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源流动与税收政策整合（论文文献综述）
范子英,周小昶[1]（2022）在《财政激励、市场一体化与企业跨地区投资——基于所得税分享改革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市场一体化建设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其中产品市场统一建设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要素市场建设相对滞后。本文手工搜集1999—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子公司数据,以母公司在异地设立子公司的行为来测度资本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性;借助2002年所得税分享改革的"自然实验",研究了财政激励对资本要素市场整合的影响。研究发现:所得税分享改革降低了地方发展企业的税收分成,于是地方政府放松了对国有资本的管制,地方国有企业在异地设立子公司的数量显着增加;该效应与税收分成的比例完全吻合,改革后地方所得税分成比例为40%,因此,只有那些地方政府持股比例大于40%的地方国有企业才显着增加了跨地区投资;地方财政对国有企业依赖度越大,政策的刺激效应越大,并且跨省投资显着多于省内异市投资;这种投资行为不仅显着改善了资本回报率,而且增加了地方国有企业的现金分红。本文的研究拓展和丰富了关于要素市场整合的研究,在当前税制结构调整的背景下,为建设统一市场提供了重要参考。
曹文婷[2]（2021）在《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期,为了深化改革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和推动创新创业的发展。在政策驱动下风险投资业获得较大的鼓舞,资本市场建设也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风险投资金额为7630.94亿元,风险投资案例数为8234起。我国已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风险投资市场。在资本市场建设方面,我国不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格局,提升新三板、设立科创板、完善创业板。其中,提升新三板对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推进“双创战略”实施有更为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因为,新三板是专门服务于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孵化平台。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是真正的中小微企业,它们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达不到上市条件,但自身又具有融资需求和发展愿望。这部分企业的数量较大,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数量最多的时候为2017年末达到11630家。本文认为风险投资和新三板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它们都属于“双创战略”框架中的重要支撑内容。它们具备共同的政策目标,即促进中小微企业和创新创业的发展。然而,学界对“风险投资和新三板”主题并未积累较多的研究成果。前期学者较多地关注风险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而对风险投资与场外市场企业的探讨较少。前期学者较多的关注风险投资对微观企业的影响结果,而忽略风险投资的影响机制和宏观溢出效果。针对以上现实背景和研究不足,本文以场外市场新三板为研究对象,从微观层面探讨风险投资对被投企业价值的影响和作用机制。考虑到风险投资的作用不只局限于受资企业,它可能对整个产业或区域都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从宏观层面探讨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和溢出机制。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获得政策启示,为充分发挥风险投资的作用机制和充分释放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提供有益的借鉴。随着国际经济环境持续恶化,全球疫情尚未得到缓解,我国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的常态化时期。中国要实现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创新创业能否在更大范围普及和更高层次推进。而创新创业的主体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发展不仅需要资本,还需要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平台作为纽带将资本与中小企业的发展连接起来。毋庸置疑,新三板便是这个重要的连接纽带。因此,以中小企业为切入点,探讨风险投资对新三板的影响及溢出效应问题,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重点探讨了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问题。综合运用实证研究法、数理模型法、理论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多种方法系统全面地探讨了该主题。全文的逻辑思路为“提出问题→研究综述→理论基础+现实基础→理论分析+机制分析→实证检验→结论”。就具体章节而言,本文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共分4个章。其中,第1章介绍了本研究的背景与研究设计;第2章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第3章对本研究涉及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梳理相关理论;第4章描述了中国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市场的历史现状及关系问题。第二部分“分析问题”是本文的核心,包括3个章。其中,第5章为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及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与机制探析;第6章从微观视角实证分析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第7章从宏观视角验证了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的溢出机制和溢出效应。根据前两部分研究,第三部分重在“解决问题”。第8章总结研究结论,并引申出相应的政策启示和提出研究展望。通过研究获得以下几点结论:（1）机制分析表明（1）风险投资通过治理作用机制、认证作用机制、支持作用机制对被投新三板企业发挥积极作用。风险投资作用机制有效运作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具体为创业企业有信任风险投资的企业文化,风险投资人的声誉资本昂贵且失难复得,风险投资和创业企业能建立建设性的互动关系。（2）风险资本投于新三板企业通过资源配置机制、竞争合作机制、协作链接机制发挥溢出效应。其中,竞争合作机制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协作链接机制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当前阶段,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的投入金额较小。因此,风险投资通过协作链接机制发挥溢出效应的效果可能会被削弱。风险投资溢出机制有效运作也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具体为政府有适当的引导政策,市场环境存在适度的竞争,中小微企业具备吸收能力,资本市场体系健全完善。（2）微观层面实证结果表明（1）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提升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且这种正向作用并非风险投资自选择效应的结果。（2）风险投资通过改善新三板企业的公司治理状况、股票流动性、外部融资能力实现公司价值增值,即在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增值的过程中存在治理作用、认证作用和支持作用的中介效应。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三个中介效应中,股票流动性（认证作用）表现出完全中介效应,说明信息效率的改善在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增值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功能。（3）进一步,还发现风险资本投资于不同特征的企业对价值增值的影响存在差异。新三板挂牌企业在收入增长能力、无形资产占比、治理规范性、股票流动性、股权融资方面的异质性对风险投资的增值作用有正向影响。而企业规模、债权融资方面的异质性对风险投资的增值作用有负向影响。（3）宏观层面实证结果表明（1）风险投资通过微观企业主体将影响放大到宏观层面而产生溢出效应。即风险投资→新三板企业价值→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路径是存在的（竞争合作机制存在）。风险投资→新三板企业价值→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路径也是存在的（协作链接机制存在）。（2）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溢出效应显着,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溢出效应不显着。（3）考虑空间因素也获得相同的结论。新三板市场的风险资本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有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且空间溢出效应超过了直接效应。风险投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4）以上结论说明风险投资对新三板市场的支持,确实促进了创新型、创业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创新主导产业的演变,有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溢出效应。但对产业整合方面的作用并没有体现出来。这是因为风险投资对新三板市场的投入金额较小。新三板市场流动性不足,价格发现功能受限,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企业并购重组等资本运作的实现。因此,风险投资较难引导产业进行整合、关联、聚集,即现阶段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的支持较难发挥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溢出效应。鉴于此,应进一步培育和规范风险投资事业及新三板市场,形成规模的同时要具备质量,使风险投资支持新三板企业的同时,不仅更好地发挥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溢出效应,还能将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溢出效应释放出来。使风险投资更好地帮助中小企业成长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基于以上结论获得如下政策启示:（1）积极发展风险投资,促进其对新三板企业的支持,以充分发挥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的价值增值作用和产业结构优化溢出效应。（2）风险投资机构要提升专业运作水平,积极参与被投新三板企业的监督与管理。新三板企业要摒弃只想获得资金支持,不愿接受风险投资人管理的家族企业文化观念。（3）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拓宽风险投资的退出渠道,加快推进资本市场改革,优化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4）提高企业吸收能力及核心竞争力,完善市场竞争机制。新三板企业要注重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及长期竞争力的培养。（5）改善新三板市场流动性,提升企业价值及促进资源整合,进一步促进风险投资产业结构合理化溢出效应的发挥。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1）拓展了风险投资领域的研究边界。首先,以往学者大多以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本文以场外市场新三板挂牌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其次,现有研究成果大多关注风险资本的异质性给企业带来的影响。本文则探讨了新三板挂牌企业异质性对风险投资作用效果的影响。此外,风险投资的影响可能不局限于接受投资的公司,基于风险资本对新三板企业的投资,进一步探讨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问题,并尝试性地分析空间溢出效应。补充和拓展风险投资领域的研究成果。（2）丰富了风险投资对中小企业作用机制的研究成果。目前尚未有学者从中介效应模型角度探讨风险投资影响企业价值的内在机制和作用路径,本文把治理作用、认证作用、支持作用同时纳入一个分析框架中,从定量角度解释风险投资对企业价值影响的作用机制。同时基于新三板市场的独特情景,分析了风险投资作用机制有效运作的条件。更客观地评价风险投资的作用,丰富了相关研究成果。（3）揭示了风险投资溢出机制的工作原理。溢出机制好似一个“黑箱”,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驱动风险投资溢出效应的力量或规则。现有研究成果对风险投资溢出机制的探讨较少。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组成产业的细胞。从企业角度切入,探讨风险投资产业结构优化溢出效应的溢出机制。并借鉴经典生物数学Lotka-Volterra模型对风险投资的溢出机制进行刻画。这种尝试性的探索丰富了溢出效应的研究成果。
