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担心过年

一、台湾民众忧心忡忡过新年（论文文献综述）

胡泰斌^[1]（2019）在《清代台湾纪行诗研究（1662-1895）》文中提出台湾因地理位置与内陆以海相隔,自明郑时期起才逐渐被开发,尤其是清朝收复台湾大量的中原赴台文人和移民,为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拓垦做出了较大贡献,是人们长期适应自然、改变自然的结晶。论文以1662-1895年清代台湾古典纪行诗为对象,分析台湾古典文学的发展轨迹,梳理台湾古典纪行诗歌的发展。从明郑遗民、清代赴台仕宦、台湾当地文人的诗歌中,挑选出台湾历史上做出重要贡献的宦游文人和当地文人的作品,以海洋文化的影响、台湾自然风景的书写、人文景观的描述、民俗风情和热带物产的记录等,对古典纪行诗分类归纳,研究不同时代文人古典纪行诗歌中的地理差异、人文背景、观念意识、精神情怀、生活方式,探讨遗民文人的流亡心境、仕宦文人的家国情怀、当地文人的故土气息,以及不同时代台湾古典纪行诗的主题和特色。论文共分绪论、正文、结语三大部分;绪论通过对现有台湾古典诗歌的研究,结合台湾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纪行诗的特点,对台湾古典纪行诗的内涵进行界定。正文分三大部分进行分析,第一章和第二章,介绍台湾古典文学的发展脉络,以及台湾古典纪行诗歌的发展背景和影响因素。第三章至第六章,通过渡海赴台的感受、在台所见的山川湖潭、特产风物、文化遗迹、民俗信仰、生产生活等,分析台湾古典纪行诗的文化表达、情志表现、审美意识。第七章,阐述古典纪行诗在明郑遗民、宦游文人和当地文人的精神印象。结语对台湾古典纪行诗的文化价值,结合旅游学的功能,提出以诗歌为文化底蕴的旅游开发,提升古典纪行诗的文化内涵。

