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南民族研究中的族属研究及其意义（论文文献综述）
李佩燊[1]（2021）在《多重边缘的交流与整合：中缅印交角区文化互动的历史进程研究》文中认为
陈斌[2]（2021）在《人文多样性内生活力与社会治理共生秩序研究 ——云贵高原盘江流域案例及其意义阐释》文中研究指明盘江流域由南盘江、北盘江及共同交汇而成的红水河和诸支流构成。该水系所覆盖的地理区域,上可经横断山脉承青藏高原,下可凭广西盆地接东南低山丘陵,总体处于云贵高原向东南低山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高原、盆地、丘陵在山脉与河流的交错分布中有序排列。同时,由于该地域主体部分面向海洋,大气湿度极高,导致境内生物多样性水平较高。苗、布依和汉族作为其主体居民,各民族原有的社会文化,在与世居于此的仡佬族相遇之后,再加上多样性生物特征的作用,不仅促生出新文化形态,为多民族共生传统提供人文多样性资源,而且能将人文多样性与生态多样性很好地契合起来,以创造盘江流域社会文化的内生活力。自秦朝以来的历代王朝国家,或间接、或直接地对此区域实施治理。明清承接前朝遗产,在此综合实施土司、卫所、州县等制度,旨在强化中央集权统一,为民国和新中国奠定治理秩序框架。社会发展史暨“单线进化论”者认为,这些自上而下的制度,是王朝国家对其实施治理的主要内容,也是盘江流域发展进步的唯一动力。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认为上述社会发展史叙事有失偏颇。一方面,忽略了当地居民多民族共生传统的主体能动性和社会文化的内生活力;另一方面,在斗争哲学视野下,有将边疆地方与王朝国家对立二分的嫌疑。美国政治人类学家斯科特（James C.Scott）,采用从边疆看中心的范式,先后推出“弱者的武器”、“佐米亚”（Zomia）等创新概念,彰显东南亚山民文化的主体能动性,以此弥补了社会发展史的缺陷。但他又因为片面强调山民与河谷平原王朝国家的矛盾冲突斗争哲学,忽视了国家大传统与地方小传统的兼容共生机制。事实上,双方除了冲突斗争的消极层面,还有在交往交流和交易博弈中构建共生秩序的积极层面。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在对盘江流域文史和社会沿革机制有整体认知的前提下,考察该流域内各民族自明清以来的社会文化生活实践,一方面,彰显当地居民多民族共生传统的主体能动性和社会文化的内生活力。另一方面,超越斗争哲学和对立二分视野,在凸显多样主体前提下,通过开放博弈、公平传承方式,实现多元一体的社会治理共生秩序。质言之,探求、理解和维护文化生态多样性体系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可持续机制,乃本文的主要旨趣。为此,本文进而提出三方面创新观察角度。第一,盘江流域是中国大西南山地诸多类型缩影之一。当地居民依托山地文化生态家园和传统资源,相互之间建立起互动互惠交往模式,且在危机时刻能为外来人提供庇护,由此生成多样化民族文化共生机制;第二,元明清以来的中原王朝强化西南山地开发加深统治。这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又因生计资源过度开发而影响到当地可持续发展。面对新的环境压力,山地民族发挥文化多样性社会整合功能,积极地与王朝国家官吏及其代理展开顽强博弈。其实质是山民希望与王朝国家达成新秩序的维权诉求;第三,王朝/国家面对山民的诉求,应是通过双方代理人理性协商推出新制度,形成“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新治理秩序。唯因形格势禁或双方代理人损公肥私,乃至无论羁縻制到土司制、土司制到改土归流及“改卫设县”的制度升级中,都难免出现“反抗镇压+善后安民”的运作机制。但事后看,王朝开发新边疆拓展政治经济利益的诉求,总要通过包容民众维护生态家园、生存环境和社区、生计资源权益的某种自治诉求,才能基于互惠达成长治久安。盘江流域山民与历代王朝/国家的长时段博弈,凸显出如下两方面特征:第一,理论上,盘江流域山民与中原王朝/国家的互动,既非完全的斗争哲学,又非完全的消极顺从。更具体讲,它是界于斯科特（James C.Scott）的“佐米亚逃避”、宋怡明（Michael A.Szonyi）的“积极被统治”与拉铁摩尔（O.Lattimore）的“贮存地对抗”之间的“就地坚守在服从中博弈”。它为各界思考边疆民族与王朝国家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类型样本。第二,实践上,现代国家应对边疆民族基于文化生态家园权益多样性公平传承的博弈诉求,或可借鉴盘江流域互惠双赢的成功经验,致力于边疆民族社区发展与国家治理秩序共建共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关系和主体能动性相互包容意识。本文力图展现盘江流域与王朝国家博弈过程,旨在基于长时段历史经验,探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丰富内涵和机制结构,以此揭示中国筑牢现代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厚文化资源,为“一带一路”沿线项目建设提供有普遍价值的社会产品,进而助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秩序建设。但因笔者志大才疏眼高手低,缺陷漏洞在所难免,恳请前辈导师侪辈同仁鞭策提携批评指正。
赵晨韵[3]（2020）在《成汉的政权建设研究》文中认为成汉为两晋时期以賨人李氏为首的六郡流民于巴蜀建立的割据政权,为两晋时期南方唯一少数民族割据政权。西晋元康年间,秦、雍二州相继爆发氐人齐万年叛乱与大旱,兵祸天灾相连,大量秦雍二州百姓被迫成为流民,陆续迁徙至巴蜀就食。流民中颇具威望的賨人李氏兄弟被时任益州刺史的赵廞任命收合流民,形成一支流民军。后因侨旧矛盾激化,双方决裂,李特率兵在益州绵竹一带建立了流民军政府,为成汉雏形。光熙元年（公元306年）,李特之子李雄在蜀地天师道首领范长生的支持下称帝,定国号为“成”。咸康四年（公元338年）,李雄堂弟李寿废李雄之子李期称帝,改国号为“汉”。史称“成汉”。成汉为最早建立的十六国之一,深受两晋局势影响同时也对时局与西南历史造成了深远影响,在两晋十六国时期具有重要地位。成汉作为十六国之一,能在巴蜀割据长达四十余年之久,与其进行的政权建设有密切关系。成汉政权存在诸多的复杂关系,如六郡流民与巴蜀士民的侨旧关系、成汉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成汉与两晋政府及其余割据政权的关系以及成汉政权与天师道的关系等。成汉进行政权建设必须要考虑到这些复杂关系,故成汉政权建设既沿袭蜀汉及魏晋制度,也根据实际进行了创新。因内外局势变化,大成国时期与大汉国时期的政权建设也有所不同。大成国早期努力调节各矛盾的政权建设使其能屹立于巴蜀,而大汉国后期失衡的政权建设则加速了成汉的灭亡。成汉的政权建设为后世治理西南地区提供了许多经验,也对时局与西南历史造成了深远影响。
王文轶[4]（2020）在《先秦辽西地区的早期国家起源模式与形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区域性早期国家起源模式与形态研究,是建构和完善中国早期国家起源与形成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途径。先秦时期是辽西地区的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历史阶段。本文整体上以传世典籍、出土文献和考古资料为线索,借鉴和综合运用了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民族学等研究理论与方法,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之上,对素有争议的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形态（属于“早期国家”或“酋邦”两种主流观点）予以了多维度的比较观察;分别从“早期国家起源模式”和“早期国家形态”两个层面,对考古和文献资料相对丰富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孤竹、东胡（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社会演进情况及其早期国家类型予以了专题研究。除绪论和结语之外,按研究对象的文化关系、年代顺序等,共分为四章。辽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具有较为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红山文化是该区青铜时代到来以前最为发达的考古学文化。目前,学界基本认同红山文化的晚期阶段已步入了较为复杂的不平等社会,一般将其视作早期国家的“古国”,抑或是前国家社会的“酋邦”。这就意味着,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形态的界定,直接关系到对辽西地区早期国家发端的判断。对此,本文以“酋邦”与“早期国家”概念的内涵、特征为指导,先后以祭祀遗址、聚落、玉器等为主要观察对象,分别解析了祭祀中心和中心聚落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分层现象与社会等级结构,及其玉礼所反映的礼制雏形与“神圣化”特点;从陶器、玉器手工业方面入手,探究了其专门化社会分工及所反映的再分配机制问题;通过对牛河梁墓葬群等级结构和墓主人身份地位等的分析,论证了红山文化晚期社会权力的神权权威。其中,社会分层和礼制的发展程度,以及社会权力鲜明的神权特征表明,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形态仍属于酋邦阶段,而未进入阶级社会。夏家店下层文化社会形态的考察则以演进轨迹的动态变化为视角。起源模式部分主要借鉴了考古学的分期研究成果和“中心聚落形态”理论,以该考古学文化的自身发展序列为线索,探究了其“普通聚落—环壕聚落—城”的演进过程,及其聚落集群分布和山顶型祭祀场所出现为标志的“酋邦”特征。并且,以大甸子墓葬和城址等考古资料为基础,分别从社会等级与阶层分化、军政化礼制、城址结构与军事防御功能,以及筑城与阶级、社会矛盾冲突等角度,分析了该文化晚期阶段早期国家形成的标志。早期国家形态部分,首先辨析了“邦国”与“方国”的联系与区别,疏证了中国历史上邦国联盟型方国的史实,重点以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城址和聚落址为载体,解构了该文化晚期阶段的“中心城邑—城邑（城邑群）—鄙邑”的邦国形态,并从城址流域集群分布、防御体系和祭祀中心城的角度,分析了其邦国联盟型的方国结构与特征。关于孤竹早期国家的研究,同样分为“起源模式”和“国家形态”两大部分。起源模式部分以相关文献典籍记载和卜辞、金文材料为基础,从商周内外服制、分封制的角度,缕析了孤竹与商、周关系的变化及其“辟纣”北迁的历史背景,进而比较了孤竹在成为殷商诸侯国前后社会形态的改变。在国家形态部分,通过对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爬梳,重点考证了孤竹在商周之际的迁都情况及其都城地望与疆域的变化,并以此说明孤竹都、国同构的特点,即“都邑型邦国”。在对东胡早期国家起源模式与形态的讨论中,通过对相关史料价值的辨析,以山戎、燕地、燕国等为参考坐标,厘定了东胡的族属、起源与地理分布问题,并从存续时间、人种构成、经济形态、族群演进等角度,进一步补充和夯实了以往学界关于夏家店上层文化族属为东胡观点,从而建构了本文关于东胡讨论的时空框架和资料基础。早期国家起源部分则打破了东胡始终为氏族部落社会的传统命题,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论证了西周时期东胡酋邦社会的形成,以及重点讨论了春秋时期东胡社会所出现的阶级分化现象和强制性权力特征,将东胡早期国家建立的时间下限确定为春秋早期。并且,从王权、疆域、军队与战争三个维度,补充了战国至秦汉时期东胡为国家社会的标志。另外,没有筑城是东胡社会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孤竹的重要区别。故而,本文在对其国家形态展开研究之际,援引了民族学的“部族”概念。鲜卑、乌桓不仅是东胡部族集团的两大成员,而且鲜卑、乌桓、契丹作为东胡后裔的主要代表,其类似的部族制“文化基因”也印证了东胡立国的部族制基础,进而以“部族型国家”来区别以“城”为重要标志的都邑型邦国和邦国联盟型方国。同时,“各有分地”是部族形成的重要前提,也是社会集团向地缘关系所迈出的重要一步,但血缘关系并未被完全取代,且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东胡的部族国家也仍然属于早期国家阶段。
