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标准化信息Ⅱ

一、学术论文规范化信息Ⅱ（论文文献综述）

孙冲^[1]（2021）在《人民调解体系化运行研究 ——基于浙北T市的实证调研》文中研究表明人民调解是被誉为“东方之花”的一种纠纷解决制度,在新中国社会治理的历史当中,人民调解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人民调解的短板逐渐显露出来。从组织体系上看,传统人民调解的组织体系过于碎片化,不同的调解组织隶属于不同的行政部门进行管理,处于“多中心”管理的涣散状态之下。这造成组织间的联动性差,调解效率低,调解资源容易被浪费。除此以外,在调解手段和规则体系上,传统人民调解在调解过程中经常使用一些策略性的调解手段,在调解规则的适用上不统一、不规范、缺乏体系性,造成调解结果的差异化明显,人民调解的公平性常常受到外界质疑。因此,传统人民调解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与此同时,法治话语逐渐取代政治话语,成为主导人民调解的话语体系,人民调解的功能、定位和实践形态也都需要随着话语体系的转化而发生转变。在当事人看来,他们需要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纠纷解决机制,而这种纠纷解决机制必定是统一、协作、高效的。在治理者看来,他们需要一种能够对接司法系统、执法系统的专门纠纷解决体系,来分流司法、执法体系当中的纠纷解决压力,满足社会治理的“维稳”需要。此外,地方政府在“法治竞赛”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提升社会法治水平和社会治理能力,需要对纠纷治理机制进行一番改革和创新。因此,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治理者,都有动力推动人民调解的进步,人民调解的体系化运行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产生的。部分地方开始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最具特色的是通过建立两级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的方式使人民调解体系化运行,在人民调解的管理上变“多中心”为“一中心”,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人民调解制度内部组织体系。与此同时,通过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的建立,顺畅人民调解与其它纠纷解决制度之间的衔接与对接机制,便利内外联动,从而使人民调解嵌入到更为广阔的外部纠纷治理体系之中。在体系化运行的过程中,人民调解的调解手段更为法治化和规范化,人民调解的规则体系也更加完善,人民调解逐渐摆脱了“边缘化”和“碎片化”。人民调解纵向体系可以分为“县（市、区）—镇（街）—村（社）”的三级网络,从横向体系上看,村（社）一级包括品牌调解室、村（社）治调主任、网格员等;镇（街）一级主要包括司法所管理的具有综合性质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警调”和“诉调”等附设型人民调解组织;县（市、区）一级包括各类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镇（街）一级的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负责统一调度和管理镇（街）和村（社）两级的人民调解组织和其它解纷职能部门,县（市、区）一级的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则负责统一调度和管理县（市、区）一级的人民调解组织与其它解纷职能部门,各级政法委负责人兼任同级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的领导职位。人民调解的体系化运行过程是在由行政主导的“高位推动”下,运用了对组织结构的调整、对权威体系的整合和对调解组织工作空间的整合三种手段完成的。人民调解通过体系化运行的方式达到了对纠纷分级分类处理的精细化需求,达到确保类似的案件能够得出相似的调解结果的体系化追求。人民调解的这种体系化运行模式与马克斯·韦伯笔下的官僚制如出一辙。人民调解的体系化运行呈现出了层级化与专业化,规范化与司法化,联动常态化和“三调融合”的发展倾向这四个特点。随着人民调解组织层级的提高,其化解纠纷的手段方法和运用的规则体系都与低层级人民调解组织不同。人民调解组织的层级越高,其专业化程度越高,系统的开放性程度越高,规范化与法治化程度也就越高,因此,高层级的人民调解组织更倾向于使用法律作为其调解的规则与手段。此外,人民调解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联动呈现常态化的运行模式,人民调解组织不但与其它纠纷治理组织联动,甚至还嵌入到其它纠纷治理组织的工作之中。特别是在“警调”“诉调”之中,人民调解、司法调解与行政调解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人民调解似乎已经承担了司法与行政的部分纠纷解决功能。人民调解组织体系化运行后,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有一定的不足和问题。积极作用在于人民调解体系化运行能够促进溢出纠纷和剩余纠纷的有效治理,能够既分流纠纷,又确保纠纷解决后续工作能够及时有效地与其它组织机构进行对接。人民调解体系化运行编织起一面纠纷解决的大网,能够结合大数据平台有效排查矛盾纠纷并利用和调动起基层治理资源。最重要的是,人民调解体系化运行改善了人民调解在整个社会矛盾纠纷治理体系当中的定位,改善了人民调解与其它纠纷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并且促进了纠纷治理体系内部权责体系的顺畅。消极作用在于人民调解科层化弊端明显,韦伯笔下官僚制的不足在人民调解体系化运行的过程中充分暴露出来。层级化结构分工导致部分人民调解组织面临悬浮性危机,人民调解灵活性受限。由于层级管理的需要和组织衔接的需要,文牍化现象愈发严重,文牍化的发展影响了人民调解的日常工作重心与重点。此外,系统的开放性越来越强,这意味着系统的兼容性也需要越来越强,人民调解体系需要在规则的适用上尽量与其它纠纷治理机构相统一。法治化与规范化的要求日益增加。体系化运行加强了不同层级人民调解组织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高层级人民调解的法治化追求与规范化追求间接影响了低层级人民调解的实践活动,具体表现包括:低层级人民调解组织在规范化与法治化上表现出了教条主义的特点,忽略地方性知识、法律文化在人民调解中的作用;人民调解全体系都在追求调解结果的“类案同调”,因而,忽视个案中的特殊性,导致“个案正义”问题频出,上述问题进而影响到了低层级人民调解的调解实效;人民调解在被纳入到整个社会的纠纷治理体系中时,就已经被拟定了相应的分工与职能。但分工意味着整体效率的提高,也意味着单个功能的减损。人民调解从过去蕴含着促成“调解—履行”等案结事了机制的独立纠纷解决闭环系统,逐渐演变成为大的矛盾纠纷治理体系中的一个局部环节,并且只负责发挥调解这一局部功能。协议的履行已经不在人民调解者需要考虑的范围之中。因此,签订协议却得不到履行的情况越来越多,案结事却未了的困境逐渐显现。为此,要反思人民调解体系化运行。人民调解的体系化运行源自于自上而下的推动,主要是为了能够让人民调解顺利融入到社会纠纷治理的体系之中,但在这一过程中,人民调解被单纯的理解为是一种纠纷解决的工具。人民调解制度原本是一项面对基层的“底层设计”,人民调解原本具有社会动员、政治教化、传统激活等复合性功能,因此,人民调解具有很强的社会适应性,能够适应不同社会群体的解纷需要,是“国家—社会”间缝隙的弥合机制。综上,人民调解的体系化运行仍然要注重对基层的关心,对个案的回应,分层分级的同时要注重区分不同层级的不同需求,特别是要避免体系化导致人民调解向教条主义的方向发展,避免体系化过程中不同层级人民调解组织的调解手段与调解规则被同构,避免体系化过程中不同层级人民调解组织的价值追求被同质化。最后,人民调解体系化运行的经验是人民调解发展过程中的有益尝试,更是未来人民调解发展的方向。针对人民调解存在的问题,首先需要注重充实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的能力,要将人民调解的中心层级从县（市、区）一级降低到镇（街）一级,注重发挥基层力量的作用,提升网格员等自治性力量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其次是要发挥自治、法治与德治的三治合一,特别是要坚持赋予人民调解更多的自治自由,尊重当事人的自治权利。避免体系化发展导致在规则理念等方面形成法治对道德风俗的消解。最后,是要加强党组织的统筹与联动。通过党组织的力量简化组织联动的程序、文案工作,增强体系化过程中的联动能力。

