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强流动民兵管理 促进民兵工作落实（论文文献综述）
王慧明[1]（2021）在《明代募兵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募兵制是以有偿方式召集自愿者参加军队的军事制度。募兵入伍前是有一定人身自由的人群,入伍后与国家的人身关系呈现不同的形态,有人身控制的强化,也有人身控制松弛的雇佣关系,表现为不同的管理和有偿方式。本文以明代募兵制为研究对象,考察明代军事动员从卫所制的强制动员到募兵制的自愿动员的发生发展,召募对象的身份地位,募兵入伍后的管理、有偿方式及体现人身关系,进一步分析对军事、财政等方面影响和反映的社会变迁。明代募兵制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明英宗即位初的宣德十年（1435）募兵榜谕到嘉靖十三年（1534）募兵被编入卫所,此后至明亡为第二个时期。第一期募兵制的发生与部分军事物资的市场化动员几近同时,招募对象有军户中具有相对自由空间的卫所舍余、免差徭而从军的民户人丁、接受军队再控制的流民等。舍余即武官户下舍人和军户下余丁的统称。募兵的规模在土木之变后扩大,募集士兵因明蒙对峙而服役长期化,召募民壮、舍余和北边召募土兵等募兵名目陆续展开。带管于卫所的募兵、州县召募的民壮在管理方式和粮饷结构上类同于卫所正军,仍是兵农合一的原则,除了本身从军及从行粮到如卫所正军一样行月兼支的经济报酬外,其家庭在享有丁粮优免权利同时也负有户丁帮贴乃至世袭替补的义务。卫所制随着募兵制的发展也采用召募方式补充操军、屯军的缺额。所以此时募兵与国家的人身关系呈现强控制的形态而非雇佣关系,也就难免在推行日久后出现类似卫所废弛的弊病。将该期的募兵制与同期的卫所舍余差操制度化、民壮从自愿应募到以里甲为单位的强制佥派结合起来,就是军事动员向卫所军户内剩余人口及州县各种户籍的扩展。该阶段募兵制在军事上对外巩固了北边防线,对内稳定了社会秩序;在财政上主要是节省了客兵远戍的军费;在兵制上使卫所制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弹性,缓解了废弛的速度,召募土着为兵被奉为圭臬并延续以后的募兵制中。第二个时期随着嘉靖中期“北虏南倭”的新变化使明军作战编制由卫所制向常备营兵制普遍化发展,兵农分离的士兵数量增加、范围扩大,募兵制逐渐摆脱上一时期的兵农合一的管理方式。召募对象主要是民户人丁和摆脱政府控制的流民,前者随着明中后期赋役改革尤其是一条鞭法的施行,来自国家的人身控制趋于松弛,具有一定的职业选择权;后者也不再如前一时期以人身与土地结合的再控制为目标。除了军事资源调节部分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外,朝廷为解决人身控制较强的士兵雇佣他人顶替不能保证军队战斗力及浪费财政资源的问题进一步扩大募兵制。从抗倭战争开始,召募、管理、作战视粮饷厚薄为准,入伍后以雇佣关系为主的募兵从东南逐渐扩展到其他地区。卫所内的募军与世袭的祖军相区别,仅是本身从军,因老疾而退出,以名籍、粮饷、人身为序,不同程度地处于卫所管理之下,而雇佣关系更强的就是全然脱离卫所而仅受营兵制管理的募兵。后期募兵赋税优免只及本身,家庭既无丁粮优免也无户丁帮贴,军饷结构上包括本身的军饷及经济上惠及家庭的安家银、内顾银。将帅家丁是募兵制的一种特殊形态,因九边军官阶层在边疆地区的土地市场化经营而产生,与将领的人身关系从附庸关系为主向雇佣关系为主发展,即先与军官结成支配关系,再由军官与朝廷交换政治、经济利益,成为以朝廷为单独买方的雇佣兵队。需要强调的是,两个时期的募兵制不是后期取代前期的关系,而是因时因地制宜地施行。不同于第一阶段募兵对财政的节省,第二阶段募兵从嘉靖中期到隆庆时期的“覆定军制”,除了数量有限的军事家丁双粮和南兵厚饷外,军饷并未超过卫所正军,财政支出扩大的原因是军数的增长和兵农分离后常备士兵的增多。万历中期以后,经制募兵和战时临时募兵数量增加和自援朝战争开始的、明清战争继续扩大范围的单兵厚饷造成了明末财政的急剧扩张。对于包括募兵在内的军费扩张,在中央引发了以户部和兵部之间为主的部门矛盾并延及边镇或前线军事负责部门,在地方上引发了因户籍人口减少导致的赋役完纳问题和军费导致的百姓负担加重及地区分配不均等等矛盾。至万历中期,包括卫所募军、经制募兵、临时募兵、在营家丁形式的个体雇佣兵和将帅家丁式的雇佣兵队的多样化雇佣关系的募兵制体系形成了。但是募兵的训练、解散、安置、预备役、军事领导权力分配却并未系统地建立起来,个体募兵为经济利益自愿应募,但在入伍后却有极大的趋利性,表现为军饷上的逃薄就厚,军事任务上的趋利避害,以致朝廷因逃亡过甚而只求数量充足。尽管明末募兵的数量占比已经超过1/2,但却没有带来军队战斗力的增强。明代后期形成了以军事家丁为核心、普通营兵为外围的军队结构,这个趋利性的结构压倒了戚继光所代表的强调军队团结协作的军队结构,再加上军官阶层沿袭自卫所制的腐败愈发严重,不仅军事改革被打断,反而在调募这种军队集结方式共同作用下,在明清交替时将明王朝推向了灭亡的深渊。
张瑜[2]（2020）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文中研究指明中共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本研究关注的是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培养问题,通过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人物”、各类模范、干部、妇女、儿童、民兵六类不同身份的人物群体或具体的人物代表,集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国家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通过政治学习、日常劳动、军事训练、树立典型等方式向“新人”们传输中共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就成为国家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具体的实践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新人的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使得国家不再是事不关己的遥远存在,而是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他可能是一名干部、模范,又或是五类分子。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不仅触及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也触及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集体化时代。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乡村“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本章是对四个乡村社会中“问题人物”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运用个人档案,还原这些曾经生活在村庄五类分子的平凡人生,试图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下,那些隐藏在不合时宜言行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与性情。第二章:“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作为村庄里的领导人,他们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作风问题、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教育、培养好各种类型的乡村干部,也成为国家控制、动员广大的农民的前提和基础。本章主要从组织架构、干部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揭示集体化时代真实的干部面向,探讨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乡村干部塑造成为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章: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代对模范的塑造。集体化时代是模范辈出和“模范引领”的时代,国家重视模范的引领作用,不遗余力地评选模范。本章既关注模范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也关注模范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将以村级档案为核心史料,尝试揭示集体化时代基层普通模范的形象和模范评比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不同时期对劳模标准的变化,以求尽可能真实、立体、动态地展示各类模范被塑造的过程。以此呈现新中国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进一步阐释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之道。第四章: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本章将依照集体化时代不同“表征”的顺序,探讨中共期望新妇女在新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分析集体化时代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被一步步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进而考察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和问题;同时,也尽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自身体验,从而尽可能全面地、连续地呈现国家如何培养、塑造新时期女性的努力,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新妇女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中共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式塑造和培养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属性和“儿童—国家”关系。