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生存是不够的

一、仅仅生存是不够的（论文文献综述）

谢文韬^[1]（2021）在《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文中研究表明近代引领着变革潮流的都市,和象征着传统的旧体诗坛之间,看似并不协调,实则存在紧密联系。研究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发掘近代旧体诗坛的独特性,从而确立其文学史意义。但旧体诗坛面对近代都市的诸多变革,并非一味被动地受到影响,而是根据主观意志进行适应调整,最终形成了与前代不同的面貌。因此需要超越一般文学史书写中常用的机械反映论,避免将旧体诗坛的创作、批评等活动看成都市变革的注脚,单纯从其中寻找涉及近代都市变革的内容的做法,如罗列堆砌与都市某一方面变革相关的诗词作品等,而应将近代旧体诗坛看成由具备不同意志的群体构成的复杂存在,摸索近代旧体诗坛与前代不同的运作机制,寻找其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探讨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先须确定近代都市中与旧体诗坛联系紧密的变革,以及近代旧体诗人与都市的基本关系,从而为深入研究打下铺垫。首先物质方面,都市交通方式的变革让诗人们的出游、交际大为便捷;通讯媒介变革与诗人的谋生、求知与济世活动紧密相关;交际场所的变革让诗人们有了新的互动空间。其次在社会方面,都市政治环境的变革给积极入世的诗人们提供了为理想奋斗的机遇;教育体系的变革让在都市中求学、任教成为诗人们的普遍经历;思想风潮的变革则给诗人们走向多样化的人生道路提供了指引。正因如此,凡是在近代旧体诗坛稍有影响的诗人,都与变革的都市密切相关,或长住于这些都市,或长期以其为中心活动,或兼而有之。在明确二者的基本联系后,便可考察都市变革背景下旧体诗坛的生存空间变化。以民国建立、新诗兴起和新文化运动等关键事件为节点,都市中旧体诗坛的实体依托发生了不同轨迹的走向,这直接影响了旧体诗坛的生存状态。在晚清时期,诗坛与都市政治强人的幕府间联系,较前代质变虽然不多,量变却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但进入民国后,这种联系却突然断裂。而报刊在晚清民初经不同诗人群体的努力,逐步被旧体诗坛接受、认可,然而随着新诗的兴起,旧体诗坛在报刊上受到严峻挑战,不得不进行反击,但在关键的论辩方式上,面对以概念定义为逻辑起点的新文学阵营,学衡派为代表的诗坛中坚力量仍保持着以历史经验为逻辑起点的思维模式,在报刊空间中表现得并不适应,反倒是旧体诗坛基层在论战过程中实现了一定的自我突破。而近代高等教育机构,长时间内并未表现出与旧体诗坛的特别联系;但新文化运动后,随着旧体诗坛在社会上逐渐式微,它们成为了旧体诗坛延续微弱生命的难得依托。在理清近代都市变革作为背景的影响后,便可将坐标切换至旧体诗坛本身,探讨近代旧体诗坛自身如何在创作潮流、批评活动以及组织结构方面进行行为上的主动调整以及机制上的自我调适,以适应近代都市的变革。最明显的体现是在创作潮流上。首先,都市政治环境的变革,使得诗人们要通过在诗歌创作中表现政治热情和政治能力来在都市政治场域中生存,甚至获取更多政治资源。虽然这种情况前代也有,但在近代程度可谓达到顶峰。然而不同政治热情、政治目标以及诗歌风格的诗人,在转型幅度和方式上各有不同。其次,近代都市生活场域的变革,则让各种新名物开始成为书写对象,但不同时期诗坛对新名物语汇所普遍采取的书写模式不同。最开始抱着介绍、夸耀心态的诗人,往往将新名物作为诗歌的主题进行书写;而在新名物被熟悉之后,诗人更多将之作为单位在诗中使用,但保守的诗人,则一直只将其作为背景以减弱对旧体诗歌传统造成的冲击。相较之下,尽管都市思想场域的变革使得新概念语汇同样开始进入诗人的笔下,但旧体诗坛最初普遍没有将之与传统的语汇区分开来,故在书写模式上多与传统典故混同,不过随着诗人文化普及意识的提高,诗人们逐渐会将以诗歌作品总体来对这些新概念进行介绍阐释。近代旧体诗坛的批评活动方面也体现了旧体诗坛面对都市变革时的调整。随着信息传播技术与都市中公共话语空间的形成,诗歌批评的形式、对象与本质都在发生变化。形式上,过往单向、个人化的诗话,成为了一种高度公开化、互动化的批评形式,它可由报刊征集素材而生成,能够成为一种集体意志的表达,读者可以用各种即时性的反馈手段来影响诗话的创作,批评者在创作诗话时也必须时刻考虑读者,同时它又保持了一定的自身特色,报刊带来的一些互动形式由于其体式传统而并不能被广泛接受。对象上,在没有被某种具有特定观念的特定群体所垄断的都市公共话语空间中,不同群体用不同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使得过往累积的诗歌资源会被重新挖掘。而对于诗歌本质的认识,也随都市中社会阶级的变化与前代不同。诗歌不再被视为士人的身份象征,甚至不再是知识分子必须掌握,而对诗歌的文学知识的研究、诗歌的鉴赏等,开始从原有的知识体系中分离出来,渐渐变得可以独立进行,且渐渐被知识分子所看重。面对近代都市变革,旧体诗坛结构体系的变化,从宏观到微观都有体现。就诗坛流派而言,“都市型”诗派开始取代“地域型”诗派,成为诗坛主导。就诗人社群而言,过往实地、封闭、主要依赖士人关系网的特点发生改变,在都市的公共空间中更加具有全国意识,对士人关系网有所突破。成员地位取决于存在感,而社群之间界限模糊,比起内部进行活动,向外界公开举办活动变得更为重要。在诗坛的个体层面,都市的风气与社会阶级变革使诗人对于使用诗歌谋取经济利益不再感到可耻,诗歌开始向书画靠近,其交易有走向体系化的趋势,这使得诗人的交际策略和关系网也发生了变化。综合这些方面来看,近代都市的变革,对于旧体诗坛的整体影响,在于地理特征层面的去地域化、社会定位层面的去阶级化以及知识谱系层面的专门多元化三点。这些相对于前代的独特之处也正是近代旧体诗坛的近代性体现。

