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卫生质量指数在公共场所卫生状况评价中的应用（论文文献综述）
郑文静[1]（2021）在《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工具的开发及应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背景:国家卫生城市是由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发起并评选的代表区域卫生环境及健康水平的国家级优秀城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是中国实施的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主要围绕影响人群健康的因素开展城市的社会综合治理,体现了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的城市组织管理水平、群众健康素质水平等方面的不断改善和提高。国家卫生城市的创建至今已有30年的历史,如何对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开展进行科学评估,及时发现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判断政策的预期效果是否得到实现,从而能有依据的对政策执行进行有效的调整,保证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一直是国内学者探讨的重点。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实施评估属于公共政策评估的理论范畴。公共政策评估是通过选择科学的评估工具促进政策科学化、民主化决策,有效评判政策价值,以决定该项政策是否延续、改变或者终结,提高政策执行质量。目前有关公共政策评估的模式,比较体系化的分类框架是德国学者韦唐（Evert Vedung）在1997年提出的,包括效果模式、经济模式和职业模式三大类,效果模式又分为了目标达成模式、附带效果模式、结果-无目标模式、系统单元-综合评估模式、顾客导向模式和利益相关者模式。其中“顾客”导向模式定位于政策的目标群体,目的是得出“顾客”（目标群体）对政策的看法。国家卫生城市创建30年来,国内学者从各地创建经验、方法研究、政策效果等方面开展了多方面的探索,评价的重点大多是基于国家卫生城市政策的效果评估模式,围绕政策制定者或者政策执行者的视角,对政策效果的客观结局指标进行评估,并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但从政策覆盖人群的角度,对国家卫生城市居民实际获得方面的测量,缺乏系统的评估方法和工具。目标群体的态度对于公共政策能否达到预期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居民获得感评估是中国对“顾客”导向模式下公共政策评估的全新尝试和探索。获得感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民众需求的满足状况,强调的是因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获得,以及利益得到维护和实现之后而产生的一种认知和情绪体验。“获得感”一词最早由习近平在2015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讲话中提出,“要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从此,获得感成为衡量中国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居民获得感评价强调目标群体的关心、期望和需求是否得到满足,体现了民主和参与。居民的价值标准是以个人利益为准,居民个人价值的多元化难以形成对政策总的看法,因此,获得感模式不能成为评估的唯一模式,但可以对客观评估起很好的补充作用。研究目的:本研究从国家卫生城市政策覆盖人群的角度,构建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开发相应的评估工具并进行应用研究,为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提供科学可靠的测量工具。研究方法:1.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理论框架的建立收集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实施以来国家层面发布的相关政策文本,利用文本量化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基于公共政策运行的政策周期理论,对国家卫生城市政策文本内容进行研究,分析国家卫生城市政策的时间演变规律,以及不同政策阶段的政策目标和评估重点,同时结合公共政策居民获得感的概念和内涵,从居民获得感的角度,建立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的理论框架。2.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工具的研制基于前期构建的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理论框架,针对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实施的主要措施,利用量表开发的的理论和方法,采用政策分析、文献研究、专家咨询、个人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和离散趋势法、临界比值法、相关系数法、因子分析法等定量的研究方法,确定量表的条目内容;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主成分分析法,构建量表的维度;利用信度效度评价的方法,从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半信度以及内容效度、表面效度、验证性因子分析等结构效度的评价方法,对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的评价。最终构建了一套适用于对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进行评估的量表,包括居民对政策措施认可程度的评估量表、居民对政策环境感知程度的评估量表和居民对政策实施效果满意程度的评估量表三方面,为后期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的客观测量提供信度和效度良好、具有可操作性的评估工具。3.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应用研究利用前期编制的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量表,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随机选取61个国家卫生城市,从居民对国家卫生城市政策措施的认可程度、建成环境的感知程度和政策实施的满意程度三个方面进行调查研究,从回收问卷合格率、问卷完成时间、问卷内容设置合理性等方面对量表的适用性和可行性进行快速评估,初步了解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的现状,同时采用多元多水平模型,从城市水平和个体水平两个层次探讨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1.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的理论框架本研究共纳入1989年以来国家卫生城市相关的政策文本119份,包括通知、规划纲要、决定、通报、意见、行动6种类型。基于公共政策运行周期理论,通过对国家卫生城市政策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家卫生城市自1989年开始实施以来,经历了以政策规划和内容调整为主的政策制定阶段、以命名和复审为主的政策执行阶段、以政策评价和再次定位为主的政策结果阶段,因此对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的评估,应该是包括以上三个阶段的全运行周期的评估。基于此,本研究界定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的内涵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政策规划阶段的居民获得感,体现为居民对政策内容的认可程度;第二个方面是政策执行阶段的居民获得感,体现为居民对政策建成环境的感知程度;第三个方面为政策结果阶段的居民获得感,体现为居民对政策实施的满意程度。2.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工具的编制本研究编制的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量表包括居民对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内容的认可度评价量表、对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建成环境的感知度评价量表和对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实施的满意度评价量表三方面,其中认可度评价量表包括4个维度共计20个条目,感知度评价量表包括5个维度共计22个条目,满意度评价量表包括4个维度共计20个条目。信度评价方面,认可度评价量表的Cronbach’s a系数为0.895,感知度评价量表的Cronbach’s a系数0.876,满意度评价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0,均大于0.8。各个量表维度方面,除了感知度量表城市基础功能（条目数=3;Cronbach’s a=0.593）、城市环境卫生（条目数=4;Cronbach’s a=0.533）、城市社会便利（条目数=2;Cronbach’s α=0.402）的Cronbach’s a系数小于0.6外,其他的量表不同维度的Cronbach’s a系数均超过0.65。