杨旻旻[5]（2020）在《仪式、认同与社会建构 ——一个嘉绒“边缘”村落的个案研究》文中认为本文通过对一个嘉绒村落——大坪村的田野调查,以该村最重要的宗教仪式——冬经为切入点,围绕仪式与村落社会之间的联系展开讨论,是一篇关于嘉绒地区村落社会的民族志。以期为理解边缘区域文化交汇地带人们多样化的生存方式与族群身份选择、族群认同变迁及社会文化建构间复杂、动态地关系提供思考。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论组成。绪论部分阐述了论文的选题缘由、选题意义、田野点选择,对相关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爬梳,并对文章的主要概念和研究方法作出简要说明。正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为第一部分,通过对大坪村自然人文环境和冬经仪式过程的描述,勾勒出其身处的多重文化场域。第二章为第二部分,探讨了仪式与大坪村人族群认同的关系,指出以冬经为代表的集体宗教仪式是大坪村人建构“安多嘉绒藏族”的基础。第三章、第四章为第三部分,通过观察仪式实践中个体间的互动,探讨村民的互助仪式和村落的互助体系是如何建构起大坪村社会关系网的。第五章、第六章为第四部分,分别对仪式与村政权威建构和仪式与宗教权威建构展开论述,以揭示大坪村村落社会整合的内生逻辑。第七章为正文的第五部分,以冬经仪式变迁为例,叙述大坪村人在资源竞争和利益角逐背景下,是如何对其文化表征展开重构的。结论部分是基于田野调查及国内外理论与个案研究的借鉴对全文作出的概括和总结。综上所述,大坪村人的生存空间一直处于多重文化交汇地带,交汇中有碰撞、有互换、有借用、也有创制。在此过程中,在认同的指引下,大坪村人逐渐构建起以自我为中心、自成体系的社会文化。在这一特定场域中,他们通过语言、习俗、信仰、规范等文化的诸多要素既保持了与嘉绒主文化的有机互动,又逐渐树立起独立于嘉绒主文化的自我中心地位。大坪村这样的个案,在边缘区域文化交汇地带并非特例,对它展开探讨能够以小见大,为理解和反思“边缘”群体及其社会文化提供可资借鉴的民族志文本。
顾超[6]（2020）在《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就近代世界历史而言,伴随着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并从欧洲蔓延至全球。仅仅在20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民族走向了自觉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开始以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中华民族开始具备了国族的身份和象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对内来说,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把握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起中华民族应对危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对外来说,通过区域共同体实践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进而迈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从古至今,西北地区由于其历史、区域和自然条件等因素,不论是在王朝国家,还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都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带一路”倡议下,西北地区的现实任务和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研究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问题,既是回应党和国家重大的、宏观问题的现实需求,也体现了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针对性。作为理论命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研究,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的溯源来看,充分考量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以及逐步确立起的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框架。又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深处,挖掘出多语境、复杂态下的共同体形式。并且将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思想有机结合统一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中。另一方面,从核心概念的分析来看,提出从政治国家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精神命运共同体四个维度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系统把握。同时,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第一重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决定向度上,提出民族意识是对民族本体的客观反映;第二重是从意识的历史性生成向度上,分析不同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表现;第三重是从意识的能动性向度上,从理论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价值性考量。再者,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较大程度上理解为一种认同,从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方面勾勒出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作为现实命题的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进一步聚焦和把握西北地区的特殊性,提出西北地区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机遇、劣势和挑战。从优势上看,西北地区在历史上进行着各民族间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既有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也有各民族独有的特色文化,还有与异质文化、文明的往来。同时,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与西北各族人民一道进行民族救亡图存、追求团结统一的伟大斗争中,一方面产生和奠定了西北民族地区治理的政策基础,另一方面塑造和涵养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红色文化基因。从机遇上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机遇下,形塑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实施了惠及西北各族人民的现实举措。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中,拓展了西北地区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在西北边疆治理的现实机遇中,深入推进依法治边、依法治疆进程中,提供了稳定的内外环境。从劣势上看,经济方面的差距无疑是明显且深刻的,同时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的复杂性、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以及语言多样性可能带来的沟通不畅等,在增强个体、族群意识的同时,淡化了共同体意识。从挑战上看,存在着诸多外部威胁与干扰。一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由来已久,作用于客观历史和人们的历史观念,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史学研究;二是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有其身份和定位,看似合理实则潜藏着以多元分离和分解主流的风险;三是“三股势力”,其中暗含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西北边疆为重点渗透区域,并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威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和总体国家安全。结合以上理论与现实的分析,在发挥优势、抓住机遇、规避劣势、应对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首先要有一些最为基本的遵循来保证前进的方向,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妥善解决好宗教的因素,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西北地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次,在宏观方略的建构上,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建设及其意识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立足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整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法治六个方面进行系统谋划和宏观安排。最后,实践的生命力和效度体现在落小、落细之上,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最终要从教育的主体内容、关键环节、心理引导、语言桥梁、现实载体、实际效果和人才队伍等方面具体下功夫。