阳火亮^[2]（2021）在《保护与服从 ——霍布斯论现代国家》文中提出本文是对个人的现代性处境的一次尝试性探索,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个人自由与现代国家的关系:自由而平等的个人为何要服从国家,以及如何服从国家;国家为何需要保护自由而平等的个人,以及如何保护?在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威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家处于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国家本身具有超越性。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中,既包括神学国家的因素,也包括自然国家的因素,其重点是国家在个人生活中应该具备的地位、功能和作用,以及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概而言之,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国家为什么要保护个人自由,而个人又为什么要服从国家权力?个人自由有没有可能在公共政治和私人生活之中找到某种确定性和存在的空间——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这个保护与服从的问题,直接涉及到现代国家的概念与理论,涉及到人的现代性处境的本质。霍布斯国家理论的核心是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即保护与服从。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国家就是个人的集合体,霍布斯试图平衡主权和个人,而不是偏向其中一方。要实现这一平衡,国家就必须要有政治决断以及实现这一政治决断的力量。个人的敌人不是国家,国家权威的敌人也不是个人自由,个人和国家共同的敌人是战争状态。对于个人而言,唯一能够相信的可以提供保护的,只能是出于个人自身的力量。国家就是共同体本身,就是个人通过彼此之间社会契约构建起来的全体人民,服从国家也就是服从个人自己。个人只有在群体中才会涉及到他人的利益,正是因为群体生活中可能产生的冲突,个人才需要国家来进行保护。因此,国家的保护和个人的服从都是基于国家的存在是以保护个人生命和自由为目的。人的困境在于,有没有可能既想要得到国家的保护又保留充分的个人自由?传统而言,国家权力多一点,个人自由似乎就少一点:人总为这个自由的空间担忧或者是挣扎。人的本质是什么?人需要的是确定性,以摆脱对未知的暴死的恐惧;人需要的是现世的安全,而不仅仅是来世的救赎。然而,人能够获得对自身生命和自由的保护,以对抗未知的、不确定性的世界,在于他对自身困境的认知。对人真正的体验和感同身受,才能真正地去理解人性。任何以自己的意识去替代他人体验,都必然导致强迫。人或许一生就处于这种自我感知与他人感知难以完全协调一致的困境中,世界的多彩源于此,世界的战乱也源于此。国家要想得到个人的服从,必须从人所处的困境出发,真正理解个人对其生命和自由的感知。个人要想得到国家更好地保护,也必须在自我认知的基础上学会和他人相处。人渴望私人自由,又渴望公共参与并在集体中得到认同,这必然需要人找到其中的平衡。

陈黎梅^[3]（2021）在《列宁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和人类的永恒追求。列宁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俄国的革命实际尤其是建设实际,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新主张和独到见解,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面对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遭遇人的发展不能满足社会发展之需的“瓶颈”,如何有效化解二者的矛盾是党和国家必须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列宁作为俄国十月革命的领导人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他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诸多思考和实践具有开创性意义,为破解新时代我国发展的“瓶颈”问题提供重要指导。列宁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是指列宁在俄国革命与建设时期,围绕着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主要矛盾的解决,关于何为人的全面发展、为何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如何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一系列观点。列宁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是具体实践的迫切需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之下,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垄断组织掌控着经济生活,金融寡头逐渐掌控了国家的政治生活,人的异化、物化以及人的片面发展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引起有识之士的广泛关注。这一时期的俄国处于社会急剧变革时期,俄国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通过暴力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打退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平息了国内反革命叛乱,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探索,但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俄国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整体低下都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在此国际国内背景下,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和批判借鉴俄国民主主义者人的发展思想的基础上,从1893年至1923年期间在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在经历酝酿、萌芽、形成和成熟四个发展阶段后,形成了列宁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列宁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主要由人的全面发展的多维价值思想、内在意蕴思想、基本条件思想和实现路径思想四个方面构成。列宁从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发展和无产阶级政党三个维度出发阐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尺度,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以及此前一切社会形态的重要区别,就是确立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人的全面发展关系到社会主义能否在一国建成;无产阶级政党致力于本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最终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奋斗目标。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有着特定的意蕴。列宁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不断发展着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得到充分满足,人的“共产主义道德”“文化知识水平”和劳动能力得到全面提高,男女之间、各民族之间、工农之间、公职人员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交往关系得到平等发展的状态。列宁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必须具备相应条件,包括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旧式分工,解除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枷锁;开展“文化革命”,大力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基于条件分析,列宁结合俄国国情对如何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出了独到见解,即肃清落后的“思想残余”,改造小农心理习惯,使之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需要;大力发展国民教育,即便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要优先保障教育经费的投入,并将国民教育作为一项长期的事业进行建设;将教育与社会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帮助人在劳动实践中提升个人的能力和素养。列宁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多维价值思想、内在意蕴思想、基本条件思想和实现路径思想共同构成了列宁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体系。列宁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是列宁结合时代形势以及俄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对马克思恩格斯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从而丰富了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推进了俄国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但同时,由于特定时代条件和列宁身体健康状况的限制,列宁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在直接过渡时期列宁对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设定超前,他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部分思想未能在俄国建设中得到检验和发展。因此,要将列宁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俄国国情基础上进行考察和评价,才能更加客观和准确。列宁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深刻把握的基础之上,因而对今天正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具有重要启示。必须充分认识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事关社会主义能否在一国建成,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在衡量社会发展进程及水平时必须坚持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坚持生产力尺度和人的发展尺度的统一,始终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在新时代必须继续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途径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结合新形势与新国情深刻认识和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目标;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同一个历史进程,因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须不断创造条件接力推进才可能最终实现。