利用Spearman-Brown分半系数计算两部分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的认可度评价量表、感知度评价量表和满意度评价量表的Spearman-Brown分半系数均大于0.7。效度评价方面,研究结果显示三个量表均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和表面效度。三个量表提取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均大于50%,除必要性评价量表中条目“A6.1垃圾分类收集”的因子负荷小于0.4,其他量表条目的因子负荷均大于0.4。路径系数分析结果显示,三个量表中所有的参数的P值均小于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每个量表均没有出现路径系数小于0.32的条目,且大部分条目的路径系数均大于0.5。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显示,三个量表的拟合优度指数均处于理想值范围内。3.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应用研究本研究共纳入2465份有效的调查问卷,回收问卷的合格率为89.4%,调查对象的平均答题时间为9.5分,94.08%的调查对象认为该问卷问题清晰,容易理解。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的总分为231.15±32.45分,居民对国家卫生城市获得感评价的认可度得分、感知度得分和满意度得分依次为88.01±9.35分、73.99±16.45分、69.14±13.24分。将各个得分按照标准分转换后,结果显示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中,认可度评价得分最高,为85.02分,其次为满意度评价得分,为61.42分,感知度评价得分最低,为59.08分。居民获得感影响因素研究方面,本研究在两水平随机截距的方差成分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多元多水平模型,从城市水平和个体水平两个层次对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拟合空模型结果显示,认可度得分、感知度得分和满意度得分的变异在个体水平和城市水平均有统计学意义。纳入解释变量后的模型拟合结果显示,认可度评价方面,主要的影响因素为学历、性别、年龄、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自评健康状况良好;感知度评价方面,主要的影响因素为可吸入细颗粒物年平均浓度、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居住类型为新型综合社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自评健康状况良好;满意度评价方面,主要的影响因素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可吸入细颗粒物年平均浓度、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居住类型为新型综合社区、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自评健康状况良好。研究结论:1.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理论框架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策规划阶段的居民获得感,体现为居民对政策内容的认可程度;二是政策执行阶段的居民获得感,体现为居民对政策措施落实和政策建成环境的感知程度;三是政策结果阶段的居民获得感,体现为居民对政策实施的满意程度。2.本研究编制的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评价良好,量表内容清晰、可接受度高,在实际应用中的可操作性、实用性强,可以对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进行有效的测量。3.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总体得分相对较高,其中居民对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内容的认可度得分最高,其次是政策实施的满意度得分,得分最低的是居民对政策建成环境的感知度得分。4.城市水平的影响因素方面,可吸入细颗粒物浓度、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等对居民对城市建设环境的感知度和满意度影响较大;个体水平影响因素方面,居民居住的社区类型、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和自评健康良好对居民的认可度、感知度、满意度评价都有不同的影响,而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仅对居民的认可度评价有影响。
宋子昕[2]（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研究表明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白雪[3]（2021）在《新疆伊犁州艾滋病综合防治效果评价指标体系探索与社会学评价》文中认为目的:构建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以下简称“伊犁州”）艾滋病综合防治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对新疆伊犁州艾滋病综合防治效果展开社会学评价;为促进艾滋病防治工作良性发展提供依据与建议。方法:采用德尔菲法经两轮专家函询修订形成新疆伊犁州艾滋病综合防治效果评价指标体系;运用TOPSIS法、综合指数法、功效系数法、WRSR法四种单一传统综合评价方法对三县市艾滋病防治工作展开评价,并采用基于离差最大化法和幂平均合成法两种组合评价方法对综合评价结果评价值及排序结果进行组合;在此基础上,利用系统状态描述的思想,对2010-2019年三县市艾滋病综合防治效果评价结果进行横向、纵向比较,旨在探讨促进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良性发展的举措。结果:新疆伊犁州艾滋病综合防治效果评价指标体系是采用德尔菲法经两轮专家函询修订形成,两轮专家积极系数分别为93.75%、100%;专家权威系数分别为0.79、0.83;重要性和可行性意见协调系数分别为0.559和0.464、0.724和0.751,各项系数均符合德尔菲法标准,最终确立了由6个一级指标,18个二级指标,34个三级指标构成的新疆伊犁州艾滋病综合防治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经现场实证研究证明该体系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与结构效度且信度可信,其Cronbach’s Alpha值为0.646。系统收集伊宁市、伊宁县、霍城县2010-2019年间艾滋病综合防治效果指标数据,采用四种传统综合评价方法对其艾滋病防治效果进行社会学评价,评价结果显示各评价方法结果间一致性较好,其Kendall’s W=0.697;运用基于离差最大化法与幂平均合成法对综合评价结果评价值与排序结果分别进行组合,事后检验结果显示组合评价结果与四种单一综合评价结果间相关系数均大于0.7,表明各评价结果密切相关。对评价结果的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纵向比较发现2010-2019年间新疆伊犁州三县市艾滋病综合防治效果呈逐年优化趋势,横向比较结果发现伊宁市艾滋病综合防治效果优于伊宁县与霍城县。结论:运用德尔菲法构建新疆伊犁州艾滋病综合防治效果社会学评价指标体系,利于卫生管理人员聚焦精力监测重点指标,助力提升艾滋病防治效果。评价结果显示新疆伊犁州已开展大量的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三县市艾滋病防治工作情况存在着一定差异,各县市可互相借鉴,取长补短,更好的促进伊犁州艾滋病防治工作良性发展。
杜海龙[4]（2020）在《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文中提出人类文明进入生态文明,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也进入崭新阶段。伴随着世界城镇化发展,城市人口需求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加,绿色生态化成为全球城镇化发展趋势。中国的城镇化是一场引领全球的规模最大、速度飞快的城镇化,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已经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这项运动不仅决定着中国的历史进程,更深刻影响着21世纪人类的发展。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迎来历史转折,全球治理体系正发生深刻变革,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首要挑战之一,绿色生态城市成为全球城镇化发展的理想目标。建立绿色生态城市的标准体系,为全球城市绿色生态化发展提供中国范式和标准引领,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事关人类共同命运。本文系统梳理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相关概念,辨析了绿色生态城市的内涵,论述了绿色生态城市的基本特征,完善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理论体系,并初步构建了“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基于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设计了ESMF比较矩阵,依托矩阵对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及中国的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开展了全面系统化的比较,寻求借鉴与启示。