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探讨需要本体论观察——来自建构主义理论的启示

一、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的探讨需要本体论的观照——来自建构主义理论的启示（论文文献综述）

王慧^[1]（2021）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基于学术史的考察专业:政治学理论指导教师:马雪松教授20世纪80年代,詹姆斯·马奇与乔罕·欧森从组织理论的立场将长期受到忽视的制度和制度分析带回政治科学的主流议程,大批学者由此汇聚到新制度主义这面旗帜下并开启了新的研究篇章,以至有人开始高呼:“现在我们都是新制度主义者了”!然而,新制度主义的强劲发展一度令置身于制度结构之中的行动者黯然失色,制度被赋予了更多的约束性功能,其本身蕴含的使动意味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此背景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迎来观念转向的浪潮,众多学者纷纷加入观念议题的讨论。这一变化对制度分析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表现为各个流派愈益关注观念,更为关键的是,以观念和话语为理论基石的建构制度主义得以兴起。如此一来,新制度主义的观念研究或观念转向议题进入了政治学的中心地带与前沿领域。“观念很重要”似乎已经人尽皆知,但要问观念究竟是什么却又出现聚讼纷纭、人云亦云的局面,所以从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有必要首先为观念这一核心概念确立基本的分析维度。观念是各类行动与社会变革的先导,因而观念一直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课题,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从不同角度论述观念的重要性。就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而言,很多学者为观念的界说付出了努力,综合来看,包含类型、层次、要素、形式在内的观念的划分都可以归纳为观念的结构要素,表示观念孕育于特定的政治背景、经济基础、制度结构及社会关系网络,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观念无法凭空产生或存续,需要依附于特定的行动者并经由传播观念的话语、叙事、框架等呈现机制才能切实发挥作用。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是贯穿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核心主线。从辩证的立场来看,观念即是制度,制度即是观念。本文从两个角度论述观念等同于制度的观点。从既定结果来看,某些观念性要素具有制度的属性,从转化过程来看,某些行动者的观念可以转化为实际的制度和政策。观念影响制度的生成、维系和变迁,制度也会影响观念的生成、维系和变迁,但这两条进路又有着本质区别与研究侧重。观念议题回归新制度主义并不是政治科学领域观念与制度相结合的首次尝试,而是有其深刻根植的历史脉络,观念与制度同等重要以及密切互动的观点可上溯至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以观念复归作为切入点并扩大分析视域可以发现,观念研究在政治学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兴起、衰落、复兴的转折时期,对其加以考察有助于理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前因后果。传统政治学研究中观念与制度相互交织在一起,旧制度主义虽然部分承袭了此前观念研究的传统,但偏向于对制度和观念予以宏观探讨与静态描述,旧制度主义的局限以及随后大行其道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主导了观念研究的衰落,不过这一时期仍然产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念性成果。观念的复兴发生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仅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支。聚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转向,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均从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加深了对观念的理解,但各个流派的观念转向有其独特性。建构制度主义代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观念维度上取得的突出成就,其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建构主义有着特殊的渊源,这一流派的分析基础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二元性或双重性,不确定性,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建构制度主义仍处于发展过程中,遵循建构逻辑而依次成长起来的观念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修辞制度主义和沟通制度主义均可被视为其内部的取向。理论的变革无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与回应,脱离现实的理论往往是空洞的和盲目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发生观念转向的关键原因在于,既有的制度分析框架无法为某些现实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基于这样的认识,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转向可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加以思考。一方面,观念转向促使各个流派加强对话交流与认同意识,缓和了各流派之间的理论张力,随着观念研究的逐渐深化,制度分析的视野得到相应的拓展。另一方面,比较政治研究离不开对规范和价值问题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立足日常经验反思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带来的深刻启示时,有必要审视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好的观念和好的制度是任何文明社会都应努力追求的目标。结构制约能动,能动生产结构,人类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最终落脚于行动者。如何更好地建构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并使由行动者建构的制度更好地发挥约束和使能作用,是一项需要加以认真和审慎探索的课题。

