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南林业科技2003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周扬[1]（2020）在《北京市建成区绿地植物潜在年耗水量估算》文中研究指明北京是一座水资源十分短缺的城市,2018年北京市全市51%的用水量来自南水北调和再生水。生态环境用水就占据着北京2018年总供水量的34%。为了缓解北京市水资源严重短缺的问题,实现园林绿地节水成了缓解这一问题的关键。为了实现园林绿地节水这一目标,必须对北京市整个城市园林绿地的耗水量进行较为准确的估算。本文通过对采用王瑞辉等人的植物胸径叶面积等耗水量模型,结合北京市第八次园林绿化数据对北京市乔木、灌木、草本耗水进行空间尺度扩展,对北京市16个建成区的城市绿地植物潜在年耗水量进行了估算、分析和比较。得出以下一些主要的结果:（1）北京市城市绿地全部乔灌草植物年总耗水量约14.02亿m3,按植物类型:乔木树种年耗水总量约11.04亿m3,占北京市植物总耗水量的78.69%;灌木年耗水总量约1.38亿m3,占北京市植物总耗水量的9.87%;草本植物年耗水总量约1.60亿m3,占北京市植物总耗水量的11.43%。乔木中,阔叶乔木约11.00亿m3,针叶乔木约0.04亿m3;灌木中,落叶灌木约0.61亿m3,灌木绿球约0.40亿m3,绿篱约0.36亿m3,常绿针叶灌木约0.01亿m3;草本中,草坪约1.47m3,地被植物约0.13亿m3。（2）北京市16个区城市绿地耗水量排名第一的是朝阳区,占16个区总耗水量的23.94%,往后耗水排名依次是房山区（12.06%）,昌平区（12.06%）,海淀区（7.89%）,丰台区（7.85%）,顺义区（7.32%）,通州区（7.32%）,大兴区（6.88%）,石景山区（3.60%）,怀柔区（2.38%）,门头沟区（2.30%）,平谷区（2.21%）,延庆区（2.15%）,东城区（1.33%）,西城区（1.29%）,密云区（1.14%）。（3）北京市16个区植物类型中耗水量排名第一的是阔叶乔木,第二是草坪,第三是落叶灌木,第四是灌木绿球,第五是灌木绿篱,第六是地被植物,第七是针叶乔木,最后一名是针叶灌木。（4）北京市16个区中绿地类型耗水量排名第一的是附属绿地,占耗水总量的51.50%,第二是公园绿地（28.00%）、第三是防护绿地（15.61%）、第四是生产绿地（4.89%）。（5）针叶乔木耗水量主要集中在附属绿地（92.34%）,落叶乔木主要分布于公园绿地（29.28%）和附属绿地（46.91%%）,落叶灌木主要分布于公园绿地（32.49%）和附属绿地（47.55%%）,灌木绿篱主要分布于附属绿地（86.15%）,灌木绿球主要分布于附属绿地（88.15%）,针叶灌木主要布于公园绿地（24.53%）和附属绿地（70.61%）,地被植物主要分布于公园绿地（47.66%）和附属绿地（47.13%）,草坪主要分布于公园绿地（30.54%）和附属绿地（57.16%）。通过给出这些城市绿地耗水量的结果数据,帮助政府部门从宏观上更好地对各用水行业水资源进行合理分配与调拨,能为制定北京市城市绿地植物最优灌溉制度提供参考。
倪永薇[2]（2020）在《基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的北京昌平区绿色空间格局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市高速发展引起土地利用方式的巨大变化,城市建设用地不断蔓延使绿色空间遭受侵占,不仅导致生态环境质量的下降,而且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持续提供和人类福祉造成消极影响。在城市化进程中,权衡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优化城市建设用地与绿色空间格局,是保证生态系统服务持续提供的关键,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北京昌平区是京津冀西北部生态涵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生态保护作为第一要务,发展特色历史文化旅游。本文确定北京昌平区为研究对象,基于景观生态学、风景园林学与城市规划等理论探讨合理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体系框架,为绿色空间格局优化建设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依据。首先,使用CA-Markov模型基于2010年与2017年土地利用变化,预测城市自然发展状态下2024年土地利用类型,为后续研究提供数据支撑;继而,根据国内外研究热点,结合昌平规划以生态与文化传承为重点,遴选出碳储量、土壤保持、水源供给、生物多样性、可达性、社会资源聚集度与文化遗产等7项生态系统服务指标,并对昌平区2017年与2024年的土地利用方式核算总生态系统服务指数;然后,依据评估结果划分为高、中、低生态系统服务值绿色空间,分析不同类型绿色空间时空变化趋势与原因,提出相应的建设策略;最后,采用最小阻力累计模型,构建在综合阻力面影响下的生态廊道,提出绿色安全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策略,进一步论述昌平区绿色空间格局优化策略。此外,2024年绿色空间的时空变化趋势、绿色空间生态廊道网络体系构建等均与昌平分区空间规划契合度较高,表明研究提出的绿色空间格局优化策略可为昌平区未来开发建设提供空间指引。
王博娅[3]（2020）在《生态系统服务导向下北京市中心城区绿色空间的现状及优化研究》文中提出在高密度建设、历史悠久的北京市中心城区,人与自然的矛盾尤为突显,绿色空间作为解决生态问题的主要抓手被高度重视。生态系统服务作为研究人与自然利益关系的概念被广泛认知,风景园林学科不断拓宽的研究领域为解决生态问题供了新的途径,如何通过风景园林的途径解决北京市中心城区的生态问题,构建良好的人居环境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本文以北京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城市绿色空间和生态系统服务的解读,出了生态系统服务导向下城市绿色空间的优化思路;通过对北京市自然生态格局和绿色空间发展历程的梳理,总结绿色空间的演变特点;通过对景观格局的研究,分析绿色空间的数量结构差异和空间梯度分异特征,总结中心城区绿色空间的问题。研究进而结合生态系统服务的系统综合性、不可替代性和人为主导性的特点,采用量化研究方法,从要素配置、网络结构和功能引导措施三方面进行绿色空间的现状评价,出相应的优化策略,最终完成生态系统服务导向下北京市中心城区绿色空间的优化。研究主要结论如下:首先,通过对绿色空间的本体认知、生态系统服务的内涵以及两者之间相互影响关系的分析,出生态系统服务导向下北京市中心城区绿色空间的优化思路。其次,通过景观格局的研究发现,不同绿色空间类型之间的要素数量结构有明显差异,以灌草地为主要覆被类型;通过移动窗口法对研究区内不同方向的景观格局进行动态分析,发现在一道绿隔以内、东北、西北、南部地区呈现出明显的梯度分异特征,越往边缘区推进,绿色空间类型越丰富,数量越大,分布越连续。第三,借助生态绿当量的概念,分析北京市中心城区绿色空间数量特征,结果显示,全区、海淀区和石景山区满足要求,朝阳区、丰台区、东城区和西城区不满足要求;研究进而采用线性规划模型结合一系列城市建设的约束条件对城市绿色空间的要素数量结构进行优化调整,寻求生态优先前下综合效益最大时各类型绿色空间的适合比例,并针对不同情况出内部升和外部整合的优化建议。第四,研究基于图论理论和最小费用模型模拟构建了研究区内具有生态含义的功能性连接网络,通过现状分析总结结构问题,并从斑块、路径、网络和结构等方面出了重要斑块的保护和修复、重要路径的识别和疏通、现状网络的连接和强化、现状结构的整合和分级等优化途径。结合重要性计算和生态学原理,总结了三种重要斑块类型,分别为具有重要能量保持功能的“主导型斑块”,处于关键衔接位置的“枢纽型斑块”和连接较多路径的“过渡型斑块”;三种重要路径类型,分别承载了自然要素之间的连接、重要斑块之间的连接、网络结构中的唯一连接;“三步走”网络优化策略,即先进行整体改善网络的组分间连接,再进行稳固加强的组分内连接,最后构建完善功能的局部小网络;三级结构整合建议,连接自然要素的一级网络,人工构建的贯穿全区的二级网络,加密结构的三级网络。此外,通过对全区、中心地区-核心区、核心区这三个圈层功能性连接网络的分析,发现不同的研究单元,形成了不同的距离阈值,为进一步深化网络结构供基础和依据;通过对六个行政区的研究,发现不同的城市发展模式和自然地理特征,形成了不同的结构模式,包括点状辐射结构、枝状连接结构和网状复合结构,为不同模式下网络优化供了方向。最后,通过对研究区内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的评价及其空间分布特征的分析,明确各片区的服务特征:一道绿隔以内是以社会与文化服务为主导的区域,西北部地区是综合调节、支持和社会与文化服务的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地区,东北区域和南部区域均以调节服务和支持服务为主导类型。由此明确各分区的主要矛盾,并通过制定功能引导策略来保证绿色空间主导服务的高效发挥。因此本文从研究视角、维度和方法上进行一定的创新,总结出合理调整要素数量结构是高绿色空间综合效益的重要手段,构建功能性连接网络是保护生态安全维持系统稳定的有效途径,制定功能引导策略是保证主导服务高校发挥的重要方式,为北京市中心城区绿色空间优化供了方向。
黄润青[4]（2020）在《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文中指出长期以来,学术界更侧重于集体化时期的乡村被“国家化”的一面,直到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之后,相关研究虽再次确立乡村的主体地位,但是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和发展策略却被或多或少有所忽略。当以乡村为研究视角时,可以发现国家对乡村的主导并不能完全取代乡村的主体意识,也抹杀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相反,国家权力的下沉,造就了乡村社会强势的公共权力。山东朱村的半个世纪发展历程和社会变迁表明,乡村社会有其独特的生存规则、价值取向,及其对国家权力的集体应对方式。国家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解释模式,一定程度上矮化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和主体意识。1949年以来,朱村的核心问题是人口增长和人地失衡,朱村要面临其带来的资源短缺、家庭贫困、人际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1960年代朱村的出生率高于全省平均值,人口暴增,加之水利工程占地,使得朱村的人地冲突问题更为严重。人口的增长与家庭的核心化致使家庭的劳动力比重减少,从而使家庭个体的经济收入和抗风险能力降低。公共资源的紧缺与家庭负担的增大,使朱村村民更加依赖于通过国家建构的集体权力。集体对资产、农产品的支配权,成为乡村公共权力的支点和集体行动的基础。一方面,乡村的组织化、单位化,缩小了村民生活、生产的距离,从而给乡村社会留下了自我管理的空间;另一方面,人地关系的失衡、资源的短缺,也迫使朱村不断地在国家经济体制框架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借以维系生存和寻求发展。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是依靠国家在乡村建立的党政组织基础上实现的。干部是乡村公共权威的直接代表,同时又区别于国家代理人、乡村保护者。干部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经历等因素,成为其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朱村在抗战时期即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1949年之后的干部群体基本是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干部群体的延续。朱村作为人口众多的主姓村庄,更能体现出国家权力运作和内生的社会关系网络交叠、博弈的复杂性。在乡村与国家博弈和双向渗透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内生的家族、血缘关系对乡村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朱村新任干部的血缘关系网络愈加清晰。乡村社会存在多层次、多维度的利益主体,村民以“己”为出发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私人的道德”。“公”与“私”的界限是集体管理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建设、内生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体的理性行为选择共同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朱村人口众多,其秩序的维系依赖于制度和规则,这既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体现,也符合乡村社会生存逻辑。而且,在绝大多数村民不具备向村外发展的能力时,村民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同时必然会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相比于国家的权力制约,乡村社会内部的制约往往更具常规和有效。集体化时期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并不是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的全部因素,以工分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也不能囊括乡村贫困的原因。集体化时期普遍贫穷的状态使乡村社会依靠生存伦理和互惠原则,并将分配制度推向“平均主义”方向。但是,所谓的“平均主义”是以家庭劳动力再生产作为“道义经济”契约的担保。集体化制度的问题并不在于集体经营效率的低下,而在于人口与制度的悖论使乡村无法突破人地冲突的困局,从而导致“过密化”生产愈发严重。作为生产单位的乡村,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人多地少的困境,朱村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其次是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完整覆盖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乡村社会利用其受限的自主权和可掌控的“边缘地带”,围绕着“生存”和“发展”不断努力,其中既包括以“反行为”方式呈现的生产劳动和生活需求,也包括朱村在农业生产规划、劳动力分配、农业机械化发展和集体权利的维护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经济理性和自主意识。为解决生产“内卷化”的问题,朱村规划集体副业、林业的生产,鼓励村民从事建筑、运输等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村种植业集体经营的单位面积产出不低于自留地。