通过总结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及现存问题,结合我国城市发展新变化、新城新区新需求、城市更新领域等多方面的新挑战,明确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方向。在完善理论工具、全面比较借鉴和充分发掘问题三项基础工作之后,集合生态学、城市学和系统学的工具模型建立了绿色生态城区“钻石”评价模型,对我国现有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在价值导向、体系结构、评价内容和评价方法四方面进行了优化,并通过典型案例验证了相关评价模型和评价体系优化的适用性。全文共七章,内容介绍如下:第一章:结合人类文明发展,中国及全球城镇化发展阶段,当今世界格局巨变等现实需求,论述了开展绿色生态城市标准体系建设的必要性。综述了国内外绿色生态城市及其评价标准的研究现状,明确了研究目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技术路线。第二章:对绿色生态城市相关概念进行梳理,就绿色生态城市的内涵与基本特征进行辨析,论述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理论基础,应用系统工程的方法论从目标准则、结构组织、运行机制三个维度构建了“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第三章:在“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的基础上,从层次分析出发设计构造了ESMF比较矩阵,从宏观环境、评价体系、机制保障和模式特征四个维度对英国BREEAM Communities,美国LEED-ND、LEED-Cities and Communities,德国DGNB UD,日本CASBEE UD、CASBEE Cities,中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GBT51255-2017展开全面系统化对比,通过比较研究寻求启示与借鉴,用于指导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第四章:全面总结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及现存问题,结合我国城市发展的主体、模式和逻辑变化的时代背景,深入剖析我国新城新区建设和城市更新领域对绿色生态城区发展提出的新挑战,以问题和挑战为导向明确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方向。第五章:提出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原则和优化目标,建立了绿色生态城区“钻石”评价模型。在现有国家评价体系基础上,补充完善了“城区治理”、“生活质量”、“创新智能”和“过程管理”四方面评价内容;在评价方法上细化城区类别与指标权重;在评价结果的表达上,提供了直观的得分罗盘图、钻石模型雷达图。第六章:以中新天津生态城等城区为实例,验证以上评价内容的补充完善、评价方法的优化提升和“钻石”评价模型的适用性。第七章:总结了本文的主要工作,并展望绿色生态城区建设及评价标准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刘逸舟[5]（2020）在《基于西安居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安全生活评价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安全是基本的民生保障,居民安全生活是衡量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方面。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安全生活领域的矛盾日益凸显,安全事件在生产、交通、食品、药品、公共卫生以及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频发,中国居民安全生活在各个方面都面临着新的挑战。本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出发,厘清美好生活需要的安全内涵。在此基础上,选择具有典型性的评价指标,构建了居民安全生活评价指标体系,使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并采集统计数据,对我国九个代表性城市进行了居民安全生活测评和对比。测评结果显示,居民安全生活总体状况排名依次为,北京、成都、哈尔滨、兰州、广州、西安、上海、武汉、郑州。本文进一步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获取西安市居民对安全生活状况的直接评价和反馈。进而结合评价指标体系模型测评结果与调研结果,对西安市居民安全生活状况进行进一步分析。分析表明,西安市自然安全、饮用水安全和人身安全状况最好,测评结果和居民满意度均较高;空气质量、社会治安中的信息安全和财产安全状况相对较差,测评结果和居民满意度相对偏低;其他方面情况基本较好,也各有提升的空间。结合测评结果和问卷调查结果,本文归纳出以西安市为代表的居民安全生活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原因包括:居民安全生活领域新旧矛盾叠加,城市发展理念转变阵痛犹存,社会治理模式滞后于时代需求、落后于先进水平,社会法治化水平不高、法治精神未深入人心,安全责任感不强、安全宣传和教育不足。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了以下提升居民安全生活质量的对策建议:善用发展机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握社会矛盾变化,推进安全生活领域供给侧改革;以生态经济为引领,树立“绿色”发展新理念;与时俱进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全面推进新时代法治建设;加强安全宣传和教育。
王骏钦[6]（2020）在《国家卫生城市的长期影响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文中认为背 景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是新时期爱国卫生工作的主要形式之一,是中国特色的健康城市建设行动。通过国家卫生城市创建这一宏观政策干预,从而对影响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既往的研究中缺乏对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对城市环境、社会发展和人群健康的长期影响研究,通过建立一套长期影响评价指标体系,为后续的相关研究提供科学依据和方法学参考。目 的本研究通过对国家卫生城市的现况和标准进行研究,筛选适宜指标,建立一套科学合理,量化可行的国家卫生城市的长期影响评价指标体系,为下一步开展卫生城市评价工作提供评价工具。方 法通过收集1989～2019年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对中国卫生城市命名资料,描述我国卫生城市分布特征,提供研究背景依据。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分析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标准,构建国家卫生城市的长期影响评价指标框架。通过专题小组讨论,形成评价指标池。采用德尔菲法,建立国家卫生城市的长期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检验指标体系的可操作性。结 果国家卫生城市的覆盖率为43.38%,其中东、中、西3个地区国家卫生城市覆盖率分别为54.36%、32.31%和40.63%。两轮德尔菲法专家积极系数分别为94.44%和100%,协调系数分别为0.2729（P<0.001）和0.2774（P<0.001）,权威程度分别为0.86和0.87,克朗巴赫α系数分别为0.919和0.947。第一轮专家咨询删除了 7个三级指标,增加3个二级指标和13个三级指标,修改了 4个二级指标和6个三级指标;第二轮删除了 7个三级指标,1个二级指标。最终建立了包含环境卫生水平、社会发展水平和人群健康水平3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41个三级指标的国家卫生城市的长期影响评价指标体系。结 论本研究建立的国家卫生城市的长期影响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涵盖的内容全面,指标可及性较好,能有效对卫生城市的长期影响进行客观评价,具备一定的科学性和可靠性,能为评价国家卫生城市对环境卫生水平、社会发展水平和人群健康水平的长期影响提供技术支持。结合我国卫生城市创建的现状情况,要深入开展卫生城市创建工作,加强对创建工作的监测和考核。建立统一的信息资源平台,利用信息化手段,收集卫生城市影响评价涉及的指标数据资料,探究卫生城市对环境卫生、社会发展和人群健康的影响。为中西部更为积极全面的开展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活动提供政策依据,提升全国创建覆盖率,以实现健康中国2030规划目标。
