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各地区的实力分析与排序（论文文献综述）
许冰,聂云霞[1]（2021）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研究》文中提出文章利用2008—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在构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中国各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与评价,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但是区域间存在差异,东部地区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显着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因此,要从加强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以新动能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快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创新、推动制造业区域协同发展、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高端制造人才以及加快制造业绿色低碳升级等路径出发,提升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刘久坚[2]（2021）在《中国文化产业空间关联网络分析 ——基于改进引力模型》文中提出在经济与文化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越来越重视自身的精神消费需求,这将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奔腾向前、飞速崛起的契机。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不仅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还在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就业水平等方面表现良好。虽然文化产业新业态的发展势头十分强劲,但是文化产业的区域不均衡发展问题也在一直困扰着我们。因此,厘清目前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所面临的空间结构问题,考虑规范权威的文化产业数据和科学准确的研究方法,对我国文化产业的不均衡发展状况进行深入研究势在必行。本文将基于我国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中关于文化及相关产业的数据,构建文化产业综合实力指标体系,并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所选指标进行综合,最后得到一个能够反映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综合评分指标。另一方面,为了能够体现地区间文化产业的空间联系,需要对传统的引力模型进行改进,使之更加契合本文研究。然后,将综合评分指标与其他数据指标代入改进后的引力模型,构建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文化产业空间关联网络,分析其结构特征。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1）我国的文化产业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整个空间关联网络呈现出“核心-边缘”的网络结构。在文化产业整体实力上呈现“东高西低,南北边缘地区偏弱”的非均衡发展格局,在文化产业空间联系上体现为“西疏东紧,南略密北略疏”的空间不均衡分布。（2）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块（组）,组内成员间拥有较高的互惠关系,而组之间很少发生联系,这体现出我国文化产业尚处于分圈层且缺乏联系的发展状态。（3）河北、北京及安徽等地区处于整个网络的中心,具有较强的网络控制能力,且河北、北京、安徽及重庆等地区是网络传递的重要“桥梁”,拥有很好的发展机会。最后提出了推进中国文化产业协调发展的一些政策建议,主要包括四个层面:一是在国家层面上,要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创造便利性条件,加大相关资源要素的投入;二是在东西部文化产业发展区域协调层面上,要在整体上了解地区间的空间关联性,并积极采用东西部文化产业协调发展的战略;三是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分群分块的层面上,要重视各发展群体之间的联系,充分发挥各群体及内部成员的功能,“以点带块、以块谋面”,实现文化产业发展的国家合力;最后,在省域文化产业发展建设方面,要敢于打破地方行政壁垒,扬长补短、互惠互利。
严婷[3]（2020）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研究 ——基于行业和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文中指出世界经贸投资的深入发展,形成了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全球化经济。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国际直接投资不仅实现了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以及当前的国际分工格局,也是促进未来全球化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部分。然而,由于各国跨国部门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分工地位不同,经济收益难以直接体现,加剧了各国对参与经济全球化活动是否获益的质疑。有不少观点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张是造成母国制造业萎缩及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也是加剧母国“中产阶级衰落”及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从而助推了“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引发了部分国家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及产业链的国内化趋势。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和收入增长的贡献功不可没。其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自2000年“走出去”战略提出以来实现了数量和质量上的迅猛提升,涵盖的行业和区位范围与日俱增,存量从2002年的299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19388.70亿美元,增长超50倍,列世界第三位。未来随着国内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及国际贸易环境的紧张趋势,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高质量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抓手,对国内的影响将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居民收入的高速增长也伴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中国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322上升到2008年的最大值0.491,2015年的最小值0.462,再上升为2018年的0.468,均超过国际标准的警戒线0.4,仍然属于较高不平等的国家。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新时期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意味着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有必要探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机制与影响趋势。现有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文献主要聚焦在动机、制约因素及对东道国经济效应的影响研究,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影响的研究仍然较少。由于数据获得的局限性,国内已有的研究集中在工业行业内层面,主要分析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对企业员工工资产生影响。鲜少考虑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异质性与区位优势异质性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产生的异质性影响。因此,本文立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日益增多以及国内愈加重视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的现实背景,分别从影响机制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主要探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母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根据经验数据与实证分析得到的短期影响以及长期影响趋势是什么?第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异质性与东道国区位优势异质性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差异是什么?第三,未来如何引导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优化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积极作用?基于上述的背景和问题,本文以“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作为指导性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本质是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会引起母国要素收入的重新分配。根据“边际产业转移理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考虑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异质性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异质性,拓展“Mincer收入模型”的形式,结合“模仿与创造性消化内生增长模型”的理论模型框架,从理论和实证上探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本文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机制,表现为通过“生产要素需求创造”与“生产要素需求替代”的直接效应,以及通过“生产率效应”和“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的交互作用产生的间接效应,并且长期影响呈现为先扩大再缩小的“倒U型”趋势。在经验与实证研究中,本文对中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以及跨国、跨行业的投资存量数据与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测算和比较分析。采用灰色关联度方法验证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影响的存在性。基于中国2003-2018年总体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整体的基尼系数数据检验了两者的因果关系。采用2003-2017年中国31个省市地区的面板数据,以及“FDI Market”和“Dealogic”数据库12623家中国企业具体项目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分别进行了跨时期、分行业要素密集度以及分东道国投资动机的实证检验。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结果,本文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对整体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趋势,但是目前缩小的效应仍然小于扩大的效应,即当前阶段仍然处于“倒U型”影响的左端。其中,向量自回归模型显示中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在短期会扩大母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脉冲相应函数图显示中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整体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存在一个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的趋势。误差修正模型验证了中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在长期对母国整体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为先扩大后缩小。此外,中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通过“生产率效应”的交互作用缩小了母国整体的收入分配差距,而“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则扩大了母国整体的收入分配差距。总体上交互作用的存在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整体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作用。