| 三、研究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的学术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本文的起点:当代中国法治经济的实践 |
| 第四节 研究的方法与构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构架 |
| 第五节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市场化进程中中国法治经济的先行思想资料 |
| 第一节 古典经济学家的法治经济思想 |
| 一、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思想 |
| 二、亚当·斯密论法治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
| 三、李嘉图、萨伊、穆勒的法治经济思想 |
| 第二节 20 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家的法治经济思想 |
| 一、米塞斯、哈耶克的法治经济思想 |
| 二、欧根的法治经济思想 |
| 三、弗里德曼、布坎南的法治经济思想 |
| 第三节 中国古代的经济治理思想及其反思 |
| 一、以法家理论为核心的中国古代经济治理思想 |
| 二、梁启超、严复对经济自由和传统经济思想的宣扬和分析 |
| 三、顾准的市场经济洞见及其历史反思 |
| 第三章 市场化进程中中国法治经济的思想引领 |
| 第一节 邓小平对法治经济的倡导 |
| 一、邓小平的市场经济理念 |
| 二、邓小平论用法律手段处理经济问题和加强法制 |
| 三、从政治体制改革和反思历史的高度谈推进法治建设 |
| 第二节 胡耀邦、彭真的相关见解 |
| 一、胡耀邦的经济改革主张和法治理念 |
| 二、彭真的法治经济见解 |
| 第三节 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法治经济论述 |
| 一、江泽民的法治经济论述 |
| 二、胡锦涛的法治经济论述 |
| 三、习近平的法治经济论述 |
| 第四章 市场化进程中中国法治经济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杜润生在农村改革主张中的法治经济理念 |
| 一、对农村经济的思考和改革主张 |
| 二、法治经济理念的凸显 |
| 第二节 张维迎、钱颖一学术研究中的法治经济见解 |
| 一、张维迎对企业产权的研究 |
| 二、钱颖一论法治与市场、政府的关系 |
| 第三节 吴敬琏经济改革理论的市场取向和法治关切 |
| 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理论探索 |
| 二、呼唤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并行的法治建设 |
| 第四节 江平对法治经济的理论研究和框架设计 |
| 一、对法治经济的理论研究 |
| 二、对法治经济的框架设计 |
| 三、对法治经济和法治国家的理性追求 |
| 第五章 市场化进程中中国法治经济的实践分析及对策思考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法治经济实践中的问题(经济方面) |
| 一、政府职能转变问题 |
| 二、市场机制扭曲问题 |
| 三、经济利益固化问题 |
| 四、贫富差距扩大问题 |
| 五、财税政策改革问题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法治经济实践中的问题(法律方面) |
| 一、迫切需要制定一部《民法典》 |
| 二、贯彻实施好物权法制度 |
| 三、加快培育遵守契约的法治环境 |
| 第三节 关于推进法治经济建设的对策思考 |
| 一、技术进步对法治经济具有的推进作用 |
| 二、扩大开放对法治经济形成的倒逼机制 |
| 三、文化观念对法治经济制度演进的长远影响 |
| 四、理论创新是完善法治经济的当务之急 |
| 第六章 结论 |
| 第一节 对市场化进程中中国法治经济思想的总体考察 |
| 第二节 对推进法治经济建设的若干思考 |
| 第三节 存在的不足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研究 ——以社会思潮为研究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综述与评价 |
| 第四节 研究假设与创新之处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第六节 研究难点与研究重点 |
| 第一章 中西观的核心问题、形成机理、影响因素解读 |
| 第一节 中西观聚焦的三大核心问题 |
| 第二节 基于认识的中西观形成机理 |
| 第三节 导致中西观出现偏差的原因 |
| 第四节 时代主题转换与中西观演变 |
| 小结 |
| 第二章 20 世纪80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 |
| 第一节 20 世纪80 年代的国内外背景 |
| 第二节 《河殇》代表的中西观及其成因 |
| 第三节 《河殇》引发的中西观交锋 |
| 小结 |
| 第三章 20 世纪90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 |
| 第一节 20 世纪90 年代的国内外背景 |
| 第二节 《中国可以说不》代表的中西观及其成因 |
| 第三节 《中国可以说不》引发的中西观交锋 |
| 小结 |
| 第四章 21 世纪前18 年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 |
| 第一节 21 世纪前18 年的国内外背景 |
| 第二节 《中国震撼》代表的中西观及其成因 |
| 第三节 《中国震撼》引发的中西观交锋 |
| 小结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后中国知识分子“中西观”的总结与思考 |
| 第一节 全球视角下的中国社会思潮和中西观 |
| 第二节 当代中西观演变的两个特点 |
| 第三节 研究假设的案例检验结果 |
| 第四节 引导知识分子形成正确的中西观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四、吴敬琏——预测经济学家（论文参考文献）
- [1]“巴山轮会议”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范式转换[J]. 张琦.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21(06)
- [2]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D]. 卢建昊. 北京大学, 2021(09)
-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史考察[J]. 钟祥财. 广西财经学院学报, 2021(02)
- [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对资本主义问题认识的研究[D]. 刘上琼.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6)
- [5]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6]过程与结局：1986年“价、税、财”改革方案研究[J]. 萧冬连. 北京党史, 2019(06)
- [7]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研究[D]. 李瀚林.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8]企业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 ——基于会计信息经济晴雨表功能的研究[D]. 曾永良.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9]市场化进程中中国法治经济思想研究[D]. 魏华.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9(11)
- [1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研究 ——以社会思潮为研究对象[D]. 毕小龙.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