林海涛[7]（2019）在《庄蹻入滇与国家统一》文中研究表明春秋战国是古代中国从王国转向帝国的重要时期,中国在空间整合政治一统的同时,进入文化交融繁盛的新时期。“庄蹻入滇”历来被视为中原与西南边疆民族关系史的大事,素有“西南外徼,庄蹻首通”之说。然自唐代即有史家对其可信度提出质疑,延至当今,学界依旧论说纷纭、聚讼不休。随着时代推移,传说中的主要人物愈放愈大,而历史真相愈加模糊。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庄蹻入滇与大一统国家形成的历史作用做了新的探讨。提出个人浅见,以期对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边疆开发史、中国大一统发展史的研究有所裨益。庄蹻入滇是云南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大事。史学家对庄蹻入滇历来存在不同看法。本文通过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证明,历史上确有庄蹻入滇一事。庄蹻不是农民起义领袖而是楚国将军,在此基础上对庄蹻入滇的历史背景、入滇原因、庄蹻在中国国家统一上的贡献诸问题,提出个人的研究心得。云南在汉朝以前堪称亚洲的泛第三极。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即有民间自发开通的“蜀身毒道”与印度等南亚诸国有经济、文化联系。秦国通过汉中、巴、蜀与西南夷相通;楚国通过黔中、牂舸与西南相连。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司马迁奉使西征。不辱使命,了解西南夷的社会历史,撰着可信可靠的《西南夷列传》等着述,故司马迁所着录的庄蹻入滇一事的应当可信。考订庄蹻入滇的原因。通过对战国后期,秦、楚相争,统一天下的背景,通过“庄蹻暴郢”和“楚子灭巴”相关文献及考古报告的综合分析,确定楚国面临秦国腹背夹击危险,于楚顷襄王十八年（前281）为纵长遣将军庄蹻伐秦,灭枳巴。这是秦楚相争的关键一步,对天下一统影响极大。通过梳理文献,对巴黔中地、楚黔中郡、秦洞庭郡、汉武陵郡地望演变做了考订,依托考古报告由点及面研究,绘制出秦、楚黔中控制区域示意图,首次提出《华阳国志》与《后汉书》所述楚庄蹻溯沅水,“既灭夜郎,而秦夺楚地,无路得归”的记述存在着与庄蹻伐秦行经路线自相矛盾之处,因而不足为信。在对长江、清江、乌江及沅水流域的地理地貌和历史时期通航情况、夜郎地望及巴蜀入滇道路考察的基础上,分析出庄蹻率军离楚都郢循长江上或间走清江,可调集巫郡、黔中郡的驻军,水陆并进合力伐秦克枳。秦将司马错断庄蹻返郢归路后,庄蹻出符关,沿赤水河南下入夜郎地,渡乌江,远至滇池。通过对历史时期楚国的水陆交通线,及舟师、车辆、疫病等涉及后勤保障的因素进行考察。计算出:如庄蹻率军陆行,平均每日行军约为40里。每二万战斗人员日均所需2000石口粮,需十数倍的后勤保障人员和80辆运车方可运送。又行军沿途猛兽毒虫频出,且后勤保障很难通过就地筹集的方式获得,因此庄蹻远征大军必须借助水道以通粮。在长江流域雨季所形成的下泄水流来临前的五月,趁东亚夏季风对流层下层较强的偏南风,从楚郢都逆流而上。并调集峡江楚巫郡和酉水上游楚黔中郡的驻军,分别从长江、清江、乌江及间道,水陆并进攻占了位于乌江与长江的交汇处的枳,经符关,沿赤水河南下,进入夜郎地区,势力扩展到秦蜀郡。而沅水流域及巴蜀地区,总体上通航能力不强,且为蛮烟瘴雨之乡,大军通过极易爆发大规模的疫病。在考察汉承秦制推进天下一统,秦汉王朝与“西南夷”关系的基础上,探析历来被视为研究华夏与西南边疆民族关系史大事的庄蹻入滇的深远意义。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秦司马错率军阻断庄蹻从峡江退回楚故地归路后,庄蹻经符关,沿赤水河南下,进入今贵州黔西地区,南渡乌江进入黔中地区后南下,经黔西南入滇东南,拉开华夏王朝统一西南夷,开发云贵高原的序幕。庄蹻以兵威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这是楚人和滇人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为汉武帝招徕西南夷,将大一统的事业推向一个全新的阶段。西南夷在楚、秦王国争夺天下,秦、汉王朝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在与华夏相互依存、相互交融中,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为天下一统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阿错[8]（2019）在《明清时期噶玛噶举派姜域（vjang yul）传播研究》文中提出姜域（vjang yu）是藏语历史地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中的姜域主要指狭义的姜域。就今天的地理范围来说,主要包括云南省丽江市的古城区、玉龙县和迪庆州维西县的叶枝、康普、塔城及香格里拉市金沙江沿线的金江、上江、虎跳峡、三坝等地区。除此之外,还包括怒江州贡山县和兰坪县的部分地区。藏传佛教自形成之初,就与姜域有过初步的接触。但真正与姜域发生比较密切的联系肇始于明代。明代木氏土司崛起于滇西北,其势力范围一路向北,直至延伸到滇川藏交界的康区南部地区。这个区域正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重镇,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因此,木氏土司通过噶玛噶举派的影响力对康区南部地区实现有效控制和迎合中央王朝的政治考量,从而支持噶玛噶举派的发展,噶玛噶举派也倚势在姜域迅速传播,并对木氏土司辖区内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清代,姜域政治上的风云变幻,使噶玛噶举派的传播呈现起伏不平的状况。但最终中央王朝派驻丽江的流官,虽然没有像木氏土司一样尊崇噶玛噶举派,但也没有打压和严格控制,而是包容性地让其自由传播和发展。因此,第十世噶玛巴曲英多吉、第八世司徒曲吉迥乃、第六世夏玛巴曲珠加措为代表的噶玛噶举派教派首领们广泛接触姜域的各级地方官员,普遍联系普通信众,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社会自上而下地发展,自然形成了民族化和本土化的属性。姜域有了正规的噶玛噶举派寺院,而且形成了“姜域十三寺”的格局,也有了自己的活佛转世系统。总的来说,明清时期是噶玛噶举派在姜域大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最重要时期。全文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解读“姜”和“姜域”的基础上,比较准确的界定了这一概念。“姜域”作为云南西北部一个特定的地理坐标,随着历史的演进和地方政权的不断更替,其所指涉的意义也在发生变化。总的来说,“姜域”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概念是指历史上的南诏国、大理国、云南王等古代云南的地方政权及这些政权所辖区域。古代藏文历史文献中,有的将整个云南都泛泛地称为姜域,甚至有的还把整个云南乃至明代木氏土司所统治的康区南部地区都统称为姜域;狭义的“姜域”则指,清朝末年滇西北噶玛噶举派“姜域十三寺”的格局形成后,噶玛噶举派“姜域十三寺”的分布区域及教区被称为姜域。主要指今天丽江和维西一带的纳西族集聚区。第二,探讨了明代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首先,通过对明朝的西南边疆形势、明中央王朝与噶玛噶举派的关系、木氏土司与噶玛噶举派的关系以及藏纳两族历史文化渊源等的分析,阐述了噶玛噶举派传入姜域的必然性。其次,论述了噶玛噶举派传入迪庆的过程,介绍了明代噶玛噶举派在迪庆的主要寺庙,对部分重要寺庙的建寺时间、建寺者等历史进行了考证,并展开了论述。廓清噶玛噶举派在迪庆藏区的历史,为研究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再次,考证了噶玛噶举派正式传入“姜域”的时间和路线,梳理了第八世噶玛巴弥觉多吉、第六世夏玛巴噶旺曲吉旺秀、第九世噶玛巴旺秀多吉与木氏土司之间的互动关系史。对木增土司出资刊刻的藏文大藏经《甘珠尔》进行了全面地考察和论述。对鸡足山、文笔山（姜日穆波）、达摩-当巴圣地等与噶玛噶举派的关系进行了全面地梳理和阐述。第三,探讨了清代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清代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7世纪中期清王朝建立初至1723年丽江“改土归流”之间;第二个阶段是1723年丽江改土归流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之间,首先,在第一个阶段,第十世噶玛巴曲英多吉避逃滇西北,在曲英多吉的影响下,噶玛噶举派在姜域进入了一个繁盛期,但随着曲英多吉离开滇西北,噶玛噶举派逐渐走向衰落。其次,第二个阶段姜域受中央王朝派驻的流官统治。德格八邦寺第八世司徒曲吉迥乃活佛于1729-1759年间三次造访姜域,并在他的持续关注下,噶玛噶举派在姜域逐渐复兴,在民间广泛传播,并开始本土化,也就在这个时期,形成了噶玛噶举派“姜域十三寺”的格局。文章通过《司徒曲吉迥乃自传》对司徒三次丽江之行及对姜域的持续关注的史实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并对司徒三次丽江之行进行了比较全面地分析。再次,对清代姜域的寺庙、僧人、活佛、信众等的情况进行了全面地梳理,对部分寺庙和高僧历史进行了考证和论述。第四,探讨了明清时期噶玛噶举派在姜域传播的方式与特征。通过宏观与微观结合,对明清时期噶玛噶举派在姜域传播的特征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明代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社会传播途经来看,呈现出多元化。但从传播的结果来看,明代噶玛噶举派在姜域还未能落地生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尚未形成正规的噶玛噶举派寺院;第二,尚未形成本土僧团;第三,中甸是噶玛噶举派传入姜域的“中转站”,木氏土司的大型佛事活动和兴佛活动都在中甸开展。