考虑行业异质性与东道国区位优势的异质性影响,采用动态面板模型的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地区内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的的影响。结果同样显示:总体上,中国各地区对外资直接投资对地区内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趋势。并且通过“生产率效应”的交互作用缩小了各地区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的交互作用扩大了各地区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但扩大作用具有滞后性。以2008年为分界点,跨时期结果显示中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作用随着时间的增长逐渐加强。以对外投资的动机进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分类,对不同东道国投资的实证结果显示,中国各地区对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对地区内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也呈现先扩大再缩小的“倒U型”趋势,当前总体上缩小的影响仍然小于扩大的影响。而对于制度优惠型经济体与资源丰裕类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则扩大了中国地区内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在行业异质性影响方面,将2003-2017年12623家中国对外并购和绿地投资的企业数据按照生产要素密集度及商务部的分类标准进行行业匹配。34个全行业面板数据的GMM方法结果表明:中国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行业间收入差距的影响也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趋势。34个细分行业中,有24个细分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当前处于扩大母国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的阶段。投资不同生产要素密集度的行业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整体上扩大了国内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而资本密集型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则呈现先扩大再缩小的影响。并且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中的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及通信设备行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中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知识密集型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具有明显的缩小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改变母国生产要素的需求和要素报酬,以及通过对母国“生产率效应”及”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的交互作用影响母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不同影响机制的影响方向依赖于对外投资行业的生产要素密集度及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基于改善国内收入分配差距的角度,要积极引导从行业与区位布局上发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收入分配的优化作用,特别是要审慎把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带来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产业外移问题及扩大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负向影响。
张馨元[4]（2020）在《母国制度环境对企业OFDI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以及国内的制度环境向市场一体化的优化调整,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在“走出去”和“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应势而生。然而,中国企业在尚缺经验的同时还面临着更加繁杂陌生的营商环境,企业跨境扩张后的经营效果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之一。这时,母国制度环境作为企业“走出去”的基石,是否也会使企业“投的好”?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以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了中国特色的制度环境对企业OFDI绩效的影响效果,并试图揭示其作用机制,从而深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认识。本文以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探讨母国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影响。首先,将中国的地区制度环境异质性与企业对外部制度环境的依赖性相结合,将宏观的制度环境微观化,构建了整合市场化和市场分割程度两方面的制度环境水平指标,利用2008-2015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合并的全新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母国制度环境向着市场化、法制化的改善会提高企业的OFDI绩效。其中,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标的系数在数值大小和显着性水平上最为突出,说明减少政府干预是提升企业OFDI绩效的核心要点之一;（2）东部地区制度环境优化对企业OFDI绩效提升的整体推动作用比中西部地区更为突出,并且所有制度环境分项指标在各地区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方向都不同,在不同企业性质、不同东道国收入水平下的作用效果也存在明显差异;（3）通过中介效应分析发现,主效应中存在以企业投资水平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母国制度环境对OFDI绩效的影响会通过提升企业投资水平来实现;（4）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选取中间投入品占比、无形资产占比为工具变量后,主要结论依然成立。本文的研究结论拓展了对外直接投资领域在企业层面的研究,帮助政府进一步了解母国制度环境和企业OFDI绩效之间的关系,针对性的优化“走出去”的制度环境和后期服务体系。
欧阳欢蕤[5]（2020）在《中国绿色发展的区域特征及其创新驱动作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约束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绿色发展已成为中国新发展理念的核心。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与绿色发展紧密相关,分析当前绿色发展区域特征,研究如何通过科技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成为实现经济转型、提高发展质量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本文试图将科技创新活动细分为两阶段,分别研究了区域科技创新两阶段效率以及绿色发展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并检验科技创新两阶段效率对区域绿色发展的驱动作用。首先,本文按照国务院发展中心的划分规则,将中国划分为八大综合经济区,分别是东北综合经济区、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西南综合经济区和西北综合经济区,并根据相关理论和原则,构建了绿色发展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和技术研发效率与成果转化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利用Super-SBM-Undesirable模型计算了各省市区的绿色发展效率,同时采用几何平均法得到八大综合经济区的绿色发展效率,先进行时空演变分析,而后通过构建的均衡度函数测算出八大综合经济区绿色发展均衡度并进行差异分析。接下来,利用Super-SBM模型计算了各省市区的技术研发效率和成果转化效率,同时采用几何平均法得到八大综合经济区的技术研发效率和成果转化效率,并分别进行时空演变分析。最后,再通过Tobit模型对全国和八大综合经济区分别进行影响因素实证研究,探究了科技创新活动两阶段效率对绿色发展效率的驱动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2009～2017年中国绿色发展效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各经济区间绿色发展效率差异明显,高水平地区多分布在沿海和长江中游地带,低水平地区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直辖市的绿色发展效率水平普遍高于其他省区,东北、黄河中游和西南等区域绿色发展效率水平相对较低。（2）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绿色发展主要集中在绿色发展高均衡度-低效率的H-L象限,部分集中在绿色发展低均衡度-高效率的L-H象限,其余零散地分布在绿色发展高均衡度-高效率的H-H象限和绿色发展低均衡度-低效率的L-L象限,中国绿色发展的特征表现为绿色发展效率水平两极分化严重,且各综合经济区间的均衡度差异明显。（3）2009～2017年中国技术研发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各综合经济区间的技术研发效率差异较大,沿海地带技术研发效率普遍处于中等水平以上,整体效率水平高于其他区域,黄河中游经济区的技术研发效率普遍偏低。（4）2009～2017年中国成果转化效率呈波动下降趋势,各综合经济区间的成果转化效率两极分化严重,沿海以及靠近边境的地区成果转化效率普遍较高,而中心内陆地区效率值大多处于较低水平和低水平。（5）在全国层面,技术研发效率对绿色发展效率有显着的正向影响,成果转化效率在当前局势下对绿色发展效率有显着的负向影响;在分区域层面,由于各经济区存在异质性,技术研发效率和成果转化效率系数表现各不相同,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地开展技术创新活动、调整产业结构、建立环境规制、实施对外开放,针对区域特征制定相应的绿色发展政策。
朱迪[6]（2020）在《中国区域发展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测度及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上海市开办一家企业的时间是35天,而她附近的合肥市则需42天才能创办一家企业,她们两地如此相近,两个地区的营商环境却如此不同。有的地区市场化进程较快,而有的地区市场化进程缓慢。在回答地区营商环境和市场化程度差异这一永恒主题过程中,有别于已有文献从资本投入等分析视角。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出发,有理由认为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形成地区营商环境和市场化程度差距的主要动因。由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差异,地区间有着不同的市场化程度与营商环境,最终形成中国区域和企业不同的经济绩效。制度性交易成本差异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制度变迁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社会秩序,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地区实行的是开放权利社会秩序,中等地区实行的是相对次弱的权利半开放型社会秩序,高制度性交易成本地区形成的是权利有限准入社会秩序。基于上述客观现实,本文将试图回答以下四个主要层面问题:（1）什么是制度性交易成本?（2）中国区域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到底有多高?与已有的两部测算制度性交易成本着作—《2008中国营商环境》、《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研究结果是否竞相一致?（3）制度性交易成本与营商环境、市场化程度之间的异同,成本上升对营商环境和市场化程度的影响（4）中国政府当下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政策,如“三去一降一补”政策是否帮助企业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不同区域中的行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有多高?它们之间存在的差距有多大?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普遍认为我国制度性交成本较高,但具体有多高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说清楚。作为一项分析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解经济绩效差异的重要工具,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行综合测算和系统性分析。测算的前提是明确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内涵和外延,本文分析框架首先是对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行界定（界定）;其次在制度性交易成本界定的基础上进行测算,鉴于目前关于制度性交易成本测算已有两部着作,一部是《营商环境报告》,另一部是《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本文把制度性交易成本与这两部着作分别进行对比分析,总结出它们之间的异性和共性,并在此分析基础上构建指标进行测算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程度（区域间成本测度及差异比较）;再其次对不同行业和股权性质下的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行比较分析,比较区域中不同行业和不同股权性质的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程度,运用DID模型识别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实施对制度性交易成本影响（区域中的行业制度成本估算与差异比较）;最后并运用扎根理论得出相应的降低对策（降低对策）。