阮一也[3]（2021）在《贸易投资便利化与中国外资流入 ——基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逻辑。在此过程中,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承担着以创新破题、用实践检验的重任,而外商资本流入及其相关表现成为评估政策成效的关键指标之一。探究二者关系对于新时期利用领先的对外窗口连接世界市场,嵌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体系,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至关重要。本文利用2011-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微观层面对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中国外资流入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海关特殊监管区的设立对中国外资流入的作用是正向且显着的,这一作用在东部地区、高劳动资本比率及外资企业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其传导机制包括企业的税收减免和贸易协同、区域的交通便利和产业集聚。通过这些途径,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得以节约,生产效率持续提高,形成了对外资的强大吸引力和容纳力;区域在充分竞争与合作的情况下逐步建立起特有优势,也将受到全球资本的追捧。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围绕杭州综合保税区的演变和区域内外资企业的发展,介绍各项优惠政策和开创之举,抓取杭州范例证明以促进高水平贸易与投资发展为目标的区域建设成效卓着。针对此,建议推动特殊区域税制轻简化和便利化、促进区港联动化和一体化、培育区域生态化和智能化、致力政策示范化和高效化。当前,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正发生深刻变革,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原有的功能定位和政策设计已难以适应新阶段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发展需求。在聚力“六稳”“六保”的关键节点,应找准海关监管重心,拓展海关监管时空,积极依托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开展制度创新,加强成果提炼,帮助其扮演好“自由试验区的实验室”这一角色。只有通过研究政策组合、试点实施以及监管落地,才能激发市场活力,打造公开透明的营商环境和竞争有序的投资环境,稳住外资外贸基本盘。
朱苡宁[4]（2021）在《滇中新区建筑业跨区域经营税收征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要求和主要任务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做出明确:要形成税法统一、税负公平和调节有度的税制体系。2015年9月,云南设立首个国家级新区——云南滇中新区成立,旨在打造国家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要支点,发展云南省桥头堡建设的重要经济增长极,建设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先行区,管辖范围内招商引资活跃,产业项目落地投资发展迅速,机场、高铁、道路、桥梁、房地产等大型基建项目发展势头迅猛,建筑企业跨区域到滇中新区范围内经营活动频繁。2020年2月,全国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要求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启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计划,随之云南省公布总投资规模高达5万亿的重大项目投资计划,居全国之最。滇中新区抓住此次大规模基建投资发展机遇,大力推动亿元级投资项目、交通路网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建筑企业经营在滇中活动发展,为滇中新区开拓稳定的税收来源。2018年落实《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以来,滇中新区税务局积极筹建完成全套税务系统运转机构,落实中央的要求和部署,着眼滇中新区经济发展客观,围绕税制结构优化加强税制的总设计及配套实施,以抓好组织税收收入和税源管理服务,为活跃新区经济做了多方努力和探索。滇中新区建筑业跨区域经营离不开税收管理的保驾护航,税务机关通过强化税收征管参与到推动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在深化税制改革进程中融合区域经济发展推动税收发展,服务于滇中新区经济大局。本文以滇中新区建筑业跨区域经营事项为研究据点,选取滇中新区建筑业跨区域经营税收征管现状为范本,采用文献分析、访谈调研分析、数据分析、实地调研分析,对滇中新区建筑业跨区域经营税收征管现状进行分析研究,以问题为导向提出对策。分析发现主要存在四类问题:一是制度设计和规划不够完善;二是税收征管机制不够健全;三是税收信息化平台支撑不够成熟;四是办税体验感有一定落差。通过研究分析出产生问题的影响因素,提出强化滇中新区建筑业跨区域经营税收征管的对策,主要包括实践应用层面的破解对策和理论层面的见解建议,一方面从制度、机制、信息化、协税方面提出强化管理对策,另一方面从顶层制度设计、信用评价机制、大数据管理、征管专业化改革、归口管理、税收分配调库机制等方面提出建设性的建议。本文认为建筑业跨区域经营应该严格执行在经营地按比例预缴税款入库,并且风险管理查补税款需要入库到经营地税务机关,应该完善税收制度和精细化政策指导,健全全国或全省统一规范的专业化跨区域税收征管模式,完善税收分配协调机制,保障经营地的税收收入属地入库合法权、补缴追责权和公平性。本文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滇中新区税务系统加强建筑业跨区域经营税收征管水平和创新实践程度,也体现了强化建筑业跨区域经营税收在征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通过现状研究分析得出解决对策和建议,为强化滇中新区、云南省乃至全国税务系统的跨区域经营税收征管质效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亦有助企业降低涉税成本,助力企业经营资源的优化管理,同时,一定程度补充和完善了征管体制改革后对建筑业跨区经营税收征管的研究资料。
刘明[5]（2020）在《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中国创新政策研究》文中认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近年来,世界各国都深刻认识到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关键。在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我国首次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随后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2016年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科技创新“三步走”战略,为进一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指明了方向。从理论上来讲,创新不仅仅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也是政府政策影响、支持和引导的结果。从现实情况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不参与创新活动,不出台创新政策。创新政策是近年来各国为促进创新发展而普遍采用的政策工具。创新政策及其相关体制机制与战略是我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抓手和路径,也是政府弥补市场失灵、合理配置创新资源、提高创新效率、实现创新激励和引导的重要手段。根据新时代国际竞争形势和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在吸收借鉴其他国家通过创新政策促进创新发展成功经验基础上,对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创新政策进行总结,并探讨创新政策乃至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中国方案、中国特色与模式,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指导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基于此,本文以2006年中国提出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以来出台的一系列国家层面的创新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深入总结中国创新政策及其体系的特点、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其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作用及效果,进而参考借鉴典型创新型国家经验,提出完善中国创新政策的方向及提高其有效性的对策建议。明晰创新政策的概念,有助于厘清政府在创新发展中的作用,而明确创新政策的体系结构,有助于理解创新政策的目标、对象及不同创新政策工具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对象,即广义的创新政策是指为营造有益创新的环境,引导创新主体的创新行为,激励其进行创新投入、提高创新水平与绩效,从而以创新驱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及应对重大挑战的政策与措施的总和。其政策体系主要由六个政策集构成:创新要素政策、创新主体政策、产业创新政策、区域创新政策、创新网络政策及创新环境政策。创新政策是与创新理论及创新实践协同发展的。创新理论的迭代会驱动创新政策的演进,创新政策的演进会影响创新实践的发展,而创新实践的发展又会为理论和政策的完善提供反馈。因此,研究中国创新政策的演进发展有助于丰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提炼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中国模式。中国创新政策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978-1994年为科技政策向创新政策的过渡期,即以科技政策重构国家科研体系与科技体制的阶段;1995-2005年为中国创新政策的探索期,即以创新政策打通创新链、酝酿国家创新体系的阶段;2006-2015年为中国创新政策的发展期,即以创新政策建设与发展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阶段;2016年至今为中国创新政策的成熟期,即以创新政策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加速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阶段。