第四,噶玛噶举派在与汉传佛教的互动中实现自身的传播,而传播程度、范围及影响还很有限。清代姜域政治上的风云变幻,使噶玛噶举派的传播呈现起伏不平的状况。但后来随着第八世司徒曲吉迥乃活佛为首的噶玛噶举派教派首领和普通僧人进入姜域传法,而且当时中央王朝派驻丽江的流官,虽然没有像木氏土司一样尊崇噶玛噶举派,但也没有进行打压和控制,而是包容性地让其自由传播和发展。因此,噶玛噶举派在姜域迅速自上而下地发展,并开始走向世俗化和民间化。也就在这个时期,噶玛噶举派在姜域更大程度地被汉文化和纳西族文化等各民族文化吸收与整合,姜域各地噶玛噶举派的寺院雨后春笋般出现,形成了姜域十三寺的格局。从教法传承方面来说,姜域寺庙隶属德格八邦寺的统一管理,而当地各个寺庙之间又是平行的、互不隶属的关系。从寺院的功能方面有说,发挥的是纯宗教的服务功能。而寺院建筑等方面呈现出强烈的多元文化交融的特点。这个时期,姜域民众纷纷送子弟出家为僧,姜域有了自己的僧团和活佛,僧人数达到2000余人。姜域寺庙的学修体系初步形成,尤其是宗教实修方面,文峰寺静坐堂独具特色。活佛转世方面出现了姜域自身的活佛转世系统,直至清朝末年,共认定了50余位姜域转世活佛,并且姜域活佛的族别呈现多样化。清代末期,噶玛噶举派在姜域逐渐式微。最后,作者在充分论述明清两朝噶玛噶举派在姜域传播情况基础上,得出几点重要结论。第一,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和发展,促进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也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和中华文明的发展。第二,明清时期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过程中,始终以和平的方式传播佛教。因此,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是佛教和平传播理论的一个典型案例,对该理论的发展有一定的补充作用。第三,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程度主要受着文化差异的影响。在姜域传播过程中,丽江的纳西族受汉文化影响大,噶玛噶举派仅仅在部分地区和信众中流行;而维西一带的纳西族受藏族文化的影响大,噶玛噶举派成为该区域所有纳西族全民信仰的宗教。
张金洪[9]（2018）在《全球化时代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 ——以四川凉山彝族为个案》文中研究表明人总是处于不同的社会关系之中,由此形成对不同群体的认同和归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认同是人对自己所处的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因此,认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现实社会情境的变化而不断变迁的。在现实生活中,作为某个族群的成员和某个国家的公民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两种身份,由此形成两种认同: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从理论上来看,单一民族国家不存在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问题,而在多族群国家内部,由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着差异和张力,有时甚至出现相互冲突的情况。在全球化的持续推动下,地区之间、国家之间、以及民族国家内部各族群之间的联系与交流日益紧密和频繁,在一定程度上说,人们的交往早已突破了国家的界限而成为了“世界性的普遍交往”。然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在带给人们丰硕成果的同时,也由于其本身带来的不稳定,使人们产生了许多困惑与不安。对于民族国家来说,全球化冲击着传统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但也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历史条件。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内部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处理,不仅关涉到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还关乎国家的安全与民族团结。也正因为如此,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日益成为社会科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国家观的指导之下,立足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理论、历史、实证考察和现实路径等几个方面,对族群认同、国家认同及其二者关系的处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以期对这一问题有一个较为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在此基础上,为维护国家稳定、民族团结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实证依据。加上绪论,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阐明了本文研究的缘起,即在全球化冲击下,民族国家问题凸显、民族国家内部出现认同危机、以及全球化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面临严峻挑战等。尽可能全面地梳理和归纳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框架,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明确从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视角,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领域。阐述了本论文的研究意义、选取凉山彝族作为个案研究的缘由及数据说明等。第二部分是概念阐释和界定。分析了“认同”、“族群”、“民族”的概念,界定了本研究中相关概念的适用内涵和外延。在综合分析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即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角度来看,族群认同是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思想观念,本身是一个包含认知、情感、行为三个维度的动态概念,其核心是族群身份的构建和认可,指的是族群成员基于共同的血缘、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等形成的对自己所属族群的归属感和责任意识,具有鲜明的族群性和文化性。而关于国家认同,则是将其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来理解,指的是民族国家内部各族群对本国政治统治、意识形态、历史文化等的赞同和归属。就中国而言,国家认同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国民对国家政治统治合法性、制度、政策等的赞同和忠诚;二是对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和共同命运的认同和维护。第三部分是对西方国家关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理论建构及其实践的分析。重点阐述和分析了西方国家的三种理论形态:种族主义理论、同化主义理论和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结合西方国家在相应理论基础上实施的政策实践及其效果的分析,对这些理论取向进行了简要评析。指出,由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动态性,实际上很难建构出一种精细而完备的普适性理论模式。民族国家应立足于本国的历史与现实国情,在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不断探索有效措施来协调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第四部分是实证考察和分析。详细分析了全球化时代,凉山彝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现状、影响因素和总体趋向。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一个人口较多、文化特色鲜明、历史悠久的少数族群,主要分布于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省区。历史上,经过几次较大规模的族群迁徙,凉山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相较于其他地区的彝族,凉山彝族保留着更为完整的彝族传统社会形态、族群文化和风俗习惯,其族群认同亦有独特的表现形式和内容,而他们的国家认同则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迁,其本身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与此同时,在全球化和现代化快速推进的今天,凉山彝族面临新的文化重组和变迁,其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亦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通过对凉山彝族的个案研究,可以发现,凉山彝族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事实上处于相互促进、和谐共生的状态,没有出现两者相冲突的情况,并且国家认同程度高于族群认同程度。这为研究中国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提供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实证依据。第五部分是从族群认同到国家认同的理论分析和现实路径探索。在以上各章的理论及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内在关系,即二者既有矛盾冲突的一面,又有和谐一致的一面,但国家认同在理论逻辑和实践层面上都具有至上性和优先性。因此,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应发挥主动积极性,采取有效措施努力促进从族群认同到国家认同的发展。在从族群认同到国家认同的现实路径探索方面,本文立足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结合费孝通教授分析的“中国乡土社会”的特点,在“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分析框架下,重新审视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国情表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互动关系并非是“二元对立”,相反,多族群共生、多族群互补是历史大传统,是理性实践、历史的选择,更是生存性智慧。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与此同时,中国以更加开放和自信的姿态参与到全球化的过程之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挑战。针对于此,为进一步促进从族群认同到国家认同的发展,本文提出五个方面的现实路径:一是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促进各族人民广泛的政治认同;二是提高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加快少数族群经济社会发展;三是发展中华民族共同文化,促进全国范围的文化认同;四是加强民族团结思想教育,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五是持续开展公民意识教育,不断强化国家认同。