“集体”并不仅仅是国家权力下延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同时是作为乡村社会利益的角色代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因为土地资源的紧缺,朱村的劳动力逐渐走向市场。与此同时,朱村利用集体化时期的公共积累发展村办企业,农民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公共权力削减,村民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距离拉大,集体行为的逻辑也慢慢失去其根基。转型期内乡村社会的地方性规则和市场化的发展使乡村管理者具备了利益交换的可能。村民选择向外发展,从而在乡村的公共事务上主动退让。乡村社会中既涵盖个人逻辑、集体逻辑和国家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和渗透。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并不限于农民的“反行为”。朱村的历史变迁表明,无论是集体化时期还是改革时期,国家权力不能替代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徐婷婷[5]（2019）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文中指出贫困问题古而有之,它是复杂的社会建构,发仓廪以救贫穷,使黎民不饥不寒,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目标;摆脱贫困,实现伟大中国梦,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共同的奋斗目标。新中国的大规模减贫工作始于1978年,四十年来成效显着,尽管如此,“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扶贫形势依然严峻,在减少贫困人口总量、降低贫困程度和缓解贫困集中度等方面仍然任重道远,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智慧与决心。随着对贫困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贫困度量标准的不断更新,贫困脆弱性（简称“脆弱性”）逐渐走入研究视野:贫困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贫困,还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贫困脆弱性。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减少、缓解和应付风险的机制能为穷人所用,他们的贫困脆弱性就会降低。据统计,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有25.2%来源于第一产业净收入,而贫困地区农村这一数字更是达到30.1%1。因此,减少、缓解和应对农业风险,稳定农村居民第一产业收入,是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中国的扶贫开发步入攻坚克难和巩固成果的阶段,面临新背景、新挑战,有限的支付能力与较高的风险保障需求之间的矛盾、针对弱势群体的普惠性实践与精准对接脆弱性人群的特惠性需求之间的矛盾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满足贫困脆弱性农户的风险保障需要将成为新时代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建立反贫困长效机制的现实要求。在这一系列背景下,具备政策性、保障性和公平性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保险领域缓解贫困脆弱性最行之有效的工具之一,其研究就具有重要意义:既有利于学术界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又有助于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在脱贫攻坚中的定位,使其更好地参与脱贫攻坚。立足于贫困脆弱性,不仅应关注当前的贫困,更应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贫困。本文正是从农业风险冲击下的贫困脆弱性出发,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和功效进行研究的。具体而言,本文由9个章节构成。第1章,导论。以问题为导向,分析其产生的政策背景、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阐述对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梳理和评述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对研究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根据研究问题的特性,阐述本文研究的边界,设计研究思路和框架内容,并对研究中使用的方法进行说明;最后提出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第2章,相关理论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本文研究的主题之一,普遍存在的农业风险及其导致的贫困脆弱性是可持续脱贫的制约因素之一,需要有效的农业风险管理。由此,农业风险与农业风险管理理论是本文研究的基础之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外部效应和准公共物品属性使其成为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环节,需要对外部效应与准公共物品理论进行了梳理阐述。贫困脆弱性是研究的另一个主题,因而本章从概念演进、与贫困的关系、生成机制、识别框架以及测度方法等方面阐述贫困脆弱性理论;并对效用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进行了阐述。本文实证研究采用了马尔可夫过程的思路进行模型求解,因此本章也对马尔可夫过程进行了阐述。最后,在理论阐述的基础之上论述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研究表明:基于“风险-脆弱性”分析框架,在农业风险冲击下,脆弱性农户的内部和外部风险共同作用,生成了贫困脆弱性;随后,脆弱性农户的风险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递次演化,使贫困脆弱性不断加剧,并恶性循环;最后,若要预防和应对脆弱性,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然而不充分的风险管理措施可能使脆弱性加剧,因而相较于商业性农业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更为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之一。第3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及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实践启示。本章梳理和总结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历程及制度演进中的经验。随着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其职能从风险保障拓展至防灾防损和资金融通,作用领域也逐步扩大至服务“三农”。进一步地,从多层面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1）在农业风险冲击下,我国的贫困脆弱性呈现出规模大、区域集中和收入来源单一的特征。（2）生态系统层面、经济层面和人文层面的原因交织,是导致贫困脆弱性的主要原因。（3）梳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在供给与需求、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风险管理等三个层面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可为后文分析提供数据支撑。以印度、巴西等国以及我国河北省阜平县、甘肃省农业保险扶贫为典型案例,对比分析得出启示借鉴,有助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发挥。第4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及因素。本章主要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影响因素和制约因素。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具有风险保障、提供增信担保、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促进农业技术发展等功效,这些功效的发挥有助于贫困的缓解。供给端:宏观层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农业保险相关立法和条例、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等,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提供了政策环境、机制体制的必要配套;微观层面——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保障范围、保险险种和技术创新等,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提供了操作方式。需求端:普遍存在的农业灾害性风险和农业灾害损失导致农户产生了农业保险需求意愿;农业收入的不断增加,使得农户基本具有购买农业保险的能力,进而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产生有效需求,以达到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目的。然而,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仍存在制约因素:政府层面,配套措施不明确、保障水平低且补贴项目单一、大灾补偿和再保险机制缺乏等;保险机构层面,基层服务水平不足、区域风险与费率不匹配、特色保险产品供给不足、保险教育宣讲力度不足等;贫困农户层面,风险感知能力和保险意识薄弱、有效需求不足等,制约因素的存在使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无法充分发挥。第5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临界点及传导机制。本章从农户行为出发,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边际效用、收入弹性、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以及不确定条件下的期望效用。研究表明:当收入弹性为负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品属性发生变化,即对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总效应为负,这也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障碍的原因之一。在期望效用中,公平保费条件下投保与否对农户收入没有影响,但实际上,不确定条件下的效用低于确定条件下的效用,即政策性农业保险所带来的净福利将更大,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将更好。基于效用分析,本文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存在着临界点,即门槛效应。在临界点之上,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产生了直接和间接传导。其直接传导机制是:（1）农户参与农业保险后,若发生风险损失,保险公司给予经济赔偿,能够减少收入波动,缓解脆弱性;（2）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平滑消费并减少农户的不确定性预期,增强农户的消费信心,实现消费者剩余最大化,进而实现脆弱性的缓解。其间接传导机制是:（1）通过“降低农业投资者风险预期→农业投资增加→农业产业化程度提高→农业产出率提高→农业收入增加→农业经济增长”这一路径推动经济增长,伴随着农业经济增长,涓滴效应带来了农户收入的增加和其它福利状况的改善,进而缓解贫困脆弱性;（2）通过保费收入可以实现财富的再分配,与此同时,保费补贴的实质是政府转移支付,能够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化。进一步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缓解贫困脆弱性。但是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从农村缓解贫困的政策角度来看,初始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的国家,采取收入再分配政策以推动贫困减缓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第6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理论模型及数值模拟。本章从实证的角度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用。在对比相关模型的基础上,将MIU效用函数、贝尔曼方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相结合,构架理论模型;以农户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度量贫困脆弱性。参考前人研究,对相关参数进行校准,模拟不同情况下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采用图形的方法直观显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用。研究表明:（1）当农户初始资产高于临界值时,投保农业保险后陷入贫困的概率低于未投保的概率;（2）当农户初始资产高于临界值时,赔偿比例越大,陷入贫困的概率越低,反之亦然;（3）相较于足额保险,投保不足额保险时,贫困概率下降的速度较慢（斜率较小）;（4）农业保险财政保费补贴的增加,有助于降低贫困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本章从实证的角度初步证明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着临界点。