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培养独立研究能力

一、从小培养独立研究能力（论文文献综述）

田蕊^[1]（2020）在《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意蕴 ——基于企业女性管理者的质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理念的深入贯彻,女性受教育水平显着提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半边天作用也日益彰显;同时,从世界范围来看,越来越多的女性可以平等行使民主权利、平等参与经济建设、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和工作权等,国内外妇女事业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进一步缩小劳动力市场中职业地位的性别差距、促进女性卓越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真正实现男女平等的关键所在;而在促进女性获得高层次职业地位过程中,除了依靠政策、制度等外部社会力量外,作为型塑人格与培养价值理念的教育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13名企业管理层知识女性深度访谈,一方面,全面、生动地呈现了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动态复杂过程;另一方面,基于她们职业地位获得的经历,反观她们所接受到的教育,同时,鉴于教育对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具有连贯性,本研究很难割裂地分析某一种教育类型或教育活动对女性某一方面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将不同教育时空放在同一分析框架中,进一步将“教育意蕴”解构为三个层面,即教育的动力作用、阻力作用以及提升路径。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第一,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4A”路径。知识女性自身特质（Attribute）,即“双性化”特征、坚韧性、自信心、进取心,和所具备的能力（Ability）,即对职场环境的适应力、对职业发展的规划力、对行动计划的执行力以及对自我提升的学习力,是她们获得高层次职业地位的内在保障。在追求职业地位过程中,知识女性会展开一系列积极行动（Action）,包括物我互动——从容应对职场环境的“多重约束”、不甘于成为晋升“陪衬”、勇于尝试职场极限环境的挑战;人我互动——与领导之间“学会变通与坚持自我”的互动、与同事之间“获得工具理性与情感支持”的互动以及与下属之间“共促发展与相互支持”的互动;自我互动——冲破“玻璃天花板”、寻找“潜力发展区”与打造“核心竞争力”、持续学习与自我提升。最终,知识女性实现了不同层次的职业地位目标（Aim）,即“小我型”职业地位（物质性和精神性）和“大我型”职业地位（集体性和社会性）。第二,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动力。本研究从动力来源、作用路径及作用结果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不同时空的教育对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动力作用,具体地:（1）在生活时空的家庭教育中,知识女性通过家庭环境氛围的浸染、父母的身体力行和严格训练,知识女性在模仿学习、自我内化过程中,塑造了自身独特的性格品质、促进了情感的发展以及形成了基本的性别观念。（2）在学习时空的学校教育中,她们通过专业学习掌握基本的生存工具——扎实的专业知识,通过“第二课堂活动”获得综合职业能力的全面提升,通过积极的师生互动避免自己在课堂上被“边缘化”并帮助自己建立强大自信。（3）在职业时空的职后教育中,她们通过艰苦工作环境的磨炼学会职场生存,通过不断变化的工作挑战促进自我突破与持续前进,通过支持性人脉网络获得经验积累和情感支持。第三,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阻力。本研究从教育的负向功能视角,进一步分析了教育在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产生的阻碍作用。具体地:（1）带有性别标签的家庭教育中,父母对女性发展的低期待、对女性情感发展的忽视以及建立支配型亲子关系,限制了女性的发展、阻碍了女性积极情感的建立,同时,在无形中强化了她们的依赖性、弱化了独立性。（2）“去性别化”与“再性别化”的学校教育中,两性之间“均衡与同一”的背后隐藏着深层的性别不平等,并通过隐性校园文化对女性的性别观念进行了再塑造,同时,导致女性在课堂教学中的边缘化处境。这样的学校教育氛围使得女性忽视了性别不平等、强化了女性对传统性别观念的认同、导致女性产生“习得性无助”。（3）性别差异“合理化”的职后教育中,企业文化依然存在对女性的“轻视”,两性员工之间的教育与培训资源分配不均衡,同时,女性员工普遍缺乏工作导师的指导。最终导致女性员工无法充分提升能力水平、难以融入工作组织中的人际网络、缺乏工作和情感支持。第四,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提升路径。本研究基于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4A”路径、教育动力和教育阻力,进一步从教育观念和教育行动两个层面,为女性教育与人才培养提出了具体的教育提升路径,以期更好地助力知识女性获得高层次职业地位。在教育理念方面:不同的教育时空应构建基于“新型两性关系”的现代社会性别观、以“女性全面而卓越发展”为核心的女性素质教育观以及基于“自我发展”和“服务社会”的女性理想信念观。