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与南方民族文化

一、《庄子》与南方民族文化（论文文献综述）

卢静达^[1]（2021）在《日本神话传说与民族信仰研究 ——以《古事记》神代卷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神话与神道信仰是日本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而《古事记》作为神道原典,是该领域研究中最重要的文献资料之一。《古事记》是日本古代为规范皇权世系尊卑而编纂的官修典籍,融汇了神话传说、历史记事、文学作品、民间歌谣、宗教祭祀、地方风俗等多种内容,囊括了古代日本社会的各色面貌,对日本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对神道理论的形成,以及日本宗教思想的成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日本的神灵信仰不论是在早期发源阶段还是在后来的宗教化过程中,都牵涉到诸多问题,因而很难以一条主线完全呈现出在不同时期、地域内,不同外来宗教、文化影响下日本神灵信仰的完整形象。但可以明确的是,无论是在神灵信仰的形成期——融合渡来人文化、借助外来宗教理论形成《古事记》神代史,在神灵祭祀的发展期——追求“实用性”、着重强化自身体系和完善内部结构,还是在神道理论的成熟期——醉心于强调宗教的“民族性”精神、片面夸大自身民族优越性,都隐含着一条贯穿始终的思维逻辑,即日本宗教在完成了对外来文化、宗教理论的受容后,便随即开始了“去中心化”过程,淡化、否定神灵信仰中存在的外来因素,强调其民族性价值,并不断通过回溯上古神话来找寻或建构自己民族精神的“根”。以此为线索,本文以《古事记》神代卷文本为基础,结合考古学、民俗学、语言学等研究成果,从以下五个方面对日本神灵信仰的发展过程进行了考察。第一章主要梳理了《古事记》的成书背景、撰史动机,以及神代史的形成过程。通过对《古事记》神代卷的结构进行体系化分类,系统总结出了对后世神灵信仰影响较大的神话元素,并着重论述了神代史叙事中神话世界三层架构的内在原理和其中蕴含的神代思想多元化的特点。第二章分析了《古事记》成书以前“渡来人”与倭王权之间的关系,发现日本在与外来族群长期混融、与外来文化相互浸润的过程中,保存了中华文化中弥足珍贵的古色。同时,当外来的神灵崇拜与祭祀礼俗对日本固有的宗教传统产生冲击之时,日本为了追赶先进国家,开始大量借助外来文字和神话理论,与本土信仰相结合,建构起了一套独特的宗教文化体系。第三章论述了在通过编纂《古事记》将口传记事转为笔录文字之时,日本对汉文字背后所蕴含的哲学理论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系统学习。《古事记》所载“创世”神话借助阴阳、道家思想提出了对“自然”概念的认识和理解,“创生”神话又暗藏了以“秽”为禁忌、“祓”为手段、“罪”“罚”为结果的宗教法则。神代卷对世界本源和人类生死问题的终极探讨,奠定了日本民族宗教的理论基础。第四章剖析了《古事记》神话中以稻作农耕为基础的祭礼内涵,并以此还原了《古事记》中以众神为核心的祭祀之道,即神道的宗教发源。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神道理论的建构并非一蹴而就,其先后经历了原始神道、神社神道、理论神道、国家神道和教派神道等发展阶段,并与儒佛等思想学说和宗教派别由最初的对立逐渐走向妥协、调和,最后形成了具有一定理论性、覆盖面极广的民族宗教思想体系。第五章重点对日本国家祭祀的形成和神道思想在后世的流变进行了解读,通过厘清祭祀礼俗由乡土民间传入宫廷系统、地方氏神转化为天皇族神的过程,发现其中隐含了神国正统思想中“神道”与“王道”意识的早期结合。而中世以后日本致力于对民族精神的发掘和建构,通过神道复古的实践,以及学界对神道思想中“原质”“古层”“古道”等核心观念的讨论,引发了日本对宗教“民族性”价值的追捧,更刺激了日本独立于中华体系之外的自立愿望的产生。尤其近代,神灵信仰被皇权政治恶用,成为皇国史观主导下民族核心价值的重要部分,这种意识形态的成因和影响是需要深入挖掘的。

王英娜^[2]（2020）在《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文中指出《庄子》义理不竭、文笔妙奇的特点,促使历代释庄者完成了不同历史语境下的新诠解。尤其,在近现代这个充满危机和变革的特殊时代,《庄子》的阐释呈现出继承传统与借鉴西学并存的多元格局,这些庄学成就证明了《庄子》作为传统经典所具有的绵延不断的文化生命力。与古代的庄学相较,中西并存的文化背景使近现代的庄子研究取得了重大的学术突破,不论在研究范式,还是在思想探索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发展,并对当下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和训鉴。因此,近现代庄学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研究意义。本论文主要采用阐释学的理论方法,通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对近现代庄学新变进行整体观照,并从以佛解庄、以儒解庄、以西学解庄、以文学解庄等几个角度契入,考察近现代庄学的发展与新变,从而呈现其新时期的问题意识及时代文化价值。全文共为五章:第一章主要从社会、学术的历史背景,探讨近现代庄学的复兴问题。在近现代,庄学复兴是诸子学思潮兴起的产物,而诸子的兴起亦出现了新的时代特点,即从儒学的附庸走向独立,其包含了社会时局变化、学术发展等诸多因素,亦经历了从清初到近现代学者们超越儒学并使诸子独立的不断自觉。内在演变与西学东渐是近现代诸子学兴起的重要动力,而子学的致用思想、解经功能尤其得到了学界的关注和发掘。这些诸子学发展的共性直接影响了近现代庄学的复兴,并使近现代庄学呈现出《庄子》校释类、义理类着作的新发展以及《庄子》文学的专题探索。