第7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本章基于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采用FGLS法、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笔者亲身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农村普惠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制、效应及政策研究”课题组在四川、甘肃、青海和河南等四省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在对样本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及Probit回归后,结果显示:（1）在1天1美元标准下（即年收入2600元）,被调查的622户农户中,有65.59%的农户为贫困脆弱性家庭,其中建档立卡农户占比25.24%,非建档立卡农户占比40.35%。（2）整体样本中,参与农业保险、获得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但是保费支出不利于贫困脆弱性的缓解。对比建档立卡农户和整体样本农户发现:对于建档立卡农户而言,若要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减轻保费负担是十分重要的,同时,适当提高对建档立卡农户的保费补贴,能够有效降低其贫困脆弱性。非建档立卡农户中,农业保险参与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系数低于建档立卡农户,表明对建档立卡农户而言,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具有更大的边际效用。保费支出变量的系数低于整体样本和建档立卡农户样本,表明当农户实现摘帽之后,保费支出的压力在逐步降低,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在不断减弱。第8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本章基于我国2010年—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门槛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在对整体样本和分组样本分别进行门槛回归后,结果显示:（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时,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的扩张,给农户带来一定的支付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农户负担,并不利于贫困脆弱性的缓解。随着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果逐步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规模的扩大,尽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户的保费支付压力,但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即缓解脆弱性的效果并不明显。政策性农业保险赔偿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脆弱性。（2）分组后再次进行回归发现,低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呈现出“由负到正”的趋势;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不存在门槛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但并不显着。中等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和保费补贴存在单门槛效应,且影响系数为正;保险赔偿存在单门槛效应,影响系数“先负后正”。高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均存在单门槛效应,系数均为正,但显着性较低。第9章,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如何充分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是本文研究的实践意义,也是本章价值所在。研究表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功能是客观存在且不断演化的,其风险保障、提供增信担保、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促进农业技术发展等方面功效的发挥,能够打破贫困脆弱性的恶性循环,缓解贫困脆弱性。但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发挥,仍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也使得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存在着临界点（门槛效应）。进一步的,本文从理论模型和数值模拟、微观数据分析、宏观数据分析等角度,均证实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也证明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着临界点。基于对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结论的总结,本文建议:应遵循政策性农业保险功能的客观规律,肯定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重要作用;认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微观效用机制,明确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功能定位;构建多层次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结构,扩大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保障范围;探索差异化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制度,提高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保障水平等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最后,研究认为未来可以从探讨多层次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路径、机制与效应;在行为经济学框架下讨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等两个方面入手,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对该领域的边际贡献和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探索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定位。国内现有针对保险或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研究主要将其视为一种工具或路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目前处于贫困线下的扶贫对象,而对处于贫困线之上,但是具有高脆弱性,随时可能因灾致贫、因灾返贫的农户关注甚少。本文从脆弱性的视角出发,不仅仅关注当前的贫困,更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贫困和造成贫困的农业风险因素,以前瞻性的视角进行研究,为建立防范返贫和持续脱贫长效机制提供思路。脆弱性视角下的贫困,研究对象范围更大,研究内容包含风险这一因素,在此视角下的研究有助于厘清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深层次原因,也能够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定位,即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发挥是存在临界点的,只有在临界点之上,才能够达到贫困脆弱性缓解的目的。由此,本文在肯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提出如果在不恰当的时候、不恰当的对象采用了这一工具,就有可能使贫困加剧。第二,基于“风险-脆弱性”框架探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与以往关于贫困的研究不同,贫困脆弱性具有前瞻性,且将风险融入贫困研究之中,重点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对农户贫困的影响。本文在“风险-脆弱性”这一分析框架内,探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在外部风险（普遍存在的农业风险）和内部风险（农户自身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共同作用下,贫困脆弱性逐步生成;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递次演化推动了贫困脆弱性的不断演化;为预防和应对贫困脆弱性,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毫无疑问,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保险领域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也是农业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贫困脆弱性的生成、演化与预防机理,环环相扣构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第三,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尝试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机制。尽管在实践中可以观察到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脆弱性,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影响因素和传导机制。本文从政府、保险机构和农户三个层面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宏观和微观影响因素以及制约因素,并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传导机制:政策性农业保险通过稳定农户收入和平滑消费的直接传导机制达到缓解脆弱性的目的;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公平的间接传导机制达到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目的。第四,尝试用理论模型量化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效用是人的主观感受,但却可以通过总效用、边际效用等数理公式来表达。现有的研究中,理论模型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仅研究农业保险的消费效用;二是构建家庭资产增长模型,研究陷入贫困的概率。结合研究的重点和主题,本文将两类模型结合,构建包含农业风险冲击的效用函数,引入农业保险、保险免赔率、保费补贴比例等变量,并根据农业保险的特点,引入不足额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模型构建的创新。将效用函数、贝尔曼方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相结合并进行数值模拟,从理论层面论证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第五,用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评估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并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其脆弱性的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能使得农户贫困脆弱性降低多少?是各界关注的重点,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然而,已有的数据库无法满足本文实证所需:大多数微观调研数据没有针对农业保险的数据。因此,本文研究中,采用了笔者亲身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9年在西部地区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一方面评估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另一方面探究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及主要影响因素。尽管样本量有622份,但涵盖了四川、甘肃、青海等贫困大省,因而仍具有说明意义。进一步的,本文还将受访农户区分为建档立卡农户和非建档立卡农户,对比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其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闫蓬勃[6]（2019）在《中国城市树种多样性评价及树种规划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森林是城市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其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与城市居民的健康福祉息息相关。而城市树种多样性是维持城市森林稳定性、便于其持续地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城市树种多样性的提高虽然可以通过增加绿化中使用的树种数量实现,但实践证明,不当的树种选择不但难以产生良好的生态效益,还可导致经济损失和资源的浪费。因而充分了解中国城市树种的多样性现状和驱动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树种规划方案,合理增加树种多样性,对城市森林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践意义。研究基于文献和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257个城市的树种多样性格局,依据提出的树种规划原则,以中国城市中己有树种为对象,规划了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范围内潜在可用的树种,并以北京市为例,展示了该规划在单个城市尺度上的应用。研究主要结果包括:1.在257个城市中,树木（含灌木和木质藤本）的平均种类丰富度为128±118,树木种类总数为2640,其中近1/5的树种为外来种。在种类组成上,最常见的树种为垂柳（Salix babylonica L.）、圆柏（Juniperus chinensisL.）、紫叶李等（Prunus cerasifera f.atropurpurea（Jacq.）Rehd.）。各城市间的树种组成相似度具有纬度变化梯度特征,同一纬度上的城市间树种组成不相似性低。此外,城市树种也存在一定同质化现象,一些树种广泛分布在不同城市中。在城市内部,公园绿地是树种丰富度最高的区域,空闲地的种类丰富度最低。2.根据气候适宜性、城市环境适宜性和种类多样性原则对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建成区适宜树种进行规划,结果为:中国城市中潜在可用的树种数量平均为705±323种;其中处于中亚热带湿润地区的城市潜在可用树种最多,平均每个城市适宜使用树种数量为930±245种,而中温带干旱地区潜在可用的树种最少,平均每个城市适宜使用树种数量为187±105种。3.根据前述规划结果,北京潜在可用的树种为565种,调查发现其中的278种已被使用,进而根据树种属性和土地用途的匹配性原则,对调查中未发现的287个树种进行规划。在最严格规划情境下,排除有花粉致敏和飘絮问题的48种和花粉致敏性不确定的197个树种,剩余的无花粉致敏和飘絮问题的树种39种加上可用雌株的3种有花粉致敏的树种用于规划。其中可在公园和空闲地中使用42种,商业区中使用14种,居民区中使用13种,单位绿地中使用3种,道路绿地中使用1种。4.总体而言,中国城市树种多样性与全球城市树种多样性水平相比差别不大,但与中国自然分布的树木种类多样性相比,仍具较大提升潜力。本研究的树种规划结果显示各城市均具有一批潜在可用的树种,可在经过试种后用于提高各城市树种多样性水平。