高杰,张涵,王桂平^[2]（2021）在《学术期刊与科学基金通信作者标注规范管理及对策——以国内管理科学类重要期刊为例》文中认为【目的】探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与国内管理学重要期刊通信作者要求规范化的现状、问题与关系等,为中国科技期刊与基金委的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建设提供参考。【方法】通过对学术规范信息的检索分析以及调研访谈,就基金委与科技期刊对通信作者要求的规范化等内容展开比较分析。【结果】基金委对于通信作者的规范化以及科研诚信的要求在逐年增强,而30种国内管理学重要期刊在这些方面的规范与建设还有提升空间。【结论】国内科技期刊对通信作者规范的要求与标准,以及与之配套的科研诚信和学术规范建设需继续完善,并与基金委等资助机构形成体系对接与良性互动,促进科技治理体系的完善。

李珊珊^[3]（2021）在《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党制度是人类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之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共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全新概括,其中具有两大主体,一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二是作为参政党的八个民主党派。作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政党概念,民主党派是与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亲密友党,而参政党的称谓则是一个具有集体含义的政治名词,彰显了民主党派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独特位置和作用。它突破了西方政治学对“政党”的一般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之“特色”所在。新型政党制度是一个系统性构成,参政党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其角色定位的规范化程度,及其与其他结构性要素的互动关系对这一制度具有重要的型塑作用。因而以参政党为视角对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需要从要素分析系统、从部分考察整体,这与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具有一定程度的契合性,可以借鉴其角色、结构与体系的分析模型,将参政党角色定位于组织、制度与治理三个层面,再以此为基础分析参政党与执政党在新型政党制度体系中的结构性互动,以及参政党的角色功能向新型政党制度运行效能的转化,从而形成从参政党视角出发考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框架。参政党的三种角色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首先,参政党只有具备完善的组织体系,才能在此基础上建构规范化的制度,进而充分发挥治理功能;其次,合理有效的制度设计,也为参政党组织的良性发展,及其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必要保障;再次,随着参政党参与国家治理的不断深化,又反过来对其组织建设和制度设置的规范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执政党的领导下,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的角色定位在新型政党制度演进的过程中不断明确,同时其自身的规范化进程也深刻影响着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模式,使后者呈现出平稳渐进、合作共识的总体特征。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包括组织模式、制度模式与治理模式三重要素。在组织模式上,参政党与执政党的互动遵循民主集中的组织原则,形成了非竞争性的组织关系,具有非对称性的组织特征。在制度模式上,参政党与执政党在国家政权层面的互动形成了“执政—参政”的制度模式,在政党层面的互动形成了多党合作的制度模式,在社会层面的互动形成了政治协商的制度模式。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新型政党制度全方位嵌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中,形成了“嵌入式”治理的模式,具有一主多元的权力配置格局,以及科学化与民主化的政策优化机制。从总体上看,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呈现出鲜明的合作型特征,其中执政党领导合作,参政党协同参与,有效提升了治理绩效。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效能包括体系效能、过程效能与政策效能三个维度。参政党自身具有政治录用、政治社会化、利益综合、社会服务与政策反馈等功能,它与执政党互动则形成了政治沟通、科学决策、民主协商以及民主监督等功能。这些功能维系着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提升了该制度的效率与稳定性,充分展现了该制度治理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政策效果。