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战略性结构调整抓农业农村工作——2000年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对策

一、以战略性结构调整总揽农业和农村工作——二000年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形势分析及对策建议（论文文献综述）

陈有联^[1]（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赣南农业发展历程与经验研究》文中指出

王秀芳^[2]（2021）在《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莫尔、圣西门、傅里叶,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社会主义的发展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巨大飞跃,但是从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到苏东剧变的发生,也充分表征了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纵观社会主义走过的五百年历程,其中不乏思想家、政治家为此所提出的真知灼见,但是以科学家视角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的理论却少之又少。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钱学森创立的,关于中国应该如何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推动21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观点和主张。这一学说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系统工程和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为方法支撑,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以促进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协调发展和高效管理为重点所进行的理论探索,是钱学森晚年学术思想的精华。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是一个内容极其广泛的理论学说,本论文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指导下,以《钱学森书信》及其补编（15卷）以及《钱学森文集》（6卷）等为主要文本依据,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等多种方法,从广泛分散在书信、文集、讲话中提取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的观点,在全面展现这一宝贵精神财富的真实面貌基础上,对这一理论进行概括总结、演绎分析。钱学森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规划主张始终围绕着三个问题进行:如何实现现代科学技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问题;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内部各系统互相服务的问题。世界社会形态和三次社会革命观点,不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学说,深刻揭示了中国与世界发展的不同步问题,并以此为出发点,钱学森对于21世纪中国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进行了深入探索。四大领域九大建设主张对于新时代五位一体建设、教育发展和国防建设,尤其是对于创建健康中国、绿色中国、科技强国、教育强国等有重要启示与借鉴价值。社会工程和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的倡导,对于推进信息革命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从任务能力型到系统效能型转变有重要意义。虽然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不是尽善尽美的理论学说,但至少为当今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种思路、一种方法、一种路径,而且经过实践的检验,其中的诸多理论学说已经得到了认可并被付诸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虽说其中的有些观点、理论尚存在争议,但依然不能掩盖这一思想所散发的光芒。

褚楚^[3]（2019）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文中指出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关于如何加强乡村治理有效性问题的探讨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关注重点。与许多从转变乡村治理模式、调整乡村治理结构等视角出发展开的研究不同,本文从“现代国家的构建与有效运行依赖于一个规模庞大且素质优良的官僚组织”这一视角出发,探讨了基层官僚主要构成群体、党和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主要力量——乡镇公务员其素质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在“国家——社会”理论分析框架下,乡镇公务员是连接国家政治社会和乡村民间社会的纽带与桥梁,要完成乡村基层治理这样一种兼具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特殊社会分工,既应当具备坚定地政治素质、熟练于正式制度规则和政治权威的运用,发挥好政治传输功能,也应当具备合理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来化解地方利益冲突和治理困境的乡土智慧,为乡村百姓解决好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乡镇政府的职能及其发挥职能的具体方式发生转变,对乡镇公务员观念意识、知识能力和心理素质各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乡镇公务员的素质培育对于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及维护乡镇政权公信力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新制度主义理论为研究的总体分析框架,以乡村治理现代化为研究背景,以治理理论、街头官僚理论、理性行为选择理论、素质模型理论和培训的相关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综合运用了理论分析、实证研究法、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法,对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探讨。本文主要探讨和解决了如下几个问题:首先,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应当具备的素质内容。一方面基于治理理论,从乡村治理过程中乡镇政府承担职能的三个维度——即纵向维度的执行性职能、横向维度的协调性职能、以及前后维度上的规划引导与服务保障职能,探讨了乡村治理对乡镇公务员提出的基本素质要求,即应当具备坚定的政策执行素质、积极的三农服务素质和良好的统筹协调素质。另一方面依据善治和善政的相关理论,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对乡镇公务员素质提出的更高要求,即具备更强的基层组织建设素质、民主与法治素质、统筹规划与协调素质、运用现代治理技术和治理工具的业务能力素质、以及预防、化解和应对突发危机的素质等。其次,从理论逻辑和现实需求两方面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现实意义与必要性。