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闻管理研究领域里的一枚硕果（论文文献综述）
孙吉娟[1]（2020）在《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方梦之是我国当代着名的翻译理论家,其在科技翻译研究、译学辞典编撰、翻译期刊创办等领域均作出了卓越的奠基性工作,其构建的应用翻译学范畴框架开中国乃至世界应用翻译学科体系研究之先河。方梦之用宏观、中观、微观的三分法来研究翻译:宏观上,翻译的原则有达旨、循规、共喻三端,“一体三环”的时空图展示了当代翻译理论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内涵,翻译活动参与者以作者、译者、读者为三要;中观上翻译策略追溯其理论渊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以直译、意译、零翻译的三元图包罗其详;微观研究则侧重在语法、修辞和逻辑三科。本文重点对方梦之一分为三的方法论与应用翻译学研究成果之间的关联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阐述该方法论对当下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借鉴意义。与文学翻译研究的历史悠久,理论庞杂相比,国内的应用（文体）翻译起步较晚,理论视域窄化。具体来说,在方梦之等国内学科领航人的带动下,应用翻译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从强到精的发展历程,走出了理论建构的困难期,在本体论、认识论、教学论、方法论、技术论等方面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走上了独立学科的发展方向,走出了一片不断拓展的学科体系疆域。其中很多研究成果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国内学界对此尚未展开系统研究。本文的价值之一就是完善学术思想史上这一重要的环节。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处处体现着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识。打破二分的对抗和隔阂,继承古代文论、借鉴西方译论学说,提倡“一”中不仅有“二”,更要有“三”的整体、动态、分层、发展的译论观。笔者在文中有意识地揭示该方法的独特性、合理性和现代性,努力尝试提升此法在翻译研究中的普遍性。所以,一分为三正是方梦之译学思想和翻译活动的主旨要害,是其译学观的关键,也是方梦之整体译学思想方法论的高度浓缩。因此,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三:一是国内首次对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进行系统的专题研究,具有丰富翻译家史料,完善中国应用翻译思想史的历史价值;二是方梦之作为我国应用翻译学科体系建构的领军性代表人物,对其个体的研究也是对我国应用翻译学发展历史脉络的梳理和反思,具有学科建构、发展、反思和批判之学科促进建设意义;三是一分为三哲学方法论视角的提出,对方梦之译学思想和译学活动具有提纲挈领之用,同时也为翻译学的元理论发展提供方法论的哲学关照和启示。论文正文共分为八章内容,以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为主线,以方梦之对应用翻译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的本体研究为主体,以同时期东西方相关译论为参照,以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与翻译学术活动（创办期刊、主持会议、编撰辞典等）之间的内在关联为呼应。宏、中、微三论结构平衡,翻译理论探究与翻译活动实践同条共贯,共显其一分为三的要义。“绪论”中,在综述方梦之的学术成果、代表作评论、学术思想评价的基础上,提出本课题的研究缘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二章是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总论,也是本文的灵魂。笔者通过梳理“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历史渊源和前沿要点,将一分为三定位于翻译学的哲学方法论层面,其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意义。后面三至五章侧重阐发方梦之在应用翻译学理论体系建构中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研究主张及其一分为三方法论的研究意义。分别指向: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理论研究体系,应用翻译的中观策略研究,翻译技巧微观研究的三基础:语法、修辞和逻辑。宏观体系建构系统、辩证;中观凸显“三”的要素,具有拓展学科理论发展的潜力;微观研究三位一体,激活了翻译实践提升为翻译理论的生命力。基于以上翻译理念,紧接的两章分别探讨了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之创办《上海翻译》期刊和编纂译学辞典。这一部分既是作为对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的总结,也是对应用翻译（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批判,同时,论述过程本身特别加强了对方梦之提出或者应用的一分为三方法论的逐层剖析。结语部分,一方面对方梦之的译学贡献进行总结和研判,尤其是充分肯定其对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的成功运用;另一方面指出本研究的局限和未来的可拓展领域。总之,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挖掘具有中国哲学色彩的一分为三方法论与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契合,具有重要的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复兴民族精华的现实意义。
王亚军[2]（2018）在《台湾地区大学“推荐甄选”招生制度变革研究 ——基于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台湾地区大学招生制度改革为背景,聚焦台湾地区大学“推荐甄选”招生制度产生、维系和演化的制度变革问题,建构以主流观念为中轴变量,交汇“结构-历史-行为”三维的制度变革模型,透析“推荐甄选”的制度变革事实,厘清其背后的多重逻辑及多重逻辑作用下的制度变革机制,挖掘大学招生制度改革中需要遵守的价值与规律,探索契合大陆地区高考现实的制度改革策略和方法。本文以新制度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制度结构的深层约束、历史脉络的时序影响、行为者的有限理性选择为核心变量,建构了以历史脉络为中轴,向上关注宏观的制度结构分析,向下观照微观行动者的心理和行为分析,“结构-历史-行为”三维交互的综合分析框架。循此框架展开研究,研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二章）台湾地区大学“推荐甄选”招生制度演变的历史系谱呈显。通过对台湾地区大学“联考”制度危机、“推荐甄选”制度新生和“繁星推荐”持续演变的制度发展史实的脉络勾勒,呈现各阶段的制度演进基本内容及制度实施效果评价。第二部分（第三、四、五章）台湾地区大学“推荐甄选”招生制度演变的过程机制探析。运用“结构-历史-行为”三维交互的综合分析框架进行研究,从外部考察正式制度（法律法规）的限制与授权,非正式制度（文化认知）的约束与创造,从内部关注行为者观念学习和利益偏好的选择与影响,同时观照历史事件和时机序列对制度变革的冲击和突破。研究发现（1）从结构视角观之,推荐甄选制度变革非纯然教育理念的逻辑推衍,而是受到社会脉络的左右。教育法规的限制、科举文化的影响、公平观念的引导,三者在教育场域中的相互牵引推动制度变革。（2）从历史视角观之,推荐甄选制度变革是制度环境、历史进程和行动者三者间以一种不完整路径复制和路径选择的适应性演化。传统联招制度的路径依赖、世界潮流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文化变迁、历史偶然事件的外部冲击,三者形成变革路径选择的拉扯张力推动制度变革。（3）从行为视角观之,推荐甄选制度变革不是行动者完全理性设计的产物,也不是纯然自然演进的产品,而是经过权力博弈胜出的知识精英在有限理性指引下的积极行动。多元主体的权力争斗、生理条件的理性限制、制度环境对行动空间和行为模式的结构约束、新兴思想的理念引领,四者合力决定着行动的主体和行动路径推动制度变革。第三部分（第六章）台湾地区大学“推荐甄选”招生制度演变的实现机制透析。建构以主流观念为中轴变量,贯穿制度变革四大阶段,整合历史、结构、行动三维要素,融汇触发-生成-扩散-制度化和反馈四项运行机制的制度变革综合模型。研究发现,在制度变革关系序列中,历史、结构和行动的社会性交合聚焦于“主流观念”的形成。“主流观念”是推动和促成制度变革的关键。主流观念的形成受限于历史的影响、结构的约束和文化的塑造,制度变革路径不是行动者在白纸上天马行空的随意绘制,也不是被历史、制度卷尺规约的笔直线路,而是三者在结构关系中的行动张力。主流观念不直接与制度发生关系,而是依附于行动者,通过行动者将其带入制度空间,与物质要素、权力要素联合,共同推动制度变革。第四部分（第七章）反思和启示。通过回归研究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意义,挖掘“推荐甄选”制度变革事实中潜隐的招生制度改革规律,探索契合大陆地区高考制度改革现况的改革策略和方法。研究发现,大陆地区高考制度改革需要基于“求美”的价值追求,寻找公平选才与科学选才间的多元价值平衡;基于“国家意志主导、专家智库支持、基层民意尊重”的权力协调,建构顶层把控、合理分权、多主体共构的制度变革空间和规则;基于“积极行动、渐进试点、以改促改”的改革方法,采取在积极稳妥的改革行动中纠正制度理性设计与制度实施偏移的行动策略;基于“综合改革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配套实施,突破制度改革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的困难,推动系统全面的制度改革。