教育部[7]（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研究说明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王思成[8]（2020）在《风险治理导向下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滨海城市兼具高经济贡献度与高风险敏感度,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升,有赖于对复杂且多样化“城市病”风险的源头管控。而当前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偏重空间与设施的被动应灾,缺乏动态风险治理技术支撑,导致防灾能力认知不清、“平灾结合”缺失、多规衔接困难等现实矛盾,工程性综合防灾体系亟待引入精细化风险治理思路进行拓展与完善。论文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智慧技术的滨海大城市安全策略与综合防灾措施研究》（13&ZD162）的支撑下,以安全风险治理为导向,探究滨海城市传统综合防灾规划体系的重构路径。全文按“发现问题--聚焦困难--寻找办法--应用反馈”的思路展开,在风险治理与防灾规划两大重要领域之间,构建耦合风险识别、评估与管控体系的综合防灾规划研究框架,将风险治理技术的应用,由规划前期分析,拓展到从编制到实施的全过程。通过理论探索、规划溯源、路径细化,辨析滨海城市安全风险机理特征,论证综合防灾规划困境及其重构路径,组建融合多元主体的风险评估系统,提出差异性防灾空间规划策略,达到摸清滨海城市安全风险底数、准确全面风险评估、提高综合防灾效率的目的。在风险治理理论探索层面。运用灾害链式效应分析方法,从物质型灾害和风险治理行为的“双视角”建立了滨海城市安全风险机理整体认知路径。由传统物质灾变能量的正向传递转为风险治理行为的反作用力研究,创建了风险治理子系统动力学模型,揭示出风险治理行为在应对物质型灾害“汇集-迸发”式的灾变能量正向传导时,具有“圈层结构”的逐级互馈特征,认为综合防灾规划的编制必须依此机理特征,形成多层级的防灾空间体系。嫁接风险管理学产品供应链的风险度量方法,构建了适用于滨海城市的灾害链式效应风险评估框架,认为综合防灾规划体系的重构,必须以全生命周期风险治理为目标,通过风险评估耦合风险治理技术与防灾空间体系,丰富了多学科交叉下的综合防灾规划理论内涵。在综合防灾规划溯源层面。论文通过纵向多灾种防灾技术演进分析,横向多部门防灾规划类比,认为现状综合防灾能力认知不清是导致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困境的根源。紧扣所有防灾规划均以最低防灾基础设施投资,换来最优防灾减灾效果的本质诉求,移植经济地理空间计量模型,首次提出运用综合防灾效率评价,规范并统一综合防灾能力认知方法。通过量化防灾成本、灾害产出、风险环境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得到影响我国滨海城市综合防灾效率提升的5个核心驱动变量,依此制定韧性短板补齐对策。通过对滨海城市安全风险机理与综合防灾效率的研究,得到风险治理技术与防灾空间规划的响应机制。分别从多维度风险评估系统的拓展性重构,多层级防灾空间治理的完善性重构,形成传统综合防灾规划体系融合“全过程”风险治理技术的重构路径,为当前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困境提供了新的解题思路。在规划路径细化层面。突破传统综合防灾规划静态、单向的风险评估定式,细化“多维度”风险评估指标框架:通过多元主体的灾害链式效应分析,认为灾变能量在政府、公众与物质空间环境间,存在领域、时间与影响维度的衍生关系,逐项建立了集成灾害属性、政府治理、居民参与等多元主体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与评判标准,为综合防灾规划提供了理性数据支撑。改变防灾设施均等化配置或减灾措施趋同化集合的规划方式,细化“多层级”空间治理体系内容:通过多维度风险评估系统的组建,认为治理差异性是滨海城市防灾空间规划的关键点,针对不同空间层级的主导型灾害风险及其灾害链网络结构特征,分级划定风险管控与防灾规划的重点内容,最大程度地发挥防灾基建与管理投入的效用,提高综合防灾规划效率。以多元利益主体共同参与风险治理为目标,细化“全过程”综合防灾规划流程:认为耦合风险监测、评估、管控机制的综合防灾规划,必须具备风险情报搜集与分析、风险控制与防灾空间布局、风险应急处置与规划实施三个阶段。完整呈现了风险治理导向下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体系的重构路径。通过天津市中心城区综合防灾规划的应用反馈,表明本文“全过程”风险治理、“多维度”风险评估、“多层级”风险管控的规划路径,有利于提升滨海城市整体韧性,可为其他城市开展安全风险治理,建设综合防灾体系提供研究范例。
孙佩锦[9]（2020）在《多维视角下住区环境对健康的影响研究 ——以大连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伴随城市化发展,城市居民缺乏体力活动,新的健康问题已经逐渐转向慢性疾病。在我国,慢性病仍然是严重威胁居民健康的一类疾病。现有研究证明有规律的体力活动对健康极有益处。建成环境可以促进体力活动,而体力活动可以降低罹患慢性病的风险,从而有助于健康。城市规划一直致力于通过规划与设计促进人们的健康与福祉。但是在中国高密度的居住环境下,环境与健康的实证研究多数集中在一线城市,针对具有特殊地理环境的非一线城市的研究较为缺乏。获取环境要素的方法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聚焦微观个体的体力活动和健康,以大连市主城区为例,通过不同的测度方法与尺度分析环境要素与体力活动和健康之间的关联,建立环境与健康的理论研究框架。研究通过构建多源数据融合的综合数据集,从多维视角分析住区环境对健康结果的影响。多维视角包含研究内容、数据特征和测量方法三个层面的含义。本文中的研究内容包括建成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其次,环境要素数据包括平面维度的建成环境（通过地图数据获取的密度、土地利用、街道连接、坡度等）和自然环境（通过影像数据获取的绿色空间）,垂直维度的建成环境（通过街景图像获取的天空比例、建筑围合、街道家具等）和城市设计品质（通过审计工具获取的微观环境设计品质）,以及社会维度的环境特征（通过主观报告获取的感知环境和社会环境）。最后,本文的测量方法包括从平面到立面,客观测量到主观评价,不同的测量方式与测量尺度,以及多要素间的交互关系。研究首先分析建成环境、自然环境、感知和社会环境对健康结果的影响。通过不同的测量方式与测量尺度,测定社会人口学特征、建成环境、自然环境、感知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体力活动和健康结果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不同测量方法的差异,并建立多组中介效应模型探索环境要素与体力活动和健康结果之间的交互关系,以感知环境为中介变量,社会环境为调节变量。其次,研究分析垂直维度的建成环境对健康结果的影响,包括城市街道环境和城市设计品质。研究应用深度学习图像识别的方法获取的城市街景特征分析并检验其对健康结果的影响。通过审计工具获取的城市设计品质和微观环境并分析其对健康结果的影响。在本文中,环境的测量尺度包括四种不同的缓冲区半径（400米、800米、1200米、1600米）。健康结果包括体力活动（应用国际体力活动问卷获取的中高强度体力活动和步行）、心理（社区归属感）和生理层面（体重指数）以及自我报告的健康状态（心理亚健康、血糖血压亚健康、心脑血管亚健康等）。研究发现,客观测量的土地利用类型、街道连接、可达性、建筑密度对体力活动有积极影响,而坡度与体重指数负相关。自然环境对步行影响的线性关系微弱。主观测量的美观和安全与体力活动正相关。在400米缓冲半径尺度下,环境对健康结果有显着影响的要素最多,但是主观和客观测量的环境之间关联性很低。其次,高密度的住区环境中设施可获得性良好有利于体力活动,但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感知和社会环境有负面影响且不利于社区归属感。在中介效应检测中,所有感知环境要素（除坡度）均通过社会环境间接影响社区归属感,社会人口特征对体力活动和健康结果均有直接效应但其调节作用微弱。此外,街道景观与健康结果没有显着关联,但标识牌与美观和社会环境之间有负向关联。城市设计品质（意向、人性化尺度、透明度）与微观步行环境对行人步行都具有显着影响。城市规划能够在促进公共健康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建成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都可以影响行为和健康结果,不同的测量方法各有优势相互补充。既有住区环境还需要更新完善来提供健康效益,在传统的城市空间规划以外,设施的空间公平、绿色空间、健康导向的设计、以及社会环境营造等层面的内容同样具有实践价值。
马旭[10]（2019）在《流变、竞争与融合 ——中国控烟运动的媒介表征与数字媒介实践》文中指出中国的控烟运动自1979年进入政府议程,至今刚好40年。尽管中国政府早在2003年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但由于种种利益牵绊,控烟进程一直处于缓慢而渐进的状态中。以往研究中,通过对控烟政策的考察,发现中国控烟运动存在多元主体的相互博弈,是一场多方不情愿的运动;立足于健康传播学视角的研究则更多聚焦于控烟宣导的效果提升,对本土文化的牵制作用和个体心理基模的能动性有所忽略。本研究认为,促成控烟运动走向深远的关键因素是不同群体在健康认知和控烟行动上取得一致;即达成控烟的多元共识,从根本上弥合分歧,让控烟运动实现社会共治。所以,本文以达成控烟共识为出发点,引入社会表征理论,从社会表征的两个重要来源:媒体影响和社会互动入手,分别与媒介表征和数字媒介实践的核心要素相勾连,建立了由媒介表征呈现“表层共识”,即共识的结果;数字媒介实践中的主体互动反映“深层共识”,即共识的过程两个维度的分析链条,结合框架分析探讨达成控烟共识的过程、结果与机制。研究综合运用数据挖掘、基于LDA主题建模的框架分析、基于语料库的批判性话语分析、基于Plutchik情绪轮的细粒度情绪分析以及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探寻2003到2018十六年间反映在媒体表征中的“表层共识”;以及数字媒介实践中多元主体通过搜索、展演、参与等互动达成“深层共识”的过程。研究发现:（1）媒介表征中的控烟议题在时间、空间上分布不均衡;对不同主体的话语表征趋向固化,“表层共识”容易分化。烟草控制与烟草经营两种悖离的议题在我国的媒体报道中此消彼长,并在外力“拔河”下趋于平衡,长期共存。从全局来看,控烟报道在烟草大省和非烟草大省之间存在巨大反差,这种差异在中央级媒体的表达上得到了微妙的调和,但仍显示出控烟议题在中国境内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价值地位。通过行动者并置词的分析发现行动团体间存在话语的割裂与固化,这种路径依赖的现状正是因为控烟议题缺乏进入公共议程价值而造成的。（2）数字媒介实践的考察中,当控烟议题与网络公共事件勾连,进入公共视野,并在互动中形成一致的意见和情绪,便可成为聚合控烟“深层共识”的强势路径;但在其他数字媒介实践中控烟议题则容易失焦与圈层化。通过控烟志愿者微信群的观察和典型人群的访谈也印证了上述结论。（3）我国控烟运动所展现出来的媒介表征和数字媒介实践,存在着阻抑共识聚合、分化不同群体烟草表征认知的现象。不同群体间关于烟草的表征和控烟的共识存在着争议性和模糊性,网络空间关于控烟议题的互动与现实生活也存在差异,但可以通过不断的意见扩散和协商,争取控烟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在研究创新方面,本研究首先致力于转变健康传播的常规研究视角,提出了媒介表征、数字媒介实践与共识达成的理论机制模型,并借助框架理论进行了操作化补充;随后,将此理论模型在控烟运动研究中进行了演绎和总结,推演出控烟共识达成的媒介路径;最后,运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和框架理论对海量数据文本进行分析,跳出了静态的结构分析,实现了对框架过程和情绪流变的呈现。
