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汉之际国家意识形态通论——关于“以吏为师”、“黄老无为”与“独尊儒术”的比较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刘鑫凯[1]（2020）在《汉代乡里社会运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汉代乡里社会研究是乡村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和研究价值。通过对汉代乡里制度、乡里结构以及乡里社会组织的自我调节、控制、发展和完善等深入分析,归纳和总结出其运行机制和内在逻辑所在,这不仅有利于拓宽中国乡村社会史研究的领域,而且有利于加深对基层乡村社会问题的认识。本文以汉代乡里社会为中心,结合相关研究成果,运用历史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冲突功能论等理论视角,从三个方面综合探讨了汉代乡里社会的相关问题。首先,以基本史料为依据,回顾了周秦时期乡里社会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可以说,周秦时期的乡里社会为汉代乡里社会的构建提供了政治经验与建制基础。其次,论述了汉代乡里社会运行体系,包括乡里社会的初步定型与充分发展,以及两汉时期乡里社会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演变。最后,详细分析了汉代乡里社会运行的激励机制、控制机制和保障机制,阐释了汉代乡里社会同中央、郡县、乡官里吏、宗族豪强、民间父老、游侠及乡里百姓等的关系,揭示了国家政权、乡里组织与民众等不同力量在维护乡里社会秩序、促进乡里社会有序发展中起到的不同作用。通过各方面内容的论述,展示了汉代乡里社会的立体图景。
楚琳依[2]（2020）在《汉代意识形态管理研究》文中提出思想文化对于安定政局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在汉代,国家以加强意识形态管理的方式建立稳固的精神统治。汉代的太常作为国家重要的文化礼仪职官,因其文化教育职能,在宣传官方思想文化方面作用重大,而其礼仪祭祀职能,又有利于国家实现借助神权加强思想控制的目的。汉代国家对意识形态进行宣传和管理,以此加强精神统治。国家一方面把转变官方思想,调整文化策略作为对意识形态进行管理的基础,通过遣使巡行、政令宣传来推进文化渗透与政治教化,通过官方的言传身教和基层的道德宣传来实现社会教化与道德约束,借此实现对意识形态的引导和宣传。而另一方面,国家用严厉与温和两种手段,通过强化对民心的掌控、加强对言论的控制达到了解民心民意、强化政府统治的目的,通过加强教育管理与文化管控保证官方正统思想和学术的传播,实现规范民众思想行为,促进思想统一的目的。汉代意识形态管理的特点与影响也不容忽视。集权专制和注重德化是汉代意识形态管理最基本的特点,国家通过这种恩威并行的方式实现了建立稳固精神统治的目的。而汉代意识形态管理所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对政治制度的渗透方面,因为思想文化影响国家政治制度,所以在意识形态的推广过程中,汉代的文教制度、选官制度和司法制度发生变化,意识形态制度化出现。
张卓[3]（2020）在《董仲舒与汉代主流意识形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意识形态的主要作用在于对某种制度的辩护或批判,而主流意识形态即统治思想则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建构起来的观念上层建筑。汉代是继秦“二世”而亡之后建立的一个延续400多年、强大的“大一统”封建王朝。汉王朝的强大和长时间延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董仲舒推动“独尊儒术”并为汉代统治者提供了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主流意识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深入研究汉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和衍化,揭示董仲舒对汉代主流意识形成的作用,从一个个案的分析获得对主流意识形态意义和作用的认识,吸取经验与教训,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主要从三个维度对问题进行了分析:首先,汉代主流意识形态经历了一个从汉初黄老之学到儒学复兴的演变过程。汉初统治者适应时代的需要,选择了黄老思想为其统治思想,实行“无为而治”的政治策略;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的建议,推动了儒学的复兴,使儒学替代黄老之学成为新的统治思想。汉代儒学的复兴有其历史的原因,包括儒学自身的生命力、汉代儒学与其他学派的相互作用、汉代儒生们的传承与发展、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推动等等。其次,董仲舒主要从“天”论、“天人感应”论、“君权神授”论等方面对汉代政治制度合法性进行了论证,从“三统三正”、“天不变道亦不变”、“德主刑辅”等方面对汉代政治秩序进行了设计,从“三纲五常”、“正谊不谋利”、“承天意善中民之性”等方面对汉代伦常秩序和价值体系进行了建构,并由此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系统的主流意识形态体系。第三,以董仲舒思想体系为核心的汉代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不仅对汉代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来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为汉代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前提、为社会秩序的整合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整个社会提供了价值和信仰体系。
