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执行委员会令第12号——关于战争紧急动员令

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二号命令——关于战争紧急动员令（论文文献综述）

张生^[1]（2021）在《论国民革命的起源（1920—1925）》文中研究表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是二十多年后的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漫长的历程,得出的结论。（1）俄国人的路,是俄国人先走出来的。如何被中国人接受,成为中国人的路?这是一个极为宏大、极为长期、极为复杂、极为精细的系统工程。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国人"走俄国人的路"的主体。她的诞生、发展和壮大,是实践俄国之路的关键。其过程,已经有非常多的论述。其中,她几乎一诞生,就被设定要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合作,以完成革命的第一步。

张磊^[2]（2021）在《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文中认为对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而言,无论接收东北或统治东北,莫不以沈阳为大本营,沈阳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东北的军事政治重心。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东北所进行的接收重建工作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教育接收重建不仅具有特殊性,而且其成败影响人心向背和政权兴亡。本文研究时段集中在1945-1948年,研究地域集中在沈阳市,旨在运用档案、报刊等文献史料,重点考察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同时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严重危机,进而揭示国民党以教育为其内战服务的本质以及国民党在国共东北争夺中失败的历史必然性。除绪论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阐述抗战胜利后沈阳市教育接收的背景。抗战胜利后中共鉴于沈阳市重要的战略地位,先于国民党进驻沈阳。中共撤出沈阳后,国民政府派出董文琦等人于1945年12月底到达沈阳,直到1946年3月13日,驻沈苏军全部撤离,国民党军进驻沈阳,才开始正式接收。受日本十四年殖民统治,沈阳市教育呈现畸形发展状态,后又经苏军抢掠,各学校建筑设备饱受摧残。第二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接收的政策与实施。为指导东北教育接收,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东北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通过《接收东北教育事业决议案》,国民党辽宁省政府也相继颁布各类学校复员暂行办法。辽宁省教育接收工作由东北敌伪事业物资统一接收委员会辽宁省分会教育组负责,该教育组由教育部东北区特派员办公处及辽宁省政府共同派员组成,专科以上学校由处派员接收,中等以下学校由省市派员接收。沈阳市教育接收工作逐次推进大体完成,但在接收中无论是中小学还是高等院校,都面临着经费短缺、师资不足、校舍残破、校具不全、教材匮乏等问题,尤其在高等教育方面,在东北临大学生分发过程中,由于东大开学日期未定,致使千余有为青年棉衣无着、煤斤无源、课业荒废,给教育重建带来极大困难。第三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初等教育的重建。接收后国民党沈阳市划定教育辅导区设置国民学校,进行教材编审和课程的重新设置,但仍存在较多的问题。在国民党沈阳市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文化支出以22.75%居于第二位,不仅并未达到市县不得少于35%的规定,且不及保安警察支出47.86%的一半,这与蒋介石喊出的“抗战时期,军事第一;建国时期,教育第一”的响亮口号严重不符。国民学校通过周会、课程内容、壁报等形式对学生进行“戡乱”教育,教育为内战服务的目的昭然若揭。献校运动口号喊的轰轰烈烈,最终结果却是徒有虚名,每区试办两保国民学校的计划也未能实现。受战乱影响失学儿童日益增多,政府措施失当收容效果甚微。由于叙级未定1946年国民党沈阳市政府仅向教员发放维持费等生活补助,同时向学生征收尊师米。但维持费极其微薄,且存在拖欠发放、公教人员不平等问题。教员叙级甄审工作办理完竣后所发薪俸虽有增加,但仍不及物价升腾之速,教员生活难以为继,引发请愿罢教斗争。第四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中等教育的重建。战后东北青年失学过多亟待收容,国民政府教育部筹办了大学先修班,国民党辽宁省设立临时中学,沈阳市接办东北青年中学并筹办暑期补习学校,并制定公立中等学校公助生暂行办法以及奖助金办法等。但中等教育重建中最大的问题是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致使奖助金有名无实,教育救济收效甚微,教学设施匮乏,教师薪俸低微。甚至个别校长贪污公款以及一些教员教学无力、师德败坏等事件也屡有发生。为扭转军事战场颓势及补充兵源,国民党对沈阳市高中以上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初中以下学生实施童子军训练。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举办冬令营,动员学校组建青年工作队,为实施“戡乱”服务,其结果是教育环境更加恶化。第五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重建。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院校的复员重建方式有回迁国立东北大学、接收国立沈阳医学院,以及创办私立东北中正大学、私立辽东学院、私立辽宁医学院和辽宁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国民政府教育部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支出捉襟见肘,教学设备奇缺,教职员待遇微薄。在教师管理上存在任人唯亲,师资不齐,教授缺少。教育部所欠学生公费不能全部下拨,学生生活难以为继。教育部实行奖学金制度,但因为奖学金名额数量较少,引起学生的抗议和不满。加之战后东北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具有强烈爱国情怀和政治敏感性的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第六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社会教育的重建。为推行社会教育,在沈阳设置的社教机构有民众教育馆、图书馆、民众学校、学校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以及国民教育研究会等,这些社教机构相互配合,对民众实施识字教育、注音符号教育、电化教育、国民体育等。受经费限制沈阳市社会教育的推动十分困难,电化教育的器材设备不仅严重缺乏,对社会教育的人才培训也仍显不够。结语部分,对沈阳市教育接收与重建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总结。在教育接收中缺乏计划,并以军方和政治势力插手为主要特征。在教育重建中由于国民党在东北率先挑起内战,导致战后物价飞涨,经济殆于破产,教育经费被军事挤占,失学儿童和青年益众,种种弊端致使教师学生对国民党政权的离心力加速运转,并将政治信任投向了共产党一方,加速了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灭亡。

