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萤火虫窗》中的不朽爱情及其文化心理原型

一、《萤窗异草》中的人仙恋及其文化心理原型（论文文献综述）

瞿丽莎^[1]（2020）在《明清笔记小说“发墓”故事研究》文中指出发墓,是构成墓葬文化中的一个小的情节结构,这一情节结构一般在文本中独立存在。发墓,也称之为“发冢”。可以说,一部丧葬史,也是一部发冢史。本文主要探究明清笔记小说中的“发墓”故事情节,对其故事范型进行分类整理论述,并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分析,这对于研究明清墓葬文化内涵及其文人的文化心理都有一定的意义。全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分别讨论“发墓”故事的分类与分布,对其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及其“发墓”故事的多维分类、“发墓”故事的虚实空间构造、及其“发墓”故事的文化意蕴。力求对明清笔记小说中所涉及的“发墓”故事情节及其相关内容进行深入且客观的研究。绪论部分主要从研究缘起、对象、现状、方法及意义来论述。第一章论述明清笔记小说中的“发墓”故事概述。这一章节是极其重要的,对于明清笔记小说文献的梳理,能更有效地对全文进行论述。明清笔记小说数量颇多,所涉及的内容也不一样,也就导致了发墓故事的分类亦是存在多样化的,但有些故事内容情节大体是相似的,对此可归为一类,对于这样的分类,笔者主要分为两大类:有意发墓与无意发墓。为了使读者更加了解到笔者所做的这一研究,对此,在梳理文献的过程中,也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类,如:发墓二葬、发墓复生、发墓取材、发墓取财、发墓求雨、误发墓、发墓受报、发墓奸尸、发墓报仇等内容。第二章论述明清笔记小说“发墓”故事的情节范型。此章节主要从:“发墓动机”、“发墓复生”、“发墓受报”、“防发墓措施”这四个叙事情节范型来进行分类探讨,结合文本内容,又将其细致分为多种叙事情节,以此来考察发墓故事的研究价值及其意义所在,并结合明清社会现实、社会制度来进一步、更深入地去分析这些叙事情节。第三章论述明清笔记小说“发墓”故事的虚实空间构造。此章节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通过梳理中国古人的冥界观念,对古人关于“鬼”的认识有了一个认识之后,再来论述明清两代关于鬼神的观念。从而进行论述关于发墓故事中所构造出来的虚实世界,对古人的一个空间概念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第四章论述明清笔记小说“发墓”故事的文化意蕴。此一章节主要是对明清社会生活的一个补充,让读者更能准确清晰地了解明清社会。作为明清笔记小说,其文化因素、文化特质都带有一定的社会因素在里面。主要从:发墓与文化信仰、发墓与民俗生活、发墓与民俗观念三大方面来进行论述。对其中所涉及的儒释道、“人神”“鬼神”信仰,世界观、道德观、社会人生观都有一定的论述。

张洁^[2]（2020）在《《聊斋志异》中的人物命名及其文化意蕴》文中研究表明《聊斋志异》中的人物命名意蕴丰富。本文以《聊斋志异》一书中作者原创的或者虽非原创但经作者加工的人物姓、名、字为研究对象,分析人物姓名的内涵,追溯命名的文化渊源,总结人物命名规律,还原作者创作心理。在此基础上,探讨命名的文化意蕴与人物形象塑造和小说的主题、叙事之间的内在联系。论文分为五章,可归纳为命名的文化研究（第1-3章）和对命名文学意义的研究（第4-5章）两个层面:首先,对人物命名中传统文化因素进行较为细致的梳理和探讨。一是人物命名中的儒家和佛教文化因素。儒家文化要素主要分为嘉德懿行、追慕先王、宗法家族几个层面。人物命名中体现的儒家文化与鲁文化传统、时代、作者成长环境有关,有些寄托作者教化用意。直接以佛教因素为人物命名较少。二是人物命名中的道教文化因素。人物命名中的道家文化主要有自然无为的思想、阴阳五行的思想、仙人的命名以及人物名字中的仙话因素。可以从地方环境、时代影响、作者个人因素对命名缘由加以分析。三是人物命名中体现的民间信仰,主要着眼于精怪命名,对精怪名字中继承和原创的内容进行分析,总结精怪命名在艺术上的表现。总体上精怪的名字、性格、言行与原形特征往往浑然一体,女性精怪的名中多隐含女性特征。其次,对人物命名与形象塑造及主题、叙事的关联性进行研究。一是探讨人物命名和形象塑造的关系,从体现人物风致、书写人物才能、描摹人物外貌、刻画人物性格、名实关系与反讽效果角度加以分析。二是论述人物命名与小说主题和叙事的关系,从揭示小说主题、暗示人物关系、暗示故事的情境或人物命运、推动情节发展、作为关联全文的线索角度进行分析。总体上看,《聊斋志异》的人物命名具有文人性,表现为古雅、含蓄蕴藉、多义性、多功能性、有多种阐释角度,文化内涵丰富,构成了小说人物塑造与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