二、卫生质量指数在公共场所卫生状况评价中的应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卫生质量指数在公共场所卫生状况评价中的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工具的开发及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常用缩写词中英文对照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研究背景 |
| 1.1 国家卫生城市的发展历程 |
| 1.2 国家卫生城市评估的理论支撑 |
| 1.3 公共政策的居民获得感评估 |
| 1.4 国家卫生城市评估的研究现状 |
| 2.研究目的 |
| 3.研究内容和方法 |
| 3.1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理论框架的建立 |
| 3.2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工具的研制 |
| 3.3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应用研究 |
| 4.技术路线图 |
| 第一部分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理论框架的建立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目的和内容 |
| 3.研究对象和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资料来源 |
| 3.3 政策文本纳入和排除标准 |
| 3.4 政策文本分析方法 |
| 4.研究结果 |
| 4.1 国家卫生城市相关政策文本基本情况 |
| 4.2 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内容分析 |
| 4.3 国家卫生城市政策文本文献计量学分析 |
| 4.4 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工具分析 |
| 4.5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理论框架的建立 |
| 5.讨论 |
| 5.1 国家卫生城市政策主题的时间演变规律 |
| 5.2 国家卫生城市政策工具的时间演变规律 |
| 5.3 基于政策周期理论的国家卫生城市政策目标 |
| 5.4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理论框架的适用性 |
| 5.5 研究的创新性 |
| 第二部分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工具的研制 |
| 1.理论依据 |
| 2.研究目的和内容 |
| 3.研究对象和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样本量的确定 |
| 3.3 调查方式 |
| 3.4 量表编制的方法 |
| 3.5 统计分析方法 |
| 3.6 质量控制 |
| 4.结果 |
| 4.1 问题库的产生 |
| 4.2 构建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条目池 |
| 4.3 条目筛选和量表的信度、效度评价 |
| 5.讨论 |
| 5.1 量表的编制 |
| 5.2 量表的信度评价 |
| 5.3 量表的效度评价 |
| 5.4 量表的使用建议 |
| 5.5 研究存在的局限性 |
| 5.6 研究创新性 |
| 第三部分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应用研究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目的和内容 |
| 3.研究对象和方法 |
| 3.1 调查对象 |
| 3.2 调查内容 |
| 3.3 样本量的确定 |
| 3.4 资料来源 |
| 3.5 数据处理 |
| 3.6 统计分析方法 |
| 3.7 质量控制 |
| 4.研究结果 |
| 4.1 问卷的适用性评价 |
| 4.2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
| 4.3 调查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情况 |
| 4.4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基本情况 |
| 4.5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总体获得感影响因素的两水平模型分析 |
| 4.6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认可度评价影响因素的两水平模型分析 |
| 4.7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感知度评价影响因素的两水平模型分析 |
| 4.8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满意度评价影响因素的两水平模型分析 |
| 4.9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价影响因素的三元三水平模型分析 |
| 5.讨论 |
| 5.1 量表实施的可行性 |
| 5.2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基本情况 |
| 5.3 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的影响因素 |
| 5.4 研究小结 |
| 5.5 研究的局限性 |
| 5.6 研究的创新性 |
| 全文总结 |
| 1.研究结论 |
| 2.研究的创新性 |
| 3.下一步的工作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综述 公共政策居民获得感评价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2）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旨趣 |
| 二、学术回顾 |
| 三、概念界定与文献来源 |
| 四、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空间与浴堂生态 |
| 第一节 北京浴堂的发展概述 |
| 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浴堂 |
| 二、新式浴堂的发展及繁荣(1900——1926) |
| 三、北京浴堂行业的由盛及衰(1926——1952)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兴起的社会条件 |
| 一、沐浴的文明化 |
| 二、沐浴的知识化 |
| 第三节 浴堂与北京城区商业格局 |
| 小结 |
| 第二章 浴堂的经营与管理 |
| 第一节 浴堂的资本与流水 |
| 一、浴堂的资本模式 |
| 二、浴堂的产权结构 |
| 三、浴堂的营业流水 |
| 第二节 浴堂的日常开支 |
| 一、电力与通讯 |
| 二、毛巾与肥皂 |
| 三、燃料 |
| 四、自来水 |
| 五、铺底与房租 |
| 六、纳税与认捐 |
| 第三节 收费标准与价格起伏 |
| 一、价格的分化与浮动 |
| 二、影响价格的因素 |
| 三、恶性通胀时代的澡价调控 |
| 第四节 浴堂经营与管理策略 |
| 一、浴堂的管理体制 |
| 二、浴堂的营业方式 |
| 三、浴堂的经营之道 |
| 小结 |
| 第三章 浴堂的从业者及社会团体 |
| 第一节 浴堂从业者的工作与生活 |
| 一、浴堂从业者的工作职责 |
| 二、浴堂从业者的身份与社会来源 |
| 三、北京浴堂伙计的工作日常 |
| 四、北京浴堂伙计的收入与生活状况 |
| 第二节 北京浴堂伙计的价值观念及社会形象 |
| 第三节 北京浴堂同业公会 |
| 一、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成立始末及历史沿革 |
| 二、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组织情况 |
| 三、浴堂同业公会的功能 |
| 四、政府在浴堂同业公会中的权力渗透 |
| 第四节 北京浴堂职业工会 |
| 一、浴堂职业工会产生的社会要素 |
| 二、浴堂职业工会成立风波 |
| 三、浴堂职业工会成立后的劳资纠纷 |
| 第五节 浴堂中的地下活动 |
| 一、浴堂中开展地下工作的优势 |
| 二、北平市和平解放之际浴堂业的地下工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公共卫生、卫生行政与北京浴堂业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城市改良 |
| 一、北京的卫生环境与市民沐浴观念 |
| 二、浴堂卫生规章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北平浴堂业的管理 |