王枭^[2]（2021）在《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怎样形成的?这是现代教学研究首要回答的问题。如果知道了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路径,那么就可以知道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什么。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现代中国教学研究的起点,其研究价值不言而喻。近代中国教学观念以中国传统教学观念为起点,中西方文化碰撞为其提供了驱动力、近代中国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教育诉求为提供了发展要求,在驱动力和发展要求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具有中国属性的近代教学观念,即教学做合一观念。本论文采用观念史法、文献法、内容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开展研究。首先,绪论部分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源起、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之处等内容。通过文献综述梳理了教学思想、观念史研究等相关文献,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从而确定论文的研究问题和论文的写作方向。其次,从观念史的含义、理论要义、理论的产生、理论的发展、方法论的意蕴等方面来探析观念史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之上,明确观念史研究为教学思想史带来多个研究启示,如注重教学观念在文化场域中的综合研究、教学观念的语境研究、同一时空下多元教学观念间的互动研究等。再次,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起点是指中国传统教学观念阶段。通过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文化场域特征的梳理发现,此文化场域具有稳定和秩序性、直觉和顿悟性、关系性等特征。在此文化场域下,中国形成两种类型的教学观念,一是混沌一体教学观念,二是相对独立的教、学观念。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教学观念在教学目的上具有关系性、教学内容上具有稳定性、教学方式上具有体悟性等特征。另外,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改变的动力来源于文化场域、教学观念转变的内部动力、教学观念转变的外部动力等。随后,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形成的阶段与路径。横向来看,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经历了教学观念的自我批判、欧洲大陆教学观念对教学制度化的改造、英美教学观念对教学方法的改造、近代中国教学观念重塑等四个阶段形成的。纵向来看,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是从文化改造、到西方教学观念传播与实验、再到教育改革的路径中形成的。之后,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内涵与特征。通过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内涵的梳理,可知教学做合一观念具有三种含义,第一教、学、做是一体三面的关系,第二做是教、学的基础,第三教学做合一是一个传承与超越的教学观念。教学做合一观念具有关系论、主体性等特征。从学理的角度看,近代中国教学做合一观念是一个传承与超越的教学观念。最后,中国近代教学观念的形成历程对我国教学理论本土化建构提供了三点启示,一是坚持文化自信,扎根教育传统;二是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异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优势;三是关注时代发展,建构本土化教学理论。

王晓兵^[3]（2021）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航的观念路径》文中指出观念对社会生活影响的持续强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崛起和不断发展密切相关。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古代人是通过与生活接触形成观念,而近代人则是以观念为中介来感知生活。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支配地位的过程中,观念介入和影响社会生活的机制转化之表征。观念在理解生活中的作用愈发突出,影响愈发深巨,在某些激进学者那里“景观”和“符号”甚至被视为社会生活中处于根本性和决定性地位的影响要素。当观念成为理解社会生活的中介后,脱离具体生存实践的抽象外在反思式的观念就有了反过来影响甚至支配具体生活的可能,成为必须加以警惕的风险。要破解抽象外在反思式观念导致的观念脱离具体生活,干扰具体生活的自发进展,甚至阻挠社会生活发展向好的问题,就需要形成对社会生活以及生存实践的精准理论把握,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方式介入具体社会现实,避免抽象观念的空转,在具体社会现象和人的历史性生存实践境遇中对现实加以理论把握。