王之峥[7]（2019）在《基于系统动力学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影响机制与优化策略研究 ——以溧阳市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森林生态系统所发挥的生态服务价值,是实现环境与发展相统一的关键,对改善和维护生态环境健康起着重要作用。为提高全民生态保护意识,明确森林系统的生态主体地位和森林经营管理方向,本研究对溧阳市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评价与预测,以实现溧阳市森林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溧阳市是江苏省重要的森林资源宝库,市域内森林类型多样,但是随着生态城市的建设,对森林发展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发挥造成了影响。因此,本研究以溧阳市森林为研究对象,针对阔叶林、针叶林、针阔混交林和竹林四种代表性森林类型,选取其1987年、1997年、2007年和2017年四期遥感影像并处理分析,分析其30年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动态变化,并从系统动力学角度对其变化的影响机制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同时构建仿真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自然发展、森林保护和森林开发三种情景,利用系统动力学仿真法对各情景下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发展趋势进行模拟预测,并结合森林发展优化目标及原则,提出优化策略。本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在研究时段内,溧阳市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2017年较1987年增加53.28%;竹林在森林类型中面积最大,所产生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最大;各项服务及功能价值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营养物质积累功能的价值发展最快;单位面积价值量逐年下降,说明不合理森林类型结构阻碍了森林各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协调发展。（2）本研究从社会、经济和政策三个层面分析并确定出影响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动态变化的14项影响因子;影响因子之间具有相互作用的关系,对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产业经济发展和政策规划的主导驱动下,影响着溧阳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发挥。（3）结合森林保护要求以及城市发展趋势,运用系统仿真法设定自然发展情景、森林保护情景和森林开发情景三种森林发展情景,进行溧阳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仿真预测并发现:到2027年,森林开发情景下的生态总价值最高,为548.69亿元,相比2017年增长了17.07%,高于自然发展情景6.15%;到2037年,森林保护情景下的总价值增长率最大,为30.24%,自然发展情景下的增长最为缓慢,仅为前者的92.53%。最后,提出以下优化策略:从加强生态管控、采取森林保护为长期方针、采用森林开发为短期措施及提升景观品质等四个方面推动林业结构调整并促进森林健康发展,对溧阳市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发展模式进行优化,以期为我国林业资源的保护利用以及生态城市的发展建设提供理论指导或参考。
亓军红[8]（2019）在《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文中研究说明在全球气温上升,海洋灾害频发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对沿海防护林多重功效的认识愈加深刻,对其综合效益的研究愈加深入,构建科学有效、永续发展的沿海防护林体系已成为全球共识,更是临海国家的战略选择和紧迫任务。苏北沿海拥有长为953.9公里的标准岸线,面积6520.6平方公里的海涂,是其可持续发展不可多得的潜在资源。受地域位置、海陆交错等因素的共同作用,经常遭遇海洋灾害,加快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尤为重要。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根据江苏省苏北沿海防护林的建设的发展情况,大体可以将其发展过程划分为两大时期、六个阶段。第一时期是改革开放以前,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分为探索准备阶段（1949年初至1956年）、初步成型阶段（1957年至1965年）和迟滞发育（1966年至1978年）三个阶段。第二时期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恢复发展阶段（1979年至80年代末）、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提升完善阶段（2000年至今）三个阶段。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原因,最初,一方面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非常重视,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提出“造林是百年大计,要好好搞”;另一方面是由于解放战争中,苏北农民对人民解放战争的倾力支援,农村木材及林木消耗极大,有必要迅速恢复发展苏北林业。其次,就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各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海洋经济亦得到加强发展,为大力发展苏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创造了条件。苏北防护林体系的建设,一开始即按照全国总体部署,以盐碱地改良、选育造林树种、进行植树造林为重点开展工作。初期的工作主要有:完善行政体系,建立科研机构,成立专职管理机构,调整教育体系,号召植树造林。1952年到1965年,有计划营造沿海海岸防护林。沿海防护林建设与苏北农田水利建设、围垦兴农、盐土治理等相结合。以造林为主线,重点对盐土改良进展、气象资料收集整编、健全造林工作机构、开展科学研究等。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一直是以国营农场为主力军、先锋队,国营农场的相继建立、发展,以及围垦区人口的迁移和造林活动,对沿海植树造林的发展有着积极而重大的意义。“文革”时期,沿海防护林建设亦遭受严重挫折,工作机构被撤销,工作人员下放,削弱科研力量,在“以粮为纲”的旗帜下,部分防护林被砍伐,苗圃被改种粮食作物,极大地影响苏北沿海防护林建设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建设亦可分为恢复发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完善提高阶段三个阶段。这一时期,开展第二次海岸带综合调查、“908”专项调查,形成大量第一手资料、编印了系统性专着,有力地促进防护林建设。同时,国家大力推进全民义务植树造林、总结造林经验。在建设技术上,积极开展造林种苗繁殖技术研究、开展造林实证研究、引进优良造林树种,开展湿地保护与沿海气候效应研究,极大促进苏北防护林建设体系的发展。苏北沿海防护林建设,在长期造林实践中形成了自身特点,即: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绿”同步,注重沿海造林与“多林”同建,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网”同构,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种”搭配,注重沿海造林与“多能”并进等。国家意志的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力支持、科技进步和民主传统的发扬光大是沿海造林面积显着增加、防护林体系快速构建的动力因素。多年来的苏北防护林体系的建设,在改善生态环境,防害减灾方面功效明显,并产生了规模经济集成效应。但同时亦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造林总量有待提增,防护效果有待提升;缺乏完善的政策制度保障,评价机制不健全;造林用地不足;配套措施不够完善,科技创新滞后等。针对这些问题,特提出如下几项对策建议:一是要依靠科学技术,统筹兼顾国家、集体、企业、个人等各方利益,科学定位防护林建设公益性质;二是认真查漏补缺,形成高质量的规划制度;三是设立建设引导基金,建立各项奖补机制;四是加大研发力度、强化科技支撑;五是突出生态效益、注重综合开发;六是协调各方力量、强化组织领导;七是强化动态监测、定期发布公告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设好苏北防护林体系,造福一方百姓。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具有深刻复杂的多重背景,目前的苏北海岸是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苏北沿海基本具备植树造林的立地条件和环境,形成了一系列较成熟的造林树种选择及林分模式,苏北沿海造林具有许多“江苏特色”和多重动因,沿海防护林体系在改善区域气候等方面产生积极效应。
李辉[9]（2019）在《某粗铅冶炼企业第三轮清洁生产审核实践研究》文中指出粗铅冶炼行业飞速发展导致环境污染严重,而作为国家和地方重点节能减排企业,随着国家和地方对粗铅冶炼企业环保和清洁生产要求的逐步提高,粗铅企业生存压力日益加大。持续清洁生产审核不单是污染防治战略手段,还可以解决粗铅冶炼行业中的问题,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因此,在粗铅冶炼企业中开展持续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本论文对湖南省某粗铅冶炼企业第三轮清洁生产审核进行了实例分析与研究。首先,对该粗铅冶炼企业各方面情况,进行了详细、深入的调研,经过认真地分析研究,确定了底吹炉车间和侧吹炉车间确定为本轮清洁生产审核的审核重点,并设置了企业4项清洁生产目标。其次,绘制了审核重点的物料平衡图及全厂水平衡图,找出了物料流失的点位,分析出废弃物产生的原因。为减少粉尘的无组织排放,提出了F2-1“通风收尘改造”的中/高费方案;为了减少二氧化硫的排放,提出了 F2-2“烟气脱硫系统改造”的中/高费方案;为了减少环保排烟收尘系统的粉尘、铅及其化合物的排放,提出了 F2-3“环保排烟收尘系统改造”的中/高费方案;为了降低整个粗铅冶炼工序的能耗,提出了F2-4“固态粗铅产品改液态粗铅产品”的中/高费方案。并对这4项方案进行了具体的可行性研究（包括技术评估、环境评估及经济评估）,确定这些方案可行。再次,对企业本轮清洁生产方案实施的效果情况进行了评估。本轮清洁生产审核共产生方案17项,13个无/低费方案中11个已经实施完成,这些无/低费方案的实施得到了很好的效果,还有2个计划将于2019年12月前实施完成;4个中高费方案暂未实施完成。所有方案总投资为4177.8万元,其中无/低费方案合计131.8万元,全部实施完成后能产生经济效益176.7万元;中/高费方案预计投资4046万元,全部实施完成后预计能产生经济效益544.4万元/a,并有明显的环境效益。企业本轮全部清洁生产方案的实施能实现节电9万kwh/a,节标煤1600t/a,节水10800m3/a,减少粉尘排放91.6t/a,减少废气中铅排放5.16t/a,减少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310t/a,减少污酸处理产生的污酸处理渣（酸泥）500t/a。汇总中/高费方案的环境效益的相关数据以及所有无/低费方案对企业节能降耗、减排的贡献,通过本轮清洁生产审核,企业达到了预设的清洁生产目标,取得了环境、经济及社会效益的统一。最后,在该企业三轮清洁生产审核的基础上,结合同行业的调研分析情况,对粗铅冶炼行业清洁生产技术方法进行了探析。总结出了目前该行业在清洁生产审核过程中要考虑的三大方面,并且在每个方面中都给出了可参考的技术与方法,为粗铅冶炼行业实施清洁生产审核提供了思路与技术支持。
