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纺织》读者意见表

一、《福建轻纺》读者征求意见表（论文文献综述）

杨洋^[1]（2021）在《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研究（1874-1949）》文中指出特殊教育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是时代文明进步的体现,是推进教育公平,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保障残疾人权益平等,让残疾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举措。然而,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社会对残疾人的教育关注十分有限,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特殊教育。清末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特殊教育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中产生,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调适和完善。基于对这一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的背景审视、内容考察、影响因素分析与特点归结以及对发展历程的评析与启示思考的探讨与研究,为当代中国特殊教育的本土化发展累积经验、提供借鉴。论文以历史的角度,对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考察,从特殊教育各时期具体的内容入手,以全局和局部相结合的方式,描绘出这一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的基本图景。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及比较研究法等,探索变迁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从中积累了何种经验,并对历史进程进行分析解读,以达到以史鉴今的目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章清末特殊教育的滥觞与起步。主要探讨了自西学东渐伊始,社会有识之士对特殊教育的舆论宣传及教会特殊教育机构建立所经历的初期探索历程,具体包括特教师资培养、特殊教育课程体系建立与教学方法移植、学校的经费来源以及生源和毕业生就业的基本情况。通过对清末特殊教育的初创历程进行描述,分析这一时期特殊教育的发展受哪些外界因素的影响,揭示其发展背后的推动力。第二章民初特殊教育的规范化发展。国家通过制定教育宗旨、划定特殊教育的行政管理来确立特殊教育在学制体系中的地位,对特殊学校的管理发挥着若隐若现的作用,特殊教育开始逐渐被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中。同时,特殊学校的办学实践有了新的起色,在特教师资培养、课程教学、经费来源等方面趋向正规学校发展,生源和学生就业也较原来有了较大变化。第三章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特殊教育发展的转型渐变。随着国家在政治上得到统一,教育行政也趋于稳定,政府除了制定特殊教育宗旨和对其进行教育行政管理划分外,开始加强对私立特殊学校的立案监管。同时,义务教育政策的完善,卫生教育、慈善救济政策的强化实施,对这一时期特殊教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辅助推动作用。特殊教育的师资培养、课程设置、语言教学、办学经费等方面“中国化”的色彩愈益浓厚。第四章南京国民政府后期特殊教育发展的挫折复兴期。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给本就薄弱的特殊教育事业重创一击,但在民族生存危机意识强烈的时代背景下,受过教育的残疾人接手开办特殊教育的重任,政府在保存和发展特殊教育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使特殊教育事业得以存续。战后,政府对特殊教育制定了相对完善的规划,但受政局动荡影响并未实施。不过,特殊教育在民间推动与政府引导的合力作用下,特教师资培养专业性逐渐增强,课程体系和教学实践日渐规范,经费来源也逐渐有了稳定的保障,特殊教育逐渐向制度化的方向迈进。第五章在对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历程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影响特殊教育发展的内外因素,来揭示其自身与所处环境的互动关系。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大环境的更迭所产生的影响,同时特殊教育自身功能的转换,人本价值的逐渐突显,以及适应本土发展的自我调整,也是促成其具有独特发展态势的关键因素。在多重因素的交互影响下,清末民国时期的特殊教育显现出了鲜明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也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发展的重要时代标识,更有助于厘清特殊教育的发展思路。第六章从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的发展历程中,辩证地评析特殊教育发展的经验和局限性,并以史为鉴,探索当前特殊教育发展的方向,即拓展特殊教育观念视角,社会融合与自主发展并举;加强特殊教育政策顶层设计,完善制度体系建设;优化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推动师资专业化发展;丰富特殊教育课程教法内涵,把握借鉴与创新合理尺度;扩充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比例,凝聚多元力量均衡发展,这些经验可以为当下特殊教育体系的充实和完善提供借鉴和启示。

宋婧雯^[2]（2020）在《我国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方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伴随我国国资国企改革的进程,我国企业合并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对该部分企业合并交易的会计处理方式选择十分重要。虽然国外在会计准则中大多取消了权益结合法的使用,但鉴于我国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占企业合并总数比例较大且有些企业（尤其是一些国企央企）部分业务活动可能受到我国重大政策及政府机构的影响的特殊国情,我国会计准则中一直沿用权益结合法,并规定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统一采用类似权益结合法进行会计处理。但目前通过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会议内容等了解到,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会计的处理方法仍存在很大争议,也还在不断进行意见征求,且在我国市场环境的发展以及资产评估体系的不断改善的背景下,我国会计准则中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全部采用类似权益结合法的规定是否仍然适用是值得探讨和研究的。而目前有关此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研究以及一些实证研究,通过案例研究方法进行的相关研究还不足,且很少有对我国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大量样本及其分类角度进行的研究。本文的研究思路为运用大量样本分类研究及典型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对我国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进行分类分析,即利用公司年报、同花顺数据库、国泰安（CSMAR）数据库等查找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2011年至2019年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交易的数据,并对其中部分数据进行整理、处理和分类研究,以对我国企业合并各种分类方式及对应的特征有更加全面的调查理解,然后通过对所选典型案例的研究和分析,以丰富相关研究,期望推动我国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政策的调整进程,最后得出权益结合法仍有存在的必要但也有一些不适用的情况,本文尝试从权益结合法的适用范围及不适用情况下的处理方法选择提出优化建议,为后续准则修改提供一种思路。