在对社会现象之丰富性及其内容逻辑形成理论上的精准把握基础上,形成理论上的主体自觉,进而构造起基于理论化社会现实的有着明确理论自觉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以自由主义理论领航为主的西方思想目前正遭遇一系列解释困境并滋生出一系列其自身无法解决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理论领航正是建基于对自由主义造成的困境和危机的破解。这有其科学性,以及逻辑和历史的双重必然性。首先,在马克思的理论努力中就包含着对当时以古典自由主义为领航理论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各种弊端的理论把握和深刻剖析。破解自由主义带来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题中应有之意。其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的引领下,中国从贫弱走向富强,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的百年奋斗一再证明:中国的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领航。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应该、必须也能够担负起引领中国的持续稳定发展这一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取得今日的成就,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领航实现的。如今,国际局势日趋复杂,一些国家利用各种抽象的外在反思式的观念,借由观念在当前社会生活中扮演的理解和评价具体生活的中介功能,对他国施以愈发频繁的干扰,破坏其国家稳定、社会安宁和经济持续发展。此时,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抽象外在反思式观念进行有效前提批判,对其前提中隐蔽的价值倾向和理论强制加以拒斥,为保持战略定力提供主体自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我们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领航如何可能”来展开论证。即:事实上已经在发挥领航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能够在我们的理论分析中进展到自为-自觉状态的理论领航,以及这一进展的具体实现路径是什么之上。要面对抽象外在反思式的观念的侵蚀,首先就是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对真实的社会现实加以精准的理论把握,拒斥抽象外在反思式观念对社会现象的任意套用和随便剪裁,真正在理论层面把握社会现实的无限丰富性和运动逻辑。因此理论领航的起点,即是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思想基础实现的理论对现实的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领航以对实践基础上的主体自我意识之结构分析为落脚点,以清晰的主体自我意识结构为思想操作平台,展开对各类“针对诸现实问题的理论”的前提要素和结构的清理和批判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领航的实现方式。通过将观念场域中的诸理论之前提中隐蔽的价值倾向和理论假设加以敞露,最终实现自为-自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领航。从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形成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前提自觉,以富有内容的前提批判的方式,不断升级作为时代精华和文明灵魂的思维方式,拒斥因抽象外部反思造成的理论前提层面的对思想的隐蔽束缚和价值支配,构造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并推动其不断发展,持续提供贴合中国发展实际,有着充分主体自觉和明确价值承诺的理论贡献。

张起梁^[4]（2021）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撰写的“主要着作”,亦是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光辉典范。在当代,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文本依据,而对马克思哲学进行的理论研究,不仅使马克思哲学研究再次成为一门“显学”,而且还开拓出了一些新的、有利于推进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当代化和民族化的研究视角。但《资本论》的学科性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经济学批判的着作;另一方面,它又是哲学批判的着作。从经济学批判看,《资本论》是资本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三位一体”;从哲学批判看,《资本论》则是作为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发达机体”而对一切旧哲学的彻底扬弃。因而,《资本论》就是经济学—哲学批判的二位一体和辩证统一。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发生,特别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创立,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学转向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引发这一事件的重要前提。因而,这本质上就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事件。从中,马克思从异化劳动批判转向了生产劳动批判,实现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草创”到“再创”再到“成熟”为节点判断和理论标识的哲学革命。循此革命逻辑,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应被确立为“生成论”的生产劳动本体论。