具体而言,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本文明确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企业因制度性因素而产生的不合理成本,制度工具包括冗长的法律法规和政府管制措施,涉企收费、企业进入管制成本、政企关联支出、政府管制成本等都属于制度性交易成本范畴。从宏观层面来看,制度性交易成本具体指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未能理顺,各环节体制引发障碍带来的成本,例如行业垄断成本、不合理的税费负担等均属于这类成本。从微观层面来看,理性经济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管制企业市场经济行为,在法制不完全健全条件下,经济人有可能增加行政审批事项,当存在行政审批事项与管制行为过多时,就会产生制度性交易成本。这类成本突出表现为行政审批过程中项目偏多、程序数目复杂等,例如政商关联支出、企业进入规制成本均属于这类范畴。第二,在接受“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企业因制度性因素而产生的不合理成本”这一概念基础上,从宏微观经济事后表现层面构建指标体系,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等相关数据综合测算出中国31个省份制度性交易成本指数。测算后发现指数呈现降低趋势,制度性交易成本指数整体降低幅度从1997年8.41%降低到2014年的7.9%。从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发达省份制度性交易成本最低,综合指数是7.55,相对次弱的是中部地区（8.41）,再次是东北地区（8.45）,制度性交易成本指数最高的是经济欠发达西部地区（8.63）。这与《2008中国营商环境报告》、《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这两部研究成果相吻合,即市场化程度高、营商环境好的地区就是制度性成本指数低的地区。并运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进行检验,发现制度性交易成本与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呈现负相关关系。其中制度性交易成本每下降1%,我国市场化总体程度提高1.307%。只有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才会明显改善地区间的营商环境和市场化程度。第三,本文供给侧改革中的“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出台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区域中不同行业和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程度。将2015年作为一个时间临界点,运用“三去一降一补”政策识别敏感型行业和非敏感型行业成本差异。研究发现敏感类行业成本高于非敏感型行业成本,民营企业承担的制度成本高于国有企业。供给侧改革政策出台之前,处理组承担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均值比对照组均值高出0.163,政策出台之后成本均值高出0.022。说明供给侧改革明显降低了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尤其是降低了竞争性行业类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幅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递减趋势。其中各行业在不同的区域间,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程度存在差异,在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地区,垄断性行业类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更低,高制度性交易成本地区各行业承担的成本普遍高于低等类地区。说明无论竞争性还是垄断性行业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制度成本更低。第四,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之所以存在较大差距,深层次原因在于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的地区大多推行的是“坏”制度,实行的是一种有限准入秩序,所以这类地区大多经济相对落后。处于中等类制度性交易成本地区实行的是一种相对次弱半开放准入秩序,所以属于折中状态。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这类地区使用的是一种“强”制度,这类地区实行的是一种权利更加开放准入社会秩序。总之,实行开放准入社会秩序大多数是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地区,这类地区经济较发达,政府与市场关系较为完善,含有较少的行政干预和垄断,企业更能自由进入和退出。
卓乘风[7]（2020）在《创新追赶战略背景下研发要素配置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79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91.93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速达到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速。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粗放型增长方式的特点,由此也引发了污染加剧、雾霾加重等一系列环境问题,使得经济增长变得不可持续。特别是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压力一直比较大,经济“脱实向虚”、产能过剩等问题互相交织,使得中国经济增长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如何培育新动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而破解增长困境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情形下,中国政府将创新驱动发展作为突破增长瓶颈的重要抓手,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大科技创新支持力度。然而,创新体制改革渐入深水区,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科技创新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过程中陷入困境。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依然面临着创新投入、创新政策结构等方面的掣肘。一个显着的特征就是创新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结构性背离。2004-2017年间,中国科技创新投入年均增速达到18.5%,其中,来自地方政府的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年均增幅达到11.3%以上,然而,中国TFP增速在这一时间段却呈现出整体下滑的趋势。由此引发了本文的思考: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增长困境的窗口期,持续加大研发要素究竟能否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实施创新追赶战略、加快创新追赶步伐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为了解答上述问题,本文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将政府实施创新追赶战略纳入创新生产活动的中间品生产环节,构建一个包含不同类型研发活动和政府创新追赶行为的中间品内生增长模型,进而推导出三者可能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手工搜集2004-2017年中国各省级行政单位的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以及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基于Python语言的词频分析技术提取了政府对于创新的关注度作为实施创新追赶战略的一个核心代理变量,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自主创新、模仿创新、基础研究以及应用研究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政府直接性研发经费支持和间接释放创新激励信号的作用。最后,本文采用空间面板平滑转换模型,探索了当前地方政府在自身创新路径和创新阶段下,应当采取的适宜性创新追赶策略。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相比于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而言,中国西部地区经济集约化水平一直处于最低水平。考察期内,全国范围内经济集约化水平呈现出下滑趋势,“领头羊”式的经济集约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越来越少,高质量增长“引擎”有所缺失。（2）相比于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而言,中国西部地区研发要素投入力度一直较小。考察期内,四种研发要素投入的增速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阶梯性下滑趋势。此外,投入模仿创新的研发要素出现多年负增长的态势,基础研究的要素投入增长率则在整体上明显高于其它三种创新投入。这也表明,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提出,我国越来越意识到,推动高质量创新需要坚实的基础研究能力。（3）对创新的关注度在整体上呈现出东部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弱的态势。2014年之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被提到非常突出的位置,各级地方政府对创新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释放出较强的鼓励创新信号。但仍然有一部分地区的地方政府并没有对创新活动给予足够的重视。各地区对创新的重视度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距,且这种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4）作为研发要素的四种投入渠道,自主创新、模仿创新、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要素投入规模均与经济集约化水平之间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形关系。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和考虑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结论依然可信。（5）纳入政府实施创新追赶战略后发现,政府直接性研发经费支持和间接性释放创新激励信号在四种创新模式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表现出异质性,前者主要体现为削弱倒U形关系的“延展效应”,后者则体现为强化倒U形关系的“压缩效应”。（6）针对倒U形曲线的运行轨迹以及创新追赶战略实施过程中政府创新支持所表现出的“延展效应”和“压缩效应”,本文提出了“前向压缩、后向延展”的适宜性创新追赶实施策略。为此,本文首先运用空间面板平滑转换模型识别出政府直接性研发经费支持力度和间接性创新激励信号释放强度的有效区间。进而计算出四种创新模式下研发要素投入规模的临界值。最后,在上述有效区间和临界值的基础上,本文针对性地构建了实施创新追赶战略的适宜方式矩阵。本文拓展了有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研究视角,相关结论既是对创新追赶战略的审视和反思,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效途径的一种探索,同时也为合理调控科技创新投入、规避“R&D崇拜”提供决策参考。