杨艺[3]（2017）在《跑步健身类APP的信息传播现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科技发展、互联网+、全民健身计划……种种影响下的体育和当代人生活距离越来越近,成为体育传播的趋势和方向。如此,体育、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相结合诞生出的跑步健身类APP便有了发展的可能,互联网+体育模式下使得跑步健身类APP应用呈现出雨后春笋般的发展态势。本文通过研究跑步健身类APP信息传播现状,运用文献资料法、参与式观察、逻辑分析法等方法对于跑步健身类APP的传播内容、传播形式进行研究,重点以“咕咚”、“Nike+Running”、“悦跑圈”APP为研究对象,并且通过问卷调查法对跑步健身类APP的使用者的信息使用现状进行分析。跑步健身类APP的出现可以使人们迈出走向健康的脚步,随着的社会和科技的发展跑步健身类APP有了生存沃土。因此,跑步健身类APP的信息传播现状也值得深究。跑步健身类APP的信息传播的现状研究分为传播内容和传播形式。传播内容丰富并呈现着自身特色:1.健身指导内容以运动技巧为主,成为受众优先选择内容;2.健身数据内容针对受众细分,为受众提供健康监测;3.健身渠道内容详细全面,提供赛事、场馆、设备等服务;4.健身辅助内容受欢迎,应用情况不理想;5.健身文化内容带动用户,跑步健身从运动变为互动。而通过数据分析得出以下方面传播形式:1.多类型媒体形式交融,各栏目存在选择差异;2.利用“热点话题”推送,实现多矩阵传播形式;3.UGC双向交互传播,自媒体社群产生意见领袖。通过对跑步健身类APP使用者信息使用现状分析分类出跑步健身类APP使用者的信息使用需求、偏好选择以及设置期待。通过研究此类APP得出如下存在问题:跑步健身类APP信息同质化严重;原创信息没有相应把关人,质量参差不齐;跑步健身类APP缺少女性信息安全设置以及跑步健身类APP无法满足高水平指导。为此,本研究给出相应建议:确定信息内容为王,优化信息分类;严格审核原创信息上传,设置高水平把关人;开发相关女性功能,保障用户信息安全;最后发挥自身优势,创新信息传播方式,旨在更好地引导人们对于健康生活的促进。
王传敏[4]（2017）在《台湾地区“考试院”研究》文中认为晚清以降,中国饱受内忧外患的冲击,其间,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也在扭曲和变异中,逐渐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众多仁人志士都曾满怀救国济民的热情,就各种制度提出富于创见的设想并开展实践。考试权思想是孙中山先生“五权宪权”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吸收了中华民族传统的科举制度、铨叙制度和西方文官制度等人类政治文明营养,从构想、创制到尝试和改进,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制度体系,是近代以来中国民主政治探索与实践的一个重要结晶。台湾地区政治制度及其行政机关运作模式是该制度在政治实践中的余续。自1928年10月8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首次从法律层面明确规定考试院制度以来,孙中山先生创设的五权分立制度才正式有了法律依据。随后,国民政府任命戴传贤先生为考试院院长,考试院筹备处开始启动运作。伴随着《考试院组织法》、《铨叙部组织法》和《考选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的相继颁发,直到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实现了从宪法层面就考试院制度进行正式立法规定。1947年国民政府开始宣布行宪,《中华民国宪法》用专章共计7条宪法条文对考试院制度作了详细规定。此后,台湾地区的“考试院”机构运转及其制度建设并没有随着1949年国民党政权迁台而出现中断,相反,却始终处在不断的发展之中,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相关法律制度不断的丰富和完善。台湾地区“考试院”在六十余年的运行中,理论界与实务界不乏针对制度体系及其部分内容存废的争论,“考试院”自身也不断在争论中进行着调整和完善,其主体原因即在于“考试院”制度背后一直暗藏着“五权”与“三权”、“总统”与“行政院”权力、“国民大会”与“立法院”职能叠合等种种紧张关系。时至今日,“考试院”在制度形式上比较符合“五权宪法”的表征,但就其内容而言,则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权能区分的初衷,渐近地走向了权力分立制衡的三权制。但不可否认的是,台湾地区考试权及“考试院”制度在健全人事法制、树立廉能政治和塑造“法治政府”等方面所取得了不少成绩,其自身制度设计及其深化完善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因此,对台湾地区“考试院”现行法源及其运行机制进行认真梳理和详尽分析,对于改革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政府机关公务员相关制度等制度体系,极具“它山之石”的借鉴意义。自新中国成立,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应对来自前进道路上的各种挑战和困难,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①,当今中国已经逐步探索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及其制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正日渐实现,凝聚在现代中国身上的东方文明也正在以其不争的事实显示了强大的优越性。国际社会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正把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中国,显示在现代中国身上的一些制度创新成果、发展理念、发展成果、内外政策等也逐渐为世界各国（地区）所承认、推崇、移植。但是,“山不言自高,海不言自深”,况且,当前距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标准相比,距离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的要求相比,还存在诸多需要改进的问题:如何规范政府运行问题、如何强化公务员队伍建设、如何促进社会阶层有序流动、如何“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习近平语）”等现实中存在的挑战与问题,都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新的执政智慧、执政理念来创造性地加以克服和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任务依然任重道远,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永远在路上。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各国（地区）先进文化的研究,吸收其优秀、科学的基因,使其融入到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建设中,至为必要。纵观历史长河里考试制度的沉沉浮浮,其存在的合理性总是离不开人才选拔的公正性、政权用人的科学性、社会阶层流动的有序性。考试权及其实现乃一国国民人权中的基本成分,应社会之需求而产生,随社会发展而持续活跃,受历史多次检验而持续焕发生命力。在法治中国的视野下对台湾地区“考试院”制度进行研究,取长避短,采取“拿来主义”,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弘扬考试思想的中公开平等与竞争择优的基因,不断探索当下考试制度于推进法治中国、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的有效路径,厥功甚伟。
汪庆华[5]（2016）在《董秋斯译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董秋斯是我国着名的翻译思想家,对中国传统译学思想在20世纪中期的创新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迄今为止,无论是我国的翻译史研究还是翻译理论研究对其译学思想关注都还很不够,相关研究多属概述性或零星散论。为此,本文以董秋斯译学思想为研究对象,着重研究了三方面内容:1)董秋斯对中国传统译学思想的反思;2)董秋斯对传统译学思想的创新,即翻译学建构思想;3)董秋斯译学思想具有的现实意义。董秋斯在上世纪40年代后半期至50年代初对我国传统译学领域的许多重要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反思。本文选取其六个有代表性的思想观点展开研究。结果发现,董秋斯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翻译家,在一些问题上不免会继承中国传统译学思想。比如,在翻译选材“为人生”和“为艺术”的问题上,他支持“为人生”的观点,表现出对我国传统译学思想中的为社会和公众服务意识观的传承。再如,为了化解翻译家们在间接翻译问题上存在的矛盾,他借用了中国传统译学思想中的译者修养的概念,把大家的一些零散观点融汇到一起集中表述出来,并将其作为判断间接翻译好坏的关键量尺。研究还发现,董秋斯也提出了一些颇有创见的观点。比如,针对翻译标准向来不分文体的作法,他认为翻译标准要有文体之别,文学文以“信”为标准,而非文学文以“信”和“达”为标准。这一观点与纽马克关于语义型和交际型翻译的理论异曲同工,但却领先了四十多年。再如,针对翻译是“创作”的观点,他认为翻译是“再创作”。“再创作”既肯定了译者主体创作性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强调了译者的创作是一种忠实于原作基础上的“创作”,不可任性发挥,恰到好处地表达了忠实与创作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又如,针对翻译的本质是艺术的思想,董秋斯提出翻译是科学,强调关注翻译客观规律性,标志着中国译学思想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向。研究发现,董秋斯之所以对中国传统译学思想涉及到的许多重要问题进行厘清和阐释,是因为他希望能够为建国后中国译学思想的发展提供正确的方向和原则。翻译学建构思想是董秋斯整个译学思想中的一颗最为璀璨的明珠。本文对该思想做了重点探讨。研究发现,董秋斯对我国翻译学的建构与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始创性贡献。他率先将翻译批评从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中分离开来,并对二者进行重点研究,又将翻译史纳入到翻译学科的研究范畴,由此搭建起了一个由翻译批评、翻译理论和翻译史构成的三位一体的翻译学框架体系。从学科性质、学科方法论、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等角度来看,董秋斯的这一理论已经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翻译学特征。通过把董秋斯与谭载喜、霍尔姆斯等国内外翻译学肇始期影响较大的几位学者的思想观点进行比较分析,发现董秋斯的翻译学思想不仅提出的时间早,而且也有其独到的亮点。就翻译学科建构这一历史贡献而言,董秋斯不仅是在中国即便是在世界范围内都可以堪称是当之无愧的先驱。董秋斯离开译坛己近半个世纪了,然而其译学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结合我国译界当前的实际情况,选取他的三个主要思想观点为代表,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翻译需要理论,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翻译批评要重在“建设性”,尝试探讨其译学思想对我国当代译学的建设和发展具有的现实意义。