无论在认识论层面将马克思哲学从历史观维度表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还是从世界观维度表述为“历史唯物主义”,亦或在方法论层面表述为“唯物辩证法”,但在本体论层面,这些表述方式都有着共同的“本体承诺”。其所唯之“物”,既不是传统哲学所固守的“自在之物”或“直观之物”,也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膜拜的“抽象之物”或“单纯之物”,而是在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基础上,统统上升为表征社会人的存在之基和生活之本的哲学范畴,即“人格化”了的物。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关键在于方法。关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所用方法的研究,既是正确理解《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一把钥匙,也是《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的中心任务之一。马克思曾致信恩格斯,“不论我的着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马克思在另一封信中提示,《资本论》是他“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更确切地说,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辩证法,俨然已不再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概念辩证法,更不是古希腊时期的直观辩证法,而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历史科学的批判性开展中,对以往辩证法进行革命批判或革命“颠倒”之后而确立的辩证法的科学形态,即唯物辩证法。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初篇”,那么,《资本论》则是“续篇”。“初篇”是在宏观层面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宏大叙事,“续篇”则是微观层面的微观表达。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初篇”与“续篇”在理论上又构成了一种正向指导与反向建构的创生关系。而且,伴随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入进行,特别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理论开展中,马克思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从而形成了一些表征唯物辩证法的具体的、特殊的方法形态,如“科学抽象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法”“从后思索法”等。但问题在于,如何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及其发展形态作出科学的、不偏不倚的读解。遵循学术界关于《资本论》方法研究的理论进路,针对该领域的研究争论和意见冲突,有必要寻求新的理论视角并把这个问题的探讨放在更加广阔的视野中加以考察。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是马克思哲学即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出场逻辑,而且是其言说方式和言说语境。聚焦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文本依据,从而在这一原初的、生成的言说语境中,对唯物辩证法及其发展形态进行不偏不倚的解读,应是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范式。在深耕文本的基础上,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言说语境,借鉴方法论与认识论的“视域融合”,从整体上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贯穿、运用和发展的唯物辩证法,进行抽绎、去蔽和解读,深入对唯物辩证法的认识、领悟和理解。从而赋予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以新的解释力,使其具有更加普遍和一般的方法论意义。这一基础理论研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展的趋势上具有重要意义。

梁冠华^[5]（2021）在《国家话语对国家身份的建构及其修辞策略》文中指出在国家话语体系内,探索行为体如何用语言来建构国家身份的相关热度正日渐升温。此外,国家身份的建构问题也是国际关系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年来,在人文学科研究日益呈现出注重交叉与应用研究的大趋势下,国内外学界特别是国内学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表现出以理论联系实际来解读社会现象及参与社会管理的巨大热情。尤其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情势,对国家身份建构的相关研究不仅仅是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热门课题,话语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对其研究亦愈发呈现出增长之势。目前,从整体来看,国家身份的话语研究内容广泛、成果丰硕,主要涵盖了在已有理论框架内对身份进行整体述评以及对其建构过程的分析。具体可细分为功能类、策略类和关系类。所用理论视角主要在批评话语分析和语用分析的框架内展开,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同时,现有研究亦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研究思路受限,惯用一种理论阐释问题而较少涉及跨学科性的交叉研究;也有研究方式尚待破执,传统的定性研究无法完全满足科研需要,适当运用各种语料库处理方法对信息进行统计和处理,可以有效提高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度。