通过梳理集体化时代儿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追寻特殊历史背景下童年经历的蛛丝马迹,不失为理解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因此,本章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如何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尝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和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试图为理解集体化时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第六章: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山西乡村的民兵。民兵制度作为集体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兵是中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章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民兵制度如何嵌入到农村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将农民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们在民兵制度下的心态与行为以及与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探讨国家借助民兵形象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本研究将采用传统史学中重资料重描述的方式,注重村庄一手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并以此为主,结合地方文献、官方档案和口述资料,试图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个人互动的场景及其背后的微妙关系,再现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历史图像。力争把宏观的理论构想和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更全面系统地研究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试图诠释集体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集体化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既关注人物群体也关注具体个人,既关注历史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既关注制度层面也关注执行效果,既关注成绩又考察问题与矛盾,希望以“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体现出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人要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改造和重塑历程,进而去解读集体化时代在乡村的运行逻辑和历史进程。回答“集体化时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国家与个人是怎样互动”、“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是集体化时代塑造新人的重要途径,是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一条重要线索。劳动成为了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在劳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塑造和锻炼。集体化时代所塑造的各类新人形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也夹杂着问题与矛盾,其中问题的根本还应回到对人的关照上来。因此,对待集体化时代的认识,也应当放到动态地、连续的情境中,将历史的解读更为人性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应当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终究回归以人为中心,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林高松[3]（2020）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研究》文中指出兵役法律制度是国家的重要军事制度,是国家开展兵役工作的法律保证。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深化……兵役制度等重大政策制度改革,推进军事管理革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研究分析兵役法律制度所包含的法理价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内在要求。本文按照“理性分析、历史沿革、价值定位、内外环境、完善之道”的逻辑顺序分五章展开研究。第一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理性认识。从兵役法律制度的基本概念、兵役实体法律制度、兵役程序法律制度等为研究起点,对兵役法律制度的内涵外延进行科学界定,系统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主要特征和地位作用,为论文撰写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第二章,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与现状分析。按照古代、近代和新中国等三个阶段系统梳理我国兵役法律制度发展脉络,系统分析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现状,从体系构成、实质内涵和主要问题等方面展开研究,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发展的新要求,兵役法律制度体系更加科学完备、现役军人制度更加适应现代化局部战争需要、退役军人制度更加适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第三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价值定位。主要从五个方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所蕴含的法理价值进行全面阐述,一是兵役义务与兵役权利的价值整合,二是国家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有序统一,三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相互融合,四是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五是和平权与发展权的有序调整等,充分展现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公平正义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第四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内外环境。客观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因素,这是新时代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根基。从五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国防实力同步增强,二是我国总体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局部战争威胁始终存在,三是信息化局部战争对兵员素质要求普遍提高,四是优待军人成为兵役法律制度的内在共识,军人权益得到有效维护,五是军队独生子女兵员质量不容乐观,应征青年身体素质明显下降。第五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完善之道。主要从兵役法律制度建设角度提出一系列对策措施,力求为国家兵役机关开展兵役法律制度建设提供参考。一是科学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体系,二是大力提升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质量,三是全面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落实。加快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持续为国家提供优质的兵员补充,确保国家总体安全,进而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