在教育行动方面:（1）在生活时空的家庭教育中,父母通过开展基于日常语言与行为互动的“濡化式”教育,促进女性现代社会性别观念和个人品质的形成。（2）在学习时空的学校教育中,基于秩序化学习时空,教师应将“现代社会性别观”融入课程设置,采用以“合作参与”为核心的教学法,并开展“关系性”教学实践;基于非秩序化学习时空,学校应为女性“参与学校各部门的管理工作、参与学生组织和社团的组织工作、参加社区和社会服务工作”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3）在职业时空的职后教育中,企业应将“现代社会性别观”融入企业文化,通过文化氛围的熏陶,实现对知识女性性别观念和职业情感的教育;通过艰苦的工作环境和有挑战性的工作任务的考验与磨练,促进知识女性“品格的次级社会化”,并推动她们不断寻求自我突破与持续学习;企业还应促进女性员工与工作导师以及“女性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双向交流,使她们不断积累工作实践经验、进一步提升职业能力以及持续获得情感支持。总之,知识女性在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她们能够积极适应职场环境、始终保持学习状态并不断寻求突破,这与她们成长发展所经历的不同时空的教育密不可分。本研究深入分析了教育在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中的动力作用并探寻行之有效的教育提升路径,对有针对性地开展女性教育与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董正敏^[2]（2020）在《“00后”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培育研究》文中认为劳动观是指人们对劳动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看法,是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的劳动观会引导人们学会劳动、勤于劳动、热爱劳动,为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和积累更多的社会财富做出应有的贡献,错误的劳动观则会引导人们做出与社会需求相违背的选择,对个人、国家以及社会的发展进步带来阻碍影响。“00后”大学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重要力量,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我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重任,因此,关注和研究“00后”大学生的劳动观,增强“00后”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培育的实效性,不仅是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刻不容缓的任务,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我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必然要求。然而,“00后”作为个性独立、思想开放、理想务实的一代,他们出生和成长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强、大众媒体迅速发展、各种思想文化相互碰撞、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活动频繁的时代,加上家庭、学校以及社会对劳动观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偏差,导致对“00后”大学生的劳动观培育出现重智轻体、劳动形式化、劳动边缘化等问题,给“00后”大学生的劳动观培育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因而,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推动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就必须增强“00后”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培育的实效性,首先,要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思想、劳动认同教育为劳动培育的主导性内容;其次,结合“00后”大学生的群体特点,把当前的时代要求、就业需求作为劳动培育的创新性、拓展性内容;再次,把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培育的途径拓宽到家庭、学校、社会等方面;最后,还需要加强物质、精神、制度等方面的保障措施,以保证“00后”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培育的顺利进行并达到预想的效果。

