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哲学中的“时间”

一、存在主义哲学中的“时间”（论文文献综述）

刘萍^[1]（2021）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早期的历史演进及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究其历史根源,就要溯源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传播理论初期对照中国现实,就开辟了中国化演进之路。二十世纪初,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广泛传播,其影响力日渐增强,为当时及今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开始作为一种进步思潮进入中国,到后来作为一种邻国经验影响中国,最后成为一种成功实践改造中国。这一过程,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入手开始研究,其次进一步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领域。最终也是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实践探索使中华民族翻身解放,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崛起复兴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也实现了与时俱进,其理论特质不断增强。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需要,也符合中国社会革命的索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中国化不是相互剥离的,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仅仅通过简单地传播介绍是很难在中国立足的,而是从传播的开始就不断尝试并最终完成与中国社会变革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自觉性驱使,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具体结合起来,深切反思社会历史现实,形成了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里程碑式的成果。中国社会不断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不同阶段也随之呈现出不同特点。本文着重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早期这一重要历史阶段,即二十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一历史阶段。本文所指的“早期”,是从四个方面考虑的,一是从时间方面,指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早期阶段;二是从理论成果方面,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果中最早“里程碑”,即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阶段;三是从实践层面,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曲折探索,最终确立正确革命路线的阶段;四是从研究观点层面,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的传播界定主要对以早期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研究来界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彼时,中国社会面临的是求得民族解放以及“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给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指明了变革的方向。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进步外来思想,要植根于中国,必然会与中国传统哲学产生思想之间碰撞,两者思维之间存在着差异,但二者在一些理论观点上也有共同之处,这种不同思想碰撞而产生的张力促进了两种哲学的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人是实践的主体,梳理其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进程,当然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早期代表人物的微观个案研究。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从零散到完善,并逐渐系统化、体系化的过程十分必要。另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凝聚了各阶段马克思主义者的智慧,他们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既有突出的个人贡献,也有带有共性的整体贡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早期,明晰其历史形态和特点,归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复杂环境下的发展规律,有助于启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

刘亚男^[2]（2020）在《基于哲学视角认识会计信息质量》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并加以改造世界的非常科学的方法论和世界观。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就始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根据中国的时代变化来确定自己的历史方位,并据以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即使遇到千难万险,也初心不改、不忘初心,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需要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把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历史使命,敢于面对曲折,勇于修正错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在人们生活、学习以及工作的方方面面都有体现,因此在会计的许多领域也不缺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现,文章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来探讨会计基本理论中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从而以一种不同的视角来重新认识会计的信息质量并发现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

吴婷婷^[3]（2020）在《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人的在场研究》文中认为哲学的秘密在于人,对于人的研究贯穿于古今中外哲学史的发展始末。自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的相关研究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存在主义”学者萨特提出马克思主义存在“人学空场论”造成了对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重大误解,阐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中人的“在场”问题,对于澄清这一误解十分必要。梳理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着作不难发现,“现实的人”作为其哲学出发点贯穿始终。在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在批判旧唯物主义直观性的基础上,确立了科学的新世界观。马克思对于旧唯物主义立足于市民社会的“人”的祛蔽也正是基于这一点而展开的,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重构了新唯物主义哲学中“人”与“物”的关系,引入实践的观点,实现了哲学变革。不同的立脚点决定了新旧唯物主义对于人的在场的不同理解,新唯物主义立足于人类社会对人的存在进行了澄明,人的存在不再是旧唯物主义完全依附于自然的存在,新唯物主义中人的存在具有二重属性。人的存在依靠实践这一方式实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体现为历史的不断生成。最终,马克思在对人类现实生存困境的剖析中,提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旨归。马克思的理论不仅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精华,也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对于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曾洙^[4]（2020）在《从存在主义角度解读列夫·托尔斯泰创作中的死亡观 ——以《伊凡·伊里奇之死》为例》文中提出“死亡观”不仅包括人对于“死”之现象及其本质的具体的、个别的认识,还包括人对于“生”以及生活、生命、人生意义的思索和追问,是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有机构成部分。不平凡的人生经历赋予了19世纪俄国文坛泰斗、思想家、哲学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以独特而深刻的死亡观。在作家漫长而复杂多变的思想历程中,存在主义式的死亡观随着其死亡意识的萌发、延伸和深化一步步得以形成和确立,并在不同阶段的作品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他创作于1886年的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是俄罗斯文学中最早根据存在主义意识规律写就的作品之一,其中蕴含的人对于死亡的恐惧、死亡所具有的“个体性”、“不可避免性”、死亡对于人之“非本真”存在真相的揭示等深刻的思想内涵无一不与后来二十世纪以卡尔·雅斯贝尔斯和马丁·海德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存在主义者们的死亡观遥相呼应。托尔斯泰在小说中预示了后来存在主义问题的探索方向,展现出了一种较为成熟的存在主义式的死亡观。本论文由绪论、正文三章、结语和参考文献构成。绪论部分主要包括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论文的结构及内容、研究目的和意义。第一章介绍了什么是“存在主义”,并从“死”与“生”两个层面对存在主义哲学中的死亡观进行了解读和分析;第二章结合托尔斯泰的人生经历及创作历程对其死亡观的发展与变化过程予以分析,进而挖掘其中所蕴含的存在主义思想;第三章从“伊凡·伊里奇之死”、“死亡的‘启蒙’”以及“列夫·托尔斯泰的‘本真生活’”三个方面来分析《伊凡·伊里奇之死》之中所展现出的死亡观。本论文通过对上述内容的研究,揭示了托尔斯泰在《伊凡·伊里奇之死》这部小说中存在主义式的对于死亡的思考以及对于“本真”生活的探索,以使其创作思想能被更好地理解。