针对国内外在该领域的研究现状,论文选取国家话语范畴内的国家领导人话语,具体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外交演讲话语为研究对象,一则尝试结合语料库研究方式解析语篇所构建的中国多重国家身份;二则通过学科交叉研究拓展思维域度,以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的新修辞学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并辅以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构筑了国家身份建构及其话语修辞策略的语篇分析范式。国家话语的国家身份相关研究视角广阔,论文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在宏观分析模块,具体依托的是伯克戏剧主义修辞的动机理论和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语料库研究、定性研究以及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式,从整体上回答中国国家身份“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研究发现,习近平主席的外交演讲语篇具体构建了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负责任大国和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文明大国四种国家身份。着眼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语篇建构国家身份的根本动机一方面在于维护中国自身的发展利益、安全和主权利益以及文化利益等,另一方面亦兼具世界情怀,着力兼顾全球以及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此外,语篇建构国家身份的直接动机是使国际社会各方在达成价值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理念的基础上,以行动共同体为驱动力,切实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付诸于行动。在微观分析模块,具体依托戏剧主义修辞的同一理论和抽象理论,详细回答中国国家身份“怎么样”的问题。换言之,在结构安排上,论文顺次从内容同一、形式同一和辞格同一这三个层面探究国家身份建构的内部话语机制,即修辞策略。研究发现,中国国家身份建构的内容同一策略分别包含了同情同一、对立同一和无意识同一三种实现路径。相应地,与内容同一相辅相成的形式同一策略则从规约形式、重复形式和递进形式三个方面展开。此外,在辞格同一策略内,我们发现了语篇建构国家身份的三大主体隐喻辞格,即建筑隐喻、拟人隐喻和旅程隐喻。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身份的建构从来不是自说自话的“一言堂”,而是内在结构与外在结构共同建构的结果。其中,内在结构可视为身份的“自我”构建,相应地,外在结构即为身份的“他者”构建。因此,论文虽以西方修辞学为基石探究中国国家领导人由内在自建国家身份的话语策略机制,但并未忽略外在的他建效果。根据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9》,调查结果所显示的中国国家形象同论文所探讨的中国国家身份“是什么”的结论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充分说明中国国家身份的自建效果已经得到了他者的广泛认同,同时,也为该研究提供了合法性的现实理据。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在理论上,将西方修辞学与国际政治理论进行有机融合,从而建立一种具有跨学科性质的新颖分析模式,有利于丰富政治话语研究的学术资源;（2）在研究方法上,采用混合研究范式,突破了以往以一种模式进行研究的单一方法,有助于改变人们对话语研究过于主观的诘难,为政治话语的阐释增加具体的实证支撑,增强研究的信度和效度;（3）在研究视角上,将研究的焦点从传统侧重对受众的单向劝说转为开展与受众的双向认同。在语篇的分析中,我们着重讨论的是演讲者在与受众的互动中是如何合理调度相关的修辞资源来实现国家身份的有效建构;（4）在研究价值上,面对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的新局面,我们突破性地选用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的外交演讲,使本项课题研究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现实意义。这既有助于增强内部的民族凝聚力,又有助于增益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推进国际话语新秩序的建构。

成向东^[6]（2021）在《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研究“国际合作”问题就是研究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国际合作现象与行为的普遍性与复杂性使理论研究成为一大难题。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发展,人类文明也进入多层次、多元化、多问题碰撞交融、竞争合作的阶段,单一或局部的、简单的方式已经无法解决世界所面临的动态性、开放性、复杂性以及系统性的发展问题。在多元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人类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寻求合作将会更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如何走向和合共生、命运与共的道路既是扬弃旧的世界秩序,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也是人类走向合作文明的重大实践课题。从全球的视野和胸怀去理解“合作”已经成为理论与实践的迫切需要,“合作”理应成为当今世界“大理论”视阈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尽管现实主义者们看到的是世界之乱与大国冲突的种种现实,但人类终究是向前看的“智慧生灵”,需要以非凡的勇气、足够的“智慧”走出冲突的困境。