刘刚^[3]（2019）在《行业法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我国提出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思想。到2035年,我国还要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的目标。如何判断法治社会基本建成,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迫切的实践问题。社会是由行业组成的,法治社会的建成可以走一条行业法治之路。法治社会是社会领域实现法治化的治理状态,而行业法治可以理解为是指行业领域的法治化的治理过程。先有法而后才有法治,先有行业法而后才有行业法治。因此,要研究行业法治,需要先研究行业法;而要研究行业法,则需要先研究“行业”。改革开放后,我国立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行业”入法现象,汇聚成“法律中的行业”这个独特命题。对“行业”入法现象的实证分析表明,“行业”已经从一个古老的经济概念变成一个新生的法律概念。“行业”入法现象在所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总体上占到了三成,席卷了除诉讼法及非诉讼程序法之外的所有部门法,甚至现行宪法也对“行业”做出了明确规定,宣示了“行业”的宪法地位。“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形式样态,包括行业规划、行业标准、行业自律、行业诚信、行业垄断、行业主体、行业协会和从业人员等。“行业”入法现象有力的支撑了行业法的存在,宣告了行业法治的潜在可能。“行业”入法现象是对行业在社会结构中的变迁的法律响应,行业法是法律社会化发展的最新表现。系统梳理行业法的历史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虽然学界还存在分歧,但也形成了一些理论共识,即行业法是兼顾“硬法”和“软法”在内的体系。新兴的行业法有助于一并解决传统部门法体系的学科壁垒问题、稳定性不足的问题以及部门法的局限性问题。行业法应该继部门法之后,成为我国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中的新成员。行业法与部门法之间存在着两种关系:一是交叉与重叠关系,二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提出行业法治的逻辑,建基于法治概念的宽泛性和灵活性。行业法治是一种“混合”法治,其内涵表现为“硬法”之治和“软法”之治的结合、依法监管与依法自治的结合、横向体系（各行各业的法治）和纵向体系（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在内）的结合。行业法治是一种“复杂”法治,其特性包括法治主体的多元性、法律规范的复合性、行业治理的差异性、运行机制的共治性和调整范围的全面性。行业法治是一种真法治,而不是假法治,其理念包括权利保护理念、公平正义理念、科学发展理念和自治理念。行业法治是一种有意义的法治。从法治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拓展法治的理论空间,也有助于填补传统法治的短板,还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从行业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促进行业发展,也有助于确立行业治理的标准、规范行业发展,还有助于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行业法治体现了行业与法治的互动关系,促进了法治发展和行业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包括经济基础、政治基础、社会基础、法律基础四个方面。其中,经济基础是指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政治基础是指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逐步建立;社会基础是指行业组织的大量出现;法律基础是指行业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与法治社会一样,行业法治也包括主体要素、制度要素与实践要素。这三种要素共同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与“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主要形式样态基本一致,行业标准、行业协会和行业自治构成了行业法治的基本要素。行业法治中的行业标准是广义的行业标准,行业标准是一种“软法”,可以进一步促进行业法治的社会化、柔性化和可操作性。行业协会是行业法治的重要主体,行业协会通过参与行业立法、行业纠纷化解、行业监管和行业管理等来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行业法治中的行业自治既是权利,也是权力。行业自治首先通过行业自治规范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但是,在行业法治的运行中,行业监管与行业自治始终需要处于动态平衡的态势中,只有这样,行业自治才能最大限度的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理想的行业法治是完美的,但是行业法治的现实运行,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等,还存在若干缺陷,因而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完善措施。其中,行业立法存在着行业分类难以精确、狭隘的部门本位主义、行业法律滞后、行业协会立法不完备、缺失跨行业的标准化协调机制等缺陷。对此,一是可建立专业工作委员会提出立法草案的体制,取代现有的行业主管部门主导立法的立法体制,并建立第三方如行业协会等接受立法机关委托起草行业立法的立法体制;二是应将行业标准的制定权赋予行业协会,取代现有的行政机关制定行业标准的体制,并建立跨行业的标准协调制度,加大推广综合标准制度;三是应及时修订行业立法。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包括重审批轻监管、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不健全,信用监管存在体制机制缺陷,综合监管仍有待完善等。对此,一是需要将监管理念从“重审批轻监管”转变为“轻审批重监管”,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二是政府应建立包括企业、非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在内的全国统一信息共享平台,并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在信用监管中的作用;三是应当从监管主体、监管模式、监管手段和监管过程等四个方面完善综合监管体制;四是对新兴行业应遵循政府适度监管的原则。行业纠纷化解存在行业调解制度公信力有待加强、认同度和成功率都不高、行业调解程序和行业仲裁等相关法律制度缺失等问题。对此,一是应进一步增强行业协会的代表性,提升行业调解的公信力;二是应积极推动行业协会设立专业性调解组织,提高行业调解人员的准入资格条件,以提升行业调解制度的利用率和成功率;三是应当建立专门的行业调解程序;四是健全行业仲裁制度,可考虑由行业协会组建行业仲裁委员会,并修订《仲裁法》,赋予行业仲裁应有的法律地位;五是鼓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法律文本,尽可能减少行业纠纷的产生。行业自治方面,存在着立法上重“行业自律”轻“行业自治”、行业协会自治权力不够、不利于行业自治的固有缺陷难以消除等不足。对此,一是应该突出“行业自治”的理念,将法律条文中的“行业自律”修改为“行业自治”;二是政府彻底退出行业协会的运作,不再干预行业协会的内部事务;三是赋予行业协会完整的自治权力,只要不违反法律,行业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皆由行业协会自行解决。同时,国家需保留对行业协会的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综上,通过对“行业”入法现象进行实证分析,对行业法和行业法治的研究成果进行历史分析,对行业法治的内涵、特性、理念、实践意义等问题进行概念分析、对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和基本要素等问题进行综合分析,行业法治的理论框架体系得以初步建立。只要有效解决行业法治在现实运行中的不足,作为法治社会的建设途径,行业法治一定会拥有美好的未来。期待有朝一日,行业法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行业法治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程单剑^[4]（2018）在《改革开放舆论动员研究（1978-1982） ——以《人民日报》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经由报刊发起的舆论动员,使得广大民众知道中国未来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在历史过往中,舆论总是以催化剂的形态“出场”,在物质、制度、舆论、观念的四方作用中,舆论动员改变了人民的思想观念,而思想观念的改变影响了新的制度生成,新的制度生成推动着物质世界的发展。舆论作为特殊的因素存在着,其“第三权力”、“流通货币”的功用被确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与建设中加以践行,透过报刊表露出的先进思想被人们所接受。务实的舆论动员,改变了民众对革命无知或旁观的态度;同时颂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勾勒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笃定。而十年“文革”,中国陷入政治秩序和经济体制双重危机。经历“文革”的阵痛,人民对于稳定国家政治、经济秩序的呼声日渐高涨。报刊舆论推动信息向公众群体的传播,并深刻影响着大众对社会问题的看法,组织社会运动。党报更是促发政治变革、经济变迁的舆论利器,是一个政党动员民众的重要载体。全文共六个部分,由绪论和正文五章组成。第一部分,绪论。绪论部分对选题缘起及研究现状进行相关评述,简略呈现本文的选题意义及研究方法。同时对文中相关概念进行界定与比对,并提出本文的学术创新与研究难点,大体上勾勒了本文的行文框架。第一章,舆论动员的思想来源与中共舆论动员的简要回顾。本章主要对舆论动员的思想来源进行叙述,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舆论动员理论作简要综述。叙述中共舆论动员的历史回溯,为后面几章的论述做铺垫。第二章,改革开放舆论动员的背景。本章主要叙述改革开放舆论动员的问题遭遇。这些问题具体表现为,对开放的排斥;思想僵化停滞不前。民间舆论也发生了某些异动,如大字报形式下的舆论失控,并催生出暴力行为的产生。同时我们处理了“四人帮”对报刊舆论的影响。第三章,改革开放舆论动员的策动。在这一章笔者试图从思想和实践两个层面,展现《人民日报》对改革开放的策动情况。长期以来,由于思想路线的偏差,导致了人们对改革和开放的闭口不言。僵化和封闭成为常态,要想促动改革开放的发生,首先要在思想上有所突破,《人民日报》消解思想禁锢,试图激活“改革”思维。思想的解放,引发了改革开放的巨大实践,人们对改革开放有了客观的认识。在实践层面上,《人民日报》通过舆论动员,引导人们的行为方式,助推改革开放。同时,加大对重要会议的舆论报道,放大党的声音,促动改革的发生。第四章,改革开放舆论动员的具体展开。随着改革开放舆论动员的开展与深入,利益的得失开始逐步影响和左右舆论的表达。群众利益的最大获取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积极因素,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逐步实现群众利益的过程。随着利益一致性的形成,心理上信任和行动上感应随着时间进程自然产生,而舆论动员会缩短这一时间过程。《人民日报》围绕这些利益关切,展开舆论动员的具体实施,关切改革开放中各方利益诉求的舆论动员;聚焦争论问题的舆论动员。第五章,改革开放舆论动员的影响及启示。《人民日报》作为“大报”,极大地吸纳了民意,广开言路,逐步唤醒了民众对改革开放的关注,群众在实践中对改革开放做出积极响应。本章叙述了改革开放舆论动员的效果,论述了改革开放舆论动员的现实启示,这些历史经验为当下报刊舆论建设、提升舆论动员的实效提供借鉴。