从理论逻辑上,一是基于街头官僚理论和理性行为选择理论,在“工作环境—行为选择”分析框架下,以自由裁量权和行为选择空间为逻辑起点,探讨了乡镇公务员的几种典型行为选择模式,如政策的变通执行、规则依赖、一线弃权等;二是基于素质模型理论,乡镇公务员的外在行为表现是其素质构成的一部分,并且由其内在的观念意识、性格品质以及知识能力等素质综合作用而形成,进而结合素质是由“意识灌输、知识学习、能力锻炼和习惯养成四个环节反复循环而形成”的这一基本规律,论述了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对于矫正乡镇公务员在工作中的行为选择偏差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现实需求的角度,本次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媒体案例分析等途径考察了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的现状,发现了当前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整体存在不足,例如政治意识和政治理论知识不足,民主素质和法治素质不高、职业道德责任亟需增强,文化业务素质有待提升、身体和心理素质仍需提高等,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因此迫切要求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提高乡镇公务员整体素质水平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第三,通过对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历史和现状的考察,分析了当前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中的主要问题及原因。例如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素质培育的方式较为单一、公务员培训教育资源供需不平衡等,究其原因:一是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体系不健全,导致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工作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二是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保障机制不健全,基层教育培训资源和经费拨付难以得到保障;三是由于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主体的观念意识淡薄,对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工作缺乏端正的态度和足够重视。第四,通过对比分析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几种主要的特征类型和主要做法,即以英国等英联邦国家为代表的“需求导向型”、以美国为代表的“能力导向型”、以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的“价值导向型”、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人本导向型”和以日本为代表的“实践导向性”,总结了可供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借鉴的基本经验,例如加强公务员培训的法治与制度保障、分级分类建立公务员素质标准、对公务员进行定期素质测评、完善公务员道德行为规范建设、重视理论培训与实践锻炼相结合以及注重公务员培训教育结果的考核与运用等。最后,基于前文论述提出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路径。以可靠的政治素质、良好的道德素质、精湛的业务素质和健康的心理素质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目标,坚持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相结合、理论培训与实践养成相结合、规范约束与激励保障相结合、传统继承与时代创新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以加强构建完整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体系为主要对策,通过丰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容与方式、加强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建设、建立乡镇公务员素质跟踪评价系统、完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配套制度保障、加强思想道德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等途径,提高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系统性、持续性和有效性。

侯胜东^[4]（2019）在《论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聚合型制度创新》文中认为自近代以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几代中国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对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划定了时间表,也就是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050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产业结构的现代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认识到,现代化的道路并不是只有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一条,产业结构的现代化更不应该仅仅依照西方的产业结构现代化模式来推行。制度创新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经典假设,将制度性因素纳入了一般经济分析的范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也表明,制度性因素对经济增长发挥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仅有制度而没有制度创新只会导致更大的问题。根据历史发展的经验表明,如果要保持产业结构调整的高绩效,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创新作支撑。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制度创新的来源和形成对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影响需做进一步的讨论。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证明和阐释聚合型的制度创新对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机理;本文通过文献调查、比较研究、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对聚合型的制度创新与产业结构现代化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研究。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现有产业结构理论重视技术的量化研究,而轻视理论的质性分析。在本论文的前三章中,就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基本概念、基本内涵做了界定。其中,第一章是论文的导论部分,主要包括选题依据、研究进展、可能的边际贡献以及研究方法。第二章是论文的理论基础;第三章是论文的研究框架。在第四章,就聚合型制度创新在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机理做了具体阐释。在第五章中,选取了聚合型制度的具体指标对产业结构现代化的作用做了实证分析。在第六章中,对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演进历程、动因以及内源型制度对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正负影响作了具体研究。在第七章中,选取了以美国、日本、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这些国家聚合型制度创新对其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影响。