汤兆雪^[5]（2020）在《系统科学对内外因作用机制的诠释》文中研究表明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提到“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学界围绕毛泽东的这一论述进行了自己的解读,掀起了对内因与外因在事物演化过程中有何作用的讨论热潮,内因决定论、外因决定论等观点随之出现,何者为第一位、何者为第二位一直争执不休。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贝塔朗菲（Bertalanffy）为代表的一般系统论的出现标志着系统科学的产生,系统科学的产生使学界可以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对内因与外因之间的关系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分析。现代系统科学对经典自然科学进行了反思,强调现实世界是演化且不可逆的,研究的对象是系统,任何系统都会经历自己的生成、发展和灭亡的过程,这使得内外因关系的论域发生了转移,促使学界从事物演化的过程中对内外因作用机制进行讨论。随着以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理论、突变论为代表的自组织理论以及分岔理论的相继出现,现代系统科学的理论队伍逐渐壮大。自组织理论以及分岔理论所阐释的是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在系统演化中的作用机制,为系统科学对内外因作用机制进行诠释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论据。通过传统的内外因关系认识以及系统科学出现后内外因关系论域的转化对内外因关系进行初步认识,厘清内外因之间的关系。以自组织理论与分岔理论为论据、结合社会生活中的案例分析来支撑观点,运用系统思维从自然科学角度,特别是数学维度对事物演化过程中的内外因作用机制进行全面而详细的诠释,使其结论更有说服力、更具可靠性。对内外因作用机制进行系统科学诠释,在总结出整体图景的基础上,得出其哲学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有利于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系统哲学来说也是一种深化,同时对社会实践也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郭晓旭^[6]（2019）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通发展研究》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以及时代精神相结合的发展过程,中国实际包括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而文化的核心便是哲学。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通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传统哲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割不断的精神纽带、抹不去的文化烙印,它内在地构成并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与性格特点。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通发展的路径与机制,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时代创新转化的理论契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当今时代,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古今中西历史大视域正在逐渐形成,在多元思想碰撞与视域融通的大背景下,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过程中,如何兼具世界眼光与时代眼光,在保持理论自身的独立性与独特性的前提下,兼收并蓄,增强理论自身的文化包容性与通约性、解释力与延展性,扩大理论的影响范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更广泛的世界认同与文化接纳,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全文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及比较文化的方法,分五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通发展问题进行了论述,主要内容概括如下:第一章,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通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从必要性来看,二者的融通发展是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是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需要,也是世界与时代发展的需要。而二者在文化基础、内在逻辑以及体系结构上的相通性,则为融通发展的实现提供了可能。第二章,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内涵、当代价值以及创新转化的必要性。从结构来看,中国传统哲学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儒释道三家合流的思想体系。而从内容来看,中国传统哲学是以心性本体论为核心,包含辩证法、唯物论、认识论和历史观等在内的理论,是追求内生性价值的心性修养学说。中国传统哲学的创新转化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实践观的指导下,走中西马相结合的实践生存论的发展道路。第三章,具体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基础与路径选择。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维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中西方文化基础。同时,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要坚持群众的立场、实践的维度、批判的精神、问题的视域、世界的眼光,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认同、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推进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第四章,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通发展的内在机制、过程与方法。二者的融通发展是系统论、行为发生学与解释学等多元机制共同参与并起作用的结果。二者融通发展的过程则是由文本的互动与生成、多元思想的碰撞与交融、视域融合与综合创新四个相互交织的环节所组成的多元文化的消化与吸收的过程。二者融通发展的方法则主要从出场学与范式理论的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在不断变换的历史语境中出场的路径、形态以及实现融通的理论契合点,为实现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发展提供方法论指导。第五章,探讨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通发展的几个视角,从现代世界发展的人类共同课题入手,从科技、生态、人学三个方面详细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通发展对重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的重要性,阐述了二者融通发展在当代世界的重大意义与价值,寻找理论从中国走向世界的问题域。最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通发展的前景做了展望。在今后的研究中要进一步实现理论与实践、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使理论永葆生机与活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精髓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民族精神精华相融通,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创新转化,重现传统哲学的当代价值,从而开创哲学发展的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精神自我”的当代重建,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转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文化支持与理论依据,也为构建和谐世界做出中国化的理论贡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鉴于以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探讨更多侧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政治层面的结合,对于文化特别是哲学方面相结合的探讨相对较少的现状,本文则重点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视域融合的角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层面,从多元哲学融通的视角,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交互影响与双向建构的过程。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通发展为研究对象,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从民族性与世界性两个角度,从自然、社会、人心三个领域,将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特质、发展前景、融通机制及现实关怀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论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发展需求与中国传统哲学在现时代创新转化的现实需要相结合,在二者的融通发展过程中,通过相互建构与整合实现共同发展。