王庆廷^[5]（2018）在《论司法对民意的分类回应》文中研究指明司法与民意的关系是一个老生常谈而又历久弥新的话题,实践层面未获圆满解决,学术层面亦有不少缺憾。既有研究不谓不丰,但容易陷入两个极端:一是“大词法学”的空洞——重理论分析轻实证考察、重宏大价值轻具体制度、重理想方案轻现实可行;二是“一案一议”的琐碎——在拘泥于描摹故事情节的同时,又喜欢跨越“线”的逻辑而直接将“点”的叙事上升为“面”的结论。之所以如此,问题症结就在于对民意的看法太过粗糙,尤其是缺少民意概念的语境分析和民意面相的学术分类。为走出“大词法学”的困境,无疑需要对民意概念进行司法语境下的准确界定,需要对民意面相进行独特有效的学术分类。通过对林林总总的民意概念进行梳理,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狭义层次的民意是指人民的意志;中义层次的民意是指公众的意愿;广义层次的民意是指部分人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可以将司法语境下的民意归属为广义层次的民意,并进一步细化界定为“部分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就某一司法问题（主要是案件）表达的意见”。虽然既有研究中对民意的学术分类已有所涉猎,但要么分类标准比较单一,要么为分类而分类,多华而不实,分而无用。其实可以依据关注对象、表达内容、表现方式等综合标准,大致将民意分为直接民意和间接民意两大类别。其中,直接民意是指直接向司法机关表达的、针对个案处理的、诉求集中而明晰的民意。间接民意是指间接向司法机关表达的、不限于针对个案处理的、诉求分散而模糊的民意。最具代表性的直接民意是刑事个案中的联名信,最具代表性的间接民意是公共案件中的网络评论,作为民意的实践样态,可以对之进行类型化的实证考察,以真实反映和科学概括司法与民意的实然关系。通过对数十件刑事个案中联名信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以联名信为代表的直接民意的若干特点:涉及犯罪大多为自然犯,侵犯法益大多为人身权利;被告人以农村村民居多,大都属于草根阶层;签名者大都与当事人处于同一小型熟人社会,与之有“熟人关系”;联名信并非单纯的情感宣泄,而是具有一定的证据属性和逻辑理性;对联名信的回应态度与对应的案例效果呈现出较大程度的正相关态势;联名信的真实度较高,签名者大都知悉案情且表达真实意愿。通过对数十个公共案件的网络评论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以网络评论为代表的间接民意的若干特点:网络评论的要素往往包括发帖、转帖、评论、舆论;网络评论的起因是偶然当中有必然;网络评论的导向是被动当中有主动;网络评论的影响在案中案外交织,正面负面混杂;网络评论的缺陷主要表现为理性不足、知识欠缺和信息片面;网络评论的内容是全景式的描述和全方位的评论;网络舆论的监督一般通过网络→舆论→权力→法官的链条传递。通过前述的实证考察,可以看出司法与民意的关系呈现出两面性:一是正面的价值性,即民意对于司法有哪些价值层面的意义;二是负面的冲突性,即民意与司法之间发生冲突的原因有哪些。无论是直接民意,还是间接民意,都存在正面的价值性和负面的冲突性。但是为了论述的更深入,更有针对性,与直接民意和间接民意的分类相对应,同时基于两者的特点,在理论解析层面也有侧重:就直接民意而言,主要讨论正面的价值性;就间接民意而言,主要讨论负面的冲突性。在直接民意的正面价值性方面,大致可以从法治悖论的消解,历史文化的传承,法律的开门接纳,个案的有限弥散,以及比较法上的借鉴等层面予以论证。在间接民意的负面冲突性方面,大致可以归咎于职业思维与大众思维之间有差异,个案往往成为民众负面心绪的宣泄口,民意与法意之间时常存在分歧,官方信息缺失与民众想象力泛滥,调处司法和传媒关系的规范缺失,以及法律稳定性与民意流变性的区别等因素。司法对民意的回应并非天马行空的学术修辞,亦非骄纵任性的个人意愿,而是有学术理论的丰厚支撑,包括但不限于回应型司法、协商型正义、人民司法观、法的渊源论等司法理念。在此指导下,需要坚持柔性的、有限的、社会的司法观,对民意进行尊重但应审慎、积极但有限度、回应但依程序、互动但讲策略的回应。既要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权利,以增进与民意的对话;也要建立健全民意的收集、识别、引导、保障、吸纳、反馈等工作机制,以加强与民意的对接。尤其是针对直接民意和间接民意的特点,需要分别设计各有侧重的回应路径。其中,对于直接民意,主要是建构一套机制化的、可操作的回应模式。重在积极回应,主要是微观层面的构建。从纵向来看,需要把司法回应分为收集、甄别、考量和反馈等若干阶段;从横向来看,需要在每个阶段细化原则、形式、任务和流程等具体事项。对于间接民意,主要是建构一套整体的系统的机制性策略。重在能动应对,主要是中观层面的构建。总体而言,可以在两大层面展开:对内而言,要科学构建能动裁判体系,以拉近法意和民意的距离;对外而言,要积极参与公众舆论构建,以消解民意对法意的冲击。