林沈丹^[4]（2021）在《马克思实践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哲学史上关于实践观的研究由来已久,从实践观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各个时期思维方式的不同会导致对实践思想的不同界定,从而形成不同的实践观。在古希腊时期,主要形成了苏格拉底关于善的实践思想、柏拉图的理念论实践观、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实践理论,他们都将实践视为善的行为与德性活动,实践被局限在伦理范围内,从而形成了突出的伦理道德实践观。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主要有培根的实验论实践观与霍布斯的功利论实践观,这一时期的哲学家们对实践的认识视域由伦理道德领域转移到实验科学领域与世俗领域,从而形成了从经验出发的旧唯物主义实践观。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的哲学家们像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都在社会领域中从主体精神出发理解与把握实践,从而形成了显着的唯心主义实践观。但总的来看,无论是伦理道德实践观还是旧唯物主义实践观抑或是唯心主义实践观,它们都在历史领域内将实践看成人的主观思维的产物,因而,实践只能沦为抽象的实践、形而上学的实践、片面的实践,我们可称其为“哲学的实践”。马克思实践观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大致经历了初步探索阶段、逐渐形成阶段、正式确立并深入推进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在马克思实践观的形成过程中,马克思批判性继承与超越了以往哲学家的实践思想成果,特别是吸收了对马克思影响最大的黑格尔唯心主义实践观与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实践观中的合理成分。马克思认为不能仅仅从主体方面理解对象世界,也不能仅仅从客体方面理解对象世界,而应该以实践的思维方式将主体与客体结合起来理解与把握对象世界。马克思实践观认为哲学的本真意义在于从实践出发改变世界,成功转向“实践的哲学”,创建了新唯物主义哲学也即是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进而实现了哲学革命。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确立标志着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完成。在马克思那里,实践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对象性关系的相互作用,是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也是自然性与历史性的统一。从实践出发看待与理解对象世界,也即是从现实的人以及历史发展出发理解与把握对象世界。实践是马克思哲学的思维辐射轴心与“普照之光”,实践的思维方式辐射于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各个方面,其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历史、人与人自身之间关系的各个方面,进而形成了全新的自然观、历史观、人学观、自由观等等。在马克思实践观视域中,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被重新实践地理解与把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马克思实践观实质上是具有世界观意义的科学实践观。马克思实践观作为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在人与世界的各个领域实现了革命性变革,这种变革是根本性的,也是全面的、彻底的。本文旨在通过阐释马克思实践的自然观、实践的历史观、实践的人学观、实践的自由观四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与重大意义来理解与把握马克思实践观,体现马克思实践观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以及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全面性与彻底性。其一,自然观是马克思实践观形成的切入点,正是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分析,马克思逐步确立起科学的实践观。马克思认为自然不是绝对精神的产物,也不是与人无关的自然。马克思立足于实践,从实践出发理解自然,自然实质上是与人紧密相连的人化自然,历史的自然,从而形成实践的自然观。本文通过对实践的自然观的阐述不仅可以懂得马克思自然观的革命性变革,也能从中体会到马克思实践观的重大意义。其二,历史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不仅产生了历史,也造就了历史,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认为不能单纯从客体性思维方式出发将历史看成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也不能单纯从主体性思维出发将历史看作是精神的产物。马克思实践的历史观从实践出发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历史不仅具有规律性,而且具有目的性,历史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过程,这就形成了科学的、合理的历史观。在马克思实践的历史观视域下,历史的生成、历史的发展、历史的规律无不体现着实践性特征。只有从实践出发理解历史,历史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其三,实践是人的实践,人是实践的人,马克思实践观与人学观相互作用,紧密相连。马克思不仅通过对人学思想的阐释创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同时也正是以实践为基础,从实践的思维方式出发形成了对人的正确理解。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由于受到片面性思维方式的限制,人要么成为思辨的人,要么成为抽象的人。马克思实践的人学观从实践出发全面审视与考察人,人成为现实的人,进而形成了全新的、科学的人学观。其四,本文将马克思实践观与自由观联系起来进行阐释,因为马克思实践观与自由观不是相互分离的外在关系,而是相互包含的内在关系。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贯穿在马克思实践观中的主线条与终极价值,同时这一最终目标的实现也不能离开实践。实践的过程也即是人类追求自由的过程,人类追求自由的活动也即是人的实践活动。将马克思实践观与自由观联系起来不仅可以理解马克思实践的自由观的革命性意义,也有利于理解马克思实践观的革命性变革。根据以上对马克思实践观的分析与解读,本文最终从其中得到些许启示或警示。首先,我们要促进实践的规范化发展;其次,我们要在实践中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再次,我们要在实践中处理好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促进人与社会和谐统一;最后,我们要在实践中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平等,并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王哲^[5]（2021）在《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样态及存在状态,是对其外在形象的描述与内在根据的揭示,是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本质的统一。形态研究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有着重要而现实的理论和实践根据,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这一学科基础性、前提性问题的再认与反思,是一个学科“自我发现”的范畴。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既是对学科基础理论中一个重要但被遮蔽领域的探索与开拓,同时该问题也具有元理论性质,涉及到对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本质、起源等问题的反思和批判,进而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走向、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创新和深化产生影响。围绕思想政治教育形态这一核心问题,论文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章,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概念及其研究必须以一定的理论为基础和遵循。基于词源学方法对中西方语境下“形态”一词基本含义的考察,可知形态不仅是关于对象外在样态的描绘,而且是内部结构与存在状态的表征,是事物现象与本质的统一;借鉴、归纳既有其他学科形态学理论,可知形态学是对对象形态进行系统性、学理性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基于特定视角进行分析性结构考察与综合性历史考察是形态学研究的基本特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形态概念的出场语境和基本含义特别是社会形态理论为研究范例,为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提供了借鉴,即善于把握对象内核本质、分析功能要素与结构表征、注重发展性过程性研究,把握好具体与抽象、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概念界定,并引入视域概念,明确研究者的视域与研究对象的形态呈现具有内在统一性。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具有多维性、层次性、关联性等特征,同时与思想政治教育现象、本质、模式等概念既相互关联而又彼此区分。第二章,思想政治教育形态问题的出场语境与研究逻辑。思想政治教育形态问题研究的出场语境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丰富发展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深入研究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的逻辑理路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即“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该方法内含从具体到抽象的前提规定,从一个简单的抽象规定性出发,在历史与逻辑的互释生成中使对象“在思维的行程中具体地再现”。基于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理路对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具有过程和维度的双重契合性。这一逻辑理路的具体展开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的逻辑架构,包括研究思路与叙述思路两个层面,是对论文结构与体系安排的主张与澄明。理论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是研究的逻辑起点,其依据在于划定研究边界、体现研究对象的基本矛盾和要素方面。第三章,结构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指在特定社会结构中具体教育实践活动的意义上来分解研究和系统解构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总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构形态包括渗透在其他社会要素或活动中的潜隐形态以及以相对独立面貌呈现的显形态;后者按照由表及里的顺序,可分为要素构成、运作实现、内核本质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直观的现象层面,主要包括人的要素——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物的要素——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等方面;第二层次是要素间相互关联作用即运行层次,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时空场域（主要指具体的微观空间）,目标依据、过程环节等方面;第三层次是深层的内在核心,主张基于社会关系与秩序的建构和维系来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与这三个层次相对应,思想政治教育可划分为构件形态、运作形态、内核形态三种形态。构件形态可从主导性内容、教育方法、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等方面进一步加以划分;运作形态基于具体的空间环境、不同的目标导向、实现的方式依托、整体的过程环节等角度来区分;本质形态则依据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划分为若干亚形态。第四章,历史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指在宏观历史过程中作为人类社会一般文化现象意义上把握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从本体存在的角度考察其产生发展、过程状态与演进规律。通常来说,阶级社会是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基本场域,阶级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属性,思想政治教育阶级形态是主张统治阶级利益与诉求、维系阶级统治的一种思想上层建筑。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视域看,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有其消亡的时刻;与之相应,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建构和维系方式,与阶级社会相适应的阶级形态也只是其宏大过程中的一种形式,由此生发出思想政治教育存在非阶级形态的逻辑推论,主要包括原始社会原发-形成中形态与共产主义社会自觉-本真两大形态,这二者是从存在论角度对阶级形态何以可能与终极走向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在人类社会整体视域观照下,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形态的完整序列呈现出一定的演进规律,主要表现为边界扩展、聚合统一、否定回归等;从更为深层的角度讲,这些规律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熔铸于并伴随人类自我超越自我确证的解放历程,是人自身本质力量的充分彰显和集中体现。第五章,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的问题归依与价值旨趣。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形态问题研究的落脚点与目的所在。就理论本身而言,对该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本质等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化与拓展,实现“思维抽象”向“思维具体”的第一次跃升;从现实指向来看,在“思维具体”的基础上从理论回归现实,对当代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加以考量是思维行程的第二次跃升。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方位及特征,当下我国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处于一种过渡形态,对这种过渡形态的研究分析有助于实现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守正创新。守正创新意味着扬弃,意味着继承、批判与发展,在描述现状、分析问题和原因的基础上,探寻改进方向、谋划策略与方式,从而探索尝试构建出精准思政、日常思政、嵌入-融合思政、“非常态”思政等符合时代特征与发展趋向的思想政治教育新形态。

