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跨越式发展的哲学思考

一、对云南跨越式发展的哲学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梁艺馨^[1]（2021）在《新时代云南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对学习十分重视,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学习的脚步从未停止,每当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都会通过学习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关于推进学习型建设的意见》指出,学习党组织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基础工程,并要求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学习型党组织。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需要担负起的责任和重任,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党。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可见,学习型党组织是我们党为了应对新形势、适应新时代要求提出的加强自身建设的战略任务,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学习型党组织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需要结合各级各类党组织的实际情况探索具体的建设路径。云南高校建设学习型党组织不仅要把握高校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共性,还应当充分考虑云南高校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现实环境和各高校的特殊实际。云南作为边疆民族地区,其区位环境、开放环境、民族文化环境等共同影响云南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在对云南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整体情况梳理中发现,经过多年探索,云南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已经取得显着成就,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云南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面临新情况新挑战,通过问卷对云南财经大学及云南其他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情况进行抽样调查,结合所搜集到的资料,对新时代云南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情况进行总结,发现需要在学习观念、学习形式、学习制度等方面加强,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论文由五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选题背景、研究意义以及国内外学者研究动态。第二部分从时代背景出发梳理高校学习型党组织的建设整体情况,包括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历史背景、历史过程、逻辑蕴涵和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意义等方面。第三部分梳理云南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历史过程,从云南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环境着手,总结建设的主要做法和意义。第四部分通过调查问卷和对搜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新时代云南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现状和问题,整理新时代云南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主要措施,通过搜集到的资料发现建设的不足之处。第五部分针对存在问题,提出新时代加强云南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对策建议。

龙臻^[2]（2021）在《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巨大增长导致了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随着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党中央逐步转变了建设现代化社会的思路。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突出生态在现代化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整体战略布局,生态文明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党的十九大将“美丽”纳入强国目标,生态文明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并将其作为下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可见,我们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程中不断深化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与实践,表明了党中央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决心。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全党全国的重要战略任务,在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认识和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理念,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一思想是当下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最深刻、最全面、最科学的解读,因此成为了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任务中,云南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在我国生态安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云南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美丽中国”发展目标