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警惕:乡村权势阶层的崛起（论文文献综述）
汪颖奇[1]（2021）在《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上世纪交替之际,时论常常将中国比作一叶放于中流的扁舟,处于两头不到岸的处境里,这种“两头不到岸”用于形容近代中国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过渡时代的功名士人——也极为贴切。他们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又成长于西学东渐的时空背景下,或多或少都受到新学的影响。他们亲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既不同于以往只接受过传统教育的旧士人,又区别于孕育于新式教育之中的新知识分子,扮演着士人群体新陈代谢中承上启下的角色。他们的经历与变迁,可以视为近代中国社会新旧转型的缩影。徐兆玮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人生阶段与中国近代几个重要历史阶段互相重合,出生于1867年的他青年时期经历戊戌维新,壮年时期恰逢清末新政、辛亥鼎革,晚年时期又体会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在社会的急剧变迁里,徐兆玮一生都在不断调适、转型,是时代变迁下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戊戌前后是徐兆玮的思想转型期,原本家族并不显赫的他通过科举考试取得进士功名,在地方上拓展自己的生活空间和交游网络。他由何市镇走向常熟县域,参与城区事务,并提升家族影响力。在戊戌维新的思潮中,三十而立的他开始接触新书,其阅读结构和思想发生变化。他心怀经世期许,同时秉持着传统士人教化乡里的责任感,在地方办理慈善事业、发展教育农商,开展经世实践。清末新政是徐兆玮面临的第一个关键转型期。清末新政一方面为士人提供了“立功”实践的良机;另一方面,废科举、改革教育制度,又令他们失去了维系自身文化权力的制度基础。心怀“立功”理想的徐兆玮,在常熟地方事务中虽已小有成就,但不愿株守地方,因此去京城拓展交游网络、寻求仕进之捷径。然而受限于清末官制改革的政治环境,自身竞争力不足等因,他未能成功谋取理想实缺。面对旧学不足以救亡图存,传统功名难谋个人发展的状况,徐兆玮奋然赴日游学。遗憾的是,即便游学回来,其入仕目标依然未能实现,在地方自治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浪潮中,他选择暂时返回家乡常熟,参与地方新政事务。辛亥鼎革是徐兆玮迎来的第二次转型期。对清政府的失望、通过地方自治实践积累的资本,成为他易代之际成功转型的主客观因素。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被推举为常熟县民政副长,在稳定地方秩序中起到重要作用。民国建立后,他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从翰林院编修到成为民国“代议士”的他怀着对民国的美好期待,数次北上参加国会,但在混乱的民初议会实践里,其对政党政治乃至对民国的观感都渐趋失望。此后,他的关注重心进一步转向地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着时人开始意识到器物、制度不足以救国,而唯有文化才能救国的觉醒,新一代知识分子带着民主与科学、全盘西化、提倡白话文等主张走上历史舞台。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与文化受到无情打击,徐兆玮这一代功名士人则已经逐渐步入花甲之年,从年龄到思想都已成为知识分子眼中的“老新党”。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与不合潮流的心态,推动徐兆玮的重心进一步由国到乡、由政转文。通过搜集乡邦文献、藏书编书、修撰地方志等文化活动,徐兆玮等人由“立功”到“立言”,以维持传统文化于不衰,维系自身文化权力于不坠。并在与志同道合友人的诗文唱和之中,展现着他们的身份认同与怀旧心态。此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近代士人身上亦有所体现,作为微观的个体,徐兆玮的“生命史”展现出开放的思想心态,理性、务实的处事作风,刚柔并济的行为面相,体现出江南文化开放包容、“刚柔并济”的文化特征。作为近代士人群体的一员,徐兆玮又反映出上承传统,下接现代的过渡一代功名士人的某些共同特征。他们面对着时代变局,应时而起、心忧天下,践行传统士人“三不朽”的人生理想,为了应付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他们追求新知、自我调适,但内心深处仍保持着对传统儒家文化、伦理秩序的认同与坚守。士人因应时势,时代亦随人事而变迁,随着近代以来求新求变走向激进化,士人内在安身立命的儒家传统文化逐渐被抛弃,士人之“道”被动摇所致的失范、脱序与危机,造成了他们心灵的“两头不到岸”之感。徐兆玮的“心灵史”体现了近代士人在政治、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国家与个人交织,“趋新”与“怀旧”杂糅、憧憬与迷茫共存的矛盾、困惑与焦虑心态。
王洋[2]（2020）在《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文中提出金元时期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阶段,也是山西区域社会发生激荡转折的时期。本研究主要考察的时段是1127年至1368年,这段时间内,山西处于金、元二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研究以金元时期的山西社会为考察范围,以山西金元时期留存的850通碑刻资料为基础资料,将碑刻中所反映的释道宗教、祠神信仰、水利营建、宗族发展四个面向为主要研究对象。本文是一项关于地域社会史的研究,除碑刻资料外,同时运用史志、文集、家谱等资料,并注重田野调查,通过“自下而上”的视角以及“长时段”的研究方法,考察以上四个面向中所体现金元时期山西基层民众面对社会剧变时的复杂心态,以及在适应社会变化的过程中体现的能动性。文章旨在将基层民众从战乱和王朝更替下面目模糊的“黔首”,还原为充满主动性的行为主体,以人文关怀的角度对社会变革下的民众行为进行解读,并最终探讨山西社会在金元时期社会整合过程中发生的嬗变过程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文章分为九章,按照时间顺序,设置了“金”与“元”的时间分野,第一章以“金代山西宗教与社会”为研究对象,宋代以来,山西的佛教信仰氛围相当浓厚,而北宋徽宗在民间弘扬道教的举措也令道教具备了一定信众基础。金代之前已存在的大中型寺院通过经营庙产、收徒授业、弘扬教义等途径获得发展空间。在宗教管理制度方面,金代与前代不同的一点是开发了民间购买寺观名额的通道,在此政策影响下,基层民众具备了在村中开设合法寺观的条件,地方精英与僧道的交流、博弈也变得频繁起来,不少具有经济实力和道德威望的僧道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一些新创的寺观成为村民共享的公共空间。第二章探讨了金代灾害频发的社会条件与民间创开水利的热潮。金元时期处在历史上气候波动较大的寒冷期之间,受气候影响,旱灾成为山西地区生产发展的最大障碍。国家与地方精英的赈灾活动虽能纾解部分困难,但也会出现有时力有不逮的情况。为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产效率,除对前代水利工程善加利用外,金代山西水利开发的一个鲜明特征是民渠的大量开创和水泉的逐步利用。随着水利工程的开发,民间关于水权的纷争也随着出现,民众通过输财、论工、家族继承、道义因素等不同条件厘定用水权力。同时,通过对不同水案进行个案研究可以发现,用水秩序中反映的国家话语与民间传统逐渐达成了微妙的平衡,官方通过地方精英对水利系统进行间接管理的制度逐渐形成。第三章论述了金代祠神信仰与山西社会的关系,由于灾害频发,被认为能够护佑地方风调雨顺的祠神成为民众寄予希望的另一途经。北宋熙宁年间曾进行过对民间祠神的大规模封赐,山西州县官员通过奏请封赐的方式为一部分地方祠神争取到了官方颁发的封号、庙额。由于金代未再度大规模封赐祠神,因此获得赐封的神灵群体基本维持北宋末的格局。在金代对祠神的管理中,地方官员、儒士与地方精英按照儒家经典,对一部分无额祠神进行了维护和再度诠释。通过对长子县上方村汤王庙的个案解读,可以形象地观察民间组织的内部结构、祈雨仪轨以及民众对异地设立“行祠”的看法。另外,由于经济利益的吸引,僧道也逐步参与到祠神祭祀中来。第四章探讨金代宗族的发展情况,由于靖康之变后的社会动荡,原先地方大族拥有的纸质谱牒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些地区以石质碑幢作为载体,记录家族世系等信息。