岳亚莉^[6]（2021）在《新世纪散文诗新质的建构 ——以“我们”散文诗群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散文诗作为一种发端自国外的文体,因其灵动跳跃的形式和丰富多变的表现手法使人类灵魂的深度和思维的广度得到充分彰显。一大批从事散文诗的创作者经过不懈的努力,将散文诗的文学价值提升到新高度,其中取得成就令人瞩目的当属“我们”散文诗群。他们通过创作实践使得散文诗克服重重发展困境,实现了新发展,并且在创作理念和作品内质方面实现了新质的建构。笔者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对“我们”散文诗群及其作品进行探究,分析散文诗在面临文坛冷暴力的境遇下,“我们”散文诗群所实现的新突破。本文由六个部分组成:引言部分分析了当下对于散文诗以及“我们”散文诗群的研究成果,阐述本文的选题和原因。第一章从背景谈起,分析了“我们”散文诗群的出场。彼时散文诗进入新世纪以后依然处在一个“边缘化”的位置,具体体现在散文诗的文体归属始终受到争议且不被文学史所认同。从创作角度来说,散文诗美学也处在停滞不前的尴尬境地,不仅创作的作品难觅精品,对于散文诗的文学评论也是寥寥。在这种境遇下,“我们”散文诗群凭借新质的建构实现了突围。在创作内核上汲取了周庆荣的《我们》,并将“我们”作为一种态度。通过与“他们”诗派对比,可以梳理出“我们”散文诗群的群体概念。第二章讨论了“我们”散文诗群在理论新质方面做出的贡献之一“大诗歌”创作理念。这部分在系统梳理了“大诗歌”的提出历史之后,阐述“大诗歌”在散文诗文体确认方面的意义和价值,同时分析“大诗歌”的“大情怀”和“大视野”两个具体内涵。“大诗歌”在创作方面的应用体现为长篇散文诗的写作和散文诗跨文体的尝试。第三章论述了“我们”散文诗群在诗歌理论方面贡献之二在于提出意义化写作。这部分首先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的时代背景入手,分析了“意义化写作”提出的时代原因,其次从“担当意识”、“责任意识”和“审美意识”三个方面阐述了“意义化写作”的内涵,最后以“我们”散文诗群的代表诗人周庆荣为例,分析了他的作品在“意义化写作”的指导下所呈现出的特点。第四章分析了“我们”散文诗群在创作内容上带来的新质——灵魂话语的建构。灵魂和身体存在的矛盾导致特定时代背景下文学创作的“灵语失踪”现象。这种现象的极端发育导致诗坛上催生出“下半身写作”的极端特例。这给诗坛也带来了一系列弊病:如内容低俗化、语言浅白化和审美媚俗化。因此诗人们意图通过建构灵魂话语来革除这些弊病,灵魂话语在建构的过程中发展出以下内涵:以身体意象为基础、以思索存在为主题、以神性描绘为修饰和以关怀人类为至境。最后一节通过分析灵焚的创作进一步阐释“我们”散文诗群所建构的灵魂话语在作品中的体现。结语部分总结概括了“我们”散文诗群实现的成就和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我们”散文诗群作为一个处于生长期的散文诗创作团体未来仍有很大的成长空间。期待“我们”散文诗群,也期待中国散文诗可以有更好的发展。