尽管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显着的制度优势,但它在结构运作与能效发挥等方面仍有提升的空间,而参政党自身建设也有待进一步规范。鉴于外在的环境的复杂多变,新型政党制度尤需不断完善制度建设、提升运行效能、增强适应能力,从而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杨丰一^[4]（2021）在《涉人工智能犯罪刑事归责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发展与广泛应用,人工智能所伴生的诸多风险也在社会中逐渐显露。在法学尤其是刑法领域,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刑事风险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一时间,人工智能刑法研究蓦然兴起,“人工智能刑事责任论等”俨然成为最耀眼的知识增长点。与此同时,部分学者对于人工智能刑法研究的价值产生质疑,认为当前研究违反人类智力常识,甚至是一场为了追踪热点亦步亦趋的“学术秀”。并由此引发了关于人工智能犯罪刑事归责论题属性的讨论与争议,论争双方围绕人工智能概念能否界定、人工智能刑事风险是否存在、人工智能刑法研究是否符合社会需求等方面展开辩论。实际上,对于论题本体概念、属性与价值的辨析也构成具体研究涉人工智能犯罪刑事责任归属问题研究的前提性思考。只有充分回应相关质疑,人工智能刑法研究包括涉人工智能犯罪刑事归责的讨论才能扎实地开展与深入。对此,笔者认为:首先,虽然试图在科学意义上统一人工智能概念的努力似乎是徒劳的,但这并不妨碍在满足当下法学研究需要的程度上来描摹人工智能。其次,涉人工智能犯罪已经发生、正在发展并将进一步扩散。最后,风险理论与人工智能刑法研究具有诸多契合点,且当下社会的风险属性已经在不同学科领域中被广泛认识,在风险社会视阈下讨论人工智能相关问题具有社会价值。所以,以涉人工智能犯罪刑事归责为研究重心的人工智能刑法研究具备研究基础与研究价值。人工智能在事实层面衍生的技术风险映射在规范层面会引发涉人工智能犯罪的归责困境,即当传统刑法无法全面地规制涉人工智能犯罪时,就会产生部分刑事责任难以归属于适当的刑事责任主体的责任分配间隙。但归责困境并非存在于所有犯罪类型当中,在人工智能故意犯罪当中,现有的错误理论以及正犯理论完全可以避免归责间隙的产生。而在人工智能过失犯罪当中,人工智能技术特征和技术风险与我国过失犯罪理论中的归责要素相抵牾,表现为人工智能技术导致预见不能,冲击归责基础;人工智能技术造成因果错综,阻滞责任分配;人工智能技术缺失前置规范,难断注意义务;人工智能技术突破纵向关系,扭转归责维度;人工智能技术脱逸经验事实,虚化判断根据。由此造成了人工智能过失犯罪归责的困境。对此,学者们提出了三种应对涉人工智能犯罪归责困境的理论进路:其一是解释论进路,主张运用刑法解释原理抽象预见可能并设置宽泛的注意义务,以避免预见不能、回避不能的归责窘境。其二是立法论进路,主张通过立法在总则中确立严格责任原则,并在分则当中通过新增抽象危险犯等方式减省对因果关系的查明,以顺利将责任归属于相应主体。其三是对策论进路,主张赋予人工智能刑事责任主体地位,并为其设置刑罚体系,通过建立人工智能刑法的方式在人工智能与自然人之间分配刑事责任。然而,无论是相对保守的解释、立法进路,还是较为激进的对策进路,在试图弥合归责间隙的同时都会诱发人工智能刑法体系风险。预见可能的抽象化、侵害结果的边缘化、因果关系的减省化、过错责任的局部化冲击了刑法体系的安全性、弱化刑事责任的公平性、动摇刑罚制度的正当性。基于对人工智能犯罪归责困境与相关应对路径的具体分析,应对人工智能归责困境的有效理论进路应当能够体现以下三点基本立场:其一,排除人工智能的责任主体地位;其二,恪守刑法规避风险的理性姿态;其三,满足应对归责困境的现实需求。在抉择涉人工智能犯罪归责困境应对方法的过程中,实现过失犯罪归责构造的理论转型,即由意志归责、主观归责模式过渡到规范归责、客观归责模式,不失为一种有效且有益的尝试。“如果说在意志归责中,行为人的自由意志是考虑的核心,那么在规范归责中,核心的考虑则是行为与结果对于规范的违反。”与意志归责执着于预见可能性所不同的是,规范归责模式将风险管辖领域的判定作为逻辑前提,以行为人行为创设不被允许的风险与实现不被允许的风险作为刑事责任归属判断的实质内容。风险管辖的含义在于“适用规范归责模式进行过失判断时需要前提性地考察法所不允许之风险隶属于谁的风险支配领域”。如果风险隶属于行为人的管辖领域,需要进一步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创设了不被允许的风险,即正向上判断行为是否创设了风险、反向上判断行为是否存在着排除事由。当肯定行为在客观面向具备非难可能性之后,仍需要考察行为所引发的结果是否实现了行为所创设的不被允许的风险,即明确风险实现于注意规范的保护目的范围之内、风险创设与风险实现之间具备规范意义上的关联以及风险创设至少显着地增高了风险实现的可能性,如此才能最终确认责任的归属。客观归责理论在归责模式转型以及应对人工智能过失犯罪归责间隙的意义在于:首先,客观归责理论实现了归责根据由经验事实向规范的转变,从而使归责的判断摆脱了预见可能和生活经验等在风险社会中难以明确的要素的依赖。其次,客观归责理论实现了归责思想由因果论向管辖论转变,赋予因果关系以规范意义与规范检验,缓解了事实层面因果查明不能所带来的归责困境。再次,客观归责理论实现了责任归属由纵向向横向维度转变,拓宽了责任分配的思路,使过失犯罪中主体与主体之间的责任分配成为需要考察的内容。又次,客观归责理论以合义务替代行为判断风险创设行为与风险创设结果之间的规范关联,使归责摆脱对事实因果的依赖,同时对于规范关联概率化的这一事实的承认与确定能够有效克服人工智能领域中的归责不能,实现过失犯罪归责。最后,客观归责理论对于行为所创设的风险是否属于注意义务规范保护目的范畴的检验可以合理限制过失犯罪的不当扩大,在实现对智能犯罪有效管控的同时防止人工智能技术的萎缩。