文世芳^[6]（2017）在《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文中指出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总结历史上封闭保守的深刻教训,勇于面对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充分认识到关起门来搞建设行不通、闭关自守实现不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虚心学习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这个伟大觉醒的重要内容,对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探索而成,从改革开放之初一步一步摸索而来。探求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可以从改革开放史中寻求历史的逻辑、问题的病灶和成功的钥匙。因此,从改革开放之初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和借鉴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从开放和改革的相互关系及国际经验视角探求改革开放开启并获得成功的原因,对当前全面推进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这些正是论文致力于探求的深层次问题。论文包括绪论、正文四章和小结。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意义,研究的现状、问题,研究的资料准备、特点,研究的方法、思路,研究的目标、方向。第一章,主要讨论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背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考察整个社会,国民经济遭受重创,人民生活在温饱线上长期徘徊,社会各界渴望变革;考量党内状况,使命意识空前觉醒,执政危机意识日渐浓厚,全党洋溢着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情绪;环顾世界局势,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在两极格局下存在寻求多极化的内在张力,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迅猛发展后进入滞胀阶段,亟需产业转移,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树立了发展榜样,调整和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特定的历史条件,给中国指明了方向:旧的道路难以为继,变革已是民心所向,国际形势为迎接中国融入世界大家庭、登上国际大舞台提供了历史契机。一种历史的合力,悄然引导着中国朝着改革与开放的道路走去,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条件生成。第二章,主要讨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共逐渐扩大对外交流,冷眼向洋看世界,以世界为参照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党内和思想理论界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已经不可抑制。中共高层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对世界局势作出新的研判,认为存在长时段和平发展的可能。在对历史的反思中,中共又逐渐从“左”的迷雾中走出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工作重心开始务实地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倾斜。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把握世界发展脉搏,派出大批对外考察的“侦察兵”了解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和研究中国应有的对策,部署理论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国外情况。特别是派团对外考察是中共高层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央政治局从听取和讨论考察汇报开始,改革开放的思想在酝酿中逐渐生根发芽,经过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两次大讨论,改革开放决策呼之欲出。第三章,主要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经过对盲目冒进的反思,在国民经济调整中深化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的过程。经过1979年对盲目引进和吸收外资的反思,在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思考、讨论以及初步实施中,中共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行了总结深化,制定了更加科学更具操作性的对外引进规定、吸收外资政策、对外考察办法、国民经济计划。在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的改革试点和探索中,中共对建设四个现代化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在政策上、试点上、理论上都有重大的转变。在政策上,提出经济政策的三大转变,要求逐步实现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转型;在试点上,创办经济特区,使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从某个领域的试点转换为更深层次的综合性改革试点;在理论上,从四个现代化转变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将“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为统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指导性思想。第四章,主要讨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逐步由引进技术、外资和管理经验,朝着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国际组织发展经济经验以及引进国外智力发展和深化,并最终推动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过程。结合中国实际,探索适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是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在中共高层的支持和部署下,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和理论以及联邦德国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法国经济计划化理论等,成为中国考察和学习借鉴的重点内容。布鲁斯和奥塔·锡克等东欧经济学家的来访,在中国掀起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改革理论的热潮。在改革开放实践的锻炼和理论探讨的熏陶中,中国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终于在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崛起,逐渐承担起为改革建言献策的使命。在和思想理论界的良性互动中,中共终于克服各种困难,出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方向的探索获得巨大成功,以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为重点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巴山轮会议为标志,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小结,主要对论文作一概括性总结,集中探讨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如何被中共重视、学习和吸收,形成了什么样的原则和路径;究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积累了哪些重要历史经验,对当前中国的改革发展有哪些重要启示。为确保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好的效果,中共在探索之中确立和完善了自力更生为主、积极争取外援,取长补短、保持优势,多方学习、反复比较,解放思想、谨慎渐进等基本原则;形成了从境外经验的学习了解、到决策层多渠道掌握信息、到中共高层利用境外经验进行决策、到中层和基层干部掌握境外先进经验的上下贯通、良性互动的路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变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成为改革的先声;推动了改革开放决策出台和具体政策不断完善;促进了社会主义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的突破;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历史关头,分析研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能带来深刻的启示。它告诉我们,改革应该如何优化调查研究,如何加强顶层设计,如何重视基础性工作。