第二章主要从“以佛解庄”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以佛解庄”是庄学史上传统的释庄方式之一,具体表现为“格义”方法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格义”最初是以传统典籍中的概念或思想来诠释佛学,其中《庄子》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历史的发展中,它经历了概念式“格义”、会通式“格义”、系统化“格义”以及实用化“格义”的过程。近现代“以佛解庄”的“格义”新变主要表现为法相唯识宗概念体系的系统化应用以及西学中平等、自由、科学等观念的融入,它实现了与异国文化的交流和互动,既有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亦有对外来文化精华的汲取,从而使《庄子》发挥了时代所需的社会效用。杨文会是使近现代佛学复兴的关键学者,他的“以佛解庄”推进了近现代系统化“格义”的发展,在其影响下,章太炎、梁启超等学者均走向了实用化的新变道路。可以说,对于庄子思想的致用探求是近现代学者“以佛解庄”的重要特点。第三章主要从“以儒解庄”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学者们之所以采用“以儒解庄”的诠释路径,是因为庄、儒之间在形上之“道”与形下的社会现实两个方面,均具有融通互补的可行性,这为消解庄儒矛盾,提升庄学的社会效用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和探索前提。近现代学者的“以儒解庄”是试图通过儒道互补应对危机境遇中社会人生的各种问题,从而实现其拯救危亡的经世致用价值。近现代“以儒解庄”的新变主要表现在对庄子“大同”思想的新发掘;对庄、儒义理相通处的深入探析,尤其是对《庄子》中实用价值的进一步发掘;对“内圣外王”思想的新扩展,以及廖平通过重构经学体系,对传统“以儒解庄”的新发展。可以说,这些不同角度的新研寻体现了近现代学者救世的共同理想,以及开发《庄子》致用思想的时代风貌。第四章主要从中西融合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西学东渐动摇了传统儒学的核心地位,引发了近现代学人对传统文化的批评与反思,而学者们中西文化的比较与融通既使《庄子》研究有所继承,同时亦为之注入了新的文化因素,并呈现出庄学新变的时代性特征。在近现代西学与《庄子》的比较融合中,西方的进化论、快乐主义、自由思想、马克思主义等均对庄子思想的重新诠解产生了重要影响。严复、胡适、章鸿钊等人的庄子研究主要体现了进化论与庄子思想会通的渐进过程。此外,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斯宾诺莎的“自然”“自由”等,也被近现代学者引入与《庄子》思想的对话与阐释中,中西文化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为庄学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其开拓性的尝试亦成为后世学者进一步探讨的重要课题。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入以及启蒙救亡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成为最科学、最前沿的思想和方法。在庄学界,吕振羽、侯外庐、郭沫若等学者即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使《庄子》研究呈现了新的时代意义。可以说,近现代学者以不同的西学理论为《庄子》阐释提供了诸多新的视角,虽然在解庄中不免历史环境的局限,但其为中西文化交融做出的积极探索具有时代效用,其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亦具有历史意义和借鉴价值。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新变。在西学与本土文学发展的双重影响下,近现代“文学”观念明确从传统文史哲不分的状态中独立出来,并出现了广义与狭义的不同界定。《庄子》是否是文学作品虽然存在争议,但从总体来看,《庄子》的文学性特征在近现代具有新的发展,而这种新发展与近现代“文学”认知的转变密切相关,因此,本章探讨了近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型与近现代“文学”理论视角的建构两个方面,以之作为《庄子》近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在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的新变中,本文主要从《庄子》的文学语言、篇章结构、文体、文学的社会性等多个方面展开论述,并在古今比较及中西文法的参照中突显《庄子》文学的继承与发展。近现代学者对《庄子》文学的探讨虽然不免简单和粗糙,但他们强烈而明确的文学自觉意识以及多元化的思维使《庄子》的文学性得到新的发掘,这对后世《庄子》文学的发展亦具重要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刘鑫垚^[3]（2020）在《湘绣图像之探析》文中提出湘绣既是一门民间手工艺,又是美术作品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悠久的历史。回归图像本体,是研究美术作品在历史中的真实呈现与变迁的方法之一。湘地刺绣在各个阶段的图像清晰地向我们解释了湘绣的图像在历史中的真实呈现与变迁。湘绣是地域古老民族刺绣工艺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吸收了地域特色,同时承载着手工业者极高的悟性和独特的创造力,它的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成为后世民族艺术的典范。本论文的内容将分为绪论部分和三个章节。绪论部分是研究背景及现状的分析,通过梳理刺绣的媒介和工具来说明刺绣艺术的发展脉络。第一章是战国楚地刺绣的图像分析,来说明战国时期楚地刺绣背后的历史文化信息。第二章是西汉时期的湖南刺绣图像的分析,说明西汉时期的湖南刺绣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以及通过和同时期其他艺术形式相对比,说明它没有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改变主题。第三章是分析一脉相承的湘绣艺术,通过对现当代湘绣图像的分析,来说明湘绣不仅需要继承和创新,还需要不忘历史。