刘萍^[5]（2021）在《供给侧视角下全日制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构建》文中研究表明研究目的本研究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为依据,充分调研护理硕士专业学位（Master of Nursing Specialist,MNS）研究生的能力培养需求,并结合内容分析法和Delphi专家函询法构建供给侧视角下全日制MNS研究生培养方案,旨在为培养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高水平护理人才提供借鉴。研究方法系统检索我国MNS研究生培养方案相关文献,运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循证护理实践（Johns Hopkins Nursing Evidence-based practice,JHNEBP）模型中的科研证据评价工具和非科研证据评价工具进行文献质量评价,采用内容分析法对质量评价等级为A的文献进行内容分析,得出现有培养方案的要素及内容,为本培养方案的构建提供内容来源。采用目的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的方法,选取14名从事临床护理工作3年内的MNS毕业生和8名经验丰富的护理管理者进行半结构式深度访谈,使用Colaizzi七步分析法分析访谈资料,明晰“需求二元体”视角下MNS研究生的能力培养需求,为本培养方案的构建提供能力需求指导。综合文献内容分析和质性研究的结果形成本研究培养方案初稿。采用Delphi专家函询法对24名专家进行两轮函询,使用优序图法确定各种能力的权重,形成最终版供给侧视角下全日制MNS研究生培养方案。结果1.共纳入42篇文献进行内容分析,提取出MNS研究生培养方案的4个要素及内容包括:培养目标（10个主题,40项内容）、课程设置（29种课程）、临床实践（4个主题,30项内容）、考核评价（8个主题,31项内容）。2.通过对14名MNS毕业生和8名护理管理者进行深度访谈,得到MNS研究生2个层面8种需求能力,基本需求层面:专业实践能力、护理科研能力、教育指导能力、护理管理能力、软技能;发展需求层面:学科领导力、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力、创新实践能力。3.共有24名专家完成了两轮Delphi专家函询,专家的积极程度较高（两轮函询问卷的回收率分别为85.71%和100%,两轮函询提出意见的专家比例分别为79.17%和33.33%）,权威性较好（Cr=0.88）,协调程度较好（两轮函询的和谐系数分别为0.160和0.201）;经过两轮专家函询最终确立的培养方案,包括培养目标、培养方式、课程设置、临床实践内容与要求、考核评价五个部分共236项内容。4.应用优序图法确定2个层面9种能力的权重。9种能力的组合权重由高到低依次为专业实践能力（0.1101）、护理科研能力（0.0843）、教育指导能力（0.0615）、护理管理能力（0.0584）、基本非技术技能力（0.0577）、创新实践能力（0.0559）、护理领导力（0.0380）、职业规划能力（0.0380）、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力（0.0202）。结论1.本研究确定了 MNS研究生的能力培养需求,包含基本需求和发展需求2个层面9种能力,为本研究中培养方案的制定提供了依据,可为今后MNS研究生能力培养相关研究提供借鉴。2.本研究构建了供给侧视角下全日制MNS研究生培养方案,包括培养目标、培养方式、课程设置、临床实践内容与要求、考核评价五个部分共236项内容。研究方法科学严谨,研究内容贴近现实需求,研究结果合理可靠,以期为我国改进MNS研究生培养方案,提高MNS研究生培养质量提供参考。