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实践影响着全国发展大局,同时,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也是云南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新时代,如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走出一条云南的绿色发展之路,担任起生态安全的重要使命,是云南当前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基于此,本课题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理论指导,推进云南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本课题将探究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使命,并在梳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的基础上,考察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现状,总结出现阶段云南已取得的实际成效,深入分析目前云南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问题存在的原因,最后进一步去探索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路径,以期为云南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定的现实参考价值。

刘天明^[3]（2021）在《民俗学视域下丽江洞经音乐美学及其嬗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丽江洞经音乐是云南丽江的纳西族传统音乐。它大多流传于纳西族聚居区域,经历了几百年的传承和不断的发展,从最早的道教音乐逐步向纯粹的审美形态变迁,并逐步成为丽江纳西族的文化标志。丽江洞经音乐并非丽江纳西族的本土艺术,其大致在明清年间从中原地区传入了云南丽江。早期它是道教音乐,融合谈、诵等道教仪式性,成为一种具有高度宗教信仰价值的艺术形式。随着云南丽江地区改土归流的完成和科举制的发展,丽江洞经音乐逐步成为吸引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艺术形式,并逐步得到丽江地区高雅艺术审美群体的认同,使它从宗教性传播语境向现实语境变迁。音乐是一种艺术性的社会表达和主体表达方式,它用高度艺术性和凝练性的方式诠释了历史发展进程、时代信仰和社会性审美。丽江洞经音乐作为以音乐形态承载丽江历史和社会风俗的存在,其对丽江地区历史的演进和社会架构的流变具有高度的诠释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深度推进使得丽江洞经音乐对道教信仰的表达逐步弱化,取而代之的是融合儒家思想的内核与佛教的外在表达形态,兼具高度道教信仰性质的综合性艺术形式。而随着辛亥革命的推进及新中国的成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对丽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形态的影响下,丽江洞经音乐进一步成为当下时代语境的艺术性表达,也成为具有高度民族审美性与民俗审美性、高度整合时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产物。本文在写作中运用到了归纳法和演绎法、田野调查分析法、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以及文献分析法等等,进行了基于民俗学视域下丽江洞经音乐美学及其变化发展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第一部分描述了丽江洞经音乐总体状况及特征,针对核心概念进行界定,结合丽江洞经声乐器乐类型、群众基础、格律音韵、宗教属性及传播媒介等进行论述,分别从其对传统经腔及曲式的传承性、对“调音曲”的传承与保留、对传统工尺谱的保留与使用等方面进行特征概述。本体研究中也探索了丽江洞经音乐民俗学的源流,针对它从明洪武永乐年间传入、明嘉靖年间传入等不同的缘起说法进行基于史料的辩证分析,并针对道教科仪的起源传统、中原仪式音乐的形式、古代中原的传承方式等进行归纳和辨析,同时结合《丽江府志略》《高上玉皇本行集经》《永保平安》等文本论着进行源流分析。第二部分是丽江洞经音乐田野调查部分。通过进行入户走访调查、代表人物走访和组织表演观摩,对于丽江洞经音乐的管乐、弦乐和打击乐等各类乐器的使用状况进行概括和探索。调研过程中,笔者发现丽江洞经音乐表演者在对工尺谱的传承上所呈现的高度历史延续性和传统保留性,使得丽江洞经音乐迥异于一般传统音乐的衍生特征,所以笔者与丽江博物馆洞经音乐研究员木琛老师将调研搜集到的所有古籍工尺谱进行了专业系统的抄写与整理,并融合其即兴特征性美学、演奏融合性美学、节拍、韵律美学以及经腔和曲式美学进行全面对比分析。笔者对丽江洞经音乐所进行的田野调查,对于丽江洞经音乐的传承形态和表演形态等进行了细致分析。最后,该部分也进行了丽江洞经音乐的传承生态刻画,对丽江洞经音乐当代的传承状况和艺术表达状况形成了深刻认识。第三部分研究民俗学视域下丽江洞经音乐美学的嬗变。着眼于历史与民俗文化审美变迁思路,结合南诏王朝与唐朝文化互通、宋代道教及宋词曲牌渗透、元代戏剧文化及音乐曲牌等阶段性审美融合代表进行分析,并结合民族聚居与杂居、宗教信仰与宗教融合、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的渗透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对音乐的影响等因素进行关联性分析,对丽江洞经音乐在历史与民俗文化、美学符号功能等方面的嬗变线索进行了梳理。最后一部分是丽江洞经音乐的当代价值与发展。该部分对丽江洞经音乐传承东巴文化、传播丽江纳西民族精髓、弘扬传统宗教文化、诠释古城文化及非物质文明等功能进行传承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归纳,进而结合丽江洞经音乐助力云南丽江民族文化传承,来对丽江洞经音乐在打造云南民族文化产业集群、推动我国民族音乐文化融合、保留民族地区宗教文化传统以及促进我国文化多样性发展等方面的意义进行概括。最后,提出丽江洞经音乐在保护和发展中融合政府力量、社会性主体力量、传媒力量等多方力量进行发展的路径和逻辑,形成了系统性的丽江纳西族文化传承和保护脉络,这是丽江洞经音乐获得长久发展活力的关键。本文在宏观研究意义方面从文化融合、宗教融合、文化迁徙等角度探究了丽江洞经音乐的发展脉络,形成了对丽江洞经音乐系统性的理解和审美认识,梳理了丽江洞经音乐的音乐文化发展框架,对丽江洞经音乐实现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融合的意义和价值进行了基于美学和民俗学的高度确认。本文在微观研究方面的意义和贡献则表现为进行了丽江洞经音乐的本体刻画,对于这种具有高度民族性和民俗性的经典文化景观进行了全方位描述,整合了历史线索及时代线索,进行了基于时间和空间层面的全面剖析。本文的创新性体现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两个层面。理论创新性在于结合民俗学和美学的分析范式,以全新视角审视丽江洞经音乐,在学科交互的论域下针对丽江纳西族文化形式、宗教历史变迁和社会生活衍生性进行刻画;本文的实践创新则体现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古城文化和东巴文化的宣传保护、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联动协同保护作为提高丽江洞经音乐传承与发展水平的探索,探索经典的传统民族文化获得长期发展的可行路径。