曾冰^[7]（2018）在《戈德曼悲剧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针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新变化,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病理,力图探索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题中之意。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吕西安·戈德曼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传统,反思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审视人的自由问题,寻求人的解放道路,揭示人与世界的矛盾关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总体性统治,指认资本与理性的合谋,形成了独特的悲剧哲学理论。在戈德曼看来,20世纪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问题在于破除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活幻像。戈德曼试图通过悲剧哲学的建构,揭露人的生存本真状态,让人重新认识到本真的自我,打破资本主义对人思想的全面控制,使无产阶级清楚认识到自身存在的历史使命,激发无产阶级在现存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批判意识和革命意识。戈德曼的悲剧哲学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批判理论,通过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问题,探寻无产阶级的解放道路。在戈德曼看来,18世纪的启蒙理性通过反对宗教而将人从神学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今天,启蒙理性内部所孕育的文化历史危机逐步显露,造成了现代人生存和发展的诸多文化困境。近代哲学建立在主客二元的认识论基础上,将主体从外在的世界中独立出来,试图通过对物的认识来理解人的自由。所以,近代形而上学以普遍因果关系为基础,以单向性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进行知识的分类,追寻最终的决定者即实体。近代理性主义的实体是从差异性的事物之中抽象为普遍的共性的实体,把差异性的事物还原为同一的绝对的本质,以同一本质作为控制和把握事物的其他的方面,成为判断真理的标准,凡与“同一本质”不符的,会被漠视、清除甚至改造,它以绝对的权威,占有和左右一切异质性的因素。正是这样一种内在的思维方式导致了理性转变为工具理性。戈德曼通过构建悲剧哲学从本体论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进行了病理分析。戈德曼认为理性因素对人而言是非常重要,但却并非是人的全部。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对天启信仰的批判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它使人从蒙昧状态解放出来重新审视自我,对人的解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不过,近代理性哲学在批判宗教神学信仰的同时将信仰也一起抛弃,而偏执于理性的知识确定性。事实上,宗教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是承前启后的重要环节,它是使哲学在信仰中得到提升的重要时期。宗教哲学对信仰的追问是对人有限性的反思,人不可能完全理解自身的自由存在和绝对自由者之间的关系。人的理性始终是有限的,只能去接近无限的存在者,因此,宗教哲学以信仰拓展了人对自身有限性的认识。不过,宗教哲学抬高信仰贬抑理性的做法束缚了人的自我意识,而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抬高理性地位而抛弃信仰的做法让人丧失了对世界价值的认识。因此,戈德曼认为,要恢复理性和信仰、科学和道德、事实和价值之间的综合关系,就应当从人在世界之中的实践活动入手加以分析。首先,戈德曼以“一切和乌有”概念为基础建构悲剧世界观。在戈德曼看来,悲剧世界观的核心是“一切和乌有”,既不是“一切”也不是“乌有”,不是去肯定哪一种,而是两者的综合。他反对黑格尔和尼采将悲剧看做是一种和解,而认为悲剧在本体上就是永恒的断裂。人作为现实性的存在者意味着在“一切”和“乌有”之间是缺一不可的,相互反映和确证的。人生存生活于世界上是不完善的,人的实践活动必然指向对世界完美的把握,也就是“乌有”。如果没有“乌有”,人就很难保持独立性而超越这个世界。一方面,“一切”意味着人的实践活动在有限世界之中达到主体与客体的同一。人可以通过实践活动确证自身的力量。另一方面,“乌有”作为对无限的存在的把握,是人的实践活动不断趋近于目的,是“一切”的本质。人的实践活动在“乌有”中不断抗争“一切”而趋近于“乌有”的过程,这就是悲剧的本质。戈德曼认为,“一切和乌有”并不能偏执一端,而是将“一切”和“乌有”作为整体加以理解,是人意识到自身行动的现实性之所在,既充满希望,但希望又不在现存世界之内,而在希望中超越世界和自己。