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与偏见中的婚姻

一、《傲慢与偏见》中的婚姻面面观（论文文献综述）

罗贤娴^[1]（2021）在《弗朗西丝·伯尼与简·奥斯汀小说女性观比较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结合洛克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性主义思想、热奈特的叙事学理论,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比较研究弗朗西丝·伯尼与简·奥斯汀小说中女性观的艺术呈现。18世纪英国社会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变革,对两位作者的女性意识和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她们在描写当时的社会风貌、风俗人情以及变革时期的英国女性家庭环境、生活境遇和婚恋选择时,审视传统女性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形成和表达的限制。她们借用小说形式加入18世纪的社会讨论,评议男权压制下的传统女性观,对女性在家庭生活和社会活动中所面对的困境及女性道德规范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形成,提出各自的见解。然而,不同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和创作经历使她们对女性问题的理解不同,也使她们在各自小说中表现出不同层次和性质的女性困境和女性道德。解析伯尼与奥斯汀小说反映的女性观,不仅有助于深刻理解两位小说家对于女性问题的思考,还有助于理解二者小说中女性思想与小说艺术创作之间的关联和发展,更有助于梳理和认识女性小说在英国18世纪的变革中起到的作用。伯尼与奥斯汀分别从女性教育与女性道德两个方面表达各自的女性观。首先,二者均反对以才艺为主的传统女性教育,认同洛克的经验主义认识论,认为提升女性在社会实践中的理性认知能力才是女性教育的核心。其次,二者都反对行为指导书籍赞颂的抽象女性美德,鼓励女性在社会实践中用思辨的头脑衡量经济条件和情感因素对道德的判断,进而在人生重要关口作出正确的抉择。在写作层面,两位小说家在吸收传统小说叙事技巧的基础上,挖掘和发展符合自己需要的叙事策略来阐述既定的主题。可以说,伯尼与奥斯汀的小说创作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女性小说的兴起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国内的伯尼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除少量文章以及文学史中的简单评述外,相关研究十分稀少。这位与奥斯汀同时代且令其钦佩的女性小说家未真正进入国内读者和研究者的视野。国内学者一般仅知晓伯尼对奥斯汀有重要影响,但不清楚这种影响具体是什么,也不明白这种影响是如何产生的,更不了解奥斯汀如何超越她曾经的榜样。笔者曾在联合培养期间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伯尼研究中心,接触到中心汇集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关于伯尼家族的档案资料和研究成果,也与中心的教授、研究员和博士生有着深入交流。这段经历令我获益匪浅,我也希望在以上几个方面给出自己的解答。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处于变革时期的18世纪英国社会、流行思想和文化背景,尤其是传统女性道德规范和进步女性思想之间的论辩;同时,也介绍伯尼与奥斯汀的家庭环境、教育背景和小说创作。在国内外学界对伯尼与奥斯汀小说女性问题的研究基础上,论文从女性教育观、女性道德观以及小说叙事三个方面对比分析伯尼与奥斯汀小说反映的女性观。第二章则结合洛克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探讨伯尼和奥斯汀小说中女性自我认知教育,分别从女性认知成长的三个阶段——初级阶段、实践阶段和反思阶段——进行分析和解读。第三章分析伯尼与奥斯汀小说的女性道德观,解读两位小说家如何在各自的小说中讨论经济因素和情感因素对女性道德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以及在双重影响下女主人公如何在婚姻关口作出正确的道德选择。第四章借助当代叙事学理论,对比研究两位女性小说家的叙事话语,比较二者在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叙事时间以及叙事风格方面采用的与男性小说家不同的叙事策略和这些叙事策略在表达作者女性观方面取得的功效。第五章回顾并总结全文的要点。