黄栗^[3]（2020）在《湘西州土家族民俗文化传承教育研究》文中认为湖南省湘西自治州是我国土家族最早的起源地之一,也是目前保留土家民俗文化较为完整的地区之一,湘西土家族民俗文化是土家人长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创造、共享、传承的文化体系,也是土家族特有的文化惯例。然而当前湘西地区的土家民俗文化现状令人担忧:传统土家村落呈“空心化”和“分散化”日益严重,社会的不断发展让土家民俗文化失去了原来的功能价值和社会作用。面对眼下的生存困局,如何找出切实有效的文化保护措施,为土家民俗文化传承寻找到新的机遇正是论文研究的主要目的。对此,本文选择从教育研究的角度切入,探讨教育是如何在湘西土家地区多个“文化场”中建构起特有的传承机制,通过教育来构建不同“场”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协同机制。进一步思考了教育对于土家民俗文化在当前传承起到何种关键作用,通过运用技术资源,运用更合理、更有效的教育手段来帮助民俗文化传承走出现实泥淖。第一章“湘西州土家民俗文化的基本状况”,本章主要对湘西地区土家民俗文化当前现状作研究概述,内容包括介绍土家族在湖南省湘西地区的分布情况,以及对当地土家族的发展历史进行全面考据。通过查阅已有的相关文献资料和多次的实地走访考察,并与多位当地土家文化学者进行交流之后,重新梳理了湘西土家民俗的文化起源。另外,本文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角度,在已有基础上建立湘西土家民俗文化研究框架,试图将土家民俗按照“物质生产民俗”“节庆仪式民俗”“人生礼仪民俗”“社会关系民俗”进行分类。第二章“‘家庭场’中湘西土家民俗文化传承教育”,本章内容的核心问题在于探讨家庭与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研究家庭教育机制的建立并分析家庭教育模式特点。对于土家地区的民俗文化传承问题而言,“家庭场”中的教育内涵机制与行为模式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论文中试图明晰土家民俗文化传承在家庭的文化空间里遵循着怎样的特殊规律,为制定土家民俗文化保护措施提供了哪些富有价值的参考。第三章“‘学校场’中湘西土家民俗文化传承教育”,“家庭场”教育的逐渐退场导致文化传承陷入危机之后,当地中小学校部门构成的“学校场”开始了新的传承接力。本章以土家族地区的中小学校开展教学情况为研究主线,一方面探讨了中小学校如何帮助民俗文化向下传承,在文化教育方面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创新尝试;另一方面也对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困难进行客观分析,并结合实际来提出应对策略。第四章“‘职训场’中湘西土家民俗文化传承教育”,从中小学校教育到职业技术教育,湘西地区的学校教育搭建起了土家民俗文化传承新的思路。本章主要以分析土家民俗文化作为打造湘西地区的文化品牌,如何能够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职业教育又将如何能够让土家民俗文化传承朝向市场化、专业化、产业化方向推进,为民俗文化传承赋予更多的新生动力,成为了实现文化长久保护发展的有效举措。第五章“‘媒介场’中湘西土家民俗文化传承教育”,本章主要探讨新媒体技术对文化传承教育具有哪些重要优势。作为文化教育的“第四系统”,从社交媒体平台到移动自媒体技术再到VR虚拟现实技术,新媒体传播正在打破文化传承在各个不同的“教育场”间的边界,让土家民俗文化进入到了更大、更自由、更包容的教育空间里。因此,“媒介场”应当成为今后研究土家民俗文化新的传承教育方向,并在此基础上去思考能否拥有更多可能性。第六章“湘西土家民俗文化传承教育的体系构建”,本章试图将文化传承教育的“家庭场”“学校场”“职训场”“媒介场”打造成为“四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当中目的在于探讨不同“教育场”之间如何形成集体合力,包括制定文化教育目标、建构文化教育体系、思考文化教育路径,以此来对湘西地区土家民俗文化传承教育体系进行全局统整,让文化传承教育能够走向全民化、终生化学习教育方向。论文以湘西土家民俗文化传承教育为研究对象,剖析了少数民族地区民俗文化的价值规律、传承机制和教育发展问题。从家庭教育、中小学校教育、职业教育、互联网传播等多个面向展示了土家民俗文化的传承脉络和教育逻辑,贯穿了“家庭场——学校场——职教场——媒介场”的整体研究思路,希望能够为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传承问题研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郑子奕^[4]（2020）在《学龄前儿童阅读现状改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次人民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立文化自信,培养文化自信是要我们一代代人共同努力实现的。随着二胎全面开放政策的推出,我国新生儿数量提高,从小培养孩子的文化气息和文化素养对于建立文化自信是必不可少的。在学龄前阶段,早期的阅读启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可以在早期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在本次研究中,首先针对目前国际上阅读水平较高国家的学龄前儿童阅读现状进行分析,了解这些国家学龄前儿童阅读水平较高的原因;另一方面对我国学龄前儿童的阅读现状进行研究,通过对相关数据的检索和观察了解我国学龄前儿童阅读现状,通过对比发现我国在提高学龄前儿童阅读水平工作中的优势和可以继续提高的方面。通过制作《学龄前儿童阅读现状问卷调查》进行实际调查,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并根据数据分析得出的结果进一步找出学龄前儿童的阅读特点。在综合以上研究工作成果后,通过将学龄前儿童阅读水平较高国家对于提高学龄前儿童阅读水平的方法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后,从不同的层面提出了我国学龄前儿童阅读现状的改善建议。希望帮助学龄前儿童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多读书,读好书;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养成爱学习,爱思考的习惯,改善学龄前儿童阅读现状,提高阅读水平。

