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年1~4期(总第72~75期)总目（论文文献综述）
刘后德[1]（2020）在《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文中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它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文革”中更是遭遇严重挫折。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再定向再出发,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它起自政治批判,成于学术反思。它针对“文革”,但绝不限于“文革”。这种专业层面的更深入阶段的拨乱反正在1979年表现得极为典型。在这一年,伴随着全社会思想解放的氛围,历史学呈现出与“文革”时期彻底决裂的姿态。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度成为当时整个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追求。这一追求在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探讨层面、古代史研究部分和近代史研究领域都有着鲜明的体现。而它在1979年表现得特别集中,并在1979年度走向高潮。那时的中国历史学存在一种明显倾向,即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模式,特别是“文革”时期畸形的研究状况,针锋相对地开展再认识、再纠正。这一趋向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史学研究面貌。人们首先就统摄整个研究局面的理论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纠偏匡谬。从理论根源和实践经验两方面重新理解和认识“阶级观点”,从而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塑造当时史学面貌的指导思想,是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所获得的最大理论共识。此时,笼统的阶级观点得到重新审视:一切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史学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极端做法也得到纠正;历史的全部内容绝不仅仅只有阶级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可以纳入“革命”的范畴;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或唯一动力的尊崇地位受到挑战,诸如生产力、生产斗争或矛盾斗争的合力等历史发展要素的重要性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强调;阶级考察之外的广阔历史空间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阶级批判之余的丰富历史遗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者们不再简单一律地套用阶级分析作为研究模具,而是积极倡导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把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往用阶级观点打量一切,言必称“阶级”的不正常状况大为改观。还有,深入反思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危害,也是1979年史学界所获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一切唯本本是从,照搬简易公式的惯常做法遭到批评。在理论阐释与史料求真的结合方面,脱离史实进行虚、假论述的做法受到抵制。它们逐渐被诸如“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等主张所平衡。还有一些因固守个别论断、预设某种前提而未曾从根本打破僵局的问题研究也开始得到触动。以上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面对任何问题,人们都转而尝试通过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得出自己的独立认识。此时,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开始在反省中得到重新定位。人们一致反对炮制“影射史学”以作政治工具的行为,并且通过重新诠释“古为今用”的内涵,以尝试进一步明确史学之于政治的价值功用及合理边界,尊重学术探索的独特规律,纠正违背学术自由的做法,从而扞卫历史学应有的生存空间和独立的价值尊严。1979年,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针对以往的认识局面进行剧烈调整的整体倾向。首当其冲的是,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所存在的研究偏向受到检讨。农民战争所蕴含之消极作用的集中凸显,成为1979年中国历史学在专题研究领域所经受的最大冲击。在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上,“阶级观点”受到研究实践的重新检验。人们注意到,农民战争在社会生产和秩序稳定等方面存在不容回避的破坏作用。曾经化约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真正内容或全部内容的农民战争,其价值地位因这种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因素存在而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农民本身难以抗拒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在经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分析中遭到集中剖析。进而,农民及其领袖不能摆脱具有负面作用的皇权主义、平均主义等思想,预示了农民战争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催生出又一个大同小异的封建政权。随着农民战争在变革封建制度方面的革命性作用遭到质疑,其价值作用至多不超出改朝换代的范围,甚至客观上有着维护和延续封建统治的认识开始出现。由于人们拒绝沿用简单张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评判泛化倾向被遏制,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些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得到重新评价。作为封建帝王的秦始皇残暴专制等负面因素被集中展露;作为思想文化领域代表性人物的孔子,其礼制、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价值重新凸显;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难以摆脱天命思想束缚,即使最后取胜也必然成为封建皇帝,而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领袖那样的进步特征和成就,这样一种宿命般的历史结局在讨论中被强调。此外,在中国社会形态及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上,由于人们对固定一种学说、服从一种认识的垄断局面多有不满,古史分期领域遂有诸说并起,从而颠覆了之前郭沫若等人所主张的战国封建说一家独尊之局面。由此,“魏晋封建说”、“西周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等不同论见纷纷出现。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一思潮,在1979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表现的最为充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典型认知呈现出“过山车”般的翻转。比如,曾经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典型的义和团运动受到集中质疑。该运动被认定为具有盲目排外、愚昧迷信等特点,甚至存在受清廷利用而“奉旨造反”的过程和行为,其对内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对外的反帝作用及价值都出现较大争议。再者,针对以往卖国之定性,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工业化肇始的标志性作用开始得到积极肯定。在企业管理、规模化机器制造、引进利用外资技术等方面,洋务运动所带来的进步影响;抗击外部势力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构筑自身近代化的经济和国防基础,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拉开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序幕,形成开放、理性的进取精神,以及在整体上开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的重要意义,都得到有力阐释。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从单纯依托目的初衷或阶级进行定性分析,开始向重视客观效果的考察方面倾斜。还有,对于被批软弱妥协且“阻挡人民革命”的戊戌变法运动,学者在现代性视野下重新将其定义为,一场由资产阶级发起的,旨在通过制度革新以挽救家国危亡的进步运动。