庞振宇^[3]（2021）在《苏区时期的工作队制度及其实践》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作队,是指由上级派到下级在特定时间段执行具体任务的工作小组。由于我们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临的任务不同,组建工作队的方式、工作队的性质、工作内容、工作重点等也随之有所不同,因此在历史文献中工作队也有着不同的名称,如特派员、指导员、工作团、突击队、工作组等。工作队虽然具有临时性,是非常规的组织机制,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也有着相对一致的制度性规范。从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有了派驻工作队的制度性安排。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已较为系

袁礼华,应琦^[4]（2021）在《中央苏区群众运动反腐败的基本特点和重要启迪》文中研究指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空定位,是具体考察腐败与反腐败的必要前提和基本原则。始终被国民党军阀封锁、"围剿"的中央苏区,腐败是从内部危害红色政权生存和帮助敌人"围剿"的最大的消极因素。在中国共产党和临时中央政府领导下,中央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反腐败斗争,其基本特点包括:群众运动反腐败反对"一切官僚腐化贪污浪费消极怠工份子",群众运动反腐败贯穿于一切运动和工作中,群众运动反腐败"是执行苏维埃一切战斗任务不可分离的部分"。其反腐败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启迪是:"让人民监督权力"是反腐败的标本兼治之策。

卢泽如^[5]（2020）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国共产党首次建立国家形态的苏维埃政权,由于在赣南、闽西根据地内有着相对安全稳定的活动空间,纪念活动得以蓬勃发展。中国共产党借由纪念活动这一重要载体,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同时也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与新生苏维埃政权的良好形象,建构集体记忆,强化人们的历史意识,推动妇女解放运动,极大地宣传鼓动民众投身革命和生产运动中,为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国民党的谣言散布以及“围剿”战争的步步紧逼,中共举行纪念活动既是协调中苏关系,赢得国际支援的需要,也是构建政权合法性,推广成功样本,表达政策方针,整合各方资源,建构集体记忆,最大程度地凝聚人心和人力来壮大革命根据地,打赢反“围剿”战争的需要。这个时期的纪念活动已经形成比较固定的活动方式,活动形式十分丰富,大致分为五种不同类型的纪念方式:会议纪念、文本纪念、行为纪念、艺术纪念、空间纪念,包括群众集会、示威游行、纪念文章、专刊特辑、通电、演讲、标语、口号、修建纪念设施、举办纪念展览、出版墙报壁报、散发纪念传单等等。这些纪念形式并不是独立开展的,而是交织进行,各具特色,共同发挥作用。中国共产党出于对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全面的政治考量,选择了一些具有强大影响力和政治感染力的纪念对象。纪念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对重要人物的纪念,比如对马克思、列宁等的纪念;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比如对十月革命、广州起义等的纪念;对重大节日的纪念,比如对“五一”劳动节、“三八”妇女节、“八一”建军节等等。尽管这个时期的纪念活动开展仍处于探索阶段,存在着不足之处,但是大量纪念活动的开展还是为中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鲜明特点。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纪念活动为当代纪念活动的组织和开展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李国亮^[6]（2020）在《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遏制和最后击败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扩张,在反对国际绥靖主义、争取苏联及世界人民援助、推动英美加入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发展东方各民族反侵略统一战线等的过程中形成的统一战线思想。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的指导下,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思维及中国国内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后,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国际统战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际统一战线的理论是其理论内核、根系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智慧则是其内在气质、文化土壤。国民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内统战工作的经验、教训为其提供了实践基础。此外,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也并非一成不变,在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动及相互作用下,它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瓦窑堡会议召开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其思想具体表现为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到苏德战争爆发,其思想表现为组织国际反帝统一战线;从苏德战争爆发到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其思想体现为重建、坚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由于英法在远东均有保全殖民地的意图,美日在经贸上又有密切往来,这些国家对日本的侵略扩张皆采取了妥协与绥靖的态度。