田仁萍^[6]（2021）在《重庆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岗位胜任力现状调查研究 ——基于学员视角》文中研究指明目的:目前,岗位胜任力在医疗卫生领域中运用越来越广泛,随着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实践与探索,许多研究者已逐步开始注重住院医师业岗位胜任力的相关研究。本文旨在运用中国住院医师岗位胜任力通用模型,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重庆市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以下简称“住培”）学员展开调查,了解重庆市住培学员于培训期间的岗位胜任力现状。从而评估重庆市住培工作的开展情况,为进一步完善重庆市住培政策提供理论支持。方法:通过检索数据库,查阅住培学员岗位胜任力研究的相关文献。运用中国临床医师岗位胜任力通用模型制作调查问卷。通过问卷星对重庆市某医院2018级、2019级、2020级的住培学员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学员的基本信息及岗位胜任力评价两部分。针对调查结果运用统计软件进行分析,主要为描述性分析、差异性分析、多重线性回归分析,从而了解学员的岗位胜任能力情况。差异系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年龄段、性别、最高学历的学员在总分上得分不同。结果:通过整群抽样在市内选取两家具有代表性培训基地的1019名学员为研究对象,回收问卷940份,问卷回收率为92.2%。调查结果显示,学员自我评价各自平均分为临床技能与医疗服务（31.88分）、核心价值观与职业素养（36.98分）、疾病预防与健康促进（35.15分）、人际沟通能力（24.06分）、信息与管理能力（42.61分）、医学知识与终生学习能力（29.98分）、团队合作能力（25.89分）、科学研究能力（47.56分）。对学员岗位胜任力自我评价的回归分析结果为男性学员在疾病预防与健康促进、临床技能和医疗服务、医学知识与终身学习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科学研究能力自我评价更高,较年轻的学员临床技能和医疗服务、信息与管理能力、科学研究能力、疾病预防与健康促进与医学知识与终身学习能力自我评价更高,专科学员临床技能和医疗服务、医学知识与终身学习能力、人际沟通能力以及团队合作能力自我评价更高,科研能力低,年级高的学员临床技能和医疗服务能力自我评价更高,已婚的学员人际沟通能力自我评价更高,并轨研究生科学研究能力自我评价更高。结论:重庆市住培学员岗位胜任力的总体自评情况为良好,但还有待提高。学员自我评价结果从高到低是核心价值观与医生职业素养、团队合作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疾病预防与健康促进、临床技能和医疗服务、医学知识与终身学习能力、信息与管理能力、科学研究能力。通过回归分析结果可知,对学员胜任力评价有影响的因素主要为年龄段、性别及学历,年级、婚姻状况及参培身份也对某个指标具有一定影响。建议对学员进行分阶段岗位胜任力培训,实现临床技能螺旋式上升,推行医学知识服务与体系,建立专业学科领域知识库,提升职业精神和人文素养,完善医学人文评价体系,加强信息与管理能力培养,注重科研学术能力提升,运用岗位胜任力评价体系,健全住培考核评价制度。

