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府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过程中应选好切入点（论文文献综述）
燕阳[1]（2021）在《政策议程设置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组织或决策者的注意力配置是管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有限理性决策模型的提出和行为主义研究范式的兴起,学术界涌现出大量关于注意力配置的研究成果。起初,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企业或市场层面,致力于探究影响企业决策者、市场消费者注意力分配的因素。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间断均衡理论的提出使人们开始将目光聚焦于政府组织的注意力配置,即“政策议程设置”。与企业或个人相比,政府组织面临的决策事务更加复杂多样,并且还需要同时回应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而组织的注意力资源又具有稀缺性,因而探究政策议程设置的规律就显得尤为必要。目前,大量文献致力于研究政策议程变迁的特征以及影响议程设置的外部因素,却对议程设置与治理绩效间的关系缺乏足够关照,也就是说,已有文献还不能对“政府组织的注意力配置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了其对特定公共事务的治理绩效”给出明确答案。如果将研究视域聚焦在中国,当代中国的政策议程设置又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全面进入转型发展的新阶段,追求绿色、环保和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那么,从注意力配置视角看,面对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这一对看似冲突但又必须调和的政策议题,地方政府在日常治理实践中会如何分配其注意力资源?政府对环境议题的关注能否有效提升区域的环境绩效?而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议程设置又会对地区环境绩效产生怎样的影响?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以注意力管理、政策议程设置以及环境管理为理论基点,将中国中央和省级地方政府组织的议程设置与环境治理实践作为研究对象和数据来源,综合基于非负矩阵分解的主题模型、质性文本编码与内容分析、数据包络分析、回归分析及其他相关统计学检验等研究方法,按照“现象——问题——文献——数据——假设——模型——检验——讨论”的管理研究方法论原则构建了从“描述性分析”到“因果关系检验”再到“政策含义”的实证研究思路,从而尝试回答以上研究问题。总体来看,本文的研究内容和工作量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按照议程设置动力学的研究范式并基于文本主题建模方法系统呈现和验证了我国宏观政策议程的基本结构和变迁规律。本文通过《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获取了 2003～2019年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日常会议的文本数据（N=1093）,之后利用基于非负矩阵分解的主题模型方法对文本数据进行了量化分析,得到了我国中央政府宏观政策议程的基本结构以及对单一政策议题注意力的时间变化规律。之后,本文进一步引入相关统计量检验了我国宏观政策议程的间断均衡特征,并与西方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本文通过计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政策注意力变化的信息熵指数测量了我国宏观政策议程的多样性水平。（2）本文利用已有数据库及其他各种途径收集了 2008～2017年间全国30个省级地方政府常务会议的新闻通稿数据（N=6697）,在主题建模的基础上利用“七阶段质性文本分析法”对每个文本进行了政策主题的识别、编码、归类和计数,形塑出了一个适于分析我国地方政府政策注意力的编码类目系统,并测量了每年各省政府针对单一政策议题的相对注意力水平。（3）以环境治理为例,基于DEA-T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议程设置与环境绩效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本文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测算了 2008～2017年间各省环境治理的年度静态效率,之后再结合各省每年对经济、环境等不同政策议题的相对注意力数据构建Tobit模型,检验了省政府对不同议题的关注度对区域环境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4）本文对1972年以来我国环境管理在战略、制度、组织及政策等不同层面的变迁进行了叙事性分析,并基于此提出了“宏观制度约束强化——地方政府议程设置——区域环境治理绩效”间关系的相关假设,最后以新《环保法》和中央环保督察实施的2015年为“政策冲击点”,通过广义双重差分和调节效应模型检验了这一宏观制度变化的处理效应及其对省政府环境注意力与环境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以上工作,本文的主要发现和创新点包括:（1）基于新的文本数据集实现了对中国政策注意力结构和日常动态的可视化,并丰富了对中国政策议程变迁特征的理论阐释。研究发现,在2003～2019年间,尽管中国宏观政策注意力的变化表现为“长期均衡伴随偶然性的重大间断”,但政策间断的程度并不高,这说明2003年以来我国重要领域的关键政策保持了相对稳定。此外,2013年后,中共中央政策注意力的信息熵指数较之前出现了明显上升,表明其所关注的政策议题较之前变得更加多样,这一变化的原因在于新宏观政策议定场所的出现,即“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建立,这一组织设计有效拓展了中共中央的政策议程空间,使中央有更多的时间和政策资源来解决转型期中国面临的诸多治理挑战。总体上看,与已有关于中国议程设置的研究偏重于碎片化的现象描述或规范性的案例分析不同,本研究则进一步利用日常会议的文本数据系统揭示了中央政府政策议程的变迁规律以及引起中国宏观政策议程多样性变化的制度性因素。（2）提出了一种将主题模型和文本编码法相结合的政策注意力测量方法,识别了地方政府政策议程设置与区域环境治理绩效间的关系,并发现议题间的“注意力竞争”是理解议程设置与环境绩效间关系的关键,为政策过程理论贡献了新的知识。研究发现,省政府对环境议题关注度的增加显着提升了省域环境绩效,但并没有发现省政府对经济类议题的关注与地区环境绩效呈负相关的显着证据,这是因为在样本期内省政府对经济类议题的关注并没有“挤占”环境议题的议程空间,也即两类议题间没有发生明显的“注意力竞争”现象。此外,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识别了省政府环境议程设置影响地区环境治理绩效的具体路径。因此,本研究为政策议程设置何以影响环境治理绩效提供了经验证据,弥补了当前政策过程文献中对政策注意力配置模式及其影响研究的不足。（3）构建了“制度环境——政策议程设置——环境治理绩效”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发现了环境治理宏观制度约束趋紧的政策效应及其对议程设置与环境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尽管我国长期以来形成了以“地方为主”的环境监管体制,但中央政府的“指挥棒”作用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当中央在环境治理上推出更为“硬性”和“严厉”的制度设计时,地方政府会在日常治理中拿出更多的“议程空间”来关注环境问题,政策注意力的增加将带动治理资源的投入和优化配置,从而有助于环境治理绩效的改善。上述发现增强了议程设置理论对中国问题的解释力,为理解当代中国的环境管理实践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以及更具整合性的分析框架。
刘洋[2]（2021）在《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作为一种经济功能区,是我国学习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进行体制设计的产物。作为国家体制改革和制度设计的科技特区,高新区的发展,关键在于其管理体制。作为新旧体制碰撞与改革创新之结果的现行管理体制,经过30年的探索和实践而形成,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推动着高新区功能日益丰富完善,实现了承载的功能作用,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成为了—种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共生的经济、社会现象。但高新区现行管理体制也面临一些问题,存在着一些困境,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高新区的发展。当前,我国高新区已逐渐进入由“政策驱动”向“体制驱动”的转型期,正面临着诸多机遇与挑战。新时代迫切需要高新区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发展阶段中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推动管理体制转型,为高新区下一步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体制支撑。新时代,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已然在此背景下悄然发生。实践探索让现阶段的行政体制改革更加丰富多彩,一定程度也产生倒逼力量,引发我们的思索。而这种思索之逻辑起点是“为什么转”?就目前学术研究上的回应而言,要么聚焦于高新区的宏大叙事,要么沉迷于管理体制的细枝末节,却不能给我们系统而清晰的答案。因此,本文试图从新时代背景切入,框定高新区这一特殊对象,研析高新区管理体制,聚焦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动态过程,以弥补高新区管理体制研究中的缺憾。全文沿着“为什么转、转什么、怎么转?”的脉络,围绕高新区管理体制这一特殊对象,确定研究的分析框架和整体脉络设计,梳理我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与高新区设立背景及沿革,研判高新区发展阶段,总结高新区特点。回答“为什么转?”的问题后,逻辑演绎的进程自然而然地延伸出“转什么?”。通过对个案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描述分析和价值判断,发现可行性经验;通过对高新区和行政区管理体制的结构、功能、成效以及二者运行机制的深入对比、分析,结合案例研究得到一些启示;通过总结高新区管理体制的成就,分析存在的困境及成因,得到了“转什么?”的答案。在“怎么转?”的关键环节,通过对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分析和变量提取,确定转型的目标和内容,并从新时代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层面建构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路径,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的最终目标。本文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坚持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面相结合,以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视角,用整体性政府理论、政府职能理论和治理理论作为理论研究工具,深入分析我国高新区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并进行归纳总结,在此基础上,针对现有管理体制存在的困境,探讨转型的目标、内容和路径,思路与方略,以期建立起—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反映高新区发展客观规律,符合高新区自身发展状况的管理体制,为我国高新区未来的持续健康发展和体制机制改革示范作用充分发挥提供有益参考与借鉴。
王迪[3]（2020）在《基于经济福利视角的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制造业是涉及国民经济多个门类的一个复合产业群体,产业链条长、产品种类繁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物质基础,是国家安全和人民幸福安康的重要保障,也是我国实现创新驱动战略的主战场,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中国经过70年的发展,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制造业）门类的国家,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制造业）产品中,有220多种产品中国的产量占居全球第一（苗圩2019）。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0年中国制造业总体规模（增加值）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制造业大国,201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的份额达28%以上,并培育出了一批大型企业集团,实现了“制造大国”的目标。德勤有限公司和美国竞争力委员会于2016年、2013年和2010年分别发布了《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中国均超过美国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国家。世界经济论坛、瑞士洛桑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组织在对国家的总体评价中对中国制造业也有类似的推理结论,但另一方面,世界银行统计指标显示,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约为美国的10%,单位制造业增加值能源消耗占全球水平的19.3%,出口产品质量召回事件每年均有发生。2017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对我国中兴和华为等高技术制造产业的钳制行为,对我国信息通信产业、产业安全和就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中美乃至全球的股市均大幅下跌,反映了对未来制造业和市场的悲观预期。中国制造业产业竞争力全球排名名列前茅,在新的国际政经环境下,却为何如此“易受攻击”?尽管不少微观分析指出中国在某些产业上存在短板现象,但应如何客观、冷静和全面的评估中国制造业产业的整体竞争力水平,目前已有的产业竞争力评价模型已不能解释新的现象,如何评价、解释和修正已有的制造业竞争力评价,为政府决策和企业运营提高有效支撑,进而保障国家安全和产业安全,优化国内和跨国制造业企业的经营策略,是急迫的任务。