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风险社会与反思现代性——吉登斯的现代社会“风险”思想评析（论文文献综述）
王慧[1]（2021）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文中认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基于学术史的考察专业:政治学理论指导教师:马雪松教授20世纪80年代,詹姆斯·马奇与乔罕·欧森从组织理论的立场将长期受到忽视的制度和制度分析带回政治科学的主流议程,大批学者由此汇聚到新制度主义这面旗帜下并开启了新的研究篇章,以至有人开始高呼:“现在我们都是新制度主义者了”!然而,新制度主义的强劲发展一度令置身于制度结构之中的行动者黯然失色,制度被赋予了更多的约束性功能,其本身蕴含的使动意味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此背景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迎来观念转向的浪潮,众多学者纷纷加入观念议题的讨论。这一变化对制度分析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表现为各个流派愈益关注观念,更为关键的是,以观念和话语为理论基石的建构制度主义得以兴起。如此一来,新制度主义的观念研究或观念转向议题进入了政治学的中心地带与前沿领域。“观念很重要”似乎已经人尽皆知,但要问观念究竟是什么却又出现聚讼纷纭、人云亦云的局面,所以从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有必要首先为观念这一核心概念确立基本的分析维度。观念是各类行动与社会变革的先导,因而观念一直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课题,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从不同角度论述观念的重要性。就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而言,很多学者为观念的界说付出了努力,综合来看,包含类型、层次、要素、形式在内的观念的划分都可以归纳为观念的结构要素,表示观念孕育于特定的政治背景、经济基础、制度结构及社会关系网络,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观念无法凭空产生或存续,需要依附于特定的行动者并经由传播观念的话语、叙事、框架等呈现机制才能切实发挥作用。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是贯穿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核心主线。从辩证的立场来看,观念即是制度,制度即是观念。本文从两个角度论述观念等同于制度的观点。从既定结果来看,某些观念性要素具有制度的属性,从转化过程来看,某些行动者的观念可以转化为实际的制度和政策。观念影响制度的生成、维系和变迁,制度也会影响观念的生成、维系和变迁,但这两条进路又有着本质区别与研究侧重。观念议题回归新制度主义并不是政治科学领域观念与制度相结合的首次尝试,而是有其深刻根植的历史脉络,观念与制度同等重要以及密切互动的观点可上溯至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以观念复归作为切入点并扩大分析视域可以发现,观念研究在政治学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兴起、衰落、复兴的转折时期,对其加以考察有助于理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前因后果。传统政治学研究中观念与制度相互交织在一起,旧制度主义虽然部分承袭了此前观念研究的传统,但偏向于对制度和观念予以宏观探讨与静态描述,旧制度主义的局限以及随后大行其道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主导了观念研究的衰落,不过这一时期仍然产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念性成果。观念的复兴发生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仅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支。聚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转向,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均从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加深了对观念的理解,但各个流派的观念转向有其独特性。建构制度主义代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观念维度上取得的突出成就,其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建构主义有着特殊的渊源,这一流派的分析基础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二元性或双重性,不确定性,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建构制度主义仍处于发展过程中,遵循建构逻辑而依次成长起来的观念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修辞制度主义和沟通制度主义均可被视为其内部的取向。理论的变革无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与回应,脱离现实的理论往往是空洞的和盲目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发生观念转向的关键原因在于,既有的制度分析框架无法为某些现实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基于这样的认识,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转向可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加以思考。一方面,观念转向促使各个流派加强对话交流与认同意识,缓和了各流派之间的理论张力,随着观念研究的逐渐深化,制度分析的视野得到相应的拓展。另一方面,比较政治研究离不开对规范和价值问题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立足日常经验反思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带来的深刻启示时,有必要审视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好的观念和好的制度是任何文明社会都应努力追求的目标。结构制约能动,能动生产结构,人类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最终落脚于行动者。如何更好地建构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并使由行动者建构的制度更好地发挥约束和使能作用,是一项需要加以认真和审慎探索的课题。