田丰[4]（2020）在《“孝宣情结”与东汉政治》文中研究说明建武元年（25）,西汉宗室疏属刘秀建立东汉王朝。特殊的“中兴”性质,使得东汉在政治上存在着向前朝盛世学习的风潮。曾中兴汉朝的宣帝刘询是其时最受士人关注的西汉君主之一。由此东汉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笔者称之为“孝宣情结”,即指东汉士人对前汉宣帝、宣帝朝辅臣及其所共同构成之政治的认同感、归属感。这一政治文化对东汉王朝影响深远,故本文以东汉士人之“孝宣情结”为研究对象,希冀通过梳理其缘起变化发展的过程,进而勾勒出东汉近两百年政治变化发展的轮廓。西汉中期,宣帝以成熟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中兴了彼时衰败的汉朝。因此有汉家传统的,“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思想与带有汉宣帝特色的,以吏治建设为核心的政治实践,就构成了经典的孝宣政治,加之西汉中后期士人对汉宣帝形象充满曲折的层累建构,共同推动了东汉士人“孝宣情结”的缘起。东汉建立后,国家的首要任务即是确定立国方针。“孝宣情结”的缘起使得此时的士人对宣帝中兴汉朝的故事颇为倾慕,向孝宣政治的回归便成为了东汉朝野共同的目标。在“孝宣情结”的驱使下,东汉皇帝重构国家政治,拔高宣帝地位,如光武重新确立宣帝在汉家宗庙中的位置以颂扬其功,更换精明能干的太子以继承大业;以班固为代表的一批文士则综合前史塑造,以历史书写的形式固定了汉宣帝的中兴形象。孝宣政治也成为了东汉初年行政的范本,光武、孝明二帝复行孝宣之政,将其内核融入东汉的具体政治实践中,开创了东汉前期的盛世。明帝以降,章、和二帝虽能继续领导东汉王朝走向盛世,但出于调整现实政治的考虑,由章帝推动的帝国政治转向,与宣帝所奉行的理性政治渐远,为东汉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东汉士人的“孝宣情结”也出现了分化的现象。在此时的上层士人如皇帝身上,几乎看不到“孝宣情结”了,东汉初年由皇帝主导,君臣共尚的“孝宣情结”转为由中下层士人主导。东汉中后期,中央权假他姓,外戚、宦官的先后迭兴使得东汉中央政治败坏,地方政治亦濒临崩溃。国家衰落,士人们为重振皇权,整肃吏治,纷纷以孝宣政治为模板,设计东汉新政,一批士人更在具体实践中推行孝宣之政。不过在那样的大环境下,士人们的努力只是徒劳,其人由此心灰意冷,旨趣转变。东汉末年,仅见于中下层士人的“孝宣情结”则出现了明显的异变。汉宣帝中兴汉朝的幻景与汉朝难以复兴之现实的抵牾使得其时士人较少直接提及汉宣帝,“孝宣情结”存在着脱敏淡化的趋势。本是为挽救国家危亡,纠正国家弊端的孝宣政治被士人拆解开来,泛化为一般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成为了汉末群雄经营地方的重要参考。三国创业君臣如曹操、刘备、诸葛亮等人儒法兼用,重塑吏治,从并起的汉末英豪中脱颖而出,最终三分东汉天下。而原本为构建汉宣帝中兴形象的谶纬异象也出现了异化,变成了地方割据乃至最终他姓完成权力转换的重要因素。
周小宁[5]（2020）在《齐鲁士人与昭宣之治》文中研究指明西汉是儒家经学形成的时代,齐鲁之邦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汉武帝“独尊儒术”、“置五经博士”、“举孝廉”是汉家“王霸”之术在取士制度上的必然选择,士人阐释儒家经典的话语获得了霸权地位,齐鲁由此成为“万方中毂”之地。昭宣短祚,承武末亡国之失,士人阶层在此断裂时期实现了质的平稳的变革。昭宣时期的士人最终转型为承担着儒家正统意识形态的兼具文化活动和行政事务的“士大夫”官僚阶层。齐鲁士人代际承习儒学的传统,使其获得了入阁登坛的地域文化优势。昭宣时期宣扬“王道”的齐鲁士大夫成为政治文化的创造者、政治决策的参与者、政治势力的组织者,发展为朝廷新生的中坚力量,调和着社会的统治危机。昭宣时期的盐铁会议与石渠阁会议是齐鲁士人真正意义上的集体参政,是儒家意识成为汉代正统意识进程中的关键插曲。“盐铁会议”是对武帝末期亡国之失的一次拨乱反正,汉廷统治开始表现出“守文”之势。盐铁会议上的郡国士人与“有司”共商国是,开启后世士大夫政治体制的滥觞。“石渠阁会议”中的齐鲁士人,“通经”“致用”于孝宣时政,流化天下,致于洽平。“石渠阁会议”由宣帝亲裁,是一次完全意义上的制宪会议,在西汉中后期政治“守文”转型的过渡中起到稳定器的作用。两次会议共同推进了帝室与士大夫共天下局势的形成,从而构建出“士人政府”的政权组织形式。齐鲁士人在政治角逐中,不断影响着政治制度和政治形态的发展,反之,随着帝国政治体制的波动变迁,齐鲁士人逐渐转化为汉廷统治中特殊的政治势力。齐鲁士人与“士大夫”政治体制的良性互动,将儒家的“礼治”精神与帝国的“法治”精神牢牢地结合起来,强化了“大一统”的国家政治意识,催生了“昭宣中兴”。
任凯凯[6]（2019）在《西汉士人心态浅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士人心态主要研究士人群体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精神状态和价值观念。春秋战国时期,士人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开始以自己的思想学说指导实践,之后对历代王朝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尤其对于大一统政权初创的秦汉,更是如此。本文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方面分析西汉士人心态。历时性的角度分析了西汉在不同时期不同统治思想指导下士人所呈现的不同心态特征,具体分为汉初“黄老无为”思想指导下的士人心态、武昭宣时期“外儒内法”思想指导下的士人心态、西汉后期“经学神化”思想指导下的士人心态。另外,笔者通过搜集整理西汉士人心态的史料发现,虽然在西汉两百多年的时代变迁中,在不同王朝统治思想的指导下,士人呈现出不同的心态特征,但从总体来说,士人受时代的大环境影响,呈现出一些共性心态,如隐逸心态、敢于直谏心态、功利主义心态,共时性的角度分析了西汉士人呈现的共性心态及其原因。故本文通过两个角度分析西汉士人心态,以使士人群体的精神面貌更加明晰。