冲突与合作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的统一体,只要有解决冲突的架构,就会有合作的基础。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逻辑。如何以“大合作”的实践形式走向未来是当代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问题驱动发展转型,危机生成发展共识。当人类社会面临共同的发展难题时,如何促进人类对全球发展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和深刻反思,将决定着人类的未来走向。如果国际合作世界观、国家能力与国际制度三个变量系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实践层面的增量改进与优化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国际秩序和谐化的可能性要素就会不断积累增加。“霸权稳定”的终结与新的“合作稳定”秩序的产生将不可避免,代替旧有观念的,将是新的“合作文明”的实践与真正“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本研究旨在全面系统分析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础概念、立论基础、范式结构、实践逻辑、现实困境与深化路径。具体而言,就是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出发,以系统化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探求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三个基本变量因素,即“世界观-能力-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合作。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怎样影响国际体系的变动,促进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规律。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建构的最终目的是从复杂的国际合作现象中发现合作的“中国逻辑”与“中国特色”。论文除导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研究起点。集中阐释了国际合作的相关基本概念,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这一研究主题进行概念界定,并阐明“理论整体性”研究的意义。第二章是立论基础。主要从四个维度阐述了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渊源,构成了本文的立论基础。第三章是理论分析。尝试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即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能力-制度”系统结构,着力探讨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根本上揭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规律性。第四章是实践考察。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变;从“世界观-能力-制度”结构范式出发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进行案例分析;系统总结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经验;第五章是现实困境。从世界观、国家能力、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进行深入分析;第六章是深化路径。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路径。

王俊琳^[7]（2020）在《哲学解释学视域下的教育研究探论》文中认为走向科学是教育研究发展的趋势。在教育研究科学化进程中不容忽视主客二分、方法主义和功利主义等问题。教育研究终究会受到历史文化传统以及语言环境的影响,哲学解释学可以开放教育研究视域,是弥补教育研究科学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的积极力量。哲学解释学应用于教育研究的意义在于:恢复前见概念,有利于理解教育研究的经验传统;突出理解与表达,有利于显现教育研究主体的创造性;倡导视域融合,有利于明晰教育研究的对话辩证方法;回归教化精神,有利于追寻教育研究的实践智慧。为此,本文从哲学解释学视域思考了教育研究的性质、对象、主体、方法和目的。首先,立足哲学解释学重新理解教育研究的性质。西方解释学经历了从局部到一般,从认识论到存在论以及存在论与认识论、方法论相结合的三个发展阶段。已有教育研究观主要包括:教育研究是一种科学研究,教育研究是一个事理研究,教育研究是一个主体创造过程,这几种观点各有侧重、相互交叉。本文在反思与综合已有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哲学解释学视域下的教育研究是作为“读者”的教育研究主体与教育文本在问答对话中进行视域融合,揭示文本中真理意义的理解过程,理解文本意义的过程也是不断通往成人之教化的过程。哲学解释学作为实践哲学和人文科学的哲学的性格可以在弥补教育研究科学主义研究倾向的同时体现教育研究的实践性和人文性。其次,依据哲学解释学重新理解教育研究的对象。已有的教育研究对象观,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在反思已有教育研究对象观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教育研究对象的特点有:教育研究对象通过教育问题表现出来;教育研究对象与教育研究主体具有生命关联性;教育研究对象通过语言呈现意义;教育研究对象具有不稳定性和模糊性。在哲学解释学视域下,理解文本事件就是理解问题;教育文本意义在研究主体与对象的语言对话中呈现;生命精神和行动通过文本进行客观化表现。基于教育研究对象特点与教育文本特点的契合性,本文提出哲学解释学视域下教育研究对象主要是教育文本的观点。解释学的核心任务就在于理解文本。不同的解释学家对文本的认识和理解是有差异的,但其历史特征中包含权威性和实践性。