曹汝平[6]（2016）在《上海美术设计机构研究（1909-1978）》文中研究表明文章以引自西方现代国家公司经营与管理方式的美术设计机构为研究对象,利用在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市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等处检索到的原始档案资料和报刊资料,从美术设计的角度,运用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商法等相关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对其进行综合研究。文章在“机构”和“公司”概念梳理的基础上,从城市现代化、公司法与企业制度、美术设计机构的管理与运营、美术设计师与作品四个层面重点理清了上海美术设计机构的关键性问题,包括:（1）美术设计机构与城市现代化的关系。（2）公司法、政府管理与20世纪上半叶美术设计机构的关系。（3）1949年前后美术设计机构业务管理、运营与历史环境的关系。（4）作为美与利益“共同体”的历史意义。在这一论述过程中,本文力图分析这样一个问题,即:许多掌握了国画、西方油画、水彩、水粉技巧的美术设计师虽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最终却只将其视为可传授的技巧或可谋生的手段,而不是将其转化为一种认知并改变生活的观念与思维方式,更没能造就出有影响力的大型美术设计公司,反倒是国营性质的美术设计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一定影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上述四个层面的内容也许包含着答案的四个要素——（1）现代化观念在城市生活中的融入程度。（2）理性、公平、民主与国家管理的契合程度。（3）集体、国家利益与个人价值实现条件及制约因素之间的冲突程度。（4）美术设计师在物质与精神利益上表现出的时代差异。除绪论和余论外,本文共分为有逻辑关联的四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以概念厘定为思路,考察与美术设计机构相关的公司、机构、广告、设计等现代观念,以此为理论依据引出机构成立所需的客观条件,并为以下四个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述的部分定下基调;同时考查上海这座现代化的商业大都市给商业美术设计机构带来的影响与机遇,以机构为中心,着重阐述1949年前后城市现代化观念与转型的历史要素,由此勾勒出上海现代美术设计机构所具有的现代化特征。第二部分是以20世纪上半叶历届政府颁行的公司法为线索,探讨各个时期上海美术设计机构与公司或企业机制之间的法理逻辑,力图理清在公司法的规约下美术设计机构的设立流程、组织结构、增资程序、经营方式、资本核算、内外关系等问题,并对其中的原因与效果进行考察,以便回答自由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体制分别为美术设计机构的建立、发展建构出怎样的关系图景,其利弊得失如何。第三部分是以时间为序,以经营体制转变为背景,集中探讨不同时期上海主要美术设计机构内部的业务经营与管理情况,并阐述随社会、经济等环境变迁而表现出的时代特征。最后一个部分则是以美术设计师利益为中心的考察,尝试从不同时期设计师的作品风格与审美观念角度,论述个体与群体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也就是将机构-人-作品视为一个整体,思考“共同体”内外物质与精神利益的关系。本文最后以“余论”的方式对全文进行总结式的思考,从对全文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探讨上海美术设计机构可行的改革之路。总而言之,本文以美术设计师的共同体——上海美术设计机构为中心,从马克斯·韦伯的“共同体”视角梳理了上海美术设计机构的历史面貌,同时探究了1978年以前“被动现代化”条件下美术设计师及其机构尚未形成合力而成其大的内在原因。
毛文婷[7]（2015）在《论口述档案促进高校校史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口述档案的征集越来越受重视,作为史料的一种,被大量运用到地方志、战争史、少数民族文化等研究中,高校校史研究也是其中之一。本文围绕高校开展口述档案征集工作对校史研究的促进作用进行了思考和探讨。
胡艺华[8]（2014）在《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研究》文中提出在中国的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绝不是一个虚构的幻影,而是一个已经存在了近百年并不断得以推进的历史过程。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早传入中国,人们就开始尝试“哲学到大众去”,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这样的探索和实践一刻也不曾停止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历程中,曾有过数次历史性突进,其中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作为执政党,在全党全国范围内系统地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开创出了一条与当时历史环境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大众化之路,堪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历史上的一个成功典范。在科学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命题的前提下,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原则,对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的历史背景、演进历程、文本、主体、路径方法进行比较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力图突破目前学界对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研究中的那种流于简单介绍的状况,全面梳理、公正评述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总结提炼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经验和教训、启示,从而为当代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提供有益的历史参照。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这一命题内涵的科学界定和准确把握,是系统研究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一个基本理论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概念的形成和发展经历四个阶段：初步形成：“五四运动”至20世纪30年代；明确提出：20世纪3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不断深化：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创新发展：改革开放以后至今。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内涵,首先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辨正,即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区别开来,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区别开来,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内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民大众之间的双向互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人民大众实践活动的有机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主体由社会精英到人民大众的逐步扩展。二、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一方面有其历史必然性：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思想基础；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导地位的必然要求；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理论准备；对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进行理论武装的根本举措。