北方以先茔为中心的宗族活动也有一定发展,国家鼓励累世聚居,并为七十以上老人赐官,从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众宗族意识的不断完善。此外,本文还注意到山西社会中宗族与宗教之间具有的密切联系。第五章详述蒙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变革,首先是世侯的崛起,蒙元时期各州县地方武装与原金代官员等通过投降、依附蒙古,获得了当地军政权力,由于权力能够在家族内部继承,因此称为称为“世侯”。对于蒙元时期经历战乱的山西地区,世侯为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展生产,招辑流亡,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其次是僧道政治、经济地位的抬升,由于邱处机、海云等着名僧道的社会活动,蒙古统治者允许僧道蠲免赋税。以兴建纯阳万寿宫与刊刻“玄都宝藏”两大活动为主,全真教在山西地区迅速扩张。佛教则通过三次僧道辩论,争取蒙古统治者的支持,对全真教进行全面抑制。再次是儒士地位的相对下降,由于蒙元长达八十多年未行科举,因此儒士不得不寻求为吏、为学官等新的入仕的渠道,并在社会事务中强调自身权威,科举停废客观上为儒士深入地方社会提供了条件。第六章主要研究元代山西宗族建设的情况,山西世侯通过“根脚”和自身才干延续了家族仕途,他们是宗族活动实践的主要力量。在这一时期,世侯、平民、儒士等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家族积极采用“先茔碑”与“世系图”来记录家族发展情况,经幢与墓塔作为先茔碑的补充,在元代也一直被沿用。先茔碑的创作以平实为主,儒士在其中发挥了指导作用,谱牒中并不排斥女性与出家的族人,一些世侯与地方精英还创建了“家佛堂”作为祭祖场所,“守坟寺”这一形式在元代也得到了发展。综合来看,山西这一时期的宗族活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第七章论述元代的水利与社会关系,元代是山西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果的时期,民间水利管理体系在前代基础上作用愈加突出,以渠长为代表的地方精英在水利管理、人力组织、水规制定等方面的参与程度亦不断加深。目前所见的一些地区,官方在推广“自下而上”用水经验与巩固渠长权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洪洞等水利规约较为完善的地区,共同的水神祭祀与使水户的身份认同关联起来,渠长的权力不仅包括在现实生活中监督渠务、分配水权,在水神祭祀体系中确立权威,进行资源竞争也是重要的一环。我们看到,通过神权、传说等方式巩固水权的行为,被证实是卓有成效的。此外,僧道等新晋社会精英对水权的把握,也是本章研究的重点之一。第八章主要讨论元代祠神信仰与社会的关系,与金代相比,元代对祠神信仰的管理较为松散,无封号的祠神在社会中获得了宽松的发展空间。元代的地方儒士重视地方的文化传统和民众的实际利益,他们成为地方祠神信仰正当性的辩护者。由于元代自然环境多自然灾害,地方官员、儒士、精英与民众集中在民间神祠之中,希望通过祷告达到消灾弭祸,风调雨顺的目的。地方神祠中出现的乱象与国家管理紊乱有关。但是,元末农民起义,战乱频发,严苛的社会氛围令官员与民众过分倚重民间神祠的灵验效应,是否符合“正祀”的要求则降至次要位置。另一方面,以姜善信、广胜寺僧人为代表的宗教人员广泛地参与地方祠庙的修缮活动,并参与祠神祭祀,以争取社会精英的合作。第九章研究元代山西宗教折衷求变,积极向社会发展的原因和影响,“至元焚经”之后,全真教对道教的管理范围限于淮河以北,地方宫观的职能也由协调扩张转为以经营庙产为主。以五台山为中心的山西佛教则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政治、经济等多方支持。本文注意到,在世祖之后,山西不少寺观均将庙产立碑,这一活动反映了释道二教在基层社会的生存压力。通过以泽州道士苗道一为个案的探究,我们可以发现元代宗教的发展环境与蒙元之初相比有着很大区别,作为全真掌教,苗道一的成就局限在宗教方面,而甚少涉足社会事务。而地方社会中的僧道们则积极适应以村社为中心的地域社会新格局,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并致力营造良好的社会形象。
车志远[3]（2020）在《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工人”叙事研究（2000-201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工人”是一个复数概念,其本身包含着中国经济社会构建与转型的特定指向:一类是东南沿海等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下产生的“新工人”,一类是作为“共和国长子”的老工业基地转型下的“老工人”。20世纪90年代,几千万的国企“老工人”下岗和数以亿计的“新工人”进城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他们始终都内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多年来,文学研究者们往往用“底层文学”“打工文学”“农民工文学”等词语来命名“新工人”题材的文学创作,但这种称谓却失去了与“老工人”对照中应有的历史意识,消解了为“新工人”争取劳工权益、享受与城市居民平等待遇等方面的文化政治意味。如何通过文学实践来表现“新工人”的真实诉求、建构新型的社会文化、想象一个更加平等与公平的未来是本文的切入点和主题。无论是老工人,还是新工人,他们都始终内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以一种历史意识来追溯梳理“新工人”的“前生今世”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更有“方法论”意义。一方面要从“启蒙话语”“革命话语”“底层话语”三个视角来发现这一群体是如何纳入“政治规划”与“文学想象”的,另一方面,更要看到这些复杂的形象是如何被呈现的。如果我们要从整体上观察新世纪文学,那么,曹征路《那儿》的发表及其讨论所带来的知识界和整个社会关注对象的转变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标志性事件。从《那儿》到《问苍茫》勾连出“底层话语”与“左翼话语”,并以反思“纯文学”,恢复了“文学”与“现实”的关联,文学由“怎么写”转变为“写什么”与“为谁写”和“谁来写”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新世纪“新工人”书写逐渐成为一个重要写作趋向。在《那儿》之后,讲述“新工人”已经由“应不应该讲述”向“如何讲述新工人”转向。在讲述方式上,以人道主义情怀和社会批判为己任的现实主义重新介入转型期社会语境之中,现实主义成为讲述“新工人”的重要方式;在讲述主体上,一方面是从“代言者”以观看“他人”之痛方式聚焦“新工人”,另一方面文学创作主体不断下移,“新工人”也开始表达自身;在讲述空间上,讲述“新工人”离不开城乡关系书写,城与乡不仅是作为有关“新工人”空间想象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之一。另外本论文选取了“新工人”诗歌、“新工人”非虚构写作以及“新工人”影像表达作为切入点,来进一步探求其艺术形式的意义、局限及可能性,以期为新世纪文学增添新的文化想象与表现形式,最后我们既要能看到其意义和价值,也要看到其限度和可能,以期“新工人”书写能够为新世纪文学提供一个新的思考的基点。“新工人”书写不只是特定群体的文学形态,而是一种更具代表性的、回应现代危机的文学表达。对“新工人”的建构与想象既是一个尖锐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是有关“人的可能性问题”。在搜集整理分析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本文结合社会历史现状探索使用了文化研究等方法,并在行文中有所归纳。