从国家层面来看,围绕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主线,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创新政策以保障其有效推进。考察其是否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哪类创新政策的效果更好,将为进一步提升创新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与针对性提供参考。本文对2006年以来中国创新政策对城市与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进行了考察,并对比了创新政策作用于不同类型城市与企业的效果差异,主要得出如下结论:在城市层面,创新政策的实施显着促进了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并且创新政策对中心城市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弱于非中心城市。在企业层面,创新政策的实施显着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并且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创新政策对国有企业创新投入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从产出水平来看,创新政策对国有企业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同时,本文使用201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对不同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总体而言,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创造和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吸引和培养人才的相关政策对企业作用效果最为突出。技术开发与转让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与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效果较弱。本文还对各类创新政策作用效果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并进行了可视化处理。其结论将为我国各类创新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提供有益参考。另外,本文对典型创新型国家的相关创新政策进行了分析借鉴。具体而言,本文分析了美国创新战略与德国高技术战略,并对其顶层设计下的创新政策体系进行了比对和参考。其后,对以色列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与科技金融政策进行了梳理,明确了高校在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的作用以及政府在构建科技金融环境中应该扮演的角色。本文还对日本创新政策评价体系与评价方法进行了详述,并总结了创新政策评价体系的构建方法。最后,基于对中国创新政策实践的总结与体系的梳理以及实证测度下中国创新政策有效性的结论,本文提出了中国创新政策的完善方向与对策。本文论证了创新政策在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描绘了其演化与发展的轨迹,并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考察了其作用效果。本文的结论肯定了创新政策在推动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并为其后续的调整与完善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方向上的参考。
陈鹏[6]（2020）在《城市群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城市群是城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空间组织形式,是一个以1个或1个以上的国家级中心城市或区域性中心城市为核心,由一定数量的大城市或都市圈为构成单元,依托互联互通程度较高的基础设施网络所形成的各城市功能定位较为明确、城市间产业分工与协作体系较为完备和区域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城镇密集区域。城市群协调发展是指在市场、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和城市群上级政府等多元力量的共同作用之下,城市群内部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社会交往日益紧密、地区间的产业分工与协作水平不断提升、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市群空间内的配置格局不断优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不断缩小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群开始在我国出现并快速发展,以长三角、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等为代表的城市群已经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目前,城市群正逐渐成为我国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以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新模式。不过,我们在看到我国的城市群从无到有、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要注意到我国城市群在协调发展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不同区域城市群之间的发展差距相对较大,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内部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较为突出,城市群产业布局不合理和地区间低水平同质化竞争问题日渐凸显,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还不尽完善。政府和市场是推动城市群发展的两大动力,府际关系是影响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府际关系的实质是政府间的权力配置和利益分配关系。央地之间的事权配置结构和财权划分格局会对地方政府的决策权限、决策动机和行为策略产生深刻地影响,并由此塑造出特定的地方政府间关系格局,进而影响到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水平。因此,我们在充分发挥市场在城市群内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需要协调好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城市群上级政府与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和城市群上级政府在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困境的生成,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中央政府主导实施的行政分权改革和财政分权改革所引发的地方政府间关系格局的深刻变革、纵向政府间基本公共服务事权配置的不合理以及城市群上级政府在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的统筹力度不足等因素密切相关。城市群是一个包含多个行政区的经济区,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市群空间内的合理流动和均衡配置以及地区间产业分工与协作体系的构建是实现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而行政分权改革引发的地区间的政策壁垒阻碍了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市群空间内的合理流动,财政分权改革使得地方政府拥有了开展无序竞争的能力与强烈动机,不利于地区间产业分工与协作体系的构建。同时,由于纵向政府间基本公共服务事权配置的不合理和城市群内部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的不均衡所引发的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使得城市群内部的人口和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格局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衡,进而制约了城市群协调发展格局的形成。此外,伴随行政分权改革和财政分权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大,城市群上级政府在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的统筹力度也随之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弱化,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伴随我国经济发展格局由行政区经济向城市群经济的转变,现有的与行政区经济相适应的纵向政府间的事权配置与财权划分格局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城市群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而制约了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如何选择有效的城市群治理模式来破除地区间的政策壁垒并弱化各地方政府开展恶性竞争的能力与动机,不断提升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而构建起有利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运行格局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城市群治理和城市群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城市群内部的各地方政府和城市群上级政府是城市群治理体系中的核心治理主体,城市群协调发展格局的形成需要依靠城市群内部的各地方政府和城市群上级政府的共同推动。目前,我国城市群治理所采用的主要治理模式是以城市群内部的各地方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府际协作治理,而对于以城市群上级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治理模式的探究相对较少。由于城市群内部的各地方政府参与府际协作治理的意愿和动机不尽一致以及部分地方政府在府际协作中可能会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策略,致使府际协作治理在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的成效的发挥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为此,我们在不断提升城市群府际协作治理水平的同时,也要注重探寻和运用以城市群上级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治理模式,通过推动以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府际协作治理模式和以城市群上级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治理模式的有机结合,进而实现构建双重治理机制来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目的。区域治理是一项由多元治理主体参与的治理活动,区域内部的各地方政府和区域上级政府是区域治理体系中的核心治理主体。在当前我国区域治理的实践中,因纵向政府间事权配置的不合理所引发的与区域治理和区域发展密切相关的部分治理权限运行的碎片化以及因纵向政府间财权划分的不尽合理所引发的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的竞争关系,是阻碍我国区域治理难题化解和区域发展水平提升的重要因素。