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公文文风的演变

一、论明代公文风格的嬗变（论文文献综述）

朱文宇^[1]（2021）在《明宣宗御制《官箴》研究》文中提出官箴书即为官之箴言,是中国古代阐释为官道德与从政经验的特殊着作形式。近年来,官箴文化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文化现象进入了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总体来看,尚有深入空间: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多数成果相对侧重于文本内在信息的梳理,而疏于从政治制度、政治价值、政治思想或政治生态等角度探讨文本背后的政治文化内涵;其次,在研究对象上,明宣宗御制《官箴》作为极罕见的由皇帝本人亲自撰写的官箴书,却少有学者进行专题研究。因此,兼顾官箴文化和政治文化两个维度对明宣宗御制《官箴》加以全面解读,是对学界现有成果的一次有益补充。本文以明宣宗御制《官箴》为核心研究对象,系统而动态地考察了该文献的出台背景、写作主体、阅读客体、基本内容、写作手法、流传方式及对后世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重点梳理出其两个维度的文献地位和文献价值:一是,官箴文化维度。其一,较之主流官箴文献,明宣宗御制《官箴》具有以下内在特性:从写作主体角度看,主流官箴书多由各级官吏所作,而此箴的作者是皇帝本人,这也导致它在语气态度、箴规力度、逻辑起点等方面,衍生出与主流官箴书的多重差异;从阅读客体角度看,主流官箴书多为面向全体官吏或特定层级（类别）官吏所作,而此箴逐一针对三十五个（类）国家机构的主官加以训谕,既有全面性,又有针对性;从中心内容角度看,主流官箴书有“为官之道”与“从政经验”两大取向,而此箴既有道德性,又有针对各岗位官员的现实性;从写作手法角度看,主流官箴书以概论体和语录笔记体居多,行文风格相对自由,而此箴采用了较为罕见的“百官箴体”,且通篇四言,无一句例外。其二,明宣宗御制《官箴》促使明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官箴文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此箴无论是在强化“官箴”文体,还是深化官箴文化发展方面,都发挥了历史性的推进作用:从作品角度看,此箴带动了明代中后期官箴作品数量骤增、篇幅扩大、体裁创新、内容多元化;从作者角度看,此箴带动了明代中后期官箴创作的主体意识强化,不仅作者数量骤增,作者所处的政治、文化、社会圈层也迅速扩大。二是,政治文化维度。其一,明宣宗御制《官箴》是由皇帝本人亲自撰写的官箴书,其中关于诸司官员职责和道德的说法已经不是主流官箴书的温和劝勉之语,而是出自最高统治者的命令和要求,其精神要旨也不再是主流官箴书基于官僚群体内部利益的功利性诉求,而是皇权对诸司官员服务帝制国家的相关期待。因此,这部作品不仅反映了皇帝对内外诸司的政治定位、对各机构主官政治角色的理解,实际上还具有类似行政法典与道德法典的文献属性,并代表了皇帝总结过去、治理当下、寄望未来的现实政治意图。即宣宗试图通过此箴应对王朝统治策略上的“宽严”之辨,整顿官僚队伍,营造一个和谐、健康、有序的政治生态。其二,明宣宗御制《官箴》在内容和结构上的特殊性使这部作品具有了典章制度史书的分析价值,这一点与宣宗的深层用意有关。即宣宗试图通过此箴将各主要政府机构的职能、运作方式、地位和重要性以文字形式确定下来,对帝国政治结构作出体制和机制上的统筹、布局和规划。其三,明宣宗御制《官箴》清晰地表达了明宣宗朱瞻基心目中的理想政治秩序及其治国理念。宏观来看,此箴的根本政治诉求是巩固明朝统治秩序,确保国家政治体系、政治局势的长期稳定发展,以及政治过程的有序运行。具体来看,要全面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两个层面着手:一是国家机关层面的总体设计,二是官僚队伍层面的道德规范。其四,明宣宗御制《官箴》既是明宣宗朱瞻基构建理想政治生态的重要手段,是宣德朝政治实践的缩影和成果,同时也是串联起明代政治生态演变的一条线索,并构成了明代乃至整个帝制时代政治文化的一种象征:一方面,此箴反映了皇权政治与士大夫政治之间的契合性。