玄杨静和^[4]（2021）在《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效益提升研究》文中指出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是从业人口最多的产业,但农业对县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却最薄弱,是云南边境地区现代化进程的“短板”。要破解农业发展困境,需要农业科技的支撑和人力资本的提升。农业推广服务集二者于一身,通过农业推广服务将云南边境地区自然资源优势与农业科技成果相结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价值。通过农业推广服务促进农民知识、技能的提升和思想观念的转变,推动其主动做出改善自身生产、经营境况的行为。在服务环境、服务对象和服务体系的共同作用下,实现云南边境地区农业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提升。本研究将云南8个边疆州（市）的25个边境县（市）作为研究区域,将农业推广服务作为研究对象,梳理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的历程,阐述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环境、服务体系、服务对象现状,分析服务效益、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提出提升服务效益的路径,构建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多元协同格局,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区域间相互协同,共同推动云南边境地区向现代农业发展道路迈进。

农梦莲^[5]（2021）在《中越边境跨国婚姻问题治理研究 ——以富宁县木贵村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中越地缘位置毗邻与多民族跨境交往密切,两国边民通婚历史由来已久。随着近年来中越两国关系的缓和,双边贸易与人员往来频繁,中越边境跨国婚姻数量达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其婚姻问题愈发凸显,治理难度愈发加深,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当前云南省立足于“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建成我国面向沿边开放新高地与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定位,将边境跨国婚姻问题治理纳入边疆治理范畴,进一步加强对中越边境跨国婚姻问题的治理探索,有利于加快推进云南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因此,本文通过对中越边境地区的云南省富宁县木贵村这一典型性边境一线多民族村落进行实地调查,采取深度访谈和半参与观察的方式,了解和掌握当地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家庭生活发展状况。借助于“推—拉”理论、婚姻家庭理论、族群认同理论以及治理理论,尝试对当地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的成因、特征与分布情况等进行分析和梳理,并针对于目前当地中越边境跨国婚姻治理现状与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大量非法存量、婚姻登记率低、贫困代际循环以及身份认同危机等现实困境,探索中越边境跨国婚姻问题的治理理念与目标,从国家层面、政府层面与社会层面,协同合力,共同推进中越边境跨国婚姻治理发展,维护好中越边境地区社会安全与稳定。

闫晓燕^[6]（2021）在《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以及国际分工的驱动,次区域合作蓬勃兴起,次区域合作理论也成为地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的新交叉方向和研究热点。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强化次区域合作成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战略选择。亚洲开发银行牵头建立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以下简称“GMS合作”）机制,经过多年的发展,已趋近于资源分配的“帕累托最优”;从经济贸易、基建水平、能源保障、非传统安全、民族团结、科教文卫事业等领域合作看,与澜湄次区域主体需求错配,趋近于一种非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次区域合作的层次、范围、规模和水平迫切需要实现提升。中国倡导建立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以下简称“澜湄合作”）,可以看做是是次区域合作的提质升级版。自成立以来,澜湄合作进展良好,成效显着。作为一个崭新的合作机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行先试的典型引领方面,在中国塑造良好国际形象、着力促进周边外交方面,显现出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世界政治经济的热点地区,澜湄次区域不可避免地受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和冲击。在次区域合作过程中,由于地缘重要性、民族宗教复杂、国家实力悬殊、民粹主义盛行、发展理念差异、深度贫困及大国博弈的影响等,导致次区域各国一边互动活动增多、程度增强,不断获取澜湄合作的利益;一边又出于各方面考量主动或被动地做出不同的决策,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次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在我国参与澜湄次区域合作进程中,除国家层面主导和助推之外,地方政府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云南省,地处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结合部,与流域内各国地缘区位临近、地域文化相通、边贸合作历史悠久、互联互通无缝衔接,具有先天地缘优势;而且作为次国家行为体,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云南主动融入、积极参与澜湄合作,致力于实现“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和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参与次区域合作的积极性较高、能动性较强。