黄海林[8]（2020）在《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与经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受国内外复杂形势的影响,中国如何加快推进文化产业发展,提升其国际竞争力,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应对西方强势文化入侵等,已成为党和国家面临的紧迫课题。文章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等理论视角,系统梳理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的历程阶段与实践经验,并吸收借鉴国外文化强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有益经验,回答了以下四个基本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指导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必要性及优越性;二是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与实践状况;三是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发展与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辩证关系;四是如何借鉴学习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的有益经验,以及构建未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机制。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深深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同时又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文化产业是为了满足社会公共文化需求,以公益性事业为基础,强调市场调节方式配置社会文化资源,从事文化产品生产、流通及提供文化服务的经济性活动的行业总称。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发展的系统理论思想,是在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来的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价值体系。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理论思想阐明了文化实践与文化创造的动力来源及其终极目标,即文化来自社会劳动生产,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其终极理想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毛泽东的文化建设观、邓小平的精神文明建设观、江泽民的先进文化发展观、胡锦涛的文化软实力发展观、习近平文化自信观等指导思想,是发展了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对认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文化消费与文化生产的特殊价值出发,让人们意识到了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国家软实力,坚持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并举,牢固地掌握主流意识形态阵地,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划分为萌芽准备（1978～1991）、形成兴起（1992～2005）、调整深化（2006～2017）三个阶段,同时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前（1949～1977）的发展历程也非常重要。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源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经历了精神文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正逐步进入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新时代。从历程演变来看,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逐渐形成了历史文化传承、文化体制改革、文化科技创新与文化功能延伸的发展逻辑。从治理模式来看,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先后经历了政治主导、政府直接办文化、政府直接办文化与间接办文化相结合、到政府监管与市场主导相结合的文化治理模式,逐渐形成了政府监督管理、市场资源配置的现代文化治理体系。从文化发展形式来看,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先后经历了公益事业型发展、经营产业型发展到事业型与产业型并举发展的格局。而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中国文化从被动输入到主动创造也非常重要,整个历程演进有着内在逻辑。当然,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取得了突出成就,也遭遇了一些挫折,旧问题与新挑战并存。如政策支持体系不完善、文化服务供需矛盾加剧、文化产业从业人员规模结构偏低、文化产业竞争力相对较弱、文化政策法规滞后等。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具有突出的实践特征,包括文化产业的规模化与文化经济的增长,文化事业投入与文化服务能力稳步提升,新形势、新业态下的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文化产业体制改革逐渐深化。从区域发展看,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及各省份之间公益性文化事业综合发展的绝对差距与相对差距都呈现出持续缩小的趋势,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也具有相似的趋势规律,无论是规模还是结构都将走向良性发展与稳健增长。同时,中国的文化产业竞争格局日渐呈现出“东走强、西保持、中渐弱”的趋势。随着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转型,中国过去的文化产业格局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既要重视文化产业的直接价值效益,也要重视文化产业集群创新的持续投入,保证中国的文化产业竞争力能够可持续发展,这将有利于推进中国文化自信道路的建设与文化强国战略的实现,对增强新时代中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国际竞争力有着重要意义。新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具有文化性、经济性、意识形态性和创新扩散性等基本属性。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应当以公益性文化事业为基础,以服务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为中心,在兼顾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效益的有效供给与分配正义。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构成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体两翼,两者既需要基础建设,也需要创新发展,相辅相成。同时,集群创新文化产业竞争力与价值效益文化产业竞争力之间存在一种因果循环的辩证关系,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发展。辩证看待中国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明确文化产品或服务的意识形态性这一本质要求,综合运用政府工具、市场手段与社会力量来协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产业。在新常态新形势下,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坚持围绕服务主流意识形态这一中心点,在确保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与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不断创造符合大众的、科学的、民族特性的文化产品与服务。从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理论与实践经验来看,法兰克福学派首次提出了文化产业的概念,揭示了文化产业兼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辩证关系,并坚决否定和批判文化工业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状态,但缺少对文化自我调节、文化与政治经济的依赖关系、大众主观能动性等方面的系统批判。而英美文化学派并不认为文化消费者仅仅是一个同质化群体,而是主动的、积极的、能动的,同时文化不再以“艺术作品”为核心,而是兼具文化属性与产业属性,文化产业的外延也扩展到了文化休闲、旅游遗产、网络娱乐、文化信息传输等新兴领域。这是文化产业发展理论的重大转向,对中国的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启发意义。而从美英日韩等主要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经验来看,其发展路径有重视文化产业强国与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联动‖、健全文化产业发展的多元融资渠道、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法律规制、优化调整文化事业体制结构与管理激励机制等,这对中国未来的文化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为此,政府部门应当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并参考国外有益经验启示,来构建未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机制。包括优化主流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顶层设计,进一步推进中国的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构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人才培养与储备机制,并增进文化产业发展竞争力与文化服务均等化。文章提出了一种实现辩证认识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中观解释框架与改革路径,这对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决文化产业发展难题、实现文化法治强国梦想、推动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创新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不过,文章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政策法规的文本分析不够系统深入,在实证研究指标体系设计、研究数据及方法上也有改进之处,对国外经验数据的比较分析存在缺位等等,这有待于未来相关研究进一步推进与探索。
杨勇[9]（2019）在《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测度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用习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一句话说:“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中国发展的奇迹有目共睹,但发展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人们对发展的反思也从未停止。发展是什么?中国是怎样实现经济发展的?中国的经济发展用什么来测度?中国怎样才能实现更好的经济发展?本文的研究正是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反思而开展,并在一定的发展理论模型基础上,对发展状态进行较为客观的描述和评价。（1）发展是什么?不同学科对发展的理解和认识不同,但一般而言,发展被认为是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的运动变化过程。发展经济学对发展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从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到逐渐考虑社会变化、从重视发展的短期效应到注重发展的长期效应、从物质财富的积累到人本身的发展等。基于传统发展理论对发展的认识,李忠民教授提出“发展是可选择性的增多”的新认识,将发展置身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中,中国特色经济发展则是在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三维空间中的发展。本文正是基于这一创新性认识,从发展经济学视角对发展及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内涵、特征进行较为完整的阐释,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测度与评价指标体系。（2）中国是怎样实现经济发展的?对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原因的解释有多种观点,如一种认识是制度变迁的原因,即改革开放是制度的变革,而制度本身对增长产生积极作用;也有认为是资源与要素禀赋产生的比较优势带来的增长效应,等等。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本文较为详细的论证了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三维九化”中国经济发展模型,并将其总结为中国特色经济发展,即独具特色的中国发展道路与发展经验,并从发展经济学理论角度分析了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如何共同推动可选择性增多的内在机理,从而为正在形成与发展的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完善与补充。（3）中国经济发展用什么来测度?GDP虽然从目前来看不可替代,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测度显然不能仅靠GDP来衡量,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和模型框架出发,本文构建了一维指数（中国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指数）、二维指数（中国市场化与工业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市场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指数）、三维指数（中国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指数）的测度模型,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对整个总体以及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发展进程分别进行了测度。在对指数的分析方面,分别从指数发展演变的时间趋势与特征、指数发展变化的空间相关与分异入手进行了时空分析,从而从总体上对中国特色经济发展进行了描述和评价。（4）中国怎样才能更好的实现发展?