李明奎[10]（2019）在《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文中认为与中国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绩相比,相关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则略显滞后。简言之,目前中国环境史料的研究多集中于先秦、唐宋和明清几个时段的正史、方志、档案等文献史料的讨论,而于丰富的口述、实物和图像中的环境史料的关注稍显不足;此外,学界对域外文献、田野调查资料、自然科学观测数据等特殊环境史料的利用亦不多见;至于环境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与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果相比,则更显滞后。上述环境史料研究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和本土化、国际化发展水平。鉴于此,本文在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思考,以促进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构建和相关史料的整理研究。本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则对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学科任务、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史料类型、该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思考,初步认为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以反映中华民族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历史文献、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的价值和利用为研究对象,以阐明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来源和类别、鉴别相关史料的真伪并分析评论史料的思想性、倡导并践行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工作、阐述编纂环境史工具书和筹建环境史料数据库的基本设想等为学科任务,以跨学科研究、田野调查、历史文献研究法等为基本研究方法。该史料学与文献学、口述史学、人类学、民族学以及包括考古学、地质学等在内的自然科学等学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此外,就中国环境史的史料而言,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四大基本史料。其中,包括正史、方志、实录、档案等在内的文献以文字记录着人与自然互动的历史,而传说、神话、谚语、访谈记录等口述史料则以口头语言的形式讲述着记忆中的人与自然,遗物遗址之类的实物史料则以具体实物展现着人与自然相处的过往,至于包括壁画、岩画、绢纸画、漫画、照片等在类的图像史料则以图像透露着人与环境互动的点滴。四类史料虽有不同的形式,然各有其特点和价值,彼此互补,互相印证。从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研究需掌握基本的方法和途径,但平淡忠厚、谨小慎微的心态尤其重要。此外,做好跨学科研究、夯实语言文字基础等方面的准备亦有利于环境史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进行。第二部分则属于专题研究,从众多的文献史料中选取正史、方志、档案、实录等常见的史料进行环境信息的分析,同时尽其所知,对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及其搜集利用进行了初步的讨论。研究认为包括正史、方志、档案、实录在内的文献史料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基本史料,其搜集整理和利用既要结合中国古代史、思想史、方志学、档案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亦要依靠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方面的知识技能,全面看待每种文献史料的价值和不足,综合利用,取长补短。而口述、实物和图像三类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亦极为丰富和珍贵,需要结合考古学、口述史学、图像史学、古文字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相关环境信息的分析和解读,以最大化地发挥相关史料的价值。第三部分则是对第二部分的补充,在丰富的文献史料中,除正史、方志、档案等基本环境史料外,日记、书信、报刊、文史资料、自然科学数据、域外文献等特殊环境史料蕴含的信息亦极为珍贵。其中,日记、书信和文史资料除记录了作者对天地自然和相关人事的观察、经历外,还记录了作者本人对许多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情感认知和心理态度,对于研究具体环境事件和微观环境史、环境认知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域外文献则以他者的视角记录着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观察、认知和评价,尤其是其中对中国山川自然、都城建筑、农田水利、风物特产、疾病医疗、人情风俗、气候变化、灾害事件等方面的记载均透露出不少珍贵的环境信息,值得大力挖掘和利用。田野调查资料则以调查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为基础,不仅对环境史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许多珍贵的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史料,还提供了认识史料、解读史料的现场感受（实地观感）和分析视角。而自然科学数据则以严谨的方法、精准的仪器为环境史研究提供许多气候、地质、土壤、水文、动植物等方面精确的数据信息,能更好地展现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特点。总之,为促进环境史史料的研究和中国环境史的深入发展,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实有其必要。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不仅是一门基础学科,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尤其是图像、口述、实物三类史料中环境信息的提取和分析,自然科学数据的利用,以及环境史料的数字化等问题均涉及多种学科的交叉和合作,非一人或单一学科所能完成。然从长远来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利用刻不容缓,其相关的环境史史料学亦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本文相信,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建立和发展,必将促进中国环境史研究在理论化和本土化方面的深入。
二、河南林业科技2003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河南林业科技2003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北京市建成区绿地植物潜在年耗水量估算（论文提纲范文）
| 本研究支撑项目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林木蒸腾耗水及其研究进展 |
| 1.2.2 林木蒸腾耗水量主要测算方法 |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2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2.1 研究内容 |
| 2.1.1 北京市绿地不同植物种类潜在耗水量 |
| 2.1.2 北京市各区域间绿地潜在耗水量 |
| 2.1.3 北京市各区域内绿地潜在耗水量 |
| 2.1.4 相同绿地类型内耗水量 |
| 2.1.5 不同绿地类型间耗水量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乔木耗水尺度扩展方法 |
| 2.2.2 灌木耗水尺度扩展方法 |
| 2.2.3 草本耗水尺度扩展 |
| 2.3 技术路线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北京市绿地不同植物种类潜在耗水量比较 |
| 3.1.1 主要乔木树种耗水量 |
| 3.1.2 主要灌木树种耗水量 |
| 3.1.3 主要草本植物耗水量 |
| 3.1.4 不同植物类型耗水量比较 |
| 3.1.5 北京建成区植物总耗水量 |
| 3.2 北京市各区域间绿地潜在耗水量比较 |
| 3.2.1 不同植物种类耗水量 |
| 3.2.2 不同区植物总耗水总量 |
| 3.2.3 不同植物类型耗水量 |
| 3.2.4 不同绿地类型耗水量 |
| 3.3 北京市各区域内绿地潜在耗水量比较 |
| 3.3.1 不同植物种类耗水量 |
| 3.3.2 不同植物类型耗水量 |
| 3.3.3 不同绿地类型耗水量 |
| 3.4 北京市各绿地类型间潜在耗水量比较 |
| 3.4.1 不同植物种类耗水量 |
| 3.4.2 不同植物类型耗水量 |
| 3.4.3 不同区域间耗水量 |
| 3.5 北京市各绿地类型内潜在耗水量比较 |
| 3.5.1 公园绿地 |
| 3.5.2 生产绿地 |
| 3.5.3 防护绿地 |
| 3.5.4 附属绿地 |
| 4 结论与讨论 |
| 4.1 讨论 |
| 4.2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第一导师简介 |
| 第二导师简介 |
| 致谢 |
（2）基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的北京昌平区绿色空间格局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家生态文明与生态涵养战略实施的契机 |
| 1.1.2 城市生境的日益脆弱 |
| 1.1.3 城市绿色空间优化研究的深入 |
| 1.1.4 生态系统服务在空间格局规划中的应用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理论基础 |
| 1.3.1 景观生态学 |
| 1.3.2 生态系统服务 |
| 1.3.3 生态空间格局规划 |
| 1.4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4.1 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综述 |
| 1.4.2 绿色空间格局及优化研究综述 |
| 1.4.3 综述小结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文献研究法 |
| 1.5.2 GIS空间分析法 |
| 1.5.3 CA-Markov土地利用模拟法 |
| 1.5.4 生态系统服务模型评估法 |
| 1.5.5 实地调研 |
| 1.6 研究内容与思路 |
| 1.6.1 研究内容 |
| 1.6.2 研究思路 |
| 1.6.3 技术路线 |
| 2 研究区域相关概况 |
| 2.1 昌平区概况 |
| 2.1.1 行政区划与人口 |
| 2.1.2 自然条件 |
| 2.1.3 历史与游憩条件 |
| 2.1.4 经济条件 |
| 2.2 昌平绿色空间建设现状研究 |
| 2.2.1 昌平近年来绿地变化分析 |
| 2.2.2 昌平绿色空间现状问题 |
| 2.3 昌平区规划研究 |
| 2.3.1 昌平整体空间规划研究 |
| 2.3.2 昌平绿色空间规划研究 |
| 2.4 本章小结 |
| 3 昌平区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研究 |
| 3.1 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体系构建 |
| 3.2 评估模型原理与数据处理 |
| 3.2.1 土地利用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
| 3.2.2 调节服务 |
| 3.2.3 供给服务 |
| 3.2.4 支持服务 |
| 3.2.5 文化服务 |
| 3.2.6 总生态系统服务指数 |
| 3.3 昌平区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相关结果 |
| 3.3.1 昌平区土地利用与绿色空间时空变化 |
| 3.3.2 调节服务 |
| 3.3.3 供给服务 |
| 3.3.4 支持服务 |
| 3.3.5 文化服务 |
| 3.3.6 总生态系统服务指数评估 |
| 3.4 本章小节 |
| 4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的昌平区绿色空间格局优化研究 |
| 4.1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的绿色空间分级优化 |
| 4.1.1 高生态系统服务值绿色空间 |
| 4.1.2 中生态系统服务值绿色空间 |
| 4.1.3 低生态系统服务值绿色空间 |
| 4.2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值的绿色空间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
| 4.2.1 生态源地的遴选 |
| 4.2.2 阻力面选取 |
| 4.2.3 生态廊道的识别 |
| 4.2.4 生态安全格局优化 |
| 4.2.5 分区规划对照 |
| 4.3 本章小节 |
| 5 昌平区绿色空间格局优化实施策略 |
| 5.1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提出绿色空间格局分级优化策略 |
| 5.1.1 协调土地利用类型,注重区域总生态系统服务值的提升 |
| 5.1.2 合理划分总生态系统服务指数等级,提出相应绿色空间规划策略 |
| 5.2 加强高安全水平生态源地保护,优化绿色空间生态安全格局 |
| 5.2.1 完善生态保护范围,提高相应管理水平 |
| 5.2.2 落实廊道网络体系的构建,加强区域的景观连通性 |
| 5.3 切实推进国土空间规划,注重社会多元参与 |
| 5.3.1 推动多规合一,统筹国土空间规划 |
| 5.3.2 倡导居民参与,重视社会多元建议 |
| 5.4 本章小节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主要创新点 |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获得成果目录 |
| 致谢 |
（3）生态系统服务导向下北京市中心城区绿色空间的现状及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基金项目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全球生态现状:生态环境恶化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
| 1.1.2 国家政策引导: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 |
| 1.1.3 城市发展需要:响应城市战略定位,优化升首都功能 |
| 1.1.4 学科融合必然:交叉融合的多学科为城市环境问题供出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构建生态系统服务视角下城市绿色空间优化的研究框架 |
| 1.2.2 探索城市绿色空间要素配置和空间结构优化的研究方法 |
| 1.2.3 探讨生态系统服务导向下城市绿色空间的功能引导策略 |
| 1.2.4 推进北京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工作的开展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城市绿色空间的综合研究 |