曹猛^[7]（2021）在《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研究》文中认为高校党建工作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工程。加强全媒体时代高校党的建设、提升党建质量,是新时代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全面落实“三全育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必然要求。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环境、主客体、方式方法等因素都在发生了深刻变化,青年学生的行为特点和交流方式发生了较大改变,这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新挑战。近年来,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会、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的相继召开,《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的修订,进一步明确了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方向和具体要求,高校育人实践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增强。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保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筑牢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担当民族大任的时代新人任重道远。因此,探讨新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的应有之义。当下,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以移动互联、智能传播、网络视频、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层出不穷,并与传统媒体交叉融合发展,共同构成了当前的媒介形态,其涉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是前所未有的。在全媒体时代,高校已经成为互联网应用和全媒体传播向纵深发展的重要领域,高校师生是全媒体技术运用和推动的主流群体。全媒体不仅是一种工具和手段,也是一种认识观念和技术方式,更是影响人、改变人和发展人的时代背景,全媒体对高校党建工作的理念、方式、内容、机制等产生深远影响,给新时代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在全媒体时代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利用全媒体技术力量有效提升高校党建质量,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问题。本文坚持理论研究、实证调研、实践探索相结合,根据“理论阐释——现实审视——基本遵循——路径探析”的脉络,对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首先从全媒体与高校党建质量提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和理论资源入手,进而阐述高校党建实践的基本经验与特点,分析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存在的主要问题及面临的发展机遇,从而概括总结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的基本遵循,最后从优化机制、整合资源、创新方法、完善评价等方面,对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的路径策略进行探析。对高校党建工作现状的调研是开展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研究的基础环节。论文基于对公办本科、民办本科、高职高专等8所不同类别高校1850份有效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以及40份访谈记录的综合整理表明,当下高校党建质量提升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体制机制缺畅通、要素资源难协同、技术方法欠创新、评价方式不科学等;存在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对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相关的可借鉴研究成果还不够丰富、系统,全媒体技术持续融入高校党建的力量不强,有效的高校党建质量提升合力氛围尚未形成等等。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是一个包含着众多因素的系统性工程,针对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存在的主要问题,论文坚持以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高质量发展为坐标轴,以当下高校党建工作现状和具体实践为观测点,以全面提升高校党建工作质量和科学化水平为突破口,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政党建设和教育的基本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关于高校党建的思想为理论基础,综合运用教育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开展跨学科研究,不断拓展研究思路、丰富资源平台、校准技术路线、探析解决路径。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的基本内容是:借力全程媒体实现党建信息整合共享、借力全息媒体实现党建情势实时监测、借力全员媒体实现党建组织精准覆盖、借力全效媒体实现党建措施智慧生成。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机制的优化构建:一是健全全媒体党建工作责任机制,规避机制合力发挥的风险;二是构建全媒体党建工作协同机制,强化机制合力效果;三是完善全媒体党建工作保障机制,奠定机制合力基石。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资源优化整合路径:一是科学定位高校党建资源的优化整合目标;二是系统扩充高校党建资源的优化整合内容;三是充分激发高校党建资源的优化整合效能。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方法的创新路向:一是明确立足点,确保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定不移;二是强化着力点,挖掘全媒体助力高校党建工作方法创新的关键要素;三是找准落脚点,满足新时代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多元发展需要。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评价的改进策略:一是以育人为导向科学设置党建质量评价体系;二是以一线为重点增加基层质量评价意见权重;三是以奖惩为动力推动党建质量评价精准实施。