骆雪^[2]（2019）在《山歌传播与族群文化实践 ——黔中百宜乡布依村寨的个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对于一个无文字民族来说,社会经验的延续主要靠文化的口头传承,山歌也因此成为布依族社会记忆、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人们日常生产与生活中的重要沟通媒介。作为本土文明的产物,布依山歌是布依本土社会中具有核心地位的文化符号和概念,它自布依族群的口中唱出,反映出族群过去以及现在的人情道德、生活形态、风俗习惯和制度文化等,并在乡村社会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已然内化为村民的生活方式、情感结构以及观念意识,为民众制造出在生活中所依赖的意义世界。然而,在现代社会发展主义的话语下,这一分析无文字落后民族的犀利工具、代表着中国软实力的乡土民间文化却被认为是愚昧与落后的。在早期发展传播学的强势影响下,在中国乡村社会传播的研究中往往只见外来文化及力量不见本土文化及其活动主体。于是在这样的研究语境中,许多前大众传播时代的媒介及其活动,即所谓的传统媒介及其活动,没有被纳入中国乡村传播学的主流视野中。这在布依山歌的研究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研究成果的数量相比较少,显示出布依山歌一直以来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另一方面,就现有的成果来看,研究的学术视野较为狭窄,仅仅停留在浅层的分析上,在这样的分析中,“人”的视角是完全缺乏的,即完全把歌谣与创造和实践它的本土社会以及广大民众及其生活现实脱离开来的。随着现代化的渗透,农民得以“安身立命”的价值基础和意义系统被不断改变和重构,乡村社会也相应开始出现价值荒漠化,而这一切的根本在于乡土社会中文化的解体,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及其内蕴的意义和价值随现代性的加深而逐渐消失殆尽。但是在广大布依族地区,作为族群传统之一的布依山歌依旧活跃于布依族群的生活世界里,并发展成为布依社会在如今最为重要甚至是唯一的传统文化代表形式,那么布依山歌为何能够在时代与社会的发展变迁中得以持存?本文通过对黔中地区布依族村寨进行的为期八个月的田野考察,顺着当今中国乡村文化传播的研究趋势,透过回到布依山歌这一布依族群传统文化的本体,在文化持有者、历史以及社会的互动中考察布依族群是如何阐释和实践自己的文化,以期对新时代背景下如何维系并发展乡土社会原生态的文化表达,形成“吾土吾民”在民族文化传播与实践中的主体地位,提出一些解决路径上的思考。全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二两章,主要是针对本研究的选题缘由、意义、文献回顾、方法、结构安排,以及布依山歌传播的文化生态系统作一番背景性的交代。第二部分是本文的核心部分,由第三、四、五三章组成。该部分从文化的内生性出发,围绕布依社区文化持有者的具体实践与日常生活、社会、历史的互动关系,动态、立体地把握布依山歌的本质。第三章引用“叠写传统”这一分析概念来探究布依族群在本土的“生活世界”中是如何通过山歌来言说历史,以构建其在不同特定时段所依赖的意义世界,将布依山歌“置身历史情境”来看其传播历程以把握当地社会与文化在稳定性与变迁性方面的全貌。第四章遵循格尔兹研究宗教象征符号的分析范式,从世界观和精神气质两方面来解码当地社会的传播文本――布依山歌所包含的“意义模式”。第五章借助互动与关系视角,采用“主体——实践”的情景、过程式研究范式,通过关注当地村民在社会生活中的声音实践,即布依山歌的传播活动,从“流动的歌声”中看到“流动的社会关系”进而看到村庄的社会网络以及蕴藏在其中的社会结构和秩序。第三部分是文章的结论部分,一方面是对前面分析过的内容做进一步的总结,从“实践范式”出发对布依山歌作一番“实践化理解”。这一番“实践化理解”遵循以“物化”来理解媒介的思路来探讨布依山歌这一传统媒介,将布依山歌看作是布依族群文化实践的“行动场城”,其中所含的人,技术,权力,资本,记忆等传播要素在这一“行动场城”中彼此汇集和互嵌,体现的是一种动态的互动和建构。同时,由于乡土中国是在自身闭合性与开放性的循环中不断发展,因而社会、人以及文化在其中得以再生产,并且由于有人的参与及实践,这样的再生产就不只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创造性地改变和创新。因此,布依山歌在现代社会的持存与转变也就映射出了布依族群在社会发展中对自身文化实践的主体性:首先,他们总是在自身社会文化体系中体会和理解时代、社会的发展。其次,他们又利用传统创造新的实践来适应时代、社会的发展。正是在这一糅合了传统与创新的实践,布依社会的“主体”得以始终“在场”,少数民族社会的逻辑与机制也在新形式下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对布依族群的传统文化——布依山歌在当代发展话语下如何传播进行了思考,从突出族群的主体性、形成价值维度的“复合表达”以及发扬容纳多元的文化传统三方面提出布依山歌传播的策略建议。本文遵循以乡村作为研究中国的方法,一方面通过对布依山歌传播的研究来体现国家对“三农”问题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的观照;另一方面,从传播学的角度严密考察布依族群对山歌的文化实践,既能深入细致地窥见族群成员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世界,理解当地社会及其文化的运行结构和整体机制,又能丰富和扩展布依山歌的研究,进而看到传播学本土化的一种有效实现途径。