宋清员[7]（2019）在《在政治调节中强化王权：《韩诗外传》政治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韩诗外传》一书,为西汉初年诗经博士韩婴所编着,大致属今文学一类。《外传》引《诗》,多属象征层面的“诗教”运用,与《诗》之本义关联不甚密切。因之,《外传》一书所反映出的是,韩婴本人立处秦汉鼎革之际,承接汉初百家余绪的“杂家”学术立场,经世致用的旨趣十分明晰。如此,则为我们透过《外传》,以观察汉初政治思想的逻辑演绎理路,提供了坚实基础。汉承秦制与儒法争鸣是韩婴及其《外传》,所处的政治时代背景和学术思想背景。汉承秦制的制度沿革,奠定了传统中国政治结构的制度规模。秦汉之际,关涉郡县制与分封制的思想争鸣,共有三次,但均以郡县制的最终确立而完成。郡县制的实然确立标志着,单一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形塑。加之,定都关中和叔孙通“起朝仪”这两项举措的实施,使得汉制对秦制的因袭基本完成。然而,强秦任用苛法二世而亡的亲身经历,使得汉初儒生士人不得不吸取秦亡教训,以维系汉家长治久安。这是汉初儒生士人的共同问题意识。因之,求治、求一、求变,成为汉初政治思想的基本特点。从政治合法性和政治整合层面言之,秦亡故事,反映出三晋秦法家思想在整合政治文化、塑造主流政治价值层面的乏力感。在这一政治情境下,转向儒生和儒家政治思想的助益,实属自然。儒家政治思想在攻取天下之时发挥功用有限,而在既定政治秩序建构完成后的治国理政方面,则显现出立处君主政治立场下的中庸权变特点。景帝时期儒生辕固与道家黄生的廷争,即显现出儒家政治思想重视权变调节之优长。儒法争鸣的最终结果,形塑为法家霸政取天下和儒家王道守天下的汉家制度。因之,以改朝换代的更迭时刻为界,称制之前倚赖重典刑罚的法家进取之术,称制以后依赖仁义礼制的儒家守成之道。这一权变战略,有为汉以后的王朝立“法”的典范意义,循为常道。故而,儒、法两家互补,以代法家独大,是秦汉之际的第一个“变”。从政治学视角言之,这是国家层面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的抉择转向。延继儒、法互补的国家策略转向,以礼代法、以礼实法、礼法同治,是为儒、法互补从国家层面向社会层面的纵深转向。这是秦汉之际的第二个“变”。通过这一转变策略,促使政治权力统治基础下移,得以伸向社会层面。礼的礼制、礼仪、礼节等丰富意蕴基本涵括国家、社会、人心等各级层面,改变了秦法单一刻板的刻薄形象。这一进程的推进,最终通过君子人格得以改造。以礼制明尊卑,防止地方势力坐大以威胁中央,确立明确的中央地方关系。以礼仪化风俗,将尊卑等级观念渗透于社会层面,完成政治社会化进程。同时在心理层面确立以礼节文的内部规范,沿袭了孔子讲礼内化于仁的内在向度。总之,礼治主义是传统中国社会治理层面的主要手段,其与国家层面的“法制”一道,共同形塑了传统国家治理的基本框架,建构了“国家-社会”基本格局。假若礼法合治在乎国朝一隅,则移孝作忠,是为礼治思想在社会层面的积极转向。移孝作忠,部分反映出礼治尊卑向家族伦理层面的继续渗透。与法家对家族伦理的忽视不同,儒家向来重视家族伦理,并通过移孝作忠以之为统治基础。政治权力深入到“家”,将家族伦理改造为政治伦理,使得对社会组织的控制加强。同时通过移孝作忠,防止家族的宗族化倾向。总之,政治斗争的场域由上层国家层面,转向家族层面。对利益的即时性要求化解为亲情化的孝慈,处理利益的方式由利益争夺变为情感维系下的礼让,隔绝了国家社会难以交流带来的猜忌。基于政治争夺的利益分配,转化为家族伦理,政治伦理化了。从礼法合治角度言之,则移孝作忠亦可看作礼治对法制的改造和变通,是为国家层面对社会层面的政治吸纳。除却礼治法制在朝堂层面的争胜、忠孝在家族领域的互嵌外,在学校领域有所谓道统与政统的抗争。然而,身处道学与王权之间的君子士人,终究没能在政治实践领域,完成政治思想对政治权力的规训与制约。君子固穷的政治人格及对道义的学术追循,终使得君子士人成为维系王权的社会力量。刑不上大夫乃君臣共治之基,使得君尊臣卑的君臣一体成为可能。君主政治扩大治理基础,臣属成为缓和君、民矛盾的中间层。臣子士人在国家政治和社会民生之间,既需承担来自前者的权力压制,又需在社会层面完成人生价值。位处国家与社会之间,权势与道义之间,颇为踌躇。但就是在这一动态拉锯过程中,化解了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防止秦法家严厉吏治带来的激变。值得注意的是,君臣共治是对礼法同治治理结构和移孝作忠政治伦理的逻辑演绎,君、臣、民需在既有基本政治制度的框架内腾挪转移,找寻适宜自我的政治角色。顺沿王有天下的政治资源占有、礼法同治的政治治理手段、移孝作忠的政治伦理规范和君臣一体的政治角色肯认这一逻辑,则在学术思想领域自然逼出天人合一政治思维。天人合一致思逻辑在政治合法性层面,论证了传统政治结构中王有天下、礼法同治、忠孝互济和君臣一体等,并与这四者形成封闭循环,相互佐证,进而使得这一政治系统更具稳固性。至此,一个围绕王权政治的政治系统形成,这一系统涵摄核心价值、规范制度、社会伦理、政治角色和思维模式等五层面,构筑一副传统政治结构的有机图景。最终,经由董仲舒对“春秋大一统”的理论申述,完成“子学时代”向“经学时代”的学术转向。汉初百家余绪的学术时代至此完结,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代亦于此终止。通过以礼实法、移孝作忠、以臣实君和天人合一等四方面的思想申述,汉代对秦朝的强化型调节完成,儒法互补的政治格局形塑。王权主义借助“阴阳组合结构”的力量,使得自身具有更为强劲的适宜性。在政治调节中强化王权这一目标,得以达成。
叶晓庆[8]（2017）在《《春秋》“大一统”学术源流考论》文中研究指明“大一统”思想是在西周礼乐文明土壤孕育下产生的。西周的学术样态为王官之学,学术为官府所控,为“大一统”政权服务,学术与现实政治关联密切。西周末期以降,礼乐渐坏,官学下移,诸子学术逐渐兴起。诸子学术渊源于西周礼乐文化,学术指向于现实政治,建构“大一统”的社会秩序是诸子学术的共同主题。秦汉实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政治的高度统一需要学术思想的“大一统”,故而法、道、儒依次走入意识形态化的语境,直至汉武帝“独尊儒术”政策的确立。在西周至西汉学术的发展历程之中,“大一统”思想是整个学术发展的主题与主线。但“大一统”这一概念,直至《春秋公羊传》才被正式提出来,它有一个萌芽、产生与发展的漫长过程。因此,本论文主要探讨的是《春秋》“大一统”思想的学术源流问题。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交代了本文的研究对象与选题价值,概述了相关研究的学术简史。第一章为“西周礼乐文明与‘大一统’思想的形成”。本章从“天命观”与“制礼作乐”两个角度入手,探讨了西周礼乐文明的建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指出,“王官之学”是西周礼乐文化的话语形态,它所传达出的学术服务于政治的社会理念,直接促进了周初“大一统”思想的形成。第二章为“春秋礼崩乐坏与孔子的‘大一统’思想”。本章侧重于探讨孔子的“大一统”思想,文章指出,面对着“礼崩乐坏”的客观情势,孔子以承续周代的“大一统”礼乐秩序为己任。故而,其“仁学体系的建构”、“修订《春秋》”、“兴办私学”等学术行为都有着强烈的“大一统”诉求,并对七十子后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三章为“诸子百家对‘大一统’思想的接受与阐发”。本章集中探讨了老子、庄子、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战国诸子对“大一统”思想的接受与阐发。文章指出,诸子学说虽看似争鸣各异,但实质上却有着共同的学术来源与学术指归。他们承接“古之道术”,从传统“六经”之中汲取营养,构建了自家学说体系,并希冀以此来统一社会的学术思想,从而为“大一统”社会秩序的构建提供学术理论支撑。