胡凯基^[7]（2017）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变迁研究（1979-1984）》文中认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在社会结构方面,国家权力主动收缩,社会自主性开始成长;社会流动加快;城乡之间发展差距缩小,不同乡村之间发展差距加大,沿海地区崛起。国家权力与社会关系方面的变迁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政府松开农村经济管理（主要是从原来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逐级控制农民集体生产核算变为取消人民公社、农民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自主经营）、城市企业管理（主要是放权让利）、特殊地区管理（主要是设立经济特区）的控制之手,撤回上级对下级和企业、农民个人无偿征调物资的“平调”之手,对社队企业（从1984年起称为乡镇企业）发展伸出扶持之手;社会秩序领域强调安定团结,进行了严厉打击经济和刑事犯罪活动,短时期内显着降低了犯罪发生率;生育领域加大力度推行计划生育,提出了更加严格然而不完全科学的人口出生率控制目标。政府府强社会弱、政府挤压社会的格局通过政府在保持强大的基础上主动把部分权力退还给社会,培育社会自主生长而开始迈向政府和社会双强的理想格局。在社会生活方面,婚姻恋爱进一步走向自主,商业化色彩变浓,女性地位进一步提高;社会风尚出现了从“以穷为荣”到“致富光荣”的转变,长期“左”的文化政策的结束后出现了求知爱美热;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消费在长期压抑之后显着增长;从相对封闭到对国外、境外各方面的交往大幅增加;精神生活虽有“左”的惯性思维的压制和“清除精神污染”的冲击,但总地来说是从禁锢大幅走向解放,帕累托改进带来了的全民满怀希望的可喜局面。在社会心理方面,社会各阶层都有变化,其中最显着的是农民、知识分子、个体私营经济者。农民开始摆脱依附性心理增强自主性心理,开始告别因循泥古追求生产生活的合理化,开始注意追求享受生活。政治上歧视和不信任的消失、对现代化前景的内在认同使知识分子焕发了崇高使命感,满怀热情地投入教育、科研、文化活动。相对于一般工人农民收入的稳步提高和个体私营经济者的快速致富,知识分子收入增长极其缓慢,这种长期存在而从这一时期开始愈益明显的物质生活待遇落差带来了从隐性到显性的心理失衡。个体私营经济者作为新出现的社会阶层,其自我认同经历了从“边缘的人”到“光彩的人”的转变。在不同地区因为主政者的态度措施不同,个体私营经济者的心理也有所不同。这些重大变迁实现了三个突破,即实现了对文革十年极左状态的突破,对1950年代以来传统社会主义中僵化思想与体制的突破,对几千年传统社会习俗指令经济加专制政治残余的突破。这些变迁和突破能够实现的原因一是改革开放初期这几年,总的来说,政府和民意实现了良性互动。二是建国前三十年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使越来越多的领导和群众痛感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僵化缺少活力不能再继续下去,也认识到靠政治运动、阶级斗争来补救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僵化只能是雪上加霜。三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几十年历史中形成的强大的党政军系统的支撑。四是自近代以来中国逐渐积累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现代化因素。五是中国作为几千年来发达的连续文明体所享有的遗产。