余岑^[2]（2021）在《简·奥斯丁小说中的叙事伦理研究》文中提出

王晨晨^[3]（2020）在《小说美学视域下简·奥斯丁作品中趣味问题分析》文中认为“趣味”一直是美学家们所探讨的美学问题,从“口味”到“审美判断”术语,“趣味”的理论发展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十八世纪以来,美学问题的核心成为“审美趣味”。简·奥斯丁作为十八世纪的一位女作家,也是一位可与莎士比亚比肩的女作家,其作品一直经久不衰。这也显示出简·奥斯丁对趣味的见解之独到。一方面,简·奥斯丁认为丰富的趣味能够包容更多偏见;另一方面,她认为趣味能引起人的情感,然而一味地沉浸于情感中则会带来危害。因此,趣味的提高与教育以及实践中的理性反思密切相关。若善感是属于个人的、隐秘的,那么同情则更多地与群体相关。简·奥斯丁的趣味观点背后所强调的是仁慈、同情对于一个稳定社会的重要性。本文主要以简·奥斯丁的《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爱玛》《诺桑觉寺》《劝导》以及《曼斯菲尔德庄园》六部作品为研究文本。内容上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先从趣味的内涵切入,无论是从狭义上来说,即审美趣味专门是指艺术的鉴赏力和审美能力;还是从广义上来说,即审美趣味指审美主体在审美活动中体现的审美感受与倾向。这些趣味简·奥斯丁作品中都有涉及,如不同人物对不同的日常活动、自然风景、艺术、文学的审美感受与倾向。本文首先通过梳理不同流派及不同时期的趣味理论的发展,分析简·奥斯丁作品中的趣味观点。除此之外,通过趣味的分类,探讨研究简·奥斯丁作品中的趣味类型,以及简·奥斯丁对不同趣味的情感态度。在十八世纪,趣味一定程度上与风格等同,从文学审美趣味的分类上来说,简·奥斯丁的作品本身就是高雅趣味的体现。因此,第二章会从喜剧艺术和讽刺艺术上探究简·奥斯丁的创作风格。简·奥斯丁通过对不同的喜剧人物的刻画,以及使用言语反讽和情境反讽对于人们由不同趣味所体现出的无知、阿谀、虚伪进行讽刺。正是这种喜剧艺术和反讽艺术使得简·奥斯丁的作品直到现在也受到人们的喜爱。第三章梳理简·奥斯丁作品中涉及到的具体趣味,并分析其作用与意义。一方面,趣味既丰富了人物的形象也促进了人物对话交流和情感交流;另一方面,趣味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因此,在简·奥斯丁的作品中,趣味不可或缺。第四章则是简·奥斯丁作品中的趣味反思,主要涉及:趣味与偏见的关系以及教育对趣味提高的作用。一方面,人们往往由于偏见而狭隘。正是因为丰富的趣味可以破除人们的偏见,让人们以更包容的心态去面对狭隘的人与观点;另一方面,教育与趣味相辅相成。丰富的趣味体现了良好的教育,而不断地接受教育使得趣味也会不断提高。第五章则分析简·奥斯丁作品中趣味与情感的关系及趣味在实践中的理性反思。趣味会引起人们的情感,然而过度的情感会导致利己主义与他人的断裂。因此,简·奥斯丁认为并不是所有趣味都是有利的。正如美学家夏夫茨伯里将趣味分为“自然的趣味”、“好的趣味”与“坏的趣味”。无论是通过自我学习还是良好的教育,趣味都需要在实践中通过理性反思获得与提高。本论文的主旨在通过对不同趣味理论的分析,探讨简·奥斯丁如何通过小说反映趣味的重要性,以及在作品中所揭示的提高趣味的途径与方法。除此之外,在这些趣味观点的背后,简·奥斯丁对趣味、教育、婚姻、家庭及社会之间关系的思考。