传统的基于国际贸易理论的产业竞争力研究,过度侧重于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的应用,通常在微观层面上,论证在国际贸易中,各竞争对手的实力及其在优胜劣汰的生存搏斗中的现实,各国产业的此消彼长,有限市场份额的激烈争夺,弱肉强食的策略效应等,产业竞争力理论的“色彩”是十分“冷峻”的（金碚1996）。但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评价研究应考虑政府管理立场,注重产业对提高本国人民整体生活水平,服务和应用于社会和经济进步的作用,因此,有学者认为,产业竞争力评价应包含更强的福利经济分析乃至价值判断因素（金碚1997）,以斯密为代表的富国裕民之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可应用于新时期的产业竞争力研究,不仅要关注各经济体国家（或地区）如何促进国际分工、产业互补,更要注重本国（或地区）人民的人均收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增进法律法制的完善、人才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价值、环境得到更好的保护、减少服务型政府的经济腐败等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制造业对福利经济（不仅仅是对本国）的贡献应纳入产业竞争力评价的指标体系中。近年来,各主要工业化发达国家纷纷制定了促进本国制造业发展和提高竞争力水平的战略措施,如德国的“工业4.0”,美国的“制造业再回归战略”,英国的“英国工业2050战略”,日本的“日本制造业白皮书2018”等,2015年5月,我国政府颁布了“中国制造2025”,这些政策措施中带有经济福利的成分,但从学术研究观察,总体上缺少理论论证和逻辑依据的支持,目前,国内和国外学术界很少有关于经济福利与制造业产业竞争力之间改善错位、协同发展的理论研究。福利经济是涉及到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的交叉概念,福利经济学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以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1920年《福利经济学》一书的发表为标志,福利经济分析的基本原理,是研究经济活动对一国（或地区）人民生活福利的影响,说明如何能实现一国人民短期和长期、直接和间接福利的增长和最大化。制造业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对于提高本国人民的整体福利水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有学者认为,一国（或地区）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不必然使得别国的民族产业失去生存和发展空间,进而使得该国的福利受到根本性损害。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可能推动（区域）经济朝着普惠、包容、平衡和共赢的方向发展。福利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竞争力理论与侧重零和博弈的传统产业竞争力理论存在较大差异。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在梳理西方福利经济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福利思想及其新进展等成果的基础上,综述归纳了产业发展应重点关注的经济福利视角的具体内容,结合与波特钻石理论模型（Michael Porter diamond Model）的一致性分析,本文提出了福利经济和制造业产业竞争力之间三个方面的支撑和替代要素:产业现状实力表征要素、产业发展潜力表征要素、产业环境优势表征要素。即:制造业产业实力为社会福利提供了现实基础,制造业产业的发展潜力为社会福利提供了未来保障,制造业产业环境优势与社会福利经济互相促进和成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水平反映机理模型的研究假设,本文提出了九个反映制造业产业竞争力的假设（维度指标）。（第二章和第三章）为了能够更好的对“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这个概念（复合变量）进行测量,并验证理论假设,本文结合管理学专家马庆国教授（2008）提出和验证的基于构想效度（Construct Validity）的探索性因子分析法（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EFA）,通过收集调查问卷和统计分析,来验证理论假设的正确性,收集辅助证据淘汰与假设相反的问卷问题,分别建立了“9-306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指标池”,“5-101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指标”,“4-21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指标”,三轮次问卷调查以及信度、效度检验后,顺利通过统计检验,建立了“4-19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即净化后得到目标层含有4个维度指标和19个具体测量指标。（第四章）基于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本文为了能够真实反映基于经济福利视角下的国际比较,结合可获得的、权威机构的统计数据构造了复杂面板数据,即从2012-2018年中国、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韩国、巴西和印度等9个国家,包含4个维度指标共19个测量指标的连续8年统计数据,采用标准化的指数加权法和回归分析的数学模型进行综合评价,本文向我国制造业产业理论、产业运行和产业管理等方面57位专家发出定向调查问卷,采用利克特量表（Likert scale）进行权重量化,测量结果显示:近8年来,中国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水平处于美国、德国和日本之后,位列第四位,排名在英国、法国等其他国家之前,印度和巴西处在较弱地位。中国在产业规模上较其他国家有竞争优势,解释了对于具有庞大人口基数的国家,产业规模是具有优势竞争力的基础;在质量效益上,中国虽有小幅提高,但到目前为止,与美国、德国等工业化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上,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产业战略提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依据;研究结果显示,产业结构不合理是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国比较被动的根源之一,中国与美国、德国、日本在产业结构上差距明显,我国应注重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而不应妄自菲薄;在可持续发展能力上,中国保持小幅上升,同美、德、日相比也存在差距。根据4个维度指标和19个测量指标的分析,本文提出了若干针对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水平提升的政策建议和实现路径。（第五章、第六章）最后在第七章提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和不足,包括评价体系、指标优化方面的改进建议。本文所用的研究方法、章节安排说明、技术路线和创新点统一编排在本文第一章的第三节和第四节。
杜文彬[4]（2020）在《美国STEM教育发展研究 ——以学校科目社会史为视角》文中研究指明作为应对21世纪人才需求挑战的战略举措,我国STEM教育的政策要求与实践探索方兴未艾,急需系统的基础研究和理论成果支持。与此相对照,美国作为最早开展STEM教育的发达国家,其推动STEM教育的历史脉络和经验教训,对于深化我国STEM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尤其是本土化的课程理论建构和实践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美国STEM教育以20世纪80年代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提出“科学素养”作为开端。短短三十几年间,其已完成从科学教育改革思潮到实体课程的进化,并依托STEM学校,以“必修课”形式嵌入到课程体系之中。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美国STEM教育的生长空间构筑于学校教育人才供给与社会发展人才需求之间的差异。学校教育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手段、课程评价以及课程管理机制与社会人才需求的数量、类型、规格之间存在多重矛盾,这些矛盾构成了STEM教育的发展动因。以STEM教育发展多重矛盾的结构变化与矛盾解决主体在不同“行动者”间的转换为依据,可将美国STEM教育发展划分为STEM教育思想萌芽、课程体系初建、制度化推进以及标准化课程建设四个阶段。这背后既体现着学校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大潮的回应,也凝结着科教精英、民间团体以及政府等不同利益团体以教育改革回应社会矛盾的斗争与妥协。20世纪80年代至2000年是STEM教育的思想萌芽时期。美国政治经济发展新格局带来大量高素质劳动力需求,面向少数精英的结构主义教育已经难以满足新的人才结构需要。为解决上述矛盾,科教精英发起了以STS运动、2061计划为代表的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以破除科学教育精英化的弊端。这次改革使科学教育呈现出大众化、素养化、跨学科整合以及标准化等有别于传统科学教育的新特征。STEM教育理念内核,包括面向国家劳动力需求的培养目标、跨学科整合的课程内容、秉承建构主义理念的教学方法、以及具有标准化评价烙印的课程评价,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构筑起来。尽管“STEM”这一专用术语尚未出现,其思想萌芽已经孕育在科学教育改革之中。但由于工程教育在STEM整合中缺乏实质性的地位,STEM教育尚未形成正式概念,也难以脱离于传统科学教育框架而获得自主发展。以“STEM教育”专门术语在2001年的出现为标志,2001年至2005年STEM教育处于课程体系初建阶段。随着美国不断向第三产业转化升级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海外精英对STEM工作岗位的占领,硬科学在美国学校教育中不断式微。为保证市场中STEM专业人才储备,以工商业主利益为代表的民间组织纷纷要求学校加强硬科学教育。这一诉求为工程教育进入基础教育体系开辟了通道,使STEM教育获得“工程”拼图,实现了其概念的完整建构。完成概念建构的STEM教育在大型学术团体主导下实现了课程开发、教学设计、教师专业发展方面的长足进步,课程体系建设初见形态。但由于发展主体各自为政,STEM教育的课程体系建设也呈现出各课程要素发展不均衡、发展动力受限等缺点。要应对伴随再工业化战略而来的STEM人才需求大潮,就必须在课程管理体系中做出调整,在更强力量的主导下实现整体推进。伴随着2006年《崛起于聚集的风暴之上》报告的发布,STEM教育正式进入联邦视野。2006年至2011年是STEM教育制度化推进阶段。为配套促进制造业回岸的再工业化战略,美国政府通过财政支援、整体规划、项目引导以及法令保障手段,强势主导着STEM教育发展。同时,联邦政府还统合各利益主体形成发展合力,实现了STEM教育国家战略式推进。该阶段STEM教育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各种STEM课程设计与实施层出不穷,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也由于财政的突然倾斜,该时期STEM教育呈现一种聚焦价值讨论而轻视实践质量的状态,功利主义与形式主义危机接踵而至。以201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对全美STEM教育项目的质量审查为开端,STEM教育进入标准化课程建设时期。为应对美国STEM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形式主义与功利主义危机,曾一度缺位的课程专家重新主持STEM课程改革。以课程专家为主导,各发展力量通过构建横纵衔接的一贯制课程体系、开发聚焦学生自主探究的教学设计、以及制定州级STEM课程实施标准,实现STEM教育的标准化课程建设,并构筑起“联邦主导——地方规范——学校自主开设”的课程实施体系。至此,STEM教育依托STEM学校,以必修课身份在学校课程体系中获得一席之地。纵观美国STEM教育发展历程,可发现STEM教育各个阶段都和特定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背景紧密相连,有其独特的发展机制,包括从外力推进与内部自觉的发展动因机制,以工程为基点的跨学科内容整合机制,以及由多元走向统一规范的课程实施机制。我国STEM教育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呈现着发展力量自发性、课程开发多元化与课程实践零散化等特点。从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梳理美国STEM教育发展历程中的相关经验、教训与发展机制,对接我国STEM教育本土化发展现状,本研究认为美国STEM教育发展对我国具有以下发展启示:首先,在与“结构”的关系上,应适度超前于社会发展与学校教育间的矛盾暴露;其次,需联合各方“行动者”发挥多元主体共同推进效用;最后,还要遵循科目发展的一般规律,尤其在内容开发机制与实践机制上要契合我国当前教育发展背景与育人要求,选择适配的发展方式。