刘杰[4]（2020）在《南昌市民兵组织研究（1949-1966）》文中提出1952年《民兵组织暂行条例》正式颁布实施,赋予了民兵的法律地位。全国各地开始了民兵组织的建设,南昌市在建国之初就有民兵组织,《条例》颁布实施后,这一建设力度明显加快,短短几年间,从农村到城市,各公社、企业、学校、机关、厂矿都建立了民兵组织,一个领导明晰,组织有力的民兵系统建立了起来。本文以南昌市民兵组织作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为1949-1966年,对16年间南昌市民兵组织的建立背景、发展历程、管理运作、教育训练、社会作用等进行深入研究,详细剖析了南昌市民兵组织的方方面面,力求言简意赅,观点新颖。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首先阐述了选题缘由,并对当前的民兵研究进行学术史回顾,明确了民兵组织的研究现状;其次指出本文的研究方向,详细阐述南昌市民兵组织的发展情况;最后介绍了针对本文进行研究的史料来源,并指出本文在研究中所存在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部分论述了南昌市民兵组织的创建背景,主要分为民兵的起源和性质,南昌市民兵组织建立的背景,南昌市民兵组织的发展历程三个部分。民兵的起源和性质,将“民兵”一词做深入剖析,研究它的历史起源和时代背景以及中国古代民兵发展的大致历程,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民兵组织的发展历程,和党的领导人对民兵进行的理论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民兵是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性的武装组织。南昌市民兵组织建立的背景,分为严峻的社会环境,光荣的革命传统,新中国民兵制度的建立三个部分。对南昌市民兵组织的发展历程,分成四个阶段进行论述,每一阶段的基本情况,发展特点,都有介绍,目的在于从全局的视角对南昌民兵进行简要描述,有一个大概的轮廓,具体内容则在在第三部分进行分析。第三部分论述了南昌市民兵组织的管理与运行,是本文的核心内容,主要分为五小节。第一节论述民兵的招收条件和建设情况,对民兵组织建立初期制度性安排和组织性安排进行论述;第二节论述民兵的领导和组织关系,重点着眼于对民兵领导干部的研究,从上下级关系,干部选拔与任用等方面论述;第三节论述民兵整组,分析民兵组织随着国家政治生活和国家形势的发展变化而相应地做出调整;第四节论述武器、弹药的配发和保管,研究民兵训练所需武器弹药的来源、生产、管理、保存、使用和报备制度等;第五节论述民兵组织的宣传与优抚工作,从民兵刊物和其他媒体对民兵的报道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对民兵发生伤亡和其他事故进行抚恤为切入点,细致分析南昌民兵的福利待遇,以及针对民兵的奖励制度。第四部分论述了民兵的教育管理和训练,也是本文的核心内容,主要分为两节。第一节论述民兵的政治教育,政治教育贯穿民兵工作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党指挥枪”理论在民兵队伍里的实践和应用,通过政治教育,使民兵受到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理想的教育,成为解放军的得力助手和后备军;第二节论述民兵训练,从训练武器的来源,普通训练,技术兵训练三个角度对民兵训练进行评述,突出民兵的军事特征。第五部分对南昌市民兵组织进行评述,主要从保障经济建设,维护社会治安,参加抢险救灾,输送后备兵员,净化社会风气,提高社会凝聚力等五个方面分析南昌民兵的作用,参照档案资料中的实际事例,逐渐明晰南昌民兵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第六部分为结语,对南昌市民兵组织进行系统总结,简要阐述南昌市民兵组织的艰难发展,组织壮大和对我们当今民兵发展的现实意义,阐明民兵的巨大作用,它仍然是当今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乌云[5]（2019）在《内蒙古边境地区演变研究 ——以乌拉特地区为主（1911-2014）》文中认为内蒙古边境地区演化过程改变了中国内陆边疆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每个时期发挥了不同的历史作用。从北部屏藩到抗战边疆,再成为现代国家的边境,如今又是“一带一路”上的重要节点,承载着中蒙俄经济走廊重要桥梁的使命,互通世界。本文以民族学为视角、历史学为基础,结合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理论,选择乌拉特地区为主要考察对象,“以小见大”,全面梳理了内蒙古边境地区从边缘到中心、从边疆到边境、再从无国界线到最终确定边界的历史,探究了新的国际格局下中蒙关系的发展演变历程,以期还原真实的边境历史。而这一历史并不仅限于“政治型”的大历史,也关乎不同边境群体的小历史,为人们展现更全面的边疆画卷,是本文最主要的研究意义所在。乌拉特地区历史变迁是近代中国北部边疆历史的一个缩影,体现了国家边界意识的不断增强,以及国际条约下与各国之间一种新的合作共赢。也是中国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为止的百年文明复兴历程,由弱变强,为打造互联互通的命运共同体而努力的最现实写照。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论三大部分构成。绪论部分旨在说明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相关概念的界定、研究现状综述、基本史料以及研究方法等。正文部分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论述:一,民国时期的内蒙古地区,面对外蒙古宣布独立、中苏交往以及日本侵略战争等不同历史危机与挑战,采取的立场和发挥的历史作用。二,建国初在同盟阵营下的中蒙“蜜月”期,内蒙古边境地区从传统边疆转变为现代边境地区,经历了看似和睦、并伴随了人畜越境、移民涌向边疆等不同的过渡状态。三,中苏关系恶化影响下,随着中蒙两国边境矛盾的加深,内蒙古边境地区又成为主要战备区之一,促进了边界的确定,进一步推动了现代边境制度的形成。四,随着国际格局变化,中蒙开启全面开放时代,双方互设口岸进行对外贸易,内蒙古边境地区又变成全球化视野下的经济合作区域,也成为了不同政治实体和社会文化接触的主要场域。五,进入21世纪,中蒙开启战略伙伴关系,内蒙古边境地区又有了新局面,口岸经济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推动边境地区的城镇化,成为了跨界民族的聚居地。结论部分指出,随着“一带一路”的进一步实施,不断巩固和扩大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互利合作,它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打开世界范围内区域合作的新局面。而内蒙古边境地区作为互联互通中国与世界的主要通道和窗口,发挥了桥头堡作用,带来了中蒙两国发展的新机遇。
乔傲龙[6]（2019）在《《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抗战日报》创刊于“晋西事变”结束之后的1940年9月18日,1946年7月1日更名为《晋绥日报》,1949年5月1日停刊,前后历时9年。作为中共晋西区党委（后改为晋绥分局）的机关报,在晋绥根据地的社会文化动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晋绥日报》（《抗战日报》）为中心,分五个部分对晋绥根据地的社会文化动员进行了尽可能全面和深入的考察。本文所称的文化动员,既包括一般意义上所指称的以文化为手段所进行的动员,即以文学、艺术、新闻等方式动员民众参与中共领导下的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及社会经济活动,同时亦包括以文化建设为目的而进行的人才动员,即中共为了发展其领导之下的文化事业,广泛地动员民众参与到文化建设之中。第一部分追溯了中共的办报传统及其早期在山西的办报实践,以及从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到“晋西事变”之前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牺盟会、战动总会在晋西北地区的办报活动,论述了这一时期报纸所具有的鲜明的统一战线色彩,并重点考察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采编队伍的发展。这支采编队伍的人员具有双重角色,他们因动员而加入这支队伍,又通过办报动员了其他广大群众。在文化动员中,他们起到了核心的引领作用。从初期以国共对立时期的储备干部及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发展的知识人才为主,到1942年延安知识人才的大量补充,再到抗战胜利之后本土知识分子的崛起,《晋绥日报》（《抗战日报》）办报队伍9年间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敌后抗日根据地文化动员的总体进程,由此可以看出此种动员不同于其他社会动员的渐进性特征、其对人才培养的依赖,以及文化人才培养的接续性要求。第二部分论述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通讯队伍的建立和完善。报纸的通讯工作在1942年之前和之后的对比结果表明,在文化落后的根据地,只有党的各级政权把办报视为一种“深入的组织工作”,举全党之力并发动群众参与,报纸才能体现出广泛的群众性和鲜明的党性,并成为党对群众进行文化动员的有力武器,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则必须通过完善的通讯网才能得以顺利实现。事实上,在《晋绥日报》（《抗战日报》）9年的发展过程中,报纸质量与通讯工作始终呈现出极强的正向相关。报纸通讯员队伍的逐渐壮大、专业水平的不断提升、通讯网络的建立和完善,有力地提升了文化动员的覆盖面及有效性。第三部分考察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三级报网中的地方油印报纸和基层乡村的黑板报,及其与晋绥农村的冬学运动、识字运动、读报运动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本文的研究表明,油印报和黑板报作为大报的二级和三级系统,其成败的关键依然在于群众路线是否得到了有力的执行,而冬学、识字、读报等群众运动的开展,不但本身就是文化动员的重要部分,而且是报纸的文化动员能否得到预期回应的根本性前置要件。第四部分考察了《晋绥日报》在社会动员中的新闻“客里空”问题及其成因,并对晋绥边区反“客里空”运动中“新闻求实”与“思想土改”两条线索进行了梳理,通过大量的个案分析证明:工具目的只能通过专业主义途径得以实现,因此工具主义必须坚持适度性原则,以保证新闻真实性与政治正确性之间最低限度的平衡,否则将适得其反。第五部分得出全文结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文化建设是“比打倒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更难的题目”,文化动员应充分估计文化建设的长期性、渐进性特征,而人才能否接续、动员能否持久则是文化动员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战时的教育条件导致了特定门类人才在供给侧的困难,而受众的接受水平则导致了特定文化产品在需求侧的疲软,由供需关系所导致的失衡结构,是文化动员的决策者和文化建设的规划者必须理智面对的现实,因时因地制宜是上策,一味求全可能适得其反;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文化动员中成功的群众路线并非线性结构,而是一个棋盘状系统,在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之下,“棋盘效应”使每个运动都与其他所有运动相为支撑,从而形成化合作用;群众路线的本质是群众利益路线,文化动员本质上也是利益动员,其功能是通过“利他”而实现的,只有以此认识为前提去组织动员,才能可能取得成功,如果不能切中民众的利益诉求,无助甚至有损于民众利益的实现,则动员的意图终将落空;党报是政党开展社会动员的有效工具,但工具价值的实现必须以尊重新闻自身规律为前提,以牺牲新闻真实为代价的工具追求必将适得其反。