骞雨佳^[4]（2020）在《自由主义想象 ——E·M·福斯特作品中的世界图景》文中指出E·M·福斯特是20世纪最优秀的英国作家之一,他的创作不仅是英国中产阶级的社会风俗画,同时也包含有大量的异国描写。他从大英帝国出走四方,而后回望,展示了一个20世纪自由主义者眼中的世界图景。福斯特世界图景的产生有其一以贯之的思想背景——自由主义。在英国传统、家庭环境、教育经历、前辈思想家等多方面的影响下,福斯特形成了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成为他追求一生的信条。而福斯特所描绘的世界图景,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板块:首先是英国图景,这是福斯特出生、成长、老去的地方。他深刻剖析了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英国及英国人的病状,也为这些病状找到了病因,并尝试通过个人关系的联结,建立打破阶级的反传统家庭。福斯特还描绘了城市英格兰和乡村英格兰的对峙,尽管现实中乡村英国逐渐被吞噬,但在福斯特的英国图景中,古老田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成为英国人的精神家园。其次是南欧图景,福斯特数次出游意大利和希腊,这几次旅行在他的心灵上打下深刻烙印。福斯特描绘了一种自由、奔放、热情的社会气息,将英国人的刻板、沉闷凸显地淋漓尽致,并使这些主人公在一次次的南欧旅行中完成了对自我的找寻。不仅是现实世界,希腊还存在于福斯特的象征世界,代表了一个人与自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境地。最后是印度图景,福斯特三次访问印度,最终将这几次旅行融合成一部《印度之行》——他的长篇小说封笔之作。这一次他把英国人放在了一个更为艰难的环境当中,在殖民的背景里、在东西方联结的尝试里、在神秘的文化氛围里,揭露了自由主义的民族局限,并试图通过这样的环境促成英国人再一次进行对于自我的追寻,而这样的追寻是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的。这几个板块彼此交织,互相观照,勾画出了20世纪大英帝国盛极而衰时期的世界图景。这幅图景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又完全是仅属于福斯特个人的,是他自由主义眼光下独特的图景。《印度之行》之后,尽管停止了小说创作,福斯特仍始终是自由主义的发声人,在他人生的后半段旅程,依然以个人价值与人际关系为最高追求,用他微弱的力量对抗着日益走向深渊的世界。

尚晓珺^[5]（2019）在《简·奥斯丁笔下的成长型女性》文中提出简·奥斯丁从自己最熟悉的乡绅生活入手,塑造了一系列性格各异、分散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形象,描绘出英国中产阶级女性生活的全景图。在这些女性形象中,成长型女性占据重要位置。本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通过论述成长型女性的典型特征、引路人在她们成长道路上起到的作用以及成长型女性塑造成因,来对这类女性形象进行深入剖析。绪论简要介绍了简·奥斯丁的创作分期,综述近年来国内外对奥斯丁及其作品的研究现状,提出本论文的研究重点。第一章主要探讨成长型女性的典型特征。成长型女性在成长过程中表现出许多共性特征,首先在奥斯丁看来,犯错与成长相随而生,只有经历了犯错、反思到改正这一过程才能获得成长,因此成长型女性们都具备反思能力;其次,她们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明确的自我认识;最后,这些女性在成长中逐渐向当时社会所要求且放在当今仍然适用的道德规范靠拢。第二章主要阐述引路人对成长型女性产生的作用与影响。成长型女性的成长过程并非孤军奋战,她们的亲友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扮演着引路人的角色。其中包括人格高尚的导师式引路人,对成长型女性起到启发引导作用;自身同样存在不足的陪伴式引路人,在女性成长中彼此相互促进;除正面引路人的作用外,行为失当的反面引路人也对成长型女性起到反面教育的参照作用。第三章主要分析成长型女性的塑造成因。一方面,这些成长型女性与奥斯丁有相似的生活环境与方式,作者自身生活经历的影响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另一方面,同时代的作家作品对奥斯丁笔下成长型女性的塑造也起到重要作用。结语对本文的观点进行进一步总结,思考成长型女性对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