张国华[5]（2020）在《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研究（1912-1937）》文中指出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的产生是人类演进到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伴随着城市发展,城市管理现代化逐步成为世界潮流。近代以来,中国各地主要城市相继建立了现代城市管理机构,对城市生活的主体内容进行制度化、体系化管理。当然,基于所处地理位置和发展区域的差异,不同城市在发展中呈现了自身的特点。民国时期,太原作为山西省会,是山西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自然条件、历史承袭和区域发展等多重因素叠加所形成。太原在民国时期发展中经历了市政公所成立、设置城区管理到正式独立建市几个阶段。太原的政治功能增强、城市外延拓展、市政设施逐步健全,城外周边范围也被纳入到城市分区统一管辖内,形成了中心城区向外辐射的典型模式和城市内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的发展是时代变迁的产物,伴随着近代山西地区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省会太原是最具代表性的发展成效;是区域城市发展的最高水平,具有领先性特征。太原在民国时期发展中,伴随着西方城市学和市政管理理念的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呈现出了渐进的时代进步,成为推动太原城市发展的动力;城市管理中开启了前置规划、统筹布局的治理模式,体现了时代前行。太原城市发展与工业化建设紧密相连,现代工业企业的建立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将城市有效范围大量延展,通过吸引从业人口进入企业进行生产,在促进工业发展的同时又推进了城市化的进程。现代化铁路的奔腾之力,进一步加速了太原城市的发展,对民国时期太原市的工业建设、商业发展、功能布局、人口结构和城市空间产生了极大的推进作用。本文以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为研究对象正是对以上各方面内容的最好诠释,可以有效解读政策、体制等政治因素,工业、交通等科技因素,人口、商业等综合因素对民国时期太原发展的有效促进作用,其渐进发展正是政治、经济、科技与城市本身交互作用的最好注解。本文选取民国太原为中心,试图揭示在区域近代化、山西城市化和太原现代化的过程中,太原市政府逐步建立起相应的城市管理机构,现代意义的城市基础设施逐步确立,建立起了体现内陆城市区域特色的管理机制。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方面,展示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的具体内容。一是介绍山西历史地理概况,简要回顾太原市的自然环境状况、历史地位及演进过程,同时对太原市进行概念界定,阐释太原市作为民国时期山西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和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的功能定位。为合理实现城市功能区划与布局,作为行使城市管理职权的政府部门应具备全局意识,高屋建瓴做好顶层设计。城市发展布局中自然因素也发挥着作用,因此最终形成的城市功能布局是在政府宏观主导下、城市自发演进中综合作用形成的客观结果。二是考察城市人口的发展变迁,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城市人口管理包括动态管理与静态管理两个层面,具体涉及人口迁徙、人口数量、城区分布、变动趋势及结构特点等内容。三是分析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中民用照明用电的起源发展以及政府的相关管理措施等内容,主要以太原电灯新记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心,解读供电照明事业得以存续并不断发展的情况,理清民国时期太原电力照明事业的延续脉络,折射太原城市化发展进程和山西区域社会现代化概况。四是分析太原城市交通管理,涵盖城市道路维护和行政管理两部分内容,包括民国时期太原市城市道路的整体设计、建设标准、具体实施及完成情况,从而了解太原近代化过程中城市发展的具体水平。五是公共卫生管理,包括太原市城区街道的卫生管理、生活垃圾清理、污水废水排放管网的规划、公共卫生场所的管理以及体现时代进步和科学理念的防疫卫生管理,通过施加防疫、卫生教育、注重防控等有效手段,确保民众身体健康,体现了医学和防疫学在城市公共卫生管理领域的有效引入。本文以民国时期太原城市发展及管理为研究选题,以功能区划、人口变迁、道路交通、城市照明、公共卫生等相关领域的发展缘起、逐步演化及宏观管理为研究内容。依托城市管理学的观点,将城市管理理论引入到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中进行考察。在城市管理学的统一视角下,对各个具体方面内容作出归纳总结,反映出当时太原市社会生产水平和经济发展态势,反映出地方政府执政施政的决断水平和行政能力,以及对于社会管理和城市发展的投入力度及支持情况,致力于民生保障的客观实效,归纳出当时山西城市化、区域近代化的发展程度,为当代城市社会治理和宏观管理提供有效借鉴。
籍莉[6]（2020）在《吉林省红色旅游发展中政府职能优化研究》文中指出红色旅游是把革命传统教育与旅游产业发展结合起来的一种新型的主题旅游形式。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不仅体现在其经济功能方面,更体现在其政治教育功能和社会功能上。作为一种文化产业,红色旅游的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规划、引导、保护、开发、投资以及宣传等方面的主导作用;同时,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红色旅游的发展也需要地方政府有效引导协同其它市场主体的力量;其公益性、社会性、教育性活动同样需要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发挥主导作用。总之,政府职能的有效履行对红色旅游的发展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吉林省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斗争历史的省份,省内红色旅游资源积淀丰富、底蕴深厚,其中以杨靖宇将军为代表的东北抗联文化尤为突出。但目前吉林省丰富红色旅游资源并未有效地转化为品牌优势、经济优势,红色旅游与地方特色旅游融合发展不足等问题制约着吉林省红色旅游的深入发展。为此,本文立足于对红色旅游发展中政府主导作用的关注,以地方政府职能问题为研究的切入点,以准公共产品理论、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等为理论基础,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比较分析、调研分析以及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旨在厘清红色旅游发展地方政府职能定位的基础上,深入探究吉林省红色旅游发展中政府作为存在的偏差及原因,并据此提出政府职能优化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充分地挖掘、利用好吉林丰富的红色资源,擦亮吉林特色红色品牌,助推吉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所有助益。研究认为,吉林省在红色旅游发展中政府职能履行存在着:红色旅游发展规划滞后、资金投入不足、红色旅游与白色绿色旅游融合不足、联动效应弱、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保护不力、市场监管薄弱、景区产品提供形式单一、专业人才匮乏以及红色旅游宣传推广不足等问题。探究问题产生的原因,并在有效借鉴其它地区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文章最后提出了促进吉林省红色旅游发展的政府职能优化的对策建议。
马琳琳[7]（2019）在《共青团工作及其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研究》文中指出中国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希望,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做好青年工作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关乎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的稳固,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现,更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因此,中国共产党一向对作为党的青年工作助手、重要社会支柱的共青团及其各项工作的开展非常重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还专门对新时代共青团工作的价值定位指明方向、对新形势下共青团的改革作出重要部署。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共青团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也确实在为党培养储备青年人才、团结动员青年群众围绕党中心任务建功立业、引导青年群众自觉培育和践行共产主义信仰、服务群众和维护青年群众权益、参与创新社会治理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同时也应看到,新时代共青团仍然面临着各种因素诱发的“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即“四化”问题的挑战,共青团工作还无法有效满足各阶层青年日益增长的发展需求,还存在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改革要求不相适应的地方。这既需要在共青团改革既有成果基础上在实践层面的持续推进,也需要相关研究的及时跟进。因此,对共青团工作及其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研究,力争突破多学科研究成果分散、思想理论基础梳理和历史经验总结缺乏系统性、对共青团工作实践历程缺乏宏观把握等不足,从中共党史学的角度整合多学科研究成果,以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为指导,以历史为启示,以问题为导向,在对党领导共青团工作的思想理论基础求本溯源的基础上,全面回顾建党以来共青团工作的实践历程,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发展规律,分析青年群体因时代变化所呈现出来的新特点、新需求,探讨新时代共青团工作的创新发展之策。论文主要由五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先通过系统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青年的地位和作用、青年群体全面解放与发展的途径以及党如何引领青年组织做好青年工作的一些重要论述,界定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基本理论内核;再通过系统梳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对不同历史阶段青年问题和共青团工作的认识,揭示中国共产党青年观的时代特点及其对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继承与发展,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思想理论基础。第二部分研究中国共青团在党的领导下,结合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和青年群体总体特征的变化,在不断推进共青团组织及其各项工作革新的过程中,在组织性质、组织结构设计、组织原则、组织环境营造等组织内外部生态建设方面的特色。第三部分系统梳理中国共青团从社会主义青年团星星之火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在全国各地点亮,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燎原之势遍及城乡各行各业,到“文化大革命”的沉沙折戟,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新整顿、恢复、发展及全面活跃的历史进程,并梳理共青团围绕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在思想引领青年、组织动员青年、团结青年、服务青年等方面的重要工作实践及成就,总结共青团工作的基本经验。第四部分先研究新时代新形势下党和政府将共青团纳入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设计之中、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信息技术的革故鼎新、新型城镇化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的新机遇、新资源、新平台;再结合对新时代青年群体特征的分析,研究这些新变化对共青团组织的有效覆盖、共青团的组织结构、共青团工作的内容与方式方法等提出的新挑战以及共青团组织自身的“四化”问题。第五部分在系统梳理中国共青团工作实践历程、总结共青团工作的基本经验、深入分析新时代共青团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当前共青团工作创新的思路与理念,探讨新时代共青团在思想引领、工作方式方法以及组织平台建设等方面的增强青年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创新发展之策。总之,从中国共青团的实践历程来看,共青团工作是一项常做常新的工作,共青团工作的创新发展无论是对党、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还是对青年群体的成长成才以及对共青团组织自身的发展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共青团组织需要在党的领导下,按照“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的基本要求,继续继承发扬共青团工作的优良传统,抓住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新发展新变化带来的新机遇,正视来自组织内外部的各种挑战和问题,把握青年群体的新特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布局中寻求共青团工作的新突破,以更好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青春力量。
那振芳[8]（2019）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不仅改变了中国产业升级与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而且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决定中美贸易战未来趋势的关键,在于其爆发的真实动因。本文将以中美两国经济利益变动为主线,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现有文献对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原因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主要结论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遏制,打压中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解决美国的国内经济问题等。但鲜有文章从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脉络,去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乃至激化。本文的分析,不仅可以通过厘清低生产率国家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向贸易摩擦发生的传导机制,进一步补充和丰富现有贸易摩擦动因理论体系,而且对于中国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以确保经济的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分析逻辑为,以中国加入WTO以来面临的中美贸易摩擦为研究对象,以中美两国制造业的发展情况为切入点,从产业和行业的角度,探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并基于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提高与中美贸易战爆发之间的关系进行较为系统地分析。