发展是可选择性的增多,将人力资本作为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在已有传统计量方法基础上,构建了基于邻接关系、地理距离与经济地理权重矩阵为基础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人力资本的空间集聚与溢出效应,以及人力资本对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MIU指数）的增长和发展效应,直接与间接效应。在发展是可选性增多的基础上,构建了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国与各地区2000-2015年的中国特色经济发展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1）从一维空间看,无论是市场化、工业化还是城市化的发展均经历过较快发展后面临发展增速的减缓。市场化指数方面,商品化维持较高水平,市场化（狭义）稳定增长,而金融化快速上升;工业化指数方面,工业化（狭义）有所下降,而信息化（知识化）发展迅速,生态化面临挑战;城市化方面,城镇化发展最快,国际化缓慢发展,社会化面临困难。从区域特征看,西部呈现出低低集聚特征,而沿海的高高集聚空间溢出作用发挥有限;不同区域内部也有热点与冷点,如西部的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省等省区,东部的河北、海南等省区。发展的不充分与不平衡表现明显。（2）从二维空间看,市场化与工业化（MI）、工业化与城市化（IU）、市场化与城市化（MU）协调发展指数均呈现上升趋势,但指数增幅和发展速度不一。相对而言,工业化与市场化协调发展水平逐渐上升,市场化与城市化下调发展水平逐渐下降,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三个指数间的相对差异在逐渐缩小。地区特征呈现出三种状态,北京、天津、上海与江苏为三个指数均高;海南、贵州、云南、青海和新疆三个指数均低;浙江、广东、福建与内蒙古三个指数各不相同,区域发展的空间异质性特征明显,如浙江、广东与福建的市场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而市场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水平较高。ESDA分析结果表明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尤其是西部大部分地区处于低低集聚状态。（3）从三维空间看,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呈现上升趋势,但增速下滑。从四大区域看,东部发展指数最高,东北最低,且差距在增大,东部与中西部的指数差距有倒“U”性特征。空间关系看,无论是基于邻接关系、地理距离,还是经济地理的空间权重矩阵检验的结果表明,各地区间的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具有典型的空间自相关性,局部特征表现为京津冀与长三角的正相关性和西部地区部分省区的负相关性同时存在。泰尔指数的计算结果表明,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绝对收敛,且指数的差异较多来自组内差异。（4）人力资本的增长效应基本形成共识,而基于可选择性增多的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中人力资本的贡献是否显着?基于传统面板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的人力资本的发展效应以及空间效应及其分解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的发展效应也较为显着,从空间角度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是从邻接关系、地理距离还是经济地理构建的空间权重矩阵测算的人力资本直接效应更为明显,间接效应或溢出效应不显着。相关结果还表明,物质资本对发展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较为显着,产业结构有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不显着,自然资源对发展存在“资源诅咒”。
雷方[10]（2019）在《我国高技术产业区域竞争力水平的分析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国际竞争环境日益激烈,中国通过改革方向,经济政策的调整、更新以及优化,在众多产业领域得到了显着的发展,其中就包括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进步,同时,科技创新能力成为了衡量一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指标。根据科学技术部于2011年发布的《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内容可知,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及必要性。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科研创新体系的逐渐完善,相关企业的自主创新意识逐渐增强,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竞争力水平有很大的提升。本文通过梳理总结我国高技术产业整体发展情况,基于对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了解,发现在高技术研发活动中,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存在时间滞后性,而试验发展研究短期内效果相对显着。因此,本文重新构建了我国高技术产业区域竞争力水平指标评价体系,并选取《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9年至2016年共8年的高技术产业发展经营的相关统计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出2009年至2016年我国各地区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综合得分,从纵向及横向两个层面进行了结果分析总结。最后,根据所获得的结果提出相应的建议,希望对于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或部分地区水平的提升有所帮助。
二、中国各地区的实力分析与排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各地区的实力分析与排序（论文提纲范文）
（1）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文献综述 |
| 1.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及其特征的研究概述 |
| 2.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的研究概述 |
| 3.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现状的研究概述 |
| 4.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对策的研究概述 |
| 三、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1.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
| 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分析 |
| 1. 主成分分析法 |
| 2. 测度结果及其分析 |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
（2）中国文化产业空间关联网络分析 ——基于改进引力模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 本文所做的主要工作、创新点与不足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2 因子分析 |
| 2.3 空间相互作用理论 |
| 2.4 引力模型 |
| 2.5 社会网络分析 |
| 第3章 地区文化产业综合实力指标体系构建 |
| 3.1 本文指标选取原则 |
| 3.2 地区文化产业综合实力指标体系确定 |
| 第4章 基于改进引力模型的文化产业空间关联网络分析 |
| 4.1 引力模型改进 |
| 4.1.1 基于因子分析的引力模型“质量” |
| 4.1.2 引力模型中的“距离”测度 |
| 4.1.3 引力模型中的“引力系数”测度 |
| 4.1.4 改进引力模型的验证 |
| 4.2 区域文化产业空间关联网络分析 |
| 4.2.1 区域文化产业空间关联网络中心性分析 |
| 4.2.2 区域文化产业空间关联网络结构洞分析 |
| 4.2.3 区域文化产业空间关联网络凝聚子群分析 |
| 4.2.4 区域文化产业空间关联网络核心-边缘结构分析 |
| 第5章 中国文化产业空间关联网络实证分析 |
| 5.1 原始数据预处理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 基于改进引力模型的中国文化产业网络构建 |
| 5.2.1 中国各地区文化产业“质量”分析 |
| 5.2.2 中国各地区间“距离”测度 |
| 5.2.3 中国文化产业空间关联网络 |
| 5.3 中国文化产业空间关联网络分析 |
| 5.3.1 中国文化产业空间关联个体网络基本特征分析 |
| 5.3.2 中国文化产业空间关联网络中心性 |
| 5.3.3 中国文化产业空间关联网络结构洞分析 |
| 5.3.4 中国文化产业空间关联网络凝聚子群分析 |
| 5.3.5 中国文化产业空间关联网络核心-边缘结构分析 |
|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
| 6.1 主要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研究 ——基于行业和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主要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的创新点 |
| 1.4.2 论文的不足 |
| 2 文献综述及评价 |
| 2.1 基本概念界定与测算 |
| 2.1.1 对外直接投资的概念与分类 |
| 2.1.2 收入分配差距的内涵与度量 |
| 2.1.3 收入分配差距指标体系的选取 |
| 2.2 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收入分配的理论综述 |
| 2.2.1 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收入分配 |
| 2.2.2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收入分配 |
| 2.2.3 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 |
| 2.2.4 收入分配差距的发展规律 |
| 2.2.5 理论评述 |
| 2.3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文献综述 |
| 2.3.1 生产要素流动与收入分配差距 |
| 2.3.2 行业异质性与收入分配差距 |
| 2.3.3 区位异质性与收入分配差距 |
| 2.4 本章小结 |
| 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机制 |
| 3.1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直接效应 |
| 3.1.1 生产扩张带来的“生产要素需求创造效应” |
| 3.1.2 产业外移带来的“生产要素需求替代效应” |
| 3.1.3 生产要素需求变化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 |
| 3.2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间接效应 |
| 3.2.1 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效应” |
| 3.2.2 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 |
| 3.3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相关理论模型 |
| 3.3.1 罗默两部门模型与要素投入结构 |
| 3.3.2 特定要素模型与要素收入变化 |
| 3.3.3 明瑟收入模型与模仿和创造性消化内生增长模型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收入分配差距的经验事实 |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及现状 |
| 4.1.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 |
| 4.1.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 |
| 4.1.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 |
| 4.2 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发展趋势及现状 |
| 4.2.1 中国整体收入分配差距 |
| 4.2.2 中国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 |
| 4.2.3 中国地区间收入分配差距 |
| 4.2.4 中国与其他国家收入分配差距的比较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5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整体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研究 |
| 5.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效应的存在性分析 |
| 5.1.1 总体对外直接投资与整体基尼系数的灰色关联度 |
| 5.1.2 总体对外直接投资与整体基尼系数的统计数据比较 |
| 5.2 中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对整体基尼系数的实证分析 |
| 5.2.1 因果关系的时间序列模型构建 |
| 5.2.2 向量自回归模型与脉冲响应分析 |
| 5.2.3 误差修正模型与结果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6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研究 |
| 6.1 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分析 |
| 6.1.1 动态面板实证模型构建 |