刘赛雄^[6]（2018）在《H.G.威尔斯社会小说的失范主题研究》文中提出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是英国爱德华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不仅产量高,而且内容涵盖广,涉及科学、文学、政治、历史、生物、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其中,威尔斯依靠亦幻亦实的科学幻想作品,让他获得“科幻界的莎士比亚”的美誉,凭借对社会现实予以讽刺表达的社会小说,让他赢得“狄更斯继承人”的美称,加上晚期对世界范围内的前瞻性创作,更是被郭沫若评为“百科全书式的天才”。威尔斯的社会小说继承了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优秀传统,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从1900年前后起创作了一系列社会讽刺小说,描绘了英国转型期的社会状况,记述了许多小人物既令人心酸又令人发笑的坎坷历程。本文以社会学理论中的“失范”为切入口,采用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从生态失范、经济失范、教育失范和道德失范等四个方面入手,深入探讨威尔斯《爱情与路维宪先生》、《吉普斯》、《托诺-邦盖》和《波里先生传》等四部社会小说,展示了作家对工业文明转型时期英国社会失范状况的书写,并从时代影响、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三个方面分析失范主题的书写缘由,进一步考察作家对良序社会的探索途径。威尔斯出身于“经济困顿”的中下层资产阶级家庭,在机缘巧合和自身努力下接受了一段有限的初等教育。十四岁的时候,迫于生活的压力离开学校,走上了药店学徒和布店学徒的谋生之路。十八岁的时候,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进入梦寐以求的大学,开始学习科学知识。毕业留校任教后,开始尝试写作,从此走上了专职作家的道路。这一艰难的成长历程不仅锤炼了他的品格,磨砺了他的意志,还为他今后各类作品,尤其是社会小说的创作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原始素材。在威尔斯笔下,几乎所有社会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缺少教育机会的受害者”,反映了当时社会背景下中下层资产阶级的生存状况。作为在工业革命中发展起来的世界强国,英国从君主立宪制确立的时候开始,不断推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充分发展了国内的自由资本主义,但同时也加剧了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和社会的贫困问题,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威尔斯继承现实主义小说的优良传统,深刻地思考着英国转型时期社会失范的问题,具有令人深思的哲理性和批判性。威尔斯的四部社会小说对转型社会中失范主题的书写,主要体现在生态、经济、教育和道德等四个方面。在生态方面,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英国正处于工业文明迅猛发展的时期,自然环境的状态、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威尔斯从失谐的乡村、失衡的城镇和失序的都市等三方面描绘了生态失范的景象。在经济方面,工业文明给英国带来了繁荣昌盛,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大变革。在此社会背景下,经济关系开始变得复杂和功利化,威尔斯从欺诈式的生产、悖论性的流通和炫富性的消费等三个方面揭露了经济失范的状况。在教育方面,1870年英国《初等教育法》颁布后,政府开始广设公立学校,逐步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然而在威尔斯的笔下折射出不成熟的自我教育、氛围缺失的家庭教育和职能缺位的国民教育等失范状况。在道德方面,受重商主义、功利主义盛行的社会环境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出现滑坡,情感关系出现异化。威尔斯通过小说人物冷漠的亲情、功利的爱情和虚伪的友情等三个方面,展示当时社会背景下道德失范的现状。可以说,威尔斯社会小说对社会失范问题的书写,既反映了英国转型时期的社会状况,又预示着英国旧的社会结构面临着解体的风险。威尔斯社会小说创作于爱德华时代,这在英国历史上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整个社会的规范体系和价值体系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社会结构呈现失范的状态。如何实现良序社会的转型发展,这是威尔斯毕生不断探索和努力追求的问题。威尔斯个人成长经历、小说人物思想无不体现了其探索良序社会的愿望和过程,具体表现在对科学教育的反思、费边社会主义的探索及道德认同与社会规范整合愿景等三个方面。在科学教育的反思上,威尔斯是努力走出宗教束缚的“离经叛道者”,成为一名接受科学教育的底层“幸运儿”,并最终成为反思科学进步的“科幻小说家”。在费边社会主义的探索上,威尔斯曾加入费边社,作家从路维宪的幻想、马斯特曼的挣扎到尤尔特的妥协等情节,向读者展示出当时费边社会主义者只希望在政治上妥协,没有在经济、社会变革、未来筹划等方面显示出自己的决心与努力,呈现出一种政治上的空想,他的政治构序之路也只能就此作罢。在道德认同与社会规范整合愿景上,威尔斯通过路维宪的抉择、吉普斯的回归、乔治的省悟及波里的救赎等小说人物的不同结局,最终转向了对道德规范的探寻之路,从而实现自我的认识,最终回归德性的精神发展。在这一系列的社会小说中,威尔斯以充满调侃的口吻介绍了英国世纪之交的社会失范状况,也婉转地表达了他自己历经时代裂变后的忧思隐衷。他创造性继承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揭露出时代的黑暗面,批判社会各领域中的失范现实,与同时代作家一道书写那个时代的“焦虑”。威尔斯并不追求“詹姆斯式”的语言表达上的精致美感,而是忠实于社会现实,“指出个体遭遇的变幻莫测与随机性”,传达出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写实旨趣。他的最大贡献并非为社会失范的英国开出救世良方,而是为“爱德华盛世”号准了脉搏。威尔斯煞费苦心所精心构筑的失范结构,对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和中国转型时代的文化建设而言,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和现实意义。