王焕荣[2]（2021）在《吉登斯风险社会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张庆熊[3]（2021）在《反思现代风险社会中的危与机》文中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造成这种风险的深层机制在于财富增长的逻辑与风险增长的逻辑不匹配。对现代化进程中的风险问题进行反思性研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只有增进人类大家庭集体的忧患意识,扩大国际合作,才能应对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风险。
闫晗[4]（2021）在《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思想研究》文中指出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思想是以现代性的深度研究作为理论基础。以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理解“流动的现代性”思想,可以在哲学反思批判的维度上揭示出该社会下的文化问题,即“流动的现代性”中人的生存困境。论文从时代背景、思想内涵、特点等方面厘清了“流动的现代性”的内涵及其基本内容,将研究重点放在“流动的现代性”背景下的生存困境及文化对策,并对该思想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鲍曼提出“流动的现代性”思想,对现代性进行了重新阐释。一改稳固现代性的确定性、稳定性,他把“流动的现代性”中流动、轻便的特性赋予现代性。“流动现代性”以流动的、液态的形式来解构稳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轻便性和偶然性成为它的显着特点。流动的特性与传统的现代性相比,具有灵活多样的优势,同时它也带来了文化问题。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生存环境中,个体生存和社会结构会发生深刻变化,人们在不可靠的环境中产生恐惧,个体的行为方式和生存方式都随之发生转化。针对“流动的现代性”背景下的生存困境,鲍曼提出了文化对策,他寄希望于政治和道德两方面:在社会层面,保障公民的基本收入、实现自由主义民主共和、构建多元文化社会;在个体层面,选择重建道德来解决“流动的现代性”出现的文化问题。“流动的现代性”思想的提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范志勇[5]（2021）在《风险社会的破产法回应》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风险社会理论作为社会科学观察社会现象与规律的范式工具,在法学研究中也成为普及、有效的话语体系。我国破产法作为专门处置破产风险的法律规范,在应对现代风险层面显然未做好准备。破产风险是自反性现代化的产物,破产法的正当价值应在此基础上被重塑。风险社会理论为法律提出了因应未来调整的认知开放性的要求。界定破产风险需要坚持专业与民主的平衡,其中蕴藏的机遇有待主体发掘。破产风险受众的平等性与影响的全球化特征,要求确立一般破产主义的立法原则与开展全球治理。风险社会推动了新的社会共识的形成,个体应对现代风险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以承认风险的客观存在性为前提。现代社会宜容忍"剩余风险",并在民众间进行公平分配。
王一[6]（2021）在《分歧与共识：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理论研究及本土化启示》文中指出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世界生产力水平迅速提升,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后续的100年间,第三次科技革命应运而生,科学与技术产生了更加紧密的联结,科学在引领技术的同时,也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带来了很多科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现代性“意外后果”突显。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贝克、拉什为代表的理论家们基于现代性危机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和风险文化理论。本文以理论家们对现代风险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为基础,采用比较分析法,对风险社会理论和风险文化理论进行全方位对比分析,清楚明了的呈现出两个理论的分歧与共识。首先通过对自反性现代化差异的探究,引出自反性现代化的不同后果,即风险社会和风险文化。在对风险社会和风险文化全面系统掌握的基础上,探讨了二者在概念、理论、应对措施上的分歧及在理论目标、现代风险二重性、分配逻辑上的共识。以经典理论家理论观点的后续发展与走向为脉络,继续探讨了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理论最新的进程。最后,透过西方的风险社会和风险文化理论,对我国的现实国情进行深入探究,从制度、结构层面和文化层面分别提出了应对现代风险的举措。