从批评美国孤立主义者“不应隔岸观火”、批评英国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就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到揭露英日东方慕尼黑阴谋是完全损人利己的“坐山观虎斗”,再到揭穿、反对日美策动的东方慕尼黑新阴谋、严密关注美日谈判进程,奉劝美国不应与日本订立任何妥协,上述一系列实践均体现了毛泽东在国际安全问题上期望各国能够同舟共济,反对以邻为壑。抗战时期,毛泽东正确处理了同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首先,终止从属关系,实现独立自主。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中共党内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得以树立和巩固,其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呈现出逐渐弱化的趋势（尽管这种弱化并不妨碍双方继续保持基于相同意识形态而产生的特殊关系）。其次,毛泽东也极为关注苏德战局的发展,并根据苏德战况灵活调整国共关系。抗战时期的国、共、苏、美三国四方是处在一种相互咬合的链条关系中。这一链条包含三个要素:欧战态势、日苏关系、国共关系。作用机制则为:欧战态势影响日苏关系,日苏关系又进而影响国共关系。因此,毛泽东关注苏德战况就是关注中共自身的生存、发展状况。再次,毛泽东在对苏联及共产国际开展的国际统战活动中突出体现了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在苏德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向其提供了情报和军事等方面的援助。最后,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重心经历了由苏到美、由美到苏的转换过程,表明毛泽东抗日国际统战思想并非缺乏现实主义的逻辑。抗战时期,毛泽东对美国的认知随局势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美国的形象认知实现了由帮凶到盟友的转变。皖南事变后,美国在调解国共冲突上的举动一度给毛泽东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由此他逐渐将国际统一战线的重心置于美国,不仅主动邀请中外记者团及美军观察组来延,而且在军事、政治上与之展开密切合作,取得了一些成果。中共七大期间,随着美国对华政策日趋反动,毛泽东的对美统战策略也随之发生转变,即由刚开始的团结为主、斗争为辅转为斗争为主、团结为辅。抗战时期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发展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揭示出中国民族解放经验对其他国家革命具有重要引领、示范作用。此外,他还关心、支持、指导在华日本人民开展反战斗争,不仅阐述了运动的必要性、可能性、发展规律,而且提出了一系列争取日本士兵及宽待俘虏的办法,并大力援助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来华开展反战工作。抗战时期毛泽东关注国际政治、军事局势乃是一种常态,他的很多决策都基于此。本文选取了三个极富代表性的案例来对此进行分析。第一,认同、支持同盟国的反法西斯世界战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社会舆论围绕反法西斯世界战略问题展开过数次论战,借此可管窥这三种声音在当时社会的横向互动、竞争。此外,本文在论证毛泽东对欧洲第二战场开辟问题的关注时,特别就中共“今年打垮德国,明年打垮日本”口号的出台、调整、废止,中共中央与各根据地的互动过程作了详细考察,揭示出了抗战时期中共决策、执行机制的复杂性。第二,关注、回应同盟国高层会议。抗战时期,面对同盟国间的高层互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未沉默,其在关注、评论的同时,于决策层面也给出了相应的应对之策。第三,关注、参与联合国创建事宜。本文通过考察毛泽东对联合国创建过程中的一系列标志性事件的评价,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对联合国创建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登上国际舞台,面对国际形势剧变,毛泽东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经验、原则灵活运用到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构建、实施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创新。具体而言,其方法论原则可概括为:既要广泛联合,又要区别对待;以必要的斗争,求必需的团结;坚持原则性,讲究灵活性;立足自力更生,努力争取外援;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两条统一战线,相互促进配合。毛泽东通过建立、驾驭抗日国际统一战线,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发展及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也为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纵横捭阖、折冲尊俎提供了正确的战略指导。具体而言,其历史意义可概括为: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及谣言,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力;抑制国民党反共摩擦,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共争取到了外援,加速了抗战胜利进程;战略配合盟军作战,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积累了经验、培育了人才、奠定了基础。新时代条件下,争取有利外部环境的共同诉求使得我们今天学习借鉴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成为必要。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中蕴含的外交智慧及方法论原则为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原则性指导,也为新时代谋求合作共赢,促进地区和平提供启发性思考,更为当前应对美国贸易霸凌主义提供方法论支撑。因此,回顾研究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为新时代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把握世界前进大势提供了重要启示。