另外,选取了以印度、前苏联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这些国家的聚合型制度创新在其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在第八章中,本文以实证分析和质性分析得出的结论基础,谈论了在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怎样通过聚合型的制度创新推进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措施。在第九章中,就本文的结论和研究局限作了说明。本文的研究表明,在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聚合型的制度创新更有利于产业结构的现代化。聚合型制度决定了不同经济体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内源型的制度创新可以在产业结构现代化提供新的增量激励,实现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帕累托改进。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必须要通过聚合型的制度创新实现产业结构的现代化。综合历史上不同国家的产业发展实践可以发现,产业结构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必须依据本国的切实国情,因地制宜的选择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式。对于我国的产业结构现代化而言,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本文认为应该更加注重发挥不同主体的内源型制度功能,应该发挥市场、政府、企业、社会等主体性作用,以进取的民族精神、悠久的文化底蕴、科学的理论导向、广大的阶层基础以及新发展理念为内源型动力,以聚合型制度创新网络优化三次产业结构的发展,既要实现三次产业结构的整体现代化演进,又要实现三大产业结构内部的现代化。

谢世江^[5]（2019）在《我国商贸流通业的金融支持研究》文中提出在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中,虽然流通业对社会经济的贡献度以及在国家产业体系中的重要性逐渐被全社会接受,流通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基础和先导性产业,但当前流通业的发展依然面临不少问题:降低流通成本的任务依然存在,流通效率亟待进一步提高;与发达国家相比,整个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和龙头企业规模依然差距较大等。与此同时,虽然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金融业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稳步提升,但在近年经济下行的特殊背景下,金融业本身出现了“脱实向虚”等问题,金融功能的发挥与实体经济的实际需求出现脱节,金融业对实体企业输血造血的能力和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实体经济发展遭遇的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在商贸流通业中也比较普遍,金融支持不足成为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国内贸易流通“十三五”发展规划》也指出,到2020年现代流通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与此同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已成为当前国家的现实选择,中央明确提出了一系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指导思想,比如“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本分”等。特别是2019年2月,中央明确提出“金融活,经济活;经济兴,金融兴;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要求“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这些最新的国家政策导向,为我国商贸流通业利用好金融资源实现快速变革发展提供了新机遇。然而,目前学界对金融与商贸流通业相互关系的研究还不多,且现有研究大多以理论探讨为主,量化分析非常稀少,对商贸流通业金融支持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的文献则更少。在此背景下,对我国商贸流通业的金融支持情况进行研究,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较强的现实应用价值。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以商贸流通业为研究对象,对我国商贸流通业的金融支持问题开展研究。在系统梳理商贸流通业与金融关系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历程和金融支持状况进行了论述,结合商贸流通业的产业特征以及发展阶段对其金融需求情况进行了分析,从功能视角就金融对商贸流通业的作用机理进行论述,对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促进商贸流通业发展的机理以及在现实经济中的表现进行了比较,从产融结合模式的角度对商贸流通业的主要产融结合模式进行了分析。在以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实证的角度对商贸流通业的金融支持水平进行了测度,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金融支持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进一步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成果和结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我国商贸流通发展需要金融支持。从行业特征来看,商贸流通业具有轻资产模式、低利润增长、规模经济的竞争方式、以中小企业为主等四方面特点;从产业发展阶段来看,我国商贸流通业在经历了 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目前已进入新一轮的转型升级阶段;从国际竞争力来看,我国商贸流通业无论是面对国内市场的外资竞争还是实施“走出去”战略,均需要大量金融支持。这些情况决定了商贸流通业对金融的巨大需求。研究进一步发现,我国商贸流通业的金融支持不足主要表现在金融政策支持力度不足、金融支持供给规模不足、金融支持结构不合理三个方面。二、从金融深化的角度看,金融业对商贸流通业的作用机理主要表现在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三方面。从金融功能的角度来看,金融业对商贸流通业的作用机理主要表现在资本形成、风险分散、激励约束以及信息揭示四个方面。不过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作用机理的侧重点存在一定差异,直接金融的作用机理突出体现在资本形成、风险分散以及信息揭示方面,而间接金融的作用机理突出体现在资本形成以及激励约束方面。三、我国金融发展对商贸流通业发展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不过金融规模、金融结构以及金融效率三方面对商贸流通业的促进作用存在较大差异。其中,金融规模的作用较大,这说明我国对商贸流通业的金融支持并不存在过度发展的问题,金融业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对商贸流通业的资金供给规模;金融结构对商贸流通业也有显着正向冲击作用,但是作用程度小于金融规模;金融效率的作用相对最小。因此,改进对商贸流通业的金融支持,可以把重点放在扩大金融支持规模和提高直接金融占比上,而金融效率则可作为一个长期的方向。此外,国家财政支出也与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呈正相关的关系,启示我们合理利用政府财税收支政策来促进商贸流通业发展。四、从金融支持方式的作用程度来看,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对商贸流通业的推动作用存在显着差异。直接金融支持方面,回归结果显示总市值系数为0.55,这意味着当总市值增加1%时,企业总资产将增加0.55%,表明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金融支持体系对上市商贸企业发展产生较大推动效应。间接金融支持方面,回归结果显示应付利息系数为0.02,以信贷为主的间接金融体系对我国商贸流通发展支持程度明显小于直接金融。