鉴于次国家行为体融入次区域府际关系治理对于促进此区域合作具有现实意义和正外部性效应,通过次级政府府际合作和府际关系治理,不仅可以解决国家主体的功能不足或机制不畅问题,还能够实现地方政府自身发展利益,激活内生动力,借助外部推力,坚持重点带动、整体推进,对于拓展次级政府发展空间,推动次区域合作的发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论文以澜湄合作为研究背景,围绕次区域合作过程中的府际关系治理这一研究主题,以云南省参与澜湄合作的路径为实证内容,借助次区域合作理论、府际关系治理理论、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地缘经济外部性理论和演化博弈理论等,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假设分析法、因子模型构建法、演化博弈分析等方法,通过分析澜湄合作的外部环境（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大国战略博弈日趋激烈、全球治理体系需要变革与发展、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风险交织）、次区域的现实情况（外交取向选边站驱稳、发展梯度倒逼合作力度驱强、经贸合作向多领域拓宽、制定主张地缘战略趋同）,从微观机理、中观区域和宏观政策三个维度,对微观主体利益决策特征、博弈过程和驱动机理进行分析,厘清次区域主体利益诉求和决策特征,构建了一个次区域合作中府际关系治理驱动机制的微观机理分析框架—（APT—R）因子模型,并进行了多情境府际合作关系的模拟和验证,比较分析了三种策略扰动下的府际关系演化过程与机制运行效果,揭示府际合作实现的驱动机制与实现过程,从府际关系、策略扰动者利益承诺和策略随动者利益诉求三个方面揭示了驱动因素与驱动过程,表明了多主体、多领域、多层级的合作框架是澜湄机制的独特优势,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次区域合作研究的框架和方法论。为次区域合作中的府际治理的多主体磋商、多利益导向、多层级合作提供理论支撑。本文聚焦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等实践热点问题,以次区域经济地域分工新趋势和不同阶段主体利益诉求变化为线索,通过分析阐述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成效与利益契合度;澜湄合作成效与利益契合度;云南融入澜湄合作机制的必要性与路径选择,提出了如下观点:一是逆全球化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下,湄公河流域国家发展诉求由外向型经济向多领域合作共赢转变;二是澜湄合作机制契合了这一府际合作需求变化,强调多边网络化合作、多领域共建共享和命运共同体等合作理念与机制,是次区域合作的更高版本;三是中国作为大国,推进澜湄合作中不可避免的受到地缘博弈阻力,而云南在区位、文化、基础方面具有消除合作阻力的先天优势,因此得出“畅澜湄机制必先强云南功能”的结论,也为强化云南建设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功能,提出了路径设计与对策建议。在实际运用层面,对“黄金四角”府际合作案例进行实证分析,提出实施“黄金四角”府际合作,有助于将府际关系“问题区”向府际合作“试验区”转型。对于云南省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强化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功能,提出了路径设计与对策建议,对于云南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因地制宜助推国家推进澜湄合作的进程具有一定的参考性。论文在理论分析框架、研究视角拓展、模型机制构建等方面的创新如下。一是将云南融入澜湄合作这一实践问题纳入框架进行分析,并建立次区域合作的演化博弈模型,比较分析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和澜湄合作机制两种情境下的演化博弈过程与合作驱动机制,模拟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澜湄合作和云南融入澜湄合作三种情境的演化过程,从驱动机制、情景模拟的微观层面论证得出“畅澜湄机制必先强云南功能”、“次区域府际治理需要的多主体磋商、多利益导向、多层级合作”的结论。二是将府际关系治理纳入次区域合作的研究中,是次区域合作研究的视角拓展。构建次区域府际关系治理的分析框架,丰富并拓展了传统国家内部次级政府合作研究。梳理了云南参与湄公河流域区域合作的历史进程、作用瓶颈和强化辐射功能的对策,验证次区域府际关系研究框架的可行性和云南开展次级政府府际合作的路径,为拓展云南参与的路径,强化云南辐射功能提供对策建议与科学机制支撑。三是构建APT—R因子模型。通过分析演化,强化“云南功能”在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对云南辐射功能的强化赋权、拓展路径、参与领域进行了政策框架构建,针对服务国家推进“命运共同体”需求和云南功能短板的供需矛盾,提出拓展云南参与路径的5大领域和增强云南功能的5点建议,充分发挥云南区位优势和开放功能,服务“一带一路”和澜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使云南省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

沈宇^[7]（2021）在《云南高校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思想基础,也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全新资源。边疆是云南省的主要特色,全省边境地区共有16个少数民族。全省共有81所高等院校,其中地处昆明省会的共有52所,29所分布在各个州市;其中12所院校地处边疆州市。从生源结构上来看,少数民族学生占了高校总人数的一定比重。校园文化氛围相对自由、轻松,特别是和其他院校相比,边疆高校具有特殊的状况,再加上国际格局的深刻变革、多元文化思潮的碰撞、社会环境和家庭结构的变迁等种种因素的叠加影响,这容易导致部分云南高校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淡薄。云南高校学生作为新时代云南民族团结进步发展事业的主力军和生力军,承担着新时代云南民族团结进步发展事业的社会重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云南民族团结工作的重要任务。回顾历史,云南高校学生有着爱国、民主的优良传统。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为争取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们投身于社会主义边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进入新时代,云南高校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面临新挑战,如社会观念多元、学校治理改革、家庭结构变迁、主动性不强等。