李阳^[3]（2018）在《《聊斋志异》与《萤窗异草》婚恋故事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中国文言小说史上的巅峰之作,其仿作在清代蔚为大观。长白浩歌子的《萤窗异草》便是其突出代表,作品在诸多方面与《聊斋志异》存在相似和不同。论文主要以两部着作中的婚恋故事为研究对象,从两部着作中的婚恋故事类型、婚恋故事人物形象及婚恋故事艺术成就三方面进行比较,探究两部作品婚恋故事的异同以及婚恋故事相异的原因,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是对《聊斋志异》与《萤窗异草》婚恋故事的类型进行比较。在探究两部着作中人狐恋、人鬼恋、人仙恋故事发展源流的同时,主要从狐妻型、狐报恩型、狐谐型与狐祟型四方面对两部作品中人狐恋故事进行比较,从登门自荐型与路遇入冢型两方面对人鬼恋故事进行比较,从仙女下凡型、凡人遇仙型与凡人成仙型三方面对人仙恋故事进行比较,从自由恋爱型、父母之命型与媒妁之言型三方面对人人恋故事进行比较。第二章是对《聊斋志异》与《萤窗异草》婚恋故事的人物形象进行比较。两部作品的婚恋故事中都塑造了贤妻良母类、巾帼雅媛类和凶悍妒妇类的女性人物形象以及痴情钟情类、薄情负心类的男性人物形象。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可以看出,两位作者都有主张男女爱情自由平等、更加关注女性、符合封建传统礼教以及情欲之爱与知己之爱相结合的婚恋观。不同之处在于蒲松龄表达婚恋观的方式更直接具体,长白浩歌子则比较隐晦含蓄;蒲松龄反对封建婚姻传统的态度比较平和,长白浩歌子反对封建婚姻传统的态度更坚决;蒲松龄对悍妇妒妇的态度比较温和,会给她们改过自新的机会,长白浩歌子的态度则比较激进,悍妇妒妇结局比较凄惨。第三章是对《聊斋志异》与《萤窗异草》婚恋故事的艺术成就进行比较。两书婚恋故事艺术成就的相似之处体现在奇幻与现实的紧密结合以及小说诗化的艺术品格。不同之处是在文体特征上,《聊斋志异》一书而兼二体,《萤窗异草》则是纯粹的传奇小说集;在叙事风格上,《聊斋志异》庄重严肃,《萤窗异草》轻松温和;在叙述重心上,《聊斋志异》偏向塑造人物,《萤窗异草》偏向建构情节。第四章是探析《聊斋志异》与《萤窗异草》婚恋故事相异的原因。蒲松龄与长白浩歌子均有充足的时间创作条件与便利的空间创作条件,但由于蒲松龄的创作动机比较复杂,长白浩歌子创作动机相对单纯;蒲松龄创作目的更多的是寄托孤愤之情,而长白浩歌子的创作目的则更倾向于劝诫讽世。正是因为两位作者在创作条件、创作动机及创作目的上存在差异,因此两部作品在婚恋故事创作上存在异同、各有千秋。