甄跃达^[4]（2020）在《傅山道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傅山是明末清初值得关注的一位学术大师。以往的研究过于重视其遗民和启蒙思想家身份,而对他与道家道教的关系认识不足。该文论证傅山道学概念的成立,以此解读其思想在明末清初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独特意义,深化明清之际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明末清初精英士人的思想,呈现出在自由思考中走向现实主义的总体倾向;而“一般思想、知识和信仰的世界”,呈现出更强的世俗化特征。傅山的家乡山西,地理区域性突出,多民族聚居,有着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时代和地域的这些思想文化特征,通过世代的累积和个人的经历,塑造了傅山偏好道家道教的思想倾向。即使他的被后世视为遗民行为的反清活动,也是以道家道教思想为指导的。探讨傅山的道学思想,首先需要分别探讨其道家思想和道教思想,然后分析二者能否统合为道学思想。在道家思想部分,傅山突出了“道”的本体地位。为阐明本体论和宇宙论的关系,他以“精”作为“道”和“气”之间的概念:道中有精,气由精生,经验世界由气生成。在这种认识下,傅山指出人对经验世界存在原生是非和衍生是非两种经验认知;个人回归于道的总体规划是“性修反德”,但此过程中也要打破经验认知,回归“真知”。本体论和宇宙论的双重建构,也使他的伦理思想、政治思想和事功思想兼具入世和出世的双重特征。当然,在构建其道学思想过程中,他对老庄之学和黄老道之学的思想都有吸收。傅山确实有宗教信仰,而且他对道教、佛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的认识都处于时人的前列。傅山师从郭静中,成为全真道龙门派第六代弟子。《道藏精华》中的丹亭真人传道密书和《玄机口诀》,在内丹思想上与《傅山全书》所见傅山的内丹思想有相似之处。笔者认为傅山纂录两部道书的可能性较大,但支持这种认识的文献证据尚不够充足。傅山的道教思想有比较明显的全真教特征,“性命兼修,修性为先”。他会通道教内丹学、中国传统医学和道家思想,是对道教思想的重要贡献,也是“道学”概念成立的重要理论基础。道学思想是傅山思想的核心,由此形成了他以“觉”为核心的学术思想。“觉”兼具信仰和学术理性双重特征。它可以被视为北方士人在经世致用的时代潮流下,突破了宋明理学学术体系的一项学术成就。傅山在道学思想的基础上诠释和吸收先秦儒、墨、名等家的思想,并大力批判宋明诸子的理学思想。傅山的道学思想借鉴佛教思想之处实多,但在宇宙论问题上始终站在道家思想的立场上。道学与文学、艺术的关系,实际蕴含了道的应用和表达问题。傅山的医学思想以人体“水火互藏”说为基础,因此重视人的生理和精神两方面的健康。由于个体的精神状况受外部世界的影响较大,所以他在思考“道”与“术”的关系时,注重具体的“世”的背景。傅山不仅对人的表达问题有深刻思考,而且对人表达思想情感的文学艺术形式规律也有自己的探索。他在文学和书法上追求“自然”境界,显示了其文艺思想的道学特征。

潘润^[5]（2020）在《战国时期东方小国的兴衰及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以鲁、宋、郑、越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由于战国七雄等大国国力的强盛影响力较大,在战国史研究中战国七雄往往得到较多的关注,对同时期各个小国的研究则较少。中原泗上及周边邻近的小国,在战国早、中期频繁参与到诸侯征战中。且由于各自的特殊地理位置及地缘战略价值,其自身的兴衰也深刻影响了不同时期的历史进程。即使是在战国时期结束后的下一个历史阶段秦末汉初,曾经的诸东方小国故地通过地域性的整合,从而参与到区域一体化进程,也深刻影响了秦末汉初的历史进程。在战国时期的东方小国中,鲁、宋、郑、越作为影响较大的诸侯国,其兴衰过程对历史走向有着深刻的影响。第一章首先讨论鲁国三桓在全面掌握政权的大背景下,于战国初期通过驱逐鲁哀公实现“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从而权势达到顶峰的过程,并基于此比较了战国早期特定时代背景下鲁国的政治变迁与齐、晋等国的异同。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论文讨论了战国早中期之交三桓之所以衰微、鲁穆公又能恢复公室,鲁国自身原因在于周代礼制于鲁国的强大惯性,外部原因则是田齐对三桓根据地的攻击削弱了三桓的力量。鲁穆公恢复公室权力后参与到“三晋伐齐”之中,影响了战国早期晋齐争霸格局,并且在三晋列为诸侯的过程中又影响了战国早期剧烈的时代变革。第二章讨论战国早期宋、郑历史变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通过清华简《系年》中的记载,考证战国时期着名的政权更替事件“戴氏取宋”应该开始于战国早期,其原因是春秋时期戴氏在宋国的兴起。论文同时讨论了郑国在战国早中期之交发生的“太宰欣取郑”政权更替事件的过程、影响,认为“太宰欣取郑”发生的原因是春秋晚期七穆在郑国的兴起,以及三晋、楚国争霸过程中插手郑国内政。此外,论文由清华简《系年》中的相关记载,讨论了宋、郑四战之地的地理位置及其对战国早期三晋与楚国争霸特别是其中两场决战连堤之战、大梁榆关之战的巨大影响。论文认为“宋郑之间有隙地”和三晋、楚国集中力量对“隙地”的争夺是战国早期三晋与楚国争霸的战略新特点。第三章的研究,首先讨论了三家分晋后韩国对郑国的包围过程,指出这决定了战国中期郑国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当然,韩灭郑并迁都新郑又使郑国继承了“四战之地”位置,这也决定了后来韩国在战国历史中的发展走向。