整合作为一种治理手段,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区域治理难题的化解和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不仅需要依靠区域内部的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密切协作,也需要由区域上级政府对区域内部各地方政府所拥有的与区域治理和区域发展密切相关的部分事权和财权进行必要的整合,以此来弱化区域内部碎片化的事权和财权运行格局给区域治理和区域发展带来的阻碍,进而更好地推动区域治理水平的提升和区域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为此,本文在学界现有整合治理模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了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概念,并尝试从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视角来化解城市群协调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不断提升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水平。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是一种由区域上级政府对区域内部各地方政府所拥有的与区域治理和区域发展密切相关的部分事权和财权进行适度的整合,不断强化区域上级政府在区域治理和区域发展上的统筹与协调能力,以此来改变区域内部各地方政府的决策动机和行为策略,不断提升区域内部各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区域上级政府与区域内部各地方政府之间决策和行为上的协同性,进而实现特定治理目标的区域治理模式。作为一种由区域上级政府主导实施的区域治理模式,纵向府际整合治理可以为我国的城市群特别是市场机制发育不太成熟、各地方政府参与府际协作治理的意愿相对较弱的城市群的协调发展提供一个较为可行的治理路径。将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应用于城市群治理中,由城市群上级政府对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所拥有的与城市群协调发展密切相关的部分事权和财权进行适度的整合,不断强化城市群上级政府在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的统筹与协调能力,有助于弱化各地方政府制造政策壁垒和开展无序竞争的能力与动机,不断提升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以此来引导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市群空间内的合理流动和均衡配置,不断提升地区间的产业分工与协作水平,进而实现城市群协调发展的目标。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是运用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来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两大基本路径。其中,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是由城市群上级政府对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所拥有的与城市群协调发展密切相关的部分事权进行适度的整合,不断强化城市群上级政府在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的事权,以此来弱化各地方政府制造政策壁垒和开展恶性竞争的能力,不断提升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而构建起有利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地方政府事权运行格局的整合治理举措。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的手段包括城市群地方政府规划权限整合、城市群内部省际或市际交界地区管理权限整合、城市群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权限整合、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整合等。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是由城市群上级政府对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所拥有的部分财税政策制定权限和财税收入分配权限进行适度的整合,以此来弱化各地方政府制造政策壁垒和开展恶性竞争的动机,不断缩小各地区财力上的差距,进而构建起有利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地方政府财权运行格局的整合治理举措。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的手段包括城市群地方政府财税政策制定权限整合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税收入分配权限整合等。由于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是由城市群上级政府在我国现有的纵向政府间职责划分格局下推动实施的,现有的纵向政府间职责划分格局会对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运行成效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运行必然会对地方政府之间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产生一定的冲击,因而府际争议的出现可能难以避免。为此,需要通过不断变革和优化我国纵向政府间的职责划分格局、构建规范化的城市群府际争议解决机制并将城市群作为地方政府部分类型政绩考核的基本单位等手段来推动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同时,作为一种由城市群上级政府主导实施的城市群治理模式,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在应用的过程中,城市群上级政府对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的部分事权和财权整合的力度要适度,整合的时机要适当,要注意保护好各地方政府参与城市群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且要注意将以城市群内部的各地方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府际协作治理和以城市群上级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进行有机的结合,以此来构建起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双重治理机制,进而为城市群的协调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林明灯[7]（2020）在《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文中研究说明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曾经是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特有的经济现象,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也以其为研究对象,成果丰富且已形成较为完善理论体系。然而近十年,中国OFDI呈几何式增长,即使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持续下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仍逆势上扬,并于2016年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企“走出去”发展轨迹,无法用传统OFDI理论中利益最大化解释:在经济飞速增长的趋势下,中企留在国内深耕发展才是合理选择,加之中企整体呈现国际化经验匮乏,自主品牌与技术拥有度较低等特征。传统理论无法从微观视域对中企OFDI行为做出合理解释,究其原因,发达经济体国内制度质量较高,营商环境优越,企业开展跨境投资无“后顾之忧”,无需考虑制度成本与政府寻租,母国制度可视为基本“背景”,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普遍制度建设滞后,政府干预较高,尤其是处于转轨时期的中企OFDI收益更多体现宏观经济利益,而企业微观利益是被兼顾的,其OFDI行为势必受区域制度政策、地方政府治理、国际双边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试图探讨和回应下述核心问题:国际投资领域中,母国制度包含哪些维度?它们间关系是什么?是否都能显着影响企业OFDI?母国制度能否与经典OFDI理论中的资源观、区位观相结合?最后,基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广袤,区域间制度体系演化差异大,地方政府调控力度高、范围广,涉外（投资）协议种类多、缔约频繁的特点,区域制度质量和企业OFDI选择是否具有显着的空间相关性?据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1）在梳理现有国际投资理论与研究基础上,综合中国对外投资制度变迁的历史背景有效评估母国制度影响中企OFDI的有效性。（2）以新制度经济学等经典理论为基础,解析母国制度的理论内涵与框架结构,并在修订OLI范式基础上构建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3）以2003-2015年上市企业OFDI决策为样本,通过Logit模型实证检验母国制度对中企国际化选择的直接影响与调节效应。（4）为中国政府提升区域OFDI水平提供政策建议。基于上述研究思路线索,本文得出结论可归纳为下:（1）母国制度分为国内层面（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国际层面（涉外制度）,共三个维度。国内层面:税制结构优化、信贷制度改革、技术市场成熟、知识产权完善,政府干预降低,补助补贴增多、审批效能提升,腐败活动减少,都能激励中企境外投资,呈现对OFDI的“挤入”效应,另一方面,物权保护力度提升,契约机制有效实施,政府支出规模增加,公共品高质量供给,反而会抑制中企“走出去”,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国际层面:避免双重征税制度与双边投资协议多以资本流入国身份签订,中企在“走出去”进程中无法得到缔约国高标准待遇,因而两类协议无法促使中企OFDI,甚至避免双重征税制度更多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与之相反,自由贸易协定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对投资保护与投资激励态度更为积极、开放程度更高、范围更广、条款更具操作性,激励中企到缔约国投资作用效果更佳。（2）母国制度也能以企业所有权优势（或东道国区位优势）为媒介,间接影响企业OFDI选择。国内层面:物权制度、契约制度、信贷制度、技术交易市场与知识产权制度提升,以及政府干涉降低,补贴规模增大,寻租行为减少,都能赋予创新型中企更高水平的技术所有权优势,呈现母国制度“强化”技术所有权优势特征;而企业承担税率降低,公共品供给效率提升,研发投入较多企业倾向留在国内发展,呈现母国制度“弱化”创新型企业OFDI意愿特征。国际层面:涉外制度能优化东道国较低的法治质量与营商环境（如双边投资协议与自由贸易协定）,降低东道国沉重的税收负担与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对中资流入的抑制作用（如境外经贸合作区）,鼓励中企到制度区位优势缺失的缔约国OFDI,呈现涉外制度“强化”东道国区位优势特征。（3）从“两个统筹”到“三个统筹”是中国加快对外开放水平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国内层面,制度环境作为母国制度最为稳定的制度内核,其本身是静态框架,需要政府构建与之适应的执行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本文考察国内制度的十二个子制度对微观特征异质企业OFDI影响差异,可以帮助地方政府重新审视如何利用中企在OFDI决策上表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精准激励目标企业“走出去”;国际层面,既需要中国研究借鉴国际经济规则调整国内制度,为中企培育“走出去”能力提供良好的国内环境,也要求政府调整国内制度政策工具,配合涉外（投资）制度体系效率效能发挥,以争取国际投资领域更大的制度性权力。本文考察中企至签订不同涉外（投资）制度的缔约国OFDI呈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所得结论能帮助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进程中更好实现“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母国制度视角对OFDI研究,建立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OFDI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第二,本文将母国制度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OL优势有机结合,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投资理论。第三,本文的研究对将从国际规则国内化以及国内规则国际化两条路径着手,推动现有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变革的中国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