张国全^[8]（2021）在《刑事裁判公众认同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司法公信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根基,是法治建设最重要衡量的标准之一,公众对于司法的高度信任、信心和认同是司法工作成功的标志和价值。刑事裁判的公众认同是司法公众认同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民群众感受司法公正最直接、最生动的体现。刑事裁判如果不被公众认同,不仅不能发挥审判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能作用,还会损害司法公信力。从整体上讲,司法大数据（包括历年的上诉率、抗诉率、改判率等）显示刑事裁判整体上的公正性没有问题。但在现实生活中,刑事案件因为自身“狱者,天下之大命,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的特点,个案极易引起公众的广泛注意与参与,导致公众“以偏概全”并对刑事裁判的公众认同度产生质疑。因此,在刑事裁判公正性整体上没有问题的前提下,如何解除个案导致公众对刑事裁判公众认同产生怀疑,这是本文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提升刑事裁判公众认可度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从主体的角度,涉及法院（刑事裁判的主体）、公众（对刑事裁判进行评价的主体）和媒介（对刑事裁判进行解读及传播的主体）三个主体。三者之间的有效互动是提高刑事裁判司法公众认同度的关键。具体而言,现实生活中有两个问题最为突出:大部分公众对法律的不了解以及各类媒介基于商业或者其它因素而进行的炒作。因此,对于这两个问题进行相应的全面分析,能够为解决问题提供相应的思路与方案。基于司法权威是刑事裁判公众认可度基础的前提下,本文从法院和法官两个层面分别进行了针对性的阐述。在法院层面,刑事裁判公众认可度的提升涉及法院的权威、法官的职业形象、司法权行使过程的透明度、裁判结果的公正性等诸多因素。因此,法院应从制度方面,结合法院权威的因素,进行制度化的完善,其主要内容包括依法裁判、完善量刑规范化制度等内容。在法官层面,主要包括法官品质、法官能力及相应的保障制度。其中,提高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能力是提高司法能力的重要方面。法官薪酬、晋升、法官惩戒是解决法官品质存在问题的重要内容。建立与完善法官职业豁免制度及法官管理制度是保障制度的重要方面。公众是刑事裁判的评价主体,但公众并不是意见完全一致的集合体。公众可以分为个人类型的公众与人际类型的公众两种类型。论文重点研究个人类型的公众。在行为模式上,个人类型的公众存在“暂时性群体”的特征,即个体在群体中处于非理性的状态。这一点,在其对“天理和人情”诉求方面有非常明显的体现。在媒介主体方面,无论是司法大数据,还是调研结果,都证实媒介是影响刑事裁判公众认可度的关键因素。媒介是连接公众与法院的中间载体,是将法院刑事裁判解读给公众的主体。媒介主要包括媒体与律师。媒体具有公共性与逐利性两个特征,后者在自媒体等新兴媒体上表现得非常突出。本文从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及职业伦理建设两个方面,对强化媒体的公共属性和规范媒体的逐利属性进行了论证。刑事裁判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两次传播,律师是两次传播的意见主导者。律师在两次传播中具有双重性,其庭外慎言义务是提高刑事裁判公众认可度的重要切入点。本文对此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规定,对我国的现行规定及完善措施,提出了相关建议。

