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6～1999年西宁地区婴儿出生时间规律的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尤达[1]（2021）在《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文中指出美国创剧人,英文为the creator of American TV soaps,sitcoms and series,原指提供故事创意或者完成试播集剧本向各大电视网推销的人,在实际生产中演变为美剧的创作主体,即具有创作剧本能力的执行制片人。从历史观之,电视时代的创剧人在美剧生产过程中流露出普遍性特点,由此形成的群体特征深刻影响着创剧人自身的演变:从身份的确立到群体的形成,再到阶层的固化。网络时代的创剧人致力于群体特征的变革,以此打破阶层的桎梏。立足创剧人文本的内容与形式观之,所谓“变革”与以往并非只是理念上的区分,在实践场域的分野十分明晰。创剧人既对美剧成规化生产模式进行大胆革新,又依据“自我”的觉感与体认进行个性化创造。更为重要的是,创剧人调和了成规与个性间的对立关系,在文本的内容选择上追求“他者互文”与“自我表现”的紧密结合,表现形式上注重制作范式与创作风格的高度统一,由此在作品中反映出多元且精彩的主题,满足受众不断增长和变化的娱乐需求。这便使得创剧人不再只是播出机构定义下一味媚俗的符号客体,而是被赋予对超越性的追求。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探讨美国创剧人群体的演变;从文本的内容选择与表现形式上深入考察网络时代创剧人的变革举措,指出其群体特征的两个维度;进而分析这两个维度的相互关系与共同作用;最后基于媒介场域的变化探讨群体特征发生变革的外在成因,从创剧人心理探讨变革的内在动因。如此,形成了对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从表象到本质的考察。揆诸现实,这一研究的目的在于面对美剧在全球范围内卓越的传播力,从创作主体维度探寻美剧的成功之道,以求能在去芜存菁中有效“吸收外来”,为国产电视剧的发展带来启示意义。
陈钰晓[2]（2021）在《人口年龄结构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住房资产是我国家庭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居民将总资产的70%配置在了住房资产上。因此,房价成为我国居民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房地产价格剧烈变化不仅会对居民生活造成影响,更会引起金融市场乃至整个经济体的波动。1998年中央政府确定了城镇住房的货币化、市场化、商品化改革方向之后,我国新的住房制度逐步构建起来,房地产市场自此开始走向蓬勃发展。自住房制度货币化改革以来,我国住房价格节节攀升,从1998年的1854元涨到了2019年的9287元,20年间房价上涨超过4倍。房价的过快上涨一方面造成居民买房难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加剧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中国的高房价已经成为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探究房价变化背后的原因有助于理解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运行规律,并针对性地出台调控政策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现有研究从土地财政、货币超发、居民收入提高、城市化等视角切入,解释房价变动的原因。但是这些因素在解释房价长期变动趋势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我国住房销售价格与销售面积变动步调十分一致,作为房地产市场的消费主体,居民的需求是影响房价的关键,人口因素会对住房价格产生直接深远的影响。从人口年龄结构的视角来看,第三次“婴儿潮”成年以及老年群体代际转移行为共同作用,导致房价进入上升通道。但是,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持续恶化,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人口数据显示,0-14岁少儿比例从1953年的36.3%下降到2018年的16.9%;而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则从4.4%上升到11.9%,这些变化反映了我国少子老龄化问题日渐突出。在此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效果如何、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房价的微观机理以及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未来房价可能产生何种变动趋势等问题,是当前经济学领域十分重要的议题。围绕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影响这一核心问题,全文通过逐层递进的三个部分依次展开。第一部分从宏观层面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论文首先从理论溯源、现实描述和实证研究三个层面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具体来讲,在理论分析层面,构建以世代交叠模型为基础的理论分析框架。从生命周期理论出发,老年群体自身住房需求降低,导致房价下跌,但从代际转移理论出发,老年群体的代际转移行为则会推动房价上涨,因此老年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依赖于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在现实描述层面,基于全国、省份、城市维度的历年数据,描述我国房地产价格、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情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婴儿潮”成年是推动房价在2003年之后结构性上涨的重要因素,少儿抚养比与房价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而老年抚养比与房价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在实证研究层面,第一步,基于中国1999-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人口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第二步,基于2000年第五次、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合省份层面和城市层面相应年份数据,实证检验各个年龄段人口占比对房价的影响。第三步,通过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获得的城市人口年龄结构数据,结合70个大中城市房价指数,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未来走势的影响。无论是从省份还是城市一级宏观数据都得到一致结论,即少儿抚养比下降推动房价上涨,老年抚养比增加推动房价上涨但推动力量在减弱。第二部分从微观个体层面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从不同年龄群体住房需求决策出发,基于微观视角探究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产生上述影响的原因,这有助于更深刻的理解房地产价格运行规律。论文分别使用200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2015年四川省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通过M-W模型计算出年龄与住房需求之间呈现稳定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在修正“群组效应”的基础上,提供老年人口代际转移行为变化的证据。结果发现,老年人口自身住房需求下降,但会通过代际转移行为推动房价上涨,同时代际转移的力量正在逐步减弱。伴随着代际转移力量的消减,老年抚养比增加对房价的推动作用正在减弱,未来将会呈现何种趋势?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必要汲取OECD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启示。一方面,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正在与OECD国家趋同;另一方面,OECD国家房地产市场相对成熟、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时序长,使得研究其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具有优势。因此,论文利用1970-2018年OECD国家人口与房价数据,为本研究提供更多证据。实证结果显示,人口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与住房价格指数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老年抚养比对住房价格指数的负向影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强。综合来看,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深入,我国老年抚养比增加将会从推动房价上涨转向抑制房价上涨。第三部分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预测未来房价趋势。由上两部分的论述可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房价的重要因素,而且未来会呈现出新趋势。那么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内在规律,我国房价未来将会如何变动?这是政府、居民和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因此,论文首先选取人口—发展—环境分析（Population-Development-Environment Analysis）模型,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设定高中低生育率三组情景,对我国2021-2050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做出预测。其次,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来预测未来住房需求及价格趋势。住房总需求将在未来遭遇拐点,在低/中等生育率情况下,拐点出现在2030-2035年之间;在高生育率情况下,拐点出现在2035-2040年之间。由于城市人口和跨区域流动人口变动的一些特征趋势,会导致不同层级城市出现拐点的时间存在差异。一二线城市房价更稳定且拐点更靠后,三四线城市房价下跌风险更大且拐点更靠前。最后,通过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纳总结,结合我国房地产市场和人口年龄结构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优化人口结构、强化住房居住功能、坚持“因城施策”、发展租购并举新体系、加强房地产调控等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包括:第一,通过生命周期理论与代际转移理论的统一,国内经验与国际经验的统一,最终得出老年人口占比与我国房价之间将呈现“倒U型”关系的结论。仅仅依靠生命周期理论很难解释我国人口老龄化推动房价上涨这一现象,因为根据生命周期理论老年人口对住房的需求会下降。为了解释这一悖论十分有必要引入代际转移理论,由于我国老年人口经历了房地产市场改革,获得了房改红利,加之我国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养老金融服务产品、社会养老制度并不健全、房屋交易成本较高等原因,老年人口具有较强的代际转移能力和意愿。因此,老龄化反而推动房价上涨,但这种代际转移行为难以持续。