从权力互动角度看,此箴是皇权对官僚权力的一次正面界定,它不仅表达了皇帝对于官僚士大夫政治角色的理解和要求,实际上它也是皇权对于宋代以来逐渐活跃的士大夫政治所作出的一次积极回应;从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角度看,此箴更高度契合了儒家士大夫“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在明代后来的历史中,此箴逐渐凝结为一种理想政治的典范和“祖制”依据,它不仅在官僚士大夫中间广为传颂,甚至直接构成了其对抗现实政治的有力武器。明代中后期舆论场高度活跃,以激扬道德、鼓励政治批评为基本精神,此箴正是这种政治文化的推演因素之一。另一方面,此箴也反映了皇权政治与士大夫政治之间的分歧性。从君主专制政体的精神内核角度看,此箴本质上是明初皇权政治发展演变的产物,遵循的是一套相对独立于士大夫政治的运行逻辑。它既是明初强势皇权的表达方式,同时又反映了皇权政治的内在局限;从思想渊源角度看,此箴也透露出与儒家士大夫政治理念的重要差别。根据此箴提及孔子的两次表述,其侧重点主要在于“周”所代表的帝王治统,而非儒家士大夫所尊崇的“孔孟”道统。而在帝制时代,治统与道统之间存在必然的冲突性,从根本上说,是秩序观与民本观、“私”与“公”的分歧。

张瑞娜^[2]（2021）在《《文章辨体汇选》文体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李敏^[3]（2021）在《“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文中提出“末五子”是后七子派领袖王世贞命名的一个文学群体,成员包括赵用贤、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胡应麟。他们文学交游活动广泛,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的辐射面广,影响者众。“末五子”处在七子派与公安派的过渡地带,在晚明文坛由复古向新变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对七子复古派的文论主张多有矫偏救弊之举,同时不断调和“师古”与“师心”的矛盾,发挥了扭转文学流弊的作用。他们坚守文学有益于世用的原则进行创作,与晚明作家宣传人性解放的文风有根本性的差别,起到了对晚明世风振起的作用。本论文分为八个部分,绪论部分说明“末五子”命名的缘起及作为群体研究的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内容、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第一章探讨王世贞命名“末五子”的意图及二者的依违离合。通过对“末五子”排序问题的分析,探讨王世贞的排名意图。第二章分析晚明文学思潮嬗变下,“末五子”的文学观念及其对晚明文学思潮的纠偏和折衷。第三章讨论“末五子”对明代博学思潮的接受及推进,聚焦李维桢、胡应麟诗文创作的博学特性。第四章第一节讨论晚明儒释道思潮对“末五子”的影响,从李维桢《续藏书序》两个版本的文字差异入手,分析他对狂禅派代表李贽的真实态度;第二节着重阐述屠隆的“三教合一”思想,屠隆与李贽的差异性特质,指出屠隆不属于狂禅派,从所掌握的材料出发,论证屠隆纵欲之说不成立,屠隆在生活上克欲寡欲,在作品中宣扬情欲的危害性,他是晚明世风的振起者。第三节重点讨论儒释道思想影响下的屠隆诗文创作。第五章分析在晚明复古文学思潮下,赵用贤、魏允中诗文创作中复古与新变的特点。第六章从文学交游的角度讨论胡应麟、屠隆、李维桢的文坛地位及影响。重点围绕他们的诗社活动、文坛盟主地位及对公安派、竟陵派的影响展开分析。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陈玥^[4]（2021）在《明代奏疏留中研究》文中提出