曾晚生^[3]（2018）在《曾国藩政治伦理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军事、思想人物,也是近世湖湘文化的代表性符号（偶像）。随着上世纪末新一轮文化热的兴起,世人对曾国藩的研究兴趣陡然而起。世人对曾国藩的研究大都存在实用主义的倾向,力图通过对曾国藩某些语录、词句的解读和演绎,来指导世人升官发财。本文的旨趣在于,通过对曾国藩思想中的核心部分——政治伦理思想的解析,系统展示曾国藩为官、治军、办洋务等重大经历的精神背景与价值鹄的,这在笔者看来是精准把握曾国藩成功之道的钥匙。本文从以下三个部分来展开:第一部分,简要交代曾国藩政治伦理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渊源。曾国藩政治伦理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主要包括:湘乡文化的影响,西方文化的传入,曾国藩的为官经历。曾国藩政治伦理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主要来自于三个部分:一是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的伦理思想,二是道家无为而治的伦理思想,三是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思想。第二部分,重点阐释曾国藩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一、尊贤惜才的人才观:以德为先的鉴才观、诚求礼尊的求才观、勤教严绳的养才观、广收慎用的用才观。二、为政以德的官德观:以注重修身和为政以德为宗旨,以经世致用、以身作则为规范,以虚怀纳谏、任贤荐能为基本目的,以不积私财和严惩腐败为基本手段。三、公忠体国的爱国观:胸怀天下,为国分忧,富国强兵。四、仁民爱物的亲民观:民为邦本,安民保民,惠民利民。第三部分,客观评价曾国藩政治伦理思想。一、曾国藩政治伦理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文化特点。主要表现为:维护道统与政统的保守性,经世致用的维新性,执两用中的中庸性。曾国藩政治伦理思想在当世即产生了广泛影响。主要是:对家族的影响,对湖湘文化的影响,对晚清文人士大夫及官僚集团的影响。二、曾国藩政治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及其局限性。曾国藩政治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主要有:亲民思想与建设执政为民的服务型政府,修身正己与培养服务型行政人格,治军有道与民族复兴。曾国藩政治伦理思想的历史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在保守与开放立场上摇摆不定,在忠君与爱国的选择上模糊不清,在廉洁与宽纵的权衡上内外有别。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曾国藩身逢乱世,励精图治、殚精竭虑,无奈终归未能阻止晚晴王朝一步步走向崩落。纵览曾国藩留存后世的文献资源,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曾国藩毕其一生所追求和维护的就是儒家的道统与清王朝的政统,围绕着道统与政统这个轴心,曾国藩在为官治军实践中极力倡行礼治德政、经世致用和人才兴政的政治伦理主张,他试图通过自己的体悟开化,为道统与政统的延续寻求某种定力或门径。

施吉瑞,刘倩^[4]（2017）在《中国首任驻旧金山总领事陈树棠与美国排华运动》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梳理了中国驻旧金山首任总领事陈树棠（1828-1888）在任期间（1878-1882）的相关材料和事迹,重点关注他如何应对加州排华运动问题。作者目前正在撰写关于第二任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1882-1885）,着名外交官、改革家、诗人黄遵宪（1848-1905）的系列文章,本文可视为这些文章的引子。

荣树云^[5]（2017）在《社会转型中杨家埠木版年画的艺术人类学研究》文中认为民间年画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一种绘画体裁,它植根于老百姓的民俗及日常生活之中,建构着人们的感想、感知,并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年画孕育于汉唐,发端于两宋,兴盛于明清,至今又历经了民国时期的衰落、建国初期的改革、文革中的迫停、改革开放后的复兴、20世纪末的式微、最终成为本世纪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看出,社会转型与传统手工艺的变迁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本论文基于社会转型对年画生命样态产生的影响,将其生存的社会语境划分为四类,分别是自产生至民国以前的乡土社会、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体系下的工业社会、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市场经济体系下的后工业社会、21世纪初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非遗”语境。人类学是以田野调查与整体观为研究范式的学科,只有将传统手工艺放置在鲜明的语境中,才能看清社会转型与手工艺变迁之间的关系。当空间维度中的“田野”与历史维度中的“田野”进行叠加的时候,人类学家如何利用“器物”、“文献”、“口述史料”等介入“历史事件”的“深描”并进行民族志书写,对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范式来说将是一种新的挑战。因此,本论文旨在用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史学研究视角,以社会转型中的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变迁为研究内容,分别从国家、市场、文化、技术四个维度,具体围绕年画艺术本体的演变、生产与流通方式、行为者、国家意识形态与市场主导等方面,进行“还原性分析”,探讨社会转型与传统手工艺变迁的关系以及在后非遗语境中民间手工艺的发展路径问题。本论文将作为文化表征体系的年画,放置在与社会、生产、消费、流通共同组成的“菱形”框架中进行阐释,并得出以下诉求:迈向现代性本土化的民间艺术;从遗产到资源理论的社会实践;国家在场与理性小农的互惠与博弈;知识分子对民间艺术的介入与影响。