| 一、北平市政府对浴堂卫生的监督与稽查 |
| 二、北平市政府对违章浴堂的惩处 |
| 三、政府对浴堂卫生管理不力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市政体系中的浴堂 |
| 一、浴堂与城市沟渠排水系统 |
| 二、防疫、公共卫生与浴堂 |
| 第四节 女性及平民浴堂 |
| 一、女性浴所的设立 |
| 二、平民浴堂的创办 |
| 小结 |
| 第五章 浴堂中的社会问题 |
| 第一节 浴堂的公共安全 |
| 一、晕堂 |
| 二、火灾与触电 |
| 三、建筑安全 |
| 第二节 浴堂中的盗窃犯罪 |
| 一、盗窃案件频发的社会背景 |
| 二、浴堂中偷窃案件的地缘因素 |
| 三、浴堂中偷窃案件的犯罪方式与窃贼身份 |
| 四、浴堂中偷窃犯罪的治理 |
| 第三节 浴堂中的风化问题 |
| 一、浴堂中的混浴现象 |
| 二、女浴堂中的男性工役 |
| 三、政府对浴堂社会风化问题的治理 |
| 小结 |
| 第六章 浴堂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沐浴社会价值的重塑 |
| 一、沐浴内涵的转释 |
| 二、沐浴的日常生活化过程 |
| 第二节 沐浴的日常生活化建构 |
| 一、作为惠工设施的职工浴堂 |
| 二、作为规训手段的学生浴间 |
| 三、作为现代日常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浴室 |
| 四、以消费构建现代生活的公共浴堂 |
| 第三节 公共浴堂与沐浴之现代释义的争论 |
| 一、浴堂消费模式与平等观念的矛盾 |
| 二、日常生活构建过程中的分歧 |
| 三、闲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抵牾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新疆伊犁州艾滋病综合防治效果评价指标体系探索与社会学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研究对象 |
| 2.内容与方法 |
| 2.1 研究内容 |
| 2.2 研究方法 |
| 3.质量控制 |
| 4.统计方法 |
| 5.技术路线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综述 艾滋病综合防治效果评价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新疆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导师评阅表 |
（4）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现状 |
| 1.4 名词界定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本文创新 |
| 第2章 绿色生态城市理论研究及系统模型 |
| 2.1 概念梳理 |
| 2.2 内涵辨析 |
| 2.3 特征论述 |
| 2.4 理论基础 |
| 2.5 系统模型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国际比较研究 |
| 3.1 ESMF比较矩阵 |
| 3.2 英国BREEAM Communities |
| 3.3 美国LEED ND、LEED Cities and Communities |
| 3.4 德国DGNB UD |
| 3.5 日本CASBEE UD、CASBEE Cities |
| 3.6 中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 |
| 3.7 宏观环境与评价体系的比较小结 |
| 3.8 机制保障比较 |
| 3.9 模式特征比较 |
| 3.10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与挑战 |
| 4.1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 |
| 4.2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现存问题 |
| 4.3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现实挑战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 |
| 5.1 评价体系现存问题 |
| 5.2 评价体系优化思路 |
| 5.3 钻石评价模型 |
| 5.4 评价体系结构 |
| 5.5 评价内容优化 |
| 5.6 评价方法优化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评价体系优化实证 |
| 6.1 中新天津生态城案例验证 |
| 6.2 其他比较案例验证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创新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新天津生态城国标(GBT51255-2017)评价验证 |
| 后记 |
| 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工作 |
（5）基于西安居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安全生活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述评 |
| 1.2.1 关于美好生活与美好生活需要的研究 |
| 1.2.2 关于居民安全生活内涵的研究 |
| 1.2.3 关于构建居民安全生活评价指标体系的意义以及可行性的研究 |
| 1.2.4 关于构建居民安全生活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方法的研究 |
| 1.2.5 关于我国居民安全生活存在的问题及成因研究 |
| 1.2.6 关于提升我国居民生活安全质量的对策研究 |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创新点 |
| 2 与本研究相关的一般理论 |
| 2.1 居民安全生活的内涵 |
| 2.1.1 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 |
| 2.1.2 居民安全生活的定义 |
| 2.1.3 安全生活与美好生活 |
| 2.1.4 安全感与幸福感、获得感 |
| 2.2 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
| 2.2.2 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理论 |
| 2.2.3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理论 |
| 2.2.4 供给侧改革理论 |
| 2.3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
| 3 居民安全生活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1 构建居民安全生活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 |
| 3.1.1 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
| 3.1.2 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原则 |
| 3.1.3 客观性和主观性相结合的原则 |
| 3.2 居民安全生活评价指标的确定 |
| 3.2.1 自然安全 |
| 3.2.2 生态环境安全 |
| 3.2.3 事故安全 |
| 3.2.4 公共卫生安全 |
| 3.2.5 社会安全 |
| 3.3 构建居民安全生活评价指标体系模型 |
| 3.3.1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
| 3.3.2 确定指标权重 |
| 3.3.3 居民安全生活评价方法 |
| 本章小结 |
| 4 西安市居民安全生活状况测评 |
| 4.1 与西安对照的测评样本城市选取 |
| 4.2 数据采集与处理 |
| 4.2.1 数据采集 |
| 4.2.2 数据标准化处理 |
| 4.2.3 二级指标评分 |
| 4.3 西安及对照城市居民安全生活测评 |
| 4.3.1 测评结果 |
| 4.3.2 对比与分析 |
| 本章小结 |
| 5 西安市居民安全生活状况调查和实证分析 |
| 5.1 问卷调查基本情况 |
| 5.1.1 被调查者基本信息 |
| 5.1.2 问卷调查的基本内容 |
| 5.1.3 问卷调查评分处理方法 |
| 5.2 西安市居民对生活安全状况的评价 |
| 5.2.1 安全生活五大方面总体评价 |
| 5.2.2 安全生活具体方面评价 |
| 5.3 模型测评结果与问卷调查结果的比较 |
| 5.4 西安市居民安全生活状况实证分析 |
| 5.4.1 自然安全 |
| 5.4.2 生态环境安全 |
| 5.4.3 事故安全 |
| 5.4.4 公共卫生安全 |
| 5.4.5 社会安全 |
| 5.5 西安市居民安全生活存在的主要问题 |
| 5.5.1 安全生活旧问题犹存,新问题突出 |
| 5.5.2 城市发展质量不高,城乡发展不协调 |
| 5.5.3 社会治理存在短板 |
| 5.5.4 法治建设存在薄弱环节 |
| 5.5.5 居民安全意识不足 |
| 本章小结 |
| 6 西安市居民安全生活中存在主要问题的原因分析 |
| 6.1 居民安全生活领域新旧矛盾叠加 |
| 6.2 城市发展理念转变阵痛犹存 |
| 6.3 社会治理模式滞后于时代需求,落后于先进水平 |
| 6.3.1 政府治理理念和职能亟待转变 |
| 6.3.2 应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能力亟待提升 |
| 6.3.3 社会治理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
| 6.4 社会法治化水平不高,法治精神未深入人心 |
| 6.4.1 地方立法滞后 |
| 6.4.2 法治观念淡薄,执法不严不公 |
| 6.4.3 法治精神普遍缺失,普法工作不力 |
| 6.5 安全责任感不强,安全宣传和教育不足 |