| 6.1.2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1.3 全样本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1.4 跨时期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 东道国区位异质性影响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分析 |
| 6.2.1 分投资动机的东道国分类 |
| 6.2.2 实证模型设计与数据说明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研究 |
| 7.1 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与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的统计数据比较 |
| 7.2 行业异质性外直接投资影响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分析 |
| 7.2.1 分生产要素密集度的行业分类 |
| 7.2.2 面板模型设计 |
| 7.2.3 数据处理与计量方法 |
| 7.2.4 实证结果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政策启示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4）母国制度环境对企业OFDI绩效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纳入制度因素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 |
| 1.2.2 母国制度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机制 |
| 1.2.3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研究 |
| 1.2.4 母国制度环境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研究 |
| 1.2.5 现有研究评述 |
| 1.3 论文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 |
| 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
| 2.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典型特征 |
| 2.2 母国制度环境影响企业OFDI绩效的机制 |
| 2.3 地区制度环境异质性对企业OFDI绩效的影响 |
| 2.4 企业投资水平的中介作用 |
| 3 母国制度环境变量的测算 |
| 3.1 母国制度环境的度量 |
| 3.2 企业层面制度环境水平的测算 |
| 3.2.1 企业制度环境依赖性指标 |
| 3.2.2 省际制度环境水平指标 |
| 4 实证研究设计 |
| 4.1 数据来源 |
| 4.2 变量说明 |
| 4.3 模型构建 |
| 5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1 基准回归 |
| 5.2 母国制度环境对企业OFDI绩效的影响 |
| 5.2.1 全样本检验 |
| 5.2.2 分地区检验 |
| 5.2.3 企业投资水平的中介效应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3.1 变量替代法 |
| 5.3.2 基于不同企业性质的回归结果 |
| 5.3.3 基于不同东道国类型的回归结果 |
| 5.3.4 内生性处理 |
|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2008-2015年各省市市场分割程度 |
| 致谢 |
（5）中国绿色发展的区域特征及其创新驱动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有关绿色发展概念探讨 |
| 1.2.2 有关绿色发展测度评价的研究 |
| 1.2.3 有关绿色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 |
| 1.2.4 有关绿色发展与科技创新关系的研究 |
| 1.2.5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3 关键概念界定 |
| 1.3.1 绿色发展效率 |
| 1.3.2 科技创新活动两阶段效率 |
| 1.4 相关理论基础 |
| 1.4.1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理论 |
| 1.4.2 区域创新系统理论 |
| 1.5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技术路线 |
| 1.7 论文创新点 |
| 第2章 绿色发展和科技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2 评价方法 |
| 2.2.1 熵值法 |
| 2.2.2 SUPER-SBM模型 |
| 2.3 绿色发展效率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
| 2.3.1 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 2.3.2 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 |
| 2.3.3 数据来源 |
| 2.4 科技创新效率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
| 2.4.1 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 2.4.2 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 |
| 2.4.3 数据来源 |
| 第3章 中国绿色发展效率格局特征评价 |
| 3.1 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分析 |
| 3.1.1 时序变化分析 |
| 3.1.2 空间演化分析 |
| 3.2 中国区域绿色发展均衡特征分析 |
| 3.2.1 绿色发展均衡度测算 |
| 3.2.2 绿色发展均衡度变化趋势及差异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科技创新发展区域差异探析 |
| 4.1 技术研发效率时空演变分析 |
| 4.1.1 时序变化分析 |
| 4.1.2 空间演化分析 |
| 4.2 成果转化效率时空演变分析 |
| 4.2.1 时序变化分析 |
| 4.2.2 空间演化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 |
| 5.1 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交互作用机理 |
| 5.1.1 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 |
| 5.1.2 技术研发效率与绿色发展效率 |
| 5.1.3 成果转化效率与绿色发展效率 |
| 5.2 评价方法 |
| 5.2.1 TOBIT模型 |
| 5.2.2 影响因素指标构建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相关变量统计性描述 |
| 5.3.2 回归结果分析 |
| 5.4 政策启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中国区域发展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测度及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制度性交易成本内涵相关文献 |
| 二、制度性交易成本测度文献综述 |
| 三、制度性交易成本对经济绩效影响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本文基本思路及结构安排 |
| 一、本文基本思路 |
| 二、结构内容安排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数据说明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数据说明 |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制度性交易成本:渊源、内涵及分析范式 |
| 第一节 制度性交易成本概念的渊源 |
| 一、交易成本与制度性交易成本隶属关系分析 |
| 二、制度性交易成本概念的演进 |
| 第二节 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内涵 |
| 一、制度性交易成本概念解释存在分歧 |
| 二、制度性交易成本性质—不合理成本的重新解释 |
| 三、制度性交易成本分类 |
| 四、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存因 |
| 第三节 制度性交易成本分析范式的逻辑框架 |
| 一、制度性交易成本基本定律 |
| 二、制度性交易成本形成、过程和假设 |
| 三、制度性交易成本:理解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分析范式 |
| 四、制度性交易成本差序的制度来源 |
| 第四节 制度性交易成本对经济制度效率的影响:两个维度 |
| 一、制度性因素引起制度性交易成本上升 |
| 二、成本上升影响经济制度运行效率:基于两个维度分析 |
| 第五节 研究结论及启示 |
| 第三章 制度性交易成本与营商环境分析 |
| 第一节 营商环境指数作为衡量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原因解释 |
| 一、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紧密相关 |
| 二、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对比原因解释 |
| 第二节 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多维度比较 |
| 一、营商环境报告简况 |
| 二、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多维度比较 |
| 第三节 营商环境成本测算及结果对比 |
| 一、营商环境便利指数评分方法 |
| 二、全球营商环境测算结果比较 |
| 三、中国营商环境现状及分省排序 |
| 四、营商环境高、中、低指数差异的制度解释 |
| 第四节 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关系:假设与验证 |
| 一、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相互关系假设 |
| 二、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相互关系验证 |
| 第五节 研究结论及启示 |
| 第四章 制度性交易成本与市场化程度分析 |
| 第一节 市场化指数作为衡量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原因解释 |
| 第二节 市场化指数的指标体系构建与测算方法 |
| 一、市场化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二、市场化程度指标测算方法 |
| 第三节 中国各省市场化程度进展和总体排序 |
| 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总体进展情况:1997-2014 |
| 二、中国各省份市场化变动及总体排序 |
| 三、区域间市场化程度差异制度之解释 |
| 第四节 市场化程度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相互关系:假设与验证 |
| 一、市场化程度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维度比较 |
| 二、市场化程度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相互关系假设 |
| 三、市场化程度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相互关系验证 |
| 第五节 研究结论及启示 |
| 第五章 中国区域制度性交易成本测算及差异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制度性交易成本测度方法回顾 |
| 一、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直接测算方法回顾 |
| 二、间接角度进行测算的方法回顾 |
| 第三节 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基本指标体系构建及结果对比 |
| 一、制度性交易成本指标构建及比较 |
| 二、区域间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指数测算方法及结果分析 |
| 三、制度性交易成本与营商环境和市场化指数比较分析 |
| 第四节 区域间制度性交易成本差异的门限效应检验 |
| 一、模型构建 |
| 二、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 三、面板平稳性检验 |
| 四、门限检验及结果区制划分 |
| 五、内生性检验及门限回归分析结果 |
| 六、稳健性检验 |
| 第五节 研究结论及启示 |
| 第六章 区域中的行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估算及降低成效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计量模型设定 |
| 二、变量定义 |
| 三、数据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平行趋势检验 |
| 二、行业类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程度比较:单变量估计结果 |
| 三、政策实施对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的影响:双重差分回归结果 |
| 四、中国区域中的行业制度交易成本差异比较分析 |
| 五、内生性检验:工具变量法 |
| 六、稳健性检验 |
| 第五节 基于企业所有制视角异质性检验 |
| 第六节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启示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降低对策及研究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降低对策及建议 |
| 一、基于扎根理论分析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障碍 |
| 二、扎根理论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探索性分析 |
| 三、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对策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Ⅰ:附表 |