安琦^[7]（2018）在《简·奥斯丁研究中的若干焦点问题》文中认为二百年来,尽管人们的文学趣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简·奥斯丁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声誉却经久不衰。如今,她不仅被誉为“散文中的莎士比亚”,也被称为“英国小说伟大传统的奠基人”,而且在世界各国拥有数量庞大的“简迷”,为越来越多的读者所喜爱。显然,奥斯丁的小说经历了一个逐渐经典化的过程。正是通过一代又一代批评家的解读和研究,她才从一个生前几乎默默无闻的写者变成了举世公认的经典作家。因此,要深入研究奥斯丁小说,就必须对二百年来的奥斯丁评论加以梳理和审视。这无疑是一项有意义的学术研究课题,因而也是本文写作的动机和目的。本文的目的,意在通过对中、西奥斯丁评论史的梳理和考察,从而对奥斯丁研究中的若干焦点问题展开评述。换言之,本文将以“学术史意识”、“问题意识”和“比较意识”为引导,对“奥斯丁与社会、道德和思想问题”、“奥斯丁小说中的婚姻与金钱问题”、“奥斯丁小说中的女性问题”和“奥斯丁与小说艺术问题”等研究史上的焦点问题进行梳理和评述,以期对奥斯丁研究中的得失加以总结,为促进我国奥斯丁研究的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从表面上看,奥斯丁的小说似乎专写日常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既忽略了当时风起云涌的拿破仑战争,也回避了英国社会的重大问题。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奥斯丁小说与当时英国社会、道德和思想是什么关系呢?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尽管奥斯丁没有像巴尔扎克、狄更斯和托尔斯泰那样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幅壮阔的生活画卷,但她的小说依然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内容,尤其集中展示了当时英国的乡镇生活。奥斯丁也是一位自觉的道德家,在她的小说中对那些自私冷酷、趋炎附势、唯利是图、自命不凡的现象作了嘲讽。本文也概述了中外学者有关奥斯丁与“思想之战”问题的讨论,强调不能以意识形态批评取代审美评价,更不能忽略奥斯丁小说的思想复杂性,简单地将奥斯丁视为“反动派”作家。奥斯丁小说中的婚恋问题,始终是中外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批评家越来越多地揭示了这些婚恋故事背后所蕴含的社会学、历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方面的内容。本文从《傲慢与偏见》的评论入手,评述了中外学者关于奥斯丁小说中婚姻、金钱和门第问题的各种见解。同时,我们又以《曼斯菲尔德庄园》为个案,介绍了批评家有关“灰姑娘”主题的讨论。显然,作为一个女作家,奥斯丁既反映了当时女性婚姻的真实状况,也对那种将金钱和门第作为婚姻猎物的做法作了无情嘲讽。在她的小说中,婚姻固然导致女方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提升,但美德和责任感才是那些“灰姑娘”的水晶鞋。奥斯丁是如何看待当时妇女问题的呢?中外学界的研究表明,尽管奥斯丁远不是一个激进的女性主义者,甚至在一定程度还迎合了父权制社会的主流文化,但通过她的小说,却真实反映了妇女在当时社会的屈辱地位,甚至在个别问题上还表现了对传统观念的反叛。另一方面,本文又以《爱玛》为典型个案,探讨了中外批评家有关女性成长主题的论述。换言之,在奥斯丁的笔下,女主人公唯有经历一番痛苦的成长过程,才能纠正因幼稚、偏颇而造成的错误,建立起正确的人生态度和行为规范,走向幸福的未来。自瓦尔特·司各特以来,历代批评家便对奥斯丁小说的成就作了高度评价,将她的作品视为英国现代小说的完美经典。尽管这些见解见仁见智,但概括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几点:有的高度赞誉奥斯丁小说的现实主义成就;有的充分肯定了她的人物塑造;有的突出强调她的小说是“风俗喜剧”及其戏剧性特点;有的着重分析了奥斯丁高超的反讽艺术;还有的则借用现代叙事学理论,探讨了她精湛的叙事艺术。本文围绕“奥斯丁与小说艺术问题”,择要评述了中外批评家对这些问题的主要看法,以期为进一步认识奥斯丁的小说艺术提供借鉴。