赵紫文^[5]（2020）在《晚明草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探究特定历史时期内特定书体发展的研究型论文,即以“晚明”为时间限定,以“草书”为研究对象。其中,“晚明”是社会发展及审美意识的重要转型期,“草书”是极具个性及表现力的书体。两者的交融,无论是形体还是审美,都形成了诸多极具特殊性的艺术现象。本文试以形体发展、审美风格、理论批评等问题为探究视角,根据史料文献及图版资料,在前贤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晚明社会变迁的迹象与草书发展的特性之间的关联性为切入点,深入晚明草书的表现形态及细节变化,阐释其嬗变与流变的规律。并试图深化对其发展特徵的认识,揭示影响这一时期草书发展的成因、变化及旨趣。文章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主要是对晚明草书发展的背景,及基于本体的诸多形态所进行的研究。所涉内容为:绪论部分是对晚明草书领域的学术研究情况所进行的梳理。同时,对相关概念、范围、方法等进行简要的阐释;第一章总体论述晚明草书继承与发展的背景及基本形态,从社会生态、书体生态、承袭的观念及途径等方面进行论述;第二章主要讨论晚明草书笔法形态的正统探索与个性延展的相关问题,从历代笔法流变中审视晚明草书家对笔法谱系的吸取情况,并探究晚明草书“正统笔法”观念的细微构成,以及各位书家之间笔法理念的差异化。同时对笔法的实践条件、类型、特徵等进行阐释,并对“个性化线变”的利弊进行辩证分析;第三章是针对晚明草书墨法形态的维度开拓与创造的研究,从晚明之前的墨法运用及理论中,总结墨法流变的规律与规约,并阐释晚明至清代对墨法突破与总结的特徵。以此考察墨法在晚明“泛化”的成因,并对晚明草书“创造性墨变”的维度及特徵进行探索;第四章主要涉及晚明草书字法形态的择用与形体再草化的问题。在深入草书字法的发展内涵,及晚明草书字法的发展状态中,对符号草法和形体字法的改造予以细致探究,总结了晚明草书草法中的一些形变规律和特点;第五章以晚明草书结体形态的奇异形变及空间特徵为主要研究内容。通过梳理从晋唐到晚明草书结体空间的流变,从单字、字组、长字组、纵向行形等角度,探讨草书结体空间的异变及奇异性;第六章主要讨论晚明草书章法与势的表现提升,及审美视域的拓展,通过设定参照系与测算参数的方式,对晚明草书章法的字间距问题进行寻绎。同时,对章法的欹正关系进行考察,通过“横中心倾角线”和“横行线律动”的方式进行尝试性阐释,得出数据和相关结论以辅助论述。另,对草书章法的区域对比与表现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对笔势、体势等进行探究;第七章是从明代文艺思想与书学理论的同步关系出发,结合明代前期、中後期,书学理论的变化与特徵,对晚明草书相关的理论进行讨论。并以此为基础对晚明草书的历史地位进行重新分析。下编是为配合正文研究所编《晚明草书字形汇编》,收集了晚明董其昌、邢侗、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以及傅山等书家的草书作品共420件,分为4100余个字头,共32220个草书字形。

程河清^[6]（2021）在《清末新式官报研究》文中认为清末新政是近代中国政治改革重要一环,官方媒介是改革时期涌现的新兴事物。新政前后创办的新式官报,构筑了清廷官方信息传播系统,起到舆论宣传、开通风气的作用。新式官报创办始末、内容取舍、权力博弈以及传播网络搭建等实际运作情况,既反映出媒介与政治相互影响、彼此纠缠的过程,又体现了新政改革面临的新旧兼容、半新半旧的制度性困境。晚清官报思想形成深受内外、新旧多重理念影响。古代中国传播制度为新式官报思想形成提供内在基础。西方新闻纸传入后打破了官方信息垄断,形塑着新的舆论环境。受此影响,统治者同意开设官报,将信息公之于众。官方的办报理念在实践中不断成型,并借鉴了日本官报经验。以《官书局报》为代表的第一批官报办于戊戌前后,受政治斗争影响,这些官报效果甚微。1901年清廷宣布新政改革上谕后,以《北洋官报》《南洋官报》为代表的地方官报成为样板,在全国各地推广。1906年“预备立宪”前后,各地新式官报从数量到种类增多,迎来地方官报“高峰期”。1907年中央官报《政治官报》创办后,成为中央政府第一份面向大众发行的官方报纸。1910年内阁成立后,改《政治官报》为《内阁官报》。新式官报成为公布法律命令机关,开始具备行政属性。新式官报内容、人事与传播各方面交织着新旧势力、思想以及管理方式的种种博弈。官报舆论传播的最大特征是在新旧观念中摇摆。报纸对当时热议的教育改革、改良风气以及“预备立宪”等议题多有涉及,宣传了先进思想、理念,试图深入推动改革。但,标榜灌输新思想、新智识的官报在本质上贯彻了“中学为体”的思想理念,多用“比附”的方式将西学约化为中国传统文化,意在以新思想服务旧体制。