其次,戈德曼认为“乌有”的缺失导致了悲剧意识的衰微。近代理性主义哲学试图通过理性对宗教信仰的批判,确立道德的个体以达到有限与无限的和解,将不确定的因素排除在知识之外,进而对世界形成确定性的知识。在戈德曼看来,近代理性主义与资本的合谋造成了人的生存和生活双重的悲剧性,一方面,有限的人面对无限世界的恐惧和渴望,在人实践活动中不断的超越现存世界,在“乌有”对“一切”的抗争中展现出生命价值的悲剧;另一方面,人沉浸在现存世界之中,顺应现存世界而表现出生活碎片化,忽略生命价值的悲剧。后一方面表明,资本主义剥削处于隐蔽状态,人的生存生活的本真存在也被资本主义商品关系所掩盖,作为生命抗争的悲剧更被资本主义社会中追求享受和消费的活动所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处于一个颠倒的状态,用虚假取代真实。因此,戈德曼认为,悲剧思想的中心问题是将科学和道德结合起来的辩证思想,也就是理性主义盛行的今天,如何能够在取代宗教信仰的同时依然能够恢复超个人的道德,以“一切”和“乌有”的综合为理论基础,重新确立悲剧意识。最后,在戈德曼看来,确立“一切”和“乌有”的综合,最终是要实现悲剧人的解放。要想实现悲剧人的解放,就是要恢复近代哲学所取消的共同体和宇宙,让人重新意识到自身的真正存在。马克思明确指出,现实的个人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个人。个人与共同体之间是相互建构的,个人与社会之间就形成了共生共存的实践性关系。在实践活动中,个人不可能脱离共同体而存在,共同体必然在个体中得到显现。所以,人的解放并不是孤立个人的解放,而是将个人纳入到集体、集团和社会共同体中才能实现人的解放,只有在共同体的实践活动中个人才能形成总体性的观念,才会对总体性意识形成悲剧性的希望,引导人的行动指向可能性的未来,意识到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努力承担共同体之责任,在行动中不断完善现存世界,坚定未来世界的信仰。在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构想中,戈德曼十分推崇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认为它既保证了社会主义性质,又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民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戈德曼在理论上趋向保守,具有改良主义的特征。总之,戈德曼作为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家之一,其理论即受到法国哲学传统的影响,也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他在阅读马克思的文本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悲剧哲学。戈德曼的悲剧哲学吸收了法国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但认为个人自由为前提的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依然没有超出近代哲学的普遍性和抽象性,同时他也与法国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理论上的交锋,认为以阿尔都塞为首的法国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将主体排除在历史结构之外的做法是一种“机械的决定论”。戈德曼在吸收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理论过程中,试图将事实和价值统一起来,但却并非是黑格尔式的同一,而是通过思与在的断裂重新激发事实与价值之间关系的相互作用,消弭黑格尔的折中主义,提出主体与客体是不完全统一,将历史活动看作具有指向性的不断行进的过程,试图激发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不过,戈德曼对马克思思想的康德式解读,使得马克思的思想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可也削弱了马克思思想的现实性。同时戈德曼对辩证思维的理解局限于从形式上规范经验内容,在历史发展问题上依靠绝对的价值规范,而没有看到内容本身是通过内在矛盾的自我实现、自我运动和完善的进步过程,更是世界在其内在结构中表现出来的矛盾性的自我扬弃。以往人们总是将辩证法看做认识外在对象的方法,或者理解为铁的一般规律,而忽略了辩证逻辑不是停留在精神观念的逻辑,而是一种实践逻辑,历史的发展正是人实践活动的展开,所以实践逻辑同时也是历史逻辑,表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戈德曼的悲剧哲学试图通过实践的逻辑,唤醒工人阶级不断反抗现存世界的革命意识,不过,他的悲剧理论却反对激进的方式实现革命,认为没有一次性的完成,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解放过程,革命目的的趋近,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趋于保守,而趋近于改良主义,重新陷入了一种乌托邦。