孙延青[7]（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提出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姜英宇[8]（2019）在《当好党管武装掌舵人》文中提出党管武装,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根本制度,关乎党的执政地位、国家政权稳固、军队的性质宗旨和民族强盛复兴。省军区系统各级党委第一书记,应按照习主席的指示要求,坚持党管武装,既挂帅又出征,既谋事又尽责,为官一任、兴武一方,切实当好党管武装掌舵人,为建设巩固国防和世界一流军队作出应有贡献。要着眼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深化民兵调整改革、推进军民融合发展,强化"管"的使命担当;突出管政治方向、管思想建设、管组织队伍、管作用发挥、管服务保障,把准"管"的主责主业;注重把握特点规律、聚焦备战打仗、坚持依法履职、搞好统筹兼顾、紧跟时代创新,掌握"管"的实用招数。
李威[9]（2018）在《新时代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文中提出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役部队进行的理论武装与思想引导工作,是预备役部队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习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既要坚持政治工作根本原则和制度,又要积极推进政治工作思维理念、运行模式、指导方式、方法手段创新,提高政治工作信息化、法治化、科学化水平。”习主席的重要论述,为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指明了方向。论文坚持以习主席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着力从思维理念、运行模式、指导方式、方法手段创新等方面对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研究。一是新时代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意义。推进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有利于确保这支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确保这支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确保这支部队血脉永续、根基永固、优势永存。二是新时代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分析。论文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论述进行梳理归纳,对新时代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现象与本质”、“主体与客体”、“原则与方法”、“载体与运用”等基本理论予以阐述分析,对教育学、心理学和传播学相关理论作了分析概括。三是新时代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调查与分析。论文阐述了调查问卷设计的理论基础、内容结构和质量分析,对5个战区部分预备役部队中的2类人员进行问卷和实地调查,通过对调查数据的整理分析,归纳总结出当前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取得的主要成绩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四是新时代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结合当前国防和军队改革进程和预备役部队所处的时代环境,从环境、组织、技术、法规等方面阐述了面临的机遇,从长期和平环境、西化分化战略、市场经济体制、预备役官兵成分结构变化等方面分析了面临的挑战。五是新时代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思维理念创新。以思维理念创新打开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要着眼信息网络深度发展,牢固树立互联网思维;要着眼职能使命变化拓展,牢固树立强军致胜理念;要着眼寓军于民军民结合实际,牢固树立大政工理念。六是新时代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模式和指导方式创新。以运行机制创新规范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遵循客观规律,坚持依法施教,确保思想政治教育依法开展、高效运行;严密组织实施,抓好教育落实,增强教育的组织力和领导力;坚持基本制度,完善教育机制,规范教育秩序,提高教育管理水平。七是新时代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手段创新。以方法手段创新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效益。要“把握人员集中时机,发挥军营文化熏陶作用”和“提高宏观调控能力,实现群众性自我教育”两种隐性教育方法,让预备役官兵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要“发挥物质精神体制优势,实现部队家庭社会共育”“注重增强课堂互动,改进灌输教育方式”和“把握时机主动作为,做好随机教育启发”三种显性教育方法,让预备役官兵在正面灌输中接受教育;要“汲取社会媒体资源,做好新闻舆论引导”“发挥军地网络优势,开展网络互动教学”和“做好典型挖掘工作,发挥激励警示作用”三种显隐结合教育方法,让预备役官兵在情感交融中接受教育。
曹建飞[10]（2017）在《新疆兵团团场管理体制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疆兵团团场管理体制历经多次改革,对推动兵团发展取得了显着的效果,但是还未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兵团发展的体制难题,如团场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社不分和政事不分依然存在,社会管理相对滞后、维稳戍边能力仍需加强,与加快推进兵团“三化”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因此通过创新团场管理体制,明确团场“党政军企”职能,保证团场职能作用的全面发挥,才能更好地履行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本文把团场作为研究主体,分析当前团场管理体制现状,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区位条件等因素,提出创新团场管理体制,并对创新团场管理提出相关建议。具体来说,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可概括如下:（1）本文运用制度变迁理论,从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方式分别对团场管理体制变迁进行理论分析。从路径分析来看,团场管理体制存在观念的粘滞使团场管理体制对计划体制具有强烈的历史依赖性;传统体制长期运行所造就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分享垄断权利与垄断租金,必然维护已有的制度安排,这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加大了制度变迁的成本;以及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下承包职工及其家庭主体地位不突出,不具备完全自主的经营权。从制度变迁方式来看,团场管理体制变迁属于以兵团行政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并且强制性制度变迁力量强于诱致性制度变迁。（2）本文结合近年来团场经济社会发展动态,数据结果显示,团场总体上经济保持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三次产业结构日趋合理,社会事业稳步提高,职工生活显着改善;但团场管理体制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如行政管理体制存在行政职能不健全、缺乏监督机制等,经济管理体制存在政企不分、企业活力不足,农业经济体制不完善等,社会管理体制存在服务水平不高、社会组织少等,维稳戍边体制存在职工队伍老龄化、民兵队伍不稳定等问题。（3）本文重新界定团场功能,提出了团场分类管理的观点,并构建了经济协调、社会稳定、文化示范、生态卫士和维稳戍边五位一体的评价团场屯垦戍边能力的指标体系,以及通过组合权重为团场屯垦戍边能力得分排名,得出了不同团场因资源禀赋和区位差异,屯垦戍边能力差异较大。基于此,为了每一个团场能够依据自身优势能够发挥其功能,确定出经济发展型团场、维稳戍边型团场和生态型团场。进而选取经济社会指标,运用聚类分析将144团场划分为三个梯队,对三个梯队比较分析确定第一梯队团场为以经济发展功能为主。同时在分析边境团场和少数民族聚居团场基础上,确定了以维稳戍边功能为主的团场,结合兵团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了以生态功能为主的团场,为分类推进团场管理体制创新,为适当划分不同梯度团场提供参考。