孙延青[4]（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研究指明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陈杰[5]（2019）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文中认为群众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的工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团结凝聚了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人民群众,铸成了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铜墙铁壁”,汇聚了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推翻了“三座大山”,赢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历史证明,只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中国无论什么事情都能做成。因此,从话语建构视角对群众工作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而窥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工作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三化”历史进程,就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这里的“新”包含三层意蕴:一是中国人民有了崭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二是中国诞生了“为民立命,为民谋利”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三是十月革命提供了依靠人民群众赢得革命胜利的范例。但这里的“新”,也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这样一个事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工作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跨界融合、创造创新发展的必然结果。换言之,20世纪20年代国际国内特殊的时代语境孕育了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阐发之基,发轫之根。所谓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能融通党“为民立命、为民谋利”的思想主张、政治观点、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在贯穿党的各领域各方面群众工作实践中面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言说与转化的宏大话语有机系统。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具有意识形态性、社会建构性、内容开放性、党群互动性等特性,具备理论的建构与转化、文化的诠释与传承、价值的引导与认同等功能,呈现出政治话语、时代话语、理论话语、大众话语的表现类型,涵盖了话语间性、话语预设、话语内容、话语形式、话语语境、话语交往等要素。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将思想付诸于使用实践力量的人,才能实现转化。这种“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就是掌握和运用理论的人民群众。只要实现了这种彻底的理论对群众的掌握,也就实现了“理论——群众——物质力量”的转化。那么,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践中实现理论掌握群众,群众运用理论的跨界融构呢?无疑,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就是阐释这一转化发展机制的重要注脚之一。话语体系受制于各种社会关系,同时又建构着新的社会结构。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绝不是单纯的理论叠加或话语重塑,而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内外特殊时代语境中孕育而出的知识、话语和信仰体系。它贯穿于“照着说”“接着说”“用着说”的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发展理路中,融构于俄式话语向中国话语转换发展的宏大叙事框架中,是党同群众沟通的符号系统,是党群和谐共生的动态系统,更是党对群众思想主导与价值引领的统一体系。从此种意义上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价值意蕴在于始终恪守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政治话语,阐释着中国革命实践语境的理论话语,动员群众自觉行动的大众话语。同时,从争取革命胜利的政治问题、保障群众根本利益的民生问题、密切党群关系的存亡问题、事关国家民族发展的战略问题等方面对人民群众进行话语主题设置。从完善意识形态话语权主导机制,在保障群众物质利益基础上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以制度认同促进群众的政治参与,区分群众工作对象而实现资源整合与社会认同,导引群众工作认知范式与话语系统,将群众“组织起来”走“延安道路”等方面实现人民群众对“理论”的路径认同,并将这种“理论”掌握群众后产生的“物质力量”纳入到中国共产党革命的“道义”范围和话语范式,化作人民群众支持革命与战争的持久力量。简言之,谁拥有了创造话语的权力和选择词汇并赋予其含义的权力,谁就可以向人民大众做出符合自身要求的解释和表达,继而拥有了控制大众思想的权力。这既是群众工作话语体系过程性与结构性统一的历史视野,也是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生成——存在”结构分析法解释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理论框架。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是一个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同思共构的统一过程。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实践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话语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创新发展的结果,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群众——物质力量”创造性转化的结果,更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历史发展的结果。从马克思主义“三化”宏大叙事视角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实践中积累形成了理论自信是前提、人民利益是基础、意识形态是关键、党组织建设是保证、党心民心是根本的基本经验,但也遭受了党内滋生的盲动主义、教条主义、个人崇拜等错误倾向的干扰,而产生了值得汲取的历史教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设必须要继承和发展“为民立命,为民谋利”核心价值,充分汲取和挖掘民主革命时期党在“理论——群众——物质力量”创造性转化过程中的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设在创新党的领导、坚守人民利益观、密切党群关系、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优势、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汲取传统文化精髓等方面提供以资借鉴的智慧、力量和价值。
闻轩轩[6]（2019）在《南北之争与北宋政治》文中研究说明北宋时期的南北士人之争,是中国的地域格局在安史之乱后完成由东西对峙格局向南北竞争格局转变的产物,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北宋前期实行“重北轻南”的地域政策,北方士人占据政治主导地位,然而伴随着宋太宗朝南方士人群体的不断崛起,双方开始了对政治权力和政治地位的争夺,并在宋真宗朝后期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南北政争。北宋中期的士人中产生了“安静”和“有为”两种政治理念,由于南北方地域文化和社会政治背景的差异,这两种分别较多的体现在北方士人和南方士人身上,由此使得当时的政治改革与南北士人之争扯上了关联:庆历新政即是南方士人逐渐在宋廷中枢权力结构中占据优势地位期间的一次政治改革,其失败促使南北士人群体进行分裂重组,从而形成了宋廷中枢权力结构中的南北平衡格局;至熙丰变法时期,王安石为推行新法,破坏了这一南北平衡的中枢权力格局,导致南北方士人矛盾激化,使得双方围绕着新法推行与否及其南北差异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此外,北宋中期的南北士人还存在着科举取士问题上的理念差异,南方士人的政治形象也出现了不断恶化的现象。北宋后期的南北士人之争和党争呈现出混溶的趋势,无论是元佑初年的新法存废之争、新旧党争,还是旧党内部的洛蜀朔党争,背后都有南北地域因素的影响;元佑后期旧党臣僚对新党再起的警惕、重新执政的新党成员对旧党臣僚的报复性倾轧,及蔡卞、蔡京官员任用上“重北轻南”的倾向,乃至北宋垂危之际的“靖康党论”,都夹杂着南北士人之争的成分;宋室南渡后,北方流寓士人和江南土着士人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政策分歧,并被宋高宗和秦桧所利用,从而对宋金议和与南宋初年政局的演变产生重要影响。由于北宋处于中国古代南北政治势力消长的关键阶段,故北宋时期的南北士人之争为后世所延续,并奠定了元明清时代南北士人之争的基本形态和发展趋势,深刻影响了帝制中国后期的政治演进。