高隽敏^[6]（2017）在《时代嬗变中的山西士绅（1891-1937） ——以《退想斋日记》为中心的考察》文中指出20世界80年代随着《退想斋日记》的被发现,山西士绅的研究有了新活力,本文亦以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为材料,对其日记中所记录的乡村士绅、自我困顿、政治抉择、生活变化、情感流露进行系统分析,通过刘大鹏及其他乡村士绅在清末民初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活动,探讨中国最后一代士绅在经历着政治秩序、经济制度、思想取向、生活习俗的巨大变化后,其行为抉择和心理活动,旨在还原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真实历史面貌,揭示他们在巨变的近代中国中如何自处与适应。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经历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变不仅仅是国家政治制度、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更是弥散到了日常生活点滴,而这种变化对许多士绅来说却有着毁灭性的打击。一方面是从小接受的儒学教化的束缚,一方面又是西风吹来的新世界,既想要维护传统礼教的社会秩序,又在生活压力下需要接受新生活,因而他们会在中日和议时进行“公车上书”,参与到地方自治建设中,但也会批判义和团为“匪”,在科举停废后深感“无业可就”,更会在辛亥革命后转变为“遗民”,而这种种也都是士绅阶层在理性思考之后的选择,是传统和现代相结合下的士绅阶层真实写照,但传统中国也正是在士绅或主动或被动的改造之下,走向了现代社会。

刘承^[7]（2016）在《上博楚简与先秦儒家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定型时期,也是一个真正在精神上普遍觉醒的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士子是那个时代思想界的翘楚。由上博简儒家类文献可以看出,简文所载先秦儒家思想集中体现在《诗》学、为政、人性、古史这四个命题上。孔子论《诗》,其选诗的标准是“可施于礼义”。上博简《孔子诗论》以“以色喻于礼”一言以蔽之,发挥的正是孔子诗意礼学的《论》诗主旨。“《鹊巢》之归”,表明孔子的婚姻观是赞成男女婚恋应在礼的范围内,依礼结合的婚姻才能达到幸福美满的境界。“《大田》之卒章,知言而有礼”,表明孔子对于西周农事祭礼的肯定。“《将仲》之言,不可不畏也”隐喻“郑伯克段”史事,揭示出孔子关于维护传统孝悌观念的呼吁。“《绿衣》之思”重在思家国、思社稷,这种国家利益至上的家国观念尤为孔子所称道。“《小弁》、《巧言》,则言谗人之害也”,表明孔子重在斥责谗人的危害言论,而非周王的讽谏,反映了其尊王思想中对于君臣父子之道的维护。“乐无隐情”总括孔子音乐思想,诠释了音乐既是真情的体现,更是人格精神的阐扬。“为政以德”是孔子德治思想的精华与核心。上博简《颜渊问于孔子》篇中孔子提出的慎罚、选官、惠民三大举措,正是孔子德治理念的具体展现。孔子德治思想的酝酿,源自于他对社会危机的高度警觉,源自于他从内心道德自省层面上的深切思考,源自于他对普通民众的切实关怀。相对于神道主义和专制王权的横暴,孔子的德治思想不仅顺应了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变革的潮流,也推动了后代政治文明的演进,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理论的基石,其积极作用自不待言。关于人性的深入探讨始于先秦儒家。孔子之后的早期儒者在继承孔子“仁”、“礼”思想的同时,开始向内求索,明心见性,探讨人性的内在本质。《性情论》作者的性情观是以“天—命—性—情—道”的循环发展模式为主要框架。作者一方面阐释了人性的天赋本质和“心之精神”对于“性”的导向作用,另一方面又充分注意到了“情”的客观意义,强调人情的真诚与永恒,显现出温馨浓情的意味。相比汉宋儒者割裂性情的主张,早期儒者强调“性情不离”,这种性情一体的人性论清新而开放,更具理性人文主义气息。战国时期,史学与诸子之学并行向前且互相联系,将口述史转化成文本、对古史进行重新编撰已是蔚然成风。上博简《成王既邦》篇即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作者通过增添情节,放大人物形象,捕捉古代史影,融合今世观念等方式,对周初历史进行了重新编撰,简文中作者借周公之口畅言“重光其昌”,表达的正是对于理想国的探索与期望。古史的编撰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现实的忧患意识,其目的便是以史为鉴,纠正当下谬误。客观来看,“鉴戒”意识存在着正面与负面两种效应。重新审视“鉴戒”意识的得与失,是正确认识古史观所应注意到的内容。