（4）以改革试点团场调查问卷和争先进位活动考核指标体系为基础,设置了主客观评价指标体系,对改革试点团场绩效评价,得出了改革试点团场管理体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团场改革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行政管理体制方面,政企分开不彻底;二是经济体制方面,如团场公司经营机制不活、经营效率不高,团场企业产权结构单一、治理结构不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不健全,制度不完善等;三是社会管理方面,特殊体制不够健全完善、社区性质不明确、经费不足等。（5）本文总结改革试点团场管理体制创新典型模式,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通过多种形式对“团镇合一”模式进行了探索,为健全团场政府职能提供了有效路径;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以1团金沃农业经营公司为例,总结了公司实践经验,为团场企业确立市场主体地位进行探索,但是团场是否成立经营性公司要因团场实际情况而异;在社会管理体制方面,125团通过撤并连队进社区,强化社区管理职能,逐步将单位人转化为社会人,这种模式腹心团场可以借鉴,然而少数民族聚居团场和边境团场还要充分考虑其维稳戍边的职能,探索适合其履行职责使命的社会管理模式;在维稳戍边体制方面,185团探索“精兵+皆兵”战略的实现形式和路径,为边境团场戍边职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6）本文对不同类别团场管理体制创新提出了建议。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经济发展型团场要完善已建镇团场的政府职能（部分执法权）,同时加快未建镇团场建镇步伐,要精简机构提高服务效能,提高团场城镇公共服务水平;维稳戍边型团场逐步成立建制镇,机构设置中单独设置政法、统战机构,按照“授权清单”设立财政所,逐步承接城镇、交通、农业等执法权,不但完善团场政府职能。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经济发展型团场要实现“政企”分开,确立企业市场主体地位,激发企业活力,同时要完善农业经营体制,确立职工的市场主体地位,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促进连队经济发展;维稳戍边型团场要从实际出发组建市场竞争性公司,稳固连队的基础性地位,多措并举聚集人口,稳固团场根基;生态型团场要处理好经济开发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加大对其生态补偿力度。在社会管理体制方面,经济发展型团场要转变社会管理职能,提升服务水平,探索连队民主管理运行机制;维稳戍边型团场要强化基层党组织党的核心领导,创新对流动人口管理,戍边团场加大聚集人口力度,解决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流失问题,维稳团场解决富余劳动力转移和就业不足问题。在维稳戍边体制方面,经济发展型团场要转变“重经济、轻维稳”观念,多种途径创新民兵编组形式,提高民兵应急战斗能力;维稳戍边型团场要转变“重维稳、轻经济”观念,保障维稳戍边经费,推行义务民兵制度,提高兵地联合维稳能力。
二、加强流动民兵管理 促进民兵工作落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强流动民兵管理 促进民兵工作落实（论文提纲范文）
（1）明代募兵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募兵制的发生与条件 |
| 一、卫所制的功能和军制演变 |
| 二、募兵制的发生与兵源 |
| 三、募兵制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募兵制的发展和募集士兵的管理 |
| 一、土木之变后募兵规模的扩大 |
| 二、明中期募兵的制度化推进 |
| 三、从募兵到募军:卫所制的补充 |
| 四、明后期雇佣性质募兵的出现与扩大 |
| 五、雇佣兵队:从招首到将帅家丁的军前报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募兵的军饷和军费 |
| 一、单兵报酬的演变 |
| 二、募兵军费与财政 |
| 第四章 募兵制的军事成效 |
| 一、数量及在军队中的占比 |
| 二、质量与军事特点 |
| 三、两种雇佣关系下的明代后期军队结构 |
| 四、调募与明朝的灭亡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原始文献 |
| 二、今人着述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 附图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理论反思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四.研究区域及史料特点 |
| 第一章 “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 |
| 一.精诚所至:董心诚的重归“群众”之路 |
| (一)学生时代 |
| (二)军旅生涯 |
| (三)成为“反革命” |
| (四)接受改造 |
| (五)成为“群众” |
| 二.我行我素:石逢生难以被改造的本性 |
| (一)成长过程一波三折 |
| (二)青年时期因言获罪 |
| (三)政治渗透下的家庭关系 |
| (四)本性难改:回村后的表现 |
| (五)学会使用政治话语保护自己 |
| (六)人生悲剧的心理分析 |
| 三.大起大落:一个皮革手工业者人生的“高潮”与“低谷” |
| (一)坎坷波折的前半生 |
| (二)改造生活 |
| (三)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
| 四.“学而优则仕”:宁家成士绅梦想的破灭 |
| (一)求学 |
| (二)工作 |
| (三)管制 |
| (四)改造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 |
| 一.集体化时代蔚村权力结构的变迁 |
| 二.大队的核心干部 |
| (一)大队书记 |
| (二)大队长 |
| (三)其他干部 |
| 三.小队干部 |
| (一)小队干部的基本设置 |
| (二)大队干部与小队干部之间的关系 |
| 四.“三通四化”的干部形象 |
| (一)党课制度 |
| (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 |
| 五.“人无完人”:干部的另一面 |
| (一)违反国家政策问题 |
| (二)“四清”与整风运动中的干部问题 |
| (三)作风问题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期对模范的塑造 |
| 一.制造模范 |
| (一)制造模范的标准及变化 |
| (二)制造模范的困难与问题 |
| 二.解读模范 |
| (一)模范贴近生活 |
| (二)模范无处不在 |
| (三)模范的奖励 |
| 三.典型模范 |
| (一)水利专业队队长赵世喜 |
| (二)第七生产队长卫胜利 |
| (三)“保险会计”杨家星 |
| 四.事件中的模范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 |
| 一.互助组时期:妇女走向生产的准备 |
| (一)“互助”的早期理解 |
| (二)妇女参与生产的背景 |
| (三)效果和经验 |
| (四)理想的妇女形象 |
| 二.初级社、高级社时期:从家庭妇女到劳动妇女 |
| (一)以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为中心 |
| (二)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 |
| 三.人民公社时期:“劳动妇女”和“革命妇女”的双重身份 |
| (一)新的要求 |
| (二)新的举措 |
| (三)新的变化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 |
| 一.幼托事业的发展及幼儿教养 |
| (一)合作化时期“保育为主、教育为辅”的方针 |
| (二)人民公社化时期对“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培养 |
| (三)集体化时代后期:“儿童本位”的回归 |
| 二.儿童的小学教养 |
| (一)集体化时代农村小学教育普及概况 |
| (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 (三)“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
| 三.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乡村社会中的民兵 |
| 一.民兵制度的数据分析 |
| (一)人数统计 |
| (二)组织、干部结构 |
| (三)年龄分析 |
| (四)基本情况 |
| 二.民兵的日常管理 |
| (一)军事训练制度 |
| (二)宣传、学习制度 |
| (三)武器管理制度 |
| (四)评优制度 |
| (五)问题及对策 |
| 三.民兵的模范带头作用 |
| (一)改造种子山 |
| (二)抗旱蓄水 |
| (三)抗洪抢险 |
| (四)科学种田 |
| 四.民兵营中的女民兵 |
| 五.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主要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目的和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理性认识 |
| 第一节 兵役法律制度的科学界定 |
| 一、相关概念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实体法律制度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程序法律制度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主要特征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制度的法律特征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时代特征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内容特征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地位与作用 |