| 1.3.2 生态系统服务在城市绿色空间规划中的应用研究 |
| 1.3.3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范围和对象 |
| 1.4.1 研究范围—北京市中心城区 |
| 1.4.2 空间尺度—分片区分圈层 |
| 1.4.3 用地类型—城市建设用地以内绿地和非建设用地内绿色空间 |
| 1.4.4 功能价值—生态打底综合发展 |
| 1.5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技术路线 |
| 2 城市绿色空间及其生态系统服务的解读 |
| 2.1 城市绿色空间的本体认知 |
| 2.1.1 构成要素 |
| 2.1.2 结构布局 |
| 2.1.3 功能价值 |
| 2.1.4 城市绿色空间的特性 |
| 2.2 城市绿色空间生态系统服务的解读 |
| 2.2.1 概念内涵 |
| 2.2.2 服务特点 |
| 2.3 生态系统服务导向下城市绿色空间优化的分析框架 |
| 2.3.1 理论依据 |
| 2.3.2 优化思路 |
| 2.4 小结 |
| 3 北京市概况与中心城区绿色空间发展历程概述 |
| 3.1 北京城市概况 |
| 3.1.1 自然地理概况 |
| 3.1.2 社会经济概况 |
| 3.2 北京市自然生态格局 |
| 3.2.1 绿色空间基底 |
| 3.2.2 自然山水结构 |
| 3.2.3 小结 |
| 3.3 北京市中心城区绿色空间的发展历程 |
| 3.3.1 建国前绿色空间的发展 |
| 3.3.2 建国后绿色空间的发展 |
| 3.3.3 北京市绿色空间的演变特点 |
| 3.4 小结 |
| 4 北京市中心城区绿色空间景观格局分析 |
| 4.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
| 4.1.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4.1.2 景观格局指数 |
| 4.1.3 移动窗口法 |
| 4.2 各区绿色空间景观格局的分析 |
| 4.2.1 全区的景观格局分析 |
| 4.2.2 各圈层的景观格局分析 |
| 4.2.3 各行政区的景观格局分析 |
| 4.3 景观格局的梯度变化分析 |
| 4.3.1 斑块密度(PD) |
| 4.3.2 最大斑块指数(LPI) |
| 4.3.3 边缘密度(ED) |
| 4.3.4 景观分离度(DIVISION) |
| 4.4 小结:绿色空间景观格局特征和问题总结 |
| 4.4.1 景观格局特征 |
| 4.4.2 现状问题总结 |
| 5 生态系统服务导向下绿色空间要素配置的优化研究 |
| 5.1 北京市中心城区绿色空间要素配置的现状评价 |
| 5.1.1 评价方法 |
| 5.1.2 评价结果 |
| 5.1.3 要素配置的问题总结 |
| 5.2 生态系统服务导向下要素配置的优化研究 |
| 5.2.1 优化方法 |
| 5.2.2 优化结果 |
| 5.2.3 优化建议 |
| 5.3 小结 |
| 6 生态系统服务导向下绿色空间网络结构的优化研究 |
| 6.1 北京市中心城区绿色空间功能性连接网络的研究方法 |
| 6.1.1 基于最小费用模型的网络构建方法 |
| 6.1.2 网络评价方法 |
| 6.2 全区范围绿色空间网络结构的优化研究 |
| 6.2.1 功能性连接网络的模拟构建 |
| 6.2.2 功能性连接网络的现状分析 |
| 6.2.3 网络结构的问题总结 |
| 6.2.4 网络结构的优化途径 |
| 6.3 各圈层绿色空间网络结构的优化研究 |
| 6.3.1 中心地区-核心区的现状及优化研究 |
| 6.3.2 核心区的现状及优化研究 |
| 6.3.3 各圈层之间的比较研究 |
| 6.4 各行政区绿色空间网络结构的优化研究 |
| 6.4.1 东城区网络结构的现状及优化研究 |
| 6.4.2 西城区网络结构的现状及优化研究 |
| 6.4.3 海淀区网络结构的现状及优化研究 |
| 6.4.4 朝阳区网络结构的现状及优化研究 |
| 6.4.5 丰台区网络结构的现状及优化研究 |
| 6.4.6 石景山区网络结构的现状及优化研究 |
| 6.4.7 各行政区之间的比较研究 |
| 6.5 小结 |
| 6.5.1 现状特征 |
| 6.5.2 优化途径 |
| 6.5.3 优化建议 |
| 7 生态系统服务导向下功能引导策略研究 |
| 7.1 生态系统服务的分布特征 |
| 7.1.1 调节服务分布特征 |
| 7.1.2 支持服务分布特征 |
| 7.1.3 社会与文化服务分布特征 |
| 7.1.4 各功能区的主导服务类型 |
| 7.2 生态系统服务导向下的功能引导策略 |
| 7.2.1 以社会与文化服务保护控制为主的区域 |
| 7.2.2 以综合服务协同发展为主的区域 |
| 7.2.3 以调节和支持服务保障升为主的区域 |
| 7.3 小结 |
| 8 结论和余论 |
| 8.1 结论 |
| 8.1.1 生态系统服务导向下城市绿色空间的优化思路 |
| 8.1.2 北京市中心城区绿色空间具有数量结构差异和空间梯度分异特点 |
| 8.1.3 合理调整要素数量结构是高绿色空间综合效益的重要手段 |
| 8.1.4 构建功能性连接网络是保护生态安全维持系统稳定的有效途径 |
| 8.1.5 制定功能引导策略是保证主导服务高效发挥的重要方式 |
| 8.2 创新点 |
| 8.3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获得成果目录 |
| 致谢 |
（4）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概述 |
| 第一章 朱村早期的自然生态和社会历史 |
| 第一节 村落形成与对外联系 |
| 一、傍水而居的生态地理 |
| 二、自然灾害与宗族迁居 |
| 三、经济地理空间 |
| 四、婚姻圈与社会交往 |
| 第二节 文化背景与社会变革 |
| 一、科举传统与文化教育 |
| 二、中共党组织的建立 |
| 三、土改与朱村权力结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集体化与朱村的人口家庭变迁 |
| 第一节 人地冲突与调整 |
| 一、人口增长与人地失衡 |
| 二、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影响 |
| 三、人地冲突与人口外迁 |
| 第二节 人口增长与家庭制度的变迁 |
| 一、家庭规模变化 |
| 二、核心家庭趋向 |
| 三、家庭周期与经济负担 |
| 第三节 家庭困境及其应对 |
| 一、合作化前的家庭经济 |
| 二、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 |
| 三、人民公社时期的家庭收入 |
| 四、灾荒与家庭经济生活 |
| 小结 |
| 第三章 集体财产与家庭经济 |
| 第一节 集体财产与家庭财产 |
| 一、合作社与生产资料的集体化 |
| 二、“大跃进”与资产的“再集体化” |
| 三、核算单位变更与资产下放 |
| 四、农村改革与资产分配 |
| 第二节 超支借款与家庭经济 |
| 一、集体化与超支欠款 |
| 二、借款与经济依赖 |
| 三、欠款问题的解决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家、乡村与公共权力 |
| 第一节 组织与管理者 |
| 一、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 |
| 二、主要干部的新陈代谢 |
| 三、家族关系的强化 |
| 第二节 制度建设与权力制约 |
| 一、“四清”与财务整顿 |
| 二、整党与队伍净化 |
| 三、民主理财与政治、经济路线的监督 |
| 四、双向表达与“向下”的权力 |
| 第三节 公共权力与乡村秩序 |
| 一、“看青”与社会管理空间 |
| 二、多维利益与“公”“私”界限 |
| 三、围绕公共食堂的利益冲突 |
| 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变迁中的乡村理性 |
| 第一节 农业种植的有限自主 |
| 一、生产计划中的国家与乡村 |
| 二、计划中的“反行为”视角 |
| 三、种植结构的人为因素 |
| 第二节 劳动力分配 |
| 一、合作化与劳动定额 |
| 二、劳动报酬与“退社”风波 |
| 三、公社时期的劳动管理 |
| 四、集体经济与联产承包 |
| 第三节 劳动力、机械化与集体经营 |
| 一、集体经营与密集型生产 |
| 二、六七十年代的机械化发展 |
| 三、剩余劳动力与副业生产 |
| 第四节 土地、水利与作为共同体的乡村 |
| 一、土地登记与地权集中 |
| 二、水利占地与林业发展 |
| 三、维权与共同行动 |
| 小结 |
| 结语: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
| 一、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 |
| 二、集体行为的经济理性 |
| 附录 |
| 附录一 《庭训琐言》 |
| 附录二 常胜社部分社员土地股金登记表(1955年) |
| 附录三 金星社固定财产投资表(1955年) |
| 附录四 朱村固定财产统计表(1975年) |
| 附录五 部分朱村人口迁出表(1940-1963年) |
| 附录六 部分家庭土地、住宅情况表(1952年) |
| 附录七 部分家庭户口统计表(1958年) |
| 附录八 阶级家庭阶级成分统计表(1966年) |
| 附录九 部分家庭土地收入表(1953年) |
| 附录十 朱村劳动致富登记表(部分)(1983年) |
| 附录十一 小麦、地瓜劳动定额分类表 |
| 附录十二 朱村主要粮食作物面积表(集体经营)(1958—1977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政策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1.3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与目的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研究目的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2 农业风险与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3 政策性农业保险与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核心概念界定 |
| 1.4.1 贫困及贫困脆弱性 |
| 1.4.2 缓解贫困脆弱性:与脱贫、扶贫的比较 |
| 1.4.3 政策性农业保险 |
| 1.4.4 机理 |
| 1.4.5 功效:功能+效应 |
| 1.5 研究问题、思路及内容 |
| 1.5.1 研究问题及研究边界限定 |
| 1.5.2 研究思路 |
| 1.5.3 研究框架及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创新与不足 |
| 1.7.1 创新之处 |
| 1.7.2 不足之处 |
| 2.相关理论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 |
| 2.1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贫困脆弱性的相关理论 |
| 2.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相关理论 |
| 2.1.2 贫困脆弱性的相关理论 |
| 2.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相关理论 |
| 2.2.1 效用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 |
| 2.2.2 模型的求解工具:马尔可夫过程 |
| 2.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 |
| 2.3.1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生成机理 |
| 2.3.2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演化机理 |
| 2.3.3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缓解机理 |
| 2.4 本章小结 |
| 3.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及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实践启示 |
| 3.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 |
| 3.1.1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农业保险的制度变迁:1982-1992年 |
| 3.1.2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农业保险的制度变迁:1992-2003年 |
| 3.1.3 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确立与变迁:2004年至今 |
| 3.1.4 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演进中的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 |
| 3.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多层面分析 |
| 3.2.1 农业风险冲击下的贫困脆弱性及其成因 |
| 3.2.2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供给和需求层面 |
| 3.2.3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收入和消费层面 |
| 3.2.4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风险保障层面 |
| 3.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典型案例:中国实践 |
| 3.3.1 “金融扶贫,保险先行”的河北省“阜平模式” |
| 3.3.2 “精准滴灌”的甘肃省农业保险扶贫模式 |
| 3.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典型案例:国际实践 |
| 3.4.1 基于减贫目标的印度农业保险政策 |
| 3.4.2 巴西农业保险制度及其经验 |
| 3.5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中外实践的启示借鉴 |
| 3.5.1 制度体系和政策支持较为健全 |
| 3.5.2 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通力协作 |
| 3.5.3 保险产品供给和配套措施完备 |
| 3.6 本章小结 |
| 4.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及因素 |
| 4.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职能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 |
| 4.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职能 |