| 附录Ⅱ: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7）创新追赶战略背景下研发要素配置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1、研究内容 |
| 2、创新之处 |
| (三)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研究方法 |
| 2、技术路线 |
| (四)本章小结 |
| 二、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
| (一)概念界定 |
| 1、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
| 2、研发要素配置 |
| 3、创新追赶战略 |
| (二)文献综述 |
| 1、经济增长方式的相关文献 |
| 2、研发要素配置的相关文献 |
| 3、创新追赶战略的相关文献 |
| 4、文献评述 |
| (三)本章小结 |
| 三、理论模型与机理分析 |
| (一)理论模型的构建逻辑与基准假定 |
| 1、构建逻辑:包含中间品的内生增长模型的拓展 |
| 2、基准假定:包含五部门的生产与消费函数 |
| (二)均衡状态下的机理分析 |
| 1、研发要素配置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机理 |
| 2、纳入创新追赶战略的作用机理演化分析 |
| (三)本章小结 |
| 四、现状分析:经验检验的变量测算与演变趋势 |
|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测算 |
| 1、数据来源 |
| 2、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测度 |
| 3、研发要素配置的测度 |
| 4、创新追赶战略的测度 |
| 5、控制变量说明 |
| (二)地区分布与演变趋势 |
| 1、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演化趋势 |
| 2、研发要素配置的演化趋势 |
| 3、创新追赶战略的演化趋势 |
| (三)本章小结 |
| 五、经验检验Ⅰ:研发要素配置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
| (一)研发要素配置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非线性作用基准检验 |
| 1、空间交叉模型的引入 |
| 2、空间权重矩阵的构建 |
| 3、检验结果与原因分析 |
| (二)非线性作用的稳健性检验 |
| 1、采用完全修正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 |
| 2、考虑经济活动的动态延续性 |
| 3、更换空间权重矩阵 |
| (三)非线性作用的内生性问题识别 |
| 1、反转原时点 |
| 2、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本章小结 |
| 六、经验检验Ⅱ:创新追赶战略、研发要素配置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
| (一)纳入创新追赶战略后非线性作用的演化特征基准检验 |
| 1、空间计量模型的构建 |
| 2、检验结果与原因分析 |
| (二)非线性作用演化特征的稳健性检验 |
| 1、采用完全修正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 |
| 2、更换空间权重矩阵与空间计量模型 |
| 3、检验结果 |
| (三)本章小结 |
| 七、创新追赶战略的适宜实施方式 |
| (一)适宜性创新追赶方式的演化特征与构建思路 |
| 1、创新追赶战略下倒U形关系的演化特征 |
| 2、适宜性创新追赶方式的构建思路 |
| 3、依据研发要素投入临界值进行样本分组 |
| (二)政府直接性研发经费支持的有效区间测算 |
| 1、直接性研发经费支持下的非线性模型构建 |
| 2、有效区间估计结果 |
| (三)政府间接性释放创新激励信号的有效区间 |
| 1、间接性创新激励下的非线性模型构建 |
| 2、有效区间估计结果 |
| (四)有效区间的分布特征与适宜追赶方式的构建 |
| 1、创新支持的有效区间分布 |
| 2、创新追赶战略的适宜方式矩阵 |
| (五)本章小结 |
| 八、主要结论、政策启示与研究展望 |
| (一)主要研究结论 |
| 1、现状分析结论 |
| 2、经验分析结论 |
| (二)政策启示 |
| 1、注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薄弱环节 |
| 2、研发要素的配置要兼顾区域协调与模式优化 |
| 3、立足地区特点采取适宜创新追赶策略 |
| (三)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主要成果与科研工作 |
| 致谢 |
| 附件 |
（8）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与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0.1.1 研究背景 |
| 0.1.2 研究意义 |
| 0.2 相关核心概念界定 |
| 0.2.1 文化 |
| 0.2.2 文化产业 |
| 0.2.3 文化产业发展 |
| 0.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3.1 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安全研究 |
| 0.3.2 文化产业发展基础理论和发展历程研究 |
| 0.3.3 文化产业竞争融合发展研究 |
| 0.3.4 文化产业创新效率与政策规制研究 |
| 0.3.5 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
| 0.3.6 国内外研究状况总结 |
| 0.4 研究内容及框架 |
| 0.4.1 研究内容 |
| 0.4.2 研究框架 |
| 0.5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0.5.1 研究方法 |
| 0.5.2 创新之处 |
| 第1章 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分析 |
| 1.1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 |
| 1.1.1 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立论之基:现实人的劳动实践 |
| 1.1.2 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核心内容 |
| 1.2 列宁、斯大林的文化建设思想 |
| 1.2.1 列宁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 |
| 1.2.2 斯大林的文化建设思想 |
| 1.3 建国以来我国领导人关于文化发展的重要论述 |
| 1.3.1 毛泽东的文化建设观 |
| 1.3.2 邓小平的精神文明建设文化观 |
| 1.3.3 江泽民的先进文化建设观 |
| 1.3.4 胡锦涛的文化软实力文化观 |
| 1.3.5 习近平文化自信观 |
| 1.4 他山之石:西方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与经验 |
| 1.4.1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产业批判理论 |
| 1.4.2 英国的文化学派理论 |
| 1.4.3 美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理论 |
| 第2章 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 |
| 2.1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文化建设期(1949~1977) |
| 2.1.1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的文化发展格局 |
| 2.1.2 新中国成立以来到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 |
| 2.1.3 从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到改革开放前 |
| 2.2 新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萌芽准备期(1978~1991) |
| 2.2.1 1978 年改革开放至1983年:文化事业逐步恢复 |
| 2.2.2 1984 年至1991年:文化产业开放发展 |
| 2.3 新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形成兴起期(1992~2005) |
| 2.3.1 1992 年至1999年:文化产业逐步形成 |
| 2.3.2 2000 年至2005年:文化产业繁荣兴起 |
| 2.4 新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调整深化期(2006~2017) |
| 2.4.1 2006 年至2012年:调整管理体制,探索新兴文化 |
| 2.4.2 2013 年至2017年:文化产业的全面深化与创新改革 |
| 第3章 当前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 |
| 3.1 当前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践特点 |
| 3.1.1 文化产业的规模化与文化经济的增长 |
| 3.1.2 文化服务事业投入与文化服务能力稳步提升 |
| 3.1.3 新形势、新业态下文化产业融合发展 |
| 3.1.4 文化产业体制改革逐渐深化 |
| 3.1.5 主流意识形态面临文化认同危机 |
| 3.2 当前中国不同地区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的比较分析 |
| 3.2.1 公益性文化事业财政投入 |
| 3.2.2 公益性文化事业基建投资 |
| 3.2.3 公益性文化事业机构设施 |
| 3.2.4 公益性文化事业队伍建设 |
| 3.2.5 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水平 |
| 3.3 当前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综合竞争力评价 |
| 3.3.1 评价模型及指标体系构建 |
| 3.3.2 中国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结果 |
| 3.3.3 省际文化产业竞争力比较 |
| 第4章 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 |
| 4.1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 |
| 4.1.1 文化性是中国文化产业良性发展的根本 |
| 4.1.2 经济性是中国文化产业持续发展的动力 |
| 4.1.3 意识形态性是中国文化产业稳定发展的保障 |
| 4.1.4 创新扩散性是中国文化产业高效、优质发展的抓手 |
| 4.2 以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为中心的文化产业发展 |
| 4.2.1 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产业发展的辨证关系 |
| 4.2.2 主流意识形态与新闻出版业 |
| 4.2.3 主流意识形态与广播电视业 |
| 4.2.4 主流意识形态与网络传播业 |
| 4.3 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与文化产业竞争力的辩证统一 |
| 4.3.1 数据来源及模型设定 |
| 4.3.2 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水平对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影响 |
| 4.3.3 文化产业集群创新竞争力与价值效益竞争力的辩证关系 |
| 4.4 文化产业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调发展 |
| 4.4.1 社会效益作为文化产业生产内容的核心价值 |
| 4.4.2 文化消费需求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 |
| 4.4.3 基于社会效益促进文化产品及服务的效率供给 |
| 第5章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未来展望 |
| 5.1 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顶层设计 |
| 5.1.1 塑造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先进意识形态文化 |
| 5.1.2 务实党内建设文化领导权的认同基础 |
| 5.1.3 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载体作用 |
| 5.1.4 正确处理“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文化发展关系 |
| 5.2 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 |
| 5.2.1 健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建设法制 |
| 5.2.2 加快推进文化机构改革与文化治理职能转变 |
| 5.2.3 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实行“分类指导” |
| 5.2.4 推动市场配置、政府扶持与社会参与的协同机制建设 |
| 5.3 增进文化产业发展竞争力与文化服务均等化 |
| 5.3.1 优化财政保障均衡制度 |
| 5.3.2 强化落后地区文化产业政策的扶持力度 |
| 5.3.3 健全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投资竞争机制 |
| 5.3.4 完善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创新发展机制 |
| 5.4 构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人才培养机制 |
| 5.4.1 实行“产学研”一体化的高层次文化专门人才合作培养模式 |
| 5.4.2 加快建设文化产业发展创新人才的职业生涯规划与保护激励机制 |
| 5.4.3 完善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的法律规范与监管长效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博士阶段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9）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测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和论文结构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论文结构 |