伞雨晴^[8]（2018）在《论《傲慢与偏见》和《劝导》中婚姻模式的不同》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为指导,通过对《傲慢与偏见》和《劝导》的文本分析,比较了这两部作品中所描写的婚姻模式,揭示了后一部作品在婚姻模式这一方面的进步性,并且从社会因素、文学因素和个人因素三个角度分析了其进步的原因,从而得出结论: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意识的觉醒,奥斯丁对于婚姻的观点也发生了进步性的改变。这种改变不但在当时的社会具有前卫性,而且在当下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社会环境中,更具有现实意义。

魏颖^[9]（2016）在《《傲慢与偏见》与《红楼梦》的中西婚姻观对比》文中认为曹雪芹与简·奥斯汀都是18世纪中国和英国的现实主义作家,其代表作《红楼梦》与《傲慢与偏见》都为世界级脍炙人口的名作。同是婚姻爱情的话题,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也表现出中西不同的婚姻观。18—19世纪的中国是一个以封建专制为主导,资本主义有所萌芽的社会,而同时期的英国则是一个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代,不同的背景孕育不同的婚恋观。本文通过对同一时期两部文学作品《傲慢与偏见》和《红楼梦》的文本分析,阐述其不同的婚姻观

林晓青^[10]（2016）在《不能言说的秘密 ——E.M.福斯特笔下的同性恋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E.M.福斯特（E.M.Forster,1879-1970）是英国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一系列作品如《路遇潘神的故事》、《助理牧师的朋友》、《恩培多克旅馆》、《莫瑞斯》、《来生》、《方尖碑》、《另一艘船》等都表现出同性恋这一主题。同性恋是一种普遍而又独特的文化现象,它广泛存在于一切历史时期。但是,无论是在宗教、法律制度还是医学、教育领域,同性恋都遭受着来自主流文化的种种压制,但是在文学领域,同性恋书写却是自古希腊时代就开始出现并延续至今。英国的同性恋书写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出不同的同性恋作家,不同的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导致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因此他们作品映射出的是作家对人性本质的不同探索,是对性和性别观念的多元解读。作为一个同性恋作家,福斯特的创作与他的个人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强烈的恋母情结、公学和剑桥大学里的同性恋风气、“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鼓励以及数段同性爱情的经历对福斯特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福斯特·生屮从未在任何公开场合明确承认过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在早期发表的5部长篇小说和12篇短篇小说中,福斯特小心翼翼地用隐匿的方式表达着自己不能言说的情感。作为作家、同性恋者的福斯特将自己在现实中无法开诚布公的情感和体验以或间接、或伪装的形式,借由文字表达出来。在《路遇潘神的故事》、《助理牧师的朋友》等福斯特同性恋欲望朦胧觉醒时期的作品中,作家用幻想构建了一个可以秘密认同和表现同性欲望的领域。《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最漫长的旅程》和《印度之行》中,福斯特的同性恋书写逐渐显现,福斯特通过转换凝视对象和情感链条的方式在小说中表达被禁止的欲望和作家隐藏的生活体验。在卡彭特的鼓励下,福斯特遵从了自己内心的同性恋欲望,开始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对于福斯特这样的同性恋者来说,他们对男性的欲望一方面是精神和心灵上的交流,·方面则是肉体上的结合;他们所追求的同性恋情也和异性恋情一样需要灵与肉的完美融合。《莫瑞斯》是福斯特同性恋书写中一个重要的转折。小说映射出的是作家人生中竭力遮掩的另一面,它也是作家自己艰难的同性恋探索过程中的一次总结。这一时期的福斯特开始正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并在《莫瑞斯》中表现了对同性恋的身份认同及对一种性爱合一的同性状态的渴望,福斯特为同性恋做辩护,希望能为同性恋寻求一种合法性的归属。《莫瑞斯》打破了英国文学以往隐性的同性恋书写传统,直接描写男男之间的同性之爱。作家刻意塑造朦胧甚至神秘的气氛,对人物的心理不作淋漓尽致的剖析,而是借助象征来隐喻。在《来生和其他故事集》中,福斯特表现了同性恋者艰难的生存困境,而且也对传统的异性恋主流话语提出了质疑与思考。福斯特揭露了宗教救赎作用的虚假性,对现代医学科学技术进行了嘲讽,批判了英国平庸的传统道德规范。福斯特渴望在远离城市、远离文明的地方,找一方未被触及的净土。在福斯特看来,古希腊才是人与人实现“联结”的地方。作家呼吁人们要排除人与人之间的偏见和疏远,强调建立起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内心的“联结”,而婚姻则是福斯特惯用的一种表现人与人联结的方式。福斯特通过现代视角“直接记录”的方式展现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并对异性婚恋进行了反思。福斯特认为,同性之爱是一种超越阶级、种族和文化的纯洁的精神恋爱和理想的友谊,也是对压抑的肉体之爱的一种释放,在他看来,不同阶级,不同种族、不同文化、包括同性之间的联结才是真正的“联结”。福斯特深受自由-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他认为现代工业文明是人类丧失自然本性的原因,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福斯特终其一生寻求消除现代文明中的人与人之间隔阂的办法,而他认为只有建立起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才能做到。在福斯特看来,任何种族、阶级和性别的人与人之间,都应该发掘出个体生命的本真,在实现自我的同时真诚地建立与其他人的交往。福斯特笔下的同性恋书写折射出作者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对同性恋所持的不同程度的认识,表征着当时异性恋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对同性恋者的压迫以及同性恋者充满困惑和焦虑的身份认同过程;其长期坚持不懈的书写也表征了作者的期盼: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一样具有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诉求,渴望在更多元的视野中解读人类“性”的实质。福斯特笔下的同性恋书写表达了对和谐、纯真、自然、淳朴的人性的追求,以及对建立一种自由的、超越阶级的、性爱合一的理想的同性之爱的向往;而这种人与人之间通过性关系获得真正联结的思想正是福斯特的联结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傲慢与偏见》中的婚姻面面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傲慢与偏见》中的婚姻面面观（论文提纲范文）