汪垠涛^[4]（2016）在《清乾嘉时期文言小说遇仙故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古代文言小说中的遇仙故事伴随神仙思想产生,并深受道教文化的浸润而发展,在历史的不同时期表现出了不一样的特征。本文在廓清仙及神二者的区别,界定“遇仙”之概念后,注重遇仙小说类型的延续与变迁,在把握遇仙故事的整体结构的同时,立足于遇仙故事的结构要素进行分析,借以窥探遇仙故事小说的时代发展趋向。在结构要素的分析中,本文从“遇的方式”、“遇的对象”、“遇的场景”、“遇的目的”展开。在“遇的方式”中,增设了“设乩请仙”,笔者认为“设乩请仙”的仪式中的人仙对话的关系,实则是一种新的人仙互动模式,对于传统的“遇仙”是一种补充。在“遇的对象”上,本文结合了清代的狐仙信仰,讨论了狐仙在内的“类遇仙”故事的叙事模式,认为“人—狐仙”可作为“人—仙女”关系的变异,在一定程度上,狐仙信仰就是古人对于女仙崇拜的嫁接。在“遇的目的”上,前人多为承袭白话小说遇仙故事的研究结论,认为其过于艳情化,本文例举数例,认为在文言小说遇仙故事中,并非存在“艳情化”的特征。在时代的发展趋向的考察中,本文从道教文化与遇仙小说的关系出发,认为道教在清初的被抑制,出现的发展停滞、颓落状态,是文人在创作遇仙小说时创作动机倾向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请乾嘉时期的遇仙小说在创作动机上呈现出了明显的“去宗教化”的倾向。

徐丽丽^[5]（2015）在《中日古典文学作品中的狐意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动物学意义上的狐，聪明、机警、狡黠、多疑，它们善于居住在土穴和树洞之中，并经常出没于距离人类住所不远的地区。因此，人类对狐并不陌生，反而具有一种亲切感。然而，笔者在本论文中所要讨论的并不仅限于动物学意义上的狐，而是在充分地了解狐的自然生态的基础之上，找出文学作品中的狐与人类思想观念或特性的相似之处，通过类比思维的方式找到二者思想情感的切合点，从而探讨其在中日两国古典文学中的文化属性。文学作品中的狐身上，早已深深地刻上了人类思想的烙印，是已经被逐步地人格化了的狐，在它身上寄托了无数人类的意识情怀，成为了观念的载体。狐作为中日民间宗教信仰广泛崇拜的对象之一，常以变化莫测、神通广大而又颇通人性的形象出现。笔者在大量的文献整理和阅读后发现，“人狐恋”作为一种特殊的婚恋话题，在中日两国的古典作品中尤为显着。婚恋中由于有了“狐”的加入，其向人们所展示的社会意识、文化心理、人与自然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变得更加微妙复杂、更加全面深刻，在中日两国的思想、文化、心理等研究方面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笔者尽可能全面地搜集了中日两国有关“狐”的古典文学作品（中国到清末，日本到江户幕府为止），先从宏观上梳理出“人狐恋”与“非人狐恋”话题的基本情况，从而把握两国狐文学的基本模式，然后探讨二者形成的社会及心理原因，认识“人狐恋”与“非人狐恋”话题背后的本质，从而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最终达到揭示中日两国特定的文化内涵的目的。本论文共分为五个章节，具体内容如下所示：第一章由四个小节构成。第一节主要是从自然生态的角度介绍了狐的基本属性，如狐的外貌特征、种类、分布等，也特别地将狐与狸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区别；第二节则以图腾狐为出发点，概括总结了全世界范围内各国民间故事及文学作品中的狐意象；第三节与第四节则是以中日两国的狐信仰的起源、发展和演变为研究对象，分别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狐信仰源于中国，后远渡重洋传入日本，在日本又经历了与日本本土的蛇信仰相互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成为日本国民广泛推崇的民间信仰的过程，这些内容在第三节与第四节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第二章是由三个小节构成的。笔者在第一节中分别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对“异物婚恋故事”进行了界定，指出本论文由于是以“人与狐”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因此取其“狭义”，即以人与动物以及由动物衍生出的神异身份之间的异物婚恋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第二节中主要论述了异物婚恋故事所产生的原因，笔者分别从“万物有灵”观念、原始先民的“图腾崇拜”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同时揭示了异物婚恋故事中所体现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及“人类社会征服与被征服的性关系与性意识”等本质性问题；而第三节中则是以“异物婚恋故事的类型”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此项研究笔者主要选取了德国学者艾伯华着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丁乃通着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以及日本民俗学家关敬吾着的《日本昔话集成》作为依据，分别从类型、数量、故事梗概和地域分布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并最终以表格的方式呈现出来。第三章是本论文中分量最重的一章，它是由五个小节构成的。笔者在本章中以人狐恋故事中的“狐妻型”作为研究对象，将中日两国存在“人狐恋”情节的文学作品纳入研究范围之内，从作品的核心情节如报恩、复仇等骨架部分所表达的内容为根本出发点，又将“狐妻型”故事进一步划分为神婚式、圆满式、悲情式、复仇式和淫欲式五种类型，各成一节。笔者在每小节中都分别针对中日两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狐意象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对比两国狐意象的相同与不同之处，并探讨其产生的文化根源之所在。第四章主要由两方面内容构成，一是围绕着中国文学作品中狐男的意象特征进行的讨论，其中研究的主要对象既有博学多识的书生狐，也有异物婚恋故事中的“狐郎”等；二是探讨日本文学作品中的狐男意象，以及日本文学作品的异物婚恋故事中为何几乎不存在“狐郎”的原因。中日“人狐恋”故事中的“狐郎型”故事（与“狐妻型”故事相对），由于“狐”的男性形象数量较少且十分琐碎，因此，笔者是将“人狐恋”中的“狐郎型”故事与“非人狐恋”中狐的其他男性形象，如狐博士、狐友、狐父、狐仆等合并在同一个章节之内，再分别进行研究论述的。第五章论述的主要内容是中日非人狐恋故事中的人与狐，笔者分别从“和谐共处的人与狐”和“相互对立的人与狐”这两方面针对中日古典文学作品中“人狐关系”问题进行了举例说明，并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然后又针对“狐与伦理”之间的关系，从伦理学的角度进行了探讨。总而言之，笔者希望通过对中日两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狐意象”的对比研究，来探讨意识形态系统的深层文化，探索中日两国民族文化层面的某些本质性的东西，发现作为同属汉文化圈的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间的“相同”与“相异”之处，最终探求中日两国文学作品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发展、演变的规律，揭示其特定的文化内涵与文化价值。