董少明[8]（2020）在《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并购重组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从过去国有企业激发活力,实现扭亏为盈和发展壮大,到当下国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并购重组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有必要从历史演进的大视角考察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演进的阶段性特征和历史规律,在历史演进的分析中重新认识当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意义和作用,以更好的指导当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改革实践。基于此,本论文尝试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知识,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遵循“理论分析——历史演进——实证研究——对策建议”的研究思路,对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进行研究。论文首先梳理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相关文献、理论,从而奠定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之后,着重从历史演进的视角考察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发展的起步阶段（1984—1991）、转型阶段（1992-2002）和全面发展阶段（2003-2018）,剖析各个阶段的背景、特点和成效;其次,论文对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进行实证检验和绩效评价,总结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成绩,剖析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存在的问题和成因,并进一步构建计量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的影响因素;最后,论文借鉴域外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原则、目标和模式,厘析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主体定位和政府作用,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提升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的对策建议,尤其要加强“顶层设计”,强调“法治企业”,构建完善的产权保护体系和破产清算体系,以及建立资本市场淘汰机制和建立稳定的失业保障体系。
杜明月[9]（2020）在《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与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中国高技术产业保持着较为快速的发展态势,在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打造产业科技创新高地的进程中,发挥着引擎作用。在创新驱动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自主创新能力仍有待提升,核心技术的掌握仍是一个难题,技术获取仍然需要一定技术引进,重生产轻技术开发的问题依然存在。产业创新系统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区域创新系统与企业创新系统的纽带,产业创新系统的资源要素涉及劳动力、资金、技术等创新资源要素,这些要素具有一定稀缺性。在创新资源有限的条件下,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将成为制约产业创新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而资源配置效率是衡量和判断资源配置优劣的数量指标,也能够为资源配置有效性的改善指明调整方向。因此,以系统科学为视角,探析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内部结构要素和外部环境要素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利用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调整创新系统资源投入,能够准确把握制约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优化的关键问题所在,对于推动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和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也能为决策者重新审视产业创新资源配置提供一定科学参考。第一,界定了高技术产业、创新资源、创新资源配置的基本概念,概述了产业创新系统的基础理论,阐明了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的内涵。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框架。第二,综合评价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构建了投入产出指标体系,采用最大熵投影寻踪模型对产出指标进行降维,结合Sto NED模型和动态评价模型测算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法分析了效率的地区差异,并采用ESDA方法对效率进行了时空分异研究。第三,系统分析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基于产业创新系统理论,分别从系统层次结构中的创新主体要素、创新载体要素、创新制度要素以及系统外部的环境要素选取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运用BP-DEMATEL模型对效率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行了识别,结合ISM模型探析了关键影响因素和非关键影响因素对效率的作用路径,采用面板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了关键影响因素对效率的作用效果。第四,构建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优化的系统动力学模型。依据系统动力学的建模原理和步骤、系统边界和基本假设、模型设计原则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借助因果关系图和流图分析了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投入与产出的演化过程,结合适应性检验和历史检验对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了有效性检验。第五,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优化进行了仿真分析。调整系统动力学模型的控制变量参数,以此生成诸多模拟方案,得到计算机仿真结果,并考察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投入与产出对控制变量参数调整的敏感性。依据各个模拟方案的资源配置效率评价结果,在模拟方案集中选出最优方案,进而得到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投入的最优调整方案。最后,提出了应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的对策与建议。基于实证分析结果,分别从统筹中国区域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均衡配置、驱动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改善、优化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投入等三个方面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
冀红梅[10]（2019）在《基于TIEBOUT模型的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激发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活力,同时也带动了对农村劳动力的巨大需求,拉开了我国大规模乡城人口流动和迁移的序幕。大量的农业转移人口由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三产业,为城市的建设和经济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和人才,提高了要素生产率,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也助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农业转移人口从1982年的657万人增加到了 2018年的2.88亿人,多年来其规模持续增长。在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实现了工作方式和居住地点的转变,然而,受限于城乡二元制度,进城务工的农业转移人口并没有直接、彻底地转变为市民,而是在城镇社会结构中处于隔离状态,在城市内部形成了新的二元结构,这种不完全的城镇化严重影响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也严重影响了人口市民化的质量和新型城镇化的进程。“民之所望,政之所向”。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迈进新时代,农业转移人口对城市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平等的市民身份和权利的诉求,日益强烈。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国家“十三五”规划》、《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等一系列重要规划、政策,又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当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中新生代占比超过了 50%,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已成为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主体,也是人口市民化的主体。在新时代背景下,要加快推进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首先需要对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服务需求偏好进行科学的研判。本研究以Tiebout模型为理论基础,利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DMS）2016》,综合运用实证分析、比较分析和文献分析等研究方法,呈现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现状,以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服务需求偏好为逻辑起点,探寻流入地城市公共服务与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关系,并进一步挖掘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获得流入地城市公共服务的影响因素,最后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为实现以上研究目标,本研究主要做了以下三方面工作。