另一方面有一系列有利条件：政治保障：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理论基础：毛泽东哲学思想日趋走向成熟；强大动力：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此外,还应看到苏联对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影响：重要动因：对苏联经验的学习；重要条件：与苏联哲学界的互动；重要动力：对苏联模式弊端的反思。三、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至1956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开启和初见成效的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在政治与哲学良性互动中得以比较顺利地推进,期间主要有三个重大行动：大力宣传并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展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学术领域广泛发动以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旨的哲学批判活动。1956年至1966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深入而曲折发展的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在政治与哲学发生偏离的复杂环境中向前推进,成功与失误、经验与教训交织在一起,其中比较突出的事件主要是：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化宣传；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活动的兴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的开展。四、建国后十七年产生并应用大量具有时代特点、顺应民众需求、彰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主要包括经典性文本、解释性文本、介绍性文本等三种形式。文本的使用有四个特点：在注重引进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文本的中国化；在传承经典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文本的时代性；在加强学理性的同时更加强调文本的通俗性；在遵循一般性的同时,更加强调文本的针对性。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视角,对五个具有代表性的文本进行简要分析,即毛泽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李达的《<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冯契的《怎样认识世界》、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五、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一个由党的领袖、哲学工作者、人民大众共同参与、协同配合的系统工程。党的领袖起引领作用,主要是通过亲自倡导和组织发动全国性的哲学学习宣传运动,不断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投放新理论,带头把哲学理论转化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哲学工作者起桥梁作用,主要是通过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以通俗化的形式宣传和普及哲学理论,批判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人民大众起根本作用,主要是通过持续不断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在实践中不断提出新问题、创造新经验。六、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主要是通过六条路径来加以推进的,即文本传播、媒体宣传、教育引导、思想改造、制度安排、组织推进等；主要采用五种基本方法,即自主学习法、文本解读法、批判比较法、实践运用法、典型推广法。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一个典范,其历史效果主要有：成功地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切实提高人民大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有力地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其教训主要在于：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始终没有完全理顺；哲学大众化中存在简单化、庸俗化和极端化的倾向,暴露出实用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问题；对自身的内在规律研究不够、把握不准。由此我们获得启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必须把握科学内涵、夯实理论根基、创新传播方式、建设专业队伍、构建发展机制。
汤美娟[9]（2013）在《嵌入与变异：现代教育观念的乡村遭遇》文中研究表明百年来,乡村教育改革和研究一直在“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预设下致力于寻求现代化道路。对于该目标及背后的观念,改革者和研究者们深信不疑,很少反思。不过,社会理论对现代知识体系的反思,打破了其“天然”的合法性和普适性,为思考乡村教育改革和研究中的观念体系提供了理论视角。在此理论视角下,传统和现代教育观念并非处于“落后—进步”的线性发展之中,而是各具逻辑自主性的观念类型,乡村教育观念的现代化过程只是现代教育观念凭借权力机制在乡村社会的嵌入和“再生产”。该文便基于底层乡村民众的立场,探究内含于传统和现代教育观念中的思维方式、现代教育观念在乡村的“再生产”机制及遭遇到的“重构”和“再解释”,以此展示底层视角下的乡村教育观念现代化历史图景。为深入理解这一历史图景的细节,该文采用历史的批判民族志,对苏北M村这一经历了现代教育观念“再生产”及不同教育观念碰撞的个案进行了较长时间的田野研究。在此过程中,研究者对该村50多位乡村民众进行了深度访谈,获得了丰富的访谈资料,同时收集了相关地方志、县镇教育政策文本和学校教育制度等文献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访谈资料和文献资料的整理、编码和分析,形成了论文的框架和结构。通过以上探索和分析发现,解放前乡村民众传统教育观念孕育于乡土生活之中,以“务实求验”为思维方式；与此不同,现代教育观念源于工业社会,其中内含有“理性”的思维方式。解放后,凭借着国家政治力量,现代教育观念“嵌入”乡村,并通过“知识—权力”运作机制实现了“再生产”。在此机制中,乡村学校占据着“枢纽”的位置,成为现代教育观念在乡村的“集散地”。它通过两种方式：“直接规训”和“间接规训”,向乡村民众传播现代教育观念。不过,现代教育观念的“再生产”并非“霸权式再生产”,而是一种“互动性再生产”。也即,作为地方文化的传统教育观念及其“务实求验”的思维方式并未完全消失,而是与现代教育观念这一超地方文化产生了不同形式的互动,以不同方式对其进行了“重构”。纵观这一互动史,它显露出三个明显的“断层”,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互动模式：传统主导型互动（1949—1978）、双向异质型互动（1978—1998）以及理性主导型互动（1998—至今）。其中,每一种互动模式都与此阶段人们的生活模式及教育在其中的地位表现出了“亲和性”,形塑了乡村民众教育观念体系的阶段性特征,也形成了现代教育观念在乡村的不同遭遇：“漂浮”、“分化”和“霸权”。所有这些既联结为现代教育观念的乡村遭遇史,更展现了底层视角下乡村教育观念的现代化历史。
刘可[10]（2012）在《揭秘高盛中国传奇团队鱼贯退场》文中指出高盛在华高层管理中，一向由国内外资深的证券界人士担任，比如董事长方风雷、首席执行官蔡金勇、管理委员会成员宋冰、首席财务官孟秋、合规总监李臣及公司董事会秘书章靖等等。 蔡金勇作为最后一枚硕果仅存的中国面孔也离开高盛，也许标志着高盛又一次反其道行之的转折?
二、新闻管理研究领域里的一枚硕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闻管理研究领域里的一枚硕果（论文提纲范文）
（1）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方梦之研究综述 |
| 1.2.1 方梦之成果掠影 |
| 1.2.2 对代表作的评论 |
| 1.2.3 对方梦之学术思想的评价 |
| 1.2.4 方梦之批评中存在的问题 |
| 1.3 方梦之其人其事 |
| 1.3.1 方梦之的学生时代 |
| 1.3.2 厂矿工作及翻译 |
| 1.3.3 研究所翻译 |
| 1.3.4 步入教坛(1978年至今) |
| 1.4 本课题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方法 |
| 1.4.1 本课题的理论价值 |
| 1.4.2 本课题的实际应用价值 |
| 1.4.3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思路和框架 |
| 第二章 方梦之一分为三翻译观的形成 |
| 2.1 “一分为三译学观”之解读 |
| 2.2 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哲学内涵 |
| 2.2.1 一分为二的利弊 |
| 2.2.2 一分为三的显现 |
| 2.2.3 一分为三的优势 |
| 2.3 一分为三与翻译学方法论 |
| 2.3.1 一分为三与哲学方法论 |
| 2.3.2 翻译学的方法论 |
| 2.3.3 一分为三与翻译哲学方法论 |
| 2.4 一分为三:从翻译标准到翻译哲学方法论 |
| 2.4.1 作为翻译标准的一分为三 |