五、商贸流通业金融支持的影响因素方面,直接金融支持与间接金融支持的影响因子不一样,具体表现如下:（1）销售净利率对直接金融影响较大,影响系数达到2.69。但是销售净利率对间接金融的影响较小,且呈现负相关关系。（2）流动比率与直接金融支持成正相关,但与间接金融支持为负相关关系。（3）存货周转率与直接金融支持显着正相关,但与间接金融相关性不显着。（4）固定资产周转率对直接金融支持影响为负,近十年来我国经济整体处于下行阶段,固定资产周转率虽然提高,但是对整个直接融资市场的正向作用并未有效发挥。固定资产周转率与间接金融支持显着正相关,不过相关系数较低,仅为0.14%。值得注意的是,间接金融与固定资产装备化水平相关系数高达0.17,说明我国商贸流通业的间接金融存在过度依赖固定资产抵押担保的倾向。（5）营业收入增长率与直接金融支持正相关,与间接金融相关性不显着。（6）技术水平方面,无形资产比率与直接金融支持的相关系数为1.85,商贸企业的技术水平将显着提升直接融资水平。不过金融机构开展信贷业务时较少考虑该类指标,因此技术水平指标与间接金融相关性并不显着。（7）国家政策扶持方面,税费返还对直接金融影响不显着,但税费返还与间接金融正相关性,类似研究也发现政府补贴对企业价值有显着正向调节作用。（8）直接金融支持的影响因素比如技术进步、成长能力等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而间接金融支持的影响因素比如年度税收惠返还等则具有更多短期性质,商贸流通业的间接金融支持存在短视倾向。六、为提升金融业服务我国商贸流通业的能力和水平,可从五个方面入手:（1）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大商贸流通业直接融资占比:（2）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减轻对固定资产抵押担保的依赖;（3）加强国家政策资金的扶持,完善补贴管理机制;（4）建设流通行业信用体系,提升行业信用评级;（5）加强技术创新;（6）加强流通企业供应链建设,发挥好供应链金融作用;（7）加强政策组合拳,提升政策的作用效力。本文成果可为流通主管部门以及金融主管决策部门制定商贸流通业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也能为商贸流通企业以及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提供参考。

邵子南^[6]（2018）在《江苏省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特征、成因与效率提升研究》文中认为土地作为人类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其合理配置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以及耕地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的“特征—成因—效率提升”为研究主线,结合江苏省国土资源厅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数据,描述了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数量特征,计算了江苏省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效率,然后从政府失灵角度探讨了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成因,并构建指标配置策略偏好假说,利用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从土地发展权视角分析市场机制引入对提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效率的可行性,最后就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配置与土地资源管理等提出政策建议。全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在（存量）建设用地空间分布方面,通过资源—消耗势计算可以发现,江苏省各地级市资源势普遍较小,即面临突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控的风险,这表明各地级市建设用地配置数量过于超前。（2）从各地级市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额来看,并没有发现行政等级与指标配额成正比的现象。理论上,为减少与市级政府之间摩擦,省级政府理应避免年度间配置数量出现较大变动（尤其是指标配额大幅减少）,从而促使配置行为被处于行政等级较低的市级政府支持与接受,但事实情况却是各地级市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配额在年度之间变动较大。省级政府在辖区城市间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配置方面似乎显得并无明显规律,配置行为显得尤为“随意”。此外,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额与人口分布、产业结构、经济发展、资源禀赋的协调性也有待进一步改善。（3）在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效率测度方面,研究表明指标空间配置效率依然有提升空间。理论上,计划管理者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计算出各地区最佳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配置数量。但现实中,由于计划管理者信息有限、自身局限性等难题,追求最佳配置规模临界点并非易事,配置扭曲似乎不可避免。（4）我国土地计划管理体制是造成指标分配利用低效的制度基础,尤其是在财政分权制度、对上负责的政绩考核激励、复杂的府际关系等作用下。通过江苏省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实证分析发现,指标配额与经济增长率呈正相关。即基于GDP和财政收入等经济增长绩效为主的政绩考核体制,在对上负责的官僚体制和增长驱动目标约束下,省级政府将更多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在经济增长率高的城市,似乎是“明智之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江苏省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效率较高的原因所在。耕地变量对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即耕地资源禀赋较多的城市会配置多的指标,反之则较少;这说明同样作为“地方政府”的省级、市级政府在耕地保护策略与行动上有所不同。产业结构对指标配置具有正向影响,这与市级政府倾向于配置更多的土地用于工业发展的策略不同。人口变量未能通过显着性检验。（5）市场机制下的土地资源配置,实质上是土地发展权的有偿交易与转移（TDR）。基于土地发展权转移原理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与耕地异地占补平衡政策,基本达到了政策设计初衷,即改进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缓解地方政府用地计划短缺造成的经济发展瓶颈。然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却面临着部分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安置过渡期长,安置方式单一化,群众参与程度低,部分整理复垦耕地质量有待提高等问题。耕地异地占补平衡政策面临着异地补充耕地的数量、质量堪忧,市场化交易平台不完善,政策持续性堪忧等问题。本文研究发现,TDR之所以成功的一些关键要素在我国土地发展权转移政策移植中出现遗漏。而在当前财政分权体制、官员晋升体制、补充耕地管理制度、补充耕地市场交易机制等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的前提下,盲目扩大土地发展权交易范围将不利于耕地资源保护。基于以上结论,本研究最后就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倾向、补充耕地指标交易、挂钩指标交易和财政体制改革提出有关政策建议。