| 4.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风险保障功效 |
| 4.1.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其他功效 |
| 4.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影响因素:供给层面 |
| 4.2.1 宏观供给层面的影响因素 |
| 4.2.2 微观供给层面的影响因素 |
| 4.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影响因素:需求层面 |
| 4.3.1 农业风险损失产生农业保险需求意愿 |
| 4.3.2 农业收入增加提高农业保险购买能力 |
| 4.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制约因素 |
| 4.4.1 政府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4.2 保险机构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4.3 贫困农户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5 本章小结 |
| 5.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临界点及传导机制 |
| 5.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 |
| 5.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边际效用 |
| 5.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需求收入弹性 |
| 5.1.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
| 5.1.4 不确定条件下的期望效用 |
| 5.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临界点:门槛效应 |
| 5.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 |
| 5.3.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收入效应 |
| 5.3.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消费效应 |
| 5.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 |
| 5.4.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经济增长 |
| 5.4.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收入分配 |
| 5.5 本章小结 |
| 6.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理论模型及数值模拟 |
| 6.1 相关模型比较及选择 |
| 6.1.1 模型比较 |
| 6.1.2 模型选择 |
| 6.2 理论模型构建 |
| 6.2.1 基本模型 |
| 6.2.2 引入农业风险冲击 |
| 6.2.3 引入农业保险 |
| 6.2.4 引入不足额保险 |
| 6.2.5 引入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
| 6.2.6 陷入贫困的概率 |
| 6.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用的数值模拟 |
| 6.3.1 相关参数校准及函数假定 |
| 6.3.2 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3 赔偿比例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4 不足额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5 保费补贴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7.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 |
| 7.1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7.1.1 基于农户资产的贫困脆弱性测度模型 |
| 7.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评估模型 |
| 7.1.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7.2 农户贫困脆弱性测度 |
| 7.2.1 收入期望和方差的FGLS估计 |
| 7.2.2 贫困线的确定 |
| 7.2.3 农户贫困脆弱性的估计结果 |
| 7.3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7.3.1 变量的相关关系 |
| 7.3.2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7.3.3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渠道 |
| 7.4 本章小结 |
| 8.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
| 8.1 门槛效应的经济学解释 |
| 8.2 门槛回归模型的基本理论及选择依据 |
| 8.2.1 门槛回归模型的基本理论 |
| 8.2.2 门槛模型选择依据 |
| 8.3 解释变量、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
| 8.3.1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 8.3.2 模型设定 |
| 8.4 门槛效应存在性检验 |
| 8.5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的实证分析:整体样本回归 |
| 8.5.1 保费收入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5.2 保费补贴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5.3 保险赔偿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6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的实证分析:分组样本回归 |
| 8.6.1 样本分组依据 |
| 8.6.2 低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6.3 中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6.4 高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7 本章小结 |
| 9.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建议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6）中国城市树种多样性评价及树种规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城市森林的功能 |
| 1.2 城市树种多样性的重要性 |
| 1.3 城市森林树种多样性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
| 1.4 城市绿化中树种规划方法研究现状 |
| 1.5 现有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
| 2 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 |
| 2.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2.2 研究内容 |
| 2.3 研究技术路线 |
| 3 中国城市树种多样性格局及影响因素 |
| 3.1 研究区域与方法 |
| 3.1.1 研究区域 |
| 3.1.2 多样性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方法 |
| 3.2 结果与讨论 |
| 3.2.1 中国城市树种种类丰富度 |
| 3.2.2 城市不同土地利用上的树种丰富度 |
| 3.2.3 中国城市树种组成的合理性分析 |
| 3.2.4 与自然分布的树种多样性对比 |
| 3.2.5 城市间树木种类组成相似度及影响因素 |
| 3.3 小结 |
| 4 中国城市树种规划研究 |
| 4.1 研究区域与方法 |
| 4.1.1 研究区域 |
| 4.1.2 树种规划方法 |
| 4.2 结果与讨论 |
| 4.2.1 自然干扰对树种的影响结果 |
| 4.2.2 中国城市树种规划结果 |
| 4.3 小结 |
| 5 城市树种规划——以北京为例 |
| 5.1 研究区域与方法 |
| 5.1.1 研究区域 |
| 5.1.2 研究方法 |
| 5.2 结果与讨论 |
| 5.2.1 北京城市树种现状 |
| 5.2.2 北京城市潜在可用树种 |
| 5.3 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 6.2 论文创新点 |
| 6.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 中国城市绿化树种调查文献目录 |
| 附录B 北京城市树种多样性调查表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获得成果目录 |
| 致谢 |
（7）基于系统动力学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影响机制与优化策略研究 ——以溧阳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进展 |
| 1.3.2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影响机制研究进展 |
| 1.3.3 森林发展仿真模拟研究进展 |
| 1.3.4 森林发展优化研究进展 |
| 1.3.5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及技术方法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系统动力学理论 |
| 2.1.2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理论 |
| 2.2 技术方法 |
| 2.2.1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发展的仿真方法——系统动力学 |
| 2.2.1.1 系统动力学及系统仿真法 |
| 2.2.1.2 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 |
| 2.2.2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方法 |
| 2.2.2.1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指标 |
| 2.2.2.2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 |
| 2.2.3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影响机制分析方法 |
| 2.2.3.1 相关分析法 |
| 2.2.3.2 主成分分析方法 |
| 2.2.3.3 回归分析方法 |
| 第三章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处理 |
| 3.1 研究区概况 |
| 3.1.1 研究位置及范围 |
| 3.1.2 自然环境概况 |
| 3.1.3 社会经济概况 |
| 3.1.4 森林概况 |
| 3.1.4.1 森林发展概况 |
| 3.1.4.2 森林资源特点 |
| 3.1.4.3 森林发展存在的问题 |
| 3.1.5 森林生态环境建设概况 |
| 3.2 研究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指标体系 |
| 3.2.1 涵养水源 |
| 3.2.2 保育土壤 |
| 3.2.3 固碳释氧 |
| 3.2.4 营养物质循环 |
| 3.2.5 净化大气 |
| 3.2.6 生物多样性保护 |
| 3.2.7 林副产品 |
| 3.3 研究区数据收集处理 |
| 3.3.1 遥感数据收集处理 |
| 3.3.2 非遥感数据收集及处理 |
| 3.3.2.1 土地利用数据 |
| 3.3.2.2 森林数据 |
| 3.3.2.3 社会经济数据 |
| 3.3.2.4 实地调研数据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溧阳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及变化分析 |
| 4.1 溧阳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 |
| 4.1.1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实物量评价 |
| 4.1.2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评价 |
| 4.2 溧阳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分析 |
| 4.2.1 森林生态系统各项服务价值变化分析 |
| 4.2.2 各森林类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分析 |
| 4.2.3 森林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服务价值变化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溧阳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影响机制分析及仿真模型构建 |
| 5.1 影响因子的确定 |
| 5.1.1 影响因子的识别 |
| 5.1.1.1 城镇化建设 |
| 5.1.1.2 产业经济发展 |
| 5.1.1.3 政策规划 |
| 5.1.1.4 识别影响因子 |
| 5.1.2 影响因子的确定 |
| 5.2 影响因子间的相关关系分析 |
| 5.3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的影响机制分析 |
| 5.3.1 影响因子的主成分分析 |
| 5.3.2 影响因子主成分模型拟合 |
| 5.3.3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影响机制分析 |
| 5.3.3.1 森林类型结构的回归分析 |
| 5.3.3.2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回归分析 |