孙玉红^[5]（2020）在《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与境遇。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必须实现道德与美好生活即幸福的关涉。关于如何通过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实现道德与幸福的关涉乃至统一,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自己的特色,我们应该继承中国传统,但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也要积极借鉴人类思想史上优秀的思想文化资源。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思想就是这样优秀的思想资源之一。论文旨在透过对亚里士多德（下文简称“亚氏”）公民教育思想的系统梳理与把握,为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提供有益的、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明晰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以实现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提升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实效性。论文分三部分。从亚氏公民教育思想的相关智慧对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面临的现实境遇观照的视角出发,批判借鉴亚氏关于公民、德性、正义、公民教育、幸福等思想资源,对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进行了概念界定,分析了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在理论、制度、实践等方面面临的各种困境,并从公民道德资源供给不足即理论资源、制度资源、实践资源供给不足找到原因与解决方案。在这些方面,亚氏公民教育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由此,论文展开了对于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思想的目的、内容指向、自然进路、生成路径的系统梳理与批判挖掘:亚氏公民教育思想围绕“什么是优良生活”、“人怎样才能过上优良生活”展开。他认为,所有事物都以善为目的。人的目的在于幸福。德性是使得它是其德性的那事物的状态好又使得那事物的活动完成得好的品质,是事物的潜在功能。人的独特功能在于人的理性,因此,人的目的就在于灵魂的理性功能的卓越发挥与实现,在于理性的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幸福作为最高善,是人的一生中合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这样,亚氏就把德性与幸福相统一,幸福就在于德性的实践。城邦的起源与目的也在于幸福。因此,在合目的性意义上,城邦幸福就应该相同于个人幸福;而在现实可能性上,只有在理想的“轮番为治”的宪政政体中才能实现个人幸福与城邦幸福的统一。公民教育是弥合个人幸福与城邦幸福的最佳途径,是公民德性养成和城邦善治的最佳途径。公民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具备善德的过幸福生活的好公民,实现好人与好公民的统一。由此,公民教育是支持公民德性功能逐步展开、实现的过程,是公民的理性或自由意志在过城邦幸福生活中逐步实现的过程,因此,亚氏的公民教育本质上是自由教育。既然幸福在于人一生中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那么,公民教育的内容就其指向而言,就应该指向完满德性。论文探讨了完满德性的本质、来源及其相互关系,从公民教育内容的角度去诠释好人、好公民的德性。完满德性包含伦理德性、实践智慧和理论智慧。伦理德性是合于实践智慧的品质,因此,伦理德性与实践智慧是道德的一体两面,即德性与德行,德性养成于实现活动即德行中。理论智慧虽是自足的、完满的理论理性的实现活动,是最好的、最完善的德性的实现活动即沉思,但完全脱离现实生活的沉思生活是只有神才可以过的生活,因此,亚氏强调城邦现实生活中、人的可实践的理论智慧的沉思活动而非沉思生活,因为人的现实生活、自我实现也是需要沉思活动或反思活动的。由此,人的实践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过德性德行即道德的生活,在于人的一生中合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因此,公民教育指向完满德性及其实现。德性在我们身上的养成既不出于自然,也不反乎于自然。德性的养成要经过公民教育习惯化训练的过程,同时,要效法自然,即遵循人身心发展的规律。在此意义上,亚氏的公民教育是自然教育。论文遵循亚氏所言天赋培育到习惯养成到理性教育的自然教育过程,透过对亚氏理想城邦中不同阶段切适的教育内容和教育过程的阐释,清晰地呈现了不同阶段德智体美等全面的教育,这些内容的教育即使有实用的功效也是为了培养善德,都指向道德及其教育。这样,就进一步明晰公民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公民教育是以公民德性养成为指向和内容的教育,在此意义上,亚氏的公民教育即为现代的公民道德教育。公民德性的养成要在城邦生活实践中实现。城邦需要为公民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合乎人性生长的环境,即城邦要以正义的制度和法治为公民教育提供硬环境,以公民友爱为公民教育提供软环境,让公民既得到理性的指导与约束,又获得情感的浸润与陶冶,从而实现公民道德素质的提升,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教育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教育。