首先,从理论上厘清制造业竞争力与国际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根据Baldwin模型,从国家整体角度看,一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可以带来资本的广化和深化,而根据罗默模型、“干中学”模型等经济学经典理论,资本要素的增加为技术进步提供了保障,导致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向高级化转变。Rybczynski定理和Bond、Trask&Wang模型则说明,生产要素禀赋的变化会向制造业内部结构和商品出口结构延伸。根据Gomory&Baumol模型,低生产效率国家,成为更多产业生产商的过程中,会影响到与高生产率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当两国经贸关系处于冲突区时,两国之间的利益处于此消彼长的“敌对”状态。那么,高生产率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会依赖在两国经贸关系中的有利地位,以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思想为依据,运用贸易政策进行强制干预,贸易摩擦就发生了。当高生产率国家受到的危害沿着产业、经济和国家层面不断递进时,贸易摩擦会随之不断激化,甚至转变为贸易战。需要说明的是,低生产率国家生产率的提高是市场自发行为,高生产率国家运用经济或其他形式的手段进行干预才导致了贸易摩擦的发生。其次,对中美制造业发展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进行回顾。通过对中美两国制造业发展和竞争力相对变动情况的分析发现,中国在传统产业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力,但优势在弱化,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在不断提高。美国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下降的,2009年以来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也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界,表现出了不同特征,焦点产业开始从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换。综合看,中国制造业发展呈现的结构性变化,与中美贸易摩擦呈现的阶段特征,从时间维度上是匹配的,因此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以上内容为中美贸易摩擦分析的切入产业勾勒出了基本的分析轮廓。再次,从制造业竞争力视角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乃至激化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不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还是危机后,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都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存在密切联系,但是影响路径不同。2008年以前占比较高的传统产业贸易摩擦,美国是因为作为中国的重要出口市场,国内产业受到中国商品的冲击,高昂调整成本的存在,导致美国政府接受国内利益集团的游说,发动贸易摩擦。而2009年以来占比较高的高新技术产业贸易摩擦,根源也在中国相应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但美国的出发点却不同,是为了扞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领导地位和垄断利润,所以更为激烈。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影响到了美国未来在经济领域的领导权和垄断收益,是美国发动本次贸易战的经济根源。而中美产业竞争力的相对变动,延伸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中,结合新兴产业的战略地位和发展特征,促使中美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些因素与美国民族主义的碰撞,导致了本次中美贸易战的爆发。第四,对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冲击进行简要分析。通过对竞争力来源的梳理,总结出新兴产业竞争力的驱动因素,并以此为分析框架,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可能受到的影响进行分析。通过对华为公司成长历程的分析发现,企业乃至行业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发展战略和对硬实力的培育。所以只要中国新兴产业企业坚持科技创新,努力完善自身,那么就可以将本次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转变为发展动力。最后,对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对中美贸易战的前景进行简要分析,然后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
张慧瑶[9]（2019）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年（1949-2019）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村地区的平稳有序发展和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息息相关。法律作为维持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最稳定、最有效的保障力量。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在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农村经济平稳增长的制度保障和缓和农村矛盾的制度途径,而且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法制是法治的基础,法制化也是法治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只有在农村基层治理法律体系上进行了完善,才会使得农村法治有了既定制度的依靠。然而,我国农村基层治理因其受到经济发展滞后、农民法律意识不足等因素影响,其法制化程度严重滞后于农村治理需要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需要。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给农村基层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是一个探索、研究、实践的过程,需要长期、大量的投入,只是单纯依靠政府是无法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更为多元、有效的力量来推动基层治理的法制化发展。本研究共分为九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引入研究缘起,述评当前国内外对基层治理法制的演技现状,明晰研究基点;第二章是研究理论基础部分,在介绍当前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概念、主要特点的基础上,阐述了目前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重点,分析统治、管理与治理的联系与区别,接从六方面介绍了本研究借鉴的法学基础理论;第三章是历史梳理部分,依据不同经济历史条件将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划分为不同的时间节点,主要阐述农村基层治理现状、治理目标、价值理念、和特定历史时期所取得的成效;第四章是规律总结部分,对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定性分析,归结出我国农村在法制治理进程中遵循的一般规律和经验,为后续的研究内容铺垫基础;第五章是现状分析部分,着重从基层治理法律制度、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干群关系等方面探究目前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面对的难点与困境;第六章是国内外典型国家和地区借鉴部分,通过对其他国家和我国典型地区的特色基层治理模式比较分析,总结出我国新时代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的经验借鉴;第七章是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发展预景部分,在遵循宪法和加强党的领导下,从法律规则、法治环境、法律主体、法制背景等四个方面,阐述“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发展重点与趋势探究;第八章是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重点制度与重点立法设计部分,通过分析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价值取向,在基本原则的引导下,从重点制度与重点立法设计两方面出发系统化对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提出完善意见;第九章是结语部分,主要论述了研究的主要结论和对未来发展的展望。本研究通过从整体上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多年来的演变历程,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双向分析当前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特点,涵盖了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行为、治理关系、治理规则等多层次,将其作为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发展的理论基础。对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定性分析,归结出我国农村在法制治理进程中遵循的一般规律和经验。同时,在选取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典型国家农村基层治理的发展模式和我国农村地区进行比较探讨,吸收其有益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新时代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发展目标、发展重点,针对农村基层法制化的发展提出其经济法价值取向和法律制度原则,从自治、法治、德治三者协同的角度对具体法律制度完善提出修改意见。立足于时代需要和社区发展,制定一部作为保障和完善各社区成员权益的社区发展法——《农村社区发展促进法》,对社区的性质、作用和职能,社区管理机构的产生和设置及各自的职责权限划分,通过立法保证农村社区建设顺利开展,实现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的法律化、规范化。
高月媚[10]（2019）在《东北地区产业集群与经济空间耦合机理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全球经济的融合发展,市场竞争呈现不断加剧的状态,在此环境背景下,产业集群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对于企业的发展以及国家竞争能力的提升均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在产业集群的兴起下,迅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内容,在根植性以及产业组织形式的影响下,区域关系以及形成发展体现出适应性以及复杂性的特征。我国区域要素存在差异,各地区经济发展明显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在此情况下,应用产业集群理论开展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经济空间是数学空间概念,在经济学不断发展的环境下,将该理念应用于经济学领域,主要是指区域经济以及地理位置之间的客观联系。属于动态空间,具有复杂系统的特征。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空间存在相互影响的状态,且存在耦合性特征,耦合特征决定区域整体的发展能力。东北地区是我国重工业发展基地,产业集群的发展是全国的综合体典范,但是在发展过程中,该模式依然存在较大的风险,因此,结合东北地区,探究经济空间耦合机制水平具有重要的价值。针对上述背景,本文结合东北地区,探究产业集群和经济空间耦合机理,论文共包括八个章节,主要研究方向如下:第一章为绪论,对研究背景、意义、内容、方法、创新以及不足之处开展分析。第二章为相关理论以及文献研究,首先对产业集群理论开展分析,对产业集群概念、分类、影响因素以及发展理论开展分析;其次对区域经济空间理论进行分析,对概念、结构、网络演化以及形成发展开展分析;最后,在产业集群、经济空间理论以及耦合问题等方面,探究国内外研究现状,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章为产业集群与经济空间耦合模型。首先对复杂适应理论、复杂理论以及产业模型、耦合理论以及复杂理论与区域经济空间等理论进行阐述,其次构建耦合度以及关联度模型,确定了产业集群的根植性特点。第四章为产业集群与经济空间耦合的内容及运行机制,首先对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空间结构耦合进行分析,了解区位因素耦合、区位特征耦合以及集聚力耦合;其次对产业集群演化模式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耦合进行分析,了解变化动力、空间形态以及发展模式的耦合;再次对社会网络系统耦合进行分析,明确网络结构耦合以及产业集群分工网络与区域经济网络的耦合。最后对创新体系的耦合开展分析。对运行机制进行分析,探究耗散结构、运行机构模型、运行过程以及运行机制。其次对区域经济发展进行分析,探究耦合系统与区域工业化、区域城市化以及区域竞争力之间的关系。第五章为分析东北地区产业集群与经济空间现状,了解发展历程、集聚状况以及发展动因;其次对经济空间开展分析,明确地域分工、空间特征、空间类型以及空间结构。第六章对东北地区产业集群与经济空间耦合度进行分析,在结合长春汽车产业集群、沈阳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以及哈尔滨绿色产业集群的基础上,探究产业集群与经济空间的耦合度。通过分析发现,东北地区产业集群与经济空间耦合度较低。第七章结合东北地区产业集群与区域空间耦合度较低的问题,提出要明确东北地区产业集群发展方向,制定了建立区域一体化发展模式、建立区域创新体系发展模式、打造优势产业集群以及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等措施。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确定东北地区产业集群以及区域经济空间的耦合关系,以此来制定推动东北地区产业集群以及经济发展的策略。同时可以为经济地理学的定量研究奠定基础,进而掌握产业集群以及区域经济空间耦合性的特征。