第一,证明了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存在“以足投票”的选择机制。农业转移人口早期外出务工是以就业为目的的临时性进城,赚到收入后返乡消费,这种“候鸟式”流动的需求偏好集中表现为追求经济利益。当前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相当一部分出生、成长在城市,即使是由农村初次流向城市的群体,也表现出对城市强烈的向往,他们积极向城市文明聚拢,希望成为城市的一员,这种市民化迁移方式的需求偏好表现为追求平等的身份和权利,进而从心理上认可、融入城市。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破除农村退出障碍、城市进入障碍,以及近些年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各大城市实施人口竞争政策,我国已经具备了人口自由流动的条件。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迁往何处、在何处定居成为一名真正的市民,是个体对流入地条件综合评价并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只有流入地能够满足他们对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就业公共服务、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的需求时,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才会选择在该城市定居。第二,分析了流入地城市公共服务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关系。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过程,是政府重新配置公共资源、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均等化的过程。流入地政府真正将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公共服务体系,是人口市民化的核心内容。但是在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需求端来看,不同类型的公共服务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不完全相同。本文选择问卷中“是否愿意长期在流入地城市定居（5年以上）”作为“市民化意愿”的替代指标,并以其为被解释变量,在控制人口学、流动、就业、收入与支出等变量的情况下,实证检验了流入地公共服务对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模型回归结果显示: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就业公共服务、住房保障显着提升了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定居意愿的发生比,与工作相关的社会保险降低了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定居意愿的发生比,与市民身份相关的社会保险对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定居意愿的发生比影响不显着。第三,探索了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获得流入地城市公共服务的影响因素。由公共经济学供求均衡理论可知,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不仅要关注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更要聚焦公共服务的需求侧,只有实现公共服务的供求均衡,才能使公共服务总量匹配、质量提升、布局完善,进而使受益对象达到效用最大化。目前针对农业转移人口公共服务的政策设计,基本上是从政府视角出发,带有较强的自上而下“强精英性”和自下而上的“弱参与性”逻辑。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公共服务供给政策,应该以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获得流入地城市公共服务的影响因素为依据,量体裁衣精准施策。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性别、教育程度、子女年龄、父母外出务工经历、家庭收入与支出、就业行业、就业单位性质、就业身份、流动时间、流动范围等,都可能对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获得流入地城市的公共服务产生影响。在梳理和分析以上三个问题的同时,本研究还对新生代和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进行了比较分析,总结了当前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基本特征,并进一步结合实证分析的结论,提出了加快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本原则、优化路径和具体策略等政策建议。
二、资源流动与税收政策整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资源流动与税收政策整合（论文提纲范文）
（1）财政激励、市场一体化与企业跨地区投资——基于所得税分享改革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提出 |
| 二、理论分析 |
| 三、研究设计 |
| 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2. 模型设定 |
| 四、实证结果分析 |
| 1. 所得税分享改革对异地投资的影响 |
| 2. 地方政府持股比例与异地投资 |
| 五、进一步讨论 |
| 1. 异质性分析 |
| 2. 异地投资对资本回报率和现金分红的影响 |
|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
（2）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研究目的与方法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2.1 风险投资对企业的影响 |
| 2.1.1 风险投资与企业价值 |
| 2.1.2 风险投资与公司治理 |
| 2.1.3 风险投资与信息认证 |
| 2.1.4 风险投资与网络支持 |
| 2.2 风险投资对产业的影响 |
| 2.2.1 风险投资影响战略新兴产业 |
| 2.2.2 风险投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 |
| 2.2.3 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关系 |
| 2.2.4 产业结构升级与融资制度 |
| 2.3 风险投资与溢出 |
| 2.3.1 关于溢出效应的综述 |
| 2.3.2 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 |
| 2.3.3 风险投资的溢出机制 |
| 2.3.4 风险投资对初创企业的溢出效应 |
| 2.4 风险投资与新三板 |
| 2.4.1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成长能力的影响 |
| 2.4.2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治理水平的影响 |
| 2.4.3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信息认证作用的影响 |
| 2.4.4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网络支持作用的影响 |
| 2.5 简要评述 |
| 3 基本概念及相关理论基础 |
| 3.1 基本概念界定 |
| 3.1.1 风险投资 |
| 3.1.2 新三板 |
| 3.1.3 企业价值 |
| 3.1.4 机制 |
| 3.1.5 溢出效应 |
| 3.2 相关基础理论 |
| 3.2.1 风险投资理论 |
| 3.2.2 中小企业存在理论 |
| 3.2.3 企业创新成长理论 |
| 3.2.4 溢出效应理论 |
| 3.2.5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国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市场的历史现状及关系问题 |
| 4.1 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进程 |
| 4.1.1 萌芽期(1986-1997):政策鼓励下风险投资起步且发展缓慢 |
| 4.1.2 探索期(1998-2008):外部环境不确定下风险投资曲折前行 |
| 4.1.3 成长期(2009-2014):金融危机之后风险投资复苏与成长 |
| 4.1.4 发展期(2015 至今):第四次创业浪潮给风险投资新的机会 |
| 4.2 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现状 |
| 4.2.1 募资层面:强监管下募资缩减,早期风投基金募集堪忧 |
| 4.2.2 投资层面:风险投资避险情绪强烈,偏向后期成熟市场 |
| 4.2.3 退出层面:退出案例增加且IPO为主,境外上市减少 |
| 4.3 新三板市场的演变进程 |
| 4.3.1 “两网系统”盛衰更迭,整顿之后被取缔(1992-2000) |
| 4.3.2 三板市场应时而生,维护资本市场稳定(2001-2005) |
| 4.3.3 新三板试点开启,市场逐渐扩大(2006-2012) |
| 4.3.4 股转系统成立,市场活力显现(2013-今) |
| 4.4 新三板市场的发展现状 |
| 4.4.1 新三板发展趋势放缓,市场强调质量且回归理性 |
| 4.4.2 分层制度改善市场结构,公司治理与监管逐渐提升 |
| 4.4.3 新三板市场交易低迷,多重因素导致流动性不足 |
| 4.4.4 挂牌企业定位“双创一成长”,市场沟通能力有待提升 |
| 4.5 中国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市场的互动关系 |
| 4.5.1 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契合之处 |
| 4.5.2 新三板为风险资本筛选优质项目提供平台与便利 |
| 4.5.3 新三板增加了风险投资实现资本退出的渠道 |
| 4.5.4 风险投资作为机构投资者利于新三板市场成熟发展 |
| 4.6 风险投资在新三板市场存在的问题 |
| 4.6.1 风险投资在新三板市场的投资规模较小 |
| 4.6.2 风险投资以新三板为退出渠道的案例数量较少 |
| 4.7 本章小结 |
| 5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及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与机制探析 |
| 5.1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的理论分析 |
| 5.1.1 基于监督治理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1.2 基于信息认证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1.3 基于增值服务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2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 |
| 5.2.1 基于风险投资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2.2 基于中小企业存在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2.3 基于企业创新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2.4 基于企业成长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3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的作用机制分析 |
| 5.3.1 治理作用机制 |
| 5.3.2 认证作用机制 |
| 5.3.3 支持作用机制 |
| 5.3.4 作用机制有效运作的条件 |
| 5.4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的溢出机制分析 |
| 5.4.1 资源配置机制 |
| 5.4.2 竞争合作机制 |
| 5.4.3 协作链接机制 |
| 5.4.4 溢出机制有效运作的条件 |
| 5.4.5 基于Lotka-Volterra模型的溢出机制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及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说明及基本统计分析 |