本章还把战国中期“戴氏取宋”的最终完成与“子南氏取卫”进行比较。论文认为“戴氏取宋”系新兴政权,此与“子南氏取卫”从而变成大国附庸有本质的不同。论文由“鲁酒薄而邯郸围”这样的古谚,指出这恰恰说明战国中期鲁国在齐、魏、楚争战中特别是齐魏桂陵之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论文讨论了越国在经历“越人三世弑其君”的内乱后,由大国向小国转变并向江东退却的历史进程。论文指出战国中期诸侯纵横中郑、宋、鲁、卫、越等东方小国的自身政治变革和外部地缘环境决定了它们不同的命运,而这又对战国中期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第四章讨论了宋王偃的强盛和走向灭亡关键在于战国晚期走向一统的历史大势。战国时期宋国作为小国能够强盛和重要的地理位置是乐毅五国合纵伐齐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论文也讨论了战国时期周王室内乱和二周的兴起对秦统一的影响。认为周天子对洛阳控制力的削弱使得秦国可以更便利地灭周并成为新的天下共主。论文认为春申君面对秦国的军事威胁,通过对鲁国以及江东的开发,在越、宋、鲁故地构建了楚国的抗秦大后方。战国晚期东方小国的灭亡和故地治理整合,特别是抗秦后方的建立对新的大一统局势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五章由“东南有天子气”的讨论,指出楚国在越、宋、鲁故地的抗秦大后方的构建对秦朝统治的巨大威胁。认为战国时期越国的历史记忆是江东成为“亡秦必楚”基地的重要原因。论文认为战国时期宋国历史和楚、宋文化在楚国统治下的结合是刘邦灭亡秦朝、实现“秦亡汉兴”的重要原因,并进而指出秦汉时期宋国故地彭城一带开始成为楚地的中心。论文认为战国时期鲁国历史和楚、鲁文化在楚国统治下的结合,是促成秦始皇焚书与汉武帝“独尊儒术”两种对立政治倾向的重要原因。战国时期越、宋、鲁对秦末汉初历史进程的影响,既反映出楚文化东渐的背景下“秦亡汉兴”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也说明秦末汉初东方对西方胜利的历史偶然性。

汪成江^[6]（2020）在《楚系金文书法艺术特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楚系金文,是指以楚国为中心,包括深受楚文化影响的一些诸侯列国所铸造在青铜器上的文字。根据现有出土材料显示,其最早时间可以追溯到西周晚期,下至秦灭楚之际,延续时间可达六七百年之久。自二十世纪20年代开始,特别是70年代以来,由于大量的地下楚文物被发掘面世,因此,我们有幸目睹到无比丰盛的楚金文艺术。就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对楚系金文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对楚系铭文的考释和器物的分析断代等方面,而相对来说,对于楚系金文书法艺术特色方面的研究仍然是片段而零散的,系统性的整理研究还有待加强,尤其是近年来书法艺术学科的兴起和许多新的考古材料的面世,同时伴随着简帛书法的迅速发展及大批成果的产生,楚系金文书法艺术的综合研究已经有了很好的条件。因此,利用现有的最新材料和研究成果,对楚系金文的书法艺术作系统、深入的研究,对当代书法史体系的科学构建及对中国古器物与古文字学等方面的研究可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推进楚文化史和我国古代文明史的研究也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该论文以楚系金文作为研究对象,充分利用现有的最新材料和研究成果,重点对其书法艺术特色作系统性的综合研究。首先,通过对楚民族文化发展渊源的梳理及社会习俗的研究,旨在掌握楚文化的基本特征和楚人的社会风俗习惯,进而对楚人的艺术精神作深入的探索,全面分析楚人的艺术创作心理和民族性格,深入挖掘影响他们艺术创作的多种因素,以便能够客观精确的把握楚系金文的艺术特色。其次,通过对楚系金文形体演进、构形特征、文化内涵等相关方面的研究,深入了解楚文字的发展演变规律和字形结构特征,例如笔画的增减、结构的变异、部首的移位、文字的讹变等。楚人因其鲜明的时代风貌和独特的审美趣味,其文字的铸刻并不是一味步随宗周后尘,而是根据自身的文化审美追求加以改造过的,拥有着自己的文化内涵。因此,对于楚系文字的文化内涵,该论文也进行了必要的讨论。再次,根据楚人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对楚系金文的艺术风格进行分类和分期研究,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深入挖掘楚系金文的艺术特色。最后,由于鸟虫书特殊的艺术审美取向,并且在楚系金文中有着重要的文化地位。为此,笔者单列了一章,对其发展演变和审美特征进行单独的讨论。该论文主要分列为五个章节对以上论点进行研究讨论。其中,第一、第二个章节主要讨论楚人的文化艺术精神和楚系金文的文字演变与形体结构特征;第三、第四章主要讨论楚系金文的艺术风格特征;第五章主要讨论鸟虫书的文字演变和审美规律。在研究的过程中,对于楚金文形体结构的分析上,笔者主要采用的是古文字学方面的分析方法,分别对楚系金文从形体的省简、增繁、替换、讹变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对于艺术风格特征的分类研究,笔者在综合考察了杨景曾《二十四书品》、卢派《二十四书品》、金智学《新二十四书品》以及胡长春《金文书法艺术特征类分研究》等各家的分类品目之后,从楚系金文的审美实际出发,将楚系金文书法艺术风格特征分列成了五类,并作了相应的解析和作品列举。由于诗歌和绘画与书法有着密切的联系,笔者对唐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和清人黄钺《二十四画品》中的传统品评用语也作了部分的借鉴。对楚系金文的艺术风格的分期研究,笔者参考了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中楚系青铜器断代分期方法和邹芙都《楚系铭文综合研究》中楚系铭文分期研究成果。