第四章为“《春秋》三传对《春秋》‘大一统’思想的阐释”。本章集中探讨了《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与《春秋谷梁传》对《春秋》“大一统”思想的阐释问题。文章指出,《春秋》“微言大义”的核心就是要维护“大一统”的社会秩序,作为解经之传,《春秋》三传在阐释《春秋》“微言大义”时的角度与方式虽然有所不同的,但对于《春秋》的“大一统”思想却都有着明确的揭示和阐释。第五章为“独尊儒术与‘大一统’思想的最终确立”。本章从秦与汉初的政治背景入手,探讨了“大一统”思想最终确立的问题。文章指出,与秦汉“大一统”的社会政治格局相适应,秦汉学术从总体上也呈现出一种统一的发展态势。经过西汉诸子、董仲舒、司马迁等人的努力,“儒术”最终上升成为了国家主流的意识形态,成为“大一统”思想的学术指归。结论部分在综述全文内容的基础上指出,从本质上来说,传统中国学术的根底与归宿都不外经世致用,“大一统”思想的阐发与实践几乎是一切学术的期许,从西周到西汉,从周公到诸子百家,再到董仲舒、司马迁,“大一统”思想是整个学术发展的主题与主线。
赵鹏[9]（2015）在《汉初诸帝与文学》文中提出帝王是中国封建等级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出于稳固政权的需要或自身的兴趣喜好,帝王往往借助国家机器来影响文学的发生、发展。一些帝王本身也兼有文学家的身份,他们凭借帝王在社会中的特殊政治地位,使其创作的文学作品对文坛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帝王对文学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其执政期间的文学,甚至也影响了其后代的文学。汉高祖刘邦对汉代文学的影响有三点值得特别关注:一是还乡时创作的《大风歌》。《大风歌》无论在文学内容还是在文学形式上,都继承了屈赋楚辞的文学风格。汉惠帝继位后,为了追念先皇以表哀思并发扬高祖文化,钦定了《大风歌》为汉代礼乐,要求官府乐官排演吟唱;二是刘邦关注并承认儒学在治国中的作用,是汉初文学思想的主导者。三是对《安世房中歌》的高度重视。《安世房中歌》能得到刘邦的重视,主要是因为歌中宣扬的“德孝思想”有利于汉初安邦定国。孝,可以规范帝王及各位宗亲的行为;德,可以警示百姓遵守规范。因此,高祖刘邦出于个人对《安世房中歌》的喜好,确立了“孝德”思想在其执政期间的地位。儒家思想对汉初文学的发展趋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影响了汉代乃至整个古代文学的发展趋势。高祖刘邦死后至汉武帝刘彻登基前这段时间,汉初诸帝在文学上的影响及取得的成就有限。这段时间是儒家礼乐思想和黄老之学在汉初统治阶级中碰撞、融合,相互影响的关键阶段。汉惠帝时,儒家礼乐思想在传播上受到限制,黄老之学主导统治阶级。这一时期,汉王朝基本“不任儒者”,汉惠帝本人也亲自到田何家中学习《易经》,一直到汉文帝时期,才重新开始重用儒生。儒学受到汉初帝王的重视,使得儒学成为汉初王朝的帝王之学,儒学自然也成为了汉初文学的主要思想内核。汉武帝刘彻即位前,在诸侯藩国中形成了三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文化学术中心:吴、梁之地、淮南之地以及河间地区。这三个学术中心推动了汉初文学迈进繁荣,在建立文学与经学的关系上作用不容低估。汉武帝登基后,从政治、经济、军事多个角度构建大一统王朝,文学上也不例外。汉武帝绝对不能容忍藩国文学与中央对抗,甚至优于中央。因此,刘彻采用大一统措施,清洗诸子学说,树立儒学、经学在朝廷中的独尊地位,并奖掖儒生,推动朝野内外习经。此外,武帝还在举国范围内征集擅长辞赋的文学之士,表示对文学家的尊重;且汉武帝自己也创作了不少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如《秋风辞》、《天马歌》、《李夫人歌》等。中国古代文学发生发展,受到内在、外在多种因素的影响。影响因素多种多样,在影响文学发展的众多因素中,帝王无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帝王是国家权利的象征,帝王的政治策略、文化导向,甚至个人的兴趣、喜好,都会渗入其自身以及其执政期间的文学创作中,进而影响后代文学的风格、内容。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应该关注帝王及统治阶层对文学的作用。本文旨在从帝王与文学的关系切入,探讨汉初诸帝对汉初文学观念、策略政策,以及文学活动做出了哪些影响和贡献。
刘成敏[10]（2015）在《汉代『政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汉代政论构成汉代政治文化之重要内容,本篇论文拟议四个方面作具体探讨。第一,汉代政论是观察汉代政治文化之重要取径。回溯和反思既往有关汉代政论研究之成果,就“政论”概念提出新的构想。“政论”之第一义,不是文体、尤其不是文学本位上之“论”体的概念,实包含一切形式之政治议论。故作品自觉的论政意识是核心,惟此一“念”,方有表达此“念”之诸种方式与形式,此系政治话语之表达。文学只是表达政治思想之手段,和呈示政治文化的一个面向。若摈弃有关文学之体的思考,或将“言说”的方式作开放之理解,那麽,“政论”的范围可谓十分宽广。只不过不同的方式,在论政策略、机制与效用诸方面容有不同。政论具有弥散性,始终存之於文、赋、诗诸文化体式——呈现文化的形式之中。藉由探讨汉代奏疏、诸子和诗赋等不同的政论表达方式及其论政机制、时代特质,捕捉始终氤氲於汉代政治文化中的这种意识存在,此即行文之初衷。第二,汉代以文书制御天下。文学、儒生的奏疏之文,不仅是政务文书,更是思想表达之重要载体。与文吏行政文书不同,文学、儒生等制度文官所作政论文章,亦是汉代文学之经典。此与奏“书”言政制度相关联,其中作为士大夫、学者的“文人”身份渐趋浮出历史之表。诏策、奏疏之文,系汉代最具时代个性之思想表达方式,直接参与了帝国政制的构建。此目标之实现,武帝时代确立以儒生为主体之文官制度、以儒学为政治意识形态等举措为关键,由此亦造就了汉政尚文之风气。君主论之认知、王霸道之权量诸问题乃汉家君臣论政之“主脑”①内容,集中体现於帝国力图塑形“汉亦一家之事”之总目标,并及於文与质、常与变上寻求动态之平衡。其间,汉臣奏疏之中心议题亦表现出由“过秦论”向“迹天心”之转变。第三,诸子思想构成汉代政论言说重要一目。诸子学说於汉代之流变体现出新的趋势——子学杂家化,此乃诸子思想在汉政中调适之结果。因於杂家化思维,学说之风貌已非“九流十家”中某一家所可归类。杂家化这一“创造的综合”①,亦呈示於汉代最时兴的艺术样式——汉赋之中,不过子、赋交融对彼此产生了既双美又两伤之结果。汉代儒学杂家化系儒学由“学”向“术”转变重要因素,既强化了“儒术缘饰”②之用,也为其他学说进入制度体系开通了渠道。