付晓彤[7]（2019）在《物欲迷幻：古代中国“物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物妖”是明代文献中对造物活动过于“增益”的一种指称,且“物妖”概念又勾勒出明人追求时尚之物的迷恋,以至迷幻。这种由“增益”而越显离奇的造物状态,在审视古代中国造物活动过程中,值得特别关注。将造物冠以“妖”名的提法,从字面语义分析来看,就是指称奇怪反常、靡丽美艳的物品。事实上,就历史发生来说,自两汉以来,记载灾异的《五行志》中已有专门列目注出“服妖”,将服饰、车马器、玩具、居室等日用之物与国家兴亡、社会变迁联系在一起,以达到某种政治意图。由之言说,“物妖”提法对此有所沿袭,又在明朝新的语境中有所变化,内涵丰富。从历史角度纵观而言,“物妖”并非指某一种物或某一类物,而是关于物的评价概念,其中隐匿着礼制文化语境中,儒学之士对物的评价标准,评价立场和评价态度。尤其是中晚明以来,奢靡之风盛行,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笔记小说、地方志以及文学作品中多有描写以两都、苏州为代表的商品经济发展,物质文化崛起的盛景:百工呈能献技,精美奇巧服饰器用日有所增,文人士大夫一掷千金活跃文化市场,追求奇装异服引领社会风尚,商人掌握着丰厚的财富,通过使用高级别的服饰器用转换社会身份,庶民百姓不惜借贷享用奢华、奇异之物。尤其是从奇装异服、“苏意”与“苏样”、物带人号等“物妖”类型分析来看,将物冠以“妖”名的说法传递着时人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沉浸、享受于物质文化的矛盾:一方面,人性使然令他们对靡丽精巧之物多有迷恋;另一方面,传统道德的训诫令他们对新奇之物充满不安。之所以将物冠以“妖”名与物在社会中承担的角色有重要关系,物是社会变迁的缩影,而“妖”字则表达了儒学之士对社会变迁的复杂情绪。本文论述,重点阐明物作为社会表征较为直接地、明显地反映出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对古已成制的礼俗文化产生的极大冲击,儒学之士以“物妖”评说新社会风尚。立足于语境分析,“物妖”说法是对“人人侈用”“其心好异”“人心不古”的批判与控诉,暗含着礼制扞卫者对奢靡风气、欲望膨胀的不安与无奈,明代儒学之士借助这个古老的词汇表达着对身处时代社会问题、历史走向的忧虑。从设计学视阈来看,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物妖”在现象层面为我们留下的是设计艺术史的知识,在思想层面则为我们留下了设计批评的思考。
张权[8]（2019）在《纳民轨物：治理术视角下的民国道路交通建设（1912-1937）》文中指出本研究试图从福柯提出的治理术的角度分析现代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政治意义。不同于通常选取近代铁路为研究对象,本文重点讨论20世纪初期新式道路交通建设的理念与实践。该时期的筑路动机联结了传统的典范与现代的需求,筑路规模自通商巨埠兴起后逐渐在全国范围普及。作为一种布局灵活的交通基础设施,道路同城市规划、领土整合与民众日常生活的规范关系密切。筑路的主题可以视为分析华界与租界、国家和社会、中央和地方之间互动的缩影,这使得道路与政治的关系研究更适合采用治理术的思维方式。本文指出,道路交通建设在“装置”的意义上与近代中国治理的目标与特征相契合。从“交通救国论”的剖析可见,交通的概念同时兼有“位移—运动”与“联结—关系”这两种属性,二者通过“血脉”与“经络”两种有机体论的比喻把治病与治国联系起来,呼应了近代以来救亡图存思潮对“使动”与“促群”两大治理目标的追求。而作为筑路理念的发起者与筑路实践的推动者,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的组织运作,既反映了道路建设问题介于本土与国际、政府与民间、技术与政治之间复杂的构成性,又体现出路政治理得以跨领域提取合法性与执行力的公共特征。借用成语“纳民轨物”的涵义,治理路政的具体任务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纳”的目的是创造治理权力运行的物理空间与政治空间,而“轨”更侧重于合理地配置交通建设所需要的各种元素。具体来说,“纳”的部分以路政与市政的内在关联为中心,讨论道路建筑与管理的措施如何“关涉”空间治理所需要的“知识-权力”。以拆城筑路与环租界筑路为例,这对在策略上相互补充的政治实践显现出治理理念在固定与流通之间的交锋。借助墙与路这两种影响交通的建筑元素,这种交锋不仅揭示出治权与主权在租界中的内在关联,也引出了空间治理无法回避的“界”与“域”等问题。“轨”的部分则重点考察各种治理要素的关联组合及其优化配置,探讨治理活动在“规制”过程中所要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利民行”、“货畅其流”、“四境纵横”三个主题,关系到与路政治理相关的人、物、地三要素的规范、理性与标准,分别涉及对民众劳动力与行为的提取与教育,对流通效率和秩序的促进与管控,以及对交通范围与交通权的扩张与集中。治理术在意图上兼有充分利用资源与维持秩序的目的。路政治理首先是对交通现象中内生出的流通力量的承认问题,然后是利用与规范这种力量的问题。“纳”启发了现代治理概念的基本要素和空间基础,而“轨”更加关注具体措施中的细节与原则。在“纳轨并行”的基础上,本文最后所提出的“流通治理术”,应当被理解为围绕着流通现象而产生出的治理知识与治理技术的总合,它被用来汇聚一切可以使用的元素,施加对流通的刺激、规范与引导。民国时期借从道路交通建设的理念与实践中提取出来的“流通治理术”,可以理解为一种对当时“统而不治”危机的政治回应。该概念强调了政治权力对交通现象的提取与管控,展现出治理术与空间关系、位移运动、经济理性的内在关联。正是这些元素的综合,使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意义远远超越了纯粹的工程领域,成为理解现代国家建设的关键。2011年出版。
朱亦灵[9]（2019）在《明清鼎革之初嘉定士绅侯岐曾的生活史 ——以《侯岐曾日记》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明清之际江南的抗清运动与参与抵抗的士大夫群体历来备受瞩目,但在民族主义思维的影响下,以“忠臣”为代表的明季士大夫群体在当前研究中仍普遍被严重地样板化、模式化,随之丧失了个体生命的独特性与丰富性,影响我们对明清易代史的深入理解。本文有鉴于此,引入日常生活史的研究理念,以嘉定名绅侯岐曾的日记为基本资料,尽量全方位地展现他在明清鼎革之初的生活,包括生活感知、消闲活动、疾病医疗、社会交往与政治活动等内容,从而观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因素与日常生活的结合,并从生活的角度揭示他在顺治四年以藏匿名士陈子龙的形式卷入复明运动的原因。嘉定侯氏因参与顺治二年的嘉定抗清运动而遭受破家之祸,导致侯岐曾的生活状态发生了巨大改变,创伤意识与危机心态成为生活感知的主要内容。在这一心态的影响下,侯岐曾着力维护自己作为“儒者”与“遗民”的自我认同,从而致力于诗词之道,并认为自己罹患疟疾也主要源于外部压力。侯岐曾在入清以后虽保持对明王朝的忠诚,但以“奉母保孤”为生活目标,不愿参与复明运动,对亲友从事也持保留态度。但清朝官府有心通过籍没、取租二事惩治侯家,使侯岐曾的复仇心理、创伤意识、危机心态不断强化,身体状况亦每况愈下,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应是他在情急之下决定藏匿陈子龙的主要原因。这个抉择表面上源于政治态度,其实与本人生存状态与生活脉络的关联更加明显。本文的结论表明,明清易代史研究若以个体生命为关注对象,深入到个人日常生活的层面,关注政治动荡和社会变迁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个人对易代这一历史进程的认知,将有助于我们对这一段复杂历史的深入理解。其次,在晚明士绅研究中引入日常生活史的理念,有助于整合政治史、社会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领域的现有成果,较完整地还原晚明士绅的生命图像。最后,日常生活史研究应大胆跨越“日常”与“非日常”的界限,将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因素转化为人的生活内容,再将自身理念运用于理解这些“非日常”的人类活动中,促进“小历史”与“大历史”的交汇,加强历史学科内部的统合。