伴随储蓄释放过程的逐步减弱、养老金融服务产品的日益丰富、养老制度的逐步健全,代际转移的力量也将削弱,实证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进一步,结合国际经验发现,人口老龄化对房价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其对房价的抑制作用会越来越明显。综上,我国人口老龄化会先推动房价上涨,之后推动力量变得不显着,最终人口老龄化将抑制房价。第二,通过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结合的方式,有机整合国家、地区层面以及微观个体层面的数据,全方位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及其机理。从宏观视角出发,选取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35个大中城市的人口与房价数据,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为了提供更为广阔的视角,论文进一步选取1970-2018年世界银行发布的OECD国家人口与房价数据展开分析。国家、省份、城市层面的房价数据,各有其优缺点,能够在不同维度上更好度量我国房价变化的时序特征和地区差异特征。从微观视角出发,选取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0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345个地区的2585481个样本）、2015年四川省人口抽样调查数据（907238个样本）以及2011、2013、2015、2017年四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为剖析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机理提供依据。人口普查数据和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可以更好地度量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住房资产变动情况。通过二者的有机结合,建立对应的计量模型,本文相对更加准确、全面的考察了人口年龄结构与房价的关系。第三,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更精准地预测了未来房价变动趋势。当前,预测房价变动趋势的方法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直接将人口普查得到的人口分布平移至未来,结合各年龄段对应的住房需求,预测未来住房需求及价格趋势;第二种,基于线性模型,将房价影响因素的预测值代入模型预测未来房价走势;第三种,基于时间序列模型,根据房价历史变动趋势特征预测未来房价走势。第一种直接平移人口分布预测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动态演变的方法存在明显缺陷,后两种方法则适用于预测短期房价变动,在预测房价长期变动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本文引入人口—发展—环境分析模型,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设定高中低生育率三组情景,对我国2021-2050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做出预测,并在此基础上预测未来房价变动趋势。同时,考虑城镇化率、人口跨区域流动等因素,对房价变动趋势进行分析。
宋子昕[3]（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指出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李金凤[4]（2021）在《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变迁研究》文中提出战后日本女性突出的就业模式是M型就业模式,其中M型曲线的中间山谷部分在高度经济成长期内逐渐加深,很多日本研究者都认为这是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了。高度经济成长期以后,M型就业曲线的中间山谷部分虽然逐渐上升右移,但是到2020年依然是中间凹陷的M型曲线。对于日本女性一直维持M型就业模式的原因,以及M型就业曲线所代表的女性主妇化的变迁情况,中日学界目前尚无研究能够回答。本论文尝试基于压缩现代化、顺序颠倒现代化和社会结构变动论等相关理论,通过国际比较,梳理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主妇化模式变迁,分析其一直未能脱离M型就业曲线的原因,进而剖析主妇化模式变迁的相关社会结构,以及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模式中的离职时机变化和个人影响因素。本论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把主妇化定义作了进一步的明晰。主妇化具体是指女性在结婚、生育、育儿期等生活事件的前1年就职,到这些生活事件发生后的1年之间离职,之后或终身不再就职,或保持一段时期内无职后再就职的生命历程成为趋势,并且该生命历程模式在经历过结婚、生育、育儿期的女性中占一半及以上的社会现象即为主妇化。根据结婚后保持无职时间的长短,又细分为生涯性主妇化和阶段性主妇化两种类型,其中阶段性主妇化又根据不同的离职时机分为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和育儿期离职模式主妇化。基于以上主妇化的分类,本论文对于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主妇化模式变迁,具体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全面分析。首先,在国际比较视野的宏观层面,基于压缩现代化理论、顺序颠倒的现代化理论和福利体制论,通过分析美、法、英、德四国的主妇化过程,对比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变迁,解释日本迟迟未能脱离M型就业曲线的原因,进而论述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的时空特征。其次,在日本国内的中观层面,将战后日本女性的阶段性主妇化分为四个阶段,并基于富永健一的社会结构变动论和社会性别分工意识的变迁,分析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变化和相应的社会结构。最后,在个人因素的微观层面上,运用人力资本论、统计性歧视论、道格拉斯-有泽法则等相关理论,通过对《SSM调查》和《消费生活面板调查》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战后日本女性在结婚、生育、育儿期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离职时机变化及相关的个人影响因素。通过分析研究,本论文有以下主要观点:1.美、法、英、德四个国家的主妇化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大致分为生涯性主妇化和阶段性主妇化两个阶段。生涯性主妇化时期大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阶段性主妇化时期从1950年代一直延续至1980、1990年代。对比分析欧美四个国家的主妇化变迁,因日本女性就业模式自日本主妇在大正时代诞生以来,直接形成的是阶段性主妇化的标志-M型就业曲线,并且到1955年都一直保持着平缓的M型就业曲线,未有大的变化,所以日本压缩了生涯性主妇化时期。另外,欧美四个国家在20世纪中期以前的女性劳动率是50%以下,已婚女性劳动率也大多是在30%以下,而日本因压缩式的工业革命、产业结构转换时间晚且速度快,女性劳动率自1900年到1970年左右一直保持在50%以上,即便在1970年以后女性劳动率出现了下降,已婚女性就业率也保持在50%前后不变,因此与欧美四个国家的生涯性主妇化时期相比,日本女性劳动率和已婚女性劳动率都非常高,生涯性家庭主妇比例较小,没有形成生涯性主妇化时期。日本女性1955-1975年的M型就业曲线,中间山谷部分加深,右山峰更加突出。分析这种曲线变化的原因,山谷部分的不断加深是因为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转换太快,女性雇用率的上升速度没有超过家庭从业者、自营者等就业率的下降速度,两者效果抵消,结果就是女性的就业率逐渐下降;右山峰更加突出是因为育儿期结束后的已婚女性短期被雇用者比例上升。因此1955-1975年这个时期,女性在结婚、生育、育儿期阶段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趋势没有大变化,只是离职后再就职比例上升显着,使阶段性主妇化更为凸显.1975年至2010年,M型就业曲线的中间山谷部分逐渐上升右移,这主要是因为女性未婚化、晚婚化、晚育化等造成的,已婚女性在这个时期的就业率变化不大,所以日本依旧处于阶段性主妇化时期。2010年以后,M型就业曲线的中间山谷部分上升,主要是已婚女性就业率升高引起的,日本女性的阶段性主妇化逐渐弱化。总体而看,与欧美四个国家相比,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在时间上压缩了生涯性主妇化时期,又延长了阶段性主妇化时期。这种时间上的特征与日本独特的压缩现代化模式、顺序颠倒的现代化模式、产业结构转换、1970年代以后的福利体制改革以及男女性别平等政策迟缓有很大的关系。此外,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在空间上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不同时代的元素压缩杂糅在一个空间内,如主妇现象评价的多元化、性别角色分工意识与社会现状的扭曲错位、战后日本女性政策的复杂矛盾等。2.战后日本女性整体上维持着阶段性主妇化,但内部的主妇化模式并非是一成不变。根据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变迁,从家庭、企业、国家政策、劳动市场、保育所、公共教育以及社会性别意识形态方面等多方面探究了相对应的社会结构变动。战后日本女性具体的主妇化模式变迁是:1950年代之前是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1960年代-1970年代是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为主,怀孕、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为辅;1980年代-2000年代是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弱化,怀孕、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变强;2010年以后是怀孕、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弱化,“小学入学”离职模式家庭主妇比例增加。因此,战后日本女性的阶段性主妇化整体上逐渐弱化,但也出现了新模式的阶段性家庭主妇。伴随着主妇化模式的变化,家庭、企业、国家政策、劳动市场、保育所、公共教育及性别角色分工意识等各方面相对应的社会结构也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3.利用《SSM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其一,从出生队列来看,1930-1934年出生队列开始,日本女性初次离职与结婚有关,到1950-1954年出生队列,初次离职与结婚的关系最强,说明1950-1954年出生队列结婚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比例达到峰值;从1955-1959年出生队列开始,结婚后离职增加,初次离职与第1子生育关联变强,也就是说,1955-1959年出生队列的第1子生育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比例升高。其二,从结婚队列和第1子生育队列来看,从1960年代以前开始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增强,持续上升至1986年后达到顶峰;第1子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在1981-1985年开始上升,1986年以后增强幅度明显.