作为教育研究对象的教育文本,不仅是狭义的教育活动中的书写文本,而且是与教育研究主体教育体验相联系的,关联于生命意义整体,并由书写而固定化的语言事件,包含书写文本和行动文本。教育文本的基本特点表现为:表达固定化的生命表现、文本意义的开放性、通过语言来表达、表述事件整体。这些特点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共同使理解可以活动于文本呈现出的意义域之内。当然,教育文本作为解释学视域下的教育研究对象既有其超越性,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再次,基于哲学解释学重新定义教育研究的主体。已有关于教育研究主体的认识存在定义模糊,分类不清的现象。教育研究群体构成人员复杂而多元。哲学解释学视域下教育研究主体是处在一定的历史传统、语言文化和社会关系中理解教育文本的读者,是基于一定的规则、规范、意义标准与教育文本进行对话、比较、批判的“视域融合”的人。教育研究主体,即教育研究者,是教育研究活动的主要构成要素,是教育研究方法的选择者和研究活动的推动力量。其中,教育学者属于专业教育研究者群体中的中坚力量和核心代表,以研究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为业。从解释学的视域来看,教育研究者是教育研究活动的参与者,教育研究者是教育文本的读者,教育研究者是思考和解释的学习者。为与教育文本进行视域融合并理解文本意义,教育研究主体需要有心理移情、视域融合、语言表达和批判反思等素养。复次,通过哲学解释学理解教育研究的对话辩证方法。哲学解释学的真理观是一种存在论的真理观,真理就是去蔽,是事件的发生。为避免主观之见和流俗之见,伽达默尔提出效果历史意识来维护普遍的真理。追寻真理的方法是对话辩证法,问答逻辑是对话辩证法的基本形式。这种存在论真理观和对话辩证法可以激发教育研究的解释学想象力,对教育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第一,促进教育研究存在论真理观的形成;第二,提倡教育研究对话逻辑的科学性;第三,引导教育叙事和图像研究的发展。最后,遵循哲学解释学发现教育研究的内生性目的是成人之教化。成人之教化是在历史传统和语言境遇中,研究主体与教育文本通过视域融合而获得对文本真理意义的普遍性理解和把握,在此过程中使人们在教育生活世界中养成实践智慧。成人即教化,表现为普遍精神的成长,包含实践性教化和理论性教化。实现教育研究成人之教化目的需要维护传统与理性的统一、体现人文精神的四要素、追寻对话中的一致意见。中国教育研究走向成人之教化努力的方向在于:在本土与外域之间,建设教育研究的话语体系;在实践与理论之间,养成教育研究的实践智慧;在自在与共在之间,构建教育研究共同体。

崔艳英^[8]（2020）在《乔姆斯基的心智表征观研究》文中提出心智表征是认知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一个从古至今尚没有解决的谜题。笛卡尔的接触力学没能解决“思维物质”和语言创造性问题,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解决了力学难题,但是对于“语言创造性”和“心智”无能为力。洪堡特提出“有限形式的无限运用”说明语言创造性,但只是为心智换了一种说法,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乔姆斯基迎难而上,反对行为主义,发起一场认知革命,研究语言能力,研究心智表征问题。他的心智表征观主要由几个方面构成。这几方面问题通过七个部分展开讨论。首先,心智表征研究可以追溯到经院哲学时期,其路径研究主要包括一元论和二元论研究,无论是一元论还是二元论都不能成为心智解读的理想路径。乔姆斯基的心智研究继承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通过语言维度研究心智。其次,他的理性主义心智,以“语言创造性”为切入点,追本溯源,找到历史依据,复现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他的普遍语法假设可以在波尔·罗亚尔语法中找到原型;他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并非空穴来风,源于历史文献;他的生成理论源于洪堡特的“有限形式的无限运用”。第三,他对心智的研究主要是对心智表征的自然主义追问。心智是不是一种自然现象?是不是可以计算?方法论自然主义是研究自然现象的方法论,可否用于心智表征研究?心智表征是否具有意向性?第四,这些问题的解答,使得意向性成为乔姆斯基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他尝试通过思维的计算表征维度对心智的意向性问题进行解读,但他的解读面临困境,这个困境是概念问题还是术语问题?如果是术语概念问题,那乔姆斯基理论是否要摒弃意向性?摈弃意向性似乎意味着乔姆斯基支持还原论?第五,心智还原论问题,是心智哲学避不开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如何处理心智表征还原问题?乔姆斯基像牛顿一样,怀疑物理主义,坚持自然主义方法论。他的普遍语法是语言能力问题,是心智表征问题。第六,普遍语法说明人类具有语言器官,独立于其他认知能力,不受其他认知能力影响。然而,诸多证据说明模块独立不可行,模块互动是真谛。心智模块论具有系统性、互动性。最后,乔姆斯基理论不是终极理论,也有局限性。心智表征的意向性研究不适合自然主义路径研究,意向性自然化构成乔姆斯基理论的局限性。心智表征研究需要总结前人研究之成果,借鉴视觉研究之成果,借鉴语言研究之思路。

方芳^[9]（2020）在《现象学视野下的旅游研究》文中提出在现当代的旅游质性研究中,旅游的本质被定义为“旅游体验”,旅游的基础研究主要是围绕着“旅游体验”展开的。然而对“旅游体验”的研究,是否有成功地为旅游确立本质,弥补了旅游的基础研究薄弱的缺陷?文章认为,从纯粹意识层面定义“旅游体验”以把握旅游本质的观点,忽视了“旅游体验”的伴生性,即,“旅游体验”对“旅游实践”的依赖性,造成了旅游质性研究的缺陷。研究通过对旅游本质研究现状的批判性反思,运用现象学的原则和方法,扬弃了以“旅游体验”为旅游本质的相关观点,提出回到意指身体移动的“旅游实践”基点,整体地把握旅游现象,发展出一条“从旅游实践出发”的旅游质性研究路线。研究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围绕着“旅游的本质是旅游体验”的观点,对“旅游体验”的相关研究进行批判性反思,在反思中寻找适用于旅游本质研究的现象学方法。包括了绪论、第一章和第二章。绪论从汉语“旅游”一词的词义中,解析旅游实践和旅游体验的含义,指出旅游实践与旅游体验的关系;探讨为什么现当代的旅游质性研究是围绕着“旅游体验”展开的;指出了围绕着从纯粹意识体验角度定义的“旅游体验”所建构的旅游研究整体框架的不足。第一章论述了现当代旅游质性研究发展的历史背景,通过论述旅游研究在几十年间的变化,确立了旅游意义世界的边界和旅游研究的视阈范围。第二章对“旅游体验”进行了反思和再认识,将旅游体验描述为依赖于旅游实践发生和结束的“一段旋律”;链接了“从旅游实践出发”的旅游本质研究与现象学方法,就此进入相关问题的研究。下半部分,围绕着“从旅游实践出发”的基本思路,在现象学视野中构建“旅游实践-旅游目的地-旅游世界”的框架,包括第三章“论旅游实践的本质”,第四章“旅游目的地系统和符号”,和第五章“旅游世界的图景”。这一部分主要观点包括:旅游实践生成旅游目的地,旅游目的地符号构建旅游世界;消解了旅游研究传统意义上的、以“旅游景观体验”为核心的“旅游体验”,而将其变为“旅游目的地体验”;阐述了旅游目的地符号的意义,并对唤起同感意识的“旅游目的地体验”进行了具体描述;以“旅游目的地”替代“地点”,展示了旅游世界的图景;形成了以“旅游实践-旅游目的地-旅游世界”为指引的旅游质性研究路径和基本框架。