向明文[10]（2017）在《巴蜀古史的考古学观察 ——以东周秦汉时期巴蜀文化墓葬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东周秦汉时期是古代中国国家形态从王国阶段转向帝国阶段的重要时期。在这一大转变的历史环境中,古代中国不仅迎来了空间整合的大浪潮,也掀起了文化交融的新高潮。不论是秦、楚、齐、燕、赵、魏、韩等大诸侯国,还是巴、蜀、义渠等边地小国,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多元文化空间大融合的历史洪流。其中,秦通过军事手段,统一六国,基本完成了古代中国的空间整合,是唯一一个由王国形态成功升华为帝国形态的古代国家;巴蜀,作为先秦时期偏居中国西南一隅的两个古代国家,虽然不被华夏所认同,也未能像秦一样从偏居一隅的附庸小邦发展成为兼并天下的统一帝国,但在古代中国从王国走向帝国的过程中,巴蜀是较早融入这一过程的古代国家,而且在秦汉帝国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从巴蜀文化墓葬资料入手,在理清巴蜀文化墓葬制度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对东周秦汉时期巴蜀国及秦汉郡县制下巴蜀地区的社会变迁过程进行了考古学的观察与解释。本文的内容共分为以下九章。第一章为绪论,详细梳理了巴蜀文化墓葬研究的学术简史,总结了以往巴蜀文化墓葬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存在的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引出本文的研究目的,并对研究对象和一些关键概念进行了说明。第二章为墓葬资料分区概述,根据墓葬发现地点、空间距离以及相关历史地理环境,将巴蜀文化墓葬的分布范围划分为五个地区,并详细介绍了各区墓葬资料的发现情况。第三章为墓葬的形制分类,根据葬具形制将巴蜀文化墓葬分为船棺墓、木（石）椁墓、木棺墓、木板墓和未见葬具的土坑墓等五类,详细讨论了上述五类墓葬在长度、宽度、长宽比值、区域分布数量等多个方面的分布特征,并据此将巴蜀文化墓葬形制划分为两个大类,即船棺墓与类船棺墓、木椁墓与类木椁墓。第四章为随葬品的类型学分析与墓葬的分期研究,首次对巴蜀文化墓葬出土的绝大多数铜器和陶器进行了详细的类型学分析,并根据器物形制与组合的变化情况将巴蜀文化墓葬的时代范围划分为五期12段。第五章为墓葬等级划分与墓主社会地位的判断,首次运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系统聚类和K-均值聚类法探讨了巴蜀文化墓葬等级分类的标准与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将巴蜀文化墓葬划分为三个类别和六个亚类,即A1类、A2类、B1类、B2类、C1类、C2类,各亚类墓主的社会地位分别为高级贵族、中级贵族、富裕低级贵族、一般低级贵族、富裕庶民、一般庶民和贫穷庶民。第六章为墓葬器用制度研究,指出巴蜀两地的器用制度虽然存在一定差异,但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其最大的相似之处表现为均以形制基本相类的青铜容器、兵器、工具和陶容器作为主要随葬品,并且都以青铜器种类与数量的多少作为区别社会地位高低的重要标识,其中土着青铜兵器和青铜工具还分别形成了以戈为核心和以凿、刀为核心的等级制度。第七章为巴蜀文化社会变迁的初步研究,主要从社会文化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权力结构三个方面初步观察了巴蜀社会的变迁过程,其中,社会文化结构和社会权力结构都经历了从单一结构向多元结构转变而后再解体的过程,社会阶层结构则经历了从“倒丁字型”结构优化为“金字塔型”结构而后逐渐劣化并瓦解的过程。第八章为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主要讨论了秦汉帝国形成过程中巴蜀国（人）在族群身份和社会形态两个方面的变迁过程,指出巴蜀人从蛮夷到华夏的转变过程大体经历了“远国蛮夷”、“夏地臣邦人”、“‘中国’汉人”等三个阶段,认为巴蜀社会从王国到郡县的转变过程大体经历了“王国早期”、“王国晚期”、“半王国半郡县”、“帝国郡县”等四个阶段。第九章为结语,对以上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主要收获进行总结,并指出本文存在的局限性和将来研究值得重视的相关课题。
二、西南民族研究中的族属研究及其意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南民族研究中的族属研究及其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2）人文多样性内生活力与社会治理共生秩序研究 ——云贵高原盘江流域案例及其意义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边疆发展和治理研究前沿探索 |
| 一、选题定义:边疆发展与治理研究 |
| 二、理论成果综述 |
| (一) 政治人类学 |
| (二) 边疆治理研究 |
| (三) 贵州特色经验 |
| 三、本文创新进路 |
| 四、资料来源概说 |
| 五、总体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盘江流域人文生态 |
| 第一节: 区位沿革与居民构成 |
| 一、内涵四至 |
| 二、边关通道 |
| 三、居民层累 |
| 第二节: 资源耕作与混融秩序 |
| 一、山水田土资源 |
| 二、生计耕作结构 |
| 三、治理秩序混融 |
| 第二章: 集市、生计与互惠 |
| 第一节: 集市类别与功能 |
| 一、形成机理 |
| 二、集市类别 |
| 三、集市功能 |
| 第二节: 族际互惠:青岩案例 |
| 一、名称及区位 |
| 二、形成及变迁 |
| 三、辐射及职能 |
| 四、物源及去向 |
| 第三节: 社会互惠:营屯案例 |
| 一、区位.村名.村史叙事 |
| 二、集市、物产与社会关系 |
| 三、为社会而互惠:WXH的生活史 |
| 第三章: 社会整合绘事后素 |
| 第一节: 拟血亲拓展村寨圈 |
| 一、源起与内涵生成 |
| 二、云顶村案例 |
| 三、营屯村案例 |
| 四、鸟王村案例 |
| 第二节: 结姻亲拓展交际网 |
| 一、婚姻制度与结构功能 |
| 二、“坐花园” |
| 三、“射背牌” |
| 四、姻亲即社会 |
| 第三节: “主客-陪客”丧葬礼制 |
| 一、内涵概说 |
| 二、传统形式 |
| 三、现代沿革 |
| 四、文化逻辑 |
| 第四章: 维权抗争:卫所制度下的民意表达 |
| 第一节: 被“再域化”的日常生活 |
| 一、卫所营建及过程 |
| 二、“借地设防”以牟利 |
| 三、被“再域化”的日常生活 |
| 第二节: 原住民维权抗争类别 |
| 一、常态抗争 |
| 二、非常态抗争 |
| 三、逻辑特征 |
| 第三节: 天顺石门战事 |
| 一、事件过程 |
| 二、社会背景 |
| 三、边政疏失 |
| 四、经验教训 |
| 第五章: 博弈求秩序:流官治理下的民意表达 |
| 第一节:“改土归流”得失辨析 |
| 一、土司制属性 |
| 二、招抚之策 |
| 三、改土归流 |
| 第二节 :控告土官 |
| 一、韦清澜联名控告 |
| 二、云顶村民联合智斗 |
| 三、“均衡三角” |
| 第三节 :抵制胥吏 |
| 一、村名叙事 |
| 二、村庄茶产 |
| 三、胥吏苛征 |
| 四、案例启示 |
| 第六章 :观念秩序:民间传说中的共生超越 |
| 第一节 :背牌图案印章叙事 |
| 一、背牌型构 |
| 二、隐序图案 |
| 三、认同与区分体系 |
| 第二节 :印章起源传说与衍文 |
| 一、青山长官司与副长官司 |
| 二、“倒停王”与“看家虎” |
| 三、牛作为山民祖先化身 |
| 四、“牛虎相争” |
| 结语:内生活力与共生秩序 |
| 一、盘江流域的发展与治理 |
| 二、边疆发展与治理研究的主要范式 |
| 三、盘江流域发展与治理中的共生秩序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活动及成果 |
（3）成汉的政权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史回顾 |
| 第一章 流民运动与流民军政府政权建设 |
| 第一节 賨人的历史 |
| 一、賨人的历史 |
| 二、賨人李氏的发展 |
| 第二节 六郡流民运动与流民军政府的建立 |
| 一、六郡流民入巴蜀与流民运动 |
| 二、流民军政府的建立 |
| 第三节 流民军政府的政治整合 |
| 一、与西晋政府的战争 |
| 二、侨旧矛盾与合作 |
| 三、流民军政府内部矛盾 |
| 小结 |
| 第二章 大成国时期的政权建设 |
| 第一节 大成国的初创与侨旧矛盾的调节 |
| 一、大成国的建立 |
| 二、大成国时期的侨旧矛盾与调节 |
| 第二节 巴蜀宗教传统与大成国的政教建设 |
| 一、巴蜀宗教传统 |
| 二、大成国的政教建设 |
| 第三节 大成国的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 |
| 一、大成国境内的民族关系与政策 |
| 二、大成国的对外关系 |
| 小结 |
| 第三章 大汉国时期的政权建设 |
| 第一节 大汉国时期的侨旧矛盾与调解方案 |
| 一、李寿夺权与巴蜀士人地位上升 |
| 二、侨旧矛盾的激化与大汉国的灭亡 |
| 三、大汉国儒学风尚 |
| 第二节 大汉国的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 |
| 一、大汉国境内的民族关系与政策 |
| 二、大汉国的对外关系 |
| 小结 |
| 第四章 成汉的兴衰与历史影响 |
| 第一节 大成国的兴盛与原因探析 |
| 一、西晋末年及东晋初期动荡的社会环境 |