黄家周^[8]（2015）在《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同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完成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体现和生命力所在。遵循恰当的路径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精神文化生产理论、文化领导权思想、文化软实力思想是我们理解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导思想的地位,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则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我们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过程中应重视文化建设的视域,关注不同地区的“人文特点”,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区,加强对该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轫期。“五四”运动前后,广西籍进步知识分子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本地区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红七军、红八军和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政策和措施,深受民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牢固掌握了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权,向各阶层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鼓舞了广西民族群众的抗战斗志。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根据新的工作方针,发动群众开展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为配合解放军南下解放广西创造了必要的舆论氛围和群众条件。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拓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的文化艺术事业全面振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体现了中共灵活运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文革”十年却使广西文化艺术事业惨遭破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亦历经曲折。随着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广西文化建设事业重现新的曙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呈现新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全面推进期。广西通过创建社会文化先进县工程、建设千里文化长廊工程、推进知识共享工程等活动,实现了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双学”活动的开展、“四个广西”建设理念的提出、民族文化强区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广西精神”的凝练、“桂理昕”宣传品牌的形成、“美丽广西·清洁乡村（生态乡村）”活动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以及“中国梦”理念和“四个全面”思想在广西的广泛宣传,彰显了新时期广西马克思大众化的新特征。我们通过对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程的系统考察和分析,概括了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六条基本路径：一是积极开展民族地区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活动增强其引领群众的能力；二是利用有民族特点的多样化载体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三是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发挥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四是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功能和社会力量参与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作用；五是发扬民族团结教育在促进民族和谐发展中的作用；六是在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推进本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创新。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过程中蕴含着以下特点：首先,围绕实现群众利益需求而确定目标任务；其次,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点；再次,采取了多层面的保障措施；最后,呈现出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态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复杂的、艰巨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当代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选择和实现过程中依然有不少问题和制约因素,尚存在某些路径不够顺畅、不够明晰、不够完备和适用性欠强等问题,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的成效。新时期新形势下广西仍然需要继续探索、创新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第一,大力发展民族教育,筑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基。围绕提升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充实民族教育的内容；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丰富民族教育的形式。第二,改善民族地区的文化民生,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发展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倡导和组织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第三,充分利用广西民族地区优秀文化资源,开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特别是要着力促进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红色文化资源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提升民族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程度。第四,建立和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组织、制度和机制。我们应遵循统筹兼顾的思想和“以人为本”的原则,建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中心”,健全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人才、经费和奖惩等方面的保障制度,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反馈和辅助等方面的实践机制。