| 6.1.1 变量构造与数据说明 |
| 6.1.2 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
| 6.2 研究假设与计量模型设定 |
| 6.2.1 研究假设回顾 |
| 6.2.2 计量模型设定 |
| 6.3 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6.3.1 治理作用中介效应检验 |
| 6.3.2 认证作用中介效应检验 |
| 6.3.3 支持作用中介效应检验 |
| 6.4 内生性分析 |
| 6.4.1 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
| 6.4.2 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稳健性检验Ⅰ:每股净资产(BPS) |
| 6.5.2 稳健性检验Ⅱ:总市值(Mvalue) |
| 6.5.3 稳健性检验Ⅲ:每股价值(p_value) |
| 6.5.4 稳健性检验Ⅳ:东部地区 |
| 6.6 进一步探讨:考虑异质性因素 |
| 6.7 本章小结 |
| 7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1 变量与研究假设 |
| 7.1.1 变量构造与数据说明 |
| 7.1.2 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
| 7.1.3 研究假设回顾 |
| 7.2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溢出机制的验证 |
| 7.2.1 计量模型设定 |
| 7.2.2 实证分析与结果 |
| 7.2.3 稳健性检验 |
| 7.3 基于面板模型:风险投资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3.1 计量模型的设定 |
| 7.3.2 实证分析与结果 |
| 7.3.3 稳健性检验 |
| 7.3.4 内生性分析 |
| 7.4 考虑空间因素:风险投资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4.1 空间权重矩阵的构造 |
| 7.4.2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7.4.3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与效应的测算 |
| 7.4.4 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7.4.5 稳健性检验 |
| 7.4.6 内生性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启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2.1 积极发展风险投资,促进其对新三板企业的支持 |
| 8.2.2 风险投资方提升自身实力,新三板企业接纳风险投资介入 |
| 8.2.3 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促进风险投资发展 |
| 8.2.4 提高企业吸收能力及核心竞争力,完善市场竞争机制 |
| 8.2.5 改善新三板市场流动性,提升企业价值及促进资源整合 |
| 8.3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贸易投资便利化与中国外资流入 ——基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框架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创新点 |
| 1.4 不足与展望 |
| 2 文献综述 |
| 2.1 外商直接投资的前置研究 |
| 2.1.1 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因 |
| 2.1.2 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
| 2.2 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前置研究 |
| 2.2.1 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概念 |
| 2.2.2 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实现方式 |
| 2.2.3 贸易投资便利化的举措 |
| 2.3 经济功能区的前置研究 |
| 2.4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前置研究 |
| 2.4.1 自贸试验区的效应研究 |
| 2.4.2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效应研究 |
| 2.5 文献述评 |
| 3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与中国外资流入的现状分析 |
| 3.1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发展动态 |
| 3.1.1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概念 |
| 3.1.2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现状 |
| 3.1.3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演变 |
| 3.1.4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特征 |
| 3.2 中国利用外资现状 |
| 3.2.1 中国外商投资概述 |
| 3.2.2 外商投资经济运行情况 |
| 3.2.3 外商投资来源分布 |
| 3.2.4 外商投资结构分布 |
| 4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对中国外资流入的影响机制 |
| 4.1 企业层面 |
| 4.1.1 税收减免视角 |
| 4.1.2 贸易协同视角 |
| 4.2 区域层面 |
| 4.2.1 交通便利视角 |
| 4.2.2 产业集聚视角 |
| 5 关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与中国外资流入的实证研究 |
| 5.1 计量模型设定 |
| 5.2 数据来源及样本处理 |
| 5.3 变量设定 |
| 5.4 描述性统计 |
| 6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1 基准回归结果 |
| 6.2 分样本回归 |
| 6.2.1 不同地区企业 |
| 6.2.2 不同行业企业 |
| 6.2.3 不同所有制企业 |
| 6.3 机制检验 |
| 6.3.1 企业层面 |
| 6.3.2 区域层面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4.1 动态滞后性检验 |
| 6.4.2 安慰剂检验 |
| 6.4.3 更换企业吸引外商投资衡量方法 |
| 7 案例分析——杭州综合保税区的蜕变与外资的成长 |
| 7.1 浙江杭州出口加工区——1.0 时代 |
| 7.2 杭州综合保税区——2.0 时代 |
| 8 结论与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推动税制轻简化和便利化 |
| 8.2.2 促进区港联动化和一体化 |
| 8.2.3 培育区域生态化和智能化 |
| 8.2.4 致力政策示范化和高效化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4）滇中新区建筑业跨区域经营税收征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国外文献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建筑业跨区域经营的内涵 |
| 二、跨区域经营税收征管的内涵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基础 |
| 一、财政分权理论 |
| 二、政府流程再造理论 |
| 第二章 滇中新区及建筑业跨区域经营税收征管概况 |
| 第一节 滇中新区发展概况 |
| 一、滇中新区区域定位和发展规划 |
| 二、滇中新区经济和税收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滇中新区跨区域经营税收征管现状 |
| 一、跨区域税收征管制度和规范 |
| 二、滇中新区跨区域经营税收征管环节 |
| 第三章 滇中新区建筑业跨区域经营税收征管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访谈调研角度的现状分析 |
| 一、确定访谈研究步骤 |
| 二、开展访谈和信息分析 |
| 第二节 滇中新区建筑业跨区域税收数据分析 |
| 一、滇中新区建筑业税收收入数据分析 |
| 二、滇中新区建筑业跨区域税源风险数据分析 |
| 第三节 滇中新区建筑业跨区域税收征管环节实地调研分析 |
| 一、办税服务厅环节事前受理情况 |
| 二、税源管理环节事中管理情况 |
| 三、风险管理环节事后管控情况 |
| 四、征管信息系统应用情况 |
| 五、行政区划认知情况 |
| 第四章 滇中新区建筑业跨区域经营税收征管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滇中新区建筑业跨区域经营税收征管存在的问题 |
| 一、制度设计和规划不够完善 |
| 二、税收征管机制不够健全 |
| 三、信息系统支撑不够成熟 |
| 四、办税体验感有一定落差 |
| 第二节 滇中新区建筑业跨区域经营税收征管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税收制度因素 |
| 二、税收管理机制因素 |
| 三、信息系统因素 |
| 四、护税协税配套因素 |
| 五、宣传认知因素 |
| 第五章 强化滇中新区建筑业跨区域经营税收征管的对策 |
| 第一节 应用层面破解建筑业跨区域税收征管问题的对策 |
| 一、细化和完善管理制度规范 |
| 二、重组健全建筑业跨区域管理机制 |
| 三、完善信息化管理系统和流程 |
| 四、健全建筑业跨区域协税和宣传机制 |
| 第二节 理论层面强化建筑业跨区域税收征管的建议 |
| 一、进一步完善顶层制度设计和协调管理机制 |
| 二、构建建筑业跨区经营信用评价机制 |
| 三、推动全国建筑业跨区域税收征管数据库运用 |
| 四、推动跨区域税收征管专业化改革 |
| 五、推动跨区域经营税收收入分配调库机制 |
| 六、推动建筑业跨区域经营纳税人归口管理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5）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中国创新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与文献评述 |
| 2.1 创新理论的思想渊源与发展 |
| 2.1.1 马克思关于创新的思想 |
| 2.1.2 熊彼特与波特的创新理论 |
| 2.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理论 |
| 2.2 创新政策的相关理论 |
| 2.2.1 创新政策产生的理论根源 |
| 2.2.2 创新政策实践的理论依据 |
| 2.2.3 中国创新政策的相关理论 |
| 2.3 创新政策相关文献评述 |
| 2.3.1 创新政策概念研究 |
| 2.3.2 创新政策分类与体系研究 |
| 2.3.3 创新政策有效性评价研究 |
| 2.3.4 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现状与问题研究 |
| 第3章 中国创新政策的演进与发展 |
| 3.1 创新政策的内涵及体系结构 |
| 3.1.1 创新政策的内涵 |
| 3.1.2 创新政策的体系结构 |
| 3.2 中国创新政策的历史沿革 |
| 3.2.1 中国科技政策向创新政策的过渡期 |
| 3.2.2 中国创新政策的探索期 |
| 3.2.3 中国创新政策的发展期 |
| 3.2.4 中国创新政策的成熟期 |
| 3.3 中国创新政策的体系特点及存在问题 |
| 3.3.1 中国创新政策的体系 |
| 3.3.2 中国创新政策的特点 |
| 3.3.3 中国特色创新政策及其工具 |
| 3.3.4 中国创新政策的实施环境及存在的问题 |
| 第4章 中国创新政策有效性的实证分析与评价 |
| 4.1 中国创新政策对创新水平影响的机制分析 |
| 4.1.1 问题的提出 |
| 4.1.2 创新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作用机制分析 |
| 4.1.3 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水平的作用机制分析 |
| 4.2 中国创新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2.1 研究设计 |
| 4.2.2 实证分析 |
| 4.2.3 结论与启示 |
| 4.3 中国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水平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3.1 研究设计 |