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从社会、学校、家庭、学生自身这几个角度来分析和挖掘,如何更好地对云南高校学生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培育,需要明确地遵循基本原则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措施,促使云南高校学生增强“三个离不开”和“五个认同”,从而更好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陈元祥^[8]（2021）在《云南边疆贫困地区的人才困境与政府应对研究 ——基于Y、R、L三县的分析》文中指出边疆贫困地区的人才发展问题是新时代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研究云南边疆贫困地区的人才困境,并从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视角,因地制宜地提出对策建议,对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云南边疆贫困地区人才振兴和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了云南边疆贫困地区的Y、R、L三县的人才发展情况进行个案分析,运用统计分析软件对其数据进行了分析和处理,并对其人才发展趋势进行了交互分析。结合走访调研情况,建立了数学分析模型,借助数学分析工具,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提出了“人才转化”的概念,定义了“人才转化率”,论证了其与“人才增长率”的关系,以及在云南边疆贫困地区人才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而,运用人才管理学的相关理论知识,分析总结出了云南边疆贫困地区人才困境的基本特征:一是人才资源总量少,地区人才密度低。主要表现为“人才转化率”低、引进增量小、减量大;二是人才结构不优,分布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专业、能级结构和产业、行业分布不合理;三是人才素质不高。主要表现为受教育程度不高和高端人才少;四是人才贡献率低,增长缓慢。主要问题:一是育才引才留才难。主要包括育才成本高、渠道单一,高层次人才难引,紧缺人才难寻,回流人才少;二是人才结构性矛盾凸显。主要包括岗位需求与编制分配失称,职称评审管理失序,行业分化与供给不足冲突;三是人才发展投入不足。主要包括市场配置与人才投入失衡,教育投入不足、发展缓慢,职业技术培训不足;四是人才效能不高。在深入分析其成因的基础上,从政府治理理念现代化、治理体系现代化、公共政策现代化三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破局之策:一是重视边疆贫困地区的发展。主要是坚决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战略,扭转地方政府的治理偏好,转化主流社会的刻板印象;二是改善边疆贫困地区的传统劣势。主要是改善地缘劣势和提升人文环境,包括构建和谐政治文化和加快推进城市化;三是强化边疆贫困地区的人才政策供给。主要是推动差异聚才:包括发展边疆贫困地区特色产业育才,发扬边疆贫困地区民族文化聚才,承接区域之间的产业转移聚才。实施共享聚才:包括“两权分离”用才和强化人才信息化建设。强化政策激励:包括完善普惠性激励政策和强化特惠性激励政策。加强对口培养:包括“走出去”与“请进来”培养。最后,总结了本论文可能的创新点,不足与需要改进之处。得出了“发展是解决云南边疆贫困地区人才困境的根本举措”,“人才是实现云南边疆贫困地区跨越式发展的第一资源”两个基本结论。

李原^[9]（2020）在《云南民族地区政治稳定机制研究 ——基于迪庆藏族自治州的现实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治稳定是政治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因此,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是政界和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迪庆藏族自治州是云南省唯一的藏族自治州,全州居民以藏族为主体,拥有多种民族聚居、多种宗教并存、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特点,以迪庆藏族自治州为例,研究云南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理论上来说本项研究,以政治学基本理论为框架,缩小视角,专注研究云南省的民族地区,通过对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政治稳定的时代特征及历史方位进行考察,运用政治系统论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如何完善政治稳定机制的路径,从而有助于丰富政治稳定理论的内涵,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从现实意义来说,迪庆藏族自治州政治稳定事关国家政治稳定大局、事关脱贫攻坚战的胜利、事关国家边疆安全、事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统一,研究分析其政治稳定内在机制,有助于更好的做出相关决策,从而实现长期的政治稳定。云南民族地区政治稳定机制研究——基于迪庆藏族自治州的现实考察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政治稳定、民族地区、机制与政治稳定机制等相关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同时把所运用的政治稳定理论和政治系统论进行阐释。第二部分运用政治稳定以及政治系统的相关理论对云南民族地区政治稳定机制进行现实考察,了解云南民族地区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准确把握现实情况,并以迪庆为考察对象,分析迪庆州政治稳定机制的形成与发展,最后对迪庆州政治稳定机制进行相应的评价。第三部分对云南民族地区政治稳定机制建设运行的挑战进行分析,分别从社会系统、政治系统和国际环境方面进行阐述。社会系统方面从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的分化、部分少数民族群众政治冷漠,情绪化解不易、部分官员贪腐余毒肃清不彻底等方面进行分析;政治系统方面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落实不到位、政治吸纳不均衡的影响、文化的冲突及宗教极端势力的威胁等进行分析;国际环境方面主要从国际反华势力全方位、多层次的渗透、“三股势力”的影响、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影响、跨境民族的影响等进行分析,在分析过程中结合迪庆州的一些具体情况进行阐述,并引申到整个云南民族地区。第四部分对完善迪庆州政治稳定机制进行路径分析,根据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思想,从社会系统与政治系统相互作用的视角作为切入点,深入探析如何完善云南民族地区政治稳定机制,并通过结合迪庆州的现实考察,提出相关建议,一是在输入方面,完善社会系统的调控机制,包括: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完善政治情绪化解机制、完善风险预警机制;二是在输出方面,完善政治系统保障机制,包括:完善政治制度的整合机制、完善政治组织的吸纳机制、完善政治文化的凝聚机制。总之,实现云南民族地区政治稳定机制的有效运行,一方面有利于实现我们党对云南民族地区的有效治理,实现云南民族地区的政治发展,实现云南民族地区社会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进步;另一方面有利于助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云南民族地区相关部门的决策作参考。