在此意义上,亚氏的公民教育是生活教育。论文最后批判借鉴亚氏公民教育思想,揭示出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可以批判借鉴的思想启示: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价值目标在于德福一致;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本质在于自由教育;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要遵循公民身心成长的自然规律,以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的“立德树人”为根本遵循: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内容是包括德智体美劳在内的指向公民德性养成的全面教育,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过程是由天赋培育到习惯养成到理性训导的全过程教育,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实现是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合力而成的全员教育;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在公民过道德生活的实践中实现,在公民尊崇善德善行的德行有用的正义、友爱、法治的优良城邦、优良政体、优良生活中得以实现。

王钶媃（Ong Ke Rou）^[6]（2019）在《隐形的安全线：马来西亚族群交往研究》文中指出马来西亚族群关系是人类学与社会学传统且经典的研究课题,但以传播学的视角进行相关研究,尤其重视媒介化社会下马来人与华人之间族际交往的研究却并不多。严格来说,马来西亚马来人与华人的族群关系是一种共生状态,即冲突又和谐。外界认为的族群团结一致,其实对在马来西亚土生土长的笔者而言是一种客气却不敢逾越的互动关系。这引发了本研究对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的一系列思考:何为冲突与和谐并存的族群共生状态?其上层建构与日常互动中的族际交往又有何规律与区别?民间族际互动如何解构族群冲突走向共生关系?本文基于以上考虑,紧密围绕“马来西亚马来人与华人的族际交往如何达到共生关系”这一问题展开研究。本研究是一项质性研究,笔者用了两年的时间进入田野调查,在学校、职场、网络等多个社区进行、实地观察,同时也选择了 80位不同年龄与性别等特征的马来人与华人,来作为主要的访谈对象,重点关注两族之间的接触、互动、交往与矛盾关系,具体考察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族群认知与偏见、交往模式和规律,以及互动关系中和谐与冲突的动因和过程,通过对日常与网络社会的族际交往这一动态过程进行深入观察,挖掘隐藏在其中的内在关系逻辑。本项研究意欲回答两个主要的关键问题,其一是日常互动中族群间的隔阂与客气交往是何以造成与建立的?上层建构的族群关系如何影响日常族际交往?两族间存在一条不容挑战也不可逾越的线又怎样解释?其二是马来人和华人之间很有默契地不去挑战这条线,到底这条线是什么?其深层内容与交往规律为何?为什么存在这样的一条线?日常生活的这条线又如何对应上层建构的族群关系?从这两个问题出发,本研究将从三个层面进行深入探讨,首先是民间叙述中日常语态的族际交往是怎样的关系过程,其上层建构的矛盾冲突如何透过日常族际交往得到消解与重构?接着是媒介化社会语境下代际差异的族际交往有何异同,这变迁的族群关系如何走向阈限性族际边界与族别认同?最后则阐释族群间复杂而动态的共生关系如何形成并影响族群冲突的产生、建构、转换、消解与重构?研究发现,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族群冲突关系,是被上层政治精英作为阶级集团利益共同体所建构的,事实上日常互动中两族的交往模式消解了冲突并达成“互不侵犯”的相处之道。与此同时,上层建构的族群冲突关系是嵌入与脱嵌于日常和网络社会的双重交往,即日常族际交往中是嵌入心理而行为脱嵌,而网络中的族群互动则是行为嵌入而心理脱嵌的。此外,从日常场域转向网络社会的族群交往将因时空压缩和时空延伸而得以消解上层建构的族群偏见,并将其重新编码让新一代马来人与华人的族群关系趋向融合。这促使笔者进一步思考,为何马来人与华人之间更多呈现出是一种“你不犯我,我不犯你”,总是保持着安全距离的共生关系?上层建构的族群冲突容易在日常互动中被解构,但即便物理距离接近,心理距离上仍遥不可及,双方都不愿意跨过界限,就像彼此之间有一道墙,或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线,谁都不会轻易挑战这条线。研究分析认为,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族群隔阂,这条所谓的不可逾越的线,实际上就是一条族群交往中“隐形的安全线”。上层建构的是安全“虚线”,间歇性发生且影响力不足,而日常互动中的族群交往也消解了被建构的冲突关系。“虚线”虚无而虚假,但日常互动中的安全“实线”则实在而真实。实线与虚线相互交叠,显示出族群共生关系,马来人与华人之间体现出一种不愿主动挑战“安全线”的共处状态、相处之道与交往规范。“隐形的安全线”具有根本性、复杂性与流动性。其根本性在于上层建构了“他族寄生于我族”的优越感与认知偏差、我族因沉默的螺旋而产生了外显与内隐的族群尊严,以及媒介尤其媒体因“把关人”的议程和情绪设置,而将族群关系导向冲突或和谐。其二,安全线的复杂性体现在“离心与向心双倾向”相互牵制,及其因程度长短与选择高低而产生的四种交往维度。最后,安全线的流动性是基于族群交往转向网络社会时,其缺场交往的时空属性赋予了阈限身份,即随时切换族群身份与国族认同的可能性。