高盼望^[8]（2015）在《民国时期乡村教师的生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代中国，农村城镇化步伐开始加速，这不单影响农村基础教育的变革，也对教师群体提出了更高要求。新的刺激不断渗透到乡村教师群体中，在冲击该群体的生活方式之外还深刻影响其人文精神。然而，时代转型给乡村教师带来的挑战并非前所未有、史无前例。回望民国，那个时代的乡村教师承受着西潮、新潮的冲击，在社会转型与新旧继替的多重压力下生活。乡村教师在时代困境中的一言一行体现了他们对社会巨变的理解和应对，依然可以对研究当代乡村教师的心理与行为有所助益，也必将对乡村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事业有积极贡献。民国乡村教师的生活已渐为历史的尘埃所覆盖，被当作既往陈迹放置于民族记忆的边缘，但该群体蕴藏的精神财富和教育价值，依然值得我们挖掘。所以，研究民国乡村教师的生活有其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能性。一方面，可以加深对乡村教师群体的理解；另一方面，可以为当代乡村教师发展提供精神力量；再者，可以为研究者提供历史的镜鉴。在中国大陆，1912-1949年的三十八年里为中华民国时期。民国乡村教师主要是指乡村学堂、学校里的教师，一般为小学教师尤其是初等小学的教师，有部分是改良塾师，极少数的中学教师。本研究以中国大陆的乡村教师群体为对象进行全景式的考察，以该群体的学校教学、社会交往、社会活动为主线并辅助之以刘大鹏、黄卓甫等乡村教师的个人生活史进行研究，提供一个微观的、生动地、形象的教师生活图景。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主要有文献研究法和生活史研究法，还适当借鉴口述史、教育叙事的方法。个人的生活或教师的生活是现实的、客观存在的，一旦被呈现出来，就有可能出现扭曲，难以真实的认知。事实存在于“客观世界”却又是通过“表达性结构”展现的，所以，对相关主体的话语进行分析，必然可以接近教师生活的真实状态。当然，通过研究乡村教师的生活，挖掘该群体在艰苦条件下的桑梓之情、职业情操、道德守望、家国情怀仍是此次研究的主要线索。乡村教师的种种生活现实与国家动荡不无关系，更与传统的乡村生活纠缠不清，因为这些新教师所面对的是一个有着良好组织、运行规律、聚落稳定的关系社会。传统乡村社会，人们有对祖荫庇佑的祈愿，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对守卫道统的坚持，也存在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西潮汹涌，新潮乍起，处于“穷乡僻壤”的乡村教育也开始受到冲击。尽管其波动比城市要小很多，甚至有些乡村“纹丝不动”，但寻求变革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这股热流不断冲刷原本平淡的乡村。伴随改革而来的新事物将会展现出巨大的能量或创造力，然而，它们并没有因此得到足够的认可；相反，它还被传统、守旧的势力排斥，给乡村教育带来不确定性的同时，也给乡村教师带来更多的挑战和机遇。新式教育逐渐向乡村推进，私塾余韵与学堂乐歌相间其间，教师即生活于该情景之下。普通生活之外，乡村教师肩负着传统中国的文明传承与近代西方的文化启蒙重任，也承载着教育进步、民族复兴的梦想。乡村教师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特殊的年代和特殊的社会环境中生存，有专业人的特点也有农民性的取向。该群体部分是师范毕业，部分是中小学毕业还有些是旧塾师改造而成，鱼龙混杂。民国政府较为重视教育，故相关政策法规中的教师待遇极为可观，但规定中的待遇和实际调查中的以及教师话语表述的待遇有些差距。研究发现，乡村教师所得待遇相对微薄，战乱年代和通货膨胀之下，他们甚至轮流到学生家里吃饭，以抵消工资。