高万芹[10]（2018）在《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角色和参与路径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在对新乡贤的内涵进行再界定的基础上,把当下的新乡贤分为"精英型新乡贤"和"平民型新乡贤",并根据他们的收入来源和生活居住空间是否在乡村社会,分为"在场的新乡贤"和"不在场的新乡贤"。不同类型的新乡贤也影响了他们参与乡村振兴的角色作用和路径方式。精英型新乡贤由于属于"不在场乡贤",主要是作为第三种力量和参与者介入,通过捐资捐物、建议献策的方式参与乡村振兴;"平民型新乡贤"作为乡村振兴主体中的带头人,以自己的时间、精力、技术和文化,投入到农业生产、文化礼俗、公共品供给、乡村治理、生态文明建设中来。他们也可以组成乡贤理事会、村落理事会等,动员更广泛的村民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来。
二、警惕:乡村权势阶层的崛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警惕:乡村权势阶层的崛起（论文提纲范文）
（1）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研究思路与理论借鉴 |
| 四 研究对象分析与资料介绍 |
| 第一章 戊戌前后徐兆玮的经世期许与思想变动 |
| 第一节 “从何市到常熟”:地方社会中的家族与权势网络 |
| 一 何市镇状况 |
| 二 徐氏家族及姻亲网络 |
| 第二节 “乡谊”与实践:徐兆玮的社会交往与经世期许 |
| 一 社交网络与交游活动 |
| 二 守望乡邦与道德教化 |
| 第三节 “青萍之末”:从阅读世界看维新思潮与士人思想变动 |
| 一 维新思潮的出现 |
| 二 旧学与新知:徐兆玮的阅读结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末新政时期徐兆玮的“立功”实践与转型 |
| 第一节 徐兆玮的“立功”期望与翰林公务生活 |
| 一 共预新政的地方士人 |
| 二 入京动机与翰林公务生活 |
| 第二节 徐兆玮居京的社会活动与谋官生态 |
| 一 在京社会交往 |
| 二 日常活动空间 |
| 三 京师政治生态与个人状态 |
| 第三节 应变:游学日本的动机、体验与心理感受 |
| 一 游学动机与对异邦的想象 |
| 二 观光游历的感官体验 |
| 三 对都市文明的理性思考 |
| 四 阅读选择与关注焦点 |
| 小结 |
| 第三章 权变与调适:辛亥鼎革前后的政治抉择 |
| 第一节 从翰林编修到国会议员:辛亥前后徐兆玮的身份转型 |
| 一 由国到乡:归国谋职失利后转向地方自治 |
| 二 1911年再次入京失望到离京返乡 |
| 三 民政副长到国会议员:鼎革之际的身份转化 |
| 第二节 1913至1923年的参政议政实践与民国印象 |
| 一 1913年的国会议政实践与心态变化 |
| 二 国会恢复与徐兆玮的无心留恋 |
| 第三节 国会议员与地方资源争夺——以争夺农村师范分校为中心 |
| 一 事件缘起与常熟士绅因应 |
| 二 事件转机与士绅分歧 |
| 三 士绅裂化与纷争结束 |
| 小结 |
| 第四章 “五四”之后由“立功”到“立言”的新取向 |
| 第一节 五四“潮流”之外的士人:徐兆玮对国事日渐疏离 |
| 一 渐趋排斥:徐兆玮对五四新文化的态度 |
| 二 小镇隐居:1920年代江南士绅隐逸的一种方式 |
| 三 由政转文:隐逸期间的文化活动 |
| 第二节 士绅文化权力的延续:以《重修常昭合志》为中心 |
| 一 从参与到总纂——徐兆玮接任《重修常昭合志》的编修工作 |
| 二 《重修常昭合志》的体例与书写 |
| 三 地方志中士人文化权力的实践 |
| 第三节 结社与文化认同——以虞社诗文唱和为中心 |
| 一 虞社创办与发展 |
| 二 文化认同:徐兆玮与虞社同人的诗文唱和 |
| 三 科举功名士人的其他文化活动 |
| 小结 |
| 余论 士人因应的区域比较——以徐兆玮、刘大鹏为例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1-1 徐氏家族世系图 |
| 2-1 徐兆玮在京日常活动统计表 |
| 2-2 徐兆玮在北京出行去处统计表 |
| 4-1 光绪《重修常昭合志》与民国《重修常昭合志》对照表 |
| 4-2 1931年虞社社员名单 |
| 4-3 1928至1937年《虞社》各期刊载情况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区域、材料和思路 |
| 第一章 其兴也勃:金代山西宗教发展的特征 |
| 第一节 入金以来山西地区的宗教生态 |
| 第二节 金代基层社会购买名额敕牒的热潮 |
| 第三节 金代山西地区释道二教的经济状况与社会影响 |
| 小结 |
| 第二章 秩序初建:金代山西民间水利建设的背景与过程 |
| 第一节 金代山西的自然环境与主要灾害 |
| 第二节 国家与地方精英的赈灾活动 |
| 第三节 金代山西的水利建设与水权分配 |
| 第四节 金代水案分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祠赛祈报:金代山西民间祠神信仰与社会活动 |
| 第一节 金代山西民间祠神信仰格局 |
| 第二节 “载在祀典”:金代政府对神祠的管理政策与民间应对方式 |
| 第三节 官员的作为与态度 |
| 第四节 金代民间神祠的组织与祈祷——以潞州长子县上方村“圣王庙”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五节 释道二教与祠神信仰的结合 |
| 小结 |
| 第四章 碑幢存谱:金代山西社会中的宗族实践 |
| 第一节 金代民间敬宗收族的路径 |
| 第二节 以先茔为中心的收族活动 |
| 第三节 孝亲聚族:金代民间宗族情况 |
| 小结 |
| 第五章 蒙元征服:金元易代对山西社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山西世侯的崛起 |
| 第二节 释道二教地位的提升 |
| 第三节 科举停废与儒士地位 |
| 小结 |
| 第六章 先茔图碑:元代山西的宗族建设 |
| 第一节 “迁转法”颁布后的世侯家族仕宦情况 |
| 第二节 元代先茔碑创建的时间分野与家族类别 |
| 第三节 今见山西元代谱系之特征 |
| 第四节 以“尊祖敬宗”为中心的茔地建设 |
| 第五节 义与利:元代宗族建设的双重属性 |
| 第六节 祠堂与佛堂:宗族祭祀的宗教影响 |
| 小结 |
| 第七章 承前启后:元代的水利与水规 |
| 第一节 蒙元及元代官方在水利建设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民间水利规约的继续完善 |
| 第三节 僧道等精英的水权 |
| 小结 |
| 第八章 以社为先:元代祠神祭祀中的多方角力 |
| 第一节 元代对祠神信仰的管理 |
| 第二节 蒙元前期多重社会精英对祠神信仰的重塑 |
| 第三节 地方精英对传统信仰的维护 |
| 第四节 村社——祠神祭祀的主体 |
| 第五节 元代官员参与祠神祭祀的方式 |
| 小结 |
| 第九章 折衷求变:元代山西社会中的宗教发展 |
| 第一节 祖荫难庇:“至元焚经”后全真教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泽州道士苗道一与全真教的“中兴”尝试 |
| 第三节 元代山西佛教的发展 |
| 第四节 “难持胜果”:元代中后期僧道生存空间的逐步压缩 |
| 第五节 僧道的应对方式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工人”叙事研究（2000-201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新工人”:概念界定、建构与想象 |
| (一)概念的界定:谁是“新工人”? |
| (二)“新工人”文学的建构与想象 |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 |
| (一)国内研究状况 |
| (二)国外研究状况 |
| 三、选题依据、写作路线与方法 |
| (一)选题依据 |
| (二)写作路线与方法 |
| 注释 |
| 第一章 历史与现实:“新工人”的“前生今世” |
| 一、有关“新工人”的“发现”与诸种“话语”构建 |
| (一)启蒙话语:“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 |
| (二)革命话语:“左翼文学”与“人民文学” |
| (三)底层话语:“新左翼”文学与“新人民性”文学 |