于此同时,马来人与华人在族群认知中出现了传播断层,过去上层建构的族群冲突将因受众的自主选择,而陷入失衡的螺旋,导致新生代一旦接触有别于既定印象的他族认知,则将产生传播休克。这种短暂的文化休克将出现四种反应:惊讶、不接受、努力接触与最终快速适应。研究分析也认为,安全线之所以流动性高,是因符号延异过程中漂浮的能指的任意性,尤其语言成了两族深交与绝交的重要因素。简单来说,安全线的根本性保证了两族之间的安全距离,而其复杂性与流动性导致共生状态得以长久延续。但这条安全线必须是隐形的,因为只有隐形才安全,才能消解上层刻意建构的族群矛盾,同时,隐形的安全线是日常互动中一种仪式化交往的社会规范。“隐形的安全线”虽然是马来西亚族群交往研究中的本土化概念,但却也在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中尝试打破宏观与微观的二元对立,补充族群边界理论的内涵,重视交往在心理与行为上的“双重性”,以及高语境化的时空属性。全球化时代下,跨文化传播赋予了文化体之间更多碰撞与交流,而交往中“隐形的安全线”解释了多个文化体之间在日常与网络社会的不同互动,安全线虚实交叠恰恰体现上层与民间的跨文化对话,其复杂性与边界的流动性体现了两种文化的交流与适应过程。

闫安^[7]（2019）在《战后日本儿童道德教育及启示》文中研究表明日本作为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教育多年来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的道德教育经历了多次改革,二战之后,日本开始了以摒弃军国主义为内容的道德教育方针;经历了这些变革的日本,在道德教育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其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资本投入和国家的重视力度等合力成就了今天的教育强国地位。日本在二战以前,其道德教育是为了适应国家的需要,以皇国史观和奉献精神为主要内容;二战之后,日本多种势力在教育领域掀起了多次的改革浪潮,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革新派,尽管推崇改革的方式不一,但他们维护阶级统治和天皇权威的主旨大体相同。7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飞速发展,为了加强国际影响力登上国际政治舞台的日本,在道德教育领域更加注重培养国际化的日本人。在道德教育的内容上,比起学习成绩日本人更注重孩子文明礼貌的养成、实践能力和与人交往的能力;在教育方式上,日本秉承着家庭、学校和社会各领域之间的协调配合。日本的道德教育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是分不开的,但是同样存在着很多问题,如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导致道德教育的工具化倾向严重,为此我们也从中得出很多启示:在教育观念上要立足实际,结合国情;也要加强时间、精力和资金的投入;在教育方式上要注意家庭、社会和学校三方面的配合。

徐小棠^[8]（2019）在《城市商业综合体儿童看护活动空间设计研究 ——以长春为例》文中提出俗话说“孩子是未来的接班人”,而现如今儿童热点话题成为两社会的焦点,儿童的成长教育是每位家长心中的一块大石头。家长早早开始从胎教到早教再到兴趣培养和升学等,为了让孩子从小不输给其它的孩子,家长会为孩子报很多学习班和兴趣爱好班,使孩子缺少了童年快乐。而当今社会,培养儿童成长教育不仅仅只有学校和家庭,社会公共场所也是教育形式的一种,对儿童的教育、心理和健康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同时满足现代儿童的童年时代,也满足了家长的跟儿童的互动和放松的心情。近几年,随着我国的经济逐渐增长和外来文化理念所带来的影响,对于儿童的教育家长开始更重视科学性教育,采取中西不同的教育方法,找到更适合的育人方式,而商业综合体开始出现不同种类的儿童看护场所,这些场所可以让儿童得到认知能力、动手能力、团结能力等,尤其是大型的商业综合体一直在不断的完善和提高对于儿童服务领域的多样性。更多的商业综合体越来越关注的是儿童服务设施的建设,并以服务形态补充家庭的亲职功能,更重要的是因经验不足和儿童安全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现在商业综合体儿童看护环境中存在着很多不合理的设计和安全隐患。本课题的研究通过对商业综合体的调查,对儿童看护场所的人性化、安全性和设施设计等进行分析总结。首先通过文献了解商业综合体儿童看护的发展历史和现状,然后通过查阅文献和网路调查去了解中外的差异性,对国外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并以长春为例,调研商业综合体消费群体和业态分布。商业综合体应从创新和服务综合性来赢得广大消费者的信赖,最重要的再设计上更注重儿童的安全性,提高看护人员的水平,帮助家长在商场解放双手,并能安心的把孩子交给看护人员。最后对儿童看护场所的环境的整体设计理念进行梳理和总结,结合长春的实例分析,提出现代化商业综合体儿童看护活动空间应遵循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手法。希望通过现场调查和本文的研究,能够引起儿童教育界的重视和设计师在设计上更多的考虑适合儿童的设计手法。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社会公共服务有义务为儿童提供更加的安全、舒适、健康的成长环境。