二、政府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过程中应选好切入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政府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过程中应选好切入点（论文提纲范文）
（1）政策议程设置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如何延续“中国奇迹”——转型时期中国的政策议程设置 |
| 1.1.2 持续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
| 1.2 问题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政策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量化研究方法 |
| 1.4.2 质性研究方法 |
| 1.5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发现和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理论溯源与现象观察 |
| 2.1.1 理论溯源——议程设置研究的文献脉络 |
| 2.1.2 现象观察本研究的切入点 |
| 2.2 关键概念界定 |
| 2.2.1 政策议程设置 |
| 2.2.2 制度环境 |
| 2.2.3 环境治理绩效 |
| 2.3 重要文献综述 |
| 2.3.1 文献综述的基本思路 |
| 2.3.2 政策议程的结构与变迁——议程设置研究的基础和核心 |
| 2.3.3 制度环境与政策议程——议程设置影响因素的因果识别 |
| 2.3.4 中国场域下的政策议程——本土化理论建构的尝试与探索 |
| 2.3.5 政策议程研究方法的演进——量化与质性范式的互鉴融合 |
| 2.3.6 环境治理与环境绩效——探究政策与绩效间的因果关系 |
| 2.4 文献评述——本研究与已有文献的关系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宏观政策议程的可视化——基于NMF主题模型的分析 |
| 3.1 问题提出 |
| 3.2 方法与数据 |
| 3.2.1 主题模型——LDA模型和NMF模型 |
| 3.2.2 数据获取与文本语料库构建 |
| 3.3 参数选择与模型调试 |
| 3.3.1 主题数目的确定与调试 |
| 3.3.2 主题一致性评估 |
| 3.4 初步发现——宏观政策议程的纵向分析 |
| 3.4.1 当代中国政策议程的宏观结构 |
| 3.4.2 单一政策议题注意力变化的历时性分析 |
| 3.4.3 当代中国政策议程的间断均衡水平 |
| 3.5 进一步讨论——宏观政策议程的多样性及其变化 |
| 3.5.1 政策议程的多样性基于信息熵的测算 |
| 3.5.2 议程多样性为何变化——基于政策议定场所的案例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议程设置何以影响环境治理绩效——基于TOBIT模型的检验 |
| 4.1 问题提出 |
| 4.2 地方政府政策议程的宏观结构——以省政府常务会议为例 |
| 4.2.1 数据获取与文本预处理 |
| 4.2.2 主题建模与结果输出 |
| 4.3 单一政策议题注意力水平的测量 |
| 4.3.1 管理学研究中组织注意力测量的一般方法 |
| 4.3.2 省政府常务会议政策注意力的测量——方法与步骤 |
| 4.3.3 对单一政策议题相对注意力变化的描述性分析 |
| 4.4 基于BCC模型和MALMQUIST模型的省域环境治理绩效测度 |
| 4.4.1 研究方法——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 |
| 4.4.2 指标构建与数据获取 |
| 4.4.3 基于BCC模型的省域环境治理静态效率测算 |
| 4.4.4 基于Malmquist指数的省域环境治理动态效率测算 |
| 4.5 基于TOBIT模型的议程设置与区域环境绩效间关系的实证检验 |
| 4.5.1 假设提出 |
| 4.5.2 模型设定 |
| 4.5.3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4.5.4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4.5.5 稳健性检验 |
| 4.6 基于逐步回归法的政策议程设置影响环境治理绩效的机制分析 |
| 4.6.1 假设提出 |
| 4.6.2 模型设定 |
| 4.6.3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4.6.4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制度环境、议程设置与环境治理绩效基于广义DID的检验 |
| 5.1 问题提出 |
| 5.2 中国环境治理宏观制度背景的叙事分析 |
| 5.2.1 中国环境治理宏观制度变迁的演进历程 |
| 5.2.2 中国环境管理体制中的“央地关系” |
| 5.2.3 制度环境、议程设置与环境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思路 |
| 5.3 基于超效率SBM模型的省域环境治理绩效测量 |
| 5.3.1 研究方法——超效率SBM模型 |
| 5.3.2 指标构建与数据获取 |
| 5.3.3 基于超效率SBM模型的省域环境绩效测度 |
| 5.4 基于DID的制度环境、议程设置与环境绩效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4.1 假设提出 |
| 5.4.2 模型设定 |
| 5.4.3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5.4.4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5.4.5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主要结论、政策启示与研究不足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案例研究与描述性分析的主要结论 |
| 6.1.2 因果推断与机制分析的主要结论 |
| 6.2 政策启示 |
| 6.2.1 发挥制度优势,有效拓展议程设置空间 |
| 6.2.2 拓宽信息渠道,合理安排政策议程内容 |
| 6.2.3 健全体制机制,提升决策者的注意力管理能力 |
| 6.2.4 理顺央地关系,积极发挥中央政府的“指挥棒”作用 |
| 6.3 研究不足与后续工作 |
| 6.3.1 研究内容方面 |
| 6.3.2 方法模型方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编码一致性检验结果 |
| 附录2: 省政府常务会议文本编码类目系统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着作 |
（2）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个案价值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成果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视角、创新及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创新 |
| 四、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本研究基本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概念解读 |
| 一、新时代 |
| 二、高新区 |
| 三、管理体制 |
| 四、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 |
| 第二节 理论工具 |
| 一、整体性政府理论 |
| 二、政府职能理论 |
| 三、治理理论 |
| 第三节 逻辑建构 |
| 一、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动因 |
| 二、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目标 |
| 三、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策略 |
| 四、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重点 |
| 第二章 基本概况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与高新区设立 |
| 一、地方政府体制改革 |
| 二、高新区设立背景分析 |
| 三、我国高新区的特点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高新区沿革 |
| 一、探索初创期(1988-2000) |
| 二、巩固提升期(2001-2012) |
| 三、转型发展期(2013年至今) |
| 第三节 比照 |
| 一、国外高新区管理体制及特点 |
| 二、我国高新区管理体制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
| 三、研究启示 |
| 第三章 个案研究: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 |
| 第一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概况及现行管理体制 |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概况 |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现状及特点 |
| 三、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下取得的成就 |
| 第二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国家高新区的异同分析 |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国家高新区的共同点 |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高新区的差异性 |
| 第三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探索及其价值 |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的转型之路 |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方式创新 |
| 三、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价值 |
| 第四章 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 |
| 一、高新区与行政区比较 |
| 二、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 |
| 三、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的启示 |
| 第二节 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比较 |
| 一、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的模式比较 |
| 二、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的特点解读 |
| 三、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比较的启示 |
| 第三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的成效、困境及原因分析 |
| 一、高新区管理体制取得的成效 |
| 二、高新区管理体制面临的困境 |
| 三、高新区管理体制困境的原因分析 |
| 第五章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目标及内容 |
| 第一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 |
| 一、影响因素分析 |
| 二、影响管理体制转型的变量提取 |
| 第二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目标确立 |
| 一、动力:高新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 |
| 二、方向:高新区行政区管理体制二合一 |
| 三、目标:建立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 |
| 第三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内容落定 |
| 一、功能优化 |
| 二、职能转变 |
| 三、权力重构 |
| 四、机构改革 |
| 第六章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路径研究 |
| 第一节 转型目标 |
| 一、紧扣为民宗旨,实现终极目标 |
| 二、瞄准时代战略,提升功能定位 |
| 三、立足自身职能,加强兼收并蓄 |
| 第二节 转型策略 |
| 一、上下结合的“渐进式”转型 |
| 二、政社合作的“包容性”放权 |
| 三、社会治理的“开放型”共建 |
| 第三节 转型保障 |
| 一、“法治型”高新区建设的有效实施 |
| 二、“大部制”高新区改革的有序推进 |
| 三、“合作式”府际关系的有力构建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3）基于经济福利视角的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问题及意义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与章节安排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章节安排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研究综述 |
| 2.1 产业竞争力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1 产业竞争力的概念与内涵 |
| 2.1.2 产业竞争力研究的渊源和理论解释 |
| 2.1.3 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基础 |
| 2.2 经济福利视角与制造业产业竞争力 |
| 2.3 经济福利视角下制造业产业发展现状综述 |
| 2.3.1 制造业在经济福利中的表现 |
| 2.3.2 制造业创造的经济福利综述 |
| 2.3.3 主要工业化国家制造业产业策略综述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水平反映机理模型的构建与假设 |
| 3.1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反映机理模型的理论背景 |
| 3.2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反映机理模型 |
| 3.3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反映机理的研究假设 |
| 3.3.1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与产业实力要素 |