总体来看，教师年龄在三十岁左右，若是加上自家田产收入，生活还算差强人意。同样身为乡村中的知识者，山西人刘大鹏和安徽乡村教师黄卓甫有着不同的教育背景与立场。刘大鹏所受的是传统儒家教化，并取得一定功名，对地方社会贡献大，但思想保守，对新学多有敌意，在学堂中教书的时光也乏善可陈。黄卓甫则是师范教育出身，在乡村小学中教读数年，用心教学、关爱学生并有相当的教育体悟。除此之外，从乡村教师中还走出来诸多的名宿甚至革命家，如毛泽东、钱穆等。乡村小学堂或学校多以庙宇、祠堂改建而成，另有部分为私人住所改造而成，校舍破旧、人员不整、设施不全的景象已成为当时的常态。有些学校没有挂牌，外观与寺庙祠堂或农家并无二样；或者外面是学堂招牌，实质却是私塾教育。乡村教师面临上层国家意志与下层乡村生活惯性的双重压力，多数时候还要面对塾师的挑战和学生发展程度参差不齐的困扰。尽管该群体所处的教学环境较为恶劣，但这没有挡住他们的教学热情。相对来说，师生关系较其他时候并没有太大差别，这与交往主体的脾气、秉性联系密切。在教学之余，他们也有自己的娱乐休闲甚至教学反思，偶尔参加相关技能培训。新式教育所走的是“园艺文化”路线，传统教育则更加粗放，偏向田野。新教师在更加规范、专业的框架内实践教学、传播知识，这对现代国家的发展来说是有利的，但它与乡村社会的“自由散漫”、“自我放逐”产生了极大的抵牾，该群体不得不面对由之而来的冷遇与拒斥。逐渐专业化的乡村教师也不得不超越规范框架，走向乡村、进入社区，如此一来，他们必然躲不过与乡民或其他知识人产生相应的纠葛。民国时期，多数乡村士绅、塾师等旧式知识人依然较为活跃，并有部分人继续参与中国的教育事业。尽管已经废除科举，士绅、塾师等旧式文人依旧潜藏着巨大的威慑力，多为乡民所佩服，他们基本上被视为地方上的守护者、执法者、审判者、指挥者。如果这些知识人真的满腹经纶、道德高尚，那么他们的话语几乎成为号令，甚至可以被看作乡村社会的“立法者”。尽管民国之后，这些群体的合法性开始丧失，文化权力逐渐变弱，新生的乡村教师群体依然不得不与他们打交道。其相互关系主要是教师对士绅的依附和反叛；教师与塾师的博弈与合作；教师对乡民的妥协和改造。这也提示我们，教师还有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一面，在传播实用知识、参与乡村建设以及参与社会革命等方面都有他们的身影，为地方、社会甚至国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民国大时代中，乡村教师面临社会转型与自身职业形塑，他们在这一过程中遭遇了诸多的误解与困惑，身心受到深刻影响。乡村教师的角色定位莫衷一是，社会地位有所下滑，乡民对该群体的认知亦是有褒有贬，如以“文化人”、“知识人”、“洋书先生”、“教书匠”、“孩子王”、“叫咕咕”等称谓冠之。然而，值得欣慰的是，乡村教师群体最终克服了时代局限、生活困境、个人素养的种种制约，为乡村教育的延续、发展以及新式教育的渗透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艰苦条件下该群体所体现的心系桑梓、忠于职守和家国情怀令人敬佩，这群小人物铸就了属于他们的时代印象也成就了他们的人生情怀。乡村教师需要完成国家推进新式教育的任务又要顾及传统生活的诉求，他们在新旧夹层中展开工作，生活难免不受影响。新式教师受制于时代潮流与社会发展，遭遇乡村疏离、职业困境在所难免，此乃个体难以超脱的亦是专业群体所共同面对的。教师需要完成相应的任务也需要为社会、社区做出贡献，但是，他们首先需要国家提供相应的保障和支持。如果国家应该改善自身的话，那么人必须先振作起来，必须把自己看作为自身命运的主宰。这启示我们，外在的暴力行为与因循守旧并不是好的办法，为人师者更不能消极忍耐、被动等待，反倒是要坚定信念与立场并在自我批判中克服外在影响和内心困扰，坚信自身专业知识与能力的重要性。首先，克服个人追求中的“物化”倾向，确立高尚、道德的生活方式；其次，打破自我定位中的“固化”现象，树立积极、自信的时代形象；再次，关怀他者并悦纳自我，完成自我救赎。