| 二、现当代文学视野中的“乡下人”进城 |
| (一)现代性危机与“乡下人”进城叙事 |
| (二)“生产性城市”与“招工进城” |
| (三)“现代化想象”与“乡下人”进城叙事 |
| 三、当代文学史中“工人”的书写 |
| (一)英雄的创业者与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叙事 |
| (二)“改革者”遭遇“现实冲击”的工人书写 |
| (三)“无名的底层”与“看不见的主体” |
| 注释 |
| 第二章 发现与转向:《那儿》的讨论与新世纪文学书写新变 |
| 一、现实背景:《那儿》与转型期中国社会 |
| 二、作为“事件”的文学——有关《那儿》讨论以及知识界转变 |
| 三、作为方法的《那儿》:社会转型期文学的位置 |
| 四、从《那儿》到《问苍茫》:阶级想象、新左翼话语实践与反思 |
| 注释 |
| 第三章 表述与再现:我们如何讲述“新工人”? |
| 一、“新工人”书写与作为方法的现实主义 |
| (一)从“落地”到“生根”——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的“正反合” |
| (二)“主义”之后“新工人”现实书写的“返场” |
| (三)困境与可能:“新工人”书写如何现实主义? |
| 二、从代言到立言:我们如何讲述“新工人”? |
| (一)观看“他者”之痛——代言者如何讲述“新工人” |
| (二)反观自身之维——“新工人”如何表达自身? |
| 三、城乡书写与“新工人”空间想象 |
| (一)城市“他者”的生存苦难 |
| (二)身份认同危机与精神漂泊 |
| (三)另类想象与返乡叙事的可能 |
| 注释 |
| 第四章 形式与类型:“新工人”诗歌、非虚构与影像表达 |
| 一、“新工人诗歌”与新世纪诗学的新趋向 |
| (一)诗歌风景——作为问题与方法的“新工人诗歌” |
| (二)美学原则——“新工人”何以“诗歌”? |
| (三)文化反思——以“我的诗篇”为例 |
| 二、“新工人”非虚构写作的意义与局限 |
| (一)何以“非虚构”——新工人“非虚构”写作的意义 |
| (二)何是“非虚构”——新工人“非虚构”写作出场与生成 |
| (三)如何“非虚构”——新工人“非虚构”写作叙事策略 |
| (四)反思“非虚构”——新工人“非虚构”写作局限及新的可能 |
| 三、影像如何表达转型期的“新工人”与“老工人”形象? |
| (一)“静物”与“流动”——厂区“空间”叙事 |
| (二)“间离”与“互文”——工厂经验的“时间”书写 |
| (三)“断裂”与“融合”——如何看待“老工人”与“新工人”? |
| 注释 |
| 结语:反思与重构:“新工人”书写的意义、困境与可能 |
| 一、“新工人”书写的价值与意义 |
| (一)社会意义与现实意义 |
| (二)理论意义与文学意义 |
| 二、“新工人”书写的困境与可能 |
| (一)题材热与“类型化”写作困境 |
| (二)苦难叙事与“现实感”缺乏 |
| (三)理论建设不足与批评话语窘困 |
| (四)重构一种新的文学——“新工人”文学建构的可能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4）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 7.5 镇压反革命 |
| 第8章 “支前征粮” |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 第9章 “双减反霸” |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 12.1 建政特点 |
| 12.2 历史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5）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研究的国内外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的思路 |
| 1.3.2 研究的方法 |
| 1.4 研究的内容及创新 |
| 1.4.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2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 话语体系的要义把握 |
| 2.1 话语及话语体系的基本概述 |
| 2.1.1 话语的内涵、特点及功能 |
| 2.1.2 话语体系的内涵、特点及功能 |
| 2.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的原初语境及中国逻辑 |
| 2.2.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的原初语境 |
| 2.2.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的中国逻辑 |
| 2.3 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概念厘定 |
| 2.3.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概念 |
| 2.3.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类型要素 |
| 2.3.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主要内涵 |
| 第3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理论溯源 |
| 3.1 理论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群众工作话语梳理 |
| 3.1.1 马克思主义群众工作话语论述 |
| 3.1.2 列宁主义群众工作话语论述 |
| 3.2 历史借鉴: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滋养启示 |
| 3.2.1 传统民本思想对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形成发展的滋养 |
| 3.2.2 辛亥革命对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形成发展的启示 |
| 第4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历史发轫 |
| 4.1 催生马克思主义话语传播并与群众实践结合的国内语境 |
| 4.1.1 “五四”时期群众性运动的实践洗礼 |
| 4.1.2 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传播与论战 |
| 4.2 唤起中国人民觉醒并推动革命运动高涨的国外语境 |
| 4.2.1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及人民群众的影响 |
| 4.2.2 十月革命、共产国际对中国及先进知识分子的影响 |
| 第5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形成发展 |
| 5.1 “照着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移植与实践(1921.7-1927.7) |
| 5.1.1 “工人运动的怒涛”中俄式话语的全面植入 |
| 5.1.2 “打倒列强除军阀”对俄式话语的适应性嬗变 |
| 5.1.3 “农民运动‘好得很’”中国共产党群众观初步萌发 |
| 5.2 “接着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探索与转换(1927.8-1938.11) |
| 5.2.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苏维埃革命话语建构 |
| 5.2.2 “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对中国革命实际的背离 |
| 5.2.3 “发展群众创立新苏区”长征时期的话语调适 |
| 5.2.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主导权的成功转化 |
| 5.3 “用着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再造与认同（1938.12—1949.9） |
| 5.3.1 “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实践 |
| 5.3.2 “群众路线”话语的创造性表述 |
| 5.3.3 “人民斗争的新高涨”迎接解放区群众工作话语新发展 |
| 5.3.4 “第二条战线”开辟蒋管区群众工作话语新阵地 |
| 5.3.5 “学会管理城市”面临城市群众工作话语新挑战 |