李欣盈^[6]（2015）在《《萤窗异草》女性形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萤窗异草》是一部优秀的清代文言志怪小说集,自面世以来就一直被视为《聊斋志异》仿作。因此,长期以来它被遗忘在志怪文学的角落里。但拂去几百年的历史尘埃,其珠玉之色依旧闪耀。近年来,《萤窗异草》的高超的艺术成就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们的关注。在小说塑造的诸多艺术形象中,女性形象尤为独特。究其独特之原因,可以说和作者尹庆兰的女性观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作者独特的女性观的形成则是作者个人经历与明末清初思想解放潮流双重因素影响下的结果。作者塑造的这些女性形象一方面各具特色、熠熠生辉令人印象深刻,另一方面这些女性形象也寄寓了作者进步的思想,如对宗教禁欲修行的抵制,对女性的才能与权利的尊重,对传统的女性气质的颠覆,对世俗的婚恋模式的超越,对封建女德逐渐内化的现象的揭露,以及对女性丧失主体性而导致的悲剧的抨击等。除了超越时代的思想价值,《萤窗异草》还具有高超的艺术水准,尤其是对凡女形象独具匠心的刻画,有的甚至超越了《聊斋志异》的同类篇章。然而,尽管高超的艺术价值和进步的思想内涵使得《萤窗异草》成为一部具有恒久价值的作品,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时代的限制,作为封建文人的尹庆兰免不了受到一些陈腐落后观念的影响,这些父权制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思想观念也在作品的部分篇章中得到了直接或者间接的反映。尤其是一些作品呈现出来的男性中心文化的审美期待与两极化的创作倾向,以及严重的封建女德说教色彩和强烈的“厌女症”倾向等在今天看来都是必须予以批判的。

龚晓^[7]（2015）在《清代文言小说中的城市书写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选取成书于鸦片战争前的清代文言小说为研究文本,在尽可能穷尽地阅读相关文言小说并发掘大量文本材料的基础上,笔者结合学术界相关既有研究成果,对清代文言小说中的城市书写进行较为全面地探究。全文分为引言、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引言部分交代了论文的研究缘起、研究对象,以综述的形式对相关的既有研究成果作简单论述。正文分为五章,首章关注城市的地域空间,从动静两个视角入手来探讨城市的内部组成和外部联系,从空间的角度阐述它们在小说中的功能。第二章聚焦于商业,从商业环境、商业活动以及商业道德三个角度来探究城市商业活动的发展以及文人对“商”的态度变化,以揭示相关小说的立意。第三章从文化活动入手,分析小说中展现出的城市文化雅俗交融的现象,借由城市间、城乡间以及民族间三个层面上的比较来分析小说家在创作时所存在的对自我文化认同以及对外地文化排斥的心理。第四章主要分析了文言小说中有关城市建设与管理方面的内容,从传统的儒家学说角度,研究官方和民间对城市的管理,阐述蕴含在其中的深层文化底蕴。最后一章采用“形象论”研究法,以“人”为中心,重点关注城市中的女性、城漂者、义盗、侠客这几类形象。从城市背景下的各类人伦矛盾入手,展现人性的复杂性。