杨震宇^[7]（2016）在《新熊彼特理论视角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研究》文中指出自金融危机爆发至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发展模式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对于我国快速走出危机阴影、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实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战略举措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和绩效,现阶段面临的瓶颈问题,未来产业发展的政策路径选择等问题就显得极为迫切。本文总体上分为六个部分:首先从全球视野和历史视角阐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背景,其次通过实证研究深入分析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和绩效,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运用扩展了的新熊彼特理论分析框架,探讨新兴产业发展中相关问题的形成机理,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律和路径,最后进一步展望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未来发展前景。第一部分首先回顾了历次产业革命中新兴产业的兴起与发展,及其对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并梳理了金融危机后欧美、日韩和新兴经济体等主要国家和地区新兴产业的发展动态,通过实证研究来探讨各主要国家近年来研发投入和高端产业的发展特征,并侧重分析各主要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发展规划以及所采取的发展方略,为我国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第二部分通过测算相关数据指标,从总体规模到各分类产业规模、从行业层次到上市公司层次、从时间维度到空间维度等角度研究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绩效。首先这部分利用2009—2013年的行业数据测算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Moore值、就业弹性、就业偏度、区位熵,通过量化研究深入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演变进程、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和区位发展动向。然后这部分采用索洛残差法重点测算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以及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绩效,并实证研究影响产业发展绩效的因素,为以后的研究提供基础。最后这部分还深入探讨了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金融创新政策。第三部分深入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在市场培育、技术创新、政府规制以及金融市场支持等领域出现的典型问题,并分别总结为产能过剩、核心技术缺失、表现为政府干预失当以及金融支持不足的制度障碍等相关问题。然后对这些问题的成因和发展现状进行经验分析,最后利用2009—2013年行业或微观企业数据,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分别测算产能过剩程度、产业技术效率以及制度障碍造成的资源错配程度和生产效率的损失。第四部分首先从供给与需求动因角度探讨创新对新兴产业技术进步和发展绩效的影响,并从静态和动态分析两个层面阐述新熊彼特理论关于创新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解释。最后借鉴新熊彼特理论所提出的公共部门、产业部门和金融市场合力决定新兴产业创新发展的中观轨道视角,并在这一视角中融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提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和规律的分析框架。第五部分将根据前述的分析框架从政府干预、市场需求拉动以及金融支持三个角度探讨其相应的作用机制。本文首先从政府补贴角度分析了政府作用对战略新兴产业市场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通过补贴影响到企业的进入或退出、研发投入强度等相关的市场结构变化,作用效果会随着补贴率的变化而变化,存在着补贴率的两个临界点。当政府补贴率处于这两个临界点之间时,产业中的企业会倾向于加大研发力度,产业的市场结构优化发展。而补贴过度或不足会导致企业退出研发或者是削减对研发的支出。随后本文利用2009—2013年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的产业面板数据,通过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发展中,政府补贴有过度的可能,损害了企业对研发投入的积极性,并造成产业市场结构的“畸形发展”。其次,鉴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前景不确定的特点,本文研究了在考虑不确定性情况下市场需求对产业技术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以斯塔克伯格竞争格局下,当市场需求波动率超过一定临界值之后,市场需求对产业研发作用的负效应会超过正效应,形成对企业研发决策的抑制作用。而结合产业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中存在着产业市场需求不确定性过高,投机资本过多的情况,在这种市场需求的作用下会出现企业研发动力不足,资本利用率低下等问题。最后,本文从金融抑制的角度分析了金融市场发展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选择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当存在一定的金融抑制时,企业的技术选择会受市场资本利率水平的影响。而利率的过度管制会使得企业主动选择较低的技术水平以及较低的研发资本占比,从而造成技术选择的“利率陷阱”。本文还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在我国目前的金融发展状况下,金融发展并没有对企业的技术选择形成积极的影响,长期金融抑制环境下的金融发展并没有激励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创新发展。因此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企业研发投入不足,重视规模扩张而忽视核心竞争力获取以及产业创新能力培养的结果,但是造成企业研发投入不足的原因又是由政府作用、市场需求拉动以及金融环境共同造成的。这就印证了新熊彼特理论框架下的多维作用机制的有效性,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和问题的形成也是一个综合作用的产物。第六部分在总结了上述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将产业创新发展的新熊彼特通道由一维的定性描述扩展到了兼具定性和定量的三维分析空间,并涵盖有政府补贴率、市场需求波动率以及金融市场利率等。并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的有效快速发展必须处于有效的三维通道中,否则将出现新熊彼特理论所预言的产业过热或者产业萧条,而这两种情况都将导致产业走向衰败。最后本文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最新数据分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速度预期,并着重结合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特征以及国家最新的产业发展规划,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前景,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在压力中寻求突破,在挑战中迎来发展。