赵晓丹^[7]（2020）在《生态批判与图景构建 ——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以来延续20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在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也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和人类的生存环境。随着工业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生态环境的危机日益凸显并逐渐向全球蔓延,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严重最棘手的问题。突破发展极限,探索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成为全人类的共识。以绿色运动为起点,西方社会一些致力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学者和有识之士不断探索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应运而生。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以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思想为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论以及西方自然科学的相关理论,从根本上探索和研究生态危机的解决之道。通过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深入分析,生态社会主义学者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由少数资本家占有,资本家的贪婪本性决定了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源源不断的利润,因此资本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加重对工人的剥削,操控科学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各种手段刺激劳动者进行不必要的消费,采取污染输出、资源掠夺等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侵略,不仅破坏了本国生态环境的平衡,还导致生态危机全球性蔓延。生态社会主义学者由此指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元凶是资本主义制度,由此产生的技术异化、消费异化都是加重生态危机的帮凶,而生态帝国主义则是生态危机全球化的根源所在。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的方式来解决生态危机是不现实的:自由市场理论主张通过征收生态税和许可证制度的方式内化资本主义的环境成本,其实质是将自然环境商品化了,使得大企业囤积购买排放许可,低减排的企业却得不到发展,最终导致减排达到上限;绿色经济青睐于小规模的生产和小型独立资本,但这并不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扩张的本性;新型技术如核能、生物燃料、太阳能、风能等在生态实现上都存在着诸如资金消耗大、效率低、清洁性差等弊端,即便资源使用效率提高,资本家却会因此而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导致消耗的增大;人口的增长与个人生活方式并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同时人口减少的政策也不具有可行性。因此根除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生态危机的解决要求人们正确处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一问题上,早期的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大多持生态中心主义的观点,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发现以生态中心主义为代表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存在理论上的弊端,非人类中心主义站在自然角度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赋予非人存在物与人类相同的道德关怀,其实质是反人类的。完全的自然角度也是不存在的,必须要通过人类进行表达,因此无可避免地受到人类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影响,他们因此回归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但是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过度强调人类的主体地位,忽视自然规律,肆意破坏自然,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在对这两种思想进行批判的基础上,他们以马克思主义“控制自然”的理论为基础提出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坚持人类的主体地位,认为从人类的角度出发有效地“控制自然”能够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从而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生态危机的最终解决需要建立起一种生态友好型的社会主义制度。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对未来社会提出了具体的构想,他们主张未来社会的构建应该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实现充分民主以及社会公平正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系列具有生态关怀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制度。在经济上主张实行真正的生产资料公有,采取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实行经济的适度增长;在政治上重视生态环境,反对官僚化,实现真正的民主,在全球范围内解决生态问题;在文化上遵循生态价值标准,发挥教育在生态文化重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使人们树立全新的价值观;在发展模式上主张实行包括经济、社会和人在内的全面的可持续的发展。在实现生态社会主义所依靠的主体力量的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大都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在实现方式上,他们主张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内部的变革。虽然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也声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来建立社会主义,并且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倡导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但是本质上其与科学社会主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二者无论在理论基础、社会变革方式上,还是在对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认识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上都具有根本的区别。生态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不够彻底,因此无法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也不够彻底,这就决定了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乌托邦性质。在经济危机全球性蔓延的国际背景下,全面而准确地评价生态社会主义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具有积极的贡献,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进行揭露和批判,提出了全新的生态政治理论、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社会主义存在方式,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在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国际背景下,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建国以来以及改革开放初期所采取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恶化,随着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实现人们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因此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本文以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对这一理论系统而全面地研究,找寻其中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益启示。文章由七个章节构成: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对文章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现状、思路方法以及创新和不足进行概述;第二章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概念进行阐释,并总结其产生背景、理论来源以及发展脉络;第三章揭露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并指出改良资本主义的虚幻性,以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为例来系统论述生态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中,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全面地批判,更具有代表性;第四章在否定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理论,并以佩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重构为例来阐述20世纪90年代后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主流观点,佩珀的人类中心主义理论是在继承格伦德曼思想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更加具体和深刻;第五章总结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构想以及实现路径,并以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构建思想为例来展示未来社会的完整图式,科威尔对于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包括构建原则、政党建立以及实现过程,是提出最早的具体的生态社会主义构建思想;第六章通过生态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比较,揭示生态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七章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积极意义和局限性进行全面总结,并探索其对当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益借鉴和启示。新时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应该充分借鉴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有益成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坚决抵制生态帝国主义的入侵,加强生态环境的治理,最终取得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胜利。