（1）弗朗西丝·伯尼与简·奥斯汀小说女性观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小说美学视域下简·奥斯丁作品中趣味问题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4）自由主义想象 ——E·M·福斯特作品中的世界图景（论文提纲范文）

（5）简·奥斯丁笔下的成长型女性（论文提纲范文）

（6）H.G.威尔斯社会小说的失范主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简·奥斯丁研究中的若干焦点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8）论《傲慢与偏见》和《劝导》中婚姻模式的不同（论文提纲范文）

（9）《傲慢与偏见》与《红楼梦》的中西婚姻观对比（论文提纲范文）

（10）不能言说的秘密 ——E.M.福斯特笔下的同性恋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傲慢与偏见》中的婚姻面面观（论文参考文献）

• [1]弗朗西丝·伯尼与简·奥斯汀小说女性观比较研究[D]. 罗贤娴.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2]简·奥斯丁小说中的叙事伦理研究[D]. 余岑. 长江大学, 2021
• [3]小说美学视域下简·奥斯丁作品中趣味问题分析[D]. 王晨晨. 南京林业大学, 2020(02)
• [4]自由主义想象 ——E·M·福斯特作品中的世界图景[D]. 骞雨佳.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5]简·奥斯丁笔下的成长型女性[D]. 尚晓珺.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6]H.G.威尔斯社会小说的失范主题研究[D]. 刘赛雄. 湘潭大学, 2018(12)
• [7]简·奥斯丁研究中的若干焦点问题[D]. 安琦. 吉林大学, 2018(12)
• [8]论《傲慢与偏见》和《劝导》中婚姻模式的不同[J]. 伞雨晴.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2018(03)
• [9]《傲慢与偏见》与《红楼梦》的中西婚姻观对比[J]. 魏颖. 短篇小说(原创版), 2016(32)
• [10]不能言说的秘密 ——E.M.福斯特笔下的同性恋书写研究[D]. 林晓青.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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