其爱国主义价值,借鉴先进制度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宝贵尝试,以及改革过程中所推动实现的启蒙解放等,都开始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该运动的改良主义定性开始动摇,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抗封建顽固派,以及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进步作用越发得到肯定。1979年,是中国历史学进行再调整的关键年份,是“文革”时期史学向改革开放史学过渡的转捩点。它以反思姿态挺立于两种史学研究样式转换的紧要关头,通过一系列史学认识的再纠正实现了浴火重生。显而易见,研究样态的根本转变需要借助史实的订正,研究方法及理论指导的校准,但更仰赖于观念层面的透彻省悟。在追求学术独立和求实精神方面的启蒙重塑,是这一特殊年份留于后世的最醒目价值。与此同时,就学科本身而言,经过1979年前后学界在思想观念、理论方法、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及时调整,历史学得以迅速转入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为之后研究内容从较为单一的政治史向着结合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延伸,以及研究范式和研究重心从革命史向现代化叙事转变,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孕育了几种研究趋向。比如重建史实真相,考求真实;再次确认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宏观研究,偏重线索规律的合理化梳理;或者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方法重建历史叙事等。它们都在反思以往研究弊端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元竞发的态势。细致的文献梳理,结合对“文革”前后及当时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向的综合对比,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当时史学研究领域深刻调整的思想史价值,以及为新时期史学研究健康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学术史意义。选取1979年这一独特的年份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充分彰显其年代史学层面的蕴涵;史学界通过积极拨乱反正以响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号召,体现出中国历史学在参与历史中创造历史的传统致用色彩;以“颠倒”求“反正”,尽可能地释放出了解放思想的能量,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极端的危险。因此,反思学术研究的偏向,仅仅通过“翻烙饼”的方式进行显然是不够的。准确拿捏1979年中国历史学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充分衡估这一时期史学研究所具有的转折过渡意义,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清除畸形的“文革史学”那样的研究生态,为此后学术转型奠定基本格局方面,很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如果说1949年,崭新的中国历史学依靠政治得以确立,那么1979年,就是中国历史学在反求诸己的背景下实现学科化重生、专业化再造的又一次开始。从学术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它不啻于共和国史学的“第二次开国”。
赵玫[2]（2020）在《“心法”即“心学” ——朱子“心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划分,已成为学界共识。以“心学”称朱子学,似犯下指鹿为马的错误。然而,从文献依据与义理依据两方面看,朱子心学的提法是公允且必要的。从文献依据上看,自朱子之后以至于明弘治（1488—1505）,不以“心学”与“理学”之称法作派系划分,朱学也被称为“心学”。嘉靖年（1522—1566）,出现“心学”独指阳明学之论。万历年（1573—1620）,邓元锡作《皇明书》,视阳明学为儒家正宗,称心学。清黄梨洲父子编订《宋元学案》,更彰明“心学”、“理学”二分,以“心学”独指陆王学之见。由此可见,“心学”与“理学”的划分,最初是带有门户之见的,沿用这一划分,会陷入门户争论之窠臼。学者历来以“性即理”与“心即理”判分朱学为“理学”,陆王为“心学”,从义理上反思这一判分显得非常重要。反思的前提是对“心即理”与“性即理”的定位,这两个命题不仅是本体论问题,亦为工夫论问题。就此,朱陆之学有同异。将太极与理视作理论基础与目标指向,是二人学问之同。从实然心的定位与功能来看,陆王直接以心为性体,属形而上者,则相应的工夫路径简易径直,朱子严判性、心为形而上、下,同时又看到心的超越性与有限性两个面向,则心能自明、自觉、自立,并落实为细密严缜的心地工夫,此为二人之异。总之,朱子强调终极本体为性而非心,此即“性即理”,故为“性本论”。但他同时强调在本然与境界中,有限之心具超越性,实现心理无间与心体流行,此即“心即理”,故朱子之“性即理”涵摄了“心即理”。因此,不能以“性即理”与“心即理”严判朱、陆为“理学”与“心学”。朱子学为传道之学,亦为传心之学,此即“道学”,亦为“心学”。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学”与“心学”,乃至于“理学”、“性学”不是对立存在,而是共同包含在任何派别的宋明理学家的思想当中。传心之学即传心法之学,它包括言心之学、修心之法,因此,心法即心学。朱子心学有内在结构,这反映在朱子对《中庸》首章的训释中。这一结构包括了宇宙本体论（从“本原”到“实体”）、基于心性论的工夫论（“存养省察之要”）、境界论（“圣神功化之极”）三大部分。朱子对《古文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的诠释,是心学的总论。在天而言,“天命”作为“本原”;在人而言,“人性”作为“实体”。天人一贯,是作为形而上之理的“天命”与“人性”的一贯,这一过程必须在理气共同作用下完成,含理之气则为心,或称为“天地之心”,这是从宇宙本体论的角度阐释心学。一方面,朱子论“天地之心”有别于汉唐儒视“天地之心”为经验化、人格化的存在,又不同于王弼由“动息地中”见得静与默,从而复归本体的解释。朱子光大了自唐宋以来儒家宇宙本体论自觉的星火,回归了儒家经典的原意,同时重建了儒家形上学的诠释系统。朱子对程颐、邵雍、程颢“天地之心”说的诠释,呈现了“天地之心”是理气圆融无间、生生流行这一特点。天地之心统天地之性、天地之情,这与人生论中“心统性情”架构相吻合。另一方面,理气关系与天地之心可以互释。理的四种训义与“天地无心”与“天地有心”对应:理之能然、必然说明理决定气之主宰与运作,而见得天地生物造物的能力,可知天地有心;理之当然、自然说明天地之心的生生不已,万物生化自然有序,可知天地无心。可见,从天地之心入手,可以诠释朱子的理气观,并突出理气圆融的生生之意。再一方面,朱子言仁,有指体、指用、统摄体用三种情况。统体之仁包体用,贯天人。在天而言,统体之仁即天地之心,其包天地之“性”与“情”,它不但指元、亨、利、贞四天德,也包含春、夏、秋、冬四季。在人而言,统体之仁即人心,其体为仁、义、礼、智四人德,发用为恻隐、辞让、羞恶、是非四端。因此,仁是贯通天人的关窍,天地之心亦然。由此获得两点结论:一则,天地之心与仁一样,是一元之气的流行生化不已,其具备内在自足的善性而表现出生物不已、温然爱人利物的特点。二则,“心学”与“仁学”、“气学”在朱子思想中具有了同等地位,朱子的“仁学”即“心学”。朱子中和新旧说的转变即旧的心学转向新的心学,这是朱子“心学”的人生论说明,它包括心性本体论、工夫论与境界论三部分,三部分相互交融。从中和旧说形成过程上来看,大致分为四个小阶段。朱子师从李延平期间,他对延平默坐澄心之旨不能契合,此时中和旧说初具雏形;隆兴二年甲申,朱子赴豫章哭祭张浚并见张拭,他极认可张栻涵养察识于已发的工夫,更加固了旧说的认识;乾道二年丙戌,朱子与张栻书信讨论中和问题,标志中和旧说成形;乾道三年丁亥春,朱子思想中出现了“识仁”与“持敬”工夫的认识转向,这标志着中和新说思想已经开始酝酿。朱子在中和旧说中,持性体心用的心性观及涵养察识于已发的工夫论,这说明了心的重要性:心作为可知、可感者,是性的直接呈露;作用于已发之心的工夫可以直接通达本体。但此种旧的心学存在问题:一方面,将心体视作纯粹的形而上者,称中即性,此为命名不当;另一方面,直接导致缺却了对未发心体的涵养,从而陷入工夫论困境。这两点是朱子中和旧说转向新说的重要原因。中和新说即朱子成熟的心学理论。随着朱子中和新说的形成,在心性关系上,朱子保留了“心具性”之旨,强调因心之寄寓方有性之得名,由性为根本方才有心之运作。这说明:从概念分析角度来看,性、心形而上、下性质有别;从实存的角度来看,性和心不是分离而在的两物,彼此互作规定与说明。在“心具性”的总旨下,朱子又接续孟子、张载的思想资源,形成了“心统性情”的成熟之见。心是主宰者,又虚灵不寐,性、情并非是心中存在的事物,而是对心之体、用的分别表达。这不仅进一步避免视心性、性情分别为二物,又因心贯穿未发已发,更突显了心的地位。相应的工夫论中,涵养、察识分别作用于心之体、用,此非对象性的作用。察识是已发处心的自我明鉴,以去除物欲之蔽。涵养是未有思虑萌动时的主宰严肃专一,诚敬一旦生起,本体自立。因此,已发之察识并非以心识心,未发之涵养并非寻求一个心体。基于此,朱子批评了湖湘学的工夫论传统,并反思延平教授的求中于未发之旨、对“静坐”说又作了补充。涵养与察识作用各别,但又体用一源,则涵养与察识可以互救。因工夫修养中的具体效验,个体差异与议论角度不同,涵养察识之先后不执死。敬作为工夫总脑,统合二者,从而形成由体而达用、由用而达体的体用一源的心学工夫。朱子对“十六字”心决的阐释是“心法”总论。道心人心说是言心之学,“惟精”与“惟一”是修心之法,这是朱子心学的总体概括。“十六字”未必假说的提出,是阐发朱子“心学”与“心法”的文献前提。从朱子道心人心说的形成过程来看,甲午的“心说之辩”到丁未朱子与蔡季通、郑可学的论辩,直至已酉的《中庸章句序》的写定,都有一贯之旨:朱子将道心人心视作已发;并认为道心纯然善,人心危殆;道心人心并非二心。由此可见,心呈现出两个面向:它既具虚灵明觉的特性,是心体的自然流行发见,是纯善无伪之超越实体,如道心;它又具有形而下之气的属性,当被气质物欲所拘蔽,而成为可善可恶的经验物,如人心。两个面向,前者说明人之心具有内在自发的道德自觉,后者指出其形下特征会干扰道德本心的呈现。进而可以说,朱子言心,既重视其内在超越性,又承认其经验的局限性,心能实现从经验性向超越性的飞跃,便是其自觉能动性的表现。“惟精”与“惟一”作为修心之法,是工夫总脑。这是复明心之全体的“明明德”工夫,它强调心的自发、自觉、自醒与自立,又是克制人欲,复全天理的有效途径。“惟精”即由用而见体的工夫,包括格物致知;“惟一”即由体而达用的工夫,包括诚意正心。格物致知是同一工夫的两种面相,是在心之用上复明本心的工夫。格物包括格“心”与格“事物”。朱子心物并举,阳明重心而轻物。究其根源,阳明视心为形上之性理,朱子视心为超越的形而下者。阳明对人心有十足的自信,朱子则对心之知、见、行时刻保持警惕。因此,“格心”是朱子格物说中的一端,但却是阳明格物说的全部,因此朱子格物说囊括了阳明格物说。总之,朱子心学即“传心之学”、“修心之法”,属广义心学。朱子拥有以“理本论”为基础的“心学”,此“心学”与“理学”、“性学”、“仁学”不冲突违背,且相互照应、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朱子学。