研究发现:第一,理性分裂与审美自反带来的自反性现代化有不同的社会映射,理性分裂自反性现代化展现了一种个体化的社会生活方式,审美自反性现代化则使个体以亚文化群体的身份投入到社会当中;第二,不同的自反性现代化带来了不同的社会后果,“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应运而生;第三,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理论在范式、风险阐释、风险生成逻辑等方面存在分歧,基于不同的认识,理论家们提出了再造政治与亚政治运动两种相异的应对措施;第四,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理论都指向一种全球合作主义的风险治理目标,关于现代风险都有二重性共识,同时,认为现代风险分配逻辑都体现为“回旋镖”效应与下层聚集的特点;第五,在经典理论家之后,实证主义对风险社会和风险文化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实践,对非经验主义与科学技术悖论进行了反思,拉什基于对理性分裂与审美自反性现代化的再思考提出了简单现代化因果范式、自反性现代化后果范式、世界主义自反性现代化,就现阶段理论走向来看,“风险社会”理论出现了融合的态势和跨学科发展的转向;第六,透视“风险社会”理论发现,中国存在制度、结构与文化风险并存的社会现实,通过检视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历程、本土发展理念与风险文化建设,提出适应我国现代化进程的系统治理方式与风险规避文化。
王佳佳[7]（2020）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公共安全风险防控问题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我国已经进入了风险高发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到来,对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和公共安全治理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我国应该把公共安全治理的重点从对公共安全事故发生后的应急处置逐渐转移到对潜在的公共安全风险的防控上来,避免陷入风险社会的危机泥潭,提前弱化公共安全风险的叠加效应,减少公共安全风险的成本,释放社会潜在压力。本文以风险社会为背景,以公共安全风险防控为研究对象,在阐述风险社会和公共安全风险防控这两个核心概念的基础上,在风险管理理论和治理理论的支撑下,采用文献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对我国公共安全风险防控的基本情况进行深入研究,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我国对于各类公共安全风险的防控取得的成效,总结出风险社会中各类公共安全风险的防控存在的共性问题,如公共安全意识未能同步强化,风险应对能力不足;公共安全风险更加错综复杂,单一主体难以应对;风险防控手段未能及时升级,风险识别能力尚弱;风险沟通机制未能有效建立,风险信息传递不当等问题,究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公共安全文化导向不足,社会安全氛围缺失;治理权力集中,协同合作困难;注重传统方法防控,未形成“科技兴安”的思维方式;缺乏风险沟通意识,未能建立有效风险沟通机制。提出了要加强公共安全教育培训,变“被动”为“主动”,积极防控公共安全风险;完善非政府群体参与、防控主体由“单一”转变为“多元”,协同防控公共安全风险;创新风险防控手段,在“传统”手段的基础上加强“科技”的运用,提高风险识别的能力;建立风险沟通机制,风险沟通由“单向”转变为“双向”,提高风险治理的公信力等建议,为我国加强公共安全风险防控提供借鉴和参考。与此同时,本文也有区别于其他关于研究公共安全的创新点。一是在角度上的创新,本文探讨的是如何减少危机事件的发生,注重从源头上防控公共安全风险。二是研究主体的创新。本文探讨的是政府、公众及其他相关非政府群体在风险防控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张洁[8]（2020）在《吉登斯社会自治思想研究》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所需的材料和空间。然而,社会并不是自然形成、自行运转的,“怎样管理社会生活”,“怎样让社会生活变得更有序”,“社会生活管理的重点在哪里”,一直是人们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不断探寻的主题。当代着名的社会哲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社会治理层面的研究中,基于社会自治是社会治理的手段和最终归宿这一认识,在他的现代性反思理论和结构二重性理论中,突出自治主体的重要性,将社会自治置于制度和文化认同的约束机制中,形成了社会自治的一般理论,进一步阐明了社会自治实现的根源在于生产方式的变革与发展的思想。围绕吉登斯的社会自治思想,文章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分析社会自治思想的理论缘起,得出吉登斯的社会自治思想,基于唯物史观的思想基础,合理地吸收、借鉴了以柏拉图和笛卡尔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关于社会及社会治理的思想,阐明社会治理既不能单纯地依靠社会权力的单向执行,也不能夸大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社会自治是在现代性背景中,个体在社会制度约束中理性地、自觉地进行文化认同,从而进行自主自觉的共同体式的行为选择的动作。第二部分,阐明吉登斯社会自治思想的主旨内容。从理论层面看,吉登斯社会自治思想基于现代性反思和结构化二重性理论,一方面揭示出权力与结构再分配的过程,权力问题是社会问题的根源;另一方面指明主体力量的激发对于社会自治建设的推动作用,主体性是关键。在社会治理场域中,结构二重性象征着对权力的反馈和二次作用。从现实层面看,吉登斯的社会自治侧重对资本主义现有社会秩序的超越,个体自治和社区自治是社会自治的两种主要形式。第三部分,探讨了吉登斯社会自治思想的实现路径。吉登斯认为社会自治目标的实现,必须要有最基本的实践力量的保障,既要有外在力量的推动,又要有来自于主体的内在力量的支持。吉登斯把现代性制度看作是社会自治的外在动力,把文化认同看作是社会自治的内生力量。总之,吉登斯的社会自治思想,体现了他反思的现代性理论的哲学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是他探索改造资本主义现有秩序的科学态度的体现,是他的现实主义的乌托邦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于翔[9]（2020）在《现代性价值危机的反思进路及其视域融通 ——以马克思、海德格尔、梁漱溟为例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如果不把现代性理解为一个“时间”维度上的概念,而把现代性看作是人类从传统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的“观念”和“价值”转向,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传统社会中的价值观念体系被人类依据主体的理性和自我意识所解构,同时又建立了新的价值观念体系。