| 第6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 话语体系：价值、主题和路径 |
| 6.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价值意蕴 |
| 6.1.1 恪守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政治话语 |
| 6.1.2 阐释中国革命实践语境的理论话语 |
| 6.1.3 动员群众自觉行动实践的大众话语 |
| 6.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主题设置 |
| 6.2.1 争取革命胜利的政治主题 |
| 6.2.2 保障群众根本利益的民生主题 |
| 6.2.3 密切政党与群众血肉联系的存亡主题 |
| 6.2.4 事关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的战略主题 |
| 6.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认同路径 |
| 6.3.1 强化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嵌入及主导作用 |
| 6.3.2 满足群众物质利益基础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
| 6.3.3 注重制度建设以实现群众有效政治参与和政治认同 |
| 6.3.4 区分不同阶级阶层群众的资源整合与社会认同 |
| 6.3.5 以群众路线导引群众工作认知范式与话语系统 |
| 6.3.6 将群众“组织起来”走“延安道路” |
| 第7章 马克思主义“三化”进程中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经验、反思和启示 |
| 7.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的基本经验 |
| 7.1.1 坚定和笃信理论自信是前提 |
| 7.1.2 实现和扞卫群众利益是基础 |
| 7.1.3 创新和强化意识形态建设是关键 |
| 7.1.4 建设和净化党政组织是保证 |
| 7.1.5 凝聚和赢取党心民心是根本 |
| 7.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反思 |
| 7.2.1 话语体系模式化与群众工作中的盲动主义 |
| 7.2.2 话语体系僵化与群众工作中的教条主义 |
| 7.2.3 话语体系神圣化与群众工作中的个人崇拜 |
| 7.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的现实启示 |
| 7.3.1 坚持中国共产党在群众工作中的创造性领导 |
| 7.3.2 树立正确人民利益观是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合法性的根本所在 |
| 7.3.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本质在于永远保持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 |
| 7.3.4 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领与政治认同的话语优势 |
| 7.3.5 提升话语传播能力适时抢占群众工作意识形态制高点 |
| 7.3.6 立足国情汲取优秀传统文化以涵养群众工作话语体系 |
| 结语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成果 |
（6）南北之争与北宋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分析 |
| (一)北宋南北势力消长方面 |
| (二)北宋南北士人与官僚方面 |
| (三)北宋官员南北构成方面 |
| (四)北宋科举南北差异方面 |
| (五)北宋南北士人与政争方面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天下大势分为南北”——北宋南北政治地域格局的形成与确立 |
| 一、中国古代地域格局变迁之大势 |
| (一)东西对峙格局的发展和演进趋势 |
| (二)东西对峙向南北竞争格局的过渡 |
| 二、晚唐五代南北政治势力的发展 |
| (一)北方政局变迁中的士人分化 |
| (二)南方士人群体性特征的形成 |
| 三、宋初的地缘政治与南北政策 |
| (一)“南北异术”的集权统一策略 |
| (二)“承北”与“重北轻南”政策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北宋前期南北士人群体的构成与冲突 |
| 一、宋初北方士人群体的优势地位 |
| (一)北方士人优势地位成因再探索 |
| (二)“不用南人为相”诸问题新识 |
| 二、宋初南方士人群体构成的变化 |
| (一)影响南方降臣入宋境遇的因素 |
| (二)宋太宗朝科举与南方士人崛起 |
| 三、北宋南北士人之争的初起与激化 |
| (一)南方士人所受的排挤及其反击 |
| (二)南北之争与宋真宗后期的政争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分别南北,此深可虑”——北宋中期的政治改革与南北士人之争 |
| 一、士人政治理念与南北地域之关系 |
| (一)“安静”与“有为”的政治理念 |
| (二)两种政治理念在南北地域的体现 |
| 二、庆历新政与南北士人的分裂重组 |
| (一)南北士人之争视野下的庆历新政 |
| (二)庆历新政后南北平衡格局的形成 |
| 三、熙丰变法与南北士人的长期对立 |
| (一)王安石与南北平衡格局的破坏 |
| (二)变法期间南北士人的矛盾冲突 |
| 四、南北士人的科举与政治话语冲突 |
| (一)南北士人关于科举取士的争论 |
| (二)南方士人负面政治形象的演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分南分北,偏而不还”——北宋后期南北士人之争与党争的混溶 |
| 一、南北士人与新法存废及新旧党争 |
| (一)南北士人在役法上的不同理念 |
| (二)元佑新旧党争的南北地域因素 |
| 二、“更化”“绍述”下的南北士人 |
| (一)洛蜀朔党争中的南北地域问题 |
| (二)新党复起与绍圣后的南北士人 |
| 三、北宋南北之争的影响及后世回响 |
| (一)南北士人与两宋之际政治更迭 |
| (二)北宋南北士人之争的历史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 |
| 二、今人论着 |
| (一)着作 |
| (二)论文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物欲迷幻：古代中国“物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 |
| 三、研究范围与方法 |
| 四、研究意义与创新 |
| 第一章 物之现象：古代中国的“物妖”传奇 |
| 第一节 汉废帝刘贺好作非常之冠 |
| 第二节 唐安乐公主喜服百鸟裙 |
| 第三节 宋妇女尚作高髻 |
| 第二章 “妖”之观念：物被冠以“妖”名的可能性 |
| 第一节 灾异学说中的“服妖” |
| 一、“妖”与人事征兆 |
| 二、人弃常,则妖兴 |
| 三、《汉书·五行志》与“服妖” |
| 第二节 作为文化概念的“物妖” |
| 一、“服妖”说的政治意图 |
| 二、维护礼俗的说辞 |
| 第三节 作为评价概念的“物妖” |
| 一、主观选择为“妖” |
| 二、牵合附会为“妖” |
| 三、古人对待“服妖”的态度 |
| 第三章 “物妖”增益：明代的时尚之物 |
| 第一节 胡风胡俗 |
| 一、诏复汉唐衣冠之制 |
| 二、胡风胡俗议为“服妖” |
| 三、“别夷夏”的政治话语 |
| 第二节 奇装异服 |
| 一、不分贵贱的马尾裙 |
| 二、变动不居的男子巾服 |
| 三、好尚奢华的女子服饰 |
| 第三节 “苏样”与“苏意” |
| 一、“苏样”为何样 |
| 二、“苏意”为何意 |
| 三、时尚的代名词 |
| 第四节 物带人号 |
| 一、能工巧匠声名鹊起 |
| 二、能工巧匠所作之物 |
| 三、品味、财富与地位的象征 |
| 第四章 物之评价：“物妖”观念在消费社会的显现 |
| 第一节 世风变幻的大明王朝 |
| 一、“人遵画一之法”的光景 |
| 二、奢俗蔓延全国 |
| 三、文化商品化 |
| 第二节 奢靡语境中的“物妖” |
| 一、奢靡令物成“妖” |
| 二、奢靡与消费社会的形成 |
| 三、奢靡的去道德化 |
| 第三节 审美语境中的“物妖” |
| 一、感官愉悦令物成“妖” |
| 二、装饰显示奢靡 |
| 三、喜奢华,乐奇异 |
| 第四节 书写语境中的“物妖” |
| 一、《五行志》中“服妖”的书写方式 |
| 二、笔记小说中“物妖”的书写方式 |
| 三、笔记小说中“物妖”的书写心态 |
| 第五章 “物妖”之祛魅：物欲的审思 |