| 2.4.2 翻译哲学方法论关照的一分为三 |
| 2.5 方梦之的一分为三译学观 |
| 第三章 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研究体系 |
| 3.1 应用翻译研究(学)学科体系建设历程 |
| 3.1.1 文体研究切入,扩大翻译语域 |
| 3.1.2 宏观构思,分层建构 |
| 3.1.3 本体三分,自成一体 |
| 3.2 应用翻译研究自成体系 |
| 3.2.1 “应用文体翻译”范畴 |
| 3.2.2 在译学体系中的方位 |
| 3.2.3 宏观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义 |
| 3.3 翻译活动三要素:作者、译者、读者 |
| 3.3.1 三要素整体观 |
| 3.3.2 译者主体的研究历程 |
| 3.3.3 译家研究的时空与学科三维考量 |
| 3.4 应用翻译标准:达旨、循规、共喻 |
| 3.4.1 应用翻译原则之现实关照 |
| 3.4.2 达旨:达到目的,传达要旨 |
| 3.4.3 循规:规范之常在 |
| 3.4.4 共喻:译文适应性 |
| 第四章 方梦之的中观策略思想研究 |
| 4.1 中观策略概说 |
| 4.1.1 国内外关于“翻译策略”的研究概述 |
| 4.1.2 中观策略研究的意义 |
| 4.1.3 方梦之对翻译策略的研究路径 |
| 4.2 翻译策略三要素:理论因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 |
| 4.2.1 理论因子的考量 |
| 4.2.2 目的指向的诠释 |
| 4.2.3 技术手段的考察 |
| 4.2.4 译学方法论的启示 |
| 4.3 翻译策略三元图：直译、意译、零翻译 |
| 4.3.1 三元图的翻译语言意义观 |
| 4.3.2 直译、意译的重新范畴化 |
| 4.3.3 零翻译的理论研究 |
| 4.4 我国三位一体的翻译策略类聚研究 |
| 4.4.1 本土研究的理据 |
| 4.4.2 自主开发的策略述评 |
| 4.4.3 应用翻译策略之走势 |
| 4.5 中观策略之批评 |
| 4.5.1 中观策略的评价 |
| 4.5.2 方法论意义 |
| 第五章 方梦之微观技巧研究:语法、修辞和逻辑三位一体 |
| 5.1 翻译技巧的历史性和当代性 |
| 5.2 技巧理论化的理据 |
| 5.2.1 上下贯通、立足实践 |
| 5.2.2 从实践总结走向理论研究 |
| 5.2.3 理论发展性 |
| 5.3 语法学视角 |
| 5.3.1 语法(言)学在翻译学体系中的位置 |
| 5.3.2 方梦之的翻译语言等值观 |
| 5.3.3 翻译技巧与语言学理论同步发展 |
| 5.4 修辞学视角 |
| 5.4.1 修辞与翻译的契合 |
| 5.4.2 应用翻译修辞观——译文的得体 |
| 5.4.3 对方梦之翻译修辞观的评价 |
| 5.5 逻辑学视角 |
| 5.5.1 逻辑思维与语言翻译 |
| 5.5.2 “逻辑学”是“翻译学”的基础学科 |
| 5.5.3 逻辑对翻译研究的功用 |
| 5.5.4 应用文体翻译需要逻辑思维 |
| 5.6 语法贯通、修辞立诚、逻辑关联 |
| 第六章 创办《上海翻译》,构建应用翻译之三维阐释 |
| 6.1 创办过程 |
| 6.1.1 创刊背景 |
| 6.1.2 创刊特色 |
| 6.1.3 创刊艰辛 |
| 6.2 创办思想:作者—编者-读者三结合 |
| 6.2.1 稳定的作者队伍 |
| 6.2.2 做专家型主编 |
| 6.2.3 与读者的互动 |
| 6.3 引领前沿 |
| 6.3.1 国际译学视野 |
| 6.3.2 凸显刊物的战略导向 |
| 6.4 应用翻译研究之三维阐释 |
| 6.4.1 聚焦应用(文体)翻译 |
| 6.4.2 探讨翻译理论的应用性研究 |
| 6.4.3 关照应用型翻译问题 |
| 第七章 编撰译学辞典,创立“一体三环”译学观 |
| 7.1 方梦之与辞典编纂 |
| 7.1.1 衷怀辞书 |
| 7.1.2 编纂历程 |
| 7.2 译学辞典批评 |
| 7.2.1 编纂译学观 |
| 7.2.2 编者主体性 |
| 7.2.3 读者意识 |
| 7.3 编纂思想:一体三环 |
| 7.3.1 一体三环论 |
| 7.3.2 一体三环论之评价 |
| 7.3.3 一体三环的方法论价值 |
| 7.4 辞典与构建中国译学话语体系 |
| 第八章 结语:方梦之与中国翻译思想史 |
| 8.1 方梦之译学思想的总体特征 |
| 8.2 方梦之译学思想对当下译学研究的启示 |
| 8.3 本研究的局限和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方梦之着译年表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的论文 |
| 致谢 |
（2）台湾地区大学“推荐甄选”招生制度变革研究 ——基于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1.1 时代背景：大陆地区高考制度改革进入深水区,规模大,涉及面广 |
| 1.1.2 现实困境：新高考制度改革复杂艰巨,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
| 1.1.3 案例考察：台湾地区多元入学制度改革的多元尝试与积极探索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推荐甄选”的相关研究 |
| 1.2.2 关于“大学招生制度”的相关研究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概念界定 |
| 1.4 研究问题与研究思路 |
| 1.4.1 研究问题 |
| 1.4.2 研究视角 |
| 1.4.3 研究思路 |
| 1.4.4 研究方法 |
| 1.4.5 研究意义 |
| 2 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的分析视框建立 |
| 2.1 制度理论的发展 |
| 2.1.1 传统制度主义 |
| 2.1.2 新制度主义 |
| 2.2 新制度主义与教育研究的结合 |
| 2.2.1 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 |
| 2.2.2 新制度主义分析与教育研究的结合 |
| 2.2.3 新制度主义分析与比较教育研究的结合 |
| 2.3 本研究基于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建立 |
| 2.3.1 对“推荐甄选”制度已有研究的反思 |
| 2.3.2 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的研究适恰性 |
| 2.3.3 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的研究分析框架 |
| 3 台湾地区大学“推荐甄选”招生制度变革的历史脉络 |
| 3.1 旧制度的危机：大学“联招”制度的危机(1928-1994年) |
| 3.1.1 分分合合的变迁：高校独招走向大学联招 |
| 3.1.2 稳健守常的改进：旧制联招的技术革新 |
| 3.1.3 改良新制的出台：旧制走向新制的开端 |
| 3.2 新制度的创生：“适性适才”推荐甄选的新生(1994—2007年) |
| 3.2.1 推荐甄选的试行和简化 |
| 3.2.2 “推荐甄选”的成效评估 |
| 3.2.3 推荐甄选的反思与改进 |
| 3.3 新制度的演化：“均质均衡”繁星推荐的发展(2007年—迄今) |
| 3.3.1 繁星推荐的试行与新生 |
| 3.3.2 繁星推荐的成效评估 |
| 3.3.3 繁星推荐的制度反思 |
| 本章小结 |
| 4 台湾地区大学“推荐甄选”招生制度变革的结构逻辑分析 |
| 4.1 法律规则的限制：教育法规的限制与修订 |
| 4.1.1 就学申请权与入学平等权对大学招生的权限 |
| 4.1.2 大学自治授予大学自行选拔学生的权力 |
| 4.1.3 法律规则的修订与大学招生制度的演进 |
| 4.2 传统文化的影响：科举制度的偏好与延续 |
| 4.2.1 科举制度的现实基础：人性分类观与阶级社会观 |
| 4.2.2 科举制度的统治意义：阶级复制与社会流动 |
| 4.2.3 科举制度的伪善包装：升学主义与适性扬才 |
| 4.3 价值观念的引导：教育公平的重视与重识 |
| 4.3.1 教育公平的层次推进：从入学机会平等向适性适才发展 |
| 4.3.2 教育公平的理念转译：从技术公平向理念公平的转向 |
| 4.3.3 教育公平的正义考量：从追求卓越向弱势补偿的调整 |
| 4.4 制度变革的结构逻辑：思想观念获取文化认同 |
| 本章小结 |
| 5 台湾地区大学“推荐甄选”招生制度变革的历史逻辑分析 |
| 5.1 历史路径的自我强化：联招制度的内部完善 |
| 5.1.1 联招制度的技术方案修订和完善 |
| 5.1.2 新机构设立协助联招进行制度调整 |
| 5.2 历史进程的强力钻孔：“自我意识”的觉醒 |
| 5.2.1 从“单一主体从属”到“多元主体性”的文化变迁 |
| 5.2.2 教育志士的意识觉醒和民间教育社团的成立 |
| 5.2.3 大学招生制度世界潮流的影响 |
| 5.3 历史事件的意外冲击：四一O教改大游行 |
| 5.3.1 四一O教改大游行前的改革酝酿 |
| 5.3.2 教育改革的导火索：四一O教改大游行的爆发 |
| 5.3.3 意外事件的直接后果：教改组织的成立 |
| 5.4 制度变革的历史逻辑：路径依赖与阀限突破 |
| 5.4.1 路径依赖的制度回锁定 |
| 5.4.2 意外事件的阀限突破 |
| 本章小结 |
| 6 台湾地区大学“推荐甄选”招生制度变革的行动逻辑分析 |
| 6.1 政府在制度变革中的决策行动 |
| 6.1.1 政府在制度变革中的功能和角色 |
| 6.1.2 政府在制度变革中的权力和行动 |
| 6.1.3 政府代理人在制度变革中的推动和践行 |
| 6.2 高校在制度变革中的接受适应 |
| 6.2.1 大学联合招生组织的积极配合 |
| 6.2.2 高校在制度推行中的积极回应 |
| 6.2.3 高校教师对新制的认可支持 |
| 6.3 社团在制度变革中的谏言呐喊 |
| 6.3.1 官方社团在制度变革中献计献策 |
| 6.3.2 民间团体在制度变革中推波助澜 |
| 6.4 精英在制度变革中的知识引导 |
| 6.4.1 教育部门领导在制度变革中的引领和推动 |
| 6.4.2 着名专家学者在制度变革中的知识引导 |
| 6.5 “推荐甄选”制度变革的行动逻辑：有限理性的能动与权力场域的博弈 |
| 6.5.1 行动者有限理性的能动 |
| 6.5.2 行动者权力场域的博弈 |
| 本章小结 |
| 7 台湾地区大学“推荐甄选”招生制度变革的实现机制 |
| 7.1 制度变革的发展阶段及其运行机制 |
| 7.1.1 启动阶段——触发机制的运行 |
| 7.1.2 输入阶段——生成机制的运行 |
| 7.1.3 发展阶段——扩散机制的运行 |
| 7.1.4 成熟阶段——制度化和反馈调整机制的运行 |