范丽君^[8]（2020）在《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 ——以接受理论为借鉴》文中认为1994年我国接入互联网之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从产生到不断壮大,经历了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的发展进程,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也同样经历了由现象到本质、由经验型到科学化的认识阶段,大致可分为管控应对阶段、主动探索阶段、深化研究阶段,并朝着学科化方向发展。虚拟实践性是开展体验式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依据;交互主体性是构建主体间性教育思维的前提基础;隐蔽渗透性是运用潜隐性教育方式的重要依据。结合调查问卷结果检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其教育者封闭的教育思维、“去现实化”的教育内容、孤立的教育载体、单一的话语体系等问题,是导致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低实效性、少针对性的主要原因。诞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接受理论提出了“走向读者”这样一个新思路,由“文本中心论”转向了“读者中心论”,是美学研究领域方法论的根本性转变。借鉴接受理论“接受者中心”、“期待视野”、“召唤结构”、“读者参与”、“审美经验”、“审美距离”、“偏离效应”等概念,对解决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现存问题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和价值。借鉴接受理论有助于增强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效果,二者在理念、要素、过程、环节等方面的相似性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借鉴接受理论的内在动力。针对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现存问题,本文借鉴接受理论构建一个包括理念创新、内容优化、载体运用、话语变革在内的创新体系,四个要素分别处于创新体系的核心层、根本层、渠道层和表象层,彼此联系、相互交织,共同发挥协同创新效应。接受理论认为读者作为接受者在文学价值结构中处于灵魂地位,是文学价值创造的直接参与者。大学生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主观能动性、自主选择性和创新超越性。接受理论中“接受者中心”的观点启示教育者要树立以大学生为中心的主体性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具有对话性、差异性和发展性。这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交互主体性的本质体现,“受众至上”的互联网思维的必然要求,也是顺应大学生主体意识不断增强趋势的应然选择。大学生主体性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要求教育者要密切关注接受主体的思想行为特点、与大学生平等对话、培养大学生主体性能力来实现。“期待视野”是读者基于自身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一种审美期待,它决定了读者对作品的接受效果。当代大学生的内在需求是促使其接受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动力。教育者要充分关注大学生指引导向需求、沟通交流需求、表达自我需求,使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既要符合大学生的“期待视野”,又要力求满足其“创新期待”。按照生活化、人文性、时代感的优化原则,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要以网络“三观”教育作为基础性内容,强化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加强网络政治引领,创新媒介素养教育。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阅读对作品价值实现的重要意义。当代大学生网络接受方式以互动性、体验性、参与感为特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运用应当遵循理论性与实践性并举、目的性与渗透性兼顾、知识性和趣味性融合、教育性和参与性共存的原则,有效利用微博、微信、APP等“微”平台,开发推广“严肃游戏”,加快建设“慕课”、“微课”等“移动”课堂。“召唤结构”是由作家建构、由读者对未定点及空白进行确定和填充的结构机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同样需要教育者用话语体系建构起“召唤结构”。教育者要重视接受者的主观创造性,研究大学生的网络话语偏好,灵活运用网言网语的“偏离效应”。根据网络语言“泛话语权”、“小叙事”、“可视化”的特点,按照提高话语体系的“引导力”、“渗透性”、“柔性化”的原则变革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体系:掌握网络话语传播的特点和规律,拓展话语资源,精心组织话语形式,创新话语表达方式,增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左殿升^[9]（2020）在《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网络时代“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历史机遇,我们必须牢牢抓住,决不能同这样的历史机遇失之交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互联网建设治理和国家网络安全工作,他多次强调“我们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谁掌握了互联网,谁就把握住了时代主动权”。互联网正在成为西方国家新一轮和平演变和实施网络殖民主义的重要工具,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背景,关乎政治稳定和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提升。政治认同是政治获得合法性的前提,是维系政治稳定的心理基础,是执政党的生命线。互联网的出现使政治认同的原有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不但重塑着政治认同的新形态,而且使传统社会的政治认同差异出现扩大趋势,网络时代政治认同的变化正成为一种影响国家安全的新的风险因素,互联网引发了全新的政治和政党安全问题。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青年大学生群体的政治认同情况直接影响着全社会的政治认同效果,决定着中国政治稳定、政治进程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青年大学生是互联网“原住民”,受到网络影响最为深重,互联网正在成为影响大学生政治认同的最大“变量”。正是由于网络大环境的差异影响、政治认同不同影响因素的差异作用和青年大学生群体的差异构成,造成了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差异呈现。互联网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差异具有极强的放大作用,需要高度警惕、有效应对。本研究采取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6所不同类型高校27174名不同学历在校大学生中展开大规模问卷调查,通过大数据分析,对大学生政治认同进行“可视化”呈现。将政治认同分为身份认同、制度认同、政党认同、政策认同、文化认同、发展认同等六个方面构成,设置了权利认知、利益认知、政治沟通、政治参与和政治满意度等五个影响变量,围绕不同性别、民族、学历、政治面貌、生源地等1 1个维度进行整体性和差异性大数据分析。研究目的主要有三:一是,全面厘清新时代大学生政治认知认同基本状况和差异特征,为大学生政治认同精准“画像”;二是,深入分析网络时代不同影响因素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差异作用,为大学生政治认同准确“把脉”;三是,系统构建应对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问题的对策路径,为网络时代强化大学生政治认同“赋能”。研究发现,互联网极大拓展政治生态空间、极大激发大学生政治权利意识、极大焕发大学生政治参与热情、极大影响大学生行为观念;大学生身份认同、制度认同、政党认同、文化认同、政策认同以及发展认同,两两之间分别存在着正向相关关系,并且都与政治认同整体正向相关;大学生权利认知、利益认知、政治沟通、政治参与和政治满意度等五大影响因素相互之间高度相关,并且都与政治认同整体存在正向相关关系;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总体向好,相较于党的十八大前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差异明显:低度认知与高度认同存在悖论,宏观认同与微观认同存在失衡,情感热爱与行为疏离存在矛盾,整体认同与群体认同存在差异。网络时代应对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问题,需要增强整体认同,消解差异分歧,要从变量到增量,创造大学生政治认同的优良网络环境,全面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意识形态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从网下到网上,夯实党和政府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效能、走好网络群众路线、努力让青年学生有更多获得感;从边缘到中心:彰显政治认同教育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加强高校党的建设、加强高校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加强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从粗放到精准:精准对待对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问题,精准应对政治认同不同构成要素、不同影响因素和不同学生群体的政治认同差异。