王天丹^[7]（2020）在《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文中研究表明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所在地。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边区成为中共军队的指挥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边区地处黄河西岸,扼守日军进攻大西北的要道,其独特的军事战略地位,使之成为日军进攻的重要军事目标。为抗击日军,消灭土匪,取得反磨擦斗争胜利,边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而加强军事建设,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加强边区防卫力量,确保边区安宁,赢得抗战胜利的重要举措。为加强边区军事建设,中共首先建立了边区武装力量,为边区和中共中央的安全提供了可靠的军事力量。八路军主力部队奔赴华北抗日战场后,边区防守力量薄弱,为加强边区防卫力量,中革军委、中共中央决定组建边区驻军留守部队,成立留守兵团,编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统一指挥边区八路军留守部队,保安部队和地方民众抗日武装组织（主要是自卫军和少先队）,形成了八路军正规部队、保安部队和民众抗日武装（主要是自卫军和少先队）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格局。边区武装力量和组建和政变,为保卫中共中央和确保边区安宁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武装力量。为解决八路军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政干部缺乏的问题,中共建立了抗大及有关军事院校,为八路军、新四军培养了一批急需的军事和政治干部,为中共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干部保证。为提高边区部队战斗力,开展了军事教育和大练兵运动,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模范,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被中共中央军委表扬,并将其经验批转全军学习推广。以上举措为取得河防、剿匪、反磨擦斗争的军事胜利,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模范区奠定了基础,巩固了中共局部执政的历史地位。为防止日军西犯边区,进攻大西北,八路军专门成立河防部队,在八路军的配合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挫败了其进犯边区和进攻大西北的企图,为创造模范根据地创造了条件。针对国民党军队对边区发动进攻和反磨擦事件,边区部队打退了其进攻,取得了反磨擦斗争的胜利,结束了国共两党政权并立的局面,实现了政令和军令的统一,使边区抗日民主政权成为唯一合法政权,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模范区奠定了基础,巩固了中共在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局部执政的历史地位。为加强军队后勤建设,中共建立和开展了军工生产,发动了大生产运动和“双拥运动”,为八路军提供了武装装备保障,解决了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增强了中共局部执政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为给八路军提供作战需要的武器装备,中共中央军委在边区成立了军事工业局,组建了一系列军工厂,研发和生产了武器弹药,开展了赵占魁运动,逐渐扩大了生产,为部队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保证了部队作战需要。为解决边区和部队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边区部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增加了粮食和工业品的生产,展开了打盐运盐及食盐等出口,以换取边区急需的战略物资,增加了边区财政收入,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稳定了边区物价。为解决边区工作中暴露出的党政军民关系不协调的问题,开展了双拥运动。经过整风,中共实现了对边区部队的一元化领导,落实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形成了中共军队政治工作的新成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和中共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为克服边区部队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军阀主义与教条主义倾向,边区部队认真学习,经过整风,克服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形成了以中共中央西北局为首的一元化领导,落实了中共中央“九一”决定,增强了党政军民的团结,为巩固抗日根据地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总结经验,推广全军,在毛泽东支持下,将边区部队的整风经验成果写成《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形成了党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历史性文献,与古田会议并列,多次下发全军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了中共全党全军对毛泽东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正确认识,肃清了王明错误思想及其他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危害,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总结形成了中共武装斗争的理论和指导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共领导军事工作,进行武装斗争的宝贵财富和强大的思想武器,为中共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指明了方向,对建国后军队和国防建设产生了极大影响,至今仍是全党全军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