马楠楠^[9]（2014）在《城市空间的书写、身份认同的困惑与女性意识的独特表达 ——许鞍华电影研究》文中提出许鞍华无疑是香港影圈乃至华语影坛中一位重要的女性导演，在其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许鞍华的电影在传统与现代、边缘与主流、本土与全球、艺术与商业之间不断协商并取得了很好的平衡。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香港导演，许鞍华的电影体现出了一种浓厚的香港情怀和香港意识，在“香港电影”的概念变得疑云密布的当下，这份独有的港味显得尤为可贵。另一方面，许鞍华电影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又使其超越了香港，在呈现出鲜明的跨本土特质的同时，赢得了两岸四地观众的普遍欢迎。本文以许鞍华电影为研究对象，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结合美学、空间、身份认同、女性主义等理论资源，从电影形式与风格、香港城市空间的书写、文化身份与国族想象、女性意识与女性主体性的独特表达等多个角度对许鞍华电影进行系统地分析，并进一步探讨许鞍华电影如何实现本土与跨本土、艺术与商业之间的对话与协商，以期对香港电影及女性电影的创作提供有益的启发和借鉴。论文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绪论部分包括本选题的研究背景与缘起、研究现状综述及主要研究方法，在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概括评价的基础上，阐明本选题的研究价值与意义。第一章主要是对许鞍华的成长历程、电视台岁月和自新浪潮以来的从影时期进行梳理和描摹，尤其是将许鞍华的电影还原于具体的创作语境中，探讨香港电影整体工业环境的潮涨潮落与许鞍华个人电影生涯的跌宕起伏之间的联系，分析许鞍华如何在个人言志与商业体制、艺术追求与票房压力之间艰难平衡。第二章主要从电影本体论的角度，结合香港文化特质和城市精神来分析许鞍华电影中西融合的电影形式与风格。一方面，受欧洲艺术电影、先锋电影的滋养，许鞍华在其电影中对西方现代电影技巧进行了熟练地运用，如时空交错的非线性叙事结构和多重人称的叙事视点；另一方面，许鞍华对中国传统文化也颇为迷恋和向往，其电影浸润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诗意和韵味，呈现出独特的东方影像美学特征。第三章主要运用文化地理学以及空间的相关理论，从日常生活空间和底层边缘空间两个方面来考察许鞍华电影中的香港城市空间书写及其文化表征。许鞍华的电影剥去了香港作为全球化大都市的浮华光环，用饱含人道主义情怀和现实主义精神的镜头捕捉着香港都市空间的平凡与诗意，聚焦承载着港人文化记忆和在地经验的日常生活空间以及被主流商业电影和官方宏大叙事所忽略的、底层边缘群体所处的另类空间。第四章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维，以人物的跨界、流徙为焦点，从浮城隐喻与离散叙述、香港本位与国族的幻灭、主体分裂与差异政治等方面来探讨许鞍华电影中的文化身份认同与国族想象问题，指出许鞍华对国族论述与民族主义的宏大话语所持的疏离、质疑的态度。第五章结合女性主义理论探讨许鞍华电影中女性意识的独特表达。作为一名关注女性命运和生存处境的女性导演，许鞍华的电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质疑了主流的性别常规，揭示了父权制、资本主义现代化经济体制以及国族、历史等宏大论述对女性的压迫，以及女性在面对这些压迫时所表现出的能动性与主体性。当然，作为一名在商业体制中艰难谋生的导演，许鞍华的电影并无意于从根本上推翻或颠覆主流的性别秩序和性别常规。结语部分主要是对许鞍华电影的一个综合评价，分析其对于当下香港电影创作的启示意义，并指出其在艺术上的不足之处。