张艳^[8]（2014）在《中国三大神话母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还有,绪论的第一句话应该是报告选题,告知本论文的题目,拟研究神话中的三大母题。母题是叙事文学中最小的情节结构,这一架构可以在文本中独立存在,也能在各种文体或文化产品中重新组合以再现。母题的流传有其内在的规律,母题的传承和积淀亦会受到经济、宗教、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对母题进行系统的挖掘和研究,按照文学史的线索对这些母题的结构特征和不同时期的变形置换进行归纳整理,可以见出母题作为一个简单却恒定的结构,其本质体现的是民族共同文化心理,而其形态在不同时代出现的移位与置换,背后所表现的则是时代的特色和文学发展的趋向。对母题的追溯可以上至神话。神话作为人类早期的意识结晶,此后更扩展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意识,因此,神话母题不仅对后世文学特别是叙事文学的产生、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且蕴涵着丰富的民族精神。许多神话母题都具有原型意义和分析价值,故而本文选择中国神话母题作为研究的对象。论文的绪论部分首先对母题的定义等基本问题作出论述,以期在方法论的指导下,对单个母题的分别研究进行归类分析；其次通过对母题与原型、主题、意象等相近概念的辨异,进一步对母题概念加以规范；此外,在对定义进行界定和辨析的同时,并有着理论上的简述,如阐释神话母题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等；分析母题的客观性、组合性等基本特征,这些表述不仅使得文章更加具备层次,且使研究显得更为全面系统。本文的每一章节即是对一个母题的分析。本文选择了中国神话中人神遇合、异类幻化、死而复生三个母题为研究对象,力求在对材料的占有基础上认识这些母题的形态特征、推衍变化及其文化成因,希望能够因此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和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以便我们能够以更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国文化乃至人类文化的发展。就每一章的内容而言,先是按照先秦、汉魏、唐宋等时间的顺序分为若干节。每一节的内容大致又包括三部分：首先是就文本的内容进行梳理,把握这一古老的情节结构在每个阶段里所涵盖、表述的内容；其次是在对文本的内容和情节的衍化进行归类、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情节的呈现特征和变化特点；最后我们就这些材料分析和特征总结展开深入的探索,揭示其背后的文化成因。本文的第一章节就人神遇合这一母题展开探讨,人神遇合母题源于原始生殖、祭祀仪式,然而这这一母题所具有的原始宗教和信仰的意义很快被精神性的追求所掩盖,人神遇合的情节开始成为人类表达主体意识和宗教理想的载体。而随着人神遇合的故事里原始意义的隐退,人神遇合的情节框架里,人仙遇合、人鬼遇合的情节开始占据更多的比例,而情节内容也更具现实性。在纵向的梳理外,文章还尝试从横向上来分析这一母题的呈现方式,将人神遇合情节分为人神遇合、人仙遇合、人鬼遇合等三种情况。这三种情况的划分并非是绝对的,而是既有平行的展开又有交叉的倾向,如随着时代的演进,神、仙的角色逐渐淡出,而鬼的形象则日渐突出。人鬼故事在明清的盛行更加体现出神秘意识的减少,几乎全部都体现为社会意识的表达,且是男权社会的意识表达。考察人神遇合故事情节模式的发展,可以窥见这一模式背后的文化深层心理内涵,即这一情节架构的改变体现的是宗教色彩的淡化和世俗化社会的全面确立。本文的第二章节就异类幻化这一母题展开分析,首先对神话中精卫、瑶姬这些异类幻化的现象进行考证,得出生命形式之间可以互相幻化这一思维方式是原始初民所持的“万物有灵论”的产物,生命形式之间的幻化强调的是生命形式和生命能量的存在。但后世对这一母题的演绎过程中,母题的呈现方式却出现了阶段性的不同,如魏晋和宋明时期,幻化所展现的生命形态逐渐成为情节背景,而幻化这一情节的主要内容则重在表现异类幻化以眩惑人目,并以此来架构社会关系和现实内容。情节架构的重心一旦发生改变必将深刻地影响情节架构的呈现方式以及情节发展的走向,故而幻化这一行为的发生以及发生幻化的角色等都有了很大的改变。而在盛唐、明清文人那里,这一母题的原始意义则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并将之与时代思想相结合,给原始的生命意义填充了更丰厚的内涵,而文化资源的丰富同时也推动了文学手法的进步,因此母题的呈现更加多样化、精致化,如《西游记》中从石头幻化成猴到猴子的七十二变,以及《红楼梦》中设定石头、仙草这一双重幻化情节来互为映衬,既是对文学传统的集成也是古老母题的推陈出新。文学是人的创造,异类幻化这一母题在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下,明显地呈现出文人创作与民间创作不同的精神气质。前者强调异类幻化是生命形式的另一种实现；后者侧重写成人形进入人类社会,与人类合演一幕幕的人间悲喜剧。当然,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传统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有赖于大、小两种传统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以明清文人小说为例,即可以看出大传统（精英文化）和小传统（通俗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两者在各自实现着自身的变化和革新的同时又与对方互补互渗、融合贯通,这种衔接对实现文化的整合具有重要意义。幻化这一情节原本始于原始人类的自然想像,而后随着认知能力的提高,这一叙述情结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在文学作品中更加盛行,这应该归因于人们的自然想象和集体意识的参与、主观审美创造、道德的强化等各种因素的合力,从而才衍生出这丰富的意义空间。论文的第三章是对死而复生这一母题的梳理,复生的情节体现的是初民基于自然循环的认识而产生的生命意识。这一母题在后世的演绎大致呈现为两种情况：一是用这一情节来承载宗教思想和伦理教化；一是以复生的情节为框架来构建艺术情境,借助复生的情节来演绎社会百态、主体情感等。对于前一种情况而言,由于过多地强调理念,故而情节的发展受到了明显的制约,情节的模式化、因袭性都十分突出；而对于后一种情况而言,由于复生的情节多半只是作为框架而出现,故而人们注重的往往是如何进行内容填充,这对于情节框架本身的发展而言并不能有太多的助益。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就这三个母题而言,复生这一母题的生长是最缓慢也是最不健全的。论文的最后部分从母题的形态和内涵两个方面进行总结,总结神话母题的特征,如母题的存在既有着世界的也有着民族的背景；母题的呈现是稳定性的,但也有无序的一面；母题的生长是规律性的,但就中国的叙事文学整体情况而言,母题的成长并不十分完善。在分析母题的呈现及其文化成因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提出这三个母题所体现出的文化上的本质特征：浓厚的道教色彩。道教教义之所以在中国有着有格外深重的影响在于其教义的独特性,如过分地强调“生”之一端,并以此为基点来观察宇宙和人生,故而我们的文学中,对待神、仙的态度归根结底还是以人为中心,而人神关系则多半是对立、相争的；对于女性——无论是神女还是异类幻化的女性,都常持摒弃与拒绝的态度,体现出在生理和心理上对世俗社会的全面迎合；对现实欲求的追求使得人们在面对死亡这一命题时采取“复生”这一用迷信来转移别的迷信的方式。而复活这一设想看起来是对生命的乐观,但在这一乐观的表层之下我们也不能忽略其骨子里带有的悲观和虚无。此外,文章还简要论述了阴阳结构等文化内核中的问题,探讨了中国古典文学、文化的历史演进并指出我们对于传统文化所应有的态度,对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前景做出新的展望。总之,本文是以对神话母题的形态特征作为研究的基础,以文本分析为桥梁,指向的是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规律,这三个层次是依次推进且又密切一体的。我们既借此全面系统地考察了古典文学的母题呈现,也为认识中国古典文学、古典文化展开了新的视角,为今后的文学研究和文化考察作出有意义的借鉴。