| 6.5.1 安全责任感不强 |
| 6.5.2 安全宣传和教育普及不够 |
| 7 提升西安市居民安全生活质量的对策建议 |
| 7.1 善用发展机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 7.2 把握社会矛盾变化,推进安全生活领域供给侧改革 |
| 7.3 以生态经济为引领,树立“绿色”发展新理念 |
| 7.4 与时俱进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
| 7.5 全面推进新时代法治建设 |
| 7.6 加强安全宣传和教育 |
| 8 结语 |
| 8.1 主要结论与成果 |
| 8.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层次分析法求权重的步骤 |
| 附录二 :关于西安居民安全生活状况及评价的调查问卷 |
| 附录三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6）国家卫生城市的长期影响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背景 |
| 1.1 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概述 |
| 1.2 国家卫生城市创建相关的理论基础 |
| 1.3 国家卫生城市评价研究 |
| 2 研究目的 |
| 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3.1 描述国家卫生城市现状 |
| 3.2 建立国家卫生城市的长期影响评价指标体系 |
| 3.3 长期影响评价指标体系的可行性分析 |
| 3.4 技术路线 |
| 4 研究方法 |
| 4.1 资料来源 |
| 4.2 研究方法 |
| 4.3 统计分析 |
| 4.4 质量控制 |
| 5 结果 |
| 5.1 国家卫生城市现况 |
| 5.2 构建国家卫生城市的长期影响评价指标框架 |
| 5.3 形成国家卫生城市的长期影响评价指标池 |
| 5.4 建立国家卫生城市的长期影响评价指标体系 |
| 5.5 国家卫生城市的长期影响评价指标体系 |
| 5.6 国家卫生城市的长期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可行性分析 |
| 6 讨论 |
| 6.1 影响评价的意义 |
| 6.2 德尔菲法的应用 |
| 6.3 国家卫生城市的影响研究结果 |
| 6.4 长期影响的范畴 |
| 6.5 评价指标的选择 |
| 7 结论与建议 |
| 8 局限性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中国卫生城镇创建评价研究现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国家卫生城市的长期影响评价指标体系指标定义及计算公式 |
| 国家卫生城市的长期影响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专家咨询函(第一轮) |
| 国家卫生城市的长期影响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专家咨询函(第二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8）风险治理导向下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 |
| 1.1.1 新型城镇化发展成熟期的城市病治理短板 |
| 1.1.2 滨海城市经济贡献与多灾风险的现实矛盾 |
| 1.1.3 重大改革机遇期的城市防灾减灾体系调适 |
| 1.1.4 城市安全危机演变下的风险治理应用创新 |
| 1.1.5 重大课题项目支撑与研究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与价值 |
| 1.3 研究范围与概念界定 |
| 1.3.1 有关风险治理的核心概念界定 |
| 1.3.2 滨海城市安全风险范围界定 |
| 1.3.3 滨海城市灾害链与综合防灾规划内涵 |
| 1.3.4 论文研究的时空范围划定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主要研究内容 |
| 1.4.2 核心研究方法 |
| 1.4.3 整体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动态综述 |
| 2.1 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理论体系梳理 |
| 2.1.1 风险管理与城市治理的同源关系 |
| 2.1.2 灾害学与生命线系统的共生机制 |
| 2.1.3 安全城市与韧性城市的协同适灾 |
| 2.2 风险治理与防灾减灾关联性研究综述 |
| 2.2.1 国内外风险治理研究存在防灾热点 |
| 2.2.2 国内外防灾减灾研究偏重单灾治理 |
| 2.2.3 二者耦合的安全风险评估技术纽带 |
| 2.3 风险治理导向下的综合防灾规划研究启示 |
| 2.3.1 主体多元化:从风险管理到风险治理 |
| 2.3.2 治理立体化:从减灾工程到防灾体系 |
| 2.3.3 措施精细化:从灾前评估到动态管控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滨海城市安全风险系统机理特征辨析 |
| 3.1 滨海城市整体灾害链式效应的互馈机理 |
| 3.1.1 物质灾害与管理危机的海洋特性 |
| 3.1.2 空间是灾害链延伸的核心载体 |
| 3.1.3 物质与管理灾害链的互馈关系 |
| 3.1.4 全生命周期风险治理的断链减灾 |
| 3.2 风险治理行为反作用的系统动力学建模 |
| 3.2.1 风险系统之模糊开放与逐级互馈 |
| 3.2.2 治理行为之因果回路与反向驱动 |
| 3.3 滨海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框架的构建 |
| 3.3.1 灾害链式效应动态风险评估模式 |
| 3.3.2 灾害信息集成综合风险评估框架 |
| 3.4 滨海城市安全风险治理特征的解析 |
| 3.4.1 要素治理的“复合”与“多维”特性 |
| 3.4.2 网络治理的“长链”与“双刃”特性 |
| 3.4.3 综合治理的多元化与全过程特征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困境及治理响应 |
| 4.1 综合防灾规划困境识别与矛盾梳理 |
| 4.1.1 整体认知错位导致规划实施低效 |
| 4.1.2 纵向防灾能力与设防标准冲突 |
| 4.1.3 横向多种规划间难以相互衔接 |
| 4.2 综合防灾效率评价与规划困境破解 |
| 4.2.1 综合防灾效率时空演进下认知防灾能力 |
| 4.2.2 综合防灾效率导向下补齐韧性治理短板 |
| 4.3 综合防灾规划与风险治理响应机制 |
| 4.3.1 风险治理耦合空间规划的必要性 |
| 4.3.2 综合防灾规划系统响应的可行性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耦合“全过程”风险治理的综合防灾规划路径 |
| 5.1 滨海城市传统综合防灾规划体系重构路径 |
| 5.1.1 规划内容与方法的并行重构 |
| 5.1.2 规划目标与定位的治理解构 |
| 5.2 全过程风险治理下的综合防灾规划流程设计 |
| 5.2.1 耦合事前风险分析的规划准备阶段 |
| 5.2.2 注重事中风险防控的规划编制阶段 |
| 5.2.3 兼顾事后风险救治的规划实施与更新 |
| 5.3 规划路径拓展之“多维度”风险评估系统 |
| 5.3.1 领域-时间-影响维度评估要素构成 |
| 5.3.2 灾害-政府-公众维度多元评估主体 |
| 5.3.3 是非-分级-连续维度四级评判标准 |
| 5.4 规划路径完善之“多层级”空间治理方法 |
| 5.4.1 宏观层风险治理等级与空间层次划分 |
| 5.4.2 中观层“双向度”风险防控空间格局构建 |
| 5.4.3 微观层风险模拟与防灾行动可视化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多元主体性的“多维度”风险评估路径 |
| 6.1 滨海城市多元治理主体的风险评估路径生成 |
| 6.2 灾害属性维度的风险评估指标细化 |
| 6.2.1 聚合城镇化影响的自然灾害指标 |
| 6.2.2 安全生产要素论的事故灾难指标 |
| 6.2.3 公共卫生标准化的应急能力指标 |
| 6.2.4 社会安全保障力的风险预警指标 |
| 6.3 政府治理维度的风险评估指标甄选 |
| 6.3.1 影响维度下的风险治理效能指标 |
| 6.3.2 政府风险治理效能评判标准细分 |
| 6.3.3 政府安全风险综合治理效能评定 |
| 6.4 公众参与维度的风险评估指标提炼 |
| 6.4.1 面向居民空间安全感的核心指标 |
| 6.4.2 融入居民调查的核心指标再精炼 |
| 6.4.3 滨海城市居民综合安全感指数评定 |
| 6.5 链接多维度评估与多层级防灾的行动计划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基于治理差异性的“多层级”空间防灾路径 |
| 7.1 区域风险源监控及整体韧性治理 |
| 7.1.1 区域风险分级之“一表一系统”区划 |
| 7.1.2 衔接国土空间规划的韧性治理 |
| 7.1.3 生命线系统工程的互联共享 |
| 7.2 城区可接受风险标准与防灾空间治理 |
| 7.2.1 城区防灾基准之可接受风险标准 |
| 7.2.2 “耐灾”结构导向的避难疏散体系优化 |
| 7.2.3 对标防灾空间分区的减灾措施优选 |
| 7.2.4 PADHI防灾设施选址与规划决策 |
| 7.3 社区居民安全风险防范措施可视化治理 |
| 7.3.1 社区设施适宜性之防灾生活圈 |
| 7.3.2 风险源登记导向的社区风险地图 |
| 7.3.3 对标全景可视化的防灾体验馆设计 |
| 7.4 建筑物敏感度评价及防灾细部治理 |
| 7.4.1 建筑物外部敏感度之易损性整治 |
| 7.4.2 灾时仿真模拟导向的安全疏散路径 |
| 7.4.3 对标功能差异性的内部防灾能力提升 |
| 7.5 防灾救灾联动应急管理响应方案 |
| 7.5.1 RBS/M分级的多风险动态管控响应 |
| 7.5.2 责权事权下的多部门联动救灾响应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风险治理导向下的综合防灾规划实证 |
| 8.1 天津市中心城区既有灾害风险环境特征识别 |