官报局人事结构受到报局内部机构、督抚——中央权力以及民间团体三股力量约束。报局内部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主笔总纂在一定范围内能够主导内容取向。地方官报凭借督抚行政资源创办,督抚本人可以决定报局人事变动、内容题材等事项,报纸即为督抚喉舌。与此同时,中央政府试图掌控官方媒介,并将官报性质由媒介改为行政机关,减少督抚对报纸的干预与控制。然而,当官报局开始涉足印刷业后,逐渐抢占了民营印刷业的生产空间,引发民间工商业主反对。各派新旧势力对媒介的利用与争夺贯穿新式官报发展始末,体现出政治改革复杂性与多面性。直到1911年,中国各省皆建立起完备的官报宣传体系,实现了从空间到内容上全方位覆盖。这一成果与派销制度大有关系,订购官报成为各地、各级官员政治任务。辅之以邮政系统助力,新式官报在短短十年间实现了“在地化”。地方政府通过宣讲、阅报以及创办白话官报等新型宣传方式不断拓宽官报的传播范围,将其引入民间。但是,这些推广措施忽视了基层财政、人力物力奇缺等现实情况,导致官报局面临报费拉锯、经费不足的困难。官报派销发行过程中,官报局既与基层政府、官员摩擦不断,又与新式邮局屡有冲突,时有出现互相推诿现象,导致报纸推广过程中存在诸多积弊。新式官报发展始末彰显了新政改革中“新”“旧”冲突的困境。在改革政策支持下,新式官报能够以崭新的媒介形态迅速、大量发行与传播,但是官僚体制本身的惰性拖累了报纸后续发展,引发一系列财政、发行危机。夹在新旧之间的矛盾不仅出现于新式官报的生命历程,更体现在新政改革各个面相,反映出新旧交接时代下官方政府渴望改革又难以破釜沉舟的复杂处境。

张晓波^[7]（2020）在《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起源于中国的科举制度兼具人才培养与官吏选拔两大职能,对古代东亚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受封贡制度及儒家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在公元958年模仿中国创建了自己的科举制度,至14世纪末朝鲜王朝取代高丽王朝,又将科举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本文以朝鲜王朝的科举制度为研究对象,涉及科举制度的渊源与发展,科举制度的科目分类与考试运行,科举制度的弊端及代表性改革主张,科举制度的特点等,并从认识他者与反观自我的双重维度,探讨了中朝士人对彼此科举制度的认识与评价。朝鲜王朝在承袭前朝和师法中国的基础上,完成了科举制度的“本朝化”和“在地化”。就科目分类的横向角度而言,本文将朝鲜王朝的科举考试科目概括为“两类四科”,在考察式年试与特别试的基础上,系统介绍了小科、文科、武科、杂科的科场规制与考试流程。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而言,本文对朝鲜王朝503年的科举历史作了阶段性划分:朝鲜王朝的科举制度在14世纪末至16世纪中叶完成了定型与发展,在壬辰战争前后经历了冲击与调整,在17-18世纪进行了改革与调适,及至19世纪遭遇了来自外部的新危机,最终在“甲午更张”时被废除。除人才培养和官吏选拔外,科举制度还具有传播儒学、教化民众等功能,客观上有利于巩固朝鲜王朝的统治。但法久弊自生,科举制度在长期的运行过程中,既有科举种类繁多、录取人数过滥,科举考试中轻讲经、重制述等科场规制等不足,也有考官与应试举子联合舞弊等问题,这些弊端严重弱化了科举制度作为国家伦才大典的权威性与公平性。为此,朝鲜王朝从国王到士绅皆曾提出改革科举的主张。其中,18-19世纪的科举改革主张最具代表性:正祖李祘从“君师一体”的理念出发,发布科举变通纶音;丁若镛主张以中国明清两朝的科举制度为蓝本,对本国的科举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尹愭提出革除科举弊端的上中下三策。其他士人还从精心遴选考官、压缩录取名额、增加面试环节、宽限阅卷时间、严格考试纪律等五个方面,主张变革科举制度。但在朝鲜王朝传统的两班体制下,科举逐渐沦为两班维系自身阶层利益的工具,上述科举改革主张有的未曾实施,有的在实施过程中背离了改革的初衷。在作弊与革弊的双重变奏下,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的积极因素日渐衰微,消极因素不断放大,最终积重难返。