李栋^[10]（2020）在《过程哲学课程话语体系构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话语层面思考课程是西方概念重建学派的重要思想,其核心精神就是“话语”与“理解”的语言逻辑思维,即何种样态的课程话语造就何种样态的课程理解。这一课程理论前提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课程言说或课程话语的建构最终是为课程理解服务的;第二,课程世界是一个由各家之言组成的“万花筒”。这构成了本研究的逻辑起点,即创生一种课程话语,寻得一种课程理解的方式。这一思路同时也暗合了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建设的话语精神,最终能为我国课程话语体系建设提供借鉴或启示。课程话语的言说现状,特别是当今课程话语的表述问题是构建一种新的课程话语体系应遵循的现实逻辑。当今课程市场正像培根在其四大隐喻中提到的“市场隐喻”一样,充斥着诸多语言问题。其中,课程表述的二元对立问题、课程理论、学派间缺乏沟通的问题、不同课程言说主体自说自话的问题、近来对课程思辨体系拒斥的问题、固守课程表述精确性的问题等都是当今国内外课程领域的显性问题。仔细分析这些问题的根源,特别是这些问题的哲学言说逻辑,发现这些表述问题或多或少地受近代以来的实体哲学思维影响的,因为实体哲学思维推动了认识论哲学,同时也影响到了一切以认识论为依托的学科、理论等,当然包括课程与教学论这一二级学科。要对以上实体思维导致的话语问题进行超越与消解,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无疑是一种较好的选择。基于以上的考量,本研究将回顾大量的文献,包括国内外“语言意义”、“话语”、“课程话语”三个方面的研究,意在为研究提供一种背景性深度;并对课程中的“话语”进行“思想考古”,意在理清话语在课程世界中的“自觉”之路;考察课程话语意义的重要来源——哲学,并对本研究的理论基础——过程哲学进行深刻研究。为过程哲学课程话语的构建与理解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通过对课程的核心概念以及对“课程目标话语”、“课程知识话语”、“课堂话语”及“课程评价话语”的过程哲学赋义,以达到过程哲学课程话语“落地”的效果,因为任何课程话语,只要它不能形下化为具体的表述,它都将是空疏无用的;最后,将过程哲学课程话语与几种经典的课程话语,比如“主智主义课程话语”、“经验本位课程话语”、“实践范式课程话语”、“人本主义课程话语”、“现象学派课程话语”及“后现代课程话语”进行一种理论上的比较,以期发现过程哲学课程话语在课程理解上的优劣势。

二、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的探讨需要本体论的观照——来自建构主义理论的启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的探讨需要本体论的观照——来自建构主义理论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2）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3）马克思主义理论领航的观念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4）《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国家话语对国家身份的建构及其修辞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哲学解释学视域下的教育研究探论（论文提纲范文）

（8）乔姆斯基的心智表征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现象学视野下的旅游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过程哲学课程话语体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的探讨需要本体论的观照——来自建构主义理论的启示（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D]. 王慧. 吉林大学, 2021(01)
• [2]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D]. 王枭.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3]马克思主义理论领航的观念路径[D]. 王晓兵. 吉林大学, 2021(01)
• [4]《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研究[D]. 张起梁. 兰州大学, 2021(09)
• [5]国家话语对国家身份的建构及其修辞策略[D]. 梁冠华.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6]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D]. 成向东. 兰州大学, 2021(09)
• [7]哲学解释学视域下的教育研究探论[D]. 王俊琳. 华中科技大学, 2020
• [8]乔姆斯基的心智表征观研究[D]. 崔艳英. 山西大学, 2020(12)
• [9]现象学视野下的旅游研究[D]. 方芳. 浙江大学, 2020(01)
• [10]过程哲学课程话语体系构建研究[D]. 李栋.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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