陈茫^[9]（2021）在《面向高校科研创新的图书馆智能服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国家创新体系中高校科研创新地位举足轻重,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高校科研创新过程变得更具复杂性和时效性,科研人员对于科研所需的知识需求也日益强烈,而从图书馆获取所需的科研知识资源和专业的科研服务支持,是实现科研创新的有效手段与重要途径之一。当前,智能服务的需求和情境正成形成,并将成为未来发展的新方向。面向高校科研创新,目前国内外一些着名的高校图书馆正开展智能服务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应用;然而,在图书馆智能服务的开展过程中,却存在着服务联系松散、服务推进缓慢、服务效果不佳等诸多问题。那么,面向高校科研创新的图书馆智能服务过程具体是什么,是什么推动着图书馆智能服务的有序推进?有哪些关键影响因素,相关影响因素之间如何相互作用?能否对其过程进行有效的模拟仿真?这些研究问题亟待深入的展开研究。本文围绕图书馆智能服务展开相关理论研究,对于完善图书馆知识服务理论,提升图书馆智能服务效果,促进高校科研创新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首先,运用多案例研究的分析方法,构建了面向高校科研创新图书馆智能服务过程机理模型,从人的智力支持、智能服务技术支持、知识交互等方面,揭示了图书馆智能服务各要素间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该图书馆智能服务过程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各阶段过程中有其核心的服务需求与服务内容,并构建了该图书馆智能服务过程机理模型;其中,人的智力支持、智能服务技术支持、知识交互等方面各要素间存在紧密的内在关联性和规律性,且彼此关联和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着该服务的有序进行。其次,运用扎根理论的质性分析方法,构建了该图书馆智能服务的关键影响因素模型,识别并揭示了该图书馆智能服务的关键因素构成与作用路径。研究发现:通过深度访谈分析共获得27个概念范畴,并汇总形成了知识服务资源、科研服务参与、智能服务感知、科研服务需求、服务应用动机、智能技术体验、服务科研效果等主范畴;其中,智能服务感知和智能技术体验等是新变量。该模型中的关键影响因素识别为后续实证分析奠定理论基础。接下来,运用结构方程的定量分析方法,基于上文识别的关键影响因素,构建了相关的研究假设与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并揭示了各关键影响因素对于服务科研效果的作用影响。研究发现:知识服务资源、科研服务参与、智能服务感知、科研服务需求、服务应用动机、智能技术体验等,对服务科研效果存在显着正向影响;而服务应用动机和智能技术体验等是重要的中介变量。该模型的实证分析为揭示关键影响因素的复杂作用关系提供了证据支持。最后,运用系统动力学的模拟仿真方法,构建了面向高校科研创新的图书馆智能服务过程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刻画和揭示了该服务系统内部的动态结构、运行趋势与反馈回路等。研究发现:该服务系统有其特有的系统构成、系统特性、建模目的、模型边界和因果反馈回路等;在服务开展初期,服务主体位于较高的知识位势,利用智能服务技术支持提升服务科研效果;而服务主体的知识存量、科研人员的知识存量、智能服务技术支持等是系统运行的关键变量。本论文探究了面向高校科研创新的图书馆智能服务这一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的新课题。揭示了面向高校科研创新的图书馆智能服务过程机理;构建了面向高校科研创新的图书馆智能服务关键影响因素模型,识别、揭示并验证了各关键影响因素对服务科研效果的作用影响;构建了面向高校科研创新的图书馆智能服务系统动力学模型,模拟了面向高校科研创新的图书馆智能服务过程中知识交互,为图书馆智能服务开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借鉴。

何芸,曹娜,肖冰,牛俊英^[10]（2020）在《高校图书馆在学术论文审核管理中的信息素养教育协同》文中提出对学术论文审核过程中出现的不规范行为导致审核工作效率低下的现状进行反思,认为应重视学术研究过程中学术素养教育,推动学术研究者熟悉并掌握学术研究过程中的行为准则,提高自觉性与自律程度。考虑图书馆作为文献资源保障中心,具有信息素养教育、信息服务的职能,在学术论文规范与评定中具有专业权威性,提出以学术论文审核为抓手,发挥图书馆在学术成果管理中的协同作用,加强学术研究素养的教育和宣传,规范学术行为,同时促进学术论文评价标准的完善与指引,提高科研管理工作效率。

二、学术论文规范化信息Ⅱ（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学术论文规范化信息Ⅱ（论文提纲范文）

（1）人民调解体系化运行研究 ——基于浙北T市的实证调研（论文提纲范文）

（2）学术期刊与科学基金通信作者标注规范管理及对策——以国内管理科学类重要期刊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涉人工智能犯罪刑事归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供给侧视角下全日制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6）重庆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岗位胜任力现状调查研究 ——基于学员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7）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刑事裁判公众认同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面向高校科研创新的图书馆智能服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高校图书馆在学术论文审核管理中的信息素养教育协同（论文提纲范文）

四、学术论文规范化信息Ⅱ（论文参考文献）

• [1]人民调解体系化运行研究 ——基于浙北T市的实证调研[D]. 孙冲. 吉林大学, 2021(01)
• [2]学术期刊与科学基金通信作者标注规范管理及对策——以国内管理科学类重要期刊为例[J]. 高杰,张涵,王桂平.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21(06)
• [3]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D]. 李珊珊. 山东大学, 2021(02)
• [4]涉人工智能犯罪刑事归责研究[D]. 杨丰一. 吉林大学, 2021(01)
• [5]供给侧视角下全日制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构建[D]. 刘萍. 山东大学, 2021(12)
• [6]重庆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岗位胜任力现状调查研究 ——基于学员视角[D]. 田仁萍. 重庆医科大学, 2021(01)
• [7]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研究[D]. 曹猛. 华中师范大学, 2021(02)
• [8]刑事裁判公众认同问题研究[D]. 张国全. 大连海事大学, 2021(04)
• [9]面向高校科研创新的图书馆智能服务研究[D]. 陈茫.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1(02)
• [10]高校图书馆在学术论文审核管理中的信息素养教育协同[J]. 何芸,曹娜,肖冰,牛俊英. 科技与创新, 2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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