| 7.2 机制中的核心要素及相互关系决定变革路径 |
| 7.2.1 内生动力与外生压力的多重动力配置触发变革启动 |
| 7.2.2 知识复杂性与利益者嵌入性的匹配决定变革的决策主体 |
| 7.2.3 思想观念与文化认知的结盟决定变革方案的价值内核 |
| 7.2.4 制度化行动与制度结构调整决定变革的可实现性 |
| 7.3 “以主流观念为核心”的三位一体制度变革实现机制 |
| 7.3.1 理念回归对于制度变革的理论意义 |
| 7.3.2 “以主流观念为核心”的制度变革实现机制 |
| 本章小结 |
| 8 反思与启示 |
| 8.1 对台湾推荐甄选制度变革的反思 |
| 8.1.1 利益多元与利益统整的窘迫 |
| 8.1.2 主体多元与变革权力的博弈 |
| 8.1.3 理性设计与制度实施的偏移 |
| 8.1.4 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的困难 |
| 8.2 对大陆地区高考制度变革的启示 |
| 8.2.1 多元价值目标如何协调与统整 |
| 8.2.2 多元变革主体如何分权和联合 |
| 8.2.3 制度规划方案如何设计和实施 |
| 8.2.4 制度深度变革如何实现和突破 |
|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3）跑步健身类APP的信息传播现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2 文献综述 |
| 2.1 国内研究现状 |
| 2.1.1 关于体育传播的相关研究 |
| 2.1.2 关于“互联网+体育”的相关研究 |
| 2.1.3 关于相关APP现状的研究 |
| 2.2 国外研究现状 |
| 3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文献资料法 |
| 3.2.2 案例分析法 |
| 3.2.3 逻辑分析法 |
| 3.2.4 问卷调查法 |
|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
| 4.1 跑步健身类APP的概念界定 |
| 4.2 跑步健身类APP的发展概述 |
| 4.2.1 跑步健身类APP发展现状 |
| 4.2.2 跑步健身类APP发展环境 |
| 4.3 跑步健身类APP信息传播现状分析 |
| 4.3.1 跑步健身类APP内容传播 |
| 4.3.2 跑步健身类APP形式传播 |
| 4.4 跑步健身类APP信息使用现状分析 |
| 4.4.1 跑步健身类APP使用者的信息使用需求 |
| 4.4.2 跑步健身类APP使用者的信息偏好选择 |
| 4.4.3 跑步健身类APP使用者的信息设置期待 |
| 5 结论与建议 |
| 5.1 结论 |
| 5.1.1 跑步健身类APP多种类传播模式融合 |
| 5.1.2 体育传播渗透于各方各面 |
| 5.1.3 跑步健身类APP信息同质化严重 |
| 5.1.4 原创信息没有相应把关人，质量参差不齐 |
| 5.1.5 跑步健身类APP缺少女性信息安全设置 |
| 5.1.6 跑步健身类APP无法满足高水平指导 |
| 5.2 建议 |
| 5.2.1 信息内容为王，优化信息分类 |
| 5.2.2 严格审核原创信息，设置高水平把关人 |
| 5.2.3 开发女性功能，保障信息安全 |
| 5.2.4 发挥优势，创新传播方式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件：关于跑步健身类APP信息传播的问卷调查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4）台湾地区“考试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目标及论文结构 |
| 五、研究方法 |
| 六、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分权理论视角下的考试权 |
| 一、西方权力分立理论概述 |
| (一) 西方古代分权思想概述 |
| (二) 洛克的二权分立理论 |
| (三) 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 |
| 二、中国传统分权思想萌芽 |
| (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权力分立思想 |
| (二) 秦汉、三国时期的君主权力制约思想 |
| (三) 唐宋时期的权力制约思想概述 |
| (四) 明清时期的权力制约思想概述 |
| 三、孙中山的五权分立思想 |
| (一) 孙中山对西方分权理论的批判与吸收 |
| (二) 五权宪法的提出 |
| (三) 孙中山的宪政路线 |
| 四、考试权概念及其内涵、功能 |
| (一) “考试权”源起及其应用 |
| (二) 考试权的概念 |
| (三) 考试权所体现的自然价值原则 |
| (四) 考试权的功能 |
| (五) 考试院在实践中承载的寄托 |
| 第二章 台湾地区“考试院”的历史溯源 |
| 一、民国时期考试院的发展概况 |
| (一) 创设时期 |
| (二) 起步发展时期 |
| (三) 曲折发展时期 |
| (四) 行宪后的调整变轨发展时期 |
| 二、民国时期考试院的组织体制 |
| (一) 考试院及其分支机构职权的立法规定 |
| (二) 考试院的组织机构体系 |
| 三、考试院的运行状况 |
| (一) 健全法规体系 |
| (二) 履行考选职能 |
| (三) 履行铨叙职能 |
| 四、民国考试院制度的现实及理论困境 |
| (一) 考试院与其他机关的利益博弈 |
| (二) 公职候选人考试的存废之争 |
| (三) 考试制度的复古与创新之间的纠结 |
| (四) 考试院制度的顶层设计与现实国情的脱节 |
| 第三章 台湾地区“考试院”现行法源的文本分析 |
| 一、台湾地区“考试院”的“宪法”渊源 |
| (一) 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的考试院制度 |
| (二) 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中的考试院制度 |
| (三) 历次台湾地区“宪法”增修条文中的“考试院”制度 |
| 二、台湾地区“考试院”的法律渊源 |
| (一) 台湾地区“考试院”现行法律目录 |
| (二) 台湾地区“考试院”部分现行法律 |
| 三、台湾地区“考试院”其他法律渊源 |
| (一) 台湾地区“考试院”现行法规命令渊源 |
| (二) 台湾地区“考试院”现行行政规则渊源 |
| 四、台湾地区“考试院”现行法源的立法现状 |
| (一) 立法规模相对庞大,分类比较精细 |
| (二) 立法过程相对连续,修订相对频繁 |
| (三) 立法质量相对较高,法治意识较强 |
| 第四章 台湾地区“考试院”的法治实践 |
| 一、台湾地区“考试院”的法治实践背景 |
| (一) 历次“宪改”的立法目标及其主要内容 |
| (二) 历次“宪改”中的“考试院” |
| (三) 台湾地区民主政治宏观背景对“考试院”的影响 |
| 二、台湾地区“考试院”的组织改革 |
| (一) 法定基本架构 |
| (二) “考试院会议” |
| (三) 典试委员会 |
| (四) “人事制度与兴革规划小组” |
| (五) “考试院”管辖对象 |
| 三、台湾地区“考试院”的机制变革 |
| (一) 革新人事管理制度 |
| (二) 恢复公职候选人考试 |
| (三) 调整铨叙履职方式 |
| (四) 改进丰富考试技术 |
| 第五章 台湾地区“考试院”的困境与出路 |
| 一、“考试权”备受争议的诸种原因 |
| (一) “权能分治”的法理界分不够清晰 |
| (二) 铨叙职能的叠合问题比较突出 |
| (三) 考试权独立的生存空间备受挤压 |
| 二、“修宪界限”论争及其对“考试院”的影响 |
| (一) “修宪界限论”的主要观点 |
| (二) 台湾地区“修宪”产生的情境变化 |
| (三) 台湾地区采行的“修宪边界”立场态度 |
| (四) “修宪边界”立场对“考试院”的影响 |
| 三、台湾地区政党轮替对“考试院”的影响 |
| (一) 民进党执政理念对“考试院”的影响 |
| (二) 政党轮替催生现代文官制度 |
| (三) “考试院”与“行政中立法”的创制 |
| 四、“考试院”现行运作制度有待补全、调整的若干方面 |
| (一) “考试独立”有待规范 |
| (二) 训练业务范围有待厘清 |
| (三) 考绩职能发挥有待改进 |
| (四) 弹性用人政策有待完善 |
| 第六章 台湾地区“考试院”的资鉴 |
| 一、在创新社会治理方面的资鉴意义 |
| (一) 打破社会阶层固化,激发社会活力 |
| (二) 整合统一培训资源,提升治理能力 |
| (三) 加强政绩督考课责,提升政府效率 |
| 二、在深化考试文化建设方面的资鉴意义 |
| (一) 创新考试文化思想 |
| (二) 丰富考试内容方法 |
| (三) 完善考试监督机制 |
| (四) 营造理性文化环境 |
| 三、在提升国家公务员专业化建设水平方面的资鉴意义 |
| (一) 进一步细化完善公务员职位分类体系 |
| (二) 推进分类考试,完善公务员分级考试制度 |
| (三) 健全考试法规体系,提升公务员管理法治化水平 |
| (四) 增强公务员考试资源的“效益理念” |
| 四、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资鉴意义 |
| (一) 建立国家公职人员任职资格考试 |
| (二) 优化选贤任能机制 |
| (三) 提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活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董秋斯译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选题目的与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董秋斯生平及翻译成就简介 |
| 1.3.2 董秋斯译学思想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董秋斯对中国传统译学思想的反思 |
| 2.1 文本类型决定翻译标准:董秋斯的翻译标准思想 |
| 2.1.1 中国传统翻译标准思想回顾 |
| 2.1.2 董秋斯对传统翻译标准思想的反思 |
| 2.2 直译为主:董秋斯的文学翻译方法思想 |
| 2.2.1 中国传统译学阶段关于文学翻译方法的思辨 |
| 2.2.2 董秋斯对文学翻译方法思想的反思 |
| 2.3 文学翻译是“再创作”:董秋斯关于翻译与创作关系的思想 |
| 2.3.1 中国传统译学思想的翻译创作观 |
| 2.3.2 董秋斯对翻译与创作关系的反思 |
| 2.4 译者修养是标尺:董秋斯关于判断间接与直接翻译质量优劣的思想 |
| 2.4.1 中国传统译学阶段关于间接与直接翻译的讨论 |
| 2.4.2 董秋斯对间接与直接翻译问题的反思 |
| 2.5 “为人生”而译:董秋斯的翻译选材思想 |