屈聪^[10]（2014）在《重绘中华文化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传统题材儿童图画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世纪以来，在引进版图画书大量出版的催生之下，中国大陆原创图画书的创作呈现“井喷”态势，也因为引进版的“外国”书在童书市场上占据着极大的比例，使得创作者们以及家长们焦虑儿童阅读内容当中“中国民族性”的缺失。在这样巨大的使命感的召唤之下，创作者们从古代神话、民间故事之中选取题材、从中国传统绘画与民间艺术之中汲取养分，创作了规模不小的中国传统题材的儿童图画书。在对中国传统题材儿童图画书进行内容来源、艺术概况及儿童观审视下的创作分析之后，笔者认为目前的中国传统题材图画书呈现出主题先行、儿童性缺失，以及对图画书创作规律缺乏认识等问题，因此，如何将民族性与儿童性很好的结合在图文共舞的图画书创作之中，还需要创作者们深入的思考与不懈的尝试。

二、台湾民众忧心忡忡过新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台湾民众忧心忡忡过新年（论文提纲范文）

（1）清代台湾纪行诗研究（1662-1895）（论文提纲范文）

（2）山歌传播与族群文化实践 ——黔中百宜乡布依村寨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曾国藩政治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首任驻旧金山总领事陈树棠与美国排华运动（论文提纲范文）

（5）社会转型中杨家埠木版年画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时代嬗变中的山西士绅（1891-1937） ——以《退想斋日记》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7）上博楚简与先秦儒家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民国时期乡村教师的生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城市空间的书写、身份认同的困惑与女性意识的独特表达 ——许鞍华电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重绘中华文化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传统题材儿童图画书（论文提纲范文）

四、台湾民众忧心忡忡过新年（论文参考文献）

• [1]清代台湾纪行诗研究（1662-1895）[D]. 胡泰斌. 闽南师范大学, 2019(12)
• [2]山歌传播与族群文化实践 ——黔中百宜乡布依村寨的个案研究[D]. 骆雪. 上海大学, 2019(02)
• [3]曾国藩政治伦理思想研究[D]. 曾晚生.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4]中国首任驻旧金山总领事陈树棠与美国排华运动[J]. 施吉瑞,刘倩. 清史论丛, 2017(02)
• [5]社会转型中杨家埠木版年画的艺术人类学研究[D]. 荣树云.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7(01)
• [6]时代嬗变中的山西士绅（1891-1937） ——以《退想斋日记》为中心的考察[D]. 高隽敏. 云南民族大学, 2017(01)
• [7]上博楚简与先秦儒家思想研究[D]. 刘承. 郑州大学, 2016(08)
• [8]民国时期乡村教师的生活研究[D]. 高盼望. 山东师范大学, 2015(09)
• [9]城市空间的书写、身份认同的困惑与女性意识的独特表达 ——许鞍华电影研究[D]. 马楠楠. 上海大学, 2014(02)
• [10]重绘中华文化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传统题材儿童图画书[D]. 屈聪. 上海师范大学, 20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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