王成^[9]（2014）在《当代安徽淮河流域工业发展研究 ——以年鉴、方志等史料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安徽淮河流域（以下简称“本区”）工业发展与变迁的历史是我国相对落后地区尤其是中部地区工业化的缩影,反映了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领导下的当代安徽淮河流域人民群众奋发图强建设家乡的光辉历程。研究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本区工业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并总结出经验,将之发扬光大。通过发现其中的问题与不足,我们又可以从中汲取教训,从而更好地加快本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本区具备发展工业的资源基础,然而由于起步晚,发展缓慢,其历史起点较低。新中国成立以前,本区工业始终处于“开而未发”的状态,主要以传统手工业为主,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现代工业严重滞后并发展速度缓慢。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央及安徽地方政府在本区创建了一批现代工矿企业,为本区工业建设奠定了基础。通过三年经济恢复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本区基本建立。50年代初,沿海工业企业内迁以及苏联对华工业援建使本区工业发展获益匪浅。1965年开始的“小三线”建设使本区六安、金寨、霍山等地落后的工业面貌有所改变。“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安徽淮域工业在曲折中艰难前行甚至遭受重创。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成为国有工业企业发展的主要内容。与全国一样,本区的国有企业改革大致经历了放权让利、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等几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后,本区非公有制工业企业有所发展,个私经济及乡镇企业的发展使本区工业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格局。本区工业发展具备一定的自身优势,比如自然资源丰富、交通条件便利,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历史上本区工业基础薄弱,自然灾害频仍,社会长期动乱。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本区工业得到了一定发展。然而由于很长一段时期内,本区都不是国家和安徽省工业发展的重点区域,所得到的政策支持非常有限,因而即使与本省非淮地区相比也处于落后状态,遑论与江浙沿海等发达地区。从纵向来看,60多年来本区在煤炭、电力、建材、食品加工、酿酒等工业较之新中国成立以前有大幅度的提升。然而从横向来看,由于缺少工业发展极和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撑等多重历史和现实因素,当代安徽淮河流域工业发展总体水平不高,本区总体工业水平远远落后于沿海及本省非淮地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并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工业化水平参差不齐,总体偏低。本区整体处于工业化实现阶段的前期。其中淮南高于整体标准,部分地区如亳州、阜阳等甚至处于前工业化阶段。从安徽省整体来看,安徽省和皖中工业水平已处于工业化前期的后半阶段,皖南则整体处于整体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本区与全省其他地区相比,工业化进程滞后。2.工业发展资金投入不足。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和安徽地方政府在本区工业建设投资十分有限。本区实行改革开放和引进外资的进程远远落后于沿海地区及本省非淮地区。最近几年来,本区加强引进外资力度,加强与中央企业的合作,但效果均不如人意。3.民营工业经济薄弱。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鼓励发展个私经济以满足广大人民的生活需要。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本区个私经济基本消失。改革开放以后,本区个私经济出现了短暂的繁荣。阜阳模式曾一度与温州模式、苏州模式并称为全国乡镇企业发展的三大模式,但由于主客观原因最终走向衰落。4.以初级产品加工为主的工业结构。1949年以来,国家在本区投资主要集中于水利建设和农田改造,具体到工业建设仅有两淮煤矿的开发,因而本区工业方面除煤炭、电力、食品加工等工业相对发展较好以外,其余如钢铁、机械等工业均比较落后。5.与长三角经济区联系紧密。近代以来,上海经济圈对本区工业的发展带动作用尤为明显。新中国成立初期,沿海工业企业内迁使本区工业经济发展获益匪浅。此后,在省委省政府的推动下,安徽省积极融入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经济圈。同时,安徽及本区地方政府也积极参与长三角经济区建设,提出“远学闽粤,近学江浙”、“开发皖江,呼应浦东”等口号,拉近安徽及其淮域地区与江浙沪等地的距离。21世纪以来,本区和全省其他地区一样积极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工业发展分工。工业的发展绝不是孤立的,必然与社会其他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本区工业建设总体上取得了一定成就,本区落后的经济与社会面貌初步得以改变。随着工业的发展,本区各市的工业经济结构各具自身特色。淮南和淮北已发展成煤、电、化类型的工业基地,蚌埠是以建材、机械、轻纺为主的综合性工业城市和交通枢纽,阜阳和宿州的工业则以农产品加工为主,亳州的药材加工和酿酒等工业初具规模,其余如滁州、宿州、六安等地工业发展也颇具自身特色。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本区农业经济、城镇化以及教育等方面的进步与发展,但是工业发展也使经济与社会付出了较为沉重的代价,其中最为突出的即是工业发展中产生的环境问题。当代安徽淮域工业经济存在停滞、爱慢的发展现象,但总趋势仍然是上升的、向上发展的。