由此看来,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并没有走向去主妇化,尤其是经历过结婚、生育、育儿期的女性主妇化,在1975年之后只是主妇化模式发生了变化,具体从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转换到第1子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其三,从初次离职成为家庭主妇后,再就职的Logistic回归分析中,可以得出出生年龄、结婚队列、第1子生育队列、本人学历、丈夫学历、性别角色分工意识等都对再就职有显着影响,从侧面证明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不是一结婚就离职,之后终身不再就职的生涯性主妇化,是阶段性主妇化.进一步利用《消费生活面板调查》数据对战后日本女性的离职模式变化和相关影响因素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有以下一些特征:其一,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越来越少,同时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也有弱化倾向,而“小学入学”离职模式家庭主妇已经出现,并有进一步强化的倾向;其二,分析女性在第1子生育前后、第1子小学入学前后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影响因素,结果得出性别角色分工、丈夫收入、与父母同居·准同居·近居、高学历等都有显着影响。只是这些影响因素在第1子生育、第1子小学各个阶段的影响力有所不同,说明女性的个人因素在面临选择是否离职成为家庭主妇时有重要影响.本论文通过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综合分析,认为日本女性的主妇化与欧美四个国家不同,压缩了生涯性主妇化时期,1920年代以后出现的是欧美四个国家二战后才出现的阶段性主妇化,并一直持续到2020年。目前日本女性的主妇化依旧存在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也出现第1子“小学入学”离职模式的家庭主妇,更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因此,有必要继续完善育儿休业制度、保育所、儿童俱乐部和家庭育儿支援等更加综合性的支援政策和措施,以有效应对这种现象。以上政策措施只是促进女性在结婚、生育、育儿期的继续就业,并不等于充分有效地发挥了女性的作用。日本要实现经济的长期发展,需要在以上支援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女性相关政策、企业雇用、劳动市场等方面实施彻底的社会性别平等政策,尤其是大力改革企业的长时间劳动等雇用习惯和劳动市场的多维度二元结构,为女性提供更为自由的选择环境。从中国的角度看,中国也是与日本相同的压缩现代化模式,加上当前“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和相关配套政策的不完善,将来很可能会出现生育、育儿期离职的家庭主妇。了解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的相关情况,可以为我国应对生育、育儿期的家庭主妇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丁斯甘[5]（2021）在《《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文中研究表明《通报》（T’oung Pao）创刊于1890年,是一份颇具影响力的专业汉学刊物,其中刊载了大量关于中国研究的论文与书评,具有很高的汉学研究价值。期刊如实反映出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沙畹、伯希和等法国着名汉学家的治学策略,是法国汉学史的缩影和真实写照。通过梳理期刊1890-1944年的论文、书评、纪事信息,对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作整体认识的尝试。文章首先重建《通报》的总体办刊背景,包括期刊19世纪法国在华活动、19世纪法国专业汉学的建立、出版技术的更新、交通运输条件等多方面因素。文章逐一分析《通报》与其前身《远东杂志》的承接关系、《通报》的期刊定位栏目设置、期刊主编对《通报》办刊的影响、《通报》的发行情况、撰稿人群体等基本情况。从研究领域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主题索引”为依据,整理《通报》自1890-1944年的各类文章,证明《通报》对汉学各领域都有涉猎,每个领域的研究程度各不相同,专业汉学不断深入又相互隔绝的特点。从研究地区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地区索引”为依据,可以发现《通报》尤为关注西域地区和西藏地区的考察与研究,刊载的文章多以文献释读为主,通过文献进而深入其他研究领域,与法国汉学发展趋势一致。《通报》积极引入了西方历史语言学、语音学、考古学、碑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先进研究方法,充实汉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专业汉学正如《通报》所显示的一样,研究涉及汉学领域各个方面,研究方法有了全新发展,法国专业汉学进入鼎盛时期并对20世纪后期的国际汉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积极使用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将碑铭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等新的研究方法引入汉学领域,积极与中国学界交往,学术自觉性不断加强,充分体现出沙畹、伯希和鲜明的个人学术特色,重点梳理沙畹与伯希和的文章、书评为法国汉学研究理清学术思路、推动法国汉学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全龙杰[6]（2020）在《日本少子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世纪末,欧洲大部分国家相继完成了人口转变的过程,但人类生育水平的下降并未止步于更替水平。20世纪以来,人类生育水平的变动变得日益复杂多样,同时出现了以极低生育率为主要特征的少子化问题。随着生育水平的广泛下降,人口学界关注的焦点也从控制人口增长逐渐转向维持适度人口规模、应对老龄化、恢复生育水平等问题。低生育率在全球蔓延的趋势是本研究的宏观背景,而日本在当前及未来面临少子化问题的挑战则是本研究的具体背景。日本是世界上生育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自1974年总和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日本进入少子化阶段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目前深陷超少子化的困境。长期的少子化给日本的人口和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日本的少年儿童人口比例不断下降,老龄化加速发展,同时还面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劳动者负担增加、市场规模缩小、经济增长持续低迷等问题。少子化对日本的影响已波及到政府、企业、个人等各个层面。中国在经历了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结构问题也日益凸显,出现了“未富先老”、“未富先少”的问题。本研究旨在对日本少子化的相关问题进行全面分析,总结日本在应对少子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探讨日本未来生育率回升的可能性,为日本优化少子化对策提出建议;同时揭示中国借鉴日本经验的可行性和吸取日本教训的必要性,为中国应对少子化问题给出政策建议。本研究分为三个部分,共八个章节,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日本的少子化问题,包括日本少子化的进程、现状、未来趋势、成因、影响、少子化对策及其优化路径。第一部分:导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一章,论述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框架、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并指出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基本概念与主要理论。界定了少子化与少子化对策、生育的相关概念、婚姻的相关概念等基本概念,重点阐述了生育分析理论、人口转变理论、中介变量理论、现代增长理论、“低生育率陷阱”理论的内涵及其在本研究中的应用。第二部分:核心内容（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三章,依托日本二战结束以来中长期的人口统计资料,结合少子化的概念和少子化程度的判定标准,主要从人口出生率、总和生育率和少年儿童人口系数三个指标分析日本少子化的进程和现状,并展望日本少子化的未来趋势。第四章,从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三个角度入手,分析日本少子化的复杂成因。在人口层面,借助改进寇尔生育指数,分析日本婚内生育率和已婚比例交替主导生育水平下降的过程;经济层面的成因主要包括养育子女的成本远超效用、年轻人的经济收入缺乏保障、工作和生活之间存在矛盾等;社会文化层面的成因主要包括传统家庭功能弱化,婚外生育不被社会接受和支持、回避风险的价值观和对子女“过度负责”的育儿观等。第五章,少子化对日本的影响。利用历史增长核算模型分析少子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拉低实际GDP的增长率,抑制潜在经济产出。少子化对日本人口的影响直观地表现为造成人口负增长和改变人口年龄结构;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改变地方社会形态、影响思想状况和大众文化、阻碍传统文化传承、改变教育结构等。第六章,日本少子化对策评析。将日本少子化对策的演进历程分为计划筹备、全面开展、调整深化三个阶段;将其体系归纳为四个层次和三条主线。引入政策工具的分析方法,构建少子化对策的二维分析框架展开量化分析。结果显示其创造良好婚育环境的影响作用较大,增强婚育意愿的推动作用和减少婚育阻碍的拉动作用较小,对策内容向育儿支援过度集中,严重缺乏对婚姻的支援。第三部分:经验借鉴和政策建议（第七章、第八章）第七章,首先分析中国的少子化现状与未来趋势,并与日本进行比较分析,总结两国少子化的异同,最后阐述中国借鉴日本经验的可行性和吸取日本教训的必要性。第八章,结论和对策建议。首先总结本研究的主要结论,认为日本的少子化时间长、程度深,成因复杂且影响深远,其少子化对策值得肯定,但效果受限。然后对日本少子化对策的路径优化和中国应对少子化提出对策建议:日本应增加财政投入、调整对策配比、加大宣传力度和对策的强制力;中国应尽早应对,通过制定整体性的配套措施促进全面两孩政策的开展,实现生育政策的平稳过渡。本研究主要有以下三处可能的创新:第一,目前国内对于日本少子化问题的研究多是针对少子化的某个要素,或少子化对某一方面问题的影响展开,内容较为庞杂,且缺乏系统性。本研究在日本少子化持续半个世纪,少子化对策实施30年之际,对日本少子化的缘起、发展和后果进行全景展开分析,从人口学视角出发,结合经济学、社会学等理论和方法对日本的少子化问题及少子化对策展开研究,具有一定的全面性和系统性。第二,在少子化影响的研究中改进了历史增长核算模型,将少子化对经济的影响从人口年龄结构中分离出来加以单独分析;在少子化对策的研究中将政策工具的分析方法纳入少子化对策的研究范式,构建了政策工具和生育全过程的二维分析框架,对日本少子化对策进行了量化的分析。第三,本研究以日本少子化问题整体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日本少子化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从人口、经济、社会文化三个层面讨论了日本少子化的成因和影响。同时,对日本的少子化对策展开全面的评析,将其体系归纳为顶层设计、政策框架、综合应对、具体施策四个层次和经济援助、支援生育和育儿、改革工作方式三条主线,并将其演进历程划分为计划筹备、全面开展、调整深化三个阶段。综上,本研究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细致的针对少子化问题研究的分析框架,对后续少子化问题研究范式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黄秋菊[7]（2020）在《闽台客家生活习俗中的女性角色研究》文中认为本研究旨在探讨闽台客家生活习俗的女性角色,包括了外显的角色规范和内在的心理感知,以彰显女性在客家文化中的话语权,并从中检视闽台客家文化的流变。通过文献分析与田野调查,客家女性在生命礼俗、民间信仰与文教习俗等民俗事象中,结果发现,第一,客家女性在生命礼俗或禁忌中,部分呈现出民俗规范与生活实践之间的冲突,遵循文化传统与心理感受不一致,在父权架构下的客家社会,女性在民俗文化里有反抗的一面,有助于女性主体性的建立。第二,女性在民间信仰中,“孺人”从历史的光荣标志,成为今日思考性别位阶的破口,今日性别观念的提升,闽台客家呈现出族谱记载女性全名的性别平等时代。此外,六堆客家妇女在敬神的盘花技艺中,得到信仰和自我的支撑点。第三,客家女性对家庭的贡献,也在家庭教育功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对客家社会文风鼎盛功不可没。第四,客家民俗在闽台地区产生流变,福建地区较大程度地保留传统成分,而台湾地区将许多民俗事象融合节庆扩大办理,凸显客家文化的多样性。