刘娜^[10]（2020）在《生态批评关键词环境公正及其批评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环境公正”（environmental justice）也被译为“环境正义”或者是“环境公平”,它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随着西方环境保护运动的深入发展而提出的一个新颖命题。动词“environ（环绕）”起源于中世纪时期,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中的“环境”（environment）归词,指的是某个人、某群体、某物种或者普遍生命形式的周围事物。综合学界已有的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本文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定义为:生态批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学术立场,它考察具有“自我”的主体与他者在各类环境中,公正地享用环境之利益与风险的分配、参与制定环境政策、在环境分配方案上获得个人和社会认可,以及维持生命发挥作用的能力。他者包括因种族、性别、阶级等因素而相区别的人,甚至其他物种。环境则包括自然环境与人建环境。环境公正对生态批评的大规模影响是比较晚近的事情,这一方面是由于生态批评本身属于比较新兴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是由于早期生态批评关注的中心是荒野、田园等自然场所。1997年美国学者T.V.里德（T.V.Reed）提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environmental justice ecocriticism）这个术语,使得生态批评的环境公正转向从此之后更加明确。环境公正促使生态批评从荒野回到城市,回到人与自然交汇的中间地带,从而使得生态批评不仅具有崇高的生态理想,同时也立足牢固的现实基础。环境公正是对之前生态批评所持生态中心主义取向的反拨,它关注因种族、性别、阶级等因素造成的不公平之环境权益和环境危害,扭转了对弱势群体环境状况的忽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为生态批评的自然底色添加了社会因素,注重弱势群体享受的公平正义。伦理关怀对象从边缘人群到非人物种的层层扩大,使它更具现实基础与可操作性,并构成了连接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纽带。环境公正从人与自然一体的整体视角考察问题,为自我言说,为他者赋权。兼顾人文关切、伦理关切与生态关切三个维度。然而,国内外生态批评领域内,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研究稍显不足,未能形成系统性、整体性与综合性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将摆脱研究单一文学文本和单一生态批评家的局限,在历时性上追踪生态批评的历次发展浪潮,在共时性上考察同一时期内生态批评的理论趋向和典型特征,采用文献梳理、比较研究的方法,综合展开理论上的探讨和思辨,力求细致、深入地论述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发展面貌及其对现实环境危机的回应。本文试图全面梳理环境公正的重要文献,在宏观层面上考察生态批评的总体发展进程,在微观层面上聚焦环境公正的演变及其对生态批评的构建作用,以“环境公正”这个关键词为切入点,围绕1、2、4、5这四个数字展开研究:1即1种批评理论“生态批评”,2即生态批评的第2波“环境公正”,4即生态批评的4次转向,5即生态批评的5波浪潮。在综合分析此前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探讨环境公正思想源流与生态批评的历次浪潮,梳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产生的历史渊源、发生语境与发展过程,厘清环境公正的概念内涵,揭示环境公正在生态批评40多年发展历程中的演变脉络与深化趋势,回答环境公正如何与生态批评相互促进的问题,以提供西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整体图景,凸显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这种系统性、综合性的研究将丰富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研究内容,为构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中国话语体系提供参考,为我国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全文内容由绪论、正文四章和结语组成。绪论部分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进行概念厘定,综述国内外研究现状,并指出本研究之目的、意义与创新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生态批评对环境公正的诉求日益强烈,一部分学者将环境公正引介到生态批评中,从而引发了生态批评的环境公正转向。环境公正不是对之前生态中心生态批评的简单抛弃,而是对生态批评进行修正、深化与拓展,增添了多个视野,是一种推陈出新。第一章对生态批评及其关键词环境公正进行总体论述。本章主要研究生态批评的缘起、定义和任务,生态批评五次浪潮的划分,环境公正思想内涵,以及环境公正的生态整体主义朝向几个方面。具体以国内外学者对生态批评和环境公正的研究成果为依据,梳理、比较、归纳生态批评和环境公正理论体系的构建,综合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对生态批评前两次浪潮的划分和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对生态批评后三次浪潮的划分,分析历次浪潮转向的原因与生态批评与时俱进的环境实践之特色。在此基础上,揭示环境公正对自我/他者、男性/女性,白人/有色人种,富人/穷人,上流阶级/底层阶级,第一世界/第三世界,人/非人等一系列二元对立模式的解构,说明环境公正所具有的学理优势、伦理关怀和可操作性。根据彼得*S.温茨（Peter S.Wenz）的环境公正同心圆理论（Concentric Circle Theory）描绘环境公正的伦理关怀向度,说明环境公正的生态整体主义朝向。本文认为,环境公正按照同心圆模式,以共情（empathy,也被译为“移情”或“同理心”）贯通“自我”与“他者”的鸿沟,由己及彼,把伦理关怀对象扩展到包含其他具有性别、种族、阶级等差异的弱势人群,进而扩展到动物、植物和每个物种。新物质主义对生态批评的影响使得物质的能动性被纳入考察范围,这更为环境公正伦理主体的层层扩大提供了学理依据。当这个同心圆层层扩大到每一个存在物、并将每个存在物都视为主体的时候,环境公正也就达到了它的终极状态,即万物齐一、众生平等的生态公正。虽然这种意义上的生态公正目前有乌托邦之嫌,人类之外的非人类物种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成为主体依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生态公正作为一种生态理想,是人类为之努力的目标,而环境公正就是具有可行性的实践措施,它使公正不至于成为空谈,是联系现实与理想的桥梁。第二章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发展历程进行详细梳理。本章具体从初露端倪、全面兴起、蓬勃发展、持续深化和前沿问题五个部分,追溯与评议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主要是根据生态批评的五次发展浪潮为线索进行论述与探究,涉及到早期作品中环境公正思想的萌芽,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正式提出,由荒野自然向城市自然的转变,风险社会、慢暴力、跨身体性、行动者网络理论、共情等理论和概念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拓展与深化。这些方面显示出环境公正与生态批评的五次浪潮互相促进又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生态批评诞生之前及第一波的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批评浪潮中,自然书写中蕴含着环境公正诉求;在第二波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浪潮中,对于性别、种族和阶级的关注显现出环境公正考量;在第三波的跨文化生态批评浪潮中,环境公正思想添加了跨文化维度,环境公正从地区走向了全球;在第四波的物质生态批评浪潮中,物质的能动性和叙事能力深化了环境公正思想;在第五波的心理与信息生态批评浪潮中,环境叙事涉及的情感理论、心理概念和信息传播策略受到重视,这为环境公正的生态整体倾向走出文本、走向现实提供了更广阔的出路。伦理主体范围的一次次扩大并不是线性发展的简单趋势,其错落交叠的轨迹显示出学者们为构建环境公正话语而付出的努力。第三章研究批评学者基于环境公正生态批评视角对经典文本进行的分析解读与批评实践。本章选取了针对四部经典小说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实践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概括评析,体现学者们在文本解读中的环境公正立场,并在此基础上应用生态批评相关理论对文本的环境公正分析进行必要的扩展与补足。本章首先关注学者们对《布娃娃瘟疫》的批评,包括物质视角下的患病身体与跨身体性对环境非公正的揭示,以及社会视角下内外殖民与阶层固化对环境非公正的强化;其次,针对小说《死者年鉴》的批评实践,评析暴政迫害中体现出的“生态他者”形象,揭露吸血资本与资源剥削作为环境非公正的原因与表现,生态他者与边界拆解分别作为环境非公正的内在驱动与解决途径;再次,聚焦学者们对《播种者的寓言》之资源短缺进行的环境（非）公正解读,从“改变”主题与墙之隐喻,水之意象与气候公正,以及超级共情与反乌托邦三个部分来进行概括与延伸。最后,审视学者们在分析《食肉之年》时从三个方面表现出的环境公正立场,即霸权挟裹带来的食品公正问题,“肉是信息”连接的毒性身体,以及全球贸易导致的多元贱斥。本章对于上述文本的批评进行分析与补充评论,目的是发掘被忽视或被误读的环境公正思想,揭示和肯定环境公正视角对激发生态思想和生态审美意识的积极作用,并凸显在文学这个想象世界中,环境公正对于拓展伦理关怀范围的积极意义。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对象并非仅是生态文学,但是文学情节相较于现实生活有着更为辽阔的空间,如果只把公正的施与对象界定在人类范围内,未免抹杀了文学世界较于现实世界的优势,当前出于种种现实原因尚且无法考量的伦理在文学的想象世界里反而容易推行,文学的理想性对人类的启蒙、教化作用也正是基于此点。环境公正不仅促进了文学批评与环境伦理学等学科的跨界联合,而且也实现了与生态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等多个流派的交融。这种跨文化和跨文明的宏大视野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生态批评的研究内容,扩展了生态批评的研究空间,并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第四章围绕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独特贡献及其中国化途径展开研究。本章指明环境公正生态批评通过环境想象与环境话语参与现实的环境实践,因社会公正与环境伦理的双重叠加而为文学、文化的生态批评研究开拓了新视野,开辟了新领域。此外,本章聚焦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全球在地化发展路径,着眼于它在人类世中的全球视野以及它在中国生态文明时代中的在地立场。如果说,全球在地化是在空间上对批评跨越中西的展望,那么本章结尾部分,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中国化途径进行探索,则在时间上融通古今,观照从中国传统环境公正生态智慧的探析到中国现代环境公正生态文学的呈现。本文在此考察了中西方生命/生物共同体的概念,进而提出一种设想:中国环境公正生态批评需要立足于它同生命共同体思想的契合点,借助生命共同体思想深化自身,并推动生命共同体思想的传播、落实,塑造生态审美意识,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话语体系。西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己建构了较为完善而又开放的生态批评理论,具有比较坚实的哲学基础、宽广的学术视野和丰富的学术实践;与之相比,我国目前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尚未形成足够的学术氛围,理论建构尚处于起步阶段。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和绝对的生态中心主义立场都不具备实施的可行性。因此要结合我国现阶段国情,在新时代生命共同体思想的指导下,更进一步地强调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对于人与万物价值的肯定,确立发展具有反思性和建设性的生态批评体系,并最终将生命共同体思想付诸环保行动来推进绿色发展。理论只有符合国情才能更好地培养生态意识、指导环境实践,发展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研究将推动中西生态话语的深入对话与交流。结语对全文进行归纳,充分肯定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也分析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存有的不足。该部分总结了本文的三个核心观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凭借自身的文学性与实践性参与话语建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成为连接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桥梁;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伦理趋向为实现伦理共同体涵盖生态系统准备了前提条件。同时指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目前的缺失和不足,认为需要在跨学科借鉴中避免生搬硬套而导致误解,在多元扩展的同时防止边界过于模糊,并且需要完善解构之后的建构问题。最后提倡中国生态批评、文学批评甚至文化批评对西方的环境公正研究进行批判的借鉴,在理论上自主创新,进而结合中国文学资源,努力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话语体系,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路向。当今时代中,对严峻的生态危机和复杂的环境运动作出回应,是生态批评面临的中心任务。环境公正具有人文关切、伦理关切与生态关切,这使它能从多重维度为生态批评的发展提供思路与动力。环境公正的人文关切在生态中心主义立场的生态批评中添加对“人”的重视,肯定人类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多样性并尊重各种群体的价值与权利;环境公正的伦理关切既含有社会公正因素,又涉及生态立场,它审视弱势群体遭受的非公正生存境遇,致力于公正地处理环境利益与环境危害问题,消除因种族、阶级、性别等社会因素导致的物质环境不平等现象;环境公正的生态关切源自生态批评一贯的生态立场,通过探究文化载体中的“环境性”（environmentality）,追求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与美丽,万物的和谐共生与可持续存在。人文关切的以人为本,有利于消除社会非公正,而社会公正与物质环境的叠加则构成伦理关切,环境伦理有助于生态关切的实现并推动生态关切从理论转化为实践,而生态关切对生命共同体的维护又反过来对人文关切与伦理关切有所助益。所以,这三种关切互相联系又互相促进,形成良性循环,通过观照环境来推动生态批评发展,通过绿色理论引发绿色行动实践。环境公正必将有助于生态批评实现人文精神和生态思想的交融,也就是走向生态整体主义。