西方的现代性自确立以来就是一种个体的人试图完全依赖于自身的“主体”和“自我意识”来解释一切的价值观,现代性的本质即理性的逻辑和主体性原则。明晰了现代性的本质之后我们发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现代性危机,都可以归结为人基于自身的理性逻辑和自我意识以“认知主体”对“价值主体”的否定所导致。因此,回应现代性价值危机需要反思如何拯救和新建价值主体。马克思主义思想、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分别提出了反思现代性价值危机的进路,马克思、海德格尔、梁漱溟作为三条进路的最重要代表,对现代性价值危机的反思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第一,马克思的反思进路。马克思立足于唯物史观不仅仅批判现代性的理性逻辑,更重要的是把批判地矛头指向了理性的现实根基——资本。理性与资本的联姻构成现代性的本质,基于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的联姻,现代性的逻辑是一种“抽象同一性”的逻辑,这种逻辑一方面混淆了“认知主体”和“价值主体”的差异,另一方面把人“抽象化”了,抽象化的结果是人的价值和生命意义的丧失。因此,理性和资本的联姻导致的现代性危机的最终结果是“价值主体”的丧失,马克思对现代性价值危机的批判指向了理性与资本。具体而言,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理论支撑——理性形而上学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现实基础——资本展开批判,进而实现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对“价值主体”的新建。第二,海德格尔的反思进路。海德格尔试图超越西方理性逻辑的“本体论”束缚,恢复人的“此在”状态和生命价值。海德格尔看到西方两千多年来的理性主义背景对现代性的影响,现代性表现为理性与技术合流形成“技术理性”的控制。一方面技术理性确立了人的“主体性”,人依靠技术理性在与自然的关系中获取了更大的“促逼”自然的能力;另一方面技术的“座架”又否定了人的“主体性”,技术与理性的合流使得人远离了“自然”的本真和“此在”状态,而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被忽略,人丧失了“价值主体性”。因此,我们既要认识到技术的本质和对现代性的积极意义,又要认识到技术对现代性的消极意义,技术导致时间的“无聊”,否定生命的价值。我们需要跳出日常的时间、回归真正的内时间,丰富生命的具体内涵和价值,获得存在的意义,进而拯救“价值主体”。但是,海德格尔仍然囿于西方理性主义的逻辑框架,未能实现对现代性的真正超越。第三,梁漱溟的反思进路。梁漱溟立足于儒家文化对现代性价值危机进行反思和重建。梁漱溟重视文化因素,从文化角度重新解读和批判现代性,并试图通过情感和理性融合的文化重构路径克服甚至超越现代性。在梁漱溟看来,文化是“生活的样法”、存在的家园,对西方理性主义的文化改造,是超越现代性的根本途径。因此,我们需要弄清楚现代性价值危机的文化根源,并从中华文明的源头——先秦儒家文化当中重新发现克服现代性价值危机的良方,并在重新解释和构建现代性的过程中完成对现代性价值危机的批判。但是,梁漱溟对西方社会和现代性思维的把握还比较片面和浅层,他将中国人精神层面的某些“优点”看作是现代文明前进的图景,这无疑是夸大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基于对中西马三条进路的分析,我们发现:一方面,海德格尔和梁漱溟对现代性价值危机的反思有着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另一方面梁漱溟和海德格尔的思想有其片面性:海德格尔对西方理性主义的批判进路并没有跳出西方文明的思维框架,亦即海德格尔的现代性价值危机批判并不能跳出现代性本身,梁漱溟的文化反思进路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提出的现代性价值批判,因而其理论根基的现实基础是中华传统文明中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而与当下的社会现实存在张力。因此,我们需要在中西马的视域融通中,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现实,重新探讨对现代性价值危机的反思。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探索当代中国价值体系的构建,就要在探讨现代性价值危机反思进路及其视域融通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价值立场,批判性地超越西方理性主义价值观,促进中华传统价值观的现代化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所以,当代中国价值体系应该具有包容性:融通中、西、马三条进路,时代性:面向过去和未来,人类性:关注人类共同体的命运。
张鞠成[10]（2020）在《现实与想象：赴泰旅游风险的社会建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类思想源于现实又不同于现实,因为人类思想不可避免受其社会背景意识形态化的影响。近年来,赴泰旅游活动如火如荼,涉旅危机事件也频繁发生。我国游客游前对泰国旅游风险的认知（“想象”风险）也是源于游客旅游行程中的游客感知风险（“现实”风险）,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这是因为游客对泰国旅游风险的认知,大多来源于社会“场域”的信息传递,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充斥着“虚假意识”。而游客一旦亲临泰国旅游,其所“感知”的旅游风险,往往能够跳出其“前设”的“虚假意识”,形成自己的判断。因而,本文基于社会建构理论、风险社会理论和风险文化理论的视角,运用内容分析法、话语分析和扎根理论,探究赴泰旅游风险的社会建构过程。结论如下:第一,中国游客对泰国旅游风险的游前认知以犯罪、社会文化和健康风险为主,游后感知以犯罪、交通事故和基础设施风险为主,并且犯罪风险内部两者也存在偏差。第二,泰国旅游风险在中国社会以场域的形式存在。官方媒体在场域中呈现出由恐怖主义风险为主向旅游业务、交通事故和基础设施风险并行演变,最终转变为交通事故和基础设施风险为主的话题演变态势。社交网络在场域中呈现为以环境、风险行为为主的基础设施风险和以爆炸、黄衫军等风险标识物为主的政治动荡风险。第三,泰国旅游风险的社会建构过程为游客感知风险（“现实”风险）经过外化、客观化和内化成为潜在游客认知风险（“想象”风险）。第四,泰国旅游风险的内化路径以心理认知、社交网络为主。