刘永青^[8]（2018）在《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生态思想》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生态课题是当前多数学者关注的重点,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形成当代生态思想,然而部分学者没有意识到当代生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一定成上制约当代生态思想的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在本文中笔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生态思想进行探究。文章首先对概述当代生态思想并论述当代生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其次分析当代生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当代生态思想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两者的关注重点;最后提出当代生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融合观,即思想核心是主体生态、思维角度是辩证生态以及最终结果是和谐生态。

PHAM QUANG TRUNG（范光忠）^[9]（2017）在《存在主义在越南的传播及其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存在主义是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力的思想流派之一,对包括越南在内的诸多国家的思想、艺术、生活等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存在主义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由留学欧洲的越南知识分子引进和传播,并且在越南快速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存在主义文化运动。20世纪60—70年代,存在主义直接影响了越南南方的思想、文学、绘画、音乐,引起了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他们就存在主义的主要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在各种学术期刊和文艺杂志陆续发表了关于存在主义的大量文章,存在主义成为了当时越南南方学术和艺术最为重要的理论基础。存在主义对越南南方青年一代的生活方式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嬉皮、反战、女权等运动因此而兴起。然而,自1975年至198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和政治的变化,越南开始反对和排斥存在主义。1986年后,随着越南在经济和政治等方面所进行的改革,越南社会生活重新受到了包括存在主义在内的各种西方思潮的影响,越南学术界和艺术界开始重新审视存在主义对越南社会所产生的多维影响。由于存在主义在越南的传播及其影响涉及的领域广、问题多、社会心理较复杂,所以全面评估存在主义对越南的影响有利于越南思想、艺术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海德格尔与萨特的存在主义是越南存在主义思潮的源头。存在主义融入越南的过程长,表现形式独特。在1954—1975年间,越南社会沉浸在战争、死亡、痛苦、仇恨之中,这为存在主义在南越扎根和广泛传播提供了现实土壤。存在主义在越南的传播及影响历程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1963年前,存在主义在越传播初期。（2）1963—1975年,存在主义对越深刻影响期。（3）1975—1986年,存在主义在越受排斥期。（4）1986年以来,存在主义在越重受关注期。在这个时期,存在主义重新引起了学术界和艺术界的广泛关注,对越南社会影响逐渐回升,尤其是在文学创作和青年人的生活方式方面。存在主义在越南的接受过程主要表现为四个特点:第一、深受法国存在主义的影响;第二、丢失了反唯理主义的本质;第三、成为1975年前西贡政府的思想工具;第四、有吸收其他流派的思想并与之交叉的趋势。在思想上,深受存在主义影响的主要是从事高等教育的教授们,他们热衷于在越南传播存在主义。其中,阮文忠接受和传播的主要是萨特的无神论存在主义,陈太鼎接受和传播的主要是有神论存在主义。然而,虽然他们都接受存在主义,但是他们的观点却并不一致,甚至产生了各种激烈的争论,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无神论存在主义与有神论存在主义、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这些争论促进了越南本土思想与存在主义的迅速交融。在文学方面,存在主义对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影响比较大。因受存在主义的影响,与此相关的创作题材更加丰富,文学作品数量倍增。其中,较为典型是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这两类文学作品。文学理论研究也随之繁荣起来。在其他艺术方面,存在主义对越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音乐和绘画上。天才音乐家郑公山以及被视为绘画色彩大师的宝趾堪称越南存在主义艺术的代表人物。存在主义成为郑公山和宝趾创作的灵感泉源之一。在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郑公山的音乐创作和宝趾的绘画创作在表现现实世界的荒谬以及对人类生存的诘问等方面达成了高度的一致。在社会生活方式方面,存在主义的影响主要发生在美国所扶持的西贡政府统治阶段,存在主义思潮引发了越南南方嬉皮、女权、反战等运动。它们深刻地影响了 1975年前的南越社会。受存在主义影响的嬉皮生活方式和女权运动对越南社会生活在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其影响蔓延进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对青年人和文艺界人士的影响巨大。但因社会环境、风俗习惯及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南越嬉皮潮流与欧美国家嬉皮潮流存有差异。在越南的现今阶段,存在主义对年轻人生活也带来了积极与消极的双重影响,一方面,它激励着青年人去追求自由、发挥自己的创造精神;另一方面,也因对个人自由的过分关注而造成了对道德和法律的漠视。