| 二、大成国折中式的政权建设方案 |
| 第二节 内外交困的大汉国及其衰亡原因 |
| 一、东晋中期社会局势的变化 |
| 二、大汉国政权建设方案的调整与失衡 |
| 第三节 成汉政权的历史影响 |
| 一、西南民族关系 |
| 二、西南地方管理 |
| 三、巴蜀文化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4）先秦辽西地区的早期国家起源模式与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 |
| 第一章 红山文化晚期的酋邦社会 |
| 第一节 “酋邦”与“早期国家”内涵辨析 |
| 一、“酋邦”的内涵与特征 |
| 二、“早期国家”的内涵与特征 |
| 三、“酋邦”与“早期国家”的区别 |
| 第二节 红山文化晚期酋邦社会形成的标志 |
| 一、红山文化晚期的祭祀中心与社会分层 |
| 二、红山文化晚期的聚落等级与社会结构复杂化 |
| 三、红山文化晚期的礼制雏形 |
| 四、红山文化晚期的手工业分工与再分配机制 |
| 五、红山文化晚期社会权力的神权权威 |
| 第二章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早期国家起源模式与形态 |
| 第一节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早期国家起源模式 |
| 一、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前国家社会形态 |
| 二、夏家店下层文化晚期阶段国家形成的标志 |
| 第二节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早期国家形态 |
| 一、“邦国”与“方国”的内涵 |
| 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城邑—鄙邑”结构 |
| 三、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邦国:以核心城邑为标志的城邑群 |
| 四、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邦国联盟型方国 |
| 第三章 孤竹的早期国家起源模式与形态 |
| 第一节 孤竹国的早期国家起源模式 |
| 一、孤竹国与殷商的关系 |
| 二、孤竹国与周的关系 |
| 三、孤竹的早期国家起源路径 |
| 第二节 孤竹的早期国家形态 |
| 一、商周时期孤竹国地望的变迁 |
| 二、孤竹国的都邑型邦国 |
| 第四章 东胡的早期国家起源模式与形态 |
| 第一节 东胡的起源与地理分布 |
| 一、东胡的族属与起源 |
| 二、东胡的地理分布 |
| 三、东胡考古文化的辨识 |
| 第二节 东胡的早期国家起源模式 |
| 一、西周时期东胡酋邦社会的形成 |
| 二、春秋战国时期东胡早期国家的形成 |
| 第三节 东胡的早期国家形态 |
| 一、东胡无“城”考 |
| 二、东胡的部族王国 |
| 三、余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表1:克里默和哈斯对部落与酋邦的考古学比较 |
| 表2:东山嘴、牛河梁遗址碳十四测年数据表 |
| 附录二 |
| 图1:牛河梁遗址群分布图 |
| 图2:红山文化类型分布示意图 |
| 图3:红山文化类型划分示意图 |
| 图4:西台遗址平面图 |
| 图5:敖汉旗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分布示意图 |
| 图6:半支箭河中游夏家店下层文化集群分布图(加权值3) |
| 图7:半支箭河中游夏家店下层文化集群分布图(加权值8) |
| 图8:赤峰四分地东山咀遗址房址、窖穴、灰坑分布示意图 |
| 图9:赤峰市松山区三座店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遗址 |
| 图10:城子山石城址平面图 |
| 图11:北票康家屯石城探方分布平面图 |
| 图12:南山根M102:18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仪式、认同与社会建构 ——一个嘉绒“边缘”村落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田野事象:大坪村与冬经 |
| 1.1 大坪村的人文地理 |
| 1.1.1 小金县概述 |
| 1.1.2 大坪村人文地理环境 |
| 1.2 冬经仪式及过程 |
| 1.2.1 仪式前的准备 |
| 1.2.2 冬经仪式过程 |
| 第二章 仪式与大坪村的族群认同 |
| 2.1 大坪村的族群认同 |
| 2.1.1 从祖源到族源 |
| 2.1.2 语言与认同 |
| 2.2 仪式与族群认同 |
| 2.2.1 结构性失忆与集体记忆 |
| 2.2.2 仪式、集体记忆与族群认同 |
| 2.3 族群认同与寺院权威 |
| 2.3.1 大坪寺 |
| 2.3.2 村落公共空间的权威 |
| 第三章 仪式与村落社会关系(一)——大坪村的社会关系网 |
| 3.1 仪式与家庭的分、继、合 |
| 3.1.1 村落社会的基本单位:家户 |
| 3.1.2 家户的“分”、“继”及仪式的展示方式 |
| 3.2 互助、仪式——构建村落社会关系网的两个必备要件 |
| 3.2.1 村落社会关系网的构建、发展和成型 |
| 3.2.2 人情——仪式中的互助 |
| 第四章 仪式与村落社会关系(二)——互助圈:大坪村的生活逻辑 |
| 4.1 大坪村的互助圈 |
| 4.1.1 亲属互助圈 |
| 4.1.2 地缘互助圈 |
| 4.1.3 友缘互助圈 |
| 4.2 人情圈、互助圈与熟人社会 |
| 4.3 仪式与互助 |
| 4.3.1 婚礼仪式体现的人情、互助与社会关系 |
| 4.3.2 冬经仪式与大坪村社会关系的整合 |
| 第五章 仪式与村落社会的权力与权威(一)——法理型权威的代表:大坪村的村政权威 |
| 5.1 权力与权威 |
| 5.2 大坪村村级组织的结构与功能 |
| 5.2.1 村落组织结构概况 |
| 5.2.2 非正式组织——“小队”的结构及功能 |
| 5.2.3 村民小组的结构与功能 |
| 5.2.4 村两委会的组织结构及功能 |
| 5.3 村政权威的构建 |
| 5.3.1 国家认同是建构村政权威的根本来源 |
| 5.3.2 民主运行是建构村政权威的群众基础 |
| 5.3.3 能人现象是村政权威实现的因素 |
| 第六章 仪式与村落社会的权力与权威(二)——传统型权威的代表:大坪村的宗教权威 |
| 6.1 大坪寺的组织系统 |
| 6.1.1 大坪寺的结构 |
| 6.1.2 一僧一户制度 |
| 6.1.3 僧人的日常管理 |
| 6.2 僧俗互动——寺院与村落之间的共生关系 |
| 6.2.1 寺院与村落的共生空间 |
| 6.2.2 寺院对村落的依赖 |
| 6.2.3 寺院对村落的回馈 |
| 6.3 宗教权威的生成和维系 |
| 6.3.1 宗教权威的生成 |
| 6.3.2 宗教权威的维持 |
| 6.4 仪式与村落权威——以冬经仪式为例 |
| 第七章 中心-边缘视角下的大坪村 |
| 7.1 从边缘走向中心 |
| 7.1.1 被边缘化的大坪村人 |
| 7.1.2 试图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大坪村人 |
| 7.1.3 自我边缘化的大坪村人 |
| 7.2 国家话语下大坪村“安多”文化符号建构——以冬经为例 |
| 7.2.1 大坪寺的合法身份 |
| 7.2.2 国家话语下冬经仪式的变迁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附录1 :大坪村旅游申请报告(2000年) |
| 附录2 :大坪村旅游申请报告(2010年) |
| 附录3 :抚边乡政府藏戏汇报情况 |
| 附录4 :索朗白登整理萨武神山资料 |
| 附录5 :大坪村出土格萨尔石刻 |
| 附录6 :村民自编格萨尔伴奏乐 |
| 附录7 :僧人自编格萨尔藏戏剧本 |
| 附录8 :大坪寺财务收支状况(示例) |
| 附录9 :村民功德明细(示例) |
| 附录10 :牟喇嘛多次被评为“爱党爱教”先进个人 |
| 附录11 :大坪村人开的藏家乐 |
| 致谢 |
（6）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现状 |
| (一)国外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相关研究 |
| (二)国内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研究 |
| (三)国内关于西北地区的相关问题研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 |
| (一)基本思路的推进 |
| (二)研究方法的设定 |
| (三)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
| 一、“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流变 |
| (一)传统“天下观”的继承与扬弃 |
| (二)近代民族主义冲击下的概念流变 |
| (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准备与确立 |
| 二、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借鉴 |
| (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 |
| (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借鉴 |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化实践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论 |
| (二)列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 (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 第二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内涵 |
| (一)中华民族是政治国家共同体 |
| (二)中华民族是历史文化共同体 |
| (三)中华民族是社会生活共同体 |
| (四)中华民族是精神命运共同体 |
| 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理路 |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体论认知 |
|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性锻造 |
|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性考量 |
| 三、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 |
| (一)主体内容:对伟大祖国的认同 |
| (二)核心要素: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