秦洁[3]（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徐成[4]（2020）在《壬辰战争中的宣大将士相关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壬辰战争（1592—1598）是一场开始于明万历二十年（朝鲜宣祖二十五年,日本文禄元年,公元1592年）的涉及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国际性战争,不管在当时还是后世,都对整个东亚格局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这场战争中,来自中国宣大地区的宣大将士积极地参与了援朝抗倭,尤其是日军第二次侵朝之时,宣大将士的表现尤为亮眼。既往对其东征援朝事迹的研究相对匮乏,存在可以突破之处。除此以外,宣大将士本身便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群体,他们深度参与了 16世纪后期的这场东亚大战争,研究宣大北兵援朝不仅是中国史的问题,也是东亚史的问题。本文利用正史、金石、谱牒、档案、方志、政书、文集、笔记等材料,佐以田野调查,梳理了两次入援的宣大北兵将领的概况,重点分析了主要参战将领的生平行历,将其历史形象修复出一个相对清晰的轮廓。并且,重点研究了宣大将士在援朝抗倭战争中具体参与过的战争事迹,如平壤开城之捷、碧蹄馆战役、稷山之战、蔚山之战、第二次蔚山之战、泗川之战,以往针对这些战史,学界已有不少成果积累,但是以往研究存在如下问题:由于各方偏重不一,中国学者未尝仔细利用日方史料,日韩学者对明朝史料使用又不尽然充分,对于许多问题莫衷一是。本文综合利用明朝、朝鲜、日本方面的各类史料,尤其是回归一手史料（primary sources）,尝试厘清这些战争以及宣大将士的作战情况的相关问题。宣大将士驻扎朝鲜期间,与朝鲜当地的中央与地方官员、部队、民众也有着交往互动,对朝鲜社会也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后世朝鲜官方对其亦有一定程度的纪念,并且宣大将士的后裔中有一部分在明清易代后迁居朝鲜,本文尝试分析其后裔在朝鲜的境遇,并与辽东将领李氏后代或其他籍贯将领东迁朝鲜的后代进行对比,分析其待遇差异与成因。而且,宣大北兵将领后裔在国内亦有存留,在其原乡亦繁衍绵瓞,但其与朝鲜的同宗血脉在针对东援祖先的文化与记忆上已发生截然相异的变化。本文比较中朝两国宣大将士后裔之不同,并分析了其成因。由此本文进一步研究了中朝两国历史记忆中的宣大将士,并发现宣大将士的形象在战后的朝鲜半岛和中国都逐渐归于落寞。在朝鲜半岛而言,这固然与辽兵、南兵第一次来援有“先入为主”的第一印象有关系,但更与朝鲜王朝官方在战后对战争文化的回溯与建构的过程中对辽兵和南兵相对更加重视有关。而在中国的宣大将士子孙,由于明清易代,清朝官方对于万历抗倭援朝一事整体持否定态度,卫所的裁撤罢改与卫所制度的逐渐解体也使宣大将门失去了赖以维存的根本土壤,其抗倭援朝之功绩亦逐渐泯灭。最终造成了不管是中国还是朝鲜,都逐渐遗忘其援朝的来龙去脉。
高赟[5]（2020）在《北周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北周文学为研究对象,旨在整体、系统论述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北周文学,还原一个接近历史真实的北周文学,呈现一个清晰的北周文坛,显示北周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文学价值,改变人们对北周文学的认识。北周文学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南北文学快速、密切大融合的成果,在中国文学发展中起着枢纽作用。北周文学因时代、地域、民族、文学演进规律呈现独特的阶段性文学特点。全文除绪论、结论、附录外,分上下编,共八章。上编五章整体、系统论述北周文学的繁荣、文学成果、文学特点,展现它的枢纽作用。下编三章重点研究北周文学独特的、最重要的作家。上编第一章宏观整体鸟瞰北周文学,从北周文学家、北周文学作品、北周文学活动三个方面论证北周文学的繁荣。第二章重点研究对当时和后世影响较大的周文帝宇文泰发起的西魏文体文风改革,论述西魏时期文学作品和西魏对北周文学的贡献。第三章从北周时期政治、文化、社会环境和北周文学的关系论述北周时期的政治、文化、社会环境与北周文学的繁荣密切相关,起着促进作用。北周文、明、武三帝收集和整理中原典籍对华夏文化的绵延不断作出重大贡献。第四章通过北周时期两个文坛和民间文学的文学作品全面系统论述北周文学的繁荣、南北文学融合的文学成果、文学特色。第五章从出土西魏北周墓志视角考察这段时期墓志的演进和文学特点,从一个侧面反映北周文学的文学水平。下编第一章整体论述北周宇文氏文学作品,充分展现北周宇文氏对中国文学的贡献。第二章综合研究王褒及其文学作品。本文考证王褒生年是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卒年是周武帝建德五年（576）。梁宫体诗是一种新体诗,诗人运用这种诗体可以创作任何题材的诗歌。王褒是梁宫体诗的代表诗人。王褒北朝大部分五言诗歌反映他因羁旅异国的现实而引发内心深处的亡国之悲、羁旅之痛、思乡之切、生命之短的各种复杂的沉重心情,呈现“悲”“沉郁”的特色和风格。王褒以边塞乐府诗为代表的诗歌带有“建安风骨”的气息,但与“建安风骨”不同。王褒在创作乐府诗时很大程度上受到他创作宫体诗艺术技巧的影响。王褒五言八句、四句诗创作对唐律诗、绝句的形成作出不可忽视的贡献。王褒入北文章是中国南北朝后期南北文学相融合的成果。第三章综合研究庾信及其文学作品。本文考证庾信在北周任司水下大夫、弘农郡守、司宪中大夫、洛州刺史、司宗中大夫的任期和北周部分交游。庾信入北前十年心态复杂,最终由排斥到感恩、接受,再到主动亲和北周朝廷。庾信在入北前十年,或者说在入北的二十八年中,对故国的悲伤、对故国故土的思归和思念从没有停止过,贯穿始终。这种乡关之思以公元557年十月陈代梁为界显示出细微区别。之前是他对梁朝故国的思归与思念,之后是他对南方故土的思归与思念。《哀江南赋》作于公元557年十二月,主旨是哀梁朝。《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枯树赋》《小园赋》《伤心赋》《竹杖赋》《邛竹杖赋》展现庾信入北初期的生活经历和心态,极具文学价值。五言组诗《拟咏怀二十七首》《奉和永丰殿下言志十首》展现庾信诗歌的文学魅力。庾信在北周创作的宫体艳情诗是他在梁朝创作的宫体艳情诗的基础上有所变化,显出新特点。《燕歌行》在王褒、庾信、高适手中继承并改变,最终使乐府旧题《燕歌行》的传统内容真正变成以边塞为内容的边塞乐府诗。《杨柳歌》是乐府诗,作于庾信入北初期,主旨是自悲身世。庾信创作的宫廷雅乐歌辞反映北周对中原儒家文化的崇拜。《道士步虚词十首》是庾信对道教步虚词的改造,文人步虚词成为表达个人情感的乐府诗体裁。庾信五言八句、四句诗歌创作对唐律诗和绝句的形成作出很大贡献,他创作出一首五言绝句。庾信入北前期部分诗赋文创作呈现“建安风骨”的风貌。《拟连珠》最大可能作于公元557年十月至十二月间,主旨是念王室、悲身世,它的创新表现在三个方面。庾信墓碑传文、墓志铭传文、墓碑志铭辞都各具文学特色。庾信丧母是在西魏,丧母守孝时间是公元555至557年。庾信在北朝真正的隐居时期是公元554至563年。《移虏留使文》非庾信作品。
徐长生[6]（2020）在《清代福建官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官刻,代表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文化或主流文化,与家刻、坊刻共同构成了中国雕版刻书史的三大主体。清代福建的官刻,具有它独特的发展轨迹,但目前对它的研究非常薄弱。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深入探讨,有助于明晰它在福建和中国古代刻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论文将史料分析与实证调查相结合,运用历史学（书籍史、印刷史）、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学科理论,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首先,以刻书者为纲,对清代福建官刻的刻书者进行详细论述,包括各级官员、衙署和官办书院的考证;除了考证刻书者外,还例举了部分刻本,对其作者、内容、学术价值、刊刻情况、版本源流和藏佚情况等进行考证。其次,对清代福建官刻的特征,从刻书者的类型、资金的来源与使用、书板的贮藏与管理等方面,进行多维度的深入分析。第三,对清代福建官刻本的传播进行分析。最后,对清代福建官刻的作用进行客观评价。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弥补了以往该领域研究的不足,在刻书者、版本学、目录学、传播学等方面亦有所突破,可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李宝[7]（2018）在《宋代题跋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题跋文是中国古代一种十分有特色的散文文体,在追溯这种文体的起源时,虽然众说纷纭,但是其正式定型并大量产生于宋代则为学界所公认。宋代题跋文数量繁多,题材广泛,表达丰富,体式灵活,趣味盎然,展现了宋代文人士大夫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本文以宋代题跋文作为研究对象,在总结前人及当下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题跋文体进行文体学上的界定,对两宋题跋文的数量、类型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并就题跋文征引诗词现象进行考察,力图展现宋代题跋文体勃兴的全貌。