黄润青[8]（2020）在《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文中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学术界更侧重于集体化时期的乡村被“国家化”的一面,直到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之后,相关研究虽再次确立乡村的主体地位,但是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和发展策略却被或多或少有所忽略。当以乡村为研究视角时,可以发现国家对乡村的主导并不能完全取代乡村的主体意识,也抹杀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相反,国家权力的下沉,造就了乡村社会强势的公共权力。山东朱村的半个世纪发展历程和社会变迁表明,乡村社会有其独特的生存规则、价值取向,及其对国家权力的集体应对方式。国家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解释模式,一定程度上矮化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和主体意识。1949年以来,朱村的核心问题是人口增长和人地失衡,朱村要面临其带来的资源短缺、家庭贫困、人际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1960年代朱村的出生率高于全省平均值,人口暴增,加之水利工程占地,使得朱村的人地冲突问题更为严重。人口的增长与家庭的核心化致使家庭的劳动力比重减少,从而使家庭个体的经济收入和抗风险能力降低。公共资源的紧缺与家庭负担的增大,使朱村村民更加依赖于通过国家建构的集体权力。集体对资产、农产品的支配权,成为乡村公共权力的支点和集体行动的基础。一方面,乡村的组织化、单位化,缩小了村民生活、生产的距离,从而给乡村社会留下了自我管理的空间;另一方面,人地关系的失衡、资源的短缺,也迫使朱村不断地在国家经济体制框架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借以维系生存和寻求发展。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是依靠国家在乡村建立的党政组织基础上实现的。干部是乡村公共权威的直接代表,同时又区别于国家代理人、乡村保护者。干部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经历等因素,成为其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朱村在抗战时期即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1949年之后的干部群体基本是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干部群体的延续。朱村作为人口众多的主姓村庄,更能体现出国家权力运作和内生的社会关系网络交叠、博弈的复杂性。在乡村与国家博弈和双向渗透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内生的家族、血缘关系对乡村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朱村新任干部的血缘关系网络愈加清晰。乡村社会存在多层次、多维度的利益主体,村民以“己”为出发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私人的道德”。“公”与“私”的界限是集体管理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建设、内生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体的理性行为选择共同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朱村人口众多,其秩序的维系依赖于制度和规则,这既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体现,也符合乡村社会生存逻辑。而且,在绝大多数村民不具备向村外发展的能力时,村民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同时必然会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相比于国家的权力制约,乡村社会内部的制约往往更具常规和有效。集体化时期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并不是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的全部因素,以工分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也不能囊括乡村贫困的原因。集体化时期普遍贫穷的状态使乡村社会依靠生存伦理和互惠原则,并将分配制度推向“平均主义”方向。但是,所谓的“平均主义”是以家庭劳动力再生产作为“道义经济”契约的担保。集体化制度的问题并不在于集体经营效率的低下,而在于人口与制度的悖论使乡村无法突破人地冲突的困局,从而导致“过密化”生产愈发严重。作为生产单位的乡村,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人多地少的困境,朱村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其次是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完整覆盖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乡村社会利用其受限的自主权和可掌控的“边缘地带”,围绕着“生存”和“发展”不断努力,其中既包括以“反行为”方式呈现的生产劳动和生活需求,也包括朱村在农业生产规划、劳动力分配、农业机械化发展和集体权利的维护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经济理性和自主意识。为解决生产“内卷化”的问题,朱村规划集体副业、林业的生产,鼓励村民从事建筑、运输等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村种植业集体经营的单位面积产出不低于自留地。“集体”并不仅仅是国家权力下延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同时是作为乡村社会利益的角色代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因为土地资源的紧缺,朱村的劳动力逐渐走向市场。与此同时,朱村利用集体化时期的公共积累发展村办企业,农民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公共权力削减,村民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距离拉大,集体行为的逻辑也慢慢失去其根基。转型期内乡村社会的地方性规则和市场化的发展使乡村管理者具备了利益交换的可能。村民选择向外发展,从而在乡村的公共事务上主动退让。乡村社会中既涵盖个人逻辑、集体逻辑和国家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和渗透。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并不限于农民的“反行为”。朱村的历史变迁表明,无论是集体化时期还是改革时期,国家权力不能替代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冯俊琪[9]（2020）在《中国基础教育阶段女性数学教育发展研究（1978-2020年）》文中研究表明弹指一挥间,改革开放走过了40多年的历程。女性数学教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随着社会的变化、数学教育理念的变革逐步发展。经过40多年的积累,回望我国女性数学教育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女性接受数学教育是女性学习掌握数学科学知识的重要途径,也是女性发展智力、提升智力水平的重要工具,女性数学教育的程度标志着现代女性智能化的水平。因此,保障女性受数学教育的权利,不仅关系到女性素质的高低,而是更关系到经济的发展、社会进步的推动。女性数学教育是数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有着区别于数学教育的独特问题、独特视野以及独特社会价值,所以人们应当更加关注与重视。女性数学教育研究是数学教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有着区别于数学教育研究的独特问题、独特视野以及独特社会价值,所以人们应当更加关注与重视。目前,我国女性数学教育研究的主要任务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每一位研究女性数学教育的学者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当前的主要任务包括:1.记录我国女性数学教育发展的历程;2.探讨我国女性数学教育的历史发展与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理念之间的关系;3.对女性数学教育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研究与反思,以期为我国女性数学教育的发展和繁荣提供成果借鉴和历史思考。基于此,使得本文采用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等方法进行研究论述。全文主要分为绪论、理论基础、正文和结语四个部分。正文部分包括五章内容:第一章研究了女性数学教育从缺失到确立的历史进程,分为三个阶段,即零星的家庭数学教育（封建社会）、女性数学教育的萌芽（1840—1949年）和女性数学教育的发展（1849—1978年）。第二、三、四章分别论述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全面恢复时期（1979—1989年）、繁荣发展时期（1990—1999年）、巩固提高时期（2000年—至今）的女性数学教育发展总况。每一章都将从女性教育政策及措施、女性受数学教育情况、女性数学教育的成就以及女性数学教育研究情况四部分展现女性数学教育在每一期的发展历程。第五章是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女性数学教育以及女性数学教育研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总结了经验、梳理了对女性数学教育发展的影响因素、女性数学教育研究的结论,提供了一些对未来女性数学教育发展以及女性数学教育研究切实可行的措施,以期为今后女性数学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作用,起到自己的绵薄之力。总之,论文结合女性数学教育历史与现状,从数学史和数学教育的角度对女性数学教学和女性数学学习培养过程进行分析,并且分析了在此背景下兴起的女性数学教育研究的情况及问题,为我国数学教育中的性别公平建设,为女性数学教育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有益参考。