杨胜利^[8]（2014）在《转型期上海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资源优化配置是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其中劳动力资源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也早已被实践所证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凭着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这种优势正在淡化,中国已经处于“人口红利”消减期,经济增长必须向提高质量转变。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作为提高经济效率的一个主要方面,已经日益提上日程。上海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之一,经济发展日新月异,改革与创新已经成为上海发展的关键所在。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加快,劳动力资源质量的高低、就业结构的合理性、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性以及配置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论文以劳动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结构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为基础。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概括,运用计量经济模型、统计分析技术与方法、GIS绘图、综合评价、国内外比较等多种研究方法,对转型期劳动力资源的阶段性特征、优化配置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优化配置的目标和路径等问题进行了定性与定量分析。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分为以下几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为全文的导论部分,主要对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思路进行了介绍,并对研究范围和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二部分,为文献评述部分,主要是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探讨了劳动力资源配置理论、规律与阶段性特征。第三部分,为全文的理论框架部分,主要构建了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理论框架,对就业政策以及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其他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设计了本文的理论研究模型。第四部分,主要对转型期人口结构变动下上海劳动力市场现状进行了研究,主要从产业、空间、总量以及国际比较四个方面对上海劳动力资源的现状以及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第五部分,主要研究了转型期产业结构变动与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关系,从定‘量角度对上海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合理性以及主要影响因素、上海产业发展趋势以及劳动力资源需求趋势进行了研究。第六部分,主要研究了转型期人口流迁与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关系,从人口流动机制变迁、劳动力供需平衡、外来劳动力需求与外来劳动力就业服务进行了研究。第七部分,主要研究了转型期人力资本与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关系,从人力资本提升的经济效应、就业效应、外溢效应、影响因素以及上海的人才政策、人才结构等方面展开研究。第八部分,主要研究了转型期综合评价与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关系,主要是解决谁来配置、效果如何以及如何改进的问题。通过构建基于政府与市场分工理论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评价指标体系,对上海资源优化配置情况、政府和市场职能角色演变进行了综合评价。第九部分,在定量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建议。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1.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下,上海劳动力资源面临着进一步优化配置。推进上海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需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产业转移和升级、加快人才资源集聚,进一步扩大劳动力市场,完善劳动力资源市场配置机制。2.劳动力资源配置不同于其他资源配置,它是人的配置与生产要素配置的双向结合体,是生活层面与生产层面的统一。劳动者既有对生活环境的需求、再生产的需求、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求,更有对科技创新、改革开放、自由流动的需求。3.上海劳动力资源集聚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人才资源已经成为上海发展的优势所在。虽然,受教育程度、就业结构、劳动生产率、科技创新、技能水平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是随着上海经济的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加快,产业结构日益优化、产业布局日益合理、区域分工日益清晰,为上海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有力的内外部环境。4.推进上海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应该坚持,“产业先行、职责明确、合理分工”的原则。首先,要打破地域限制,本着立足上海、带动长三角、服务全国的思想,做好整体规划,实现产业链的合理衔接。其次,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使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政府需要提供公平、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强行调控不利于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5.要在转型期提高上海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就要提升劳动力资源开发服务水平、优化劳动力资源成长环境、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不断改革创新、不断解决人才发展中所面临的创业平台、薪酬待遇、管理体制、政策支持等方面的问题。6.外来劳动力资源在上海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加大对外来劳动力资源的就业服务和管理,营造公平的劳动力市场。由于上海户籍劳动力供给存在明显不足,未来一段时间内上海外来劳动力资源总量会以结构优化的方式继续增加,以满足上海经济发展的需求。7.转型期上海经济增长不仅需要保证劳动力资源总量的供给,还要保证劳动力资源质量的不断提高,人才资源较普通劳动力资源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劳动力资源总量在产业间的分布存在一个适度的规模,劳动力资源配置扭曲会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上海劳动力资源的结构水平会出现上升,劳动力素质提高、就业结构向高度化发展。但是劳动力资源配置的规模水平、环境水平以及配置效率短期内会有所下降。8.转型期经济发展中对不同职业劳动力的需求存在明显差异,专业技术人员与上海经济发展的关联度远大于普通劳动力,第三产业就业人员与上海经济发展关联度远大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上海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全国的比较优势呈增大趋势,而上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国比较优势呈变小趋势。按照市场规律,企业追逐利润,产业偏好低成本,未来劳动密集型产业会进一步从上海向外转移,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会进一步增大。这说明政府可以通过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能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和人口调控的目标。