李珂杨^[8]（2019）在《民国时期女童子军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女童子军组织是民国时期我国最大的青少年女性教育团体,最早由上海仓圣明智女子中学创办。从1919年到1949年,民国时期的女童子军教育共走过三十年的历程,并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北洋政府时期,全国童子军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中央政府也对童子军教育不加干涉。因此各地童子军办理情况不一,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制度和管理办法,全国童子军教育呈现出自主性、分散性的特点,政治色彩较弱。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统一办理童子军教育,不仅成立了全国性的领导机构、制定各项组织条例,还规定初中必须实行童子军教育。在童子军党化的过程中该种教育呈现出强制性、系统性的特点,政治色彩大大加强。虽然女童子军在三十年发展历程中始终没有独立的领导机构,但却逐渐拥有了独立的女童子军团,单独的登记制度,专属的制服和专为女性设置的课程内容。广大女性儿童通过参加各种户外活动和从事各类社会服务提高了身体素质,培养了自身的独立意识和服务精神。并通过与世界各国女童子军的交往,开拓了视野,建立起女童军间的深厚情谊。女童子军教育使女性逐渐摆脱传统社会带给女性的桎梏,她们开始走出家庭,并将自己看作国家的一份子,承担起家庭与社会赋予她们的双重责任。在当时,女童子军教育弥补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不足,推动了近代妇女的解放运动;在现代,女童子军教育中蕴含的德育为先、学生本位、重视实践的教学思想与自主探索、团队合作为主的教学方法也对当今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具有借鉴意义。

张文魁^[9]（2019）在《权力互动与政治分流 ——大革命时期“恢复党权”运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三二○”事变后,国民党中央权力结构发生变动,至北伐前后,军事独裁体制已初步建立。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认为,自1924年国民党改组以后,建构的以党治国、以党治军的根本权力体制,因蒋介石以军权挟持党权而遭到扭曲和破坏。为了重建国民党党治体制,北伐兴起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一直进行着“恢复党权”的酝酿和努力。从“迎汪复职”运动的兴起到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的召开,再到1926年底至1927年初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设立,以国民党左派为主体的“恢复党权”运动逐渐进入实质性阶段。这场旨在重建国民党中央权威,限制、打击乃至于剥夺蒋介石个人军事独裁权力的运动,不仅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剧烈分化,而且对之后的国共政治走向及关系演进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这场运动不仅交织着党权与军权的较量、国民党右派与共产党的对立冲突,而且掺杂着国民党内部的争权夺利。1927年3月,在汉口召开了以国民党左派为主体的二届三中全会,大会以会议决议的形式实质性地削弱了蒋介石的权力,将“恢复党权”运动推向了高潮。当“恢复党权”运动所造就的权力对垒形成后,这场源于“内部”的权力冲突最终却演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共”运动,其结果直接导致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大革命的失败。本文试图将探究的重点放在“恢复党权”运动背后双向互动的权力博弈之中,将各方的矛盾冲突置于动态的视角下进行全面考察,从而揭示权力互动中矛盾是如何步步升级的,并试图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纠葛和政治冲突中寻找国共合作破裂之深层原因。