| (三)深层基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
| (四)领导力量: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 (五)动力保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
| 第三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优势与机遇 |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分析 |
| (一)西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传统 |
| (二)西北地区各民族优秀文化交汇的丰富滋养 |
| (三)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的政策基础 |
| (四)西北地区爱国主义和红色文化的教育资源 |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遇分析 |
|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机遇 |
| (二)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 |
| (三)西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现实机遇 |
| 第四章 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与挑战 |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分析 |
| (一)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客观性 |
| (二)西北地区民族宗教问题交织的复杂性 |
| (三)西北地区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现实性 |
| (四)西北地区语言多元性与沟通的不顺畅 |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挑战分析 |
| (一)历史虚无主义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研究 |
| (二)多元文化主义冲击着西北地区的主流文化与制度 |
| (三)“三股势力”严重威胁着西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
| 第五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路径研究 |
| 一、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基本遵循 |
| (一)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 |
| (二)以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为根本 |
| (三)以宗教与社会主义适应为原则 |
| (四)以思想政治工作的介入为平台 |
| 二、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宏观方略 |
| (一)政治: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
| (二)经济:把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
| (三)文化:构筑西北地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文化家园 |
| (四)社会:改善民生与推进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建设 |
| (五)生态:建设西北生态文明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
| (六)法治:保障西北各族公民权利依法治理民族事务 |
| 三、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具体举措 |
| (一)以“五个认同”教育为主线,不断强化意识培育的主体内容 |
| (二)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重点,切实加强意识培育的关键环节 |
| (三)遵循认知、情感和意志发生规律,掌握意识培育的心理过程 |
| (四)实现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统一,搭建各民族沟通的有效桥梁 |
| (五)科学统筹网上网下两个阵地,不断创新意识培育的现实载体 |
| (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增强民族交往交融的实际效果 |
| (七)坚持以“三个特别”为标准,培养民族地区发展的人才队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7）庄蹻入滇与国家统一（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时空 |
| 三、研究综述 |
| (一) 史籍中的庄蹻入滇 |
| (二) 今人着述、研究论文中的庄蹻入滇 |
| 四、研究趣旨 |
| 第一章 金道锡行与司马迁经略西南夷 |
| 第一节 庄蹻入滇之前西南夷地区的交通概况 |
| 第二节 楚国与西南的交通往来 |
| 第三节 先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与内地的联系 |
| 第四节 司马迁经略西南夷始获庄蹻入滇一事 |
| 第二章 庄蹻入滇起因、时间考 |
| 第一节 秦、楚的崛起 |
| 第二节 秦夺巴蜀布局天下 |
| 第三节 楚国屡见欺于秦国 |
| 第四节 射猎者说与楚伐秦得枳 |
| 第五节 楚将军庄蹻领兵考 |
| 第六节 楚得枳而国亡 |
| 第七节 楚国复强与王翦灭楚 |
| 第三章 黔中地望与庄蹻归报无路考 |
| 第一节 巴黔中与楚黔中 |
| 第二节 秦、楚相争黔中 |
| 第三节 《华阳国志》所载庄蹻泝沅水路线考谬 |
| 第四章 庄蹻离郢伐秦克枳入滇路线分析 |
| 第一节 楚国在峡江地区的进退 |
| 第二节 历史时期长江、清江、乌江的通航 |
| 第三节 历史时期沅水流域的通航 |
| 第四节 庄蹻道塞不通出夜郎考 |
| 第五章 庄蹻率军远征后勤保障可行性探究 |
| 第一节 历史时期楚国的交通概况 |
| 第二节 庄蹻远征后勤物资陆运的可行性研究 |
| 第三节 疫病和猛兽对庄蹻远征的影响 |
| 第四节 庄蹻远征后勤物资的水运保障研究 |
| 第六章 庄蹻入滇与国家统一的探析 |
| 第一节 秦对中国统一及秦崩溃后的遗产 |
| 第二节 汉承秦制与汉之为汉 |
| 第三节 王朝与“西南夷” |
| 第四节 庄蹻入滇的深远意义 |
| 余论 庄蹻入滇与民族融合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对今后研究方向略作展望 |
| 致谢 |
（8）明清时期噶玛噶举派姜域（vjang yul）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研究的背景、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1 研究的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研究的内容和主要思路(包括视角、方法、途径、目的)、主要观点、创新点 |
| 2.1 研究的内容和主要思路(包括视角、方法、途径、目的) |
| 2.2 主要观点 |
| 2.3 创新点 |
| 2.4 重难点 |
| 第1章 “姜”和“姜域”解读及姜域地理范围 |
| 1.1 “姜”和“姜域”解读 |
| 1.1.1 敦煌古藏文写卷中的“姜”和“姜域” |
| 1.1.2 其它藏文古文献中的“姜”和“姜域” |
| 1.2 藏文“姜”几种异写体的分析 |
| 1.2.1 “蛮”与myw |
| 1.2.2 “诏”与vjang或 ljng |
| 1.3 姜域地理范围 |
| 第2章 明代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 |
| 2.1 噶玛噶举派传入“姜域”的政治文化背景 |
| 2.1.1 政治背景 |
| 2.1.2 藏纳两族的历史文化渊源关系 |
| 2.2 噶玛噶举派传入迪庆高原 |
| 2.2.1 噶玛噶举派传入迪庆高原的时间 |
| 2.2.2 噶玛噶举派传入迪庆高原的过程 |
| 2.2.3 噶玛噶举派在迪庆的主要寺庙 |
| 2.3 噶玛噶举派传入姜域 |
| 2.3.1 传入“姜域”的时间 |
| 2.3.2 传入姜域的路线 |
| 2.4 噶玛噶举派高僧与姜域 |
| 2.4.1 第八世噶玛巴弥觉多吉与姜域 |
| 2.4.2 第九世噶玛巴旺秀多吉与姜域 |
| 2.4.3 第六世夏玛巴噶旺曲吉旺秀与姜域 |
| 2.5 建塘版《甘珠尔》木刻版 |
| 2.5.1 刊刻缘起及底本选择 |
| 2.5.2 刊刻及收藏地点 |
| 2.5.3 《甘珠尔》木刻版的命名 |
| 2.5.4 刊刻时间 |
| 2.6 明代噶玛噶举派姜域圣地 |
| 2.6.1 鸡足山 |
| 2.6.2 姜日穆波圣地 |
| 2.6.3 达摩-当巴圣地 |
| 2.7 明代姜域寺庙和僧人 |
| 2.7.1 明代姜域寺庙 |
| 2.7.2 明代姜域僧人 |
| 第3章 清代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 |
| 3.1 噶玛噶举派高僧与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 |
| 3.1.1 第十世噶玛巴曲英多吉与姜域 |
| 3.1.2 司徒曲吉迥乃与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 |
| 3.1.3 第十世夏玛巴曲珠加措与姜域噶玛噶举派 |
| 3.2 清代噶玛噶举派姜域寺庙及活佛僧侣 |
| 3.2.1 姜域寺庙 |
| 3.2.2 姜域活佛和僧侣 |
| 3.3 清末噶玛噶举派姜域的式微 |
| 3.3.1 噶玛噶举派姜域式微的表现 |
| 3.3.2 噶玛噶举派姜域式微的原因 |
| 第4章 明清时期噶玛噶举派在姜域传播的方式与特征 |
| 4.1 明代噶玛噶举派在姜域传播的方式与特征 |
| 4.1.1 传播的方式 |
| 4.1.2 明代噶玛噶举派姜域传播的特征 |
| 4.2 清代噶玛噶举派在姜域传播的方式及特征 |
| 4.2.1 清代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社会传播的方式 |
| 4.2.2 清代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社会的传播特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藏文拉丁文转写对照表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全球化时代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 ——以四川凉山彝族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族群认同研究 |