| 1.4 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工具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
| 2.1 经济发展理论 |
| 2.1.1 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理论 |
| 2.1.2 中国发展经济学理论 |
| 2.1.3 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 |
| 2.2 发展测度的实践 |
| 2.2.1 西方发展指数的测度实践 |
| 2.2.2 国内发展指数的测度实践 |
| 2.3 述评 |
| 2.3.1 对发展的理解 |
| 2.3.2 对发展测度的认识 |
| 第3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及其测度分析 |
| 3.1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 |
| 3.1.1 发展与中国特色经济发展 |
| 3.1.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 |
| 3.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机制分析 |
| 3.2.1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三个层次 |
| 3.2.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机制体系 |
| 3.3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测度方法 |
| 3.3.1 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
| 3.3.2 综合评价方法 |
| 3.3.3 指数分析方法 |
| 第4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一维测度:市场化指数 |
| 4.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4.2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内涵 |
| 4.3 中国市场化进程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度方法 |
| 4.3.1 指标体系的建立和数据的说明 |
| 4.3.2 测度方法 |
| 4.4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4.4.1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4.4.2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趋势分析 |
| 4.4.3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阶段划分与特征描述 |
| 4.5 中国地区市场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4.5.1 中国地区市场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4.5.2 中国地区市场化进程的空间特征 |
| 4.6 小结 |
| 第5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一维测度:工业化指数 |
| 5.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5.2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基本内涵 |
| 5.3 中国工业化进程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度方法 |
| 5.3.1 指标体系的建立和数据的说明 |
| 5.3.2 测度方法 |
| 5.4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5.4.1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5.4.2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趋势分析 |
| 5.4.3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阶段划分与特征描述 |
| 5.5 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5.5.1 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5.5.2 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空间特征 |
| 5.6 小结 |
| 第6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一维测度:城市化指数 |
| 6.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6.2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基本内涵 |
| 6.3 中国城市化进程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度方法 |
| 6.3.1 指标体系建立和数据的说明 |
| 6.3.2 测度方法 |
| 6.4 中国城市化指数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6.4.1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6.4.2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趋势分析 |
| 6.4.3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阶段划分与特征描述 |
| 6.5 中国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6.5.1 中国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6.5.2 中国地区城市化进程的空间特征 |
| 6.6 结论和启示 |
| 第7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二维测度 |
| 7.1 测度和分析方法 |
| 7.1.1 指数测度 |
| 7.1.2 指数的聚类分析 |
| 7.2 市场化与工业化发展指数测度 |
| 7.2.1 市场化—工业化发展水平测度评价与分析-全国的视角 |
| 7.2.2 市场化—工业化发展水平测度评价与分析-地区的视角 |
| 7.3 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指数测度 |
| 7.3.1 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测度与评价分析-全国的视角 |
| 7.3.2 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测度评价与分析-地区的视角 |
| 7.4 市场化与城市化发展指数测度 |
| 7.4.1 市场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测度与评价分析-全国的视角 |
| 7.4.2 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测度评价与分析-地区的视角 |
| 7.5 小结 |
| 第8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三维测度 |
| 8.1 测度和分析方法 |
| 8.1.1 指数的测度 |
| 8.1.2 指数的评价与分析方法 |
| 8.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的测度结果-基于全国的视角 |
| 8.2.1 指数的测度结果 |
| 8.2.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的时间趋势与阶段划分 |
| 8.3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的测度结果-基于地区的视角 |
| 8.3.1 指数的测度结果 |
| 8.3.2 指数的聚类分析 |
| 8.3.3 指数的空间分析 |
| 8.4 指数发展的不平衡分析 |
| 8.5 小结 |
| 第9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一个应用分析 |
| 9.1 问题的提出 |
| 9.2 文献述评 |
| 9.3 模型构建、变量与数据 |
| 9.3.1 计量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 |
| 9.3.2 变量说明和特征事实 |
| 9.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9.4.1 模型的选择与分析 |
| 9.4.2 SDM的偏微分分解 |
| 9.5 结论与进一步的思考 |
| 第10章 结论与思考 |
| 10.1 主要结论 |
| 10.2 政策建议 |
| 10.3 研究的局限性和改进的方法 |
| 10.4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我国高技术产业区域竞争力水平的分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的方法和内容 |
| 1.4 本文创新点与不足 |
| 第2章 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
| 2.1 高技术产业界定 |
| 2.2 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概况 |
| 2.2.1 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特征 |
| 2.2.2 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研究与发展活动 |
| 2.2.3 我国高技术产业研发活动的投入结构 |
| 2.2.4 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国际竞争力 |
| 第3章 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区域竞争力水平的分析研究 |
| 3.1 理论基础及区域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1.1 理论基础 |
| 3.1.2 区域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1.3 样本来源及数据处理 |
| 3.2 我国高技术产业区域竞争力的分析研究 |
| 3.2.1 2009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区域竞争力主成分分析结果 |
| 3.2.2 2010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区域竞争力主成分分析结果 |
| 3.2.3 2011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区域竞争力主成分分析结果 |
| 3.2.4 2012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区域竞争力主成分分析结果 |
| 3.2.5 2013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区域竞争力主成分分析结果 |
| 3.2.6 2014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区域竞争力主成分分析结果 |
| 3.2.7 2015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区域竞争力主成分分析结果 |
| 3.2.8 2016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区域竞争力主成分分析结果 |
| 3.2.9 2009年-2016年各地区高技术产业发展综合得分排名汇总 |
| 第4章 结论与展望 |
| 4.1 研究结论 |
| 4.2 政策建议 |
| 4.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中国各地区的实力分析与排序（论文参考文献）
- [1]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研究[J]. 许冰,聂云霞.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1(09)
- [2]中国文化产业空间关联网络分析 ——基于改进引力模型[D]. 刘久坚.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1)
- [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研究 ——基于行业和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D]. 严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
- [4]母国制度环境对企业OFDI绩效的影响研究[D]. 张馨元. 大连理工大学, 2020(06)
- [5]中国绿色发展的区域特征及其创新驱动作用研究[D]. 欧阳欢蕤. 南昌大学, 2020(01)
- [6]中国区域发展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测度及比较研究[D]. 朱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8)
- [7]创新追赶战略背景下研发要素配置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研究[D]. 卓乘风. 新疆大学, 2020(06)
- [8]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与经验研究[D]. 黄海林. 湘潭大学, 2020(12)
- [9]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测度研究[D]. 杨勇. 陕西师范大学, 2019(12)
- [10]我国高技术产业区域竞争力水平的分析研究[D]. 雷方.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