邓惟鲁^[9]（2014）在《酷摹《聊斋》，亦有新意 ——论文言小说《萤窗异草》》文中研究指明《萤窗异草》是清代的一部文言志怪小说,作者署名长白浩歌子,但真实身份一直没有定论。全书共3编12卷,收文言小说138篇。作为《聊斋志异》的仿书,它的故事结构、语言风格不仅极力效仿《聊斋》,而且也经常可见作者匠心独运,力求突破之努力。虽然整体的艺术成就不如《聊斋志异》,但有些篇目也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所以它被夸赞为：“酷摹《聊斋》,新颖处骎骎乎升堂入室”。①由于是仿书,《萤窗异草》的价值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前人对此书的研究并不多,且主要集中在对作者及成书年代的考证上,涉及作品主题内容的文章不多,探索书中艺术手法的学者则更少,且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篇专论对此书进行集中介绍。本文正是基于这些空白,试图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对《萤窗异草》这部文言小说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探索。在关于小说成书年代、作者身份、版本流传等方面,主要是介绍前人几种不同的观点,进行分析比较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对小说主题思想、人物形象分类进行更系统更全面的划分,对之前学者研究结果进行补充；而关于小说主要艺术手法的探求则是本文最具创新性的一部分,不仅结合了此前关于书中叙事手法的研究成果,还对其进行大量的开拓补充,又首先对小说诗化艺术品格、人物形象塑造方法等方面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本文分五个章节对《萤窗异草》做了一次比较全面细致的分析。第一章主要介绍前人在该书成书时间及作者身份的几种考证结论,及薛洪先生对其版本流传情况的梳理,对各种观点进行分析比较,章末提出笔者自己的观点,即笔者认为将此书作者定义为乾隆年间的一位无名文士较为合理谨慎。第二章对书中几种比较明显的思想主题进行总结罗列,认为该书的最主要的题材有五种,包括公案题材、家庭伦理题材、劝诫题材、宗教题材及爱情题材。又将个别题材进一步细致化,划分出若干小题材,例如宗教题材即可包含对假神道的揭露和对僧尼失德行为的讽刺。第三章探讨书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将女性形象分为有勇有谋、自强自立,乐于助人、甘于奉献,聪明贤惠、持家有道,才华横溢、不让须眉四大类,又对书中其它一些比较独特的女性形象进行了介绍,如《田一桂》中剽悍蛮横的四娘,和《苑公》中阴险恶毒的奶娘。最后,笔者通过对这些女性形象的总结,探究作者长白浩歌子的女性观,得出的结论是,长白浩歌子的女性观总体来说是进步的,但他又不能完全摆脱封建思想长期的桎梏,所以有时又不自觉的充当封建思想的传声筒,宣传一些腐朽落后的女性观。第四章是本文用力最多的一章,集中探索此书的艺术手法。将书中比较有研究价值的艺术手法分三大类,即诗化的艺术品格、人物形象塑造方法及叙事方法。关于该书的叙事手法,之前已有一些论文有所涉及,本文则在这些论文的基础上,进行了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从叙事结构、叙事时间和叙事视角三个方面将该书的叙事方法进行分析。而关于该书诗化的艺术品格及人物形象塑造方法,前人或是只有片语涉及,或是完全没有关注到,故而这也成为了本文最有创新性的一部分。第五章则是对《萤窗异草》与《聊斋志异》关系的梳理。作为《聊斋志异》成功的仿书,《萤窗异草》不论在思想主题还是艺术手法上都对《聊斋志异》极力模仿,有些篇目甚至已经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但更为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一味模仿,而是努力创新,真正做到了酷摹《聊斋》,亦有新意。综上所述,《萤窗异草》虽是仿书,总体艺术价值也不能与《聊斋》相比肩,但它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在方方面面都闪耀着作者匠心独运的智慧火花,我们应当给它客观公允的评价,看到它本身的文学价值。当然由于笔者才力所限,文章在很多方面的讨论还不够细致深入,还有很大的改正空间,但这并不能掩盖《萤窗异草》作为一部仿书的成功,更不能掩盖它作为一部独立文学作品的自我价值。《萤窗异草》的研究还有许多空白等待后来学者的填补,它也必定会受到后人越来越多的重视。