9.转型期劳动力资源配置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即配置目标是多层次的、劳动力的需求是多层次的、配置方式是多层次的。在配置目标上要努力实现结构优化、素质提升、供需平衡、合理流动、充分就业等；在劳动力需求上要保障经济发展对不同层次劳动力的需求,要兼顾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服务需求与高新技术产业人才需求；在配置方式上要通过积极有效而差别化的配置方式来实现对外来劳动力、本地户籍劳动力、专业技术人员和稀缺人才资源的有效配置。本文研究的主要创新之处：1.本文构建了开放区域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理论框架,对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重新界定,从产业结构调整、人口流迁、人力资本提升、综合评价、政府和市场作用的发挥等五个方面阐述了转型期劳动力优化配置的目标与路径。2.本文在政府与市场合理分工的理论基础上,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构建了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此指标体系对上海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情况进行了评价与测度,探寻上海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中各主体角色演变及配置效应变动,得出在转型期政府的配置效应呈逐渐增大趋势,在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后,劳动力资源配置效应会出现拐点,向提升质量转变。3.本文以转型期所面临的“新常态”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总量供需平衡、素质提升和充分就业为主要目标；以产业结构调整、人口流迁、人力资本提升为主要途径,对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构建相关检验模型对上海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趋势进行了分析。

贾少龙^[9]（2013）在《西咸新区城乡产业统筹发展模式及关键路径研究 ——以沣西新城为例》文中认为城乡统筹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决策，而城乡产业统筹发展是城乡统筹的关键所在，也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基础与重要前提。2010年12月，国务院印发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西咸新区建设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提出“推进西安咸阳一体化进程和西咸新区建设”。但是，在西咸新区建设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城乡产业布局混乱，严重制约着西咸新区的发展和西安咸阳一体化。如何实施城乡统筹战略，推进城乡二元结构转化，特别是切实推动城乡产业统筹发展，成为西咸新区发展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所在。论文基于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城乡规划学等多学科理论，以西咸新区统筹城乡产业发展为研究对象，试图对其统筹城乡发展的模式与路径选择进行系统的研究。首先，论文在总结梳理城乡产业统筹发展的基础理论、前沿文献与城乡产业统筹典型案例的基础上，剖析总结已有城乡产业统筹典型案例中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其次，结合当前中国城乡产业统筹发展的新背景和新趋势，详细分析西咸新区城乡产业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对西咸新区的城乡产业发展水平及发展阶段进行研判。再次，提出西咸新区城乡产业统筹发展的适宜模式及关键路径。最后，以沣西新城为例对其模式构建与路径选择进行了具体分析。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包括六个方面：一是从城乡统筹理论、产业发展理论、城乡产业统筹发展理论等方面进行梳理，形成论文的理论研究基础。二是对英国、美国、法国、日本、韩国五个国家在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的经验进行总结，并对上海、成都、重庆和苏南地区的实践探索进行概括，总结国内外相关做法的经验与启示。三是从空间布局、产业发展等方面分析了西咸新区城乡产业统筹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现有规划确立西咸新区城乡产业发展统筹的目标。四是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西咸新区城乡产业统筹状况进行客观的评价。五是在上述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西咸新区城乡产业统筹的总体思路以及西咸新区产业统筹发展模式。六是在上述西咸新区城乡统筹模式和相应路径的框架下，以沣西新城为研究对象，提出沣西新城城乡产业统筹的具体目标、模式与路径。论文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第一，西咸新区城乡产业统筹应采用田园城市框架下的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第二，西咸新区应建立现代田园城市框架下的、以现代农业发展为主导的“三产联动”的城乡产业统筹模式。即以现代田园城市建设为终极目标，将都市农业和现代城市高度融合，建立新兴产业和都市农业融合发展的产业体系，通过农业现代化促使城市田园化，构建城乡产业统筹发展的田园城市格局。第三，西咸新区城乡产业统筹发展的路径在于构建科学合理的产业布局、社区布局以及失地农民就业创业路径。本论文的创新之处：一是针对以建设田园城市为目标的特殊经济区域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学科理论对西咸新区城乡产业统筹发展进行系统的研究；二是提出了西咸新区在现代田园城市框架下、以现代农业发展为主导的“三产联动”的城乡产业统筹模式，以及相应的产业布局路径、社区布局路径以及失地农民就业创业路径。

智建伟^[10]（2013）在《中俄农业互补性合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今世界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日益加深,国际分工逐步细化。任何一国想要仅通过本国资源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都是不可能的。只有积极加入到国际合作中来,使各种生产要素在国家之间充分流动,才能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农业方面依然如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加强农业区域合作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俄罗斯与我国山水相连,不仅地理位置毗邻,而且在合作中存在较强的互补性,开展区域合作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本文的分析是以两国农业合作的互补性特点为主线展开的,通过分析双方农业领域中各个因素的比较优势,明确了两国农业合作要素的流动方向,并针对现存合作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这对促进两国农业合作有重大意义。本文立足中俄农业合作研究,从互补性角度分析两国的农业合作。引用马克思主义及经济学相关原理证明了中俄农业合作的可行度较高,并通过对合作可行性的规范分析对上述结论加以证实。通过对两国农业合作现状的分析发现了双方互补性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因而本文借鉴了国际农业合作的历史经验,并进行了模式的比较和选择；并采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生产要素和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合作,全面、系统地对中俄农业合作进行了分析；为了衡量中俄农业互补性合作带来的效应,因而本文全面地从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个方面进行了整体分析和案例分析；最后提出了扩展与深化中俄农业互补性合作的战略思路。