19世纪末,在内忧外患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朝鲜王朝下令废除科举制度。从朝鲜王朝内部讨论其科举制度,固然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但放在东亚视域下观察中国、朝鲜、越南的科举制度,尤其是对中国明清两朝与朝鲜王朝的科举制度进行比较,探讨东亚世界科举制度的多样性,当更有意义。与历史上中国和越南的科举制度相比,朝鲜王朝科举考试种类繁多且特别试多于式年试,重文轻武的倾向更加明显,形成了“进士”“壮元”等特有的科举术语体系和白牌、红牌制度。从开放性和封闭性的角度来看,朝鲜王朝既允许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体现了科举制度的开放性;同时又对庶孽子孙参加科举考试进行严格限制,体现了科举制度在两班阶层内部的封闭性。就效率和公平而言,朝鲜王朝既通过科举直赴法和特别试鼓励优秀士子脱颖而出,同时又为权贵阶层绕开正常的式年试大开方便之门。在这种看似矛盾而又符合朝鲜王朝实情的环境中,科举制度呈现出极大的韧性与张力。在封贡体制下,中国和朝鲜王朝的读书人通过官方和民间两种渠道增加了对彼此科举制度的认识和了解。除了这种单向的认识外,1766年朝鲜人洪大容与中国人严诚、潘庭筠通过你来我往、相互问答的笔谈形式,亦广泛而深入地讨论了两国的科举制度。在这种比较与认识中,中国人更多体现出的是对异域科举制度的好奇与“同文”之情结,至多是一种潜意识的简单类比,少有反观自我之意;而朝鲜人除了对异域的好奇与“同文”之情结外,更多的是对儒家文明与中华制度的寻根与溯源,以及在认识他者基础上的揽镜自鉴。

方颖^[8]（2020）在《明代茶陵派文人着述考证》文中研究表明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是明代很有影响力的一个文学流派。茶陵派文人的着述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类型丰富,目前学界有关的考订和整理的论着还比较少见。文献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全面而深入地考察茶陵派文人着述情况,有助于茶陵派研究的深化和拓展。本文按照成员的流派地位和齿序,将茶陵派着述考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茶陵派宗主李东阳与早期成员谢铎;第二部分为茶陵派“李门六公”,即石珤、邵宝、顾清、罗玘、鲁铎、何孟春;第三部分为茶陵派其他成员,包括乔宇、林俊、张邦奇、孙承恩、吴俨、靳贵、储巏、汪俊、钱福、陆深。每一家的着述考证,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着述的总体情况,包括着述的内容、编纂、刊刻和流传情况;二是诗文集的具体情况,包括成书过程、刊刻情况、版本源流、体例和内容的特点,并指出现有研究论着存在的版本选择问题。茶陵派文人着述的全面考证,既是文献学的研究,同时也能为文学史层面的茶陵派研究提供一个考察的视角。茶陵派文人着述的编刊情况,表明这一文学流派的群体活动不仅在于他们的诗文唱酬与宴饮交游,还在于他们的着述从写作、修改到编纂、刊刻的过程中的互动。考证茶陵派文人的着述,可以为茶陵派的形成,提供文献学的视角。

何洪卫^[9]（2020）在《明代阁臣徐溥研究》文中指出明代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从正统到弘治年间逐渐演变,伴随权力格局体系的变化,君臣关系、阁部关系等朝廷体制均发生微妙又显着的变革。明中期弘治朝内阁首辅徐溥生于明宣德三年（1428年）,卒于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官至内阁大学士,亲历明中期诸多政治事件和政治更革。本文研究力求从多角度、全方面分析徐溥的政治思想和精神道德。通过论述徐溥与朝政时局的互动,运用权力关系理论分析明代中期政治生态中,朝廷各权力体系之间的动态变化,解读明代中期政治变革中一位内阁大学士的彷徨和坚守,再现徐溥在家国同构理念下的政治和社会行为,及其背后的文化动因。