张留飞^[10]（2020）在《云南边境地区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的提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省边境地区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云南边境地区乡村面貌焕然一新,边境地区民族团结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国家边防安全得到进一步保障,边境地区社会持续稳定发展。但是,在云南省边境地区乡村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由于长期依靠政府的直接“输血”,其“内生发展”动力逐渐不足,凸显出一些阻碍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问题。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失衡、边民思想观念落后、边境管理困难、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农村土地经营不善、科教文卫发展滞后和人力资源面临窘境等问题。这些问题深刻地影响着云南边境地区乡村社会的发展,阻碍云南省边境地区整体社会的发展,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就必然会阻碍云南边境地区社会的发展进步与繁荣稳定,给我国民族团结事业和边防安全带来不利的影响。为解决这些问题,使云南边境地区乡村社会在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获得长远发展动力,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和实地调研法,将理论研究与现实国情相结合,通过对国内外已有的一些主要的关于内生发展的理论进行梳理,并根据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理论研究成果,结合我国国情与云南边境地区实际,试图系统深入研究云南边境地区乡村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的困境,并提出提升云南边境地区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的可行性路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的最大国情和最本质特征,这就决定了云南边境地区的“内生发展”之路更加注重党和政府在其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通过从党和政府的系统全面的引导与帮助,使云南边境地区乡村克服生态环境束缚、打破落后的思想观念、完善边境管理办法、开拓经济收入渠道、激发农业经营潜力、强化科教文卫建设、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从区域全局来解决云南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凸显的问题,激发源自云南边境地区乡村内部的发展动力,促进云南边境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与长远健康发展繁荣。

二、对云南跨越式发展的哲学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云南跨越式发展的哲学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云南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民俗学视域下丽江洞经音乐美学及其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效益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越边境跨国婚姻问题治理研究 ——以富宁县木贵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云南高校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云南边疆贫困地区的人才困境与政府应对研究 ——基于Y、R、L三县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9）云南民族地区政治稳定机制研究 ——基于迪庆藏族自治州的现实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10）云南边境地区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的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对云南跨越式发展的哲学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云南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研究[D]. 梁艺馨.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2]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龙臻.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3]民俗学视域下丽江洞经音乐美学及其嬗变研究[D]. 刘天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4]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效益提升研究[D]. 玄杨静和.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5]中越边境跨国婚姻问题治理研究 ——以富宁县木贵村为例[D]. 农梦莲.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6]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D]. 闫晓燕.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9)
• [7]云南高校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D]. 沈宇.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8]云南边疆贫困地区的人才困境与政府应对研究 ——基于Y、R、L三县的分析[D]. 陈元祥.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9]云南民族地区政治稳定机制研究 ——基于迪庆藏族自治州的现实考察[D]. 李原. 云南民族大学, 2020(07)
• [10]云南边境地区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的提升研究[D]. 张留飞.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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