二、风险社会与反思现代性——吉登斯的现代社会“风险”思想评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风险社会与反思现代性——吉登斯的现代社会“风险”思想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三)国内外研究的评析 |
| 三、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 (一)论文结构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贡献与不足 |
| (一)可能的贡献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认识前提 |
| 一、观念概念的界定 |
| (一)观念概念的语义分析 |
| (二)观念概念的多学科视角分析 |
| (三)观念概念的相似术语辨析 |
| 二、观念分析的维度 |
| (一)观念的结构要素与承载者 |
| (二)观念的呈现机制 |
| (三)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 |
| 第二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历史脉络 |
| 一、政治学中的观念研究传统 |
| (一)传统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总体概况 |
| (二)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
| 二、观念研究在政治学中的衰落 |
| (一)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局限 |
| (二)新理论范式的兴起与发展 |
| (三)观念研究在衰落时期的进展 |
| 三、观念研究在政治学中的复兴 |
| (一)观念研究复兴的驱动因素 |
| (二)观念研究复兴的多重表现 |
| 第三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三大流派的观念转向 |
|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二、历史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历史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历史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三、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社会学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社会学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第四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取向:建构制度主义 |
| 一、建构制度主义的生成逻辑 |
| (一)建构制度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的渊源 |
| (二)建构制度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渊源 |
| 二、建构制度主义的分析基础 |
| (一)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双重性 |
| (二)不确定性 |
| (三)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 |
| (四)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 |
| 三、建构制度主义的多重取向 |
| (一)观念制度主义 |
| (二)话语制度主义 |
| (三)修辞制度主义 |
| (四)沟通制度主义 |
| 第五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发展反思 |
| 一、观念转向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 |
| (一)各流派理论张力的缓和 |
| (二)制度分析视野的拓展 |
| 二、观念转向对现实政治世界的反思 |
| (一)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审视 |
| (二)行动者主观能动性的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反思现代风险社会中的危与机（论文提纲范文）
| 一、风险社会是现代性的新常态 |
| 二、财富分配的逻辑和风险分配的逻辑 |
| (一)风险分配的逻辑沿着从富国向穷国的方向转移。 |
| (二)风险分配的逻辑沿着从富人向穷人的方向转移。 |
| (三)资本为风险分配的逻辑寻找辩护理由。 |
| (四)风险分配的逻辑终究将使所有的人招致厄运。 |
| 三、反思的现代化与世界主义 |
（4）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本文基本结构和创新点 |
| 第一章 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思想提出的背景 |
| 第一节 “流动的现代性”生成的时代背景 |
| 一、经济全球化及其后果 |
| 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 |
| 第二节 现代性的争论 |
| 一、现代性 |
| 二、后现代性 |
| 三、现代性争论的焦点 |
| 第三节 “流动的现代性”的理论来源 |
| 一、阿多诺非同一性理论 |
| 二、齐美尔矛盾状态理论 |
| 三、福柯的全景监狱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流动的现代性”思想内涵 |
| 第一节 何为“流动的现代性” |
| 一、“稳固的”现代性 |
| 二、“流动的”现代性 |
| 第二节 “流动的现代性”的特征 |
| 一、不确定性的本质化趋势 |
| 二、碎片化呈现 |