| 一、兵役法律制度是国家军事制度的重要内容 |
| 二、兵役法律制度是保卫国家安全的坚实基础 |
| 三、兵役法律制度是组织兵役工作的有效规范 |
| 第二章 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与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 |
| 一、我国古代兵役法律制度 |
| 二、我国近代兵役法律制度 |
| 三、新中国兵役法律制度 |
| 第二节 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现状分析 |
| 一、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的体系构成 |
| 二、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的实质内涵 |
| 三、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的主要问题 |
| 第三节 我国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客观分析 |
| 一、我国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主要经验 |
| 二、我国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优劣之处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发展的新要求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价值定位 |
| 第一节 兵役义务与兵役权利的价值整合 |
| 一、依法参加兵役是公民和法人的基本义务 |
| 二、参加兵役人员依法享有各种基本权利 |
| 三、正确处理兵役权利与兵役义务的关系 |
| 第二节 国家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有序统一 |
| 一、兵役必须以实现国家价值优先 |
| 二、公民通常是实现个人价值优先 |
| 三、兵役法律制度是国家价值与个人价值的调节器 |
| 第三节 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相互融合 |
| 一、国防是全体公民的国防 |
| 二、兵役实质是少数公民参加兵役 |
| 三、兵役法律制度是实现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统一的平衡器 |
| 第四节 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 |
| 一、公平与效率是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内在要求 |
| 二、兵役法律制度优先考虑军事效率 |
| 三、兵役法律制度充分体现公平原则 |
| 第五节 和平权与发展权的有序调整 |
| 一、追求国家和平权是兵役法律制度的基本目标 |
| 二、保障国家发展权是兵役法律制度的价值追求 |
| 三、统筹和平权与发展权是兵役法律制度的主要功能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内外环境 |
| 第一节 国家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是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基础 |
| 一、经济实力 |
| 二、法治环境 |
| 三、军事改革 |
| 第二节 国家严峻安全形势是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必然要求 |
| 一、国家统一困境 |
| 二、周边事态纷争 |
| 三、西方大国遏制 |
| 第三节 信息化局部战争对兵员素质要求普遍提高 |
| 一、信息化局部战争成为未来战争的基本样式 |
| 二、高技术武器装备占据未来战场的主导地位 |
| 三、高素质的兵员成为信息化战争胜负的关键 |
| 第四节 优待军人成为兵役法律制度的内在共识 |
| 一、尊重军人共识 |
| 二、优待军人传统 |
| 三、军人权益维护 |
| 第五节 军队独生子女兵员质量不容乐观 |
| 一、独生子女成为军队服役主体 |
| 二、应征青年身体素质明显下降 |
| 三、入伍后退兵比例呈逐年上升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完善之道 |
| 第一节 科学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体系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目标任务 |
| 第二节 大力提升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质量 |
| 一、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组织领导 |
| 二、统筹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规划计划 |
| 三、科学组织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起草拟制 |
| 第三节 全面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落实 |
| 一、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全面提高兵役法律意识 |
| 二、加强执法监督检查确保法律制度落到实处 |
| 三、严格组织对违反兵役法律制度行为的惩治 |
| 结语:加快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应处理的几个关系 |
| 一、处理好兵役法律制度与其它军事政策制度之间的关系 |
| 二、处理好兵役法律制度与新时代强军要求的关系 |
| 三、处理好兵役法律制度制定与实施的关系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4）南昌市民兵组织研究（1949-196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内容与价值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南昌市民兵组织的创建背景 |
| 第一节 民兵的起源和性质 |
| 第二节 南昌市民兵建立的背景 |
| 第三节 南昌市民兵组织的发展历程 |
| 第二章 南昌市民兵组织的管理与运行 |
| 第一节 民兵的条件和组建情况 |
| 第二节 民兵的领导和组织关系 |
| 第三节 民兵整组 |
| 第四节 武器、弹药的配发和保管 |
| 第五节 民兵组织的宣传和优抚工作 |
| 第三章 民兵的教育和训练 |
| 第一节 政治教育 |
| 第二节 民兵训练 |
| 第四章 南昌市民兵组织的作用 |
| 第一节 保障经济建设 |
| 第二节 维护社会治安 |
| 第三节 抢险救灾,输送兵员 |
| 第四节 净化社会风气,提高社会凝聚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5）内蒙古边境地区演变研究 ——以乌拉特地区为主（1911-201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概念界定 |
| (一)边疆、边境与边界的概念界定 |
| (二)边疆与边境的地理范围 |
| (三)国际关系与边界意识 |
| (四)时间范围的确定 |
| 三、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关于中国北部边疆研究 |
| (二)国内、外关于边疆、边界、边境的研究 |
| (三)国际关系研究 |
| (四)乌拉特相关研究 |
| 四、基本史料 |
| (一)民国时期史料 |
| (二)建国以后的史料 |
| 五、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的内蒙古地区(1911—1949) |
| 第一节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内蒙古地区 |
| 一、清朝的覆亡与“外蒙古独立” |
| 二、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内蒙古地区 |
| 三、民国前期的乌拉特草原与中苏交通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内蒙古地区 |
| 一、南京政府的边疆政策 |
| 二、成为抗战前线的内蒙古地区 |
| 第二章 同盟阵营下的和睦边境(1949—1962) |
| 第一节 同志加兄弟般的和睦边境 |
| 一、友谊边境 |
| 二、中蒙边界条约的签订 |
| 第二节 边境轶事 |
| 一、借境放牧 |
| 二、越境事件 |
| 第三节 建国初的边疆移民 |
| 一、边疆移民 |
| 二、知识青年支援边境地区 |
| 第三章 对立时期的中蒙边境(1963—1989) |
| 第一节 中苏关系与中蒙边境 |
| 一、中苏关系的恶化 |
| 二、中蒙边界的最终确定 |
| 第二节 中蒙边境线上的乌拉特中旗 |
| 一、中蒙冷淡时期的边境 |
| 二、乌拉特中旗境内的边界线 |
| 第三节 生产建设兵团与边防 |
| 一、巴彦淖尔盟生产建设兵团的建立 |
| 二、生产建设兵团与边防 |
| 第四节 边境检查制度的雏形 |
| 一、民兵组织 |
| 二、武装放牧点和堵卡站 |
| 三、“净化边境” |
| 四、会晤站 |
| 第四章 全面开放的中蒙边境(1990—2004) |
| 第一节 内蒙古边境口岸发展 |
| 一、内蒙古边境口岸发展概况 |
| 二、甘其毛都口岸发展现状 |
| 三、口岸与园区一体化模式 |
| 第二节 口岸与边境社区的联系——以图古日格嘎查为例 |
| 一、边境社区——图古日格嘎查 |
| 二、口岸建设中当地牧民的生活变迁 |
| 第五章 战略伙伴时期的中蒙边境(2005—2014) |
| 第一节 中蒙关系演变与对外贸易发展 |
| 一、中蒙关系及其演变 |
| 二、中蒙对外贸易 |
| 第二节 乌拉特中旗边境地区的新格局 |
| 一、口岸贸易发展对乌拉特中旗经济的影响 |
| 二、边境城镇化的驱动因素 |
| 三、新兴口岸城市——甘其毛都镇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致谢 |
| 附录一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概念阐释 |