论文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章绪论部分,论述了论文选题的依据及意义,从五个方面回顾了宋代题跋文的基本研究状况,总结前人研究成果,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展望。同时,在绪论这一章之中,还交代了对宋代题跋文进行研究的具体思路及研究使用的基本方法。第二章主要探讨了题跋文体自身的几个问题,是为宋代题跋文研究作基础性的奠基工作。目前学界对题跋文概念的阐释与解读多从训诂、考据的角度切入,使用方法与征引材料,几乎雷同,各家只是酌以自己的见解,复为演述,在没有新材料出现的情况下,几乎没有再复述的必要。笔者从文体学的角度,对题跋文的概念进行了全新的阐释,探讨其文体的发生与命名之间的逻辑关系与演变。笔者又总结了目前学界对题跋文源头追溯的几种观点,逐一评述,进而确认比较赞同的观点。之后,对比分析历代《文选》类总集选录题跋文情况,从选文上对比分析了宋、元、明三代题跋选文、题跋题名特点、以及题跋文关涉的内容等情况,以此验证题跋文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发展变化。本章最后一部分主要辨析了题跋与后序、题跋与题辞（词）、题跋与题名等三种相近文体的区别与关系。第三章宋代题跋文的结集与数量,梳理了题跋文的结集情况,并对明代毛晋“津逮秘书”所选宋人题跋及新近结集的《全宋文》、《宋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宋代序跋全编》等收录题跋文进行了较为精确的统计,逐一对比,以期对宋代题跋文有较为精确的数量认识。第四、五章在梳理了前人对题跋文的分类情况之后,参考《宋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对题跋文所分九类,拆分合并成书跋、文跋、诗词题跋、法书帖刻、金石器物、图画、其他类等七类。重新分类的考量是因为《索引》原“法书碑帖”一类涵盖的题跋数量太大,而“山水草木”、“器物”、“建筑”、“人事”等题跋数量又过少,重新分类之后,将“法书碑帖”一类之中“金石”拆分出来与《索引》“器物”一类合并成“金石器物”一类,原类目更名为“法书帖刻”,之后将“山水”、“建筑”、“人事”三类合并成“其他类”,新分类中各类目涵盖题跋数量接近,体现分类的意义。之后以新分类为准,对各类题跋的内容进行逐一进行概述,总结各类题跋的内容特点,以期对宋代题跋文的内容有比较全面的认识。第六章考察了宋人题跋征引诗、词情况。宋人题跋,有专论诗词一部,数量有千余则。在这部分题跋文之中,有大量诗、词被征引到题跋文之中。通检两宋题跋文我们发现,宋人题跋征引诗、词的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诗词题跋之中,其余文跋、书跋、书画题跋等等类型的题跋文之中,都有征引诗词的情况出现。我们将宋人题跋中征引到的诗词悉数辑出,以附表的形式列于文后。在对征引的诗词进行分析时我们发现,宋代题跋征引诗、词的虽然颇为随意,但是基本规律还是可循的。我们总结了宋人题跋征引诗词的四个规律,并用宋人题跋征引的诗词,新辑《全宋诗》失收的宋人诗三十余首、残诗零句一百二十余则。最后,我们例举了宋人题跋征引的诗词对传世诗词的诗题、字句的订正,以此来验证宋人题跋征引的这部分诗词的校勘学价值。
赵庆华[8]（2018）在《人员、仪式、寺庙、组织：清代妈祖信仰与台湾社会研究》文中认为妈祖信仰作为中国东南沿海民间文化和海洋文化的典型代表,其在台湾的传播和发展过程揭示了闽粤先民在台湾的移民、开发的历史进程。长期以来,饱受儒家文化渲染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士大夫,往往十分重视并强调以官方上层士大夫所推崇的儒家文化的影响力,而忽视了民间庶文化的传播及其影响。1684年以后,台湾被纳入清政府的统治管辖,官方和民间力量的交织推动,大量闽粤移民移居台湾,为妈祖信仰提供了类似大陆的土壤环境。此外,移民社会时期的台湾社会又滋生了信仰妈祖的心理需求,妈祖信仰得以在台湾地区广泛传播、发展。如今台湾妈祖信仰的传播呈现出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其发展兴盛程度甚至超过信仰源生地福建,其原因何在?我们应当回归历史的理路和脉络去追寻答案。清代是奠定台湾妈祖信仰发展的重要关键历史时期,通过人员、仪式、寺庙、组织的推动,台湾妈祖信仰得以空前发展,并与地方社会融合,成为整合地方社会人群的重要民间信仰。人员方面,清代的官员、士绅、住持僧、郊商等成为妈祖信仰播迁台湾的重要携带人群;仪式方面,借由闽粤祖籍地民众及官府的祭祀仪式,民众得以通过仪式增强认同感,官员则增强使命感,增强了社会凝聚力;寺庙方面,清代台湾妈祖庙在结合清政府、台湾地方政府、地方士绅及民间社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联系纽带作用;组织方面,台湾地方社会成立各种以妈祖为祭祀主神的神明会,对于解决地方矛盾,维持地方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
宋世瑞[9]（2018）在《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文中指出笔记小说为古代说部之一种,具有子学的根本属性,它以载记、论议、考证、叙事为基本言说方式,以笔记为表现形式,具有“裨治体、助名教、广见闻、资考证、垂典制、供谈笑、益神智”的价值功能,并呈现出多种美学风格。目前学界或称其为“笔记”“小说笔记”“说部笔记”,或称其为“子部小说”“国学小说”,名虽异而实多同,要皆为一家之言、《汉志》以来史志中之谓也。笔记小说之着录兼该子、史两部,然以子部为权重、史部为支流,史部支流实亦子学之一种云。以时下之观念,大而言之,“笔记小说”与其说是一种文类,不如说它是一个分散的集合体,其内部体裁众多;小而言之,笔记小说为小说叙事之一体,是“小说四体”（章回体、话本体、传奇体、笔记体）之一。本文拟研究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一百余年间的笔记小说（部分论述延伸至嘉庆年间）,在搜集、整理近五百种笔记小说作品的基础上,探讨了笔记小说的时代变迁、内部类别、作品体派、小说思想等多个问题,划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的“正名”问题。在文献综述与研究回顾的基础上,采用回溯、比较等研究方法,探讨了民国、清代“笔记小说”的用语习惯,主张在清代小说观念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笔记小说”概念,考察笔记小说在清代初中期的变迁,从而进行类别、文体、思想等方面研究。第二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创作的变迁研究,以康熙四十年与乾隆三十年为时间节点,分为三个时段,根据时代背景对每个时段笔记小说的内部诸类别之变迁进行描述,并总结其成就,概括每一时段的特点。第三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类别的研究,本章把笔记小说分为野史笔记、杂家笔记、地理杂记、稗官故事等四个类别,首先针对每一个类别进行学理探讨,其次是对此类别在本期的创获及其特征进行评述,并总结其特点。第四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体派的研究,也是文体学理论在笔记小说领域的一次运用。本章对该时期凸显出来的四个体派即“渔洋说部体”“板桥体”“说粤体”“聊斋体”进行研究,分析其文体渊源,描述其形成的过程,并指出各自的特征。第五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批评研究。清代前中期的笔记小说批评资源,主要集中于书目、序跋、评点三个方面。书目研究主要对笔记小说在清代诸类属的出入情况进行考察,序跋研究是清人对笔记小说的类别、性质、功能、审美等问题的探讨,评点则是对八种笔记小说的评点话语进行探讨。结语部分是对上述章节内容的总结,针对“笔记小说”的理解分歧,提出乾隆以后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段的笔记小说研究,应当建立起以《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冯志峰[10]（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二、《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年1~4期(总第72~75期)总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年1~4期(总第72~75期)总目（论文提纲范文）
（1）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历史学基本理论的拨乱反正 |
| 第一节 以历史主义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 |
| 一、反思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 |
| 二、破除“暴力革命”崇拜 |
| 三、用历史的观点重新看待阶级和阶级斗争 |
| 第二节 以实事求是替代教条主义 |
| 一、从“唯上唯书”到“唯真求实” |
| 二、跳出公式套用的怪圈 |
| 三、走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 第三节 重审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
| 一、批判“影射史学”,放弃“古为今用” |
| 二、打破史学研究的“禁区” |
| 三、史学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反思与重建 |
| 第一节 对既有农民战争史模式的挑战 |
| 一、检讨农民战争阻碍历史发展的一面 |
| 二、农民阶级思想落后性剖析 |
| 三、农民战争是封建制度的掘墓人还是修理工? |
| 第二节 历史人物再评价 |
| 一、重评秦始皇 |
| 二、为孔子正名 |
| 三、李自成再评价 |
| 第三节 打破古史分期讨论定于一尊的局面 |
| 一、魏晋封建说“卷土重来” |
| 二、西周封建说“重新开张” |
| 三、其他诸说“群雄并起”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近代史叙事的突破与转型 |
| 第一节 现代化视野下义和团运动的再评价 |
| 一、凸显迷信落后特征 |
| 二、强调盲目排外问题 |
| 三、质疑义和团运动反封建性质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背景下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再衡估 |