于菁竹[10]（2020）在《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风格变迁与审美转型》文中研究说明苗族是诞生于中国大地上的古老民族,苗族先民是中华早期文明的重要建构者,在长途迁徙、地理隔绝的分散发展中,形成了肇始悠远、同源殊貌的支系文化,也育成了枝脉宏繁、造诣精湛的染织服饰体系。丹寨、榕江苗族蜡染在集体创作、综合功能、稳定传承的传统村落生态中,沉淀着中国造型艺术滥觞时期的吉光片羽,也凝缩着苗族人民的历史记忆、世界认知、情感希冀,其传统纹样符号既是管窥苗族精神世界的窗口,也是蠡测中国早期文化的活态样本。同时,两地蜡染艺术以蓝白画缋的灵活性、物质工艺的可塑性、文化反馈的快捷性,不仅成为苗族人生活情境、艺术思维、审美心理变迁的显像板;在民族村落旅游化、文化遗产资源化、东方文化自信心提升的时代场景下,也成为各界话语、观念纠缠发酵的折射镜。而就其艺术本体而言,丹寨、榕江苗族蜡染拥有丰富的纹样、独特的风格与强烈的感染力,在艺术品收藏、商品化转型、产业化开发方面是黔东南乃至贵州蜡染界的典型,就其艺术、审美特征进行深描对中国民族民间艺术研究的完善、优秀传统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都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风格类型归纳为前提、以图像学分析为主线,结合田野、文献资料,借助美术学、人类学、考古学的理论及成果,对两地苗族蜡染风格形成的历史文化契机与创作思维进行推溯;在此基础上使用美学、审美人类学方法,对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传统风格进行审美分析。以现存蜡染资料中不同风格出现的时间顺序为线索,将两地苗族蜡染的风格嬗变置于原始符号、巫术艺术、古典艺术、现代设计的演化场域中,展现出蜡染纹样从记事性、象征性、装饰性到再现性、表现性、叙事性的发展进程,也展示出其创作方法从集体传承到个体创新、审美意识从朦胧混一到清晰独立、造物理念从权宜谋生到追求品质、民族特征表达从模糊懵懂到积极强化的发展轨迹。首先,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抽象几何纹样共同拥有单元拼合、相似互渗的造型方式,以及记事符号与装饰艺术、表意功能与审美功能混沌合一的特征,体现出人类艺术幼年时期的创作思维。二者拥有的一系列固定符号、纹样,如榕江蜡染中的太阳纹、卍字纹、正交布局、四鸟朝日,以及丹寨蜡染中的“窝妥纹”、“归宗纹样”,都与中国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的太阳崇拜符号、时空概念、历法图式具有造型上的连续性。而在苗族文化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这些图式的原意逐渐被替换成与苗族祖先情感、迁徙记忆、宗教信仰、现世民俗相关的内容,古人在观察自然中形成的记录时空规律、生存智慧的几何图式也沉淀为装饰纹样的基本构图规律和风格定式,使由太阳形象带来的光华烨烨的线条成为榕江蜡染的基本装饰,而精密严谨的螺旋纹也是丹寨蜡染中的永恒主题。就两地蜡染的具象部分来看,榕江蜡染以古拙的动物纹见长,其中摆贝型苗族的蜡染纹样中保存着大量我国先秦时期动物纹的造型方式,不仅龙、鸟纹的造型与商周时期的青铜纹饰惊人地吻合,蛙虫纹的造型思维也与古黾字的概念高度相似。作为中国初民艺术大传统的遗存或后裔,这种时空遥远的风格给人以荒远、古怪、陌生的审美印象。同时,苗族原始巫术思维中敬畏合一的心理,使之对神圣动物抱有崇高和恐惧一体两面的情感,使动物纹的塑造呈现狰狞、诡谲的“原始丑”特征,流露出狞厉的丑美。此外,作为鼓藏节祭祖仪仗的蜡染幡旗是摆贝型苗族蜡染中最为精彩的类型,而祭祀仪式神圣、雄壮、肃穆的氛围也造就了摆贝型蜡染独特的审美场域和文化价值。然而,厚重的文化背景、狞厉的视觉体验也使摆贝型蜡染的审美特征趋于深邃、艰奥,与现代人的日常审美习惯相去甚远,以至于难以在现代的苗族村落生活中继续存续,在民间创作喜好日趋纤柔、世俗化的当下,摆贝型蜡染的传统风格正面临消散的危险。与正在淡出民间的摆贝型传统风格相比,丹寨蜡染中丰富的花鸟纹饰是生命力旺盛的后起之秀,其出现得益于白领苗对汉族古典花鸟艺术以及近现代染织品纹样的学习与本土化改造,呈现出鲜明的早、中、后三期阶段性风格。丹寨蜡染中最古老的鸟纹和植物纹带有与榕江蜡染相似的原始风格,清代黔东南生苗区开辟之后,以汉族服饰及蓝印花布为载体的汉族花鸟纹样传入苗疆,使白领苗习得了花鸟纹样并作为日用传统;而至近现代染织设计中的花草纹样被白领苗接受之时,丹寨花鸟蜡染已基本完成了从图案性到绘画性转型。与此相伴,白领苗的审美思维跳出了巫术性、功能性的局限,而转向对日常生活、优美事物的欣赏;丹寨蜡染的艺术语言中也出现了写实性的再现方式、模仿软笔绘画的自律线条,以及景、境的物象组织意识。这种效仿专业艺术、跟随流行趋势、接近大众审美的风格在当前拥有巨大的民间创作热情,也奠定了丹寨蜡染在产业化转型过程中较高的艺术起点。改革开放以来,丹寨、榕江的苗族蜡染走上了商品化、产业化的道路,两地蜡染纹样的先天禀赋及两县产业环境的后天资源也使两地蜡染风格的发展、存续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丹寨蜡染产业起步早、影响大,借助邻近行政中心的地理优势,吸引了高水平的外来资本、设计人才及合作机会,颇具规模的地区产业集群不仅使丹寨本土的传统蜡染纹样良好地传承、衍生,也使丹寨成为各地蜡染风格的熔炉,并大量吸纳了榕江蜡染风格为己用。而榕江县的本地蜡染产业薄弱,因此对传统蜡染风格进行了简易化、情景化的改造,并随着蜡娘外出打工、产品异地销售形成了在黔东南地区广泛传播并被大量模仿的“普世风格”。在黔东南区域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丹寨、榕江的苗族蜡染形成了水乳交融的连理整体,共同以苗族文化、传统工艺的身份面对着外部世界的价值赋义。当前,蜡染产品涵盖了艺术品、服装、软装、文创产品等多种形态,民族旅游和休闲体验则形成了苗族蜡染文化叙事的两条基本脉络:一方面,在民族旅游的凝视下,苗族传统文化中乡村性、原始性、异质性的部分被提炼成一系列特定的视觉符号,如盛装人物、民俗场景、铜鼓、牛角、蝴蝶妈妈、锦鸡舞之类,成为丹寨、榕江蜡染绘画的新题材,也催生了蜡染创作中叙事化、奇观化、浪漫化的手法。另一方面,作为拥有丰富内在结构的物质文化门类,丹寨、榕江的蜡染艺术不再仅仅作为苗族文化的子集,而是以独立的姿态,在后现代生活美学、自然美学以及东方休闲美学、造物伦理、社会效应的视角下,令物质材料、工艺流程、生活方式、创作主体等每一个侧面都获得审美意义,使蜡染艺术的审美范围从对纹样的欣赏扩展到了对整个文化生态的理解与崇尚。
二、1996～1999年西宁地区婴儿出生时间规律的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996～1999年西宁地区婴儿出生时间规律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身份与阶层:美国创剧人群体的演变 |
| 第一节 电视时代创剧人的身份界定(1928-1963) |
| 一、创剧人身份的探索:从发明家到电视人 |
| 二、创剧人身份的确立:首席编剧与执行制片人 |
| 第二节 电视时代创剧人的阶层分析(1964-1998) |
| 一、创剧人群体的形成:三大剧种创剧人群体 |
| 二、创剧人阶层的出现:三大阶层创剧人分布 |
| 第三节 网络时代创剧人的阶层突破(1999-2019) |
| 一、模型构建:多源异构数据下的第一阶层创剧人画像 |
| 二、画像分析:从第一阶层创剧人到创剧人“职业群体” |
| 第二章 他者与自我:网络时代创剧人文本的内容选择 |
| 第一节 他者互文:临摹现实文本下的客观写实 |
| 一、效仿现实生活:从真人真事中取材 |
| 二、互文经典作品:从文学与影视中取材 |
| 第二节 自我表现:“三重自我建构”下的主观抒情 |
| 一、对“个体自我”的探寻 |
| 二、对“关系自我”的定位 |
| 三、对“集体自我”的认知 |
| 第三节 紧密结合:创剧人文本内容层面的群体特征 |
| 一、他者故事中自我的汇入 |
| 二、自我镜像中他者的虚构 |
| 第三章 制作与创作:网络时代创剧人文本的表现形式 |
| 第一节 制作范式:视听电影化与叙事文学性 |
| 一、电影化影像策略:质感营造与“景观”制造 |
| 二、文学性叙事策略:叙事结构与叙事线索 |
| 第二节 创作风格:视听个性化与叙事风格化 |
| 一、个性化的长镜头与蒙太奇 |
| 二、风格化的“话语”建构 |
| 第三节 高度统一:创剧人文本形式层面的群体特征 |
| 一、制作范式中个性的凸显 |
| 二、创作风格中成规的体现 |
| 第四章 互构与升华:群体特征两个维度的相互关系与共同作用 |
| 第一节 相互关系:成规与个性的互构 |
| 一、同源性:相近起源与发展 |
| 二、同构性:相互建塑和形构 |
| 三、共生性:互相依存与协作 |
| 第二节 共同作用:多元且精彩的主题 |
| 一、世界观的引导:个人信仰与哲学思辨 |
| 二、人生观的认同:女性主义、反同性歧视和反种族歧视 |
| 三、价值观的迎合:反英雄、非英雄与集体无意识 |
| 第五章 环境与心理:网络时代创剧人群体特征的成因 |
| 第一节 外在环境之变:媒介场域架构下的特征成因 |
| 一、网络时代媒介场域的架构变化 |
| 二、媒介与受众博弈下的底层逻辑 |
| 第二节 内在心理动因:“人类动机理论”下的特征成因 |
| 一、自我求生:生活困难者的生理需要 |
| 二、自我救赎:面临威胁者的安全需要 |
| 三、自我倾诉:身份认同困惑者的归属需要与情感缺失者的情感需要 |
| 四、自我证明:事业受挫者的尊重需要 |
| 五、自我实现:美国创剧人的终极追求 |
| 结语 |
| 第一节 从传播到效仿:美剧强大的影响力 |
| 第二节 在分辨中学习:现状、启示与反思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取得的成果 |
| 致谢 |
（2）人口年龄结构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因素 |
| 1.2.2 人口因素对房地产需求及价格的影响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房地产市场 |
| 1.3.2 人口年龄结构 |
| 1.4 研究路线、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路线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2 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房价的理论基础 |
| 2.1 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房价的相关理论 |
| 2.1.1 房地产市场供求理论 |
| 2.1.2 人口转变理论 |
| 2.1.3 生命周期理论 |
| 2.1.4 代际转移理论 |
| 2.2 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房价的理论分析 |
| 2.2.1 理论分析框架 |
| 2.2.2 世代交叠模型 |
| 2.3 本章小结 |
| 3 中国房价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情况 |
| 3.1 房价变动情况 |
| 3.1.1 房价变动趋势 |
| 3.1.2 房价变动特征 |
| 3.2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情况 |
| 3.2.1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 |
| 3.2.2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特征 |
| 3.2.3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 |
| 3.3 房价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
| 3.3.1 婴儿潮与房价的相关性 |
| 3.3.2 老龄化与房价的相关性 |
| 3.3.3 人口抚养比与房价的相关性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影响的实证研究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宏观视角 |
| 4.2.1 人口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 |
| 4.2.2 各年龄段人口占比对房价的影响 |
| 4.2.3 各年龄段人口占比对未来房价增速的影响 |
| 4.3 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微观视角 |
| 4.3.1 年龄与住房需求——基于人口普查数据 |
| 4.3.2 年龄与住房需求——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
| 4.4 本章小结 |
| 5 OECD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影响的实证研究与经验启示 |
| 5.1 OECD国家房地产市场与人口年龄结构的情况 |
| 5.1.1 房地产市场情况 |
| 5.1.2 人口年龄结构情况 |
| 5.1.3 房价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
| 5.2 OECD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
| 5.2.3 人口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 |
| 5.3 来自OECD国家的经验启示 |
| 5.3.1 人口转变的内在规律 |
| 5.3.2 婴儿潮对房价的影响 |
| 5.3.3 老龄化对房价的影响 |
| 5.3.4 不同层级城市房价的变动特征 |
| 5.4 本章小结 |