所谓“罢黜百家”,儒术并未独胜,相反成就了百家学说之“曲胜”。杂家化改变了诸子自开户牖、各立一家之格局,由此前激烈的“入室操戈”转为温厚的“入室共存”。如此一方面销蚀了诸子之个性,但同时也渐趋消弭了门户之见而造就了汉代通学之风气。第四,以诗歌方式论政系政论的诗语表达,这是“诗言志”的传统。以谣、谚、歌、诗等“歌诗”评议政治,系政论的底层表达主要形式。底层民众的政治言说寄生於史传和士大夫、学者所作文中,间接参与了政治,其政治品位因之获得提升。代表“天心”之民间“歌诗”,甚至构成帝国政治运作中之特殊“律例”;特别是谶谣或曰“诗妖”,更为皇帝、士大夫所重。上、下层政论有合与离的关系,其“离”表现於二者在思想志趣、精神境界上“公义”“私意”之别,不过,此与道德高下无关。汉大赋是政论诗性表达重要形式,所谓“诗为赋心,赋为诗体”③即可形容。大赋论政之根本在於持论特性:在文式上,赋、奏兼体,由文入赋,以铺排藏议论为赋之正格;在义涵上,持论崇尚器识,大赋熔子入史而准於经义,铸成“辨而不激、畅而归典”④之轨辙;在功用上,夸饰即讽諌,描绘王政之形,写影以寓实,实有“目撃道存”⑤之效,劝一而讽百。除文字外,图像同样可以“言”政。大赋和图像等艺术方式表达政论,有其直观、便宜之效用与优势,却也有难以尽意之限度与不足。
二、秦汉之际国家意识形态通论——关于“以吏为师”、“黄老无为”与“独尊儒术”的比较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秦汉之际国家意识形态通论——关于“以吏为师”、“黄老无为”与“独尊儒术”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汉代乡里社会运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核心概念的说明与界定 |
| 1.1.1 乡里 |
| 1.1.2 社会运行机制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依据 |
| 1.3.1 理论依据 |
| 1.3.2 现实依据 |
| 1.4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4.1 国内研究 |
| 1.4.2 国外研究 |
| 1.4.3 当前文献研究述评 |
| 1.5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周秦时期乡里社会的变迁 |
| 2.1 乡里行政力量的演变 |
| 2.1.1 乡官里吏的职能及作用 |
| 2.1.2 乡里行政组织的变化 |
| 2.2 乡里宗族势力的变化 |
| 第三章 汉代乡里社会运行体系 |
| 3.1 乡里经济的发展 |
| 3.1.1 乡里社会的农业生产状况 |
| 3.1.2 农作之外的经济状况 |
| 3.2 乡里秩序的建立及改变 |
| 3.2.1 制度化的地方社会领袖——乡三老 |
| 3.2.2 乡里地方势力——宗族与乡里豪族 |
| 3.2.3 乡里社会的基本单位——五口之家 |
| 3.2.4 民间力量的作用——游侠 |
| 3.3 乡里教化及风俗的形成 |
| 3.3.1 自上而下的乡里教化 |
| 3.3.2 庠序之教——乡里教育 |
| 3.3.3 婚丧礼俗的确立 |
| 3.3.4 乡里民谚等民间知识的创作与传播 |
| 3.4 乡里信仰及神只崇拜 |
| 3.4.1 乡里神只崇拜 |
| 3.4.2 乡里巫术的传播 |
| 第四章 汉代乡里社会运行机制分析 |
| 4.1 激励机制 |
| 4.1.1 察举孝廉 |
| 4.1.2 赏赐民爵 |
| 4.1.3 褒奖儒士 |
| 4.1.4 旌表孝悌 |
| 4.2 控制机制 |
| 4.2.1 律令强制 |
| 4.2.2 乡官管制 |
| 4.2.3 豪强支配 |
| 4.2.4 乡里民约 |
| 4.3 保障机制 |
| 4.3.1 国家对乡里的保障措施 |
| 4.3.2 乡里自发保障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2）汉代意识形态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思路 |
| 四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汉代太常在意识形态管理中的作用 |
| 第一节 太常通过礼仪祭祀加强精神统治 |
| 一 太常掌礼仪、定秩序 |
| 二 太常掌祭祀、明神意 |
| 第二节 太常通过文化教育宣传官方思想 |
| 一 太常对博士和太学的统属 |
| 二 博士和太学在思想文化宣传方面的作用 |
| 第二章 汉代意识形态的调整与推广 |
| 第一节 汉代国家对意识形态的调整 |
| 一 由秦到汉初,意识形态的转变 |
| 二 汉武帝之后,意识形态的调整 |
| 第二节 汉代官方对意识形态的宣传 |
| 一 中央遣使巡行,推进文化渗透 |
| 二 官方重视政令宣传,推进政治教化 |
| 第三节 汉代官方对意识形态的引导 |
| 一 官方重视言传身教,加强社会教化 |
| 二 基层重视道德宣传,加强伦理约束 |
| 第三章 汉代加强意识形态管控的方式 |
| 第一节 强化对民心的掌控,加强对言论的控制 |
| 一 倾听民众议论,了解民心政务 |
| 二 加强言论控制,强化政府统治 |
| 第二节 加强对文化教育的管理 |
| 一 通过教育管理,传播道德观念 |
| 二 实施礼乐教育,规范思想行为 |
| 第四章 汉代意识形态管理的特点与影响 |
| 第一节 汉代意识形态管理的特点 |
| 一 集权专制 |
| 二 注重德化 |
| 第二节 汉代意识形态管理的影响 |
| 一 意识形态对文化教育的渗透 |
| 二 意识形态对选官制度的渗透 |
| 三 意识形态对司法制度的渗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3）董仲舒与汉代主流意识形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从黄老之学到儒学的复兴 |
| 第一节 汉初的黄老之学 |
| 一、“无为而治”及其实践成效 |
| 二、“无为而治”的消极影响 |
| 第二节 武帝时期儒学的复兴 |
| 一、儒学自身的生命力 |
| 二、儒学与其他学派的相互作用 |
| 三、儒生们对儒学的传承与发展 |
| 四、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推动 |
| 第二章 董仲舒对汉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 |
| 第一节 对政治制度合法性论证 |
| 一、“天”论 |
| 二、“天人感应”论 |
| 三、“君权神授”论 |
| 第二节 对政治秩序的设计 |
| 一、“三统循环”论 |
| 二、“天不变道亦不变”论 |
| 三、“德主刑辅”论 |
| 第三节 对伦常秩序的建构 |