| 三、身份认同的虚幻化 |
| 第三节 “流动的现代性”的显现形式 |
| 一、全球化的世界 |
| 二、消费者社会 |
| 三、个体化的生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流动的现代性”背景下的生存困境及其文化对策 |
| 第一节 对个体生存的影响 |
| 一、生存方式“非固定化” |
| 二、个体行为“非理性化” |
| 三、道德的“混乱化” |
| 第二节 对社会结构的影响 |
| 一、资本的“流动性” |
| 二、民族国家的“衰退性” |
| 三、文化的“多元性” |
| 第三节 “流动的现代性”的文化对策 |
| 一、社会:寻找政治 |
| 二、个体:呼唤道德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流动的现代性”思想的意义和启示 |
| 第一节 “流动的现代性”的理论意义 |
| 一、“流动的现代性”对现代性的超越 |
| 二、贡献及局限性 |
| 第二节 “流动的现代性”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
| 一、社会建设 |
| 二、个体建设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5）风险社会的破产法回应（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风险社会的自反性与破产风险的认知逻辑 |
| （一）风险社会的变迁背景 |
| （二）风险社会的自反性特征：为破产法“正名” |
| （三）破产法面对风险社会自反性的规范自觉 |
| 三、现代风险的时间转向：破产法因应未来调整的着力点 |
| （一）风险面向未来展开 |
| （二）破产法律规范应当留存应对风险的未来“敞口” |
| （三）破产法律系统的开放性沟通 |
| 四、破产风险的法律规范调整路径 |
| （一）寻求破产风险认定、处置的专业与民主的平衡 |
| （二）在积极应对破产风险中挖掘风险价值 |
| （三）破产风险的平等性要求践行一般破产主义的立法原则 |
| （四）破产风险全球化的规范治理 |
| （五）提升市场主体的破产风险意识与应对技能 |
| 五、破产法回应风险社会的多元革新维度 |
| （一）把握风险社会的契机：新的共识之源 |
| （二）突破风险社会的“极限值”的安全思维 |
| （三）现代风险的客观存在与主观应对 |
| （四）“剩余风险”的容忍与分配 |
（6）分歧与共识：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理论研究及本土化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现代风险 |
| 1.3.2 自反性现代化 |
| 1.3.3 风险社会 |
| 1.3.4 风险文化 |
| 1.4 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分析框架 |
| 第2章 理性分裂与审美自反:自反性现代化分野 |
| 2.1 现代性危机及自反性现代化的提出 |
| 2.2 自我对抗与自我反思:自反性现代化的概念之争 |
| 2.2.1 现代性的自我对抗:贝克关于自反性现代化的解释 |
| 2.2.2 现代性的自我反思:拉什对自反性现代化的阐释 |
| 2.3 工具理性泛滥与审美自反:自反性现代化归因分歧 |
| 2.3.1 启蒙理性与美学传统:自反性现代化的逻辑起点差异 |
| 2.3.2 工具理性泛滥与自反性现代化 |
| 2.3.3 审美自反与自反性现代化 |
| 2.4 个体化与社群化:自反性现代化的社会映射 |
| 2.4.1 理性分裂与个体化及个体化生活方式 |
| 2.4.2 审美自反与社群化及文化社会群体 |
| 第3章 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自反性现代化后果之争 |
| 3.1 “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概念之争 |
| 3.1.1 现代风险:客观现实还是文化现象 |
| 3.1.2 不可感知与可察觉:现代风险的特征认知差异 |
| 3.1.3 现代风险类型划分迥异 |
| 3.2 制度结构与风险意识: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的理论分异 |
| 3.2.1 制度主义范式与文化主义范式 |
| 3.2.2 双向阐释与挽救阐释:关于现代风险的不同阐释 |
| 3.2.3 专家系统失信与自反性社群:现代风险的生成逻辑 |
| 3.3 应对风险:再造政治还是亚政治运动 |
| 3.3.1 风险社会理论的再造政治指向 |
| 3.3.2 风险文化理论的亚政治运动论题 |
| 第4章 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理论共识 |
| 4.1 理论目标一致 |
| 4.1.1 “风险社会”理论:一种变革的社会力量 |
| 4.1.2 全球合作主义: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理论的共同治理目标 |
| 4.2 现代风险二重性共识 |
| 4.2.1 危险性与不确定性:现代风险社会的挑战 |
| 4.2.2 发展性与创新性:现代风险社会的机遇 |
| 4.3 现代风险分配逻辑趋同 |
| 4.3.1 风险的“回旋镖”效应 |
| 4.3.2 风险的下层聚集 |
| 第5章 融合与转向: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理论最新发展趋势 |
| 5.1 基于经验主义的反思与实践 |
| 5.1.1 梅特·杰森、恩里克·拉拉尼亚的经验主义反思 |
| 5.1.2 梅林·艾克伯格区分风险的六个参数模型 |
| 5.2 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理论的发展与融合 |
| 5.2.1 简单现代化因果范式与自反性现代化后果范式的提出 |
| 5.2.2 世界主义自反性现代化:理性分裂与审美自反的整合与阐释 |
| 5.3 “风险社会”理论跨学科发展的转向 |
| 5.3.1 政治学对风险社会理论的借鉴与发展 |
| 5.3.2 媒体对风险的传播与建构:风险社会理论视阈下的传播学研究 |
| 5.3.3 风险管理:风险社会理论在管理学中的运用 |
| 第6章 反思与实践:中国“风险社会”透视与本土启示 |
| 6.1 “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下的中国社会 |
| 6.1.1 风险中国:制度、结构与文化风险并存的社会现实 |
| 6.1.2 工具理性扩张:现代风险的症结 |
| 6.2 现代化“陷阱”:规避与发展理念转变 |
| 6.2.1 现代化“陷阱”与本土发展理念检视 |
| 6.2.2 系统治理、制度均衡与风险正义 |