研究主要从三方面展开:一、君臣关系视角下的徐溥,明中期君臣关系比明前期君臣关系缓和平舒,以徐溥为代表的士大夫在诸多政治文化事件中可以充分表达其政治主张,甚至可以反驳皇帝的无理之举。如徐溥抵制传奉官、拒撰三清乐章、劝谏明孝宗勤于视朝等政治行为,充分表达了士大夫的政治自我认同和主体意识。二、内阁权力体系中的徐溥,明中后期内阁权力发生演变,内阁在朝廷权力中枢中的地位逐渐加强,依靠与皇帝的亲近关系,逐渐发展成为朝廷权力的核心。徐溥任内阁首辅以后,与内阁成员友好合作,表现出这一时期内阁成员和谐的搭档关系。与叶淇变革盐法、与丘濬改革庶吉士制度,是士大夫针对明代中期国家机制中出现的问题所做的改善。对于言官的营救,直接使得言官幸免于难,也间接平衡了朝廷中枢权力体系。徐溥与宦官的互动表现出明中期士大夫与宦官的友好往来,表明宦官在明中期进一步发展,成为朝廷权力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三、家国同构理念中的徐溥,徐溥任官期间及致仕以后,始终以家乡和亲族为中心践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和追求,实际是移国于家思想的实践。在家乡宜兴置办义田、修建祠堂、表彰先贤是他瞻仰宗族的具体行为。宜兴当地人民通过祭祀、建碑、整修徐氏宗祠等活动表达对徐溥一生的认可与纪念,是徐溥一生功绩的真实写照。总之,通过对徐溥的研究,不仅可以对徐溥有全面的认识,还可以透视明中期政治文化的特征与动态变迁。

邢云龙^[10]（2020）在《明代北京花卉游赏及文学书写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古代文人游赏花卉及其文学书写传统由来已久,人们在培育、艺植、观赏与题咏花卉的过程中,与花卉结下了“深挚的友谊”并联结上“情感的共鸣”。有明一代,花卉园艺与园林活动兴起发展,游赏之风渐行、花卉文学书写繁盛,人们对于花卉的外在形象与内在意蕴有了更进一步地感知与了解,檃括继承并深化了以往的审美经验和体认能力,花卉植物的生活实用、审美观赏与文学艺术等价值在相应领域内重新得到了抉发利用和创新发展。本课题结合了历史时间（明代）和区域空间（北京）两个考量因素,从文学与文化层面出发,宽领域、多维度地综合考察明代北京文人游赏花卉及其文学书写相关情况。第一章:明代的花卉园艺与游赏之风。首先,明代前期花卉园艺的发展在经历元代沉寂之后有所承继与突破,明代中后期更是获得重大进展,具体表现在:花卉资源分布及区域性特征较为明显;花卉栽培技术的综合提高和花卉种类、品种的增加;花卉商品基地出现与市场贸易的兴起;园艺理论系统科学化并涌现大量花卉文献专着。其次,明代前期受政治环境约束和国家政策管控等因素的影响,社会风气和审美风尚相对保守,花卉园艺发展举步维艰。大概从明宪宗成化时期、明孝宗弘治时期以后,明初以来的这种淳朴保守的社会风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最后,北京花卉游赏之风的直接影响,不仅促进了明代中后期北京花卉业的发展以及相应推动了花卉文学书写的繁盛,同时也浸染改变了其他一些社会习尚。第二章:花卉作为“媒介”与明代北京文人生活及其文学创作。首先,花卉与明代北京文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种种密切联系,具体而微地表现为人们热衷于种花、养花、插花、赏花、赐花、簪花、餐花、赠花、写花、咏花与绘花等,花卉兼具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属性而成为京师文人士大夫寄寓闲适生活、表达高雅情趣的重要载体。其次,明代北京文人的“恋花情结”与爱花原因,二者实则共同构成了花卉游赏“同质异构”关系的两部分。最后,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北京,围绕花卉植物进行的园艺园林活动、社会生活习尚和文化艺术领域等渐趋繁盛,正是这一地区文人士大夫的踵继活跃,从而促成花卉文学书写的繁盛局面。第三章:明代北京的观花植物资源及其游赏活动。首先,明代北京用于观赏和美化的花卉,主要有木本花卉毛茛科的牡丹、草本花卉毛茛科的芍药、草本花卉菊科的菊花、木本花卉蔷薇科的杏花和梅花以及其他一些观花植物。其次,明代北京地区游赏活动的诸多案例及其背后具体的“游赏模式”,大致分为雅集结社赏花、岁时节令赏花、园林寺观赏花等三种形式。然后,通过对这些游赏活动的微观剔抉,可以大体窥见其场所分布和空间布局。