彭杨^[7]（2020）在《楚凤鸟图式及其精神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笔者努力架构出楚凤鸟“生长”的历史原境和思想原境,深入探寻楚民族发展的特殊历程及其影响形成的整体民族性格,探析楚人与楚凤那份天然的亲切感,即在时间性与空间性双重视域下审视两者的存在关系,同时荆楚之地的自然地理环境也造就了楚凤鸟图式的艺术格调。在楚人的思维、观念中楚风楚俗是以巫文化为核心,这是楚凤鸟图像空间转喻、诗意空间隐喻发生状态的内驱力;上古神话系统的图像时空转换使得楚凤鸟艺术创作完全是一种“图画神灵、奇伟诡谲”的神秘形态。楚地孕育出的道家思想及其道家美学则蕴含着一种“道通为一”的审美观照、艺术精神,庄屈美学与楚凤鸟艺术之间既有审美取向的“错位”又有诠释语言的“借用”关系。经过考古遗存图像对比研究,发现楚凤鸟艺术载体的历史物质性潜藏着传统范式,再联系楚民族历史发展来认知传统范式的发生范围。研究楚凤图式的视觉内涵与美学意义也融入了“新时代民族精神的指向也需要‘固本’”的态度;楚凤鸟的视觉图式与精神内涵不仅影响后世及其周边少数民族,也对当代社会与艺术发展有着很强的启示作用。本文从多个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分析楚凤鸟图式的内在文化结构、艺术语言形态及其精神内涵。主要分为五个章节:引言部分介绍了本文的课题缘起、意义、课题研究的时间范围与空间范畴、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等,回顾了前辈针对楚国凤鸟所作的相关研究,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域。第一章先从楚民族的内在构成进行溯源分析,进而展现楚人的特殊历程、文化渊源;基于文献资料与考古成果二重结构研究分析出楚人与楚凤的存在关系;楚国自然地理环境与楚凤艺术格调内在联系。第二章首先探讨楚国工匠的文化修养、社会地位影响着楚凤艺术创造,而大体以巫文化、道家思想构建的思想原境也深刻影响着楚凤鸟图像空间和诗意空间的形成,影响着楚凤的审美观照、精神指向以及诠释语言。第三章主要围绕着楚凤鸟图式形态与诗意呈现,论述潜藏的传统范式的往昔范围及其原始认知逻辑,将玉器、青铜器、丝织品、漆器、鸟书归纳成礼仪性与世俗性两类材质载体,分析楚凤鸟的显现状态,更能凸显其时代面貌和艺术风格;其诗意呈现是一种抽象与移情,寻找“始”语言,归纳概括艺术形态的图式类型、样式、特征及其人格“性”变过程。第四章分析论述楚凤鸟精神性认知思考,包括符号的前宗教性与象征性,总结楚凤鸟的原始性精神指向;同时深挖图式艺术的视觉内涵与美学意义。第五章将楚凤鸟艺术进行纵向比较,论述其历史地位,探寻空间传播影响包括周边少数民族的凤鸟发展的历史遗蕴,整理楚凤鸟海外传播与遗存;论述对当代的艺术创造的启示及民族精神塑造的影响。楚人在物质与精神文明方面所表现出的独创性正是楚文化发展的原动力。在巫风氛围中演绎出“无限与超越”的想象,在先秦理性精神的大时代背景下,楚凤鸟图式艺术创作既有历史传统的重要影响,艺术情思隐含一种原始语言的延续即传统范式,又表现出挣脱传统礼制的惯性思维,沿着艺术创造自身规律发展,楚凤鸟艺术崇尚内美与外美兼修,带有一种幻化般诗意形态。楚凤鸟图式是历史发展的,是楚文化物质性与精神性的集中显现,基于地域区间差异又可将凤鸟图式风格分为“中心性”与“非中心性”的特点。后世凤鸟艺术发展,有内在力量逐渐消减、从神坛下移至人间的发展脉络,通过时空流变的观察和分析探寻楚凤鸟视觉内涵、历史地位、传播影响,并且对当下社会与艺术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张栋^[8]（2020）在《新时期以来小说神话叙事研究》文中提出小说神话叙事,指作家借用神话的思维观念或叙述话语特征进行故事讲述的独特叙事形式。在小说神话叙事中,神话原型、神话结构、神话主题、神话模式等神话元素都被纳入到小说的情节设置与组织结构之中,且往往形成日常生活理性与神话逻辑的并置。“故事”与“话语”的融合,是小说神话叙事的重要特征,作家们以打破现实与虚构之间隔的话语方式,使其营造的故事不再是对现实世界的简单描摹,而是打破了客观现实与人类主观体验的界限,从而再造了一个糅合着人类神话想象与感性经验的审美世界。在神话思维的影响下,作家们在小说叙事主题的选择上更倾向于把某些具有典型意义的神话母题作为表现的中心,而且神话式情节也往往构成叙事的主要元素,并成为探索人类精神世界的核心中介。另外,对主要人物的神性塑造、对神话时空观的叙事借鉴等等,使小说神话叙事被赋予了独特的叙事外观,且产生了一定的叙事价值与审美价值。本文以叙事理论与小说创作实践相结合、叙事现象的整体纵览与叙事的个案分析相结合的论述逻辑,可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从理论层面说明小说神话叙事的概念与理论形态,在对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历史概览中,也能发现作家们在不同历史阶段对神话叙事要素的创造性发挥,这是神话叙事传统在当下延续的证明;第二部分是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个案分析,本文结合当代文学的创作语境与作家不同的创作个性,充分阐释小说神话叙事在主题表达、内容更新、形式拓展等方面的特征;第三部分是总结部分,点明小说神话叙事作为一种独特的叙事手法与一般叙事的区别,以及其对于当下批评方法更新与批评范式转换的深刻启示。基于以上论述,本文主要形成了几种主要结论:第一,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作家对小说神话叙事的独特运用,是历史与现实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历史地来看,神话是叙事文学的源头,先秦时期庄子的寓言化书写与屈原的《离骚》提供了神话叙事表现的初期形式,经过魏晋南北朝时的志怪小说、唐朝传奇,乃至明清的古典小说、以鲁迅《故事新编》为代表的现代小说神话叙事,中国的小说创作在故事的完整性、情节的戏剧性、叙事的系统性层面,与神话实现了更具深度的契合,因此神话叙事的诸多特质都能够完整地映现在小说创作中。