| 一、“三纲五常”的伦理观 |
| 二、“正谊不谋利”的价值观 |
| 三、“王承天意善中民之性”的王道教化论 |
| 第三章 汉代主流意识形态确立的意义 |
| 第一节 维护君主统治地位,稳定国家统治根基 |
| 第二节 引领教化约束之法,实现社会有序发展 |
| 第三节 整合社会价值观念,发展民族精神信仰 |
| 结语:汉代主流意识形态确立对后世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4）“孝宣情结”与东汉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概念界定与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
| (一)关于孝宣政治的相关研究 |
| (二)关于东汉士人与孝宣政治的相关研究 |
| (三)关于东汉政治的相关研究 |
| 第一章 政治内核与中兴建构:“孝宣情结”的缘起 |
| 第一节 孝宣政治的内核 |
| 一、“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思想 |
| 二、以吏治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实践 |
| 第二节 制造汉宣帝:西汉中后期时人对汉宣帝形象的层累建构 |
| 一、谶纬与祥瑞:汉宣帝在位前后的形象建构 |
| 二、谥号:汉宣帝身后的形象建构 |
| 三、汉宣帝以降的中兴形象建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兴重构与政治回归:“孝宣情结”的发展 |
| 第一节 东汉前期汉宣地位的重构 |
| 一、建武十九年的政治重构 |
| 二、《汉书》对汉宣帝中兴形象的塑造与定型 |
| 第二节 孝宣政治的回归 |
| 一、“柔道”与“霸王道杂之” |
| 二、“中兴已来,追踪宣帝” |
| 小结 |
| 第三章 政治转型与中兴呼唤:“孝宣情结”的分化 |
| 第一节 章、和二朝的政治转型 |
| 一、尚宽的皇帝与严苛的官吏 |
| 二、外戚、宦官的崛起 |
| 第二节 东汉中后期所面临的困境与士人重建孝宣政治的尝试 |
| 一、东汉中后期所面临的困境 |
| 二、东汉士人重建孝宣政治的尝试 |
| 小结 |
| 第四章 政治重生与功用流变:“孝宣情结”的异变 |
| 第一节 建安前后的东汉政局与魏蜀创业君臣的选择 |
| 一、建安前后的东汉政局 |
| 二、魏蜀创业君臣的选择:孝宣政治的部分回归 |
| 第二节 谶纬异象与汉魏嬗代 |
| 一、两汉间孝宣谶纬异象的功用流变 |
| 二、“冠石之祥”与匹夫裂土 |
| 三、“字成木叶”与汉魏禅代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齐鲁士人与昭宣之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与现实意义 |
|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汉代“士人”问题研究 |
| 1、“士”的概念及分化问题 |
| 2、“士大夫”政治体制问题 |
| 3、“儒生”与文吏问题 |
| 4、“士”与儒生关系 |
| (二)“盐铁会议”与齐鲁士人问题研究 |
| 1、“盐铁会议”历史背景及会议性质问题研究 |
| 2、“盐铁会议”内容问题研究 |
| (三)“石渠阁会议”与齐鲁士人问题研究 |
| 1、会议召开的时间 |
| 2、会议召开的原因 |
| 3、会议的性质和意义 |
| 4、会议的博士官设置 |
| 二、齐鲁士人的历史渊源 |
| (一)汉代的士人群体 |
| 1、“士人”的代际演变 |
| 2、“士人”的地域流变 |
| (二)齐鲁士人与齐鲁儒学 |
| (三)昭宣时期的齐鲁士人 |
| 三、齐鲁士人与“盐铁会议” |
| (一)“盐铁会议”的召开 |
| 1、武末昭初的社会危机 |
| 2、会议召开的导火线 |
| (二)参会齐鲁士人生平概述 |
| 1、丞相田千秋的生平 |
| 2、贤良魏相的生平 |
| (三)齐鲁士人的会议发言及动态 |
| 1、齐鲁士人的会议发言 |
| 2、齐鲁士人在会议上的动态 |
| (四)齐鲁士人会后的走向 |
| 四、齐鲁士人与“石渠阁会议” |
| (一)会议弁言——士人与嗣统 |
| (二)会议序章——宣帝与鲁学 |
| (三)会议正论——士人与经学 |
| 1、梁丘临与《易》学 |
| 2、欧阳、林、周与《书》学 |
| 3、萧望之、韦玄成与《礼》学 |
| 4、严彭祖与《公羊春秋》学 |
| (四)会议后记——士人与博士官 |
| 结束语 |
| 附:昭宣时期的齐鲁籍士人表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 |
| (二)今人着作 |
| (三)期刊论文 |
| (四)学位论文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6）西汉士人心态浅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及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四、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西汉之前士人心态概况 |
| 第一节 春秋战国大变革时期的士人心态:高傲、积极自由 |
| 第二节 秦政高压下的士人心态:畏惧、猜防奉承 |
| 第二章 西汉王朝统治思想下的士人心态 |
| 第一节 “黄老无为”思想指导下的汉初士人心态 |
| 一、以自由为特征的士人心态 |
| 二、以积极建功立业为特征士人心态 |
| 第二节 “外儒内法”思想指导下的武昭宣时期士人心态 |
| 一、以积极入仕为特征的士人心态 |
| 二、以压抑被迫为特征的士人心态 |
| 三、以畏祸为特征的士人心态 |
| 第三节 “经学神化”指导思想下的西汉后期士人心态 |
| 一、以以古喻今为特征的士人心态 |
| 二、以明哲保身为特征的士人心态 |
| 第三章 西汉士人的共性心态及其成因 |
| 第一节 隐逸心态 |
| 第二节 敢于直谏心态 |
| 第三节 功利主义心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在政治调节中强化王权：《韩诗外传》政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及研究问题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问题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述评 |
| 一、有关《外传》与诗之关联的研究 |
| 二、有关《外传》思想内涵的研究 |
| 三、《外传》与《孟子》《荀子》及道家法家思想的关联 |