| 3.3.2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与产业潜力要素 |
| 3.3.3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与产业环境要素 |
| 3.4 反映机理模型与波特钻石模型的一致性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和假设验证 |
| 4.1 指标体系建构和验证的理论基础 |
| 4.1.1 信度、效度理论及变量测量 |
| 4.1.2 调查问卷的可靠性 |
| 4.2 变量定义及初级量表的建立 |
| 4.3 效度检查和量表净化 |
| 4.3.1 测量指标的整理和检查 |
| 4.3.2 维度指标的整理和检查 |
| 4.3.3 问项净化和信度检验 |
| 4.4 变量检验与构建效度 |
| 4.5 因子分析与指标体系的假设验证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复杂面板数据的模型构建及测量 |
| 5.1 评价模型的理论基础 |
| 5.2 产业数据统计口径的可比性 |
| 5.3 评价指标数据的收集和获取 |
| 5.3.1 逻辑指标向测量指标的转换 |
| 5.3.2 测量指标的数据来源 |
| 5.4 判断矩阵与权向量的计算 |
| 5.5 综合评价的计算过程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指标体系的制造业竞争力测量及政策意义 |
| 6.1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指数总体情况 |
| 6.2 基于维度指标的中国产业竞争力分析 |
| 6.2.1 产业规模维度 |
| 6.2.2 质量效益维度 |
| 6.2.3 产业结构维度 |
| 6.2.4 产业可持续发展维度 |
| 6.3 政策建议 |
| 6.3.1 基于综合指数分析的政策建议 |
| 6.3.2 基于四个维度指标的政策建议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4）美国STEM教育发展研究 ——以学校科目社会史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问题界定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STEM教育的一般研究 |
| 二、美国STEM教育发展历程相关研究 |
| 三、已有研究审视与思考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课程史研究的理论审视 |
| 二、学校科目社会史研究视角与研究思路 |
| 三、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的研究方法选择 |
| 第四节 研究意义 |
| 一、深化STEM教育基础理论研究 |
| 二、为我国STEM教育本土化实践提供参考经验 |
| 第二章 美国STEM教育发展的多重矛盾与发展阶段 |
| 第一节 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STEM教育发展的多重矛盾 |
| 一、STEM教育发展矛盾的梳理 |
| 二、推动STEM教育发展多重矛盾的基本解释 |
| 第二节 STEM教育发展的矛盾结构变化与阶段划分 |
| 一、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孕育STEM教育思想萌芽 |
| 二、工程教育的加入带动STEM教育课程体系初步建设 |
| 三、政府力量主导学校课程改革与STEM教育制度化建设 |
| 四、课程专家主导的STEM教育标准化课程体系构建 |
| 第三章 科学教育改革中的STEM教育思想萌芽 |
| 第一节 学校教育面临转型课题 |
| 一、精英化科学教育难以满足大量技术型人才需求 |
| 二、高等教育中的科学与工程教育式微 |
| 第二节 科学教育新特征的出现 |
| 一、不同团体的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试验 |
| 二、多重改革下科学教育呈现新特征 |
| 第三节 科工教育改革的实践火种 |
| 一、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下的科学课程整合实践 |
| 二、前瞻性却举步维艰的工程教育项目发展 |
| 第四节 思想萌芽期STEM教育的发展特征 |
| 一、STEM教育的理论基础大致形成 |
| 二、STEM教育的实践路径初见端倪 |
| 三、STEM概念发展尚未完善 |
| 第四章 工程教育推动的STEM课程体系初步建设 |
| 第一节 STEM人才预警与工程教育的纳入 |
| 一、硬科学专业选择持续遇冷引发STEM劳动力危机 |
| 二、STEM本土人才储备需从基础教育改革入手 |
| 三、基础教育中纳入工程教育实现STEM专业准备 |
| 第二节 依托工程教育实现STEM教育完整拼图 |
| 一、以工程教育作为STEM整合的“催化剂” |
| 二、“术语”出现与STEM教育步入系统化发展 |
| 第三节 民间大型学术团体主导的STEM课程研究 |
| 一、STEM课程改革全国示范项目出现——以“项目引路计划”为例 |
| 二、《学生如何学习科学》发布与对探究式教学手段的重新思考 |
| 三、教师教育学院协会引导的全国性STEM教师专业发展项目研究 |
| 第四节 STEM课程体系的初建表现 |
| 一、STEM课程理念共识初步形成 |
| 二、STEM课程开发技术层面的经验累积 |
| 三、多方主体尚未形成发展合力 |
| 第五章 政府主导下的STEM教育制度化推进 |
| 第一节 STEM教育的国家战略式发展需求 |
| 一、联邦政府的“风险投资” |
| 二、标准化运动下STEM教学质量堪忧 |
| 三、STEM教育的国家战略上升进程 |
| 第二节 政府主导的STEM教育政策建设 |
| 一、大力度财政拨款为STEM教育改革提供保障 |
| 二、STEM教育发展的顶层设计 |
| 三、以竞争性拨款项目调动各方STEM教育参与热情 |
| 四、立法以昭示发展STEM教育的国家意志 |
| 第三节 政府引领下STEM教育多主体发展合力形成 |
| 一、联邦主导下民间组织的STEM教育推动路径 |
| 二、“多元主体”STEM教育改革模式形成 |
| 第四节 制度化推进期STEM教育的发展特点 |
| 一、为满足国家劳动力需求而发展的STEM教育 |
| 二、STEM教育价值唤醒研究的热潮 |
| 三、趋向多元的STEM课程设计与实施 |
| 第六章 STEM教育的标准化课程建设 |
| 第一节 STEM教育发展面临内外困境 |
| 一、再工业化战略持续升级带来STEM劳动力需求倍增 |
| 二、STEM教育实施出现形式主义危机 |
| 三、功利主义反噬STEM劳动力培养效率 |
| 第二节 迈向标准化的STEM课程建设 |
| 一、横纵衔接的STEM课程体系 |
| 二、聚焦学生自主探究的教学设计 |
| 三、内容性与表现性一致的STEM课程实施标准 |
| 第三节 标准化课程建设阶段STEM教育的发展特征 |
| 一、课程专家成为STEM教育发展的主导力量 |
| 二、纳入人文学科提升STEM教育育人价值 |
| 三、强化问责保障STEM教育发展质量 |
| 四、层次分明的课程实施体系实现STEM教育有效落地 |
| 第七章 STEM教育发展机制及其启示 |
| 第一节 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美国STEM教育发展机制解析 |
| 一、从外力推进到内部自觉的发展动因机制 |
| 二、以工程为基点的跨学科内容整合机制 |
| 三、由多元走向统一的课程实施机制 |
| 第二节 美国STEM教育发展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
| 一、我国STEM教育发展的现状与需求 |
| 二、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美国STEM教育发展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与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5）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概念阐释 |
| 四、行文结构与研究内容 |
| 五、运用的资料 |
| 六、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太原市历史沿革与变迁 |
| 第一节 太原市的自然社会历史条件 |
| 一、自然条件 |
| 二、历史沿革 |
| 三、承袭发展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太原市行政区划(1912—1937) |
| 一、早期变革——行政区划调整 |
| 二、专业建制——市政公所成立 |
| 三、分区管理——划分五区模式 |
| 第三节 太原城市功能规划变迁 |
| 一、宋明时期城区功能格局 |
| 二、清朝时期城区功能格局 |
| 三、民国时期城区功能变迁 |
| 小结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太原城市人口变动与管理 |
| 第一节 民国之前山西人口发展概述 |
| 一、城市人口概念界定 |
| 二、元代以前人口变迁 |
| 三、明清时期人口变化 |
| 第二节 近代人口管理起步(1912—1932) |
| 一、民初人口统计 |
| 二、民初山西人口 |
| 三、民初太原人口 |
| 第三节 省会人口管理(1933—1937) |
| 一、分类管理 |
| 二、制度建设 |
| 三、统计管理 |
| 小结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太原城市民用照明建设管理 |
| 第一节 近代太原照明用电起源 |
| 一、清末山西政治环境 |
| 二、近代太原照明肇始 |
| 三、民初电力事业概述 |
| 第二节 新记公司创立 |
| 一、创立运营 |
| 二、组织管理 |
| 三、初具规模 |
| 第三节 新记公司发展 |
| 一、国内成长环境 |
| 二、调整巩固提高 |
| 三、稳步投资建设 |
| 第四节 太原电力事业(1934—1937) |
| 一、国民政府政策扶持 |
| 二、新记公司接续发展 |
| 三、太原电力事业概况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太原城市道路交通管理 |
| 第一节 清末城市管理初步开启 |
| 一、道路交通概念界定 |
| 二、清末城市道路管理 |
| 第二节 民初道路交通管理 |
| 一、省会恢复及建章立制 |
| 二、交通管理及设施维护 |
| 三、道路养护及系统管理 |
| 四、严格执法及违警处置 |
| 第三节 太原城市街道管理(1931—1937) |
| 一、系统规划 |
| 二、统筹管理 |
| 小结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太原城市公共卫生管理 |
| 第一节 近代太原市公共卫生管理 |
| 一、清末卫生管理启动 |
| 二、民初卫生管理举措 |
| 第二节 规划中的公共卫生事业 |
| 一、自来水事业 |
| 二、下水道计划 |
| 三、尘芥物清理 |
| 四、重点行业管理 |
| 五、卫生防疫体系 |
| 第三节 太原城市公共卫生管理(1931—1937) |
| 一、完善制度建设 |
| 二、加强环卫清理 |
| 三、宰杀牲畜管理 |
| 四、公厕粪场管理 |
| 五、夏令卫生扫除 |
| 六、城市用水管理 |
| 七、防疫卫生管理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资料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吉林省红色旅游发展中政府职能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概念的界定与理论依据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红色旅游 |
| 2.1.2 地方政府职能 |
| 2.1.3 红色旅游发展中的地方政府职能 |
| 2.2 理论基础阐释 |
| 2.2.1 公共产品理论 |
| 2.2.2 新公共管理理论 |
| 2.2.3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2.2.4 多中心治理理论 |
| 第3章 吉林省红色旅游发展中政府职能履行现状 |
| 3.1 吉林省红色旅游资源的分布及开发利用现状 |
| 3.1.1 吉林省红色旅游资源的分布 |
| 3.1.2 吉林省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现状 |
| 3.2 吉林省红色旅游景区顾客满意度调查 |
| 3.2.1 调研方案的设计 |
| 3.2.2 调研结果及分析 |
| 3.3 吉林省红色旅游发展取得的成绩 |
| 3.3.1 政府主导力度不断加大 |
| 3.3.2 红色旅游产业效应日趋显现 |
| 3.3.3 红色旅游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
| 3.3.4 红色旅游合作深度日趋加强 |
| 3.3.5 红色景区人才培训力度加强 |
| 第4章 吉林省红色旅游发展中政府职能履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4.1 吉林省红色旅游发展中政府职能履行存在的问题 |
| 4.1.1 红色旅游景区旅游路线设计不科学,缺乏整体部署 |
| 4.1.2 红色旅游景区资源老化陈旧,基础设施不配套 |
| 4.1.3 红色旅游与白色旅游融合不足,整合联动效应弱 |
| 4.1.4 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不力,市场监管薄弱 |
| 4.1.5 红色旅游景区产品提供形式单一,专业人才匮乏 |
| 4.1.6 红色旅游宣传推广不足,品牌效益未充分显现 |
| 4.2 吉林省红色旅游发展中政府职能履行问题的成因分析 |
| 4.2.1 红色旅游规划发展目标定位不清晰 |
| 4.2.2 政府对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保护的投资不足 |
| 4.2.3 红色旅游市场运行体系尚未建立 |
| 4.2.4 相关部门职责不清,监管体制不健全 |
| 4.2.5 服务意识淡薄,公共服务职能缺失 |
| 第5章 国内其他地区政府职能促进红色旅游发展的经验及启示 |
| 5.1 延安政府促进红色旅游发展的成功经验 |
| 5.1.1 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模式,满足多样化需求 |
| 5.1.2 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广泛宣传红色旅游 |
| 5.1.3 编制红色旅游发展规划,带动红色旅游周边产业 |
| 5.2 江西省井冈山红色旅游发展的主要经验 |
| 5.2.1 理顺管理体制,加强红色资源保护 |
| 5.2.2 立足红色资源,创建红色品牌 |
| 5.2.3 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明显,旅游业发展势头强劲 |
| 5.3 沂蒙老区政府发展红色旅游的成功经验 |
| 5.3.1 开展红色旅游体验项目,丰富红色旅游内涵 |
| 5.3.2 整合红色资源,打造园区化发展模式 |
| 5.3.3 设立党性教育基地,带动红色旅游发展 |
| 5.4 国内其他地区政府履职促进红色旅游发展经验的启示 |
| 5.4.1 坚持项目支撑,积极营造吉林红色旅游发展新风貌 |
| 5.4.2 完善旅游宣传投入机制,加快信息化发展 |
| 5.4.3 开发特色红色旅游产品,提高其创新力 |
| 第6章 吉林省在推进红色旅游发展中政府职能优化的对策建议 |
| 6.1 加强政府对红色旅游的统一规划、开发和利用 |
| 6.1.1 编制红色旅游总体规划,强化规划的引导作用 |
| 6.1.2 整合红色旅游资源,实现规模效益 |
| 6.2 加大政府对红色旅游的财政投入和政策扶持 |
| 6.2.1 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设立红色旅游专项扶持资金 |