赵志浩^[10]（2019）在《从传统部落组织到现代权力组织的变迁研究 ——以祁连县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组织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本研究采用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知识,对以祁连县为中心的组织变迁展开研究。1949年以前,阿柔藏族部落组织长期是管理祁连县的主要权力组织;1949年以后,部落组织被取代,祁连县逐步建立了现代县—乡—村三级权力组织体系。从传统部落组织到现代权力组织是一次根本性的组织变迁。部落组织建立在传统型权威基础之上,基于对悠久规则与权力谱系的信仰;而现代权力组织建立在法理型权威基础之上,基于对已制定的规则之合法性的信仰,以及对根据这些规则发号施令者权力的信仰。由于合法性基础的根本差异,造成二者在诸多方面都存在显着差异,比如权力结构、运行规则、管理成员身份等,这些差异都是这一根本差异的具体表现。阿柔部落组织结构非常简单。纵向间,部落组织存在“金字塔式”的权力配置结构,形成基本层次（千户部落）—中间层次（百户部落）—最低层次（十户部落、帐圈）三个层次;横向间,部落组织没有形成不同职能分工的权力组织主体,部落组织集政治、经济、司法、军事等职权于一体。在部落组织的顶端,存在一个权威中心——千户,他是组织内部一切权力的来源。在组织内部,上下级之间存在严格的等级差异,这种差异是源自于组织成员的世袭身份。组织权力沿着上下级之间进行传导,最终到达部落组织的每一个成员。这条权力传输链条能够顺畅运行依靠于部落组织内部严格的惩罚机制。最终,在部落组织中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模式,即权力压迫模式。祁连县现代权力组织,是一套比较复杂的组织系统。纵向间,现代权力组织形成了县—乡—村三个层次;横向间,根据权力配置和职能分工的基本原则,建立了不同的权力组织主体。在县一级,设置了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县司法组织、县武装部、县群团组织等不同的权力组织;在乡（镇）一级,设置了乡（镇）党委、乡（镇）人大、乡（镇）政府、乡（镇）武装部、乡（镇）群团组织;在行政村一级,设置了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自治委员会和村民小组。除了这些正式的权力组织之外,祁连县还设置了议事协调性权力组织——“小组”。这些权力组织共同构成了祁连县域内以中国共产党为中枢的网络结构。在这种网络结构中,党的权力可以纵向延伸到底,横向延伸到边,从而实现对所有层级和不同种类的权力组织的绝对领导,所有其他权力组织依赖于党的组织而存在,围绕着党的组织而运转。本研究将这种权力结构和运行模式称为权力中枢模式。基于上述研究,本研究发现从传统部落组织到现代社会的县—乡—村各权力组织是一次根本性的组织变迁,也是当地社会组织系统的一次断裂,但是二者之间的耦合性,使组织变迁能够顺利完成过渡。与此同时,本研究还发现在基层社会中,虽然部落组织解体了,但是部落组织的部分管理规范却嵌入到祁连县现代村级权力组织之中。

二、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二号命令——关于战争紧急动员令（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二号命令——关于战争紧急动员令（论文提纲范文）

（2）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论文提纲范文）

（3）苏区时期的工作队制度及其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4）中央苏区群众运动反腐败的基本特点和重要启迪（论文提纲范文）

（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8）民国时期女童子军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权力互动与政治分流 ——大革命时期“恢复党权”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从传统部落组织到现代权力组织的变迁研究 ——以祁连县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二号命令——关于战争紧急动员令（论文参考文献）

• [1]论国民革命的起源（1920—1925）[J]. 张生. 团结, 2021(04)
• [2]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D]. 张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苏区时期的工作队制度及其实践[J]. 庞振宇. 党的文献, 2021(02)
• [4]中央苏区群众运动反腐败的基本特点和重要启迪[J]. 袁礼华,应琦. 廉政文化研究, 2021(01)
• [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研究[D]. 卢泽如.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20(08)
• [6]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D]. 李国亮. 湘潭大学, 2020(12)
• [7]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D]. 王天丹. 陕西师范大学, 2020(01)
• [8]民国时期女童子军教育研究[D]. 李珂杨. 宁波大学, 2019(06)
• [9]权力互动与政治分流 ——大革命时期“恢复党权”运动研究[D]. 张文魁.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10]从传统部落组织到现代权力组织的变迁研究 ——以祁连县为中心[D]. 赵志浩. 兰州大学, 2019(08)

标签：抗日战争;  国民政府;  中国近代史;  东北历史;  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