| 第一节 欲望彰显的表征 |
| 一、“弘俭约,戒嗜欲”的训诫 |
| 二、“欲”是人之自然本性 |
| 三、物欲导致“礼仪不行” |
| 第二节 “妖由人兴”的自觉 |
| 一、百工为财呈能献技 |
| 二、技艺的商业开展与竞争 |
| 三、文人雅士一掷千金 |
| 第三节 时尚观念的萌兴 |
| 一、“物妖”是时尚的表征 |
| 二、炫耀性消费与阶级变动 |
| 三、上行下效与身份模糊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 历代“服妖”“物妖”条目一览表 |
| 附录二: 研究“服妖”的期刊文章目录 |
| 附录三: 图注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8）纳民轨物：治理术视角下的民国道路交通建设（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综述 |
| 1.3 思路与方法 |
| 第二章 近代中国政治呈现出的治理特征 |
| 2.1 治理术的含义及其方法论启示 |
| 2.1.1 福柯思想中的“治理”概念 |
| 2.1.2 治理术与国家理性的关联 |
| 2.1.3 治理术视角对政治学研究的启发 |
| 2.2 治理术在近代中国的目标与属性 |
| 2.2.1 救亡图存思潮下的“使动”与“促群” |
| 2.2.2 现代国家建设中政治与经济的交融 |
| 第三章 道路交通建设与近代治理理性的契合 |
| 3.1 “交通救国论”的合理性剖析 |
| 3.1.1 救国思潮的动机:“有为而治” |
| 3.1.2 交通救国的两个比喻:“血脉”与“经络” |
| 3.1.3 现代交通的含义与“道路救国论” |
| 3.2 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的角色分析 |
| 3.2.1 道路协会的成立、组织与事务 |
| 3.2.2 道路建设的国际视野与国族立场 |
| 3.2.3 混合民间与政府的协会发展策略 |
| 3.2.4 知识技术团体的政治参与逻辑 |
| 第四章 道路交通建设与治理空间的生产 |
| 4.1 越界性质的拆城筑路 |
| 4.1.1 拆城与保城的交锋 |
| 4.1.2 拆城筑路运动的革命化 |
| 4.1.3 筑路与市政权力空间的崛起 |
| 4.1.4 乡村的城市化与国家的城市化 |
| 4.1.5 小结 |
| 4.2 设界性质的环租界筑路 |
| 4.2.1 筑路与租界权力的扩张 |
| 4.2.2 越界筑路的支持与反对 |
| 4.2.3 抗争性质的环租界筑路 |
| 4.2.4 道路治权与领土主权的关联 |
| 4.2.5 小结 |
| 第五章 道路交通建设与治理规则的配置 |
| 5.1 “以利民行”:规范主体的生产 |
| 5.1.1 总理学说与“民行”概念的提出 |
| 5.1.2 筑路运动中的“行”的提取 |
| 5.1.3 新生活运动中的“行”的教育 |
| 5.1.4 小结 |
| 5.2 “货畅其流”:交通活动的整理 |
| 5.2.1 作为经济和政治政策的“畅货流” |
| 5.2.2 “畅流”蕴含的合理性原则:效率与秩序 |
| 5.2.3 工程、经营与管治的合理化技术 |
| 5.2.4 小结 |
| 5.3 “四境纵横”:交通权的统制 |
| 5.3.1 “四境纵横”与国家统一 |
| 5.3.2 国道网络的横向扩展 |
| 5.3.3 交通管理的纵向集中 |
| 5.3.4 小结 |
| 第六章 “纳轨并行”的“流通治理术” |
| 6.1 作为关涉的“纳” |
| 6.2 作为规制的“轨” |
| 6.3 “流通治理术” |
| 6.4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明清鼎革之初嘉定士绅侯岐曾的生活史 ——以《侯岐曾日记》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基本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史料分类与用途说明 |
| 五、论文主要内容与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诗礼簪缨繁盛时:晚明时期的嘉定侯氏 |
| 第一节 钟鸣鼎食之家:晚明时期嘉定侯氏的崛起 |
| 第二节 收之桑榆:侯岐曾的生平及其文选事业 |
| 第三节 重启人生:侯岐曾在鼎革之际的活动 |
| 第二章 覆巢遗卵思安枕:侯岐曾的生活世界 |
| 第一节 “都是愁亭恨水”:侯岐曾的生活感知 |
| 一、创伤意识 |
| 二、危机心态 |
| 第二节 诗心长葆:侯岐曾的消闲活动 |
| 一、诗词之道 |
| 二、书帙相关 |
| 三、其他消闲活动 |
| 第三章 屋漏偏逢连夜雨:侯岐曾家庭的疾病与医疗 |
| 第一节 缠绵病榻:侯氏家庭成员的患病经历与医护活动 |
| 一、患病经历与影响 |
| 二、问疾与护理 |
| 第二节 驱除疟魔:侯岐曾对疟疾的疾痛叙事与治疗历程 |
| 一、疾痛叙事 |
| 二、治疗历程 |
| 第四章 蓟庭萧瑟故人稀:侯岐曾的社会交往 |
| 第一节 “吾友靡靡愈索”:侯岐曾社会网络的基本面貌 |
| 第二节 各显其能:侯岐曾社交对象的类型与功用 |
| 一、情感型 |
| 二、工具型 |
| 三、混合型 |
| 第五章 凤凰变回衔泥燕:侯氏家族与清朝官府 |
| 第一节 满目胡尘:侯岐曾眼中的新朝 |
| 第二节 “忠孝之罚”:侯家的追索危机与应对 |
| 一、追索危机的过程 |
| 二、侯岐曾对追索的应对方式 |
| 第六章 保孤难兮杀身易:侯岐曾与复明运动 |
| 第一节 岁寒知松柏:侯岐曾的忠节观念 |
| 一、明清之际的忠节观念 |
| 二、侯岐曾忠节观念的表现形式 |
| 三、侯岐曾的忠节观与自我认同 |
| 第二节 “大事当不远乎?”:江南地区的时事传闻与社会心态 |
| 一、侯岐曾对时事传闻的态度 |
| 二、侯岐曾确证传闻的途径 |
| 三、传闻背后的江南社会心态 |
| 第三节 狂澜犹可挽:侯家亲友参与复明运动的情况 |
| 一、侯岐曾眼中的复明运动 |
| 二、侯家亲友对复明运动的参与 |
| 三、“通海案”的暴露 |
| 第四节 “以季布为朱家”:侯岐曾与“松江之变” |
| 一、“松江之变”始末 |
| 二、侯岐曾的殉难 |
| 余论 |
| 一、天崩地坼,静水深流:明清易代的生活史解读 |
| 二、多变的舞者:生活史视野下的晚明士绅 |
| 三、追寻生活逻辑:试论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取径 |
| 附录 侯岐曾社交对象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角色和参与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新乡贤的内涵与类型辨析 |
| 1. 精英视角下的新乡贤 |
| 2. 群众视角下的新乡贤 |
| 3. 新时代新乡贤的内涵与类型 |
| 三、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与方式 |
| 1. 精英型新乡贤的参与路径 |
| 2. 平民型新乡贤的参与路径 |
| 四、结语与讨论 |
四、警惕:乡村权势阶层的崛起（论文参考文献）
- [1]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D]. 汪颖奇.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2]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D]. 王洋. 山西大学, 2020(03)
- [3]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工人”叙事研究（2000-2016）[D]. 车志远.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2)
- [4]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5]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D]. 陈杰.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7)
- [6]南北之争与北宋政治[D]. 闻轩轩. 河南大学, 2019(01)
- [7]物欲迷幻：古代中国“物妖”研究[D]. 付晓彤. 南京艺术学院, 2019(01)
- [8]纳民轨物：治理术视角下的民国道路交通建设（1912-1937）[D]. 张权. 南京大学, 2019(01)
- [9]明清鼎革之初嘉定士绅侯岐曾的生活史 ——以《侯岐曾日记》为中心[D]. 朱亦灵. 南开大学, 2019(03)
- [10]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角色和参与路径研究[J]. 高万芹.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