| 5.4 溧阳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仿真模型构建 |
| 5.4.1 仿真模型框架构建 |
| 5.4.2 仿真模型反馈机制构建 |
| 5.4.2.1 因果关系设计 |
| 5.4.2.2 系统流程设计 |
| 5.4.3 仿真模型数学参数构建 |
| 5.4.3.1 影响机制参数构建 |
| 5.4.3.2 过程参数构建 |
| 5.4.4 仿真模型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溧阳市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仿真预测及优化策略研究 |
| 6.1 多情景下溧阳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仿真预测 |
| 6.1.1 溧阳森林发展模拟情景设置 |
| 6.1.1.1 自然发展情景 |
| 6.1.1.2 森林保护情景 |
| 6.1.1.3 森林开发情景 |
| 6.1.2 多情景下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实物量仿真预测 |
| 6.1.3 多情景下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仿真预测 |
| 6.2 多情景下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发展趋势 |
| 6.2.1 多情景下的各林型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发展趋势 |
| 6.2.2 多情景下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发展趋势 |
| 6.2.3 多情景下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发展趋势 |
| 6.3 溧阳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发展存在的问题 |
| 6.3.1 森林储备面积不足 |
| 6.3.2 森林类型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
| 6.3.3 森林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
| 6.4 溧阳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优化目标及原则 |
| 6.4.1 优化目标 |
| 6.4.2 优化原则 |
| 6.5 溧阳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优化策略 |
| 6.5.1 加强生态管控 |
| 6.5.2 长期保护森林生态系统健康 |
| 6.5.3 短期开发森林促进经济产出 |
| 6.5.4 加强景观风貌塑造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主要创新点 |
| 7.2.1 基于影响机制构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仿真模型 |
| 7.2.2 立足于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模拟预测提出优化策略 |
| 7.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8）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动态 |
| 三、相关概念的阐释和研究方法 |
| 四、资料来源和研究框架 |
| 五、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政治背景 |
| 第二节 经济背景 |
| 第三节 历史背景 |
| 第四节 自然背景 |
| 第二章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内涵 |
| 第二节 建设时段的划分方式 |
| 第三节 苏北沿海防护林的建设阶段 |
| 第四节 江苏的主要林业机构及其成果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前的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 |
| 第一节 探索准备阶段 |
| 第二节 初步成型阶段 |
| 第三节 迟滞发育阶段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后的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 |
| 第一节 恢复发展阶段 |
| 第二节 快速发展阶段 |
| 第三节 完善提高阶段 |
| 第五章 苏北沿海造林的特点及动因 |
| 第一节 造林特点 |
| 第二节 动因分析 |
| 第六章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功效、问题与建议 |
| 第一节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多重功效 |
| 第二节 苏北沿海防护林系的存在问题 |
| 第三节 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
| 结语 |
| 附录 |
| 案例一 苏北沿海林地增加对区域气候的影响 |
| 案例二: 苏北沿海地区林地面积的明显增加 |
| 案例三: 苏北沿海地区森林覆盖率明显提升 |
| 案例四: 苏北沿海地区海洋环境质量有所改善 |
| 案例五: 苏北沿海气候变化趋势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某粗铅冶炼企业第三轮清洁生产审核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清洁生产 |
| 1.1.1 清洁生产的产生 |
| 1.1.2 清洁生产的定义 |
| 1.1.3 清洁生产的意义 |
| 1.2 清洁生产审核 |
| 1.2.1 清洁生产审核的定义 |
| 1.2.2 清洁生产审核的思路 |
| 1.2.3 清洁生产审核的程序 |
| 1.2.4 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的意义 |
| 1.3 国内外清洁生产进展 |
| 1.3.1 国际清洁生产的发展 |
| 1.3.2 我国清洁生产的发展 |
| 1.4 研究背景、目的和内容 |
| 1.4.1 研究背景 |
| 1.4.2 粗铅冶炼行业清洁生产研究现状 |
| 1.4.3 研究目的和主要内容 |
| 第二章 A企业清洁生产机会研究 |
| 2.1 A企业概况及生产工艺 |
| 2.1.1 企业概况 |
| 2.1.2 企业生产工艺流程 |
| 2.2 A企业第一轮、第二轮清洁生产工作回顾 |
| 2.2.1 企业第一轮清洁生产工作回顾 |
| 2.2.2 企业第二轮清洁生产工作回顾 |
| 2.2.3 企业开展第三轮清洁生产审核背景 |
| 2.3 A企业生产情况及环境保护状况 |
| 2.3.1 产品产量分析 |
| 2.3.2 主要原辅材料消耗情况分析 |
| 2.3.3 主要水资源消耗情况分析 |
| 2.3.4 主要能源消耗情况分析 |
| 2.3.5 主要设备分析 |
| 2.3.6 企业污染物排放及利用情况分析 |
| 2.3.7 企业环境管理现状 |
| 2.4 A企业清洁生产水平评估 |
| 2.4.1 粗铅冶炼行业清洁生产标准指标比对及清洁生产水平分析 |
| 2.4.2 产业政策分析 |
| 2.4.3 通过对企业生产调研后清洁生产机会的分析 |
| 2.4.4 确立审核重点 |
| 2.4.5 企业清洁生产目标的设置 |
| 2.4.6 提出明显易见的方案 |
| 2.5 底吹炉车间与侧吹炉车间概况 |
| 2.6 底吹炉车间与侧吹炉车间的平衡分析 |
| 2.6.1 物料输入输出物流的测定 |
| 2.6.2 底吹炉车间和侧吹炉车间物料平衡、硫平衡、能源审核分析 |
| 2.6.3 审核阶段清洁生产方案 |
| 2.7 小结 |
| 第三章 A企业清洁生产方案与中/高费方案的可行性研究 |
| 3.1 清洁生产方案的提出与筛选 |
| 3.1.1 清洁生产方案的提出 |
| 3.1.2 清洁生产方案的初步筛选 |
| 3.2 中/高费方案的可行性分析 |
| 3.2.1 方案F2-1“通风收尘改造”的可行性分析 |
| 3.2.2 方案F2-2“烟气脱硫系统改造”可行性分析 |
| 3.2.3 方案F2-3“环保排烟收尘系统改造”可行性分析 |
| 3.2.4 方案F2-4“固态粗铅产品改液态粗铅产品”可行性分析 |
| 3.3 小结 |
| 第四章 清洁生产方案实施效果及清洁生产审核方法探析 |
| 4.1 A企业清洁生产方案实施情况分析 |
| 4.2 清洁生产方案实施效果与设置目标对比 |
| 4.3 粗铅冶炼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方法探析 |
| 4.3.1 对企业全过程的生产、消耗、排污情况进行分析,评估企业清洁生产机会 |
| 4.3.2 以数据为基础,加强平衡分析 |
| 4.3.3 铅锌冶炼企业在清洁生产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3.4 持续开展清洁生产审核,促进企业清洁生产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 5.1 结论 |
| 5.2 创新点 |
| 5.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回顾 |
| (一) 史料与史料学的研究 |
| (二) 中国环境史史料的研究 |
| 三、基本写作思路和框架 |
| 四、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五、文中相关概念的解释 |
| (一) 史料与史料学 |
| (二) 环境史史料与中国环境史史料学 |
| (三) 口述史料与口述史学 |
| (四) 实物史料 |
| (五) 图像史料与图像史学 |
| (六) 域外文献 |
| 上篇 |
| 第一章 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研究对象、主题、方法和学科任务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主题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二节 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学科任务 |
| 第二章 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
| 第一节 与文献学的关系 |
| 第二节 与自然科学、人类学、民族史、图像史学等学科的关系 |
| 第三章 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
| 第一节 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可能性和基础 |
| 第二节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必要性 |
| 第四章 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来源、类型和特点 |
| 第一节 中国环境史史料来源 |
| 第二节 中国环境史史料的类型和特点 |
| 第五章 中国环境史史料搜集整理概论 |
| 第一节 中国环境史史料搜集整理面临的困难 |
| 第二节 搜集整理中国环境史史料应有的心态 |
| 第三节 搜集整理中国环境史史料的基本方法与途径 |
| 第四节 从事搜集整理中国环境史史料应有之准备 |
| 第六章 经史子集文献中的环境史史料概论 |
| 第一节 经部文献中的环境信息 |
| 第二节 史部文献中的环境信息 |
| 第三节 子部文献中的环境信息 |
| 第四节 集部文献中的环境信息 |
| 第五节 经史子集文献中环境信息的搜集整理与利用 |
| 中篇 |
| 第七章 正史中的环境史史料概论 |
| 第一节 正史中的环境史史料及其价值 |
| 第二节 正史中的环境史史料特点及其搜集利用 |
| 第八章 地方志中的环境史史料及其搜集利用 |
| 第一节 地方志中的环境信息及其价值 |
| 第二节 地方志中环境史史料的特点和局限 |
| 第三节 地方志中环境史史料的搜集与解读利用 |
| 第九章 实录与档案中的环境史史料概论 |
| 第一节 实录中的环境史史料价值及其搜集利用 |
| 一、实录中的环境史史料价值 |
| 二、实录中环境信息的搜集利用 |
| 第二节 档案中的环境史史料 |
| 一、档案中的环境信息及其价值 |
| 二、档案中环境史史料的搜集与利用 |
| 第十章 中国口述环境史料概论 |
| 第一节 中国的口述传统和口述史料遗存 |
| 第二节 口述史料中的环境信息与价值 |
| 第三节 中国口述环境史史料的特点 |
| 第四节 中国口述环境史史料的搜集整理途径 |
| 第五节 口述史料中环境信息的提取和征实 |
| 第十一章 实物史料中的环境信息与利用途径概论 |
| 第一节 实物史料中的环境信息与价值 |
| 第二节 实物史料在环境史研究中的利用途径 |
| 第十二章 图像史料中的环境信息与搜集解读概论 |
| 第一节 图像史料中的环境信息及其价值 |
| 第二节 图像史料的搜集与解读 |
| 下篇 |
| 第十三章 几种特殊的环境史史料概论 |
| 第一节 书信、报刊与文史资料 |
| 第二节 田野调查资料与自然科学观测试验数据 |
| 第三节 日记 |
| 第四节 域外文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四、河南林业科技2003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北京市建成区绿地植物潜在年耗水量估算[D]. 周扬. 北京林业大学, 2020(02)
- [2]基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的北京昌平区绿色空间格局优化研究[D]. 倪永薇. 北京林业大学, 2020(02)
- [3]生态系统服务导向下北京市中心城区绿色空间的现状及优化研究[D]. 王博娅. 北京林业大学, 2020
- [4]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D]. 黄润青. 山东大学, 2020(09)
- [5]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D]. 徐婷婷.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6]中国城市树种多样性评价及树种规划研究[D]. 闫蓬勃. 北京林业大学, 2019(04)
- [7]基于系统动力学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影响机制与优化策略研究 ——以溧阳市为例[D]. 王之峥. 苏州科技大学, 2019(01)
- [8]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D]. 亓军红. 南京农业大学, 2019(08)
- [9]某粗铅冶炼企业第三轮清洁生产审核实践研究[D]. 李辉.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19(01)
- [10]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D]. 李明奎. 云南大学, 20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