张宁^[10]（2013）在《清代满族文言小说家及其小说创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代文言小说创作者中,满族小说家足比较特别的群体,不仅在于他们的民族身份,更为重要的,满人在此时期第一次涉足文言小说创作。很多满族文言小说家并不为人所熟知,本论文的一个写作重点就是勾画满族文言小说家的文学创作情况,使人们对这一群体有整体性的了解。清代满族文言小说创作既是中国文言小说史、中国文学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满族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满族文言小的创作学习、借鉴了汉族文言小说的经验,同时,小说家将本民族的民族风俗、民族性格与精神状态触入到作品中，形成独具特色的小说风格。全文主要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陈述本文的选题依据,介绍目前对清代满族文言小说家及其小说作品的研究状况,陈述水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一章对清代满族文言小说家与小说创作进行大致说明,陈述判定小说家民族身份的标准,归纳这些小说家的身份特点。对佟世思、荣誉等个别富有争议的作家逐一甄别。勾画清代满族文言小说发展的内部、外部条件与环境,理顺基本脉络。第二章重点介绍佟世思、纳兰性德、和邦额、庆兰、七十一、福庆、吉珩、昭槤、奕赓、震钧等满族作家的家族、交游与生平,对他们的诗、词、文创作进行大致说明。分析上述作家在上述文体中所阐述的文体思想。第三章介绍《耳书》、《渌水亭杂识》、《夜谭随录》、《萤窗异草》、《异域琐淡》、《志异新编》、《祗可自怡》、《啸亭杂录》、《啸亭续求》、《括谈》与《天咫偶闻》等小说的内容构成、版本、成书时间与历史评价等。第四章重点分析清代满族文言小说所体现出的文本价值。这些小说一方面继承了汉族文言小说创作的主题,另一方面文体现出鲜明的满族民族特色。尤其是后者,从多个角度表现了满人的日常生活、精神世界与民俗文化。同时满族文言小说构建了新型的人狐、人怪关系,这足在继承汉族文言小说传统题材基础上所作的突破创新。满人崇武尚勇的民族性格使满族文言小说作品中有为数不少的战斗场面描写,推而广之,小说家关注到战乱生活下的百姓生活,表现出满人作家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对名噪一时的政治事件,满族文言小说家采取了曲笔直书的方式,于清代的政治环境而言,此举不可不谓大胆。第五章通过满、汉文言小说创作对比,分析满族文言小说家根据阅读视域所选择的小说题材、作品来源以及创作观念,重点关注汉族文言小说创作对满族文言小说创作的影响。清代满族文言小说在审美意识、心理描写、语言艺术等方面均有比较突出的表现,带有明显的民族特色。其小说评点艺术也是在学习仿效汉族文言小说评点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满人进入清代文言小说创作领域后,在题材内容等方面对汉族文言小说创作亦产生影响,袁枚《子不语》中部分篇目内容就来自于和邦额的《夜谭随录》。清代满族文言小说虽有各种不足,但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最明显的就是小说中所反映出的满族民族风情及其对汉族文言小说创作的影响。综合考虑清代满族文言小说发展的外部条件与内部因素,对其做出客观评价是本文的要务,尽力做到不苛求、不拔高。