| 2.5.1 “为人生”和“为艺术:中国20世纪上半叶翻译选材观 |
| 2.5.2 董秋斯对翻译选材思想的反思 |
| 2.6 翻译是一种科学:董秋斯关于翻译本质的思想 |
| 2.6.1 中国传统译学阶段的翻译本质观 |
| 2.6.2 董秋斯对翻译本质问题的反思 |
| 2.7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建构翻译学:董秋斯对中国传统译学思想的创新 |
| 3.1 董秋斯的“翻译学”构想 |
| 3.1.1 翻译批评 |
| 3.1.1.1 开展翻译批评的必要性 |
| 3.1.1.2 怎样开展翻译批评 |
| 3.1.1.3 翻译批评的标准与重点 |
| 3.1.1.4 建设性:董秋斯翻译批评思想的精髓 |
| 3.1.2 翻译理论 |
| 3.1.2.1 建设翻译理论的重要性 |
| 3.1.2.2 如何建设翻译理论 |
| 3.1.2.3 董秋斯翻译理论建设思想评价 |
| 3.1.3 翻译史 |
| 3.2 董秋斯“翻译学”思想的成立理据 |
| 3.3 董秋斯:翻译学建构的先驱 |
| 3.4 董秋斯与霍尔姆斯的翻译学构想比较 |
| 3.4.1 霍尔姆斯的翻译学构想 |
| 3.4.2 董秋斯与霍尔姆斯的翻译学构想比较研究 |
| 3.4.3 董秋斯翻译学构想的启示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董秋斯译学思想的影响、当代意义及不足 |
| 4.1 董秋斯译学思想产生的影响 |
| 4.2 董秋斯译学思想的当代意义 |
| 4.2.1 中国的翻译学应有本土特色 |
| 4.2.2 翻译需要理论,理论离不开实践 |
| 4.2.3 翻译批评要重在建设性 |
| 4.3 董秋斯译学思想的不足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 |
| 5.1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及创新之处 |
| 5.2 本研究的不足及后续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董秋斯大事年表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6）上海美术设计机构研究（1909-197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逻辑的形成 |
| 第二节 文献概述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目的 |
| 第二章 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美术设计机构 |
| 第一节 两组关键的概念 |
| 一、机构与公司 |
| 二、广告设计与美术设计 |
| 第二节 设计机构产生的前提条件 |
| 一、优越的地理条件 |
| 二、人才汇聚形成的都市商业空间 |
| 三、基于“理性”之上的资本主义精神 |
| 四、具备先进的印刷技术 |
| 五、具有相对规范的企业制度 |
| 第三节 城市消费观念现代化与美术设计机构 |
| 一、迎合与引导：以永安公司美术部和“荣昌祥”为例 |
| 二、整合与分工：公私合营中的国营美术设计机构 |
| 第四节 城市现代化转型与美术设计机构 |
| 一、第一次现代化转型时期 |
| 二、第二次现代化转型时期 |
| 第三章 公司法与政府管理中的美术设计机构 |
| 第一节 《公司律》与早期美术设计机构 |
| 一、《公司律》与美术设计机构的组织形态 |
| 二、《公司律》之于早期美术设计机构的作用 |
| 第二节 《公司条例》与北洋政府时期的美术设计机构 |
| 一、《公司条例》与机构“法人”身份的模糊 |
| 二、美术设计机构的外部合同关系 |
| 三、《公司条例》颁行后设计机构存在的法律地位 |
| 第三节 《公司法》规约下的美术设计机构 |
| 一、公司组织名称的规范化 |
| 二、美术设计机构设立的流程 |
| 三、美术设计机构的公司章程 |
| 四、市公用局对机构广告活动的管理 |
| 第四节 新《公司法》与战后十年的美术设计机构 |
| 一、“有限公司”性质的美术设计机构 |
| 二、1950年公司法讨论及广告行业的改组 |
| 第四章 经营体制与业务转变中的美术设计机构 |
| 第一节 维罗广告公司成立前后的商业美术 |
| 一、维罗广告公司及早期媒介环境 |
| 二、两家附属型美术设计机构 |
| 第二节 从生生美术公司到华商广告公司 |
| 第三节 国民政府时期的美术设计机构 |
| 一、联合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
| 二、荣昌祥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
| 三、市公用局对美灵登广告公司等机构的管理 |
| 四、战争影响下的商业美术设计机构 |
| 第四节 建国初期美术设计机构的业务处境 |
| 一、广告机构的萎缩 |
| 二、上海人民美术工场及其分化 |
| 三、上海市广告商业同业公会的作用 |
| 第五节 国营性质的美术设计机构 |
| 一、所有制变革与美术设计机构职能的转变 |
| 二、国营美术设计机构的职能分工与业务构成 |
| 三、厂属美术设计机构的整体状况 |
| 第五章 作为美与利益“共同体”中的人与作品 |
| 第一节 商业美术家与商业美术设计风格 |
| 一、民国初期上海商业美术家的培养 |
| 二、商业美术家群体与他们的设计风格 |
| 第二节 商业美术家分流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美术设计 |
| 一、商业美术家的分流 |
| 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审美对上海美术设计的影响 |
| 第三节 美术设计机构作品存在的合理性缘由 |
| 一、生活与生产同构论：一个理论预设 |
| 二、美术设计作品的两个层次结构 |
| 第六章 余论：走向改革之路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上海部分美术设计机构一览表（1902-1962）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着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做的科研项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设计展览 |
| 致谢 |
（7）论口述档案促进高校校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1 口述档案的定义和发展现状 |
| 2 口述档案征集有助于高校校史研究 |
| 2.1 口述档案的征集,有助于弥补校史文献资料空白 |
| 2.2 口述档案的征集,有助于丰富校史研究角度 |
| 2.3 口述档案的征集,有助于扩大校史文化读物的受众 |
| 3 利用口述档案服务校史研究的几点建议 |
| 3.1 受访人选应以抢救性、代表性为原则 |
| 3.2 口述采集的内容应与常规档案相互印证 |
| 3.3 打造一支专业的高校口述档案工作队伍 |
（8）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课题研究的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的综述 |
| 三、课题研究的价值、思路、方法和创新点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命题的解读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概念的形成和发展 |
|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概念的初步形成：“五四运动”至20 世纪30年代 |
|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概念的明确提出：20世纪3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 |
|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概念的不断深化：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 |
|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概念的创新发展：改革开放以后至今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内涵界定 |
|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辨正 |
|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内涵 |
| 第二章 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历史必然性. |
| 一、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思想基础 |
|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导地位的必然要求 |
|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理论准备 |
| 四、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对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进行理论武装的根本举措 |
| 第二节 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有利条件 |
| 一、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为建国后十七年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提供了政治保障 |
|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日趋走向成熟为建国后十七年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
| 三、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为建国后十七年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注入了强大动力 |