| 6.2.2 广开融资渠道,进一步完善配套设施建设 |
| 6.3 加强红色旅游与地方特色旅游的融合联动 |
| 6.3.1 深度挖掘当地红色文化内涵,打造地域红色品牌 |
| 6.3.2 发展“红色+”模式,强化资源融合效应 |
| 6.4 加大政府对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保护和市场监管的力度 |
| 6.4.1 保护红色历史文化,优化当地的旅游生态环境 |
| 6.4.2 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等多主体协同,强化市场监管 |
| 6.5 优化红色旅游服务体系,提供多样化的红色旅游产品 |
| 6.5.1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旅游服务功能 |
| 6.5.2 积极开发多样化旅游产品,精心设计旅游项目 |
| 6.6 加大营销推广的力度,加强红色景区专业人才培养 |
| 6.6.1 加大营销推广力度,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 |
| 6.6.2 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引进和培训,健全考核机制 |
| 第7章 研究结论及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不足之处及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 |
（7）共青团工作及其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共青团工作的思想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青年观 |
| (一)青年是重要的革命力量,代表着未来和希望 |
| (二)接受教育和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是青年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
| (三)先进青年组织应担负起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重任 |
| 二、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青年观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毛泽东的青年观 |
|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青年观 |
| (三)新时代习近平的青年观 |
| 第二章 共青团的组织特色 |
| 一、共青团的组织性质 |
| (一)跟着共产党走:共青团组织的政治性 |
| (二)领着青年走:共青团组织的先进性 |
| (三)与青年同步走:共青团组织的群众性 |
| 二、共青团的组织结构 |
| (一)共青团组织的结构形态 |
| (二)共青团纵横网状结构的优势 |
| 三、共青团的组织原则 |
| (一)共青团“三个服从”的原则 |
| (二)共青团代表大会制度 |
| (三)共青团民主选举制度 |
| (四)上下级团组织互通情报、互相监督制度 |
| (五)共青团集体领导制度 |
| 四、共青团的组织职能 |
| (一)共青团的政治职能 |
| (二)共青团的社会职能 |
| 五、共青团的组织环境 |
| (一)共青团与党的关系 |
| (二)共青团与全国青联的关系 |
| (三)共青团与全国学联的关系 |
| 第三章 共青团工作的实践轨迹 |
| 一、共青团工作的历史前奏 |
| (一)共青团工作开展的思想前奏 |
| (二)共青团工作开展的组织奠基 |
| (三)共青团工作开展的力量储备 |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青团工作的开创 |
| (一)占领思想高地:开展面向青年的教育宣传 |
| (二)发动有生力量:革命运动中对青年的组织动员 |
|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共青团工作的有序深入 |
| (一)政治学习中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 |
| (二)抗美援朝运动中爱国主义教育 |
| (三)社会主义建设中集体主义教育 |
| 四、文化大革命期间共青团工作的中断与初步恢复 |
|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共青团工作的恢复与发展 |
| (一)共青团的工作由恢复和发展开始走向全面活跃 |
| (二)共青团的工作制度化、科学化探索 |
| (三)共青团工作由管理向服务的转变 |
| 六、共青团工作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共青团工作的政治保障 |
| (二)坚持理论建设是共青团工作的思想保障 |
| (三)坚持服务大局是共青团工作发展的工作重点 |
| (四)坚持融入青年是共青团工作创新的力量源泉 |
| 第四章 新时代共青团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一、共青团工作创新发展的新机遇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共青团思想引领提出更高期待 |
| (二)“互联网+”为共青团工作方式创新提供技术支撑 |
| (三)新型城镇化为扩大共青团覆盖面奠定基础 |
| (四)社会组织发展为共青团职能发挥提供平台 |
| 二、共青团工作面临的挑战 |
| (一)青年群体结构多元分化影响共青团工作覆盖力 |
| (二)青年思想与需求多样化影响共青团工作引领力 |
| (三)组织资源有限供给与离散影响共青团工作组织力 |
| (四)行政化与机关化风气遗存影响共青团工作凝聚力 |
| 第五章 新时代共青团工作的创新发展 |
| 一、共青团工作创新的理念 |
| (一)以青年为本是共青团工作创新的原则 |
| (二)增强技术性是共青团工作创新的核心 |
| (三)完善制度是共青团工作创新的突破口 |
| 二、中国梦视域下的共青团思想引领工作创新 |
| (一)“中国梦”与共青团思想引领的价值定位 |
| (二)共青团思想引领路径的多元化 |
| 三、新媒体视域下的共青团工作方式创新 |
| (一)共青团网络工作的新环境 |
| (二)共青团对青年网络话语体系的把握 |
| (三)共青团构建新媒体话语体系的新理念 |
| 四、社会治理视域下的共青团工作的创新 |
| (一)青年组织是共青团工作创新的重要变量 |
| (二)成为“枢纽型组织”:共青团参与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 |
| (三)跨界搭台:增强共青团的枢纽性有效途径 |
| (四)扁平化与品牌化:提升基层团组织活力的有益探索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中国产业竞争力相关研究 |
| 1.2.2 中美贸易摩擦动因相关研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分析逻辑与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制造业竞争力与国际贸易摩擦:理论逻辑 |
| 2.1 概念界定及本研究指向 |
| 2.1.1 制造业竞争力 |
| 2.1.2 贸易摩擦 |
| 2.2 制造业竞争力与贸易摩擦形成 |
| 2.2.1 制造业竞争力、国家利益与贸易摩擦 |
| 2.2.2 国家利益、国家干预与贸易摩擦 |
| 2.2.3 制造业竞争力引发贸易摩擦的机制和逻辑 |
| 2.3 制造业竞争力与贸易摩擦升级 |
| 2.3.1 制造业竞争力相对变化与比较优势演化 |
| 2.3.2 比较优势演化、产业结构调整与摩擦升级 |
| 2.3.3 制造业竞争力导致贸易摩擦激化的动态过程 |
| 2.4 小结 |
| 第3章 中国制造业发展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回顾 |
| 3.1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动态变化及其在对外贸易中的反映 |
| 3.1.1 产出结构动态变化与竞争力变迁 |
| 3.1.2 对外贸易发展及其反映的制造业竞争力变化 |
| 3.1.3 竞争力变动趋势的实证分析与描述 |
| 3.2 美国经济发展的结构特征与制造业相对竞争力演化 |
| 3.2.1 美国制造业规模、结构及支柱产业 |
| 3.2.2 美国对外贸易发展及其结构意义 |
| 3.2.3 制造业相对竞争力变动的实证分析与描述 |
| 3.3 中美贸易摩擦发展历程的时间与行业特征 |
| 3.3.1 2001 年-2008 年:以纺织、机电、化工等产品为主的贸易摩擦 |
| 3.3.2 2009 年-2016 年:贸易摩擦向高新技术产业领域蔓延升级 |
| 3.3.3 2017 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规模、层级和烈度发生新变化 |
| 3.3.4 中美贸易摩擦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具有时间相关性 |
| 3.4 小结 |
| 第4章 制造业竞争力变化引致中美贸易摩擦的逻辑和条件 |
| 4.1 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乃至激化的基本逻辑和条件 |
| 4.1.1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贸易摩擦 |
| 4.1.2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贸易摩擦 |
| 4.1.3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引发中美行业贸易摩擦的基本逻辑和条件 |
| 4.2 特朗普政府贸易战的经济根源与美方逻辑 |
| 4.2.1 “中国制造2025”在美国引发对抗性贸易政策反应 |
| 4.2.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是贸易战爆发的经济根源 |
| 4.2.3 中国快速崛起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构成挑战 |
| 4.3 小结 |
| 第5章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冲击 |
| 5.1 新兴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
| 5.1.1 产业竞争力来源与影响因素识别 |
| 5.1.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驱动因素分析 |
| 5.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所受影响分析 |
| 5.2.1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 |
| 5.2.2 华为公司成长历程带来的启示与思考 |
| 5.3 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6.1.1 主要结论 |
| 6.1.2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6.2 中国应对建议 |
| 6.2.1 中美贸易战前景简析 |
| 6.2.2 中国应对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9）新中国成立七十年（1949-2019）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设计与分析进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路线 |
| 1.4 研究的创新点和存在的难点 |
| 1.4.1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4.2 研究存在的难点 |
| 第二章 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基础理论 |
| 2.1 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相关概念 |
| 2.1.1 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概念分析 |
| 2.1.2 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特点 |
| 2.2 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重点分析 |
| 2.2.1 二元要素为主走向五元要素并重 |
| 2.2.2 重视农村基层经济法律制度的治理作用 |
| 2.2.3 由行政法领域向经济法领域的制度重心迁移 |
| 2.3 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法学理论基础 |
| 2.3.1 实质公平理论 |
| 2.3.2 社区发展权理论 |
| 2.3.3 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理论 |
| 2.3.4 农民权益保障理论 |
| 2.3.5 利益与利益机制理论 |
| 2.3.6 资源相互依赖理论 |
| 2.4 治理理论 |
| 2.4.1 统治、管理与治理 |
| 2.4.2 多中心治理理论 |
| 2.4.3 社会中间层主体理论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演变历程 |
| 3.1 建国初期(1949-1966 年):具备少量法律规则的行政命令式管理 |
| 3.1.1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概述 |
| 3.1.2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的目标和价值理念 |
| 3.1.3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取得成效 |
| 3.2 文革时期(1966-1976 年):缺乏法律规制的运动管理 |
| 3.2.1 农村基层治理概述 |
| 3.2.2 农村基层治理评价 |
| 3.3 恢复发展时期(1977-1989 年):逐步建立的基层治理法律规则 |
| 3.3.1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概述 |
| 3.3.2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的目标和价值理念 |
| 3.3.3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取得成效 |
| 3.3.4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 |
| 3.4 转型发展时期(1989-2000 年):行政法体系下的基层法制发展 |
| 3.4.1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概述 |
| 3.4.2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的目标和价值理念 |
| 3.4.3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取得成效 |
| 3.4.4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 |
| 3.5 稳定发展时期(2000-2012 年):经济法介入中的治理法律体系完善 |