从现实来看,在新时期以来的社会语境中,当代作家试图寻找到一种能够超越社会历史阈限与时空制约的新型表达方式,而神话作为一种能够反映人类行为永恒模式与世界本质性规律的话语,因此可作为当代作家现代理念表达的重要凭借。小说神话叙事不仅有独立的理论形态,而且能够适应不同语境中作家的表达需要,因此是一种具有可行性与灵活性的叙事方法。第二,贾平凹、张炜、莫言、韩少功等四位作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神话主题表达。贾平凹的《秦腔》《山本》等创作,以秦岭为叙事对象,着重发掘其中的神话意象;张炜则以《古船》《九月寓言》等开启了对于胶东大地的自然神话发现,并借此表现其对工业社会中自然命运的观照与人文思考;莫言对高密地区神话资源的发掘,则通过《红高粱家族》《生死疲劳》等小说呈现出来,具有现代意味的英雄书写与东方美学塑造,成为其创作的重要特征;韩少功则在《爸爸爸》《马桥词典》中着重探索南方神话中的神秘气质,他既借此还原自己的知青记忆,同时亦展开对人类社会中语言神话、集体神话等多种神话类型的理性思考。几位经典作家的神话叙事阐释,为小说神话叙事作为一种叙事方法的充分性、科学性、灵活性做了注解,同时也为其他作家的神话叙事提供了借鉴。第三,小说神话叙事的内容呈现与形式创新,是该叙事方法能够得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在内容的表现方面,当代作家选择将叙事在历史、现实、未来等多重维度展开:迟子建、范稳等选择从历史的视角观照少数民族地区的神话嬗变;阿城、李杭育等寻根作家对中国边地的文化寻根开拓了神话叙事表现的现实情境;刘慈欣、王晋康等作家则开辟了神话叙事的未来书写形式,神话与科幻实现了精神与叙事层面的衔接,上述创作推动了人类的精神与心灵向一种自然、纯粹境界的回归。小说神话叙事的方法创新,则是通过对神话内蕴的思维方式的艺术再现,帮助读者从观念更新的层面重新认识神话。在这一方面,鲁敏、赵本夫等作家通过《奔月》《天漏邑》等创作对神话之象征、隐喻特质加以运用,以苏童、叶兆言等为代表的作家以原型重构的方式重新讲述传统神话,以及朱大可、王小波等作家通过《长生弈》、“时代三部曲”等创作实现神话作为知识分子思考中介的功能,皆突出了神话内涵多元、表现方式多样等多重特征。本文探究小说神话叙事的理论与创作实践问题,是试图描摹具有中国特色的神话叙事话语体系的一个部分,并以此为原点深入到更为系统的神话叙事批评话语构建之中。中国语境中的小说神话叙事,可总结出其作为启蒙的推动力、作为经验解构与建构的力量,以及作为时代价值言说主体的多重内涵,而这正是一种叙事话语能够与其他话语实现交流的重要前提。这是小说神话叙事话语探究的最终目标,它不仅能够推动叙事文学批评范式的转换,而且能够导向与人类经验相关的共同体话语建构。

徐锋^[9]（2020）在《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传统武德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瑰宝,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道德资源,对青年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内化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局限,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的传播和认同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在当前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亟需挖掘并弘扬中国传统武德思想中的道德精髓和思想价值,以期让中华民族灿烂的东方文明在全世界传播。鉴于此,本文拟从传统武德思想的发展脉络开始,在探索中国传统武德思想演变历程和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把握规律并以史为鉴,汲取优秀的思想道德精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思想道德建设服务。本文主要围绕以下思路展开论述:首先,厘清“武德”、“传统武德”概念的缘起、内涵及武德思想的实质;其次,梳理各个历史时期最突出的武德思想内容及其特征,以及在传统文化的视域下,以少林和武当两个文化流派作为案例进一步分析传统武德思想的内容及其特征;然后,通过对传统武德思想的梳理与分析,对传统武德思想进行历史评判和价值重估;最后,揭示和弘扬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的当代价值。基于此,本文研究观点主要概括如下:第一,武德概念最早萌芽于古代人类生存生产的劳动,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而逐渐形成与发展。早期的“武德”与军事发展脉络相契合,既存在于彼此交融的个体与集团间,又分别存在于内涵各异的个体武德和军事武德中。个体武术武德或民间武术武德是本文分析的重点。传统武德既指传统的武德,又指武德的传统。传统的武德主要指历代存留下来的武德伦理思想、制度和规范,而武德的传统主要指从古延续至今、无所在又无所不在的武德伦理传统,囊括实践领域和精神领域,其实质是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传统武德思想的实质涵盖所有与“武”有关的思想品德内容,包括道德自觉、行为规范和精神价值等。第二,不同历史时期,武德思想内容和文化特征不同。本文以古代历史上武德文化特征明显、武德思想鲜明为分期理念,把武德思想的发展分为先秦、盛唐、宋元、明清四个主要时期。先秦经历了历史上重要大变革,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争鸣,思想大繁荣大发展,“尚礼、尚谋、尚侠”是当时主要的武德思想内容。盛唐时期,唐王朝的开明政治与繁荣经济为社会形成崇武尚侠风气打下基础,“以武壮志、以武立志、以武言志”成为当时武德思想的主要内容。