| 6.3 风险意识与风险文化建构 |
| 6.3.1 互联网时代与网络社会:风险意识的唤醒与强化 |
| 6.3.2 公众风险意识提升与风险防范能力培育 |
| 6.3.3 风险沟通与风险规避文化建构 |
| 第7章 结论与讨论 |
| 7.1 对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理论的基本评价 |
| 7.1.1 对风险社会理论的评价 |
| 7.1.2 对风险文化理论的评价 |
| 7.2 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7.2.1 创新之处 |
| 7.2.2 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风险社会背景下公共安全风险防控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应用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问题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相关问题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相关问题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研究法 |
| 1.4.2 案例分析法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风险社会背景下公共安全风险防控相关概述 |
| 2.1 风险社会的概念及特点 |
| 2.1.1 风险社会的概念 |
| 2.1.2 风险社会的特点 |
| 2.2 公共安全风险防控的概念及特点 |
| 2.2.1 公共安全风险防控的概念 |
| 2.2.2 公共安全风险防控的特点 |
| 2.3 公共安全风险的类别 |
| 2.4 理论基础 |
| 2.4.1 风险管理理论 |
| 2.4.2 治理理论 |
| 2.5 风险社会背景下加强公共安全风险防控的意义 |
| 2.5.1 有助于提前弱化公共安全风险的叠加效应 |
| 2.5.2 有助于降低公共安全风险成本 |
| 2.5.3 有助于释放社会潜在压力 |
| 第3章 风险社会背景下公共安全风险防控的现状 |
| 3.1 当前公共安全风险防控取得的成就 |
| 3.1.1 形成了基本的公共安全风险防控意识 |
| 3.1.2 初步形成了公共安全风险防控组织体系 |
| 3.1.3 初步规范了公共安全风险防控法律法规 |
| 3.1.4 初步建立了的公共安全风险预警体系 |
| 3.2 风险社会中公共安全风险防控的转型 |
| 3.2.1 由“被动”转变为“主动” |
| 3.2.2 由“单一”转变为“多元” |
| 3.2.3 由“传统”转变为“科技” |
| 3.2.4 由“单向”转变为“双向” |
| 第4章 风险社会中公共安全风险防控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4.1 风险社会中公共安全风险防控存在的问题 |
| 4.1.1 风险社会中公共安全意识未能同步强化,风险应对能力不足 |
| 4.1.2 风险社会中公共安全风险更加错综复杂,单一主体难以应对 |
| 4.1.3 风险社会中风险防控手段未能及时升级,风险识别能力尚弱 |
| 4.1.4 风险社会中风险沟通机制未能有效建立,风险信息传递不当 |
| 4.2 公共安全风险防控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2.1 公共安全文化导向不足,社会安全氛围缺失 |
| 4.2.2 风险治理权力集中,协同合作困难 |
| 4.2.3 注重传统手段防控,未形成“科技兴安”思维 |
| 4.2.4 缺乏风险沟通意识,未建立有效风险沟通机制 |
| 第5章 完善公共安全风险防控的对策 |
| 5.1 加强公共安全教育培训,“主动”防控风险 |
| 5.2 完善非政府群体参与,“多元”协同防控 |
| 5.3 创新风险防控手段,“科学”预警风险 |
| 5.4 建立风险沟通机制,“双向”沟通风险信息 |
| 第6章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8）吉登斯社会自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吉登斯社会自治思想的缘起 |
| 1.1 社会自治思想的理论渊源 |
| 1.1.1 柏拉图社会共同体思想的启迪 |
| 1.1.2 笛卡尔主体性原则的价值确认 |
| 1.2 社会自治思想的提出 |
| 第二章 吉登斯社会自治思想的主旨内容 |
| 2.1 社会自治的理论设定 |
| 2.1.1 社会自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结构二重性 |
| 2.1.2 社会自治的关键是主体力量的激发 |
| 2.2 社会自治思想的实践构想 |
| 2.2.1 社会自治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异化的超越 |
| 2.2.2 社会自治的两种主要形式 |
| 第三章 吉登斯社会自治思想的实现路径 |
| 3.1 现代性制度是实现社会自治的强力外因 |
| 3.1.1 现代社会制度的例行化客观基础 |
| 3.1.2 共同体生活铸造了社会自治实现的社会情境 |
| 3.2 文化认同是实现社会自治的内生力量 |
| 3.2.1 文化认同是生活化了的价值秩序 |
| 3.2.2 文化认同是共同体的秩序共相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9）现代性价值危机的反思进路及其视域融通 ——以马克思、海德格尔、梁漱溟为例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语 |
| 一、选题意义和理由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1章 现代性价值危机探源以及反思进路 |
| 1.1 现代性的反思 |
| 1.1.1 关于“现代性”的界定 |
| 1.1.2 现代性的本质 |
| 1.2 现代性的价值危机 |
| 1.2.1 现代性的危机 |
| 1.2.2 虚无主义与价值危机 |
| 1.3 现代性价值危机的三条反思进路 |
| 1.3.1 马克思的反思进路:资本逻辑批判 |
| 1.3.2 海德格尔的反思进路:理性主义批判 |
| 1.3.3 梁漱溟的反思进路:文化批判 |
| 第2章 现代性价值危机反思的马克思进路 |
| 2.1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 |
| 2.1.1 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误读 |