本文综合众多学者的理论研究,提出了中俄两国农业合作可以加强国际分工,并互相引进本国所需的稀缺要素,从而大力提高两国的农业生产率,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观点。两国农业合作对资源的优化利用,以及其带来的经济效益也符合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本文通过分析中俄农业合作的外部条件,发现两国经济都显现出高速发展的势头,这为两国农业发展提供了基础保证,双方制定的相应农业政策也将使农业发展登上一个新的台阶。与此同时,当前国际环境对中俄两国农业发展都产生了较大的冲击,这些外部因素都在促使两国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合作。在对中俄两国农业合作的内部条件分析时,可以清晰的得出中俄双方在农业领域具有极强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在生产要素方面和农产品方面都有明显的体现。通过对内外两个方面的分析,认为互补性的农业合作对双方都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另外,通过引入SWOT分析,发现了中国的基础生产要素竞争力不足而俄罗斯的高级生产要素优势不明显。本文通过中俄农业合作的现状分析,对生产过程中的合作、农业科技合作及农产品贸易合作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发现了中俄两国的农业合作还处在一个水平比较低,规模比较小,以民间自发为主的合作状态上,没有达到作为两个世界大国应有的合作水平。论文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合作中存在的五个方面问题。在对中国和美国、以色列以及东盟的劳务合作、科技合作和农业贸易合作三个侧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中俄两国的农业合作涉及到一系列模式,在进一步深化互补性合作过程中需要明确中俄两国农业合作适用的具体模式,而互补型合作模式是最适合两国进行农业合作的模式。本文对中俄农业合作中的四个主要要素的投入及国际流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明确了两国在就某一方面要素进行深入合作时所处的地位：俄罗斯在土地要素和科技要素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合作时主要作为输出国；中国在劳动力要素方面占有相当大的比较优势,可以将农业劳动力输送给俄罗斯；双方资金要素方面的优势都不明显,不具有互补性,所以合作时应注意这一特点。中俄两国其科技发展的水平和方向不尽一致,客观上存在着科技位差和科技梯度。这就为两国的农业科技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论文还详细分析了中俄农业合作中的农产品贸易合作。虽然俄罗斯为保护本国农业发展设置了一些阻碍两国农业合作的政策壁垒,但由于其已经加入了WTO,这些壁垒将会逐渐取消,所以两国合作的环境会逐渐宽松；从量化模型分析中可以看出,两国贸易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双方完全可以将自己的优势产品稳定持久的输出给对方,实现农业贸易互补合作。所以两国农贸合作将会是中俄农业合作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且具.有良好的前景。中俄农业互补合作会为两国带来较大的效益。论文从社会、经济、生态三个方面阐述了中俄农业合作带来的效应,两国的农业合作不仅刺激了经济的增长还使两国在社会发展及生态保护两方面都受益。论文构建了中俄双方的利益分配博弈模型,从理论分析到量化分析全方面地探讨了中俄农业互补性合作产生的效应以及利益分配问题。论文立足于中俄农业合作中现存的问题,根据中俄农业的要素互补优势,提出了扩展与深化中俄农业合作的战略思路。本文站在国家的高度上,分别从互信、长期合作战略、法律和服务体系等几方面对两国农业合作提出了四个层面的政策性建议。针对中俄农业科技合作方面提出了引进技术和成果转化的建议；针对如何进行劳务合作及资金合作的问题上,本文提出了若干可行性建议；针对农贸合作方面的问题,本文从宏观到微观两个角度都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中俄农业合作涉及的要素很多,要素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将某一要素的研究成果直接运用到合作的各个方面是不科学的。目前现有的研究中,关于中俄两国农业合作要素的系统性研究比较少见,并且关于农业合作中的互补性趋势等尚需进行深层次分析和实证研究,以为我国对俄农业合作提供理论指导。

二、以战略性结构调整总揽农业和农村工作——二000年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形势分析及对策建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以战略性结构调整总揽农业和农村工作——二000年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形势分析及对策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2）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论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聚合型制度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5）我国商贸流通业的金融支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江苏省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特征、成因与效率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新熊彼特理论视角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转型期上海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西咸新区城乡产业统筹发展模式及关键路径研究 ——以沣西新城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中俄农业互补性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以战略性结构调整总揽农业和农村工作——二000年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形势分析及对策建议（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赣南农业发展历程与经验研究[D]. 陈有联. 江西理工大学, 2021
• [2]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D]. 王秀芳. 兰州大学, 2021(09)
• [3]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D]. 褚楚.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4]论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聚合型制度创新[D]. 侯胜东.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我国商贸流通业的金融支持研究[D]. 谢世江.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9(03)
• [6]江苏省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特征、成因与效率提升研究[D]. 邵子南. 南京农业大学, 2018
• [7]新熊彼特理论视角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研究[D]. 杨震宇. 上海交通大学, 2016(01)
• [8]转型期上海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研究[D]. 杨胜利. 华东师范大学, 2014(06)
• [9]西咸新区城乡产业统筹发展模式及关键路径研究 ——以沣西新城为例[D]. 贾少龙.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3(08)
• [10]中俄农业互补性合作研究[D]. 智建伟. 东北林业大学, 20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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