| 6 基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1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 |
| 6.1.1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模型选择 |
| 6.1.2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参数设定 |
| 6.1.3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结果 |
| 6.2 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2.1 不同生育率方案下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2.2 考虑城镇化率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2.3 考虑跨区域流动人口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促进房价平稳运行 |
| 7.2.2 强化住房居住功能,防范楼市投机行为 |
| 7.2.3 坚持“因城施策”,实现差异化引导 |
| 7.2.4 发展租购并举新体系,满足流动人口住房需求 |
| 7.2.5 加强房地产调控,保障市场健康发展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旨趣 |
| 二、学术回顾 |
| 三、概念界定与文献来源 |
| 四、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空间与浴堂生态 |
| 第一节 北京浴堂的发展概述 |
| 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浴堂 |
| 二、新式浴堂的发展及繁荣(1900——1926) |
| 三、北京浴堂行业的由盛及衰(1926——1952)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兴起的社会条件 |
| 一、沐浴的文明化 |
| 二、沐浴的知识化 |
| 第三节 浴堂与北京城区商业格局 |
| 小结 |
| 第二章 浴堂的经营与管理 |
| 第一节 浴堂的资本与流水 |
| 一、浴堂的资本模式 |
| 二、浴堂的产权结构 |
| 三、浴堂的营业流水 |
| 第二节 浴堂的日常开支 |
| 一、电力与通讯 |
| 二、毛巾与肥皂 |
| 三、燃料 |
| 四、自来水 |
| 五、铺底与房租 |
| 六、纳税与认捐 |
| 第三节 收费标准与价格起伏 |
| 一、价格的分化与浮动 |
| 二、影响价格的因素 |
| 三、恶性通胀时代的澡价调控 |
| 第四节 浴堂经营与管理策略 |
| 一、浴堂的管理体制 |
| 二、浴堂的营业方式 |
| 三、浴堂的经营之道 |
| 小结 |
| 第三章 浴堂的从业者及社会团体 |
| 第一节 浴堂从业者的工作与生活 |
| 一、浴堂从业者的工作职责 |
| 二、浴堂从业者的身份与社会来源 |
| 三、北京浴堂伙计的工作日常 |
| 四、北京浴堂伙计的收入与生活状况 |
| 第二节 北京浴堂伙计的价值观念及社会形象 |
| 第三节 北京浴堂同业公会 |
| 一、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成立始末及历史沿革 |
| 二、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组织情况 |
| 三、浴堂同业公会的功能 |
| 四、政府在浴堂同业公会中的权力渗透 |
| 第四节 北京浴堂职业工会 |
| 一、浴堂职业工会产生的社会要素 |
| 二、浴堂职业工会成立风波 |
| 三、浴堂职业工会成立后的劳资纠纷 |
| 第五节 浴堂中的地下活动 |
| 一、浴堂中开展地下工作的优势 |
| 二、北平市和平解放之际浴堂业的地下工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公共卫生、卫生行政与北京浴堂业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城市改良 |
| 一、北京的卫生环境与市民沐浴观念 |
| 二、浴堂卫生规章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北平浴堂业的管理 |
| 一、北平市政府对浴堂卫生的监督与稽查 |
| 二、北平市政府对违章浴堂的惩处 |
| 三、政府对浴堂卫生管理不力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市政体系中的浴堂 |
| 一、浴堂与城市沟渠排水系统 |
| 二、防疫、公共卫生与浴堂 |
| 第四节 女性及平民浴堂 |
| 一、女性浴所的设立 |
| 二、平民浴堂的创办 |
| 小结 |
| 第五章 浴堂中的社会问题 |
| 第一节 浴堂的公共安全 |
| 一、晕堂 |
| 二、火灾与触电 |
| 三、建筑安全 |
| 第二节 浴堂中的盗窃犯罪 |
| 一、盗窃案件频发的社会背景 |
| 二、浴堂中偷窃案件的地缘因素 |
| 三、浴堂中偷窃案件的犯罪方式与窃贼身份 |
| 四、浴堂中偷窃犯罪的治理 |
| 第三节 浴堂中的风化问题 |
| 一、浴堂中的混浴现象 |
| 二、女浴堂中的男性工役 |
| 三、政府对浴堂社会风化问题的治理 |
| 小结 |
| 第六章 浴堂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沐浴社会价值的重塑 |
| 一、沐浴内涵的转释 |
| 二、沐浴的日常生活化过程 |
| 第二节 沐浴的日常生活化建构 |
| 一、作为惠工设施的职工浴堂 |
| 二、作为规训手段的学生浴间 |
| 三、作为现代日常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浴室 |
| 四、以消费构建现代生活的公共浴堂 |
| 第三节 公共浴堂与沐浴之现代释义的争论 |
| 一、浴堂消费模式与平等观念的矛盾 |
| 二、日常生活构建过程中的分歧 |
| 三、闲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抵牾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谢辞 |
| 摘要 |
| 要旨 |
| 序章 |
| 第1章 文献综述 |
| 1.1 日本国内对战后女性的主妇化研究 |
| 1.1.1 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形成的社会结构研究和主妇化走向研究 |
| 1.1.2 日本1980年代以后的女性相关政策对女性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影响研究 |
| 1.1.3 战后日本女性个人因素对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影响研究 |
| 1.2 中国对日本战后女性的主妇化研究 |
| 1.3 遗留问题 |
| 第2章 本论文的研究思路 |
| 2.1 本论文的理论框架 |
| 2.1.1 宏观理论框架 |
| 2.1.2 中观理论框架 |
| 2.1.3 微观理论框架 |
| 2.2 主妇化概念界定 |
| 2.3 研究方法和研究数据 |
| 2.3.1 研究方法 |
| 2.3.2 研究数据 |
| 2.4 研究内容、框架结构及创新之处 |
| 2.4.1 研究内容 |
| 2.4.2 框架结构 |
| 2.4.3 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3章 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变迁和时空特征 |
| 3.1 欧美国家的主妇化变迁 |
| 3.1.1 美国和法国的主妇化变迁 |
| 3.1.2 英国和德国的主妇化变迁 |
| 3.2 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变迁及持续时间特征 |
| 3.2.1 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变迁 |
| 3.2.2 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的持续时间特征及相关原因 |
| 3.3 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的空间压缩特征 |
| 3.3.1 主妇现象评价的多元化 |
| 3.3.2 男女性别角色分工意识和社会现状的扭曲错位 |
| 3.3.3 战后日本政府女性政策间的相互矛盾 |
| 第4章 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模式的阶段性变迁及相应的社会结构 |
| 4.1 战前至1950年代的女性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 |
| 4.1.1 战前的女性劳动及女性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 |
| 4.1.2 战后至1950年代的女性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 |
| 4.2 1960年代至1970年代女性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及相应的社会结构 |
| 4.2.1 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女性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 |
| 4.2.2 1960年代至1970年代女性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的社会结构 |
| 4.3 1980年代至2000年代的女性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及相应的社会结构 |
| 4.3.1 1980年代至2000年代的女性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 |
| 4.3.2 1980年代至2000年代女性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的社会结构 |
| 4.4 2010年至2019女性年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弱化及相应的社会结构 |
| 4.4.1 2010年至2019年女性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弱化 |
| 4.4.2 2010年至2019年女性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弱化的社会结构 |
| 第5章 战后日本女性的离职时机及相关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5.1 《SSM调查》中女性结婚、生育离职模式家庭主妇的实证分析 |
| 5.1.1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
| 5.1.2 女性结婚、生育离职模式家庭主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1.3 女性结婚、生育离职后再就职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2 《消费生活面板调查》中女性结婚、生育、育儿期离职模式家庭主妇的实证分析 |
| 5.2.1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
| 5.2.2 女性结婚、第1子生育、第1子小学入学离职模式家庭主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3 女性第1子生育、第1子小学入学离职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终章 |
| 1. 本论文的主要结论 |
| 2. 本论文的不足之处与今后的课题 |
| 3. 本论文研究对中国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一 中文文献(按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 |
| 二 日文文献(按姓氏五十音图排序) |
| 三 英文文献 |
| 四 政府统计数据 |
| 五 网站资料 |
| 附录 |
| 附录1《SSM调查》数据的调查问卷 |
| 附录2《消费生活面板调查》数据的调查问卷 |