| 一、肯定洋务企业奠定中国民族资本的基础 |
| 二、积极评价洋务运动对列强侵略的抵制 |
| 三、认识洋务运动开启近代化历程的贡献 |
| 第三节 古今之变视角下戊戌变法历史意义的刷新 |
| 一、正视戊戌变法的救亡活动 |
| 二、全面认识戊戌变法时期的制度革新 |
| 三、注意发掘戊戌变法的启蒙价值 |
| 小结 |
| 结语: 新时期史学的反思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心法”即“心学” ——朱子“心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预期 |
| 一、被纳入广义心学中的朱子心学 |
| 二、心为形上本体而称朱子心学 |
| 三、对朱子心学体系的阐释 |
| 四、研究预期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论文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创新点 |
| 第一章 朱子“心学”名义考释 |
| 第一节 朱子“心学”提法的文献依据 |
| 一、“心学”即先圣贤“传心之学” |
| 二、“心学”自有“心学之正者” |
| 三、“心学”与“性学”(或“理学”)并行不悖 |
| 四、“心学”独指王学 |
| 五、称朱子“心学”未为不可 |
| 第二节 朱子“心学”提法的义理依据 |
| 一、朱陆之异:形下之心与形上之心 |
| 二、朱陆之同:心具超越性与能动性 |
| 三、朱子之“性即理”涵摄“心即理” |
| 四、以“心学”与“理学”分判陆、朱存在的问题 |
| 第二章 朱子“心学”的宇宙本体论建构:“天地之心” |
| 第一节 道之“本原”到“实体”:不离天地之心 |
| 第二节 “天地之心”的解释传统 |
| 一、汉儒天地之心(“天心”)之人格化 |
| 二、“动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见”:王弼之静见天地之心 |
| 三、“动见天地之心”:唐宋诸儒对王弼的批评 |
| 第三节 朱子对宋五子“天地之心”说的取舍 |
| 一、阐发小程子“动之端乃天地之心”说 |
| 二、表彰邵康节之说:天地之心是本体的流行发用 |
| 三、引申大程子之说:以“心统性情”诠释天道运行 |
| 第四节 理气关系与“天地之心” |
| 一、理的四种训义 |
| 二、由“天地之心”理解理的四种训义 |
| 第五节 仁与“天地之心” |
| 一、“盖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天地之心即仁 |
| 二、朱子之“仁学”即“心学” |
| 第三章 朱子“心学”的人生论诠释(上部):中和旧说 |
| 第一节 中和旧说形成过程考 |
| 第二节 中和旧说发展的内在思路 |
| 一、师从李延平:中和旧说初具雏形 |
| 二、见张南轩于豫章:深契南轩“日用处操存”之旨 |
| 三、去信张南轩:中和旧说成熟与新说胚模初具 |
| 第三节 中和旧说向新说转向的契机:以“敬”为工夫 |
| 第四节 结论 |
| 第四章 朱子“心学”的人生论诠释(下部):中和新说 |
| 第一节 心性论:“心统性情” |
| 一、“心性之实未有差”:保留“心具性”之旨 |
| 二、“心统性情”:未发已发的重新命名 |
| 第二节 工夫论:未发涵养与已发省察 |
| 一、涵养于未发:工夫所到即本体 |
| 二、涵养与省察之先后 |
| 三、敬“主乎存养”“行于省察” |
| 四、敬是众工夫进路的一贯之旨 |
| 第五章 朱子心学总述:“心法”与“心学” |
| 第一节 “十六字”真伪辨正 |
| 第二节 言心之学:道心人心之辨 |
| 一、关于朱子道心人心说发展阶段划分的争论 |
| 二、朱子道心人心说的形成过程 |
| 三、对朱子道心人心说的误读与异见 |
| 四、工夫修养的保障:心具超越性又具能动性 |
| 第三节 修心之法:“惟精”与“惟一”的工夫 |
| 一、作为工夫总旨的“惟精”与“惟一 |
| 二、作用于心之用的“格致”工夫:知与物“正相照在” |
| 三、复明心之全体:“格致”与“诚正”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 |
| 二、近现代学者专着 |
| 三、论文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近代思潮与民国易学历程 |
| 一、晚清易学: 合会中西之新探索 |
| 二、民国初年: 易学边缘化 |
| 三、二十年代: 研究新气象 |
| 四、三十年代: 一时之显学 |
| 五、四十年代: 困顿中坚持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不足 |
| 一、民国易学的通论研究 |
| 二、民国易学的专人研究 |
|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理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固守朴学易传统: 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 |
| 第一节 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 |
| 一、家学传承与生平着述 |
| 二、孟氏易辑佚考证 |
| 三、孟氏易家法评说 |
| 第二节 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 |
| 一、研《易》历程与易学观 |
| 二、易说与易象: 治焦氏易之理路 |
| 三、尚氏易学之评价与反思 |
| 第三节 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 |
| 一、虞氏易例概述 |
| 二、张惠言虞氏消息系统 |
| 三、质疑与服膺: 徐昂对张惠言之态度 |
| 四、反思徐昂对虞氏易之梳理 |
| 第二章 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 |
| 第一节 刘师培与新易学的先声 |
| 一、生平与易着 |
| 二、新尝试: 分科视野与新学学风 |
| 三、旧传统: 经学的知识与方法 |
| 四、致用关切与性格缺陷 |
| 第二节 杭辛斋包罗万有的易学面貌 |
| 一、生平与易着、版本 |
| 二、统括平议传统易学 |
| 三、涵摄融通古今学术 |
| 四、平议涵摄之标准 |
| 五、“大象数”与“大易学” |
| 第三节 杭辛斋易学的精神、影响与得失 |
| 一、易道: 杭氏易的终极根据 |
| 二、易教: 杭氏易的致用关切 |
| 三、近代易学第一家: 杭氏易的影响与成就 |
| 四、因革之间: 杭氏易的性质与反思 |
| 第三章 据新学重估经书: 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 |
| 第一节 哲学的研究进路 |
| 一、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 |
| 二、胡适的范式开创——“求道”转向“求真” |
| 三、贴近“普遍(欧洲)的哲学” |
| 四、《周易》古经有无哲学? |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的新进路 |
| 一、“以史治《易》”传统的两个层次 |
| 二、近代“以《易》为史”新论的两种类型——兼论“六经皆史”说的嬗变 |
| 三、古史辨派易学研究述评 |
| 四、反思《周易》时代背景研究之混乱 |
| 五、驳胡朴安《易》为古史说 |
| 第三节 文字学与科学的研究进路 |
| 第四章 返经学以开新见: 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 |
| 第一节 熊十力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熊十力易学思想之变迁 |
| 二、《周易》所证之体用哲学 |
| 三、体用视域下的经学观 |
| 四、体用视域下的历代易学评论 |
| 五、熊十力易学的方法与特色 |
| 第二节 马一浮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生平歧说与治学、讲学 |
| 二、六艺与易教 |
| 三、研《易》方法与易学观点 |
| 四、“三易”与性理哲学 |
| 五、试论马一浮的学术特色 |
| 余论 |
| 第一节 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 |
| 一、由《易学讨论集》谈起 |
| 二、五重维度观个性差异 |
| 三、融合创新之共性潮流 |
| 第二节 《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 |
| 一、经学时代的易学价值 |
| 二、对经学现代价值之质疑 |
| 三、对易学现代价值之申说 |
| 第三节 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 |
| 一、经学易范式的瓦解 |
| 二、新易学范式的争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壬辰战争中的宣大将士相关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两次入援的宣大将士 |
| 第一节 “壬辰倭乱”中的宣大将士——周弘谟、任自强、高策、宋大斌诸将考 |
| 附: 史儒考 |
| 第二节 “丁酉倭乱”中的宣大将士 |
| 一 统帅与诸将领简况 |
| 二 闻名疆场“四鞑将”:解生、颇贵、摆赛、杨登山 |
| 附: 牛伯英、柴登科考 |
| 第三节 宣大将领的来源与族属探赜——兼谈明代的“蕃将”现象与特色 |
| 第二章 宣大将士援朝战史考析 |
| 第一节 宣大将士在壬辰战争中的表现与评价 |
| 一 “壬辰倭乱”中的宣大将士 |
| 二 “丁酉再乱”中的宣大将士 |
| 第二节 宣大将士作战的特点与成因简析 |
| 第三章 壬辰战后宣大将士后裔与历史记忆 |
| 第一节 战后留在朝鲜的宣大将士后裔及其文化传承问题 |
| 第二节 留居雁北与塞上的宣大将领家族个案分析 |
| 第三节 中朝两国历史记忆中的宣大将士形象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北周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北周文学时段界定 |
| 二 北周文学研究现状与综述 |
| 三 论文框架、内容、方法和解决的问题 |
| 上编 |
| 第一章 北周文学概况 |
| 第一节 北周文学家 |
| 一、北周文学家的构成 |
| 二、北周文学家的特点 |
| 第二节 北周文学作品 |
| 一、北周文学家文集的存佚 |
| 二、北周单篇文学作品的存佚 |
| 第三节 北周文学活动 |