| 四、行文结构及内容 |
| 五、运用的资料及分析方法 |
| 六、本文的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从固有人才到本土精英——“意识形态部队”的组建 |
| 第一节 《抗战日报》创刊之前中共在晋绥的社会动员模式 |
| 一、报纸是社会动员的制高点 |
| 二、中共早期在山西的办报实践 |
| 三、抗战全面爆发前后中共领导下的晋西北进步报刊 |
| 四、“晋西事变”与《抗战日报》的创刊 |
| 第二节 “固有知识分子”与《抗战日报》的首发阵容 |
| 一、“固有知识分子”与国共两党对立时期的中共人才储备 |
| 二、3:3:3——《抗战日报》的首发阵容 |
| 第三节 报纸的地方化努力与本地知识人才的崛起 |
| 一、《抗战日报》的地方化努力 |
| 二、本地知识人才的崛起 |
| 第四节 文化动员的成果——山药蛋派与七七七文艺奖 |
| 一、山药蛋派与《抗战日报》副刊作者群 |
| 二、七七七文艺奖与晋绥文艺队伍 |
| 三、1949 年干部南下对晋绥文化的影响 |
| 第二章 全党办报与通讯网络建设 |
| 第一节 融入中共组织——党报姓党的目标追求 |
| 一、不带编号的党内文件 |
| 二、“聋盲软哑”——言说与倾听之间的疏离 |
| 三、一纸《决定》引领晋绥全党参与办报 |
| 四、全党办报的生动局面 |
| 五、书记县长笔下的新闻稿件 |
| 第二节 链接基层社会——“局域”通讯网络的构建 |
| 一、各级党委对报纸通讯工作的推动 |
| 二、通讯队伍的动员 |
| 三、通讯队伍的组织 |
| 四、通讯员的培养:刊授、函授、面授 |
| 五、从农民到优秀通讯员:一个生动的个案 |
| 六、“逼”和“哄”:一个通讯模范县的成长 |
| 七、通讯队伍规模、来稿数量、报纸发行量的变化 |
| 八、晋绥根据地通讯网络建设的历史借镜 |
| 第三章 与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黑板报”与读报小组 |
| 第一节 冬学运动与文化翻身 |
| 一、从《抗战日报》看晋绥冬学的起伏 |
| 二、从晋绥冬学看民众文化需求的变动 |
| 三、冬学运动与群众办报 |
| 第二节 读报运动与读者的“创造” |
| 一、通讯网络是读报活动的基本依托 |
| 二、识字运动是读报发展的有力助推 |
| 三、“报纸上山”与“报纸下地” |
| 四、读报运动与文化觉醒 |
| 五、读报运动的收获 |
| 第三节 油印报、黑板报与晋绥边区三级报网 |
| 一、油印报:在黑板报与大众报之间 |
| 二、民众的舆论机关——黑板报 |
| 第四章 《晋绥日报》的“客里空”新闻与反“客里空”运动 |
| 第一节 “客里空”,一个普遍而严重的问题 |
| 第二节 “客里空”背后的集体无意识 |
| 一、“意义”的诱惑——从记者谷曼看“客里空”的心理机制 |
| 二、需求指导下的供给——从“模范村”报道看工具主义生产模式 |
| 三、私欲对“公器”的觊觎——工具主义的次级衍生 |
| 第三节 《晋绥日报》的反“客里空”运动 |
| 一、新闻求实——专业主义视野下的反“客里空”运动 |
| 二、“思想土改”——工具主义层面上的反“客里空”运动 |
| 第四节 反“客里空”运动的历史回响 |
| 一、土改纠偏与《晋绥日报》停止反“客里空” |
| 二、毛泽东“谈话”与此后30年对反“客里空”运动的评价 |
| 三、反“客里空”,一个未了的话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 7.5 镇压反革命 |
| 第8章 “支前征粮” |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 第9章 “双减反霸” |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 12.1 建政特点 |
| 12.2 历史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8）当好党管武装掌舵人（论文提纲范文）
| 一、登高望远、看清利害, 强化“必须管”的使命担当 |
| (一) 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高度看, 加强党管武装势在必行 |
| (二) 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需求看, 加强党管武装不可或缺 |
| (三) 从深化民兵调整改革的趋势看, 加强党管武装至关重要 |
| (四) 从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的现状看, 加强党管武装任务艰巨 |
| 二、研机析理、术业专攻, 明确“管什么”的职责要求 |
| (一) 管政治方向, 高举旗帜、听党指挥 |
| (二) 管思想建设, 坚定信念、纯洁可靠 |
| (三) 管组织队伍, 优化结构、提质增效 |
| (四) 管作用发挥, 平战结合、用兵强兵 |
| (五) 管服务保障, 围绕打赢、解难帮困 |
| 三、立足岗位、真抓实干, 掌握“怎么管”的实用招数 |
| (一) 把握特点规律 |
| (二) 聚焦备战打仗 |
| (三) 坚持依法履职 |
| (四) 搞好统筹兼顾 |
| (五) 紧跟时代创新 |
（9）新时代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及意义 |
| 1.1.1 确保预备役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必然要求 |
| 1.1.2 确保预备役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现实要求 |
| 1.1.3 确保预备役部队血脉永续、根基永固、优势永存的内在要求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点 |
| 第二章 新时代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指导理论及相关学科理论 |
| 2.1 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论述 |
| 2.1.1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作用 |
| 2.1.2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任务 |
| 2.1.3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 |
| 2.1.4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 |
| 2.1.5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途径 |
| 2.2 新时代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本体理论 |
| 2.2.1 现象与本质 |
| 2.2.2 主体与客体 |
| 2.2.3 原则与方法 |
| 2.2.4 载体与运用 |
| 2.3 新时代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相关理论与方法 |
| 2.3.1 教育学相关理论与方法 |
| 2.3.2 心理学相关理论与方法 |
| 2.3.3 传播学相关理论与方法 |
| 第三章 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调查与分析 |
| 3.1 调查问卷的设计与质量分析 |
| 3.1.1 调查问卷设计的理论基础 |
| 3.1.2 调查问卷设计的内容结构 |
| 3.1.3 调查问卷的质量分析 |
| 3.2 当前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取得的成绩 |
| 3.2.1 现役军官具备较强的理论授课能力 |
| 3.2.2 预备役官兵参加理论授课态度积极 |
| 3.2.3 普遍使用互联网技术开展教育授课 |
| 3.2.4 相关指示决定和条令条例得到落实 |
| 3.3 当前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 |
| 3.3.1 教育计划难制定 |
| 3.3.2 教育时间难保证 |
| 3.3.3 教育内容难整合 |
| 3.3.4 教育环境难构建 |
| 3.3.5 教育效果难体现 |
| 3.3.6 教育对象难掌控 |
| 3.3.7 方法手段难创新 |
| 3.3.8 预干能力难胜任 |
| 第四章 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4.1 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机遇 |
| 4.1.1 政治生态重塑为创新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
| 4.1.2 组织形态变革为创新构建了科学的领导组织 |
| 4.1.3 信息技术应用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平台 |
| 4.1.4 法规制度完善为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
| 4.2 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 |
| 4.2.1 长期和平环境带来严峻挑战 |
| 4.2.2 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
| 4.2.3 官兵成分结构带来严峻挑战 |
| 4.2.4 意识形态斗争带来严峻挑战 |
| 4.2.5 网络技术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
| 第五章 新时代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思维理念创新 |
| 5.1 着眼信息网络深度发展,牢固树立互联网思维 |
| 5.1.1 坚持以人为本,强化用户意识 |
| 5.1.2 抓好分析预测,强化数据意识 |
| 5.1.3 实现技术共享,强化平台意识 |
| 5.1.4 注重资源整合,强化效率意识 |
| 5.2 着眼职能使命变化拓展,牢固树立强军胜战理念 |
| 5.2.1 深化党管武装教育,强化政治意识 |
| 5.2.2 深化国家安全教育,强化职能意识 |
| 5.2.3 深化国防法治教育,强化责任意识 |
| 5.2.4 深化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教育,强化备战意识 |
| 5.3 着眼增强教育时代性感召力,牢固树立大政工理念 |