| 第三节 苏联对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的影响 |
| 一、对苏联经验的学习是建国后十七年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重要动因 |
| 二、与苏联哲学界的互动是建国后十七年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重要条件 |
| 三、对苏联模式弊端的反思是建国后推进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重要动力 |
| 第三章 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演进历程 |
| 第一节 1949年—1956年：开启和初见成效阶段 |
| 一、开展全国性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 |
| 二、开展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
| 三、发动以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旨的哲学批判活动 |
| 第二节 1956年—1966年：深入而曲折发展阶段 |
| 一、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化宣传 |
| 二、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活动的兴起 |
| 三、“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的开展 |
| 第四章 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主要文本 |
| 第一节 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文本使用情况 |
| 一、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文本使用的概况 |
| 二、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文本使用的特点 |
| 第二节 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主要文本分析 |
| 一、毛泽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 |
| 三、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
| 四、冯契的《怎样认识世界》 |
| 五、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 |
| 第五章 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主体作用 |
| 第一节 党的领袖的引领作用 |
| 一、亲自倡导和组织发动全国性的哲学学习宣传运动 |
| 二、不断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投放新理论 |
| 三、带头把哲学理论转化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
| 第二节 哲学工作者的桥梁作用 |
| 一、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毛泽东哲学思想 |
| 二、以通俗化的形式宣传和普及哲学理论 |
| 三、批判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
| 第三节 人民大众的根本作用 |
| 一、持续不断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
| 二、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 |
| 三、在实践中不断提出新问题、创造新经验 |
| 第六章 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路径与方法 |
| 第一节 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基本路径 |
| 一、文本传播 |
| 二、媒体宣传 |
| 三、教育引导 |
| 四、思想改造 |
| 五、制度安排 |
| 六、组织推进 |
| 第二节 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主要方法 |
| 一、自主学习法 |
| 二、文本解读法 |
| 三、批判比较法 |
| 四、实践运用法 |
| 五、典型推广法 |
| 结语：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评价与启示 |
| 一、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效果 |
| 二、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反思 |
| 三、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9）嵌入与变异：现代教育观念的乡村遭遇（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反思现代性：乡村教育研究的应有立场 |
| 二、民众教育观念：反思乡村教育现代性的视点 |
| 三、历史的考察：反思乡村民众教育观念的方法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精英群体：乡村教育观念研究的方向之一 |
| 二、乡村民众：乡村教育观念研究的方向之二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研究范式：定性的理解 |
| 二、研究策略：历史的批判民族志 |
| 三、研究技术：文献与访谈 |
| 第四节 研究过程 |
| 一、研究个案的选择 |
| 二、研究现场的进入 |
| 三、研究资料的收集 |
| 四、研究现场的退出 |
| 第二章 知识、权力与教育 |
| 第一节 知识社会学：现代知识的结构限制 |
| 一、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渊源 |
| 二、知识社会学的基本架构 |
| 三、知识社会学的现代性反思 |
| 第二节 权力与规训：现代知识的再生产 |
| 一、微观规训技术：现代“知识—权力”运作的机制 |
| 二、学校教育：现代“知识—权力”运作的枢纽 |
| 三、表达-互动论：现代“知识—权力”运作的内在张力 |
| 第三章 “务实求验”：M村人教育观念的传统思维 |
| 第一节 解放前M村的生活与教育 |
| 一、以土地为中心：解放前M村的生活环境 |
| 二、简单与松散：解放前M村的私塾教育 |
| 第二节 “务实求验”：M村人传统的思维方式 |
| 一、“务实求验”思维方式的基点 |
| 二、“务实求验”思维方式的脉络 |
| 第三节 底层思维的展现：“务实求验”下的教育观念 |
| 一、一种参照：传统教育观念的精英视角 |
| 二、“务实求验”：传统教育观念的底层视角 |
| 第四章 传统主导型互动：现代教育观念的乡村漂浮(1949-1978) |
| 第一节 M村的生活与教育 |
| 一、巨变的惨痛：M村的生活环境 |
| 二、朴素的现代性：M村的学校教育 |
| 第二节 “政治式”思维下的现代教育观念萌芽 |
| 一、“人”观：主客的张力 |
| 二、知识观：科学与技术 |
| 三、教学观：计划与系统 |
| 四、评价观：科学与筛选 |
| 五、管理观：制度与变通 |
| 第三节 现代教育观念的“务实求验”化 |
| 一、“人”观：简单劳动力 |
| 二、知识观：识字 |
| 第五章 双向异质型互动：现代教育观念的乡村分化(1978—1998)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M村的新生活 |
| 一、土地生活的变化 |
| 二、走出土地 |
| 三、走出乡村 |
| 第二节 现代教育观念的新特征 |
| 一、政治意识形态的褪去 |
| 二、“理性”思维的深入化 |
| 第三节 M村民众教育观念的群体差异 |
| 一、间接规训的结果：M村普通民众的教育观念 |
| 二、直接规训的结果：M村文化人的教育观念 |
| 第六章 理性主导型互动：现代教育观念的乡村霸权(1998-至今) |
| 第一节 新世纪M村的生活变化 |
| 一、大学生“先例”的增加 |
| 二、低知识含量工作收入的提高 |
| 三、大学生生活信息的进入 |
| 四、传媒电器的增加与收视习惯的改变 |
| 第二节 现代教育观念的“理性”精致化 |
| 一、追求高效的教学观 |
| 二、追求发展的评价观 |
| 三、追求精准的管理观 |
| 第三节 M村民众教育观念的理性主导 |
| 一、“人”观的“务实求验”化 |
| 二、教育方式观的“理性”化 |
| 结语 |
| 一、"务实求验"与"理性"：教育观念的两种类型 |
| 二、"直接规训"与"间接规训"：学校权力运作的两种机制 |
| 三、文化再造：传统教育观念的选择与重构 |
| 参考文献 |
四、新闻管理研究领域里的一枚硕果（论文参考文献）
- [1]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D]. 孙吉娟. 上海大学, 2020(03)
- [2]台湾地区大学“推荐甄选”招生制度变革研究 ——基于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D]. 王亚军. 四川师范大学, 2018(03)
- [3]跑步健身类APP的信息传播现状研究[D]. 杨艺. 西安体育学院, 2017(12)
- [4]台湾地区“考试院”研究[D]. 王传敏.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1)
- [5]董秋斯译学思想研究[D]. 汪庆华. 华东师范大学, 2016(12)
- [6]上海美术设计机构研究（1909-1978）[D]. 曹汝平. 上海大学, 2016(02)
- [7]论口述档案促进高校校史研究[J]. 毛文婷. 科教文汇(上旬刊), 2015(06)
- [8]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研究[D]. 胡艺华. 湖南师范大学, 2014(09)
- [9]嵌入与变异：现代教育观念的乡村遭遇[D]. 汤美娟. 南京师范大学, 2013(07)
- [10]揭秘高盛中国传奇团队鱼贯退场[N]. 刘可. 中华工商时报,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