| 一、北周文学活动的方式 |
| 二、北周文学活动的成果 |
| 第二章 北周文学的艰难发展——西魏时期文学研究 |
| 第一节 西魏时期社会状况 |
| 一、周文帝宇文泰西魏改革 |
| 二、西魏时期社会思潮 |
| 第二节 西魏时期文学政策——西魏文体文风改革 |
| 一、文体文风革新的倡导者 |
| 二、时代背景和改革起因 |
| 三、改革内容和终止原因 |
| 四、改革影响与评价 |
| 五、西魏文体文风改革与北周文学 |
| 第三节 西魏时期文学作品研究 |
| 一、实用的文章创作 |
| 二、托物言志的抒情小赋 |
| 第四节 西魏对北周文学的贡献 |
| 一、西魏为北周文学奠定稳定的政治环境 |
| 二、西魏实际掌权者周文帝宇文泰培养爱好文学的北周接班人 |
| 三、西魏时期文学特色影响北周文学 |
| 第三章 北周文学的发展空间——政治、文化、社会环境 |
| 第一节 北周时期文学的政治环境 |
| 一、北周前期政治特点:主相斗争 |
| 二、北周政治环境 |
| 三、北周政治环境与北周文学 |
| 第二节 北周时期文学的文化环境 |
| 一、古籍整理 |
| 二、露门学 |
| 三、通道观 |
| 第三节 北周时期文学的社会环境 |
| 一、北周统治思想儒教与北周文学 |
| 二、北周佛教的坎坷经历与北周文学 |
| 三、北周道教的兴盛与北周文学 |
| 第四章 繁荣的北周文坛——长安、江陵文坛 |
| 第一节 北周文学中心:长安文坛 |
| 一、北周本土文人文学作品研究 |
| 二、北周南朝文人文学作品研究 |
| 三、北周邺下文人文学作品研究 |
| 第二节 北周江陵后梁文坛 |
| 一、北周时期后梁萧氏政权 |
| 二、北周江陵后梁萧氏文学集团 |
| 第三节 北周民间文学研究 |
| 一、谣谚及其特点、价值 |
| 二、北周谣谚 |
| 第五章 西魏北周出土文献——墓志“文学”研究 |
| 第一节 出土西魏北周墓志概况 |
| 第二节 出土西魏墓志及其文学研究 |
| 第三节 出土北周墓志及其文学研究 |
| 下编 |
| 第一章 北周宇文氏文学作品研究 |
| 第一节 北周帝王文学作品研究 |
| 一、孝闵帝宇文觉 |
| 二、明帝宇文毓 |
| 三、武帝宇文邕 |
| 四、宣帝宇文赟 |
| 第二节 北周宇文皇族文学作品研究 |
| 一、周诸王 |
| 二、宇文护 |
| 第二章 王褒及其文学作品研究 |
| 第一节 王褒生平和仕历 |
| 一、王褒生卒年考 |
| 二、王褒生平和仕历 |
| 第二节 王褒诗歌研究 |
| 一、王褒五言诗 |
| 二、王褒乐府诗 |
| 三、王褒对唐律诗和绝句的贡献 |
| 第三节 王褒文研究 |
| 一、书 |
| 二、碑 |
| 三、其他文章 |
| 第三章 庾信及其文学作品研究 |
| 第一节 庾信平生最萧瑟——庾信生平和仕历研究 |
| 一、庾信梁朝重要仕历和事件 |
| 二、庾信北朝仕历 |
| 三、庾信北周交游考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庾信北朝前期心态研究——入北前十年 |
| 一、第一阶段:公元 554 年 —— 平和、担忧、悲伤、思归、隐逸、旷达 |
| 二、第二阶段:公元 555 年至 557 年八月 —— 悲伤、自责、排斥、思归、隐逸、期待 |
| 三、第三阶段:公元 557 年九月至 560 年 —— 感恩、悲伤、反思、思归、隐逸 |
| 四、第四阶段:公元 561 年至 563 年 —— 接受、主动、悲伤、思归 |
| 五、小结 |
| 第三节 暮年诗赋动江关——庾信北朝诗赋研究 |
| 一、庾信北朝赋 |
| 二、庾信北朝诗歌 |
| 三、庾信入北前期诗赋“建安风骨”的再现 |
| 第四节 庾信北朝文研究 |
| 一、连珠 |
| 二、碑志 |
| 第五节 庾信及其文学作品相关问题考辨 |
| 一、庾信丧母守孝考 |
| 二、庾信北朝隐逸考 |
| 三、庾信部分诗文考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西魏北周史事、北周文学编年 |
| 附录二 北周文学作品编年简表 |
| 附录三 北周文学体裁与作品简表 |
| 附录四 出土西魏北周墓志文献简表 |
| 附录五 庾信部分五言诗平仄韵 |
| 后记 |
| 博士期间学术成果 |
（6）清代福建官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对象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福建官刻的源流 |
| 第一节 宋元明时期的福建官刻 |
| 一、宋代福建官刻的勃兴 |
| 二、元代福建官刻的沉寂 |
| 三、明代福建官刻的繁荣 |
| 第二节 清代福建官刻的兴盛与式微 |
| 一、清初福建官刻的停滞 |
| 二、清中期福建官刻的恢复与兴盛 |
| 三、清末福建官刻的式微 |
| 第二章 清代福建道以上各级官刻 |
| 第一节 总督、巡抚、学政等刻书 |
| 一、镇闽将军 |
| 二、闽浙总督 |
| 三、福建巡抚 |
| 四、福建督学道、提督学院 |
| 五、福建布政使司 |
| 六、提督东营副总兵 |
| 七、福建按察使司 |
| 第二节 各道刻书 |
| 一、福建盐法道 |
| 二、分巡巡海兴泉永道 |
| 三、分巡巡海汀漳龙道 |
| 四、分巡延建邵道 |
| 五、分巡台厦(湾)道 |
| 第三节 晚清新设衙门刻书 |
| 一、福建官书局 |
| 二、福建通商总局 |
| 三、总理船政事务衙门 |
| 第三章 清代福建各府(州)、县官刻 |
| 第一节 闽东地区 |
| 一、福州府 |
| 二、兴化府 |
| 三、福宁府 |
| 第二节 闽南地区 |
| 一、泉州府 |
| 二、漳州府 |
| 三、永春州 |
| 第三节 闽北地区 |
| 一、延平府 |
| 二、建宁府 |
| 三、邵武府 |
| 第四节 闽西地区 |
| 一、汀州府 |
| 二、龙岩州 |
| 第五节 台湾地区 |
| 一、南明郑氏时期(1661-1683) |
| 二、台湾府时期(1683-1888) |
| 三、附台湾行省时期(1888-1894) |
| 第四章 清代福建官办书院与新式学校刻书 |
| 第一节 书院的性质、功能和书院刻书的归属问题 |
| 一、书院的性质和功能 |
| 二、书院刻书的归属问题 |
| 第二节 福州四大书院刻书 |
| 一、鳌峰书院 |
| 二、凤池书院 |
| 三、正谊书院 |
| 四、致用书院 |
| 第三节 各府(州)、县官办书院刻书 |
| 一、各府(州)、县官办书院刻书情况 |
| 二、各府(州)、县官办书院刻书举例 |
| 第四节 新式学校的出现及其刻书 |
| 一、新式学校的出现 |
| 二、新式学校的刻书 |
| 第五章 清代福建官刻的特征 |
| 第一节 版本和内容特征 |
| 一、版本特征 |
| 二、内容特征 |
| 第二节 编纂、校对和刊刻 |
| 一、官刻本的编纂 |
| 二、官刻本的校勘 |
| 三、官刻本的刊刻 |
| 第三节 刻书者的类别 |
| 一、各级官员 |
| 二、各级衙署 |
| 三、专门的刻书机构 |
| 四、书院山长等 |
| 第四节 资金的来源与使用 |
| 一、官员刻书的资金来源 |
| 二、方志刻的资金来源 |
| 三、书院刻的资金来源 |
| 四、官刻资金的使用 |
| 第五节 刻工及其特点 |
| 一、福建的刻工 |
| 二、福建刻工的特点 |
| 三、刻字费 |
| 第六节 书板的贮藏与管理 |
| 一、关于藏板的争议 |
| 二、书板的贮藏 |
| 三、藏板所有权的变更 |
| 四、不许买卖 |
| 五、官刻书板的命运 |
| 第七节 活字及其优缺点 |
| 一、福建的活字 |
| 二、活字的优缺点 |
| 第八节 官刻与家刻、坊刻之间的关系 |
| 一、官刻与家刻的关系 |
| 二、官刻与坊刻的关系 |
| 第六章 清代福建官刻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统治者对刻书业的管理 |
| 一、管制之书 |
| 二、违碍之书 |
| 三、党禁之书 |
| 第二节 官刻本的传播渠道 |
| 一、官方渠道 |
| 二、非官方渠道 |
| 第三节 官刻本的传播对象 |
| 一、上层精英 |
| 二、科举士子 |
| 三、下层群众 |
| 第七章 清代福建官刻的历史作用 |
| 第一节 巩固统治 |
| 第二节 弘扬正学 |
| 第三节 促进教育 |
| 第四节 保存文献 |
| 第五节 工艺传承 |
| 第八章 结论 |
| 附录1 知见清代福建官刻名录 |
| 附表2 清代福建建置沿革表 |
| 附表3 知见清代福建各级官员与衙署刻书统计表 |
| 附表4 知见清代福建刻工名讳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一、图书 |
| 二、学位论文 |
| 三、期刊论文 |
| 四、在线数据 |
| 索引 |
| 图索引 |
| 表索引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宋代题跋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一、选题依据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回顾与展望 |
| 一、研究回顾 |
| 二、研究展望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题跋文体综论 |
| 第一节 题跋文概念的文体学阐释 |
| 一、历代着述对题跋文体概念的理论总结 |
| 二、历代文选类文集选录题跋文情况分析 |
| 第二节 题跋文源头的追溯与探讨 |
| 一、题跋起源诸说 |
| 二、各家观点评述 |
| 第三节 题跋与几种相关文体辨析 |
| 一、题跋与后序 |
| 二、题跋与题辞(词) |
| 三、题跋与题名(记)、题记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宋代题跋文的结集与数量 |
| 第一节 毛晋对宋人题跋的结集整理 |
| 第二节 今人对宋人题跋文的结集整理与统计 |
| 一、《全宋文》 |
| 二、《宋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 |
| 三、《宋代序跋全编》 |
| 本章小结 |
| 附 |
| 《宋代序跋全编》失收题跋文一览表 |
| 第四章 宋代题跋文类述(上) |
| 第一节 书跋 |
| 一、对书籍外在形式的记录 |
| 二、书籍内容的评述 |
| 第二节 文跋 |
| 一、叙事 |
| 二、述志 |
| 三、析理 |
| 四、阐道 |
| 第三节 诗、词题跋 |
| 一、炼字品句 |
| 二、解疑释典 |
| 三、校讹正异 |
| 四、风格赏析 |
| 五、理论探讨 |
| 六、价值品鉴 |
| 七、即兴随记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宋代题跋文类述(下) |
| 第四节 法书帖刻 |
| 一、衔名跋尾 |
| 二、递藏源流 |
| 三、版本谱系 |
| 四、品评赏析 |
| 五、真伪辨别 |
| 六、书论探究 |
| 七、抒怀论世 |
| 第五节 金石器物 |