潘俊^[9]（2019）在《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传统手工艺企业在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回归个体经营、家庭作坊、公司制企业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业模式,因其文化产品与服务蕴含深厚传统技艺文化基因,与当下个性化文化需求市场、文化消费理念高度契合,深受消费者市场青睐,是当下深受国家文化产业关注的特色型文化企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大部分第一代企业主年事已高,企业逐渐迈入交接班时期,然而代际传承面临种种困境与挑战:首先是传统手工艺家族企业“子承父业”的问题;其次是基于企业“传统技艺、文化”特征而呈现的技艺型员工的问题;再者是传统手工艺企业永续传承、兴盛发展中的品牌传承问题。现有“代际传承”理论与实践研究多基于西方理论体系,缺乏适用于传统手工艺企业规范、系统、扎根本土情景的理论指导与实践研究。针对上述问题,本文试图从管理学、文化人类学、经济学的交叉学科视野出发,以代际传承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无形资产理论等为理论基础依托,首先进行文献理论梳理,通过对现阶段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过程中呈现的父子传承、师徒传承以及品牌传承三种传承模式进行传承缘由、传承核心内容以及相契合的传承路径的深入分析,构建基于三种传承模式的代际传承理论框架。然后,选取本土三个特色案例,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得到基于案例实证分析的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理论,与本文最初构建的代际传承理论框架进行对比、分析、修正,最终提炼得到基于多案例的父子传承、师徒传承、品牌传承理论模型图,基于多种传承模式的代际传承整合理论模型图以及一般规律概念模型图。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一）父子传承模式是以血缘为传承纽带,以继承者培养、继任为核心的企业家族型传承。传承者“言传身教”,继承者“耳濡目染”“继往开来”,“传”与“承”相互沟通融合的企业家族型传承,是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的传承核心之根基。父子传承模式中的关键点在于继承者的继承意愿、继承能力、以及上下两代人“传”与“承”的沟通与契合。（二）师徒传承模式是以技艺、文化为传承纽带,以学徒的选择、培养与任用为核心的企业技艺型传承,是企业技艺传承和异质性人力资本培养的重要模式,是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的协助之策略。师徒传承中的关键点在于:以工匠精神之内涵重塑企业异质性人力资本培养的思想导向;将SCEI知识创造理论充分运用于师徒之间技艺、文化传授、习得与交流;应明确企业、师傅、徒弟间的劳动管理机制,对异质性人力资本培养、留任形成合理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对于优秀的异质性人力资本,应适度实行股权激励。（三）品牌传承模式是以品牌无形资产为传承纽带,通过品牌孕育创建、成长创新阶段优势无形资产培育、传承与创新的品牌化系统运作,提升无形资产的市场占有率以及资产增值率,最终实现传统手工艺企业永续传承、兴盛发展的传承模式。品牌传承的关键点在于:品牌文化的引领作用;品牌优势无形资产的重要性认知以及制度激励;品牌产品、服务与消费者市场相契合;品牌知识产权的形成、维护以及市场化运作。（四）三种传承模式的逻辑关联与理论模型的灵活运用。传统手工艺企业的代际传承是以父子血缘传承为传承核心之根基,师徒技艺传承为传承协助之策略,品牌无形资产传承为传承兴盛之目标的三位一体的代际传承有机综合体,传统技艺、文化的传承为统领多种传承模式的核心传承基因。（五）企业内、外部制度环境支持。企业内部制度支持包括代际传承过程中渐近性管理理念及制度构建;异质性人力资本激励与约束机制构建;实体和网络平台优势互补的营销与推广。企业外部政策环境改善主要包括本国文化层面、教育层面、法律层面制度政策的指导、支持以及他国先进经验借鉴。企业内、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善与支持为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的顺利进行提供有力制度保障。本文聚焦于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模式分析、理论模型图的构建,主要贡献如下:第一、提炼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的本质内涵:以父子血缘传承为传承核心之根基,师徒技艺传承为传承协助之策略,品牌无形资产传承为传承兴盛之目标的三位一体的代际传承有机综合体。传统技艺、文化的传承为统领多种传承模式的核心传承基因,引领并贯穿于多种传承模式过程始终,三位一体传承模式的灵活运用将逐步推动、实现传统手工艺企业的基业长青、永续经营。第二、构建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三种传承模式图以及代际传承总体模型图。借鉴上述理论模型图,汇合企业所能聚集的人力资本、技艺知识、资金环境等多方面的综合支持力度,根据企业不同的发展规模、发展阶段以及未来不同的传承目标,选择一种或多种与企业契合的代际传承模式,为传统手工艺企业“小而美”家族作坊或“大而强”公司制企业的传承发展目标,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依据。第三、构建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的一般规律概念模型图。基于多重案例类属范畴的共同关键点提炼以及典范模型的逻辑分析,得出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的一般规律概念模型,并对传承核心要素进行本质内涵、作用机理和延伸意义的详尽论述,实现了对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由现象到本质的认识,为现实情境下传统手工艺企业的代际传承提供一定普适性的理论指导与支持。