| 四、有关《外传》政治思想史地位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一、政治学的方法论转向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研究重点难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秦汉鼎革儒法争鸣视域下的《韩诗外传》 |
| 第一节 汉承秦制的制度沿革与革秦之弊的文化变革 |
| 一、汉制对秦制的因袭 |
| 二、汉初士人群体对秦之政治形象的型塑 |
| 三、革秦之弊的政治文化变革 |
| 第二节 汉初士人的问题意识及其对策 |
| 一、汉代秦的政治合法性析论 |
| 二、汉初政治思想中的求治、求一、求变特点 |
| 三、韩婴及其《韩诗外传》 |
| 第二章 礼法同治 |
| 第一节 《外传》礼治思想 |
| 一、基于等级分化的一统秩序 |
| 二、欲望的节制:治身心以礼 |
| 三、君子人格的教化功用 |
| 第二节 礼法合治的治理结构 |
| 一、礼法关联 |
| 二、国法与家礼的治理结构 |
| 第三节 先秦秦汉时期礼之“义”的演绎理路 |
| 一、道、德、仁、义、礼、法的演变 |
| 二、《仪礼》到《礼记》的内在演绎理路 |
| 三、礼通国家、社会、人心 |
| 四、孔子之仁到礼之义 |
| 第三章 忠孝矛盾与道君张力 |
| 第一节 忠君与孝亲间的结构性张力 |
| 一、立处忠孝之间的《外传》 |
| 二、忠孝矛盾的历史演进 |
| 三、移孝作忠的政治逻辑分析 |
| 第二节 尊道学与尊君间的张力 |
| 一、士尊道义而不与富强 |
| 二、身处道学与王权之间的士人 |
| 第四章 君臣一体 |
| 第一节 君道思想 |
| 一、政治价值的核心 |
| 二、政治决策的主体 |
| 第二节 臣体思想 |
| 一、任贤与纳谏 |
| 二、政治体系的参与者和执行者 |
| 第三节 民本思想 |
| 一、政治系统的从属者 |
| 二、社会资源的供给者 |
| 第五章 天人合一政治思维模式 |
| 第一节 《外传》中的天人关系 |
| 一、天人二分思想 |
| 二、天人合一思想 |
| 第二节 “天人合一”比类逻辑析论 |
| 一、天人相类与比类逻辑 |
| 二、天人合一政治思维消解人的主体性建构 |
| 三、基于方法论反思的天人合一思想 |
| 第三节 重建天人关系与“春秋大一统” |
| 一、先秦时期的天人观 |
| 二、向“春秋大一统”的过渡 |
| 结语: 在政治调节中强化王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春秋》“大一统”学术源流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西周礼乐文明与“大一统”思想的形成 |
| 第一节 敬德保民与西周“大一统”的天命根基 |
| 一、天命素定：殷商统治的神权主义色彩 |
| 二、以德配天：周初政权合法性的理论依据 |
| 三、敬德保民：社会“大一统”秩序的天命观照 |
| 第二节 制礼作乐与西周“大一统”的秩序建构 |
| 一、周人对礼乐传统的改造 |
| 二、西周“大一统”的礼乐根基 |
| 三、礼乐文明与西周的尚“文”之风 |
| 第三节 王官之学与西周“大一统”的学术指归 |
| 一、西周“学术官守”的教育体制 |
| 二、西周史官的文献职能及其对学术的掌控 |
| 三、西周王官“以诗为谏”的政治教化传统 |
| 第二章 春秋礼崩乐坏与孔子的“大一统”思想 |
| 第一节 孔子与西周“大一统”礼乐文明 |
| 一、春秋“礼崩乐坏”与孔子的“从周”情结 |
| 二、“仪、礼分化”与孔子的援仁入礼 |
| 三、孔子对“大一统”政治伦理秩序的建构 |
| 第二节 孔子与《春秋》的“微言大义” |
| 一、孔子与《春秋》的关系 |
| 二、《春秋》与先秦的“史官书法” |
| 三、《春秋》的“微言大义” |
| 第三节 孔子私学教育的“大一统”诉求 |
| 一、“官学失守”与春秋私学的兴起 |
| 二、孔子私学教育的政治诉求 |
| 三、“七十子”对孔子“大一统”思想的承继 |
| 第三章 诸子百家对“大一统”思想的接受与阐发 |
| 第一节 诸子百家“大一统”思想的学术来源与指归 |
| 一、诸子百家“大一统”思想的学术来源 |
| 二、诸子百家“大一统”思想的学术指归 |
| 第二节 孟子与《春秋》“大一统”思想 |
| 一、孟子对《春秋》的阐释及其“大一统”思想 |
| 二、孟子的伦理观与社会“大一统”秩序的建构 |
| 三、孟子的仁政观与社会“大一统”秩序的建构 |
| 第三节 荀子与《春秋》“大一统”思想 |
| 一、荀子与《春秋》的传承及其“大一统”思想 |
| 二、荀子的群分观与社会“大一统”秩序的建构 |
| 三、荀子的学术批评及其“大一统”的学术思想 |
| 第四章《春秋》三传对《春秋》“大一统”思想的阐释 |
| 第一节 《左传》对《春秋》“大一统”思想的阐释 |
| 一、《左传》重“名”与《春秋》的“大一统”思想 |
| 二、《左传》重“德”与《春秋》的“大一统”思想 |
| 三、《左传》重“礼”与《春秋》的“大一统”思想 |
| 第二节《公羊传》对《春秋》“大一统”思想的阐释 |
| 一、《公羊传》“尊尊之道”与《春秋》的“大一统”思想 |
| 二、《公羊传》“亲亲之道”与《春秋》的“大一统”思想 |
| 三、《公羊传》对违背“大一统”礼乐秩序的乱象的批判 |
| 第三节《谷梁传》对《春秋》“大一统”思想的阐释 |
| 一、《谷梁传》“尊尊之道”与《春秋》的“大一统”思想 |
| 二、《谷梁传》“亲亲之道”与《春秋》的“大一统”思想 |
| 三、《谷梁传》“夷夏之辨”与《春秋》的“大一统”思想 |
| 第五章 独尊儒术与“大一统”思想的最终确立 |
| 第一节 汉初政治环境与思想的“大一统”趋势 |
| 一、秦朝“大一统”举措及其历史教训 |
| 二、黄老思想与汉初的“大一统”局面 |
| 三、西汉诸子复兴儒学以统一思想的努力 |
| 第二节 董仲舒与儒术的“大一统” |
| 一、董仲舒与汉武帝“独尊儒术”政策的确立 |
| 二、董仲舒对《春秋》“大一统”思想的阐释与发展 |
| 第三节 司马迁与《春秋》“大一统”思想 |
| 一、《史记》对《春秋》“大一统”思想的学术传承 |
| 二、学术视域下《史记》的“大一统”思想 |
| 三、司马迁对诸子百家思想的“大一统”批评与整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9）汉初诸帝与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源起 |
| 二、研究对象及文献现状 |
| 三、论文创新意义 |
| 第一章 汉初诸帝行事述略 |
| 第一节 汉高祖、惠帝、高后 |
| 一、汉高祖、惠帝政绩 |
| 二、汉高祖刘邦为人 |
| 三、汉惠帝刘盈为人 |
| 第二节 汉文帝、景帝 |
| 一、汉文帝、景帝政绩 |
| 二、汉文帝刘恒为人 |