丁礼明^[10]（2017）在《海德格尔反现代主义哲学忧伤话语分析》文中认为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是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他在存在主义哲学中透露出的现代人的焦虑感、忧郁气质和对诗意栖居的不懈探求,充分体现出反现代主义的立场和态度。具体而言,海德格尔的反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可以解读为"思乡情结",它是对欧洲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引发的现代人精神分裂型保守思想的形象反映。在海德格尔眼中的现代社会已经变成一个无根之地,"无家可归是在世的基本方式",因此,思乡的人都不得不寻找一个无归之境。再者,他认为现代人备受机器技术的困扰,以及现代人逐渐习惯于趋同的社会团体生活模式,都说明人的自然存在的基本节奏遭到破坏。因此,他的哲学思想不由自主地充满着忧郁情怀,继而变成思想矛盾纠结的载体。本文以为,今天的我们如何正确认识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中的反现代主义思想和由此形成的忧郁话语,对当下的现代人如何看待和处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大有裨益。

二、存在主义哲学中的“时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存在主义哲学中的“时间”（论文提纲范文）

（1）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早期的历史演进及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基于哲学视角认识会计信息质量（论文提纲范文）

（3）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人的在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从存在主义角度解读列夫·托尔斯泰创作中的死亡观 ——以《伊凡·伊里奇之死》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系统科学对内外因作用机制的诠释（论文提纲范文）

（6）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戈德曼悲剧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生态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9）存在主义在越南的传播及其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存在主义哲学中的“时间”（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早期的历史演进及经验研究[D]. 刘萍.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2]基于哲学视角认识会计信息质量[J]. 刘亚男. 中国集体经济, 2020(27)
• [3]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人的在场研究[D]. 吴婷婷. 大理大学, 2020(05)
• [4]从存在主义角度解读列夫·托尔斯泰创作中的死亡观 ——以《伊凡·伊里奇之死》为例[D]. 曾洙. 吉林大学, 2020(08)
• [5]系统科学对内外因作用机制的诠释[D]. 汤兆雪. 太原科技大学, 2020(04)
• [6]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通发展研究[D]. 郭晓旭.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7]戈德曼悲剧哲学思想研究[D]. 曾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8]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生态思想[J]. 刘永青. 才智, 2018(23)
• [9]存在主义在越南的传播及其影响研究[D]. PHAM QUANG TRUNG（范光忠）. 湖南师范大学, 2017(01)
• [10]海德格尔反现代主义哲学忧伤话语分析[J]. 丁礼明. 学术探索, 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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