冯倩^[10]（2019）在《从文到诗—中国古代儿童形象之教育意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古以来,我们的教育都是比较发达的,教育对象一般都是儿童青少年,所以提到教育我们自然而然的都会和儿童青少年联系在一起,那么,如何认识儿童便是教育中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国古文明中,诗词是儿童教育的重要教材,学习古诗词中的内容,能够让儿童更好的认识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好的表达自己的感情。《千家诗》和《唐诗三百首》作为古代儿童学习的教材,在一定的程度上,其中描述儿童生活、儿童形象的内容应该是非常丰富的,但仔细分析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千家诗》和《唐诗三百首》中真实、生动的儿童形象不多,很多儿童在诗中只是一个映衬或者说代表一种儿童精神。现代研究关注古诗词中儿童形象的不多,且多从文学的角度,从教育学的角度研究其儿童形象的可以说寥寥无几,所以本论文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古诗词中的儿童形象。笔者在分析诗词的过程中,仔细思考,却可以得出另外的结论:中国诗歌中的儿童形象是“以虚写实”的儿童,诗歌中的儿童活动是永恒的如“牧童遥指杏花村”,其实不是哪一个具体的儿童,在中国文化中,“清明祭扫活动”与“儿童”就这样定格于天地之间了。这是极其真实的中国精神,而且是中国诗歌最高明的地方。所以,中国诗歌与中国文化中的儿童,是一个近乎永恒的意念与精神,是一缕精魂。那么,我们的教育,就是上升到意念、精神与精魂的境界。本论文从古代的一些文献和《千家诗》以及《唐诗三百首》中选取带有“儿童”字眼的古诗作为研究的样本,用以分析古诗词中的儿童形象。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内容分析法、归纳法来分析古诗词中的儿童形象,从解诗、对教育的渲染、对儿童的渲染、人生境界、现代教育理论的关照以及如何把这首诗教给儿童这六个方面来认识儿童形象,试图通过诗词中的儿童形象反思当下的教育。《千家诗》和《唐诗三百首》中的诗词至今仍脍炙人口,其中的内容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儿童青少年,希望本论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明晰古诗词中儿童形象的教育意蕴,为当下的儿童教育提供些许帮助。

二、从小培养独立研究能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小培养独立研究能力（论文提纲范文）

（1）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意蕴 ——基于企业女性管理者的质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00后”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湘西州土家族民俗文化传承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学龄前儿童阅读现状改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隐形的安全线：马来西亚族群交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战后日本儿童道德教育及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8）城市商业综合体儿童看护活动空间设计研究 ——以长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从文到诗—中国古代儿童形象之教育意蕴（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小培养独立研究能力（论文参考文献）

• [1]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意蕴 ——基于企业女性管理者的质性研究[D]. 田蕊. 天津大学, 2020(02)
• [2]“00后”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培育研究[D]. 董正敏. 喀什大学, 2020(07)
• [3]湘西州土家族民俗文化传承教育研究[D]. 黄栗. 西南大学, 2020(01)
• [4]学龄前儿童阅读现状改善研究[D]. 郑子奕. 北京印刷学院, 2020(10)
• [5]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研究[D]. 孙玉红.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5)
• [6]隐形的安全线：马来西亚族群交往研究[D]. 王钶媃（Ong Ke Rou）. 南京大学, 2019(02)
• [7]战后日本儿童道德教育及启示[D]. 闫安. 牡丹江师范学院, 2019(01)
• [8]城市商业综合体儿童看护活动空间设计研究 ——以长春为例[D]. 徐小棠. 吉林建筑大学, 2019(01)
• [9]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研究[D]. 潘俊. 云南大学, 2019(09)
• [10]从文到诗—中国古代儿童形象之教育意蕴[D]. 冯倩.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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