| 1.2.2 国家认同研究 |
| 1.2.3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研究 |
| 1.2.4 凉山彝族相关研究 |
| 1.3 研究个案的选取及数据说明 |
| 1.3.1 研究个案的选取 |
| 1.3.2 研究数据说明 |
| 1.4 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阐释 |
| 2.1 关于全球化 |
| 2.2 多维视角中的认同涵义 |
| 2.3 族群与族群认同 |
| 2.3.1 族群与民族 |
| 2.3.2 族群认同及其产生 |
| 2.4 国家和国家认同 |
| 2.4.1 国家及其起源 |
| 2.4.2 国家认同 |
| 2.5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处理的理论基础 |
| 2.5.1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国家观 |
| 2.5.2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
| 2.5.3 理性选择理论与情感理论 |
| 2.6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建构的理论取向 |
| 2.6.1 种族主义建构取向 |
| 2.6.2 同化主义建构取向 |
| 2.6.3 多元文化主义建构取向 |
| 2.6.4 简要评析 |
| 2.7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凉山彝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分析 |
| 3.1 凉山彝族概述 |
| 3.1.1 凉山的地理环境 |
| 3.1.2 彝族的族源、族称及凉山彝族的人口分布 |
| 3.1.3 凉山彝族的传统社会结构及社会生活 |
| 3.2 凉山彝族的族群认同分析 |
| 3.2.1 凉山彝族的家支认同及其社会功能 |
| 3.2.2 凉山彝族的族群认同 |
| 3.2.3 凉山彝族族群认同的层级结构体系 |
| 3.3 凉山彝族国家认同的形成与发展 |
| 3.3.1 古代帝国时期凉山彝族的国家认同 |
| 3.3.2 凉山彝族国家认同的近代转型 |
| 3.3.3 新中国成立以来凉山彝族国家认同的确立和巩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凉山彝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实证研究 |
| 4.1 研究设计 |
| 4.1.1 调查问卷的设计及数据来源 |
| 4.1.2 研究的实施 |
| 4.1.3 研究方法 |
| 4.2 凉山彝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现状分析 |
| 4.2.1 凉山彝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体状况分析 |
| 4.2.2 凉山彝族族群认同状况的具体分析 |
| 4.2.3 凉山彝族国家认同状况的具体分析 |
| 4.2.4 凉山彝族族群与国家双重认同状况 |
| 4.3 族群差异及原因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凉山彝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1 影响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主要因素 |
| 5.1.1 族群认同的主要影响因素 |
| 5.1.2 国家认同的主要影响因素 |
| 5.2 凉山彝族族群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2.1 先赋性客观因素的影响 |
| 5.2.2 社会教育因素的影响 |
| 5.3 凉山彝族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1 先赋性客观因素对凉山彝族国家认同的影响 |
| 5.3.2 社会教育因素对凉山彝族国家认同的影响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从族群认同到国家认同的现实路径 |
| 6.1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内在关系 |
| 6.1.1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相异性 |
| 6.1.2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一致性 |
| 6.2 从族群认同到国家认同的现实路径 |
| 6.2.1 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促进各族人民广泛的政治认同 |
| 6.2.2 提高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加快少数族群经济社会发展 |
| 6.2.3 发展中华民族共同文化,促进全国范围的文化认同 |
| 6.2.4 加强民族团结思想教育,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 |
| 6.2.5 持续开展公民意识教育,不断强化国家认同 |
| 6.3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参加科研的情况 |
（10）巴蜀古史的考古学观察 ——以东周秦汉时期巴蜀文化墓葬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时空与对象 |
| 1.1.1 时间范围 |
| 1.1.2 空间范围 |
| 1.1.3 研究对象 |
| 1.2 研究简史与现状 |
| 1.2.1 研究简史 |
| 1.2.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目的与思路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关键术语的界定 |
| 第2章 墓葬资料分区概述 |
| 2.1 川西平原区 |
| 2.2 川东岭谷区 |
| 2.3 汉水上游区 |
| 2.4 川南滇北区 |
| 2.5 川西南区 |
| 第3章 墓葬形制分类与各区墓葬的形制构成 |
| 3.1 墓葬形制分类 |
| 3.1.1 船棺墓 |
| 3.1.2 木（石）椁墓 |
| 3.1.3 木棺墓 |
| 3.1.4 木板墓 |
| 3.1.5 未见葬具的土坑墓 |
| 3.2 各区墓葬的形制构成 |
| 3.2.1 川西平原区墓葬形制构成情况 |
| 3.2.2 川东岭谷区墓葬形制构成情况 |
| 第4章 随葬品类型学分析及墓葬分期与年代 |
| 4.1 青铜器类型学分析 |
| 4.1.1 巴蜀文化青铜器 |
| 4.1.2 楚文化青铜器 |
| 4.1.3 吴越和百越文化青铜器 |
| 4.1.4 中原文化青铜器 |
| 4.1.5 秦文化青铜器 |
| 4.1.6 燕文化青铜器 |
| 4.1.7 北方文化青铜器 |
| 4.1.8 融合性青铜器 |
| 4.2 陶器类型学分析 |
| 4.2.1 巴蜀文化陶器 |
| 4.2.2 楚文化陶器 |
| 4.2.3 中原文化陶器 |
| 4.2.4 秦文化陶器 |
| 4.2.5 汉文化陶器 |
| 4.3 墓葬分期与年代 |
| 4.3.1 期段划分 |
| 4.3.2 年代推定 |
| 第5章 墓葬等级划分与墓主社会地位 |
| 5.1 墓葬等级划分 |
| 5.1.1 墓葬等级划分的研究现状 |
| 5.1.2 墓葬等级划分的新实践 |
| 5.2 墓葬等级序列与墓主社会地位 |
| 第6章 器用制度研究 |
| 6.1 青铜容器 |
| 6.1.1 土着文化青铜容器 |
| 6.1.2 外来文化青铜容器 |
| 6.2 青铜兵器 |
| 6.2.1 土着文化青铜兵器 |
| 6.2.2 外来文化青铜兵器 |
| 6.3 青铜工具 |
| 6.3.1 土着文化青铜工具 |
| 6.3.2 外来文化青铜工具 |
| 6.4 陶容器 |
| 6.4.1 土着文化陶容器 |
| 6.4.2 外来文化陶容器 |
| 第7章 巴蜀文化社会变迁研究 |
| 7.1 社会文化结构的时空变迁 |
| 7.1.1 社会文化结构的区域性变迁 |
| 7.1.2 社会文化结构的总体性变迁 |
| 7.2 社会阶层结构的时空变迁 |
| 7.2.1 社会阶层结构的区域性变迁 |
| 7.2.2 社会阶层结构的总体性变迁 |
| 7.3 社会权力结构的时空变迁 |
| 7.3.1 社会权力结构的区域性变迁 |
| 7.3.2 社会权力结构的总体性变迁 |
| 第8章 巴蜀古史钩沉：秦汉帝国形成中的两种转变 |
| 8.1 远国归夏：巴蜀族群身份变迁的考古学观察 |
| 8.2 王国为郡：巴蜀社会形态变迁的考古学观察 |
| 第9章 结语 |
| 9.1 本文研究的创新与收获 |
| 9.2 本文研究的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图 |
| 附表 |
| 在学期间取得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西南民族研究中的族属研究及其意义（论文参考文献）
- [1]多重边缘的交流与整合：中缅印交角区文化互动的历史进程研究[D]. 李佩燊. 云南师范大学, 2021
- [2]人文多样性内生活力与社会治理共生秩序研究 ——云贵高原盘江流域案例及其意义阐释[D]. 陈斌. 中央民族大学, 2021(12)
- [3]成汉的政权建设研究[D]. 赵晨韵.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4]先秦辽西地区的早期国家起源模式与形态研究[D]. 王文轶.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5]仪式、认同与社会建构 ——一个嘉绒“边缘”村落的个案研究[D]. 杨旻旻.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6]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D]. 顾超. 兰州大学, 2020(01)
- [7]庄蹻入滇与国家统一[D]. 林海涛. 云南大学, 2019(09)
- [8]明清时期噶玛噶举派姜域（vjang yul）传播研究[D]. 阿错.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9]全球化时代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 ——以四川凉山彝族为个案[D]. 张金洪. 西北工业大学, 2018(02)
- [10]巴蜀古史的考古学观察 ——以东周秦汉时期巴蜀文化墓葬为中心[D]. 向明文. 吉林大学, 201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