| 三、汉景帝刘启为人 |
| 第三节 汉武帝 |
| 一、汉武帝刘彻政绩 |
| 二、汉武帝为人 |
| 第二章 楚风与文学 |
| 第一节 楚风、楚文学概述 |
| 一、楚风溯源 |
| 二、楚文学发生发展历史过程 |
| 三、汉初楚风 |
| 第二节 汉高祖楚歌 |
| 一、《大风歌》 |
| 二、《鸿鹄歌》 |
| 三、高祖楚歌影响下的汉代诸帝楚歌 |
| 第三节 汉武帝楚歌 |
| 一、《秋风辞》 |
| 二、《天马歌》 |
| 三、《李夫人歌》 |
| 四、《瓠子歌》 |
| 第四节 汉初诸帝与楚辞 |
| 一、汉高祖与楚辞 |
| 二、汉武帝与楚辞 |
| 三、汉代其他帝王与楚辞 |
| 第三章 黄老之风与文学 |
| 第一节 黄老之风溯源 |
| 一、黄老并称 |
| 二、黄老学派在秦汉之际发展概况 |
| 第二节 黄老之风与汉初诸帝 |
| 一、汉高祖与黄老之风 |
| 二、汉惠帝与黄老之风（含吕后） |
| 三、汉文帝与黄老之风（含窦氏） |
| 四、汉武帝与黄老之风 |
| 第三节 黄老之风与汉初文学 |
| 一、黄老之风与汉初散文 |
| 二、黄老之风与汉初辞赋 |
| 三、黄老之风与乐府诗 |
| 第四章 儒风与文学 |
| 第一节 儒风溯源 |
| 一、先秦儒学的产生 |
| 二、汉初儒学的发展概况 |
| 第二节 儒风与汉初诸帝 |
| 一、汉高祖刘邦与儒风 |
| 二、汉惠帝刘盈与儒风 |
| 三、汉文帝刘恒与儒风 |
| 四、汉武帝刘彻与儒风 |
| 第三节 汉初儒家经典文学价值考 |
| 一、陆贾《新语》 |
| 二、贾谊《新书》 |
| 第四节 儒风与汉初辞赋 |
| 一、儒风与汉大赋 |
| 二、儒风与汉初小赋 |
| 第五章 大一统与文学 |
| 第一节 大一统思想溯源 |
| 一、大一统的起源及思想内涵 |
| 二、《春秋公羊传》与汉武帝 |
| 第二节 汉武帝大一统王朝 |
| 一、政治上的大一统 |
| 二、经济上的大一统 |
| 三、军事上的大一统 |
| 第三节 大一统思想对汉初文学影响概论 |
| 一、汉初文学的大一统政治背景 |
| 二、大一统影响下的汉初文学特征 |
| 第四节 大一统与汉初政论散文 |
| 一、大一统对汉初散文家的影响 |
| 二、经学对汉初政论散文的影响 |
| 第六章 汉初文学对后代文学的影响 |
| 第一节 汉初散文对后代散文的影响 |
| 一、汉初散文与唐宋古文运动 |
| 二、汉初散文对后世散文创作的影响 |
| 第二节 汉初辞赋对后代辞赋的影响 |
| 一、汉初大赋气象对后世辞赋的影响 |
| 二、艺术表现形式对后代辞赋的影响 |
| 第三节 汉初乐府对后代乐府诗的影响 |
| 一、对曹魏乐府诗的影响 |
| 二、对两晋乐府诗影响 |
| 三、对南北朝及隋乐府影响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汉代『政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壹、回顾与省思:有关“政论”话题的构想 |
| 〇、前言 |
| 一、经验的困惑 |
| 二、省思与构想 |
| 三、简短的说明 |
| 贰、制度与文学:西汉诏、奏与帝制的构建 |
| 〇、前言 |
| 一、主体与机制:制度文官与议政“书”奏 |
| (一) 汉代文士升进与文官素养 |
| 1、军功·游士·文官 |
| 2、文官制度化及素养 |
| (二) 政事参与与“斯文”生成 |
| (三) 斯文:“文人”与“新书” |
| 1、官文书与“斯文” |
| 2、“斯文”和“文人” |
| 3、“文人”着“新书” |
| 二、内容与功能:诏策、奏疏中的帝制构建 |
| (一) 原君:汉代诏策、奏疏中“君主论”的考察 |
| (二) “一家之事”与“汉家制度,霸王道杂之” |
| (三) 明大体,通人事:从“过秦论”到“迹天心” |
| 叁、承变与应用:诸子政论以及子学的流变 |
| 〇、前言 |
| 一、自开户牖与整齐百家:九流十家划分反思 |
| 二、子学承变与赋以载道:汉赋之於子学应用 |
| (一) 综述:现象与反思 |
| (二) 汉赋:媒介与线索 |
| (三) 交融:双美与两伤 |
| (四) 结语 |
| 三、罢黜百家与百家曲胜:汉代儒学流变平议 |
| (一) 两种声音:“胜利”与“堕落” |
| (二) 经学“术”化与儒学的杂家化 |
| (三) 附“势”行术与“曲学”阿世 |
| (四) “罢黜百家”与百家“曲胜” |
| (五) 结语 |
| 四、附论:子学流变於汉代思想、文学之影响 |
| 肆、诗心与诗义:政论的诗性表达及其机制 |
| 〇、前言 |
| 一、汉代政论的底层表达:以“歌诗”为中心的考察 |
| (一) 歌诗以言志:政论的底层表达 |
| (二) 寄生性功能:群言议政的机制 |
| (三) 天心与诗妖:歌诗作为“律例” |
| (四) 公义与私意:上、下层的合离 |
| 二、“诗为赋心,赋为诗体”:赋体政论的机制与功能 |
| (一) 引言:文艺作为文官的专业 |
| (二) 赋以论政:“诗心”与赋体 |
| (三) “文人”无用与身份的焦虑 |
| (四) 持论:大赋论政机制与功能 |
| 1、引子:赋家“见视如倡”辨 |
| 2、持论:作为文学批评的范畴 |
| 3、汉赋持论:体·义·用三端 |
| (五) 政论之艺术表达效用与限度 |
| 伍、总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後记 |
四、秦汉之际国家意识形态通论——关于“以吏为师”、“黄老无为”与“独尊儒术”的比较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汉代乡里社会运行研究[D]. 刘鑫凯.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4)
- [2]汉代意识形态管理研究[D]. 楚琳依. 郑州大学, 2020(02)
- [3]董仲舒与汉代主流意识形态[D]. 张卓. 西北师范大学, 2020(12)
- [4]“孝宣情结”与东汉政治[D]. 田丰.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2)
- [5]齐鲁士人与昭宣之治[D]. 周小宁.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6]西汉士人心态浅析[D]. 任凯凯.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7]在政治调节中强化王权：《韩诗外传》政治思想研究[D]. 宋清员. 山东大学, 2019(02)
- [8]《春秋》“大一统”学术源流考论[D]. 叶晓庆. 黑龙江大学, 2017(03)
- [9]汉初诸帝与文学[D]. 赵鹏. 东北师范大学, 2015(06)
- [10]汉代『政论』研究[D]. 刘成敏. 南京大学, 20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