最后,明代北京观花植物资源与游赏活动的相关特点,具体表现在:观花植物资源较为丰富且种类多样;游赏主体广泛且游赏活动场所集中;游赏活动及其季节性特征较为显着。第四章:明代北京文人游赏花卉及其文学书写的实际典型案例,这也是本文的重要主体部分。首先,明代北京文人游赏花卉的阶段规律和主要特点,主要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时期及其相关主要特点:洪武至天顺时期——政治范畴赏花赋诗空间;成化时期及以后——私人生活赏花题咏范围。其次,蠡测整理出明代北京园林发展情况,结合各个园林的主要花卉景观分布情况和特点进行援引介绍,以期进一步重点探讨明代北京园林中文人的赏花交游及文学创作。再次,以明代北京为例来探讨瓶花与盆景鉴赏的时代风尚及其相关文学表现,纵向将其置于古代瓶花与盆景的发展历史进程中而大致了解其发展脉络,横向考察北京地区瓶花与盆景的相关发展情况（乃至与其他地区进行综合比照）,并以袁宏道《瓶史》的创作环境及其内容为中心,稽考明代北京瓶花鉴赏风尚的典型时代特征。最后,选取“玉堂文人群体”“茶陵派群体”和吴中士人等三个主要群体在京赏花赋诗为个案考察对象,对明代北京赏花活动及文学书写进行相应的细致微观考察,来解构京师世风及文化内涵下的馆阁翰苑与郎署及其文人士大夫文学传统,管窥赏花的不同场景及其游赏主体的多重身份结构和心态,“以点带面”揭示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情趣与风尚以及相应的文学表现等,并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多维度意义。

二、论明代公文风格的嬗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明代公文风格的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1）明宣宗御制《官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晚明草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清末新式官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明代茶陵派文人着述考证（论文提纲范文）

（9）明代阁臣徐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明代北京花卉游赏及文学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明代公文风格的嬗变（论文参考文献）

• [1]明宣宗御制《官箴》研究[D]. 朱文宇. 吉林大学, 2021(01)
• [2]《文章辨体汇选》文体理论研究[D]. 张瑞娜.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3]“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D]. 李敏. 兰州大学, 2021(09)
• [4]明代奏疏留中研究[D]. 陈玥.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5]晚明草书研究[D]. 赵紫文. 吉林大学, 2020(04)
• [6]清末新式官报研究[D]. 程河清.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7]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研究[D]. 张晓波.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3)
• [8]明代茶陵派文人着述考证[D]. 方颖. 江南大学, 2020(01)
• [9]明代阁臣徐溥研究[D]. 何洪卫. 信阳师范学院, 2020(07)
• [10]明代北京花卉游赏及文学书写研究[D]. 邢云龙.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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