| 一、金石礼乐 |
| 二、笔墨纸砚 |
| 三、其他器物 |
| 第六节 画图 |
| 一、外形记述 |
| 二、内容描摹 |
| 三、逸事杂记 |
| 四、议论抒怀 |
| 五、以图证史 |
| 六、画论探讨 |
| 第七节 其他类 |
| 一、山水草木 |
| 二、建筑 |
| 三、人事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宋代题跋征引诗词考 |
| 第一节 断缣零璧、披沙拣金——宋人题跋征引诗、词现象述略 |
| 一、数量上的不均衡 |
| 二、内容上的差异性 |
| 第二节 缀残补佚、集腋成裘——宋人题跋征引诗、词对《全宋诗》的补正 |
| 第三节 鱼鲁易韵、豕亥变形——宋人题跋征引诗、词出现的异文 |
| 一、题跋对诗、词异文的记录与探讨 |
| 二、题跋引用诗、词与传世诗词之间出现的异文 |
| 三、题跋引用诗、词标题出现的异文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人员、仪式、寺庙、组织：清代妈祖信仰与台湾社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大陆学界的妈祖信仰研究 |
| 二、台湾学界的妈祖信仰研究 |
| 三、日本学界的妈祖信仰研究 |
| 第三节 未来可能的研究问题点 |
| 一、地方社会人群的整合问题 |
| 二、中央与地方的连结问题 |
| 三、妈祖信仰与华夷秩序 |
| 四、民族国家视野之外的妈祖信仰 |
| 第二章 清代妈祖信仰播迁台湾的渠道 |
| 第一节 妈祖信仰播迁台湾的移民渠道 |
| 一、元明清时期的对台政策及移民概况 |
| 二、妈祖信仰播迁台湾的移民渠道 |
| 第二节 妈祖信仰播迁台湾的军方渠道 |
| 一、妈祖与施琅收复台湾 |
| 二、妈祖与平定朱一贵起义 |
| 三、妈祖与平定林爽文叛乱 |
| 四、妈祖与平定蔡牵叛乱 |
| 五、妈祖与戴潮春事件 |
| 六、妈祖与王得禄平定海寇 |
| 小结 |
| 第三章 清代台湾不同人群与妈祖信仰的发展 |
| 第一节 妈祖庙管理人与妈祖信仰的传播 |
| 一、关渡宫庙祝协助清军 |
| 二、双慈亭住持僧安葬地方官员 |
| 三、台南大天后宫住持僧与朱术桂 |
| 第二节 地方官员与妈祖信仰的发展 |
| 一、地方官员兴建、重修妈祖庙 |
| 二、地方官员主持妈祖祭祀仪式 |
| 三、台湾地方官员保护妈祖庙公业 |
| 四、地方官员请求加封封号、颁赐匾额 |
| 五、妈祖庙奉祀地方官员 |
| 第三节 士绅、郊商与妈祖信仰的发展 |
| 一、凤山县双慈亭的重修 |
| 二、二林仁和宫的重修 |
| 三、鹿港天后宫的兴建、重修 |
| 第四节 地方官员与妈祖信仰在原住民地区的传播 |
| 一、琅峤地区的妈祖信仰 |
| 二、岸里社平埔族地区的妈祖信仰 |
| 小结 |
| 第四章 清代台湾地区的妈祖信仰中心及祭祀仪式 |
| 第一节 清代台湾地区的妈祖信仰中心 |
| 一、郡城天后宫 |
| 二、北港朝天宫 |
| 第二节 清代台湾地区的妈祖祭祀风俗及祭仪 |
| 一、信仰风俗 |
| 二、祭祀仪式 |
| 小结 |
| 第五章 清代台湾妈祖庙的社会功能与地方社会整合 |
| 第一节 清代台湾妈祖庙的社会功能 |
| 一、参与公益事业 |
| 二、移民精神安慰 |
| 三、同乡联系纽带 |
| 四、教育教化民众 |
| 五、军事战略防御 |
| 六、处理族群纠纷 |
| 第二节 清代台湾妈祖庙与地方社会整合 |
| 一、清代台湾寺庙文化权力的来源及获取途径 |
| 二、清代台湾寺庙示禁碑与地方社会治理 |
| 三、清代台湾寺庙在地方社会发挥影响的可能性解释 |
| 小结 |
| 第六章 清代台湾民间社会与妈祖信仰 |
| 第一节 民间社会与清代台湾妈祖庙香资捐题 |
| 一、乾隆初年澎湖渔民对天后祭祀的捐题 |
| 二、乾隆年间屏东双慈宫的捐题 |
| 三、嘉庆年间台南通济宫的捐题 |
| 四、道光年间阿猴慈凤宫的捐题 |
| 五、道光年间龙溪妈祖庙的捐题 |
| 六、咸丰年间香山长佑宫的捐题 |
| 第二节 妈祖会与清代台湾社会组织及开发 |
| 一、妈祖会与台湾社会开发 |
| 二、明清台湾家族社会的妈祖信仰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9）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笔记小说”之研究现状及其问题存在 |
| (一)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 |
| (二)目前笔记小说研究中出现的问题 |
| 二、晚清民国之“笔记小说”概念辨析 |
| (一)“笔记小说”概念缘起 |
| (二)晚清民国之笔记小说研究 |
| (三)晚清民国学人关于“笔记小说”概念的分歧 |
| 附：民国之“笔记”概念 |
| 三、本文“笔记小说”之概念及适用范围 |
| (一)清代“小说”的多重意义 |
| (二)清代“说部笔记”“小说笔记”与今日之“笔记小说” |
| (三)“笔记小说”在清代的适用范围 |
| (四)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方法及结构 |
| 第一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分期与变迁 |
| 第一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分期 |
| 第二节 顺治元年——康熙四十年：晚明小说的延续与新朝气象的展露 |
| 第三节 康熙四十一年——乾隆三十年：杂家笔记的崛起与稗官故事的消歇 |
| 第四节 乾隆三十一年——乾隆六十年：野史笔记之外的诸体并兴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类别与着述特征 |
| 第一节 野史笔记类 |
| 一、野史与小说：叙事与“传闻异辞” |
| 二、野史笔记与“杂史小说” |
| 三、前四朝野史笔记类之着述特征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杂家笔记类 |
| 一、杂家笔记与笔记小说 |
| 二、前四朝杂家笔记类之着述特征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地理杂记类 |
| 一、地理杂记与笔记小说 |
| 二、前四朝地理杂记类之着述特征 |
| 三、小结 |
| 第四节 稗官故事类 |
| 一、笔记小说与“子部小说” |
| 二、前四朝稗官故事类小说之着述特征 |
| 三、小结 |
| 结语 笔记小说诸类型之间的互动关系 |
| 第三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体派之形成与特征 |
| 第一节 “渔洋说部体” |
| 一、“渔洋说部”的命名 |
| 二、“渔洋说部”概念下之作品 |
| 三、“渔洋说部”的特征 |
| 四、“渔洋说部体”影响下诸作品 |
| 五、小结 |
| 第二节 “板桥体” |
| 一、“板桥体”之源头 |
| 二、“板桥体”之形成 |
| 三、“板桥体”之基本特征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说粤体” |
| 一、“说粤体”在康乾时期的存在情况 |
| 二、清代康乾年间“说粤体”的基本特征 |
| 三、小结 |
| 第四节 “聊斋体” |
| 一、《聊斋志异》与其他文体的渊源 |
| 二、《聊斋志异》之文本构成 |
| 三、“聊斋体”的形成及乾隆年间之体派呈现 |
| 四、小结 |
| 结语 |
| 第四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批评之形式与内涵 |
| 第一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书目 |
| 一、前四朝书目概观 |
| 二、笔记小说在本期书目之多样化着录及出现的问题 |
| 三、本期书目中的笔记小说批评状况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序跋 |
| 一、关于笔记小说的写作姿态、类别划分与功能指向 |
| 二、关于笔记小说的批评：性质探讨与审美倾向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评点 |
| 一、《玉光剑气集》 |
| 二、《匡林》《谔崖脞说》《亚谷丛书》《稗贩》 |
| 三、《楚庭稗珠录》 |
| 四、《聊斋志异》《续板桥杂记》 |
| 小结 |
| 总结 |
| 顺康雍乾笔记小说叙录 |
| 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作品表征图表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 |
（10）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聚焦与研究意义 |
| (一)现实问题聚焦 |
| (二)问题研究意义 |
| (三)问题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与相关评论 |
|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与评论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现状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研究方向 |
| 三、研究设计与主要框架 |
| (一)明确调查研究要素 |
| (二)科学选取研究方法 |
| (三)合理设计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来源与数据说明 |
| (一)历史文献资料来源 |
| (二)实地访谈资料来源 |
| (三)核心概念内涵界定 |
| 第二章 中外权力制约思想比较 |
| 一、权力制约的理论内涵 |
| (一)权力的本质定义 |
| (二)权力的固有特征 |
| (三)制约与监督辨析 |
| 二、中国传统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中国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中国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中国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历代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西方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西方中世纪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西方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开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主体化权力制约思想 |