（5）《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及意义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 第一章 《通报》创立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在中国的文化格局 |
| 一、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在中国的活动 |
| 二、19 世纪后期的实践性汉学家 |
| 第二节 19 世纪法国本土的汉学格局与《通报》的创立 |
| 一、19 世纪法国专业汉学机构和汉语教学 |
| 二、《通报》的创立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通报》概况 |
| 第一节 《通报》的前身——《远东杂志》 |
| 一、考狄的《远东杂志》概况 |
| 二、《远东杂志》的文章梳理 |
| 三、《远东杂志》与《通报》 |
| 第二节 《通报》概况 |
| 一、《通报》的关注范围 |
| 二、《通报》的栏目设置 |
| 三、《通报》的历任主编 |
| 四、《通报》的发行情况 |
| 第三节 《通报》的作者群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通报》的内容(上)——《补充索引》中的主题研究 |
| 第一节 《通报》目录索引中的研究主题分布 |
| 一、《通报》目录索引 |
| 二、《通报》的主题内容与研究领域分布 |
| 三、《通报》汉学主题分类 |
| 第二节 《通报》的文献学研究 |
| 一、语言比较研究 |
| 二、碑铭及各种考古材料的使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通报》的内容(下)——《补充索引》的地区研究 |
| 第一节 《通报》西域地区研究 |
| 一、西域地区文章分类 |
| 二、《通报》西域史地探险纪事 |
| 第二节 《通报》的“Tibet”研究 |
| 一、“Tibet”文章分类 |
| 二、《通报》西藏探险纪事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通报》的发展与20 世纪上半期的法国汉学 |
| 第一节 《通报》汉学地位的确立 |
| 一、《通报》的撰稿人特征 |
| 二、《通报》的汉学定位 |
| 三、开放的汉学交流平台 |
| 四、《通报》的影响力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 |
| 一、专业汉学范围的专精 |
| 二、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入 |
| 三、不断完善的研究方法和持续加强的学术自觉 |
| 四、法国学界与中国学界的交往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日本少子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全球生育变动 |
| 1.1.2 日本的少子化困境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少子化成因和影响的相关研究 |
| 1.3.2 婚姻对少子化作用的相关研究 |
| 1.3.3 少子化对策的相关研究 |
| 1.3.4 后人口转变的相关研究 |
| 1.4 研究设计 |
| 1.4.1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1.4.2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基本概念与主要理论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生育的相关概念 |
| 2.1.2 婚姻的相关概念 |
| 2.1.3 少子化和少子化对策 |
| 2.1.4 其他相关概念 |
| 2.2 主要理论 |
| 2.2.1 生育分析理论 |
| 2.2.2 人口转变理论 |
| 2.2.3 中介变量理论 |
| 2.2.4 现代增长理论 |
| 2.2.5 “低生育率陷阱”理论 |
| 第3章 日本少子化的进程、现状及未来趋势 |
| 3.1 日本少子化的进程 |
| 3.1.1 战后的两次生育高峰 |
| 3.1.2 少子化的预兆期 |
| 3.1.3 少子化的开端 |
| 3.2 日本少子化的现状 |
| 3.2.1 少子化程度不断加深 |
| 3.2.2 人口减少时代到来 |
| 3.3 日本少子化的未来趋势 |
| 3.3.1 日本的人口预测 |
| 3.3.2 超少子化将长期延续 |
| 第4章 日本少子化的成因 |
| 4.1 少子化的人口成因 |
| 4.1.1 人口因素的作用机理 |
| 4.1.2 婚姻状况对少子化的作用 |
| 4.1.3 婚内生育对少子化的作用 |
| 4.1.4 婚姻和生育作用组合分析 |
| 4.2 少子化的经济成因 |
| 4.2.1 育儿成本效用因素 |
| 4.2.2 收入和雇佣因素 |
| 4.2.3 工作生活对立的因素 |
| 4.3 少子化的社会文化成因 |
| 4.3.1 家庭形态转变的因素 |
| 4.3.2 婚外生育低迷的因素 |
| 4.3.3 追求自我实现的因素 |
| 4.3.4 固有价值观念的因素 |
| 第5章 日本少子化的影响 |
| 5.1 少子化对日本人口的影响 |
| 5.1.1 少子化对人口增长的影响 |
| 5.1.2 少子化对年龄结构的影响 |
| 5.2 少子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
| 5.2.1 少子化与经济的长期协同关系 |
| 5.2.2 少子化对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3 少子化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影响 |
| 5.3.1 少子化对地方社会的影响 |
| 5.3.2 少子化对思想文化的影响 |
| 5.3.3 少子化对教育的影响 |
| 第6章 日本少子化对策评析 |
| 6.1 日本少子化对策的演进 |
| 6.1.1 计划筹备阶段 |
| 6.1.2 全面开展阶段 |
| 6.1.3 调整深化阶段 |
| 6.2 日本少子化对策的体系 |
| 6.2.1 组织架构的四个层次 |
| 6.2.2 对策内容的三条主线 |
| 6.3 政策工具视角下的少子化对策量化分析 |
| 6.3.1 政策工具分析框架 |
| 6.3.2 政策文本选择与编码 |
| 6.3.3 政策工具分布分析 |
| 6.4 日本少子化对策的效果评价 |
| 6.4.1 对策有效但作用受限 |
| 6.4.2 对策供给“质”和“量”均不足 |
| 第7章 日本少子化对中国的启示 |
| 7.1 中国少子化进程和现状 |
| 7.1.1 中国总和生育率的变动 |
| 7.1.2 中国人口出生率的变动 |
| 7.1.3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 |
| 7.2 中国少子化的未来趋势 |
| 7.2.1 预测方法及参数设置 |
| 7.2.2 预测结果 |
| 7.3 少子化的中日比较及经验借鉴 |
| 7.3.1 中日少子化的相似之处 |
| 7.3.2 中日少子化的相异之处 |
| 7.3.3 日本的启示和经验教训 |
| 第8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2.1 日本少子化对策的优化路径 |
| 8.2.2 中国应对少子化的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闽台客家生活习俗中的女性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闽台客家生命礼俗、民间信仰与文教习俗 |
| 第一节 生育礼仪、婚姻习俗与女性成年礼 |
| 一、生育礼仪 |
| 二、女性成年礼 |
| 三、婚嫁习俗 |
| 第二节 女性与民间信仰 |
| 一、荣耀的标本:孺人 |
| 二、客家妇女的信仰美学:盘花 |
| 第三节 文教习俗 |
| 一、客家地区文风的形成与发展 |
| 二、敬字文化 |
| 第二章 闽台客家民俗的女性参与 |
| 第一节 六堆特殊婚俗 |
| 一、多子多孙油纸伞 |
| 二、敬外祖与阿婆肉 |
| 三、特异风俗:抽猴筋 |
| 第二节 客家文教习俗与女性角色 |
| 一、人文心理的探究 |
| 二、女性的教育功能 |
| 第三节 放足的女性 |
| 第四节 客家民俗的女性禁忌 |
| 一、生育禁忌 |
| 二、婚俗禁忌 |
| 三、经血的禁忌 |
| 第三章 客家女性在民俗的性别位阶 |
| 第一节 传统观念的性别角色与地位 |
| 一、硬颈精神的客家女性 |
| 二、地位流动的客家女性 |
| 第二节 客家女性在家族中的性别角色 |
| 一、家庭经济的补充者 |
| 二、家族宗法的被排外者 |
| 第三节 客家婚俗的文化意涵与女性价值 |
| 一、客家婚俗贶辞:讲四句 |
| 二、客家婚俗中的女性价值判断 |
| 第四章 闽台客家生活习俗的流变 |
| 第一节 民俗日常的现代转换 |
| 第二节 文教习俗的在地转向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受访者资料 |
| 附录2 六堆的由来与拓垦历史 |
| 附录3 田野笔记：敬外祖 |
| 附录4 田野笔记:美浓詹屋三奶夫人信仰的田野调查 |
| 附录5 田野笔记:六堆首位进士黄骧云 |
| 附录6 田野笔记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8）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概述 |
| 第一章 朱村早期的自然生态和社会历史 |
| 第一节 村落形成与对外联系 |
| 一、傍水而居的生态地理 |
| 二、自然灾害与宗族迁居 |
| 三、经济地理空间 |
| 四、婚姻圈与社会交往 |
| 第二节 文化背景与社会变革 |
| 一、科举传统与文化教育 |
| 二、中共党组织的建立 |
| 三、土改与朱村权力结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集体化与朱村的人口家庭变迁 |
| 第一节 人地冲突与调整 |
| 一、人口增长与人地失衡 |
| 二、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影响 |
| 三、人地冲突与人口外迁 |
| 第二节 人口增长与家庭制度的变迁 |
| 一、家庭规模变化 |
| 二、核心家庭趋向 |
| 三、家庭周期与经济负担 |
| 第三节 家庭困境及其应对 |
| 一、合作化前的家庭经济 |
| 二、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 |
| 三、人民公社时期的家庭收入 |
| 四、灾荒与家庭经济生活 |
| 小结 |
| 第三章 集体财产与家庭经济 |
| 第一节 集体财产与家庭财产 |
| 一、合作社与生产资料的集体化 |
| 二、“大跃进”与资产的“再集体化” |
| 三、核算单位变更与资产下放 |
| 四、农村改革与资产分配 |
| 第二节 超支借款与家庭经济 |
| 一、集体化与超支欠款 |
| 二、借款与经济依赖 |
| 三、欠款问题的解决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家、乡村与公共权力 |
| 第一节 组织与管理者 |
| 一、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 |
| 二、主要干部的新陈代谢 |
| 三、家族关系的强化 |
| 第二节 制度建设与权力制约 |
| 一、“四清”与财务整顿 |
| 二、整党与队伍净化 |
| 三、民主理财与政治、经济路线的监督 |
| 四、双向表达与“向下”的权力 |
| 第三节 公共权力与乡村秩序 |
| 一、“看青”与社会管理空间 |
| 二、多维利益与“公”“私”界限 |
| 三、围绕公共食堂的利益冲突 |
| 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变迁中的乡村理性 |
| 第一节 农业种植的有限自主 |
| 一、生产计划中的国家与乡村 |
| 二、计划中的“反行为”视角 |
| 三、种植结构的人为因素 |
| 第二节 劳动力分配 |
| 一、合作化与劳动定额 |
| 二、劳动报酬与“退社”风波 |
| 三、公社时期的劳动管理 |
| 四、集体经济与联产承包 |
| 第三节 劳动力、机械化与集体经营 |
| 一、集体经营与密集型生产 |
| 二、六七十年代的机械化发展 |
| 三、剩余劳动力与副业生产 |
| 第四节 土地、水利与作为共同体的乡村 |
| 一、土地登记与地权集中 |
| 二、水利占地与林业发展 |
| 三、维权与共同行动 |
| 小结 |
| 结语: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
| 一、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 |
| 二、集体行为的经济理性 |
| 附录 |
| 附录一 《庭训琐言》 |
| 附录二 常胜社部分社员土地股金登记表(1955年) |
| 附录三 金星社固定财产投资表(1955年) |
| 附录四 朱村固定财产统计表(1975年) |
| 附录五 部分朱村人口迁出表(1940-1963年) |