| 2.1.2 马克思对理性形而上学的现代性批判 |
| 2.1.3 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现代性批判 |
| 2.1.4 理性形而上学与资本的联姻 |
| 2.2 马克思对现代性价值危机的批判 |
| 2.2.1 “价值主体”与现代性 |
| 2.2.2 现代性的价值危机 |
| 2.3 马克思对“价值主体”的“新建” |
| 2.3.1 对“价值主体”的“拯救”尝试及其后果 |
| 2.3.2 马克思从“拯救”到“新建”的超越 |
| 第3章 现代性价值危机反思的海德格尔进路 |
| 3.1 现代性的本质:理性、技术与现代世界 |
| 3.1.1 现代性的理性形而上学基础 |
| 3.1.2 技术座架对现代性的重新界定 |
| 3.1.3 “世界成为图像”的现代性后果 |
| 3.2 现代性的价值危机:存在意义的遗忘 |
| 3.2.1 “作为存在的人”的“本有”状态 |
| 3.2.2 “人成为主体”与存在意义的丧失 |
| 3.3 海德格尔对现代性价值的重建 |
| 3.3.1 回归“在时间之内” |
| 3.3.2 从“时间”到“存在和自由” |
| 3.4 海德格尔现代性批判思想的影响与局限 |
| 第4章 现代性价值危机反思的梁漱溟进路 |
| 4.1 中国的“现代化”及其文化反思 |
| 4.1.1 现代中国的转型与“西化” |
| 4.1.2 梁漱溟论西化 |
| 4.2 梁漱溟对现代性的批判 |
| 4.2.1 梁漱溟的文化观 |
| 4.2.2 西方现代性价值危机及其文化根源 |
| 4.3 回应现代性价值危机的中国文化智慧 |
| 4.3.1 梁漱溟对西方文化发展趋势的预测 |
| 4.3.2 梁漱溟对解决现代性价值危机的思考 |
| 4.3.3 孔子的人生哲学——超越价值危机的中国答案 |
| 4.3.4 中国面对西方文化的态度 |
| 第5章 现代性价值危机反思的视域融通 |
| 5.1 海德格尔与马克思进路 |
| 5.1.1 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评价 |
| 5.1.2 基于马克思对海德格尔的回应 |
| 5.2 梁漱溟与马克思进路 |
| 5.2.1 梁漱溟对马克思进路的评价 |
| 5.2.2 基于马克思对梁漱溟的回应 |
| 5.3 马克思进路与中国道路 |
| 5.3.1 马克思进路的优势和超越性 |
| 5.3.2 探索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5.4 中西马的融通与价值理念构建 |
| 5.4.1 中西马的视域融通与当代中国价值体系构建 |
| 5.4.2 在中西马视域融通中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10）现实与想象：赴泰旅游风险的社会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技术路线图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社会建构理论 |
| 2.1.2 风险社会理论 |
| 2.1.3 风险文化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风险 |
| 2.2.2 旅游风险 |
| 2.2.3 跨文化交往中的旅游风险 |
| 第3章 中国赴泰旅游市场发展概况 |
| 3.1 泰国概述 |
| 3.1.1 区位、沿革与旅游资源 |
| 3.1.2 中泰关系概况 |
| 3.2 中国赴泰旅游市场的发展与演化 |
| 3.3 中国游客赴泰旅游时空分布特征 |
| 3.3.1 中国游客赴泰旅游的时间特征 |
| 3.3.2 中国游客赴泰旅游的空间特征 |
| 3.4 中国游客赴泰旅游安全事件类型与特点 |
| 第4章 “场域”视角下的泰国旅游风险 |
| 4.1 研究设计 |
| 4.2 泰国旅游风险图景 |
| 4.2.1 官方媒体之话语分析 |
| 4.2.2 社交网络之内容分析 |
| 4.3 泰国旅游风险的“场域”视角 |
| 4.3.1 场域与泰国旅游风险 |
| 4.3.2 官方媒体建构的泰国旅游风险 |
| 4.3.3 社交网络建构的泰国旅游风险 |
| 第5章 中国游客赴泰旅游风险的游前认知和游后感知 |
| 5.1 研究设计 |
| 5.1.1 数据收集与处理 |
| 5.1.2 扎根理论的多元路径化分析 |
| 5.2 中国游客赴泰旅游风险的游前认知 |
| 5.2.1 要素分析处理 |
| 5.2.2 认知风险结果分析 |
| 5.3 中国游客赴泰旅游风险的游后感知 |
| 5.3.1 要素分析处理 |
| 5.3.2 感知风险结果分析 |
| 5.4 中国游客赴泰旅游风险的认知与感知差异 |
| 第6章 中国游客赴泰旅游风险社会建构的表征 |
| 6.1 旅游风险的外化 |
| 6.1.1 惯习化 |
| 6.1.2 制度化 |
| 6.2 旅游风险的客观化 |
| 6.2.1 实体化 |
| 6.2.2 合法化 |
| 6.3 旅游风险的内化 |
| 6.3.1 内化路径 |
| 6.3.2 旅游风险的初级社会化 |
| 6.3.3 旅游风险的次级社会化 |
| 第7章 结论与进一步的讨论 |
| 7.1 结论 |
| 7.2 进一步的讨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风险社会与反思现代性——吉登斯的现代社会“风险”思想评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D]. 王慧. 吉林大学, 2021(01)
- [2]吉登斯风险社会理论研究[D]. 王焕荣. 燕山大学, 2021
- [3]反思现代风险社会中的危与机[J]. 张庆熊. 哲学分析, 2021(02)
- [4]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思想研究[D]. 闫晗.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5]风险社会的破产法回应[J]. 范志勇. 甘肃政法大学学报, 2021(02)
- [6]分歧与共识：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理论研究及本土化启示[D]. 王一. 华东理工大学, 2021(08)
- [7]风险社会背景下公共安全风险防控问题研究[D]. 王佳佳. 长春工业大学, 2020(01)
- [8]吉登斯社会自治思想研究[D]. 张洁. 山西大学, 2020(10)
- [9]现代性价值危机的反思进路及其视域融通 ——以马克思、海德格尔、梁漱溟为例的研究[D]. 于翔. 吉林大学, 2020(08)
- [10]现实与想象：赴泰旅游风险的社会建构[D]. 张鞠成. 华侨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