宋元时期,在“崇文抑武”国策的影响下,导致民间习武结社规范化、民间武术表演娱乐化特征明显,从而推动武术审美思想的伦理变迁。明清时期,明代的兵家思想为武术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清王朝对民间武术的镇压使民间秘密结社和清规戒律兴起,武侠小说中侠者形象的塑造使侠者们行侠天下,镖师们侠骨义胆的高尚武德使镖局和镖师们镖行天下。第三,中国传统武德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传统哲学中的儒、释、道、墨等思想是中国传统武德思想之根。儒家的仁爱、道家的阴阳、佛家的禅定、墨家的侠义等思想,在传统武德思想中都有深刻的反映。受中国传统文化滋养,具有明显地域文化特性的中国传统武术,在成长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风格迥异、各具特色的传统武术文化流派及特征,少林功夫和武当武术是其中的典型。佛教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发展,形成少林功夫修禅悟道的武德传统。道教文化与武当文化的相互影响,形成武当武术养生修道的武德传统。少林武德与武当武德,形象反映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特征。第四,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的发生、发展与演变,反映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时代背景。以中国文化为理论基础的中国传统武德思想,形成了一套对现代社会仍具有教育意义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仁爱为本的伦理核心、贵义轻利的价值导向、尊师重道的礼教风尚、忠诚守信的精神节气,是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的优秀传统。由于历史局限性造成传统武德思想的封闭性、神秘性和虚幻性等消极因素是中国传统武德思想中的糟粕,要加以批判和改造。因此,要使中国传统武德思想发挥时代价值,满足现实需要,必须要对传统武德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坚持武德思想的仁勇结合、内外相应、古今相继和真善相随。第五,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经过近百年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文化“自觉”后,留下优秀的武德思想内容和独特的精神内涵,对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重要价值。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的挖掘与弘扬,有助于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内容,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载体,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道德优势,构筑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入路径,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的国际视野。应积极发挥中国传统武德思想在思想政治教育上的内容优势、融入优势和传播优势,让中华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和共享,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汪笑楠^[10]（2019）在《楚国日用漆器设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楚国日用漆器设计是楚人现实生活中最重要的器用,其不仅呈现出楚人的日用之道,展示出楚人的创造精神和早期工匠对于漆器设计无限可能性的探寻,亦全面的反映了楚地域在历史知识、民俗风尚、社会生活、文化传统上的独特性。作为中国漆器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楚国日用漆器设计深刻的影响了中国漆器设计的基本走势,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楚国日用漆器的设计学研究,不仅是楚漆器设计史研究内容拓展和深化的具体体现,也是当代楚式漆器设计发展的理论需要,其既有益于积极拨正模糊地域特征和民族文化现象的当代楚式漆器设计发展,也有益于恢复传统创造与当代生活的活泼关系。本文立足于楚国原初社会情境,以设计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知识为基础,通过以定性研究为主,定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结合的方式,从人的需要层次理论出发,以设计的四重重要属性——“实用性”、“适用性”、“审美性”、“伦理性”为递进脉络,渐次深入的推进对楚国日用漆器设计的研究,力图从中探寻其与楚人以及楚人的生活方式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其与楚先民所创造的文化事象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建立起楚国日用漆器设计的综合形象,揭示出动态历史进程中楚国日用漆器设计的表现、存在及意义,进而为复兴楚漆器,发展当代日用漆器设计提供一种实践典范与理论参照。