| 附录六 部分家庭土地、住宅情况表(1952年) |
| 附录七 部分家庭户口统计表(1958年) |
| 附录八 阶级家庭阶级成分统计表(1966年) |
| 附录九 部分家庭土地收入表(1953年) |
| 附录十 朱村劳动致富登记表(部分)(1983年) |
| 附录十一 小麦、地瓜劳动定额分类表 |
| 附录十二 朱村主要粮食作物面积表(集体经营)(1958—1977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中国基础教育阶段女性数学教育发展研究（1978-2020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研究思路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背景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理论介绍 |
| 2.1.2 概念界定 |
| 2.2 研究背景 |
| 2.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2.2 研究时期划分 |
| 第3章 女性数学教育历史回顾 |
| 3.1 封建社会——零星的家庭教育 |
| 3.2 1840 -1949 年——女性数学教育的萌芽 |
| 3.3 1949 -1978 年——女性数学教育的发展 |
| 3.3.1 1949 -1956 年的女性数学教育 |
| 3.3.2 1957 -1978 年女性数学教育 |
| 3.4 女数学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面恢复时期(1979—1989 年)的女性数学教育 |
| 4.1 时期背景 |
| 4.1.1 女性教育政策及措施 |
| 4.1.2 数学教育理念 |
| 4.2 女性受数学教育情况 |
| 4.2.1 女性受小学数学教育情况 |
| 4.2.2 女性受中学数学教育情况 |
| 4.2.3 存在的问题 |
| 4.3 女性数学教育成就 |
| 4.3.1 女数学家 |
| 4.3.2 女性数学教师 |
| 4.3.3 女性数学教育研究者 |
| 4.4 女性数学教育研究情况 |
| 4.4.1 女性数学教育研究文章统计 |
| 4.4.2 女性数学教育研究内容及特点 |
| 4.4.3 小结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繁荣发展时期(1990—1999 年)的女性数学教育 |
| 5.1 时期背景 |
| 5.1.1 女性教育政策与措施 |
| 5.1.2 数学教育理念 |
| 5.2 女性受数学教育情况 |
| 5.2.1 女性受义务教育阶段数学教育情况 |
| 5.2.2 女性受高中数学教育情况 |
| 5.2.3 存在的问题 |
| 5.3 女性数学教育成就 |
| 5.3.1 女数学家 |
| 5.3.2 女性数学教师 |
| 5.3.3 女性数学教育研究者 |
| 5.4 女性数学教育研究情况 |
| 5.4.1 女性数学教育研究文章统计 |
| 5.4.2 女性数学教育研究内容及特点 |
| 5.4.3 小结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巩固提高时期(2000 年—至今)的女性数学教育 |
| 6.1 时期背景 |
| 6.1.1 女性教育政策与措施 |
| 6.1.2 数学教育理念 |
| 6.2 女性受数学教育情况 |
| 6.2.1 女性受义务教育阶段数学教育情况 |
| 6.2.2 女性受高中数学教育情况 |
| 6.2.3 存在的问题 |
| 6.3 女性数学教育成就 |
| 6.3.1 女数学家 |
| 6.3.2 女性数学教师 |
| 6.3.3 女性数学教育研究者 |
| 6.4 女性数学教育研究情况 |
| 6.4.1 女性数学教育研究文章统计 |
| 6.4.2 女性数学教育研究内容及特点 |
| 6.4.3 小结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经验教训与挑战 |
| 7.2 女性数学教育历史发展 |
| 7.2.1 发展概况 |
| 7.2.2 存在问题 |
| 7.2.3 影响因素 |
| 7.2.4 相关建议 |
| 7.3 女性数学教育研究 |
| 7.3.1 结论 |
| 7.3.2 建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风格变迁与审美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界定 |
| 一、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概念界定 |
| 二、以丹寨、榕江两地苗族蜡染艺术并列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一、苗族蜡染的研究历史与成果分布 |
| 二、苗族服饰及传统纹样的辑录与研究 |
| 三、与本文相关苗族历史、文化研究 |
| 四、当前苗族蜡染研究的发展趋势与现有成果的不足 |
| 第四节 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创新点、难点 |
| 一、本文使用的理论方法 |
| 二、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纹样的历时性归纳研究 |
| 三、丹寨、榕江地区蜡染风格的空间比较及蜡染产业的发展研究 |
| 四、田野调查与访谈经历 |
| 第一章 丹寨、榕江苗族传统文化与蜡染的乡村生态 |
| 第一节 丹寨、榕江苗族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阶段 |
| 一、中华文明的孕育阶段:苗族艺术中原始特征的积累时期 |
| 二、迁居西南的持守阶段:黔东南苗族地域文化特色的形成时期 |
| 三、黔东南生苗区的开放阶段:苗族文化、艺术的快速变化时期 |
| 第二节 丹寨、榕江苗族的村落生活环境与传统文化习俗 |
| 一、自然地理环境与村寨的物质生活 |
| 二、苗族传统村寨的社会组织、宗教文化 |
| 第三节 丹寨、榕江苗族村落中的传统蜡染生态 |
| 一、村落中的蜡染劳动环境 |
| 二、蜡染材料与工具 |
| 三、蜡染制作工艺 |
| 第四节 丹寨苗族蜡染的创作族群与传统样式 |
| 一、丹寨苗族蜡染的创作人群:白领苗 |
| 二、白领苗的传统服饰及蜡染应用 |
| 第五节 榕江苗族蜡染的创作族群与传统样式 |
| 一、榕江苗族蜡染的创作族群:摆贝型苗族与滚仲型苗族 |
| 二、摆贝型苗族的传统服饰及蜡染应用 |
| 三、滚仲型苗族的传统服饰及蜡染应用 |
| 小结 |
| 第二章 法天怀故:丹寨、榕江苗族蜡染中的抽象纹样与几何规律 |
| 第一节 榕江苗族蜡染中的太阳图式及其衍生的造型风格 |
| 一、榕江苗族蜡染中太阳纹的基本样式及流变 |
| 二、卍字纹的变形与四叶旋转图形的具象化 |
| 三、榕江苗族蜡染中太阳鸟图式 |
| 四、光体纹造型混融于动、植物纹样 |
| 第二节 “窝妥纹”及四方八螺旋图式的分析 |
| 一、当前关于“窝妥纹”的研究状况 |
| 二、“窝妥纹”骨格结构蕴含的时空体系 |
| 三、八螺旋象征四方八位之风气 |
| 第三节 丹寨苗族蜡染中的“归宗纹样” |
| 一、保家纹 |
| 二、马蹄纹 |
| 三、锅圈纹 |
| 四、归宗纹样的构图方式分析 |
| 五、归宗纹样的“归宗”含义辨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原始神圣:摆贝型苗族蜡染中的动物纹样 |
| 第一节 古老的造型程式:摆贝型苗族蜡染中动物纹样的原始性 |
| 一、摆贝型苗族蜡染中龙纹动物性特征的原始性 |
| 二、摆贝型苗族蜡染中龙纹的古老姿态造型 |
| 三、摆贝型苗族蜡染中的鸟纹、鸟龙及黾纹 |
| 四、古怪、荒远:摆贝型苗族蜡染动物纹的直观审美印象 |
| 第二节 恐惧与崇拜同在:摆贝型苗族蜡染动物纹的神秘属性与丑怪造型 |
| 一、善厉一体:苗族原始观念中龙的复杂角色 |
| 二、狰狞诡谲:摆贝型苗族蜡染中动物纹的夸张造型手法 |
| 三、摆贝型苗族蜡染的丑怪风格与崇高审美特征 |
| 第三节 摆贝型苗族鼓藏幡承载的神圣世界 |
| 一、摆贝型苗族鼓藏幡的使用场合与功能 |
| 二、苗族鼓藏节、鼓藏幡背后的综合性审美场域 |
| 第四节 摆贝型苗族蜡染的风格变化与传统造型程式的消解 |
| 一、摆贝型苗族传统蜡染审美特征之艰奥性 |
| 二、传统仪礼的松散与传统图像的松动 |
| 三、当前的经济、生活条件使蜡染创作逐渐退出摆贝型苗族的生活习惯 |
| 四、摆贝型苗族自发的风格探索逐渐远离传统样式 |
| 小结 |
| 第四章 优美包容:丹寨苗族蜡染中的花鸟纹样 |
| 第一节 沿承与吸纳:丹寨苗族蜡染花鸟纹样的早期风格 |
| 一、归宗纹样中蕴含的原始植物造型 |
| 二、丹寨花鸟纹蜡染的早期风格 |
| 三、丹寨蜡染中写实花鸟纹样的形成契机 |
| 第二节 本土性的显现:丹寨苗族蜡染花鸟纹样的中期风格 |
| 一、总体风格特征:蜡染作品的绘画性与个性趣味彰显 |
| 二、植物纹样的变迁体现出苗族植物审美观念的改变 |
| 三、现实性鸟类意象体现出日常、生动的本土气息 |
| 第三节 绘画性提升:丹寨苗族蜡染花鸟纹样的后期风格 |
| 一、被面大花:乡村生活与近现代专业图案设计的碰撞 |
| 二、写意小景:丹寨蜡染模仿中国软笔绘画的过程 |
| 小结 |
| 第五章 丹寨县、榕江县的蜡染商业化状态及传统纹样的生存状况 |
| 第一节 丹寨县蜡染产业的发展状况:地区品牌、产业集群带动的良性循环 |
| 一、丹寨县蜡染产业总体情况 |
| 二、丹寨蜡染艺术在本地企业中的整合与提升 |
| 三、丹寨蜡染的商业风格:在坚守传统的基础上优化升级 |
| 第二节 榕江县蜡染产业的发展状况:宝贵资源亟待地区凝聚力的形成 |
| 一、榕江县蜡染产业的总体状况 |
| 二、滚仲型苗族蜡染的商业风格:革新与危机共存的适应过程 |
| 三、摆贝型苗族蜡染的商业前景:作为地区象征的潜质与当前仍面对的不足 |
| 小结 |
| 第六章 旅游休闲文化赋予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新传统与新价值 |
| 第一节 丹寨、榕江苗族蜡染产业的一体多元局面 |
| 第二节 民族旅游促成的苗族蜡染纹样新题材 |
| 一、旅游凝视下的民族特色与异文化需求成为苗族蜡染新题材的创作动力 |
| 二、民族身份的表达:人物、风俗与叙事场景 |
| 三、象征苗族文化的新传统:铜鼓、牛角、百鸟、蝶母及幻想造型 |
| 第三节 休闲文化与多元文创观念下苗族蜡染的价值诠释与审美扩展 |
| 一、多元文创观念下苗族蜡染的产品结构扩展和审美要素转换 |
| 二、蓝染概念以工艺为纽带对苗族蜡染设计思路的开拓 |
| 三、中国古典文人造物对苗族蜡染产品设计理念的启发 |
| 四、休闲语境下蜡染文化生态中的自然之美与自由之意 |
| 五、寓于蜡染手工制作、朴素产品形态中的造物伦理之美 |
| 六、蜡染产业体现的社会关怀之美 |
| 小结 |
| 结论 |
| 一、丹寨、榕江苗族蜡染承袭自中华初民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原始性艺术特征 |
| 二、丹寨、榕江苗族蜡染在与汉族古典艺术、现代生活方式的交流、互哺中体现出的风格变化、审美转型和时代价值 |
| 三、现代社会转型带给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全局性变革与存续方式反思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四、1996～1999年西宁地区婴儿出生时间规律的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D]. 尤达.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2]人口年龄结构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D]. 陈钰晓. 四川大学, 2021(12)
- [3]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变迁研究[D]. 李金凤.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5]《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D]. 丁斯甘. 兰州大学, 2021(09)
- [6]日本少子化问题研究[D]. 全龙杰. 吉林大学, 2020(01)
- [7]闽台客家生活习俗中的女性角色研究[D]. 黄秋菊. 闽南师范大学, 2020(01)
- [8]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D]. 黄润青. 山东大学, 2020(09)
- [9]中国基础教育阶段女性数学教育发展研究（1978-2020年）[D]. 冯俊琪.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10]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风格变迁与审美转型[D]. 于菁竹.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