| 五、中外权力制约理论体系 |
| (一)以道德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先导 |
| (二)以法律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保障 |
| (三)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核心 |
| (四)以权利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根本 |
| (五)以社会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依据 |
| 第三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现状 |
| 一、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建制的演变 |
|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地方党委建制的雏形 |
| (二)土地革命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形成 |
| (三)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发展 |
| (四)解放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调整 |
|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党委建制的成熟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的经验做法 |
| (一)地方党委书记选拔标准逐步得到明确,凸现党性坚定首要性 |
| (二)地方党委书记任用程序逐步得到规范,呈现环节设计科学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逐步得到控制,体现流程管理严肃性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绩效考核逐步得到优化,实现评价方式合理性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监督逐步得到健全,展现腐败整治威慑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要素 |
| (一)地方党委书记职位厘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分析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成长特征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模量定律”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含义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特征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成因 |
| 第四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衡量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现象的界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认定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定义的确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要件 |
| (一)“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性别构成 |
| (二)“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级别构成 |
| (三)“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地域分布 |
| (四)“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期间 |
| (五)“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年龄 |
| (六)“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潜伏时长 |
| (七)“落马”地方党委书记腐败类型 |
| (八)“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罪名分布 |
| (九)“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判处结果 |
| 三、地方党委书记违法乱纪的行为特征 |
| (一)违反政治纪律,挑战党中央权威 |
| (二)违反组织纪律,干部选任藏猫腻 |
| (三)违反廉洁纪律,官商勾结搞腐败 |
| (四)违反群众纪律,脱离群众捞名利 |
| (五)违反工作纪律,言行不一污形象 |
| (六)违反生活纪律,贪图享受堕牢笼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运行轨迹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形成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转化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强化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重复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惩罚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成因追问 |
| (一)地方党委书记心理贪欲强化是权力腐败的原始驱动力 |
| (二)地方党委书记制度规定泛化是权力腐败的外在驱动力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异化是权力腐败的内在驱动力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管理监督弱化是权力腐败的间接驱动力 |
| (五)地方党委书记人情交往物化是权力腐败的直接驱动力 |
| 第五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自我律动法”的实施途径 |
| (一)加强党性修养,坚定对党忠诚执政立场 |
| (二)明确主攻方向,树立稳中求进执政目标 |
| (三)提高领导水平 带好立党为公执政队伍 |
| (四)坚持服务群众 打牢为民造福执政基础 |
| (五)发扬民主作风 完善求真务实执政机制 |
| (六)勤于学习调研 提高实干兴邦执政魄力 |
| (七)践行法治思维 形成改革创新执政方法 |
| (八)锐意攻坚克难 肩负敢于担当执政责任 |
| (九)保持党员本色 固守清正廉洁执政底线 |
| (十)加强官德修养 涵泳诚信平实执政道德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的他律途径 |
| (一)加强人才储备精准“育权”、好中选优正本清源 |
| (二)改进选任方式法定“授权”、坚持标准严格程序 |
| (三)明确权力边界科学“厘权”、合理定位职责明晰 |
| (四)科学划分权责依法“制权”、坚持原则恪守规矩 |
| (五)推进党务公开全程“晒权”、公布清单职责法定 |
| (六)设计权力流程依规“行权”、固化程序规范运行 |
| (七)加强权力制约有效“控权”、严格制度强化监督 |
| (八)优化考评机制公正“评权”、创新方式科学考核 |
| (九)完善奖惩机制规范“退权”、优胜劣汰吐故纳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附件1 “现任”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2 “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3 党中央制定的权力监督制度简明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学术研究成果 |
| 后记 |
四、《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年1~4期(总第72~75期)总目（论文参考文献）
- [1]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D]. 刘后德. 山东大学, 2020(10)
- [2]“心法”即“心学” ——朱子“心学”研究[D]. 赵玫. 山东大学, 2020(10)
- [3]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
- [4]壬辰战争中的宣大将士相关问题研究[D]. 徐成. 山东大学, 2020(09)
- [5]北周文学研究[D]. 高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1)
- [6]清代福建官刻研究[D]. 徐长生.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7]宋代题跋文研究[D]. 李宝.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6)
- [8]人员、仪式、寺庙、组织：清代妈祖信仰与台湾社会研究[D]. 赵庆华. 厦门大学, 2018(06)
- [9]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D]. 宋世瑞.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10]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