刘骧^[10]（2014）在《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研究（1949-1966）》文中提出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整体文学水平的低下是毋庸讳言的,但相较于十七年时期的农业题材、革命历史题材等重大题材领域的小说创作,工业题材小说凭借与新中国现代工业化诉求的现实相关性和工人阶级在国家意识形态建构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而具有了独特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内涵。本文即以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为考察对象,既追溯了作为其“前史”的中国现代左翼工业小说,尤其是解放区工业小说在理论和创作两方面的先导作用;又详述了其在国家意识形态统摄之下的阶段性发展和创作形态的集体化趋向;还阐释了其文本所蕴含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性”特征;并以苏为鉴,探索其受苏联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深刻影响。本文对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的这种多角度考察有助于确立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为审视中国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初期所进行的政治文化实践的独特轨迹及其内在困境提供了可能性。绪论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说明选题的背景和意义;第二部分针对历来研究者对20世纪中国工业小说指称混乱的情况,通过辨析“工业小说”、“工人小说”和“工业题材小说”这三个概念的内涵及相互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厘定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以消除论述时可能遇到的不便;第三部分为本文论题的研究综述;第四部分阐明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一章尝试梳理中国现代左翼工业小说理论与创作的发展历程。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并非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横空出世的全新的文学样式,其以中国现代左翼工业小说的发展流变为“前史”而在建国后被最终确立起来。中国现代左翼文学对文学的阶级性、大众化、题材等级制、集体主义的创作方式以及朴直强猛的文学风格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都有力地促进了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的生成。现代左翼文学始终怀抱的工农兵大众写工农兵大众的梦想在建国后真正实现,十七年时期涌现出来的众多工人作家、工人作者及其创作实绩就是明证。第二章论述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关系。十七年间各种政治、经济与文化政策的制定与调整都对工业题材小说创作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使其在体裁、主题、风格、创作形态及作品数量等方面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体地位的确立是以新政权的工业化诉求为现实基础的,这种主体地位直接决定了作家们对工人阶级的言说标准的建构,同时不可避免地造成工人阶级形象塑造的概念化与公式化。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的三种创作形态鲜明地昭示了政治话语对工业题材小说的集体化形塑作用:无论是由现代过渡到当代的知识分子作家的创作,还是从工人群众和工业干部中培养出来的工人作家的创作,或是在“大跃进”时期的工业题材小说集体创作热潮中涌现出来的工人作者、参与工厂史编写活动的工人群众的创作,无不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第三章主要围绕“社会主义现代性”一语论述了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中的现代性表征及与之形成对照的前现代质素,并深入探析了工业题材小说文本中这种现代与前现代因素杂糅交织情形的成因。按照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工业化既是现代化的产物也是现代化的推动力量,因此工业题材小说应该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的文学文本。但在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十七年时期新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采取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异的方式,这种现代化追求方式的特殊性决定了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文本呈现出矛盾和分裂的状况。第四章着力探索十七年中国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所受苏联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社会性、政治性的,更是文学性、艺术性的。新中国对苏联工业化道路由全盘模仿到彻底背离的过程促成了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文本对苏联形象的建构与修改,这突出地反映在小说人物塑造、矛盾设置、情节走向等的调整与转变之中。苏联文学理论与创作对十七年中国工业题材小说的影响更是广泛而深入的。由苏联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建国后被正式奉为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最高准则（直至1958年才有所调整）,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在其语境下亦难逃规约。而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作家对自中国文学现代时期起即被译介过来的苏联工业题材小说的接受可谓是多方面的并具有明显的当代特征。中国十七年时期的工厂史创作也是以苏联集体创作的理论与实践为学习和参照的榜样而发生、发展的。结语部分试对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进行客观的评价,指出其因受缚于政治话语而丧失批判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从而严重削弱了文学表现现实生活的广度与深度。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的政治性与文学性错综交织的历史关系既显示出其自身难以摆脱的困境和局限,也为当下中国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和反思的文学样本。

二、《福建轻纺》读者征求意见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福建轻纺》读者征求意见表（论文提纲范文）

（1）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研究（1874-1949）（论文提纲范文）

（2）我国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行业法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改革开放舆论动员研究（1978-1982） ——以《人民日报》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5）论司法对民意的分类回应（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论文提纲范文）

（7）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变迁研究（1979-1984）（论文提纲范文）

（8）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当代安徽淮河流域工业发展研究 ——以年鉴、方志等史料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10）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研究（1949-1966）（论文提纲范文）

四、《福建轻纺》读者征求意见表（论文参考文献）

• [1]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研究（1874-1949）[D]. 杨洋.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我国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方法研究[D]. 宋婧雯.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4)
• [3]行业法治研究[D]. 刘刚. 吉林大学, 2019(02)
• [4]改革开放舆论动员研究（1978-1982） ——以《人民日报》为中心的考察[D]. 程单剑.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5]论司法对民意的分类回应[D]. 王庆廷. 苏州大学, 2018(01)
• [6]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D]. 文世芳.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7]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变迁研究（1979-1984）[D]. 胡凯基. 安徽大学, 2017(07)
• [8]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D]. 黄家周. 西南交通大学, 2015(08)
• [9]当代安徽淮河流域工业发展研究 ——以年鉴、方志等史料为中心[D]. 王成. 安徽大学, 2014(08)
• [10]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研究（1949-1966）[D]. 刘骧. 南京大学, 20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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