二、《萤窗异草》中的人仙恋及其文化心理原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萤窗异草》中的人仙恋及其文化心理原型（论文提纲范文）

（1）明清笔记小说“发墓”故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聊斋志异》中的人物命名及其文化意蕴（论文提纲范文）

（3）《聊斋志异》与《萤窗异草》婚恋故事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清乾嘉时期文言小说遇仙故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日古典文学作品中的狐意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萤窗异草》女性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清代文言小说中的城市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三大神话母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酷摹《聊斋》，亦有新意 ——论文言小说《萤窗异草》（论文提纲范文）

（10）清代满族文言小说家及其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萤窗异草》中的人仙恋及其文化心理原型（论文参考文献）

• [1]明清笔记小说“发墓”故事研究[D]. 瞿丽莎.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2]《聊斋志异》中的人物命名及其文化意蕴[D]. 张洁. 西北大学, 2020(07)
• [3]《聊斋志异》与《萤窗异草》婚恋故事比较研究[D]. 李阳. 陕西理工大学, 2018(07)
• [4]清乾嘉时期文言小说遇仙故事研究[D]. 汪垠涛. 四川师范大学, 2016(02)
• [5]中日古典文学作品中的狐意象研究[D]. 徐丽丽. 吉林大学, 2015(08)
• [6]《萤窗异草》女性形象研究[D]. 李欣盈. 中国矿业大学, 2015(03)
• [7]清代文言小说中的城市书写研究[D]. 龚晓. 苏州大学, 2015(02)
• [8]中国三大神话母题研究[D]. 张艳. 山东大学, 2014(11)
• [9]酷摹《聊斋》，亦有新意 ——论文言小说《萤窗异草》[D]. 邓惟鲁. 陕西师范大学, 2014(02)
• [10]清代满族文言小说家及其小说创作研究[D]. 张宁. 南开大学, 20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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