| 8.1.1 海陆过渡下的八类主导自然灾害 |
| 8.1.2 双城互动下的四类主体事故灾难 |
| 8.1.3 既有风险评估偏重单向风险分级 |
| 8.1.4 兼顾治理“核心-基础”划定研究范围 |
| 8.2 针对城区主导型灾害的“多维度”风险评估 |
| 8.2.1 灾害属性具备灾源防控与分级治理条件 |
| 8.2.2 政府治理存在专项防灾与系统实现短板 |
| 8.2.3 居民安全呈现生态与避难疏散供给不足 |
| 8.3 响应风险评估结果的“多层级”防灾空间治理 |
| 8.3.1 “源-流-汇”指数导向的生态韧性规划 |
| 8.3.2 动态风险治理导向的专项防灾响应 |
| 8.3.3 避难短缺-疏散过量矛盾下的治理优化 |
| 8.3.4 “三元”耦合导向的防灾空间治理系统实现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 9.2 论文创新点 |
| 9.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滨海城市安全风险治理子系统动力学模型 |
| 附录B:滨海城市自然灾害综合防灾能力与空间脆弱性指标详解 |
| 附录C:滨海城市居民综合安全感调查问卷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9）多维视角下住区环境对健康的影响研究 ——以大连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现状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对象 |
| 1.2.1 概念解释 |
| 1.2.2 研究目标 |
| 1.2.3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内容 |
| 1.3.1 健康规划制度与实践 |
| 1.3.2 指标构建与数据采集 |
| 1.3.3 环境与健康的关联性 |
| 1.4 研究方法与框架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框架 |
| 2 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 |
| 2.1 健康规划研究的思想根源 |
| 2.1.1 公共健康与城市规划 |
| 2.1.2 健康与规划合作挑战 |
| 2.2 健康规划研究的理论支撑 |
| 2.2.1 环境行为学理论 |
| 2.2.2 社会生态学理论 |
| 2.2.3 城市规划学理论 |
| 2.3 相关研究综述 |
| 2.3.1 环境与健康研究历程 |
| 2.3.2 环境与健康的关联性 |
| 2.3.3 环境与健康测量工具 |
| 2.3.4 环境与健康分析方法 |
| 2.3.5 政策实施与公共传播 |
| 2.3.6 深度学习与城市环境 |
| 2.4 研究总结 |
| 3 健康规划制度与实践 |
| 3.1 健康规划制度与政策 |
| 3.1.1 健康规划实施制度 |
| 3.1.2 健康规划政策工具 |
| 3.1.3 健康规划合作机制 |
| 3.1.4 健康规划应用实践 |
| 3.2 健康促进型城市设计 |
| 3.2.1 设计导则类型综述 |
| 3.2.2 国家级导则解析 |
| 3.2.3 地方性导则解析 |
| 3.2.4 设计导则应用实践 |
| 3.3 健康生活社会实践 |
| 3.3.1 设计下的积极生活 |
| 3.3.2 积极生活项目实施 |
| 3.3.3 积极生活行动模型 |
| 3.3.4 积极生活社会实践 |
| 4 环境与健康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 |
| 4.1 测度方法与尺度 |
| 4.1.1 样本选择方法 |
| 4.1.2 测量尺度界定 |
| 4.1.3 环境测量方法 |
| 4.2 环境测度内容 |
| 4.2.1 建成环境测度内容 |
| 4.2.2 自然环境测度内容 |
| 4.2.3 社会环境测度内容 |
| 4.2.4 微观环境测度内容 |
| 4.3 环境与健康指标体系构建 |
| 4.3.1 指标体系构建方法 |
| 4.3.2 指标体系构建 |
| 4.3.3 因变量指标测量 |
| 4.3.4 自变量指标测量 |
| 4.4 本章小结 |
| 5 环境与健康数据采集与分析 |
| 5.1 大连市人口与空间特征 |
| 5.1.1 大连市空间特征 |
| 5.1.2 体力活动设施分布 |
| 5.2 大连市设施的空间公平 |
| 5.2.1 空间公平指标 |
| 5.2.2 设施的空间公平 |
| 5.3 数据获取方法 |
| 5.3.1 个体数据获取 |
| 5.3.2 实证调研内容 |
| 5.4 数据整理方法 |
| 5.4.1 数据清洗 |
| 5.4.2 数据检验 |
| 5.4.3 数据变换 |
| 5.4.4 分析方法 |
| 5.5 健康数据分析 |
| 5.5.1 个体差异 |
| 5.5.2 体力活动 |
| 5.5.3 健康结果 |
| 5.5.4 感知评价 |
| 5.6 本章小结 |
| 6 建成环境对健康结果的影响 |
| 6.1 环境特征与分析方法 |
| 6.1.1 环境特征 |
| 6.1.2 分析方法 |
| 6.2 建成环境对健康结果的影响 |
| 6.2.1 不同尺度综合结果 |
| 6.2.2 环境与结果详细分析 |
| 6.3 自然环境对健康结果的影响 |
| 6.3.1 绿色空间分析方法 |
| 6.3.2 绿色空间综合结果 |
| 6.4 感知环境与社会环境 |
| 6.4.1 感知环境测量结果 |
| 6.4.2 不同测度方法差异 |
| 6.5 多要素间的交互作用 |
| 6.5.1 理论基础与分析方法 |
| 6.5.2 环境对结果的直接效应 |
| 6.5.3 环境对结果的间接效应 |
| 6.6 本章小结 |
| 7 微观环境与案例实证分析 |
| 7.1 城市街道环境 |
| 7.1.1 街道环境测量 |
| 7.1.2 结果与讨论 |
| 7.2 微观设计品质 |
| 7.2.1 微观环境测量 |
| 7.2.2 结果与讨论 |
| 7.3 实证分析 |
| 7.3.1 实证案例选取方法 |
| 7.3.2 不同类型住区特征 |
| 7.3.3 环境优化政策建议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大连居民健康状态 |
| 8.1.2 环境对健康的影响 |
| 8.2 研究创新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建成环境测度工具 |
| 附录B 积极生活城市设计导则 |
| 附录C 土地利用类别图 |
| 附录D 中介效应模型综合结果 |
| 附录E 城市设计品质特征 |
| 附录F 住区环境评价量表题目 |
| 附录G 案例住区环境特征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流变、竞争与融合 ——中国控烟运动的媒介表征与数字媒介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 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关键概念界定 |
| 1.3 从表征到共识的媒介研究路径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5 研究意义 |
| 2 文献综述 |
| 2.1 中国控烟运动的历程 |
| 2.2 国外有关控烟运动的研究 |
| 2.3 国内跨学科视角下有关控烟运动的研究 |
| 2.4 文献评述与研究问题提出 |
| 3 媒介表征:基于历时、全局、主体性的考察 |
| 3.1 研究对象的选取和处理 |
| 3.2 时间脉络 |
| 3.3 社会变迁与关键事件 |
| 3.4 地域差异 |
| 3.5 媒介表征下的行动者框架 |
| 3.6 本章小结 |
| 4 数字媒介实践:基于实践画像的考察 |
| 4.1 数字媒介实践的类型 |
| 4.2 搜索: 媒体聚焦与用户关注的偏离与重合 |
| 4.3 展演: 热门话题的表达实践 |
| 4.4 “劝烟”网络公众事件的聚类 |
| 4.5 参与: 网络公众事件中的表征流动与情绪竞合 |
| 4.6 补充与验证 |
| 4.7 本章小结 |
| 5 结语 |
| 5.1 控烟议题的共识机制 |
| 5.2 反思: 共识达成的媒介路径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五类主体高频并置词 |
| 附录二: 2009-2018影响力排名前50热门微博 |
| 附录三: 2016-2018新浪微博“劝阻吸烟”媒介事件汇总 |
| 附录四: 深度访谈引导问题 |
| 附录五: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四、卫生质量指数在公共场所卫生状况评价中的应用（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评估工具的开发及应用研究[D]. 郑文静.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
- [2]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新疆伊犁州艾滋病综合防治效果评价指标体系探索与社会学评价[D]. 白雪. 新疆医科大学, 2021(08)
- [4]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D]. 杜海龙. 山东建筑大学, 2020(04)
- [5]基于西安居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安全生活评价研究[D]. 刘逸舟. 西安科技大学, 2020(01)
- [6]国家卫生城市的长期影响评价指标体系研究[D]. 王骏钦.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03)
- [7]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8]风险治理导向下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路径研究[D]. 王思成. 天津大学, 2020(01)
- [9]多维视角下住区环境对健康的影响研究 ——以大连市为例[D]. 孙佩锦. 大连理工大学, 2020(01)
- [10]流变、竞争与融合 ——中国控烟运动的媒介表征与数字媒介实践[D]. 马旭.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