| 3.5.1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概述 |
| 3.5.2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的目标和价值理念 |
| 3.5.3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取得成效 |
| 3.5.4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 |
| 3.6 新时代(2012 年至今):经济法框架下的基层治理五元规制 |
| 3.6.1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概述 |
| 3.6.2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的目标和价值理念 |
| 3.6.3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取得成效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影响因素及演变规律 |
| 4.1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影响因素 |
| 4.1.1 金融要素的支持 |
| 4.1.2 技术要素的影响 |
| 4.1.3 政策要素的倾斜 |
| 4.1.4 土地要素的影响 |
| 4.1.5 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推动 |
| 4.2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演变规律 |
| 4.2.1 立法理念从―以农为本“到―以民为本” |
| 4.2.2 法律主体从单项权威到多元共治 |
| 4.2.3 治理方式从政府包办到自治、法治、德治协同 |
| 4.2.4 法制化效果从―以城带乡“到―城乡一体化” |
| 4.3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经验总结 |
| 4.3.1 重视法律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保障作用 |
| 4.3.2 重视村民自治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内生力量发挥 |
| 4.3.3 重视基层党组织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堡垒作用 |
| 第五章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现状分析 |
| 5.1 当前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现状描述 |
| 5.1.1 国家层面对农村基层经济治理制度的逐步重视 |
| 5.1.2 社会层面对农村社区组织化法律制度的逐步发展 |
| 5.1.3 个人层面对农民权益的法治保障 |
| 5.2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问题分析 |
| 5.2.1 “治理缺位”: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新危机 |
| 5.2.2 “权能弱化”和“信任流失”: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新困境 |
| 5.2.3 基层治理转型中传统理念与实践模式的双重阻滞 |
| 5.3 服务导向下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困境的原因分析 |
| 5.3.1 压力型体制: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深层因素 |
| 5.3.2 法制悬浮: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制度因素 |
| 5.3.3 村民自治梗阻: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决定因素 |
| 第六章 国内外典型国家和地区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经验借鉴 |
| 6.1 国外典型国家农村基层治理制度介绍 |
| 6.1.1 美国:“城乡共生型”乡村小城镇 |
| 6.1.2 日本:“地方自治”建设现代乡村 |
| 6.1.3 韩国:“多元协作供给”的乡村治理 |
| 6.1.4 澳大利亚:“上下互动”的社区自助式治理 |
| 6.1.5 新加坡:政府主导的社区组织治理 |
| 6.2 国内典型地区农村基层治理经验 |
| 6.2.1 江西省分宜县“党建+”乡村治理经验 |
| 6.2.2 广东珠海幸福村居建设经验 |
| 6.2.3 湖北省秭归县“幸福村落”治理经验 |
| 6.2.4 浙江省诸暨市新时代“枫桥经验” |
| 6.3 国内外典型国家及地区乡村治理的经验借鉴 |
| 第七章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发展重点与趋势 |
| 7.1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发展目标 |
| 7.2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发展重点 |
| 7.2.1 重视农村经济法律制度的发展健全 |
| 7.2.2 重视治理依据的法律向转型 |
| 7.2.3 重视治理法制环境的市场化转变 |
| 7.2.4 重视农村多元纠纷的法治化解 |
| 7.3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发展趋势 |
| 7.3.1 法律规则体系化 |
| 7.3.2 法律主体多元化 |
| 7.3.3 法治环境社区化 |
| 7.3.4 法制背景市场化 |
| 第八章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重点制度与重点立法设计 |
| 8.1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经济法价值取向 |
| 8.1.1 注重实质公平正义 |
| 8.1.2 限制公权,保护农民权益 |
| 8.1.3 自由价值 |
| 8.1.4 绿色价值 |
| 8.2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基本原则 |
| 8.2.1 农民权益保障原则 |
| 8.2.2 规制适度原则 |
| 8.2.3 共建共治共享原则 |
| 8.2.4 最小限制和最大促进原则 |
| 8.3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的重点制度构建 |
| 8.3.1 稳定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法律制度 |
| 8.3.2 完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自治制度 |
| 8.3.3 完善社会中间层组织治理的法律引导制度 |
| 8.3.4 建立健全乡规民约的软法规制制度 |
| 8.4 乡村治理法制化重点立法设计——《农村社区发展促进法》 |
| 8.4.1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立法选择 |
| 8.4.2 制定《农村社区发展促进法》的宗旨与目标 |
| 8.4.3 制定《农村社区发展促进法》的总体思路 |
| 8.4.4 制定《农村社区发展促进法》的立法框架拟定 |
| 8.4.5 《农村社区发展促进法》法律草案建议稿 |
| 第九章 结语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研究生在读期间学术成果与获奖情况 |
| 附录2 研究生在读期间参与研究的课题 |
| 致谢 |
（10）东北地区产业集群与经济空间耦合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创新和不足 |
| 1.3.1 研究创新 |
| 1.3.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研究 |
| 2.1 产业集群理论 |
| 2.1.1 产业集群概念 |
| 2.1.2 产业集群分类 |
| 2.1.3 产业集群发展影响因素 |
| 2.1.4 产业集群发展理论 |
| 2.2 区域经济空间理论 |
| 2.2.1 区域经济空间概念 |
| 2.2.2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 |
| 2.2.3 区域经济空间网络演化 |
| 2.2.4 区域经济空间形成发展 |
| 2.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3.1 产业集群研究现状 |
| 2.3.2 经济空间理论研究现状 |
| 2.3.3 产业集群和经济空间耦合问题研究现状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产业集群与经济空间耦合模型 |
| 3.1 相关理论 |
| 3.1.1 复杂适应理论 |
| 3.1.2 复杂性理论与产业集群 |
| 3.1.3 复杂性理论与区域经济空间 |
| 3.1.4 耦合理论 |
| 3.1.5 产业集群与经济空间复杂适应系统的耦合性理论 |
| 3.2 耦合度及关联度的模型 |
| 3.2.1 耦合度模型的设计 |
| 3.2.2 耦合关联度模型设计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产业集群与经济空间耦合的内容与运行机制分析 |
| 4.1 产业集群与经济空间耦合的内容 |
| 4.1.1 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空间结构耦合分析 |
| 4.1.2 产业集群演化模式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耦合分析 |
| 4.1.3 社会网络系统耦合分析 |
| 4.1.4 创新体系耦合分析 |
| 4.2 产业集群-区域经济空间耦合的运行机制 |
| 4.2.1 产业集群-区域经济空间耦合以及耗散结构 |
| 4.2.2 构建运行机制模型 |
| 4.2.3 运行过程 |
| 4.2.4 运行机制 |
| 4.3 产业集群-区域经济空间耦合以及区域经济发展 |
| 4.3.1 区域工业化 |
| 4.3.2 区域城市化 |
| 4.3.3 区域竞争力 |
| 4.3.4 耦合系统与区域工业化 |
| 4.3.5 耦合系统与区域城市化 |
| 4.3.6 耦合系统与区域竞争力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东北地区产业集群与经济空间发展现状 |
| 5.1 东北地区产业集群基本状况 |
| 5.1.1 发展历程 |
| 5.1.2 集聚状况 |
| 5.1.3 发展动因 |
| 5.2 东北地区经济空间状况 |
| 5.2.1 地域分工和空间特点 |
| 5.2.2 空间类型 |
| 5.2.3 东北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 |
| 5.3 东北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变及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 |
| 5.3.1 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发展阶段判断 |
| 5.3.2 东北区域经济重心的演变 |
| 5.3.3 东北区域发展均衡性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东北地区产业集群与经济空间耦合性分析 |
| 6.1 产业集群实例 |
| 6.1.1 长春汽车产业集群 |
| 6.1.2 沈阳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
| 6.1.3 哈尔滨绿色食品产业集群 |
| 6.2 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空间耦合度分析 |
| 6.2.1 关联度指标体系 |
| 6.2.2 协调度分析 |
| 6.2.3 运行水平分析 |
| 6.3 战略新兴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空间的耦合关系 |
| 6.3.1 研究假设与约束条件 |
| 6.3.2 耦合发展效率测度模型 |
| 6.3.3 将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样本的实证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东北地区产业集群-区域经济空间发展策略构建 |
| 7.1 区域经济发展背景下东北产业集群的发展方向 |
| 7.1.1 预先发展特色产业集群 |
| 7.1.2 开发潜力产业的集聚能力 |
| 7.2 重视区域经济背景下的产业集群发展 |
| 7.2.1 强化产业集群发展战略规划 |
| 7.2.2 整合产业集群结构 |
| 7.2.3 优化东北区域产业集群发展环境 |
| 7.2.4 建立区域创新体系发展模式 |
| 7.2.5 推动国有企业集群与中小企业集群共同发展 |
| 7.2.6 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 |
| 7.2.7 建立区域一体化发展模式 |
|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政府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过程中应选好切入点（论文参考文献）
- [1]政策议程设置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D]. 燕阳. 北京邮电大学, 2021(01)
- [2]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D]. 刘洋. 苏州大学, 2021(07)
- [3]基于经济福利视角的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评价研究[D]. 王迪. 北京邮电大学, 2020(04)
- [4]美国STEM教育发展研究 ——以学校科目社会史为视角[D]. 杜文彬.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8)
- [5]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研究（1912-1937）[D]. 张国华. 山西大学, 2020(08)
- [6]吉林省红色旅游发展中政府职能优化研究[D]. 籍莉. 长春工业大学, 2020(01)
- [7]共青团工作及其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研究[D]. 马琳琳.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8]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D]. 那振芳. 辽宁大学, 2019(05)
- [9]新中国成立七十年（1949-2019）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研究[D]. 张慧瑶. 华中农业大学, 2019
- [10]东北地区产业集群与经济空间耦合机理研究[D]. 高月媚. 吉林大学, 201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