二、仅仅生存是不够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仅仅生存是不够的（论文提纲范文）

（1）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论文提纲范文）

（2）保护与服从 ——霍布斯论现代国家（论文提纲范文）

（3）列宁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马克思实践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新世纪散文诗新质的建构 ——以“我们”散文诗群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7）生态批判与图景构建 ——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 ——以接受理论为借鉴（论文提纲范文）

（9）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生态批评关键词环境公正及其批评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仅仅生存是不够的（论文参考文献）

• [1]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D]. 谢文韬. 浙江大学, 2021(02)
• [2]保护与服从 ——霍布斯论现代国家[D]. 阳火亮. 北京大学, 2021(02)
• [3]列宁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研究[D]. 陈黎梅. 西南大学, 2021(01)
• [4]马克思实践观研究[D]. 林沈丹. 华中师范大学, 2021(02)
• [5]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D]. 王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6]新世纪散文诗新质的建构 ——以“我们”散文诗群为中心的考察[D]. 岳亚莉. 扬州大学, 2021(09)
• [7]生态批判与图景构建 ——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D]. 赵晓丹. 吉林大学, 2020(01)
• [8]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 ——以接受理论为借鉴[D]. 范丽君. 山东大学, 2020(09)
• [9]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研究[D]. 左殿升. 山东大学, 2020(10)
• [10]生态批评关键词环境公正及其批评实践研究[D]. 刘娜. 山东大学, 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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