楚国日用漆器设计是从历史的洪流中浮现出来的经典造物,它离不开特定时期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楚国社会的自然地理、文化传统、经济形态、政治环境等都有与日用漆器设计相互作用的长期经历,各项外部条件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对楚国日用漆器设计的诞生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楚人日常生活用品,日用漆器在当时具有广泛的社会接纳度,其品系繁多,覆盖至楚人衣、食、居、行的方方面面,其以实用为本,充分满足了各阶层、各身份人士日常生活的物用需求。楚国日用漆器设计的形态塑造以楚人生活方式和楚风楚俗为基础,其材工相宜,荷载与受力方式合理;其人器适合,较好的处理了器具尺度与身体尺度的适应关系,渐进性地满足了因人而异的物用需求,呈现出以适用性原则为主导的发展倾向。实用与审美在楚国日用漆器中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在其丰富的审美表现中,我们可以窥见楚人精神的丰富性,一方面,日用漆器呈现出浪漫与自由的审美特征,表达出楚人对生命的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日用漆器呈现出自然与亲切的特征,表达出楚人对社会生活的喜爱和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楚国日用漆器设计形成了独具楚式特色的集体性审美共识,其形态的整体与部分之间,部分与部分之间暗合了黄金比例、等比数列等数理关系,并由此形成了一种程式化的量度上的美感,具有“数”之美的内涵。楚国日用漆器设计寓善于器,其通过文字叙述、色彩规定、艺术图像象征、塑造伦理情境等手段和方法,在本体中融入了“崇孝”、“正义”、“生态”等以“德善”为核心的伦理意识,其以器养德,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参与到社会体系,影响着楚人的道德感、责任感以及对善恶的判断能力,又以器循礼,良好的规范和处理了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和谐关系。伦理意识在日用漆器中的融入与展现体现出楚人对于器用之善的追求,凸显了楚民族高洁深远的精神世界。综上所述,楚国日用漆器是在本域环境下立足于自身传统文化的器具设计,其以理性为主导,借用艺术形态与装饰表达出了楚人对天地、生命的超理性认识。楚国日用漆器设计的造物智慧集中体现为“用”——“美”——“善”,其不仅充分满足了楚人的物质需要、精神需要、人伦需要和道德需要,同时传达出楚人造物制器“致用”的内在本质、“至美”的审美追求和“至善”的设计品格,它寓于日用常行之中,又超越于日用常行之上,不仅在楚人的生活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也成就了楚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

二、《庄子》与南方民族文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庄子》与南方民族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1）日本神话传说与民族信仰研究 ——以《古事记》神代卷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2）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湘绣图像之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4）傅山道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战国时期东方小国的兴衰及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以鲁、宋、郑、越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6）楚系金文书法艺术特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楚凤鸟图式及其精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新时期以来小说神话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楚国日用漆器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庄子》与南方民族文化（论文参考文献）

• [1]日本神话传说与民族信仰研究 ——以《古事记》神代卷为中心[D]. 卢静达.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D]. 王英娜. 山东大学, 2020(08)
• [3]湘绣图像之探析[D]. 刘鑫垚. 西安音乐学院, 2020(08)
• [4]傅山道学思想研究[D]. 甄跃达.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5]战国时期东方小国的兴衰及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以鲁、宋、郑、越为中心[D]. 潘润. 上海大学, 2020(03)
• [6]楚系金文书法艺术特色研究[D]. 汪成江. 西南大学, 2020(01)
• [7]楚凤鸟图式及其精神研究[D]. 彭杨.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8]新时期以来小说神话叙事研究[D]. 张栋. 兰州大学, 2020(01)
• [9]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研究[D]. 徐锋. 南京理工大学, 2020(01)
• [10]楚国日用漆器设计研究[D]. 汪笑楠. 武汉理工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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