| 5.3.1 军地党委统领,强化大局意识 |
| 5.3.2 部门齐抓共管,强化协同意识 |
| 5.3.3 践行群众路线,强化群众意识 |
| 5.3.4 增强业务能力,强化本领意识 |
| 第六章 新时代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模式和指导方式创新 |
| 6.1 遵循客观规律,坚持依法施教 |
| 6.1.1 遵循“双重领导”的客观规律 |
| 6.1.2 遵循互联网深度融合的客观规律 |
| 6.1.3 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
| 6.2 严密组织实施,抓好教育落实 |
| 6.2.1 抓好与“教”有关的工作 |
| 6.2.2 抓好与“学”有关的工作 |
| 6.2.3 抓好与“做”有关的工作 |
| 6.3 坚持基本制度,完善教育机制 |
| 6.3.1 计划制度 |
| 6.3.2 准备会制度 |
| 6.3.3 教育骨干培训制度 |
| 6.3.4 宣传日制度 |
| 6.3.5 检查考评制度 |
| 第七章 新时代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手段创新 |
| 7.1 完善两种“隐性”教育法,让预备役官兵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 |
| 7.1.1 把握人员集中时机,发挥军营文化熏陶作用 |
| 7.1.2 提高宏观调控能力,实现群众性自我教育 |
| 7.2 改进三种“显性”教育法,让预备役官兵在正面灌输中接受教育 |
| 7.2.1 发挥物质精神体制优势,实现部队家庭社会共育 |
| 7.2.2 注重增强课堂互动,改进灌输教育方式 |
| 7.2.3 把握时机主动作为,做好随机教育启发 |
| 7.3 健全三种“显性与隐性相结合”教育法,让预备役官兵在情感交融中接受教育 |
| 7.3.1 汲取社会媒体资源,做好新闻舆论引导 |
| 7.3.2 发挥军地网络优势,开展网络互动教学 |
| 7.3.3 做好典型挖掘工作,发挥激励警示作用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附录(一) 预备役战士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现役军官调查问卷 |
（10）新疆兵团团场管理体制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方面 |
| 1.2.2 国内研究方面 |
| 1.3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创新 |
| 1.4.1 主要研究内容 |
| 1.4.2 本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兵团团场概念 |
| 2.1.2 体制的概念 |
| 2.1.3 管理体制的概念 |
| 2.1.4 兵团团场管理体制创新 |
| 2.1.5 本文对兵团团场管理体制研究范围的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制度变迁理论 |
| 2.2.2 产权理论 |
| 2.2.3 创新驱动理论 |
| 第三章 兵团团场管理体制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
| 3.1 团场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 |
| 3.1.1 以“军”为主的部队体制时期（1949年10月至1954年10月） |
| 3.1.2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时期（1954年10月至1975年3月） |
| 3.1.3 农垦总局时期（1975年3月至1981年12月） |
| 3.1.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时期（1982年1月至今） |
| 3.2 团场管理体制改革的制度变迁分析 |
| 3.2.1 团场管理体制变迁的路径依赖 |
| 3.2.2 团场管理体制改革的制度变迁的方式 |
| 3.3 团场管理体制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分析 |
| 3.3.1 现有团场管理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
| 3.3.2 现有团场管理体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分析 |
| 3.3.3 现有团场管理体制对新疆稳定的影响分析 |
| 3.4 团场管理体制存在问题 |
| 3.4.1 兵团团场行政管理体制存在问题 |
| 3.4.2 兵团团场经济管理体制存在问题 |
| 3.4.3 兵团团场社会管理体制存在问题 |
| 3.4.4 兵团团场维稳戍边体制存在问题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兵团团场管理体制创新理论框架与思路 |
| 4.1 兵团团场功能重新定位 |
| 4.2 新形势下团场管理体制创新目标 |
| 4.3 团场管理体制创新思路 |
| 4.4 团场管理体制创新内容 |
| 4.4.1 行政管理体制 |
| 4.4.2 经济体制 |
| 4.4.3 社会管理体制 |
| 4.4.4 维稳戍边体制 |
| 4.5 团场分类管理体制改革的提出 |
| 4.5.1 实践依据 |
| 4.5.2 理论依据 |
| 4.5.3 分类管理的必要性 |
| 4.5.4 团场分类研究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疆兵团团场管理体制改革绩效分析 |
| 5.1 改革试点团场运行情况调研简介 |
| 5.1.1 实地调研 |
| 5.1.2 问卷调研 |
| 5.2 调研结果分析 |
| 5.2.1 行政职能转变方面 |
| 5.2.2 经济体制改革方面 |
| 5.2.3 社会管理方面 |
| 5.2.4 维稳戍边方面 |
| 5.3 兵团改革试点团场绩效评价体系设计 |
| 5.3.1 有关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研究 |
| 5.3.2 评价指标体系指标设置原则 |
| 5.3.3 评价指标体系构成 |
| 5.4 主观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优化 |
| 5.4.1 结构方程模型 |
| 5.4.2 模型的构建及其实现 |
| 5.5 确定指标体系权重 |
| 5.5.1“客观”评价指标体权重设计 |
| 5.5.2“主观”评价指标体权重设计 |
| 5.6 改革试点团场管理体制运行绩效评价过程 |
| 5.6.1 改革试点团场管理体制运行绩效客观评价过程 |
| 5.6.2 改革试点团场管理体制运行绩效主观评价过程 |
| 5.7 改革试点团场管理体制运行绩效总体评价与问题分析 |
| 5.7.1 改革试点团场管理体制运行绩效的总体评价 |
| 5.7.2 改革试点团场管理体制运行过程中的问题分析 |
| 5.8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兵团团场管理体制创新典型案例 |
| 6.1 团场行政管理体制：“团镇合一”模式探索 |
| 6.1.1 主要做法 |
| 6.1.2 主要模式 |
| 6.1.3 实践经验与启示 |
| 6.2 团场经济管理体制：团场经营性公司探索 |
| 6.2.1 主要做法 |
| 6.2.2 实践效果 |
| 6.2.3 经验与启示 |
| 6.3 团场社会管理探索：以七师125团为例 |
| 6.3.1 主要做法 |
| 6.3.2 实践效果 |
| 6.3.3 经验与启示 |
| 6.4 团场维稳戍边探索：以第十师185团为例 |
| 6.4.1 主要做法 |
| 6.4.2 实践效果 |
| 6.4.3 经验与启示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完善团场分类管理体制创新措施 |
| 7.1 不同团场行政管理体制创新措施 |
| 7.1.1 经济发展型团场 |
| 7.1.2 维稳戍边型团场 |
| 7.1.3 行政管理体制创新配套措施 |
| 7.2 不同团场经济管理体制创新措施 |
| 7.2.1 经济发展型团场 |
| 7.2.2 维稳戍边型团场 |
| 7.2.3 生态型团场 |
| 7.3 不同团场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措施 |
| 7.3.1 经济发展型团场 |
| 7.3.2 维稳戍边型团场 |
| 7.4 不同团场维稳戍边体制创新措施 |
| 7.4.1 经济发展型团场 |
| 7.4.2 维稳戍边型团场 |
| 7.5 进一步完善改革配套措施 |
| 7.5.1 积极化解团场负债问题 |
| 7.5.2 推进“兵师团”三级系统性、整体性改革 |
| 7.5.3 健全相关制度 |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 8.1 全文总结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 导师评阅表 |
四、加强流动民兵管理 促进民兵工作落实（论文参考文献）
- [1]明代募兵制研究[D]. 王慧明.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D]. 张瑜. 山西大学, 2020(01)
- [3]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研究[D]. 林高松. 武汉大学, 2020(04)
- [4]南昌市民兵组织研究（1949-1966）[D]. 刘杰.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0)
- [5]内蒙古边境地区演变研究 ——以乌拉特地区为主（1911-2014）[D]. 乌云. 内蒙古大学, 2019(05)
- [6]《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D]. 乔傲龙. 山西大学, 2019(02)
- [7]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8]当好党管武装掌舵人[J]. 姜英宇. 国防, 2019(01)
- [9]新时代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D]. 李威. 国防科技大学, 2018(01)
- [10]新疆兵团团场管理体制创新研究[D]. 曹建飞. 石河子大学, 2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