| 4.3.2 实证分析 |
| 4.3.3 结论与启示 |
| 4.4 不同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4.4.1 中国创新政策对不同规模企业作用效果评价 |
| 4.4.2 中国创新政策对不同类型企业作用效果评价 |
| 4.4.3 中国创新政策对不同行业企业作用效果评价 |
| 4.4.4 中国创新政策对不同区域企业作用效果评价 |
| 4.4.5 结论与启示 |
| 第5章 典型创新型国家创新政策的实践及其借鉴 |
| 5.1 美国与德国创新政策的体系 |
| 5.1.1 美国创新战略下的创新政策体系 |
| 5.1.2 德国高技术战略下的创新政策体系 |
| 5.1.3 中国对美国与德国创新政策体系的借鉴 |
| 5.2 以色列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与科技金融政策 |
| 5.2.1 以色列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 |
| 5.2.2 以色列科技金融政策 |
| 5.2.3 中国对以色列成果转化与科技金融政策的借鉴 |
| 5.3 日本创新政策的评价体系与评价方法 |
| 5.3.1 日本创新政策的评价体系 |
| 5.3.2 日本创新政策的评价方法 |
| 5.3.3 中国对日本创新政策评价体系与方法的借鉴 |
| 第6章 中国创新政策的完善方向与对策 |
| 6.1 健全科技人才发展机制 |
| 6.1.1 加强科技人才培养的全链条支持 |
| 6.1.2 促进科技人才的引进与交流 |
| 6.1.3 完善创业人才培养与智库机制 |
| 6.2 完善支持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 |
| 6.2.1 健全科技管理体制 |
| 6.2.2 促进基础设施条件的开放共享 |
| 6.3 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 |
| 6.3.1 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
| 6.3.2 强化孵化器市场导向运作 |
| 6.3.3 深化产学研合作与协同创新 |
| 6.3.4 优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 |
| 6.4 加快构建包容创新的机制环境 |
| 6.4.1 优化科技金融与税收环境 |
| 6.4.2 加强科普与科技奖励 |
| 6.4.3 激发保护企业家精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城市群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五、有关核心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纵向府际整合治理:一种区域治理模式 |
| 第一节 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提出的背景 |
| 一、我国区域治理的基本现状 |
| 二、当前我国区域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三、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的提出 |
| 第二节 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的基本内涵和理论基础 |
| 一、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的基本内涵 |
| 二、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的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运行逻辑和运作方式 |
| 一、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运行逻辑 |
| 二、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运作方式 |
| 第四节 纵向府际整合治理在我国城市群治理中应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一、将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应用于我国城市群治理的必要性 |
| 二、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在我国城市群治理中应用的可行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主要困境 |
| 第一节 城市群和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基本内容 |
| 一、城市群的提出 |
| 二、城市群协调发展 |
| 第二节 我国城市群产生的背景与发展历程 |
| 一、我国城市群产生的背景 |
| 二、我国城市群的发展历程 |
| 第三节 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 |
| 一、不同区域城市群之间的发展差距相对较大 |
| 二、中西部城市群内部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较为突出 |
| 三、城市群产业布局不合理和地区间低水平同质化竞争问题日渐凸显 |
| 四、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不尽完善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城市群协调发展困境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困境的生成逻辑 |
| 一、行政分权改革引发的地区间政策壁垒阻碍了人口和要素的合理流动 |
| 二、财政分权改革使得地方政府拥有了开展无序竞争的能力与强烈动机 |
| 三、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致使人口和要素空间配置失衡问题加剧 |
| 四、城市群上级政府的统筹力度不足阻碍了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 |
| 第二节 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治理路径选择 |
| 一、城市群府际协作治理 |
| 二、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 |
| 第三节 运用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实施路径 |
| 一、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 |
| 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构建有利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事权运行格局 |
| 第一节 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的缘起 |
| 一、城市群内部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 |
| 二、城市群中心城市集聚效应的生成和扩散效应的发挥受阻 |
| 三、城市群区域性公共事务难以得到有效的治理 |
| 四、城市群省际或市际交界地区通常成为城市群内部的经济洼地 |
| 五、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较低 |
| 第二节 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的基本逻辑和主要手段 |
| 一、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的基本逻辑 |
| 二、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的主要手段 |
| 第三节 城市群地方政府规划权限整合 |
| 一、制定跨省域城市群规划法和省域内城市群规划条例 |
| 二、不断增强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权威性、科学性和可适用性 |
| 三、编制和实施城市群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
| 四、编制和实施城市群专项规划 |
| 五、实施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间规划变更承诺制度 |
| 第四节 城市群内部省际或市际交界地区管理权限整合 |
| 一、统一编制城市群内部省际或市际交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
| 二、在部分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省际或市际交界地区设立城市群协调发展示范区 |
| 第五节 城市群部分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权限整合 |
| 一、城市群部分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权限整合的必要性 |
| 二、城市群部分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权限整合的手段 |
| 第六节 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整合 |
| 一、不断优化城市群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格局 |
| 二、建立和健全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 |
| 三、强化城市群上级政府在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上的职责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构建有利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财权运行格局 |
| 第一节 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的缘起 |
| 一、碎片化的财税管理权限给城市群协调发展带来的阻碍 |
| 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的缘起 |
| 第二节 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的基本逻辑和主要手段 |
| 一、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的基本逻辑 |
| 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的主要手段 |
| 第三节 城市群地方政府财税政策制定权限整合 |
| 一、地方政府利用财税政策制定权限进行无序竞争的主要手段 |
| 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税政策制定权限整合的主要措施 |
| 第四节 城市群地方政府财税收入分配权限整合 |
| 一、建立健全城市群内部地方政府间税收分享制度 |
| 二、由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推动设立城市群协调发展基金 |
| 三、推动实施城市群内部地方政府间横向财政转移支付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能力的提升 |
| 第一节 不断变革和优化我国纵向政府间职责划分格局 |
| 一、依据各级政府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定位来划分各级政府职责 |
| 二、减少纵向政府间共同财政事权数量并规范共同财政事权运行 |
| 三、不断提升我国纵向政府间职责划分的法治化水平 |
| 四、建立纵向政府间职责划分格局动态调整机制 |
| 第二节 构建规范化的城市群府际争议解决机制 |
| 一、谈判 |
| 二、调解 |
| 三、仲裁 |
| 四、诉讼 |
| 第三节 以城市群为单位对地方政府部分类型的政绩进行考核 |
| 一、以城市群为单位对地方政府部分类型的政绩进行考核的必要性 |
| 二、适合以城市群为单位进行考核的地方政府政绩类型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7）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二章 理论述评与文献综述 |
| 2.1 传统OFDI理论 |
| 2.1.1 垄断优势理论 |
| 2.1.2 内部化理论 |
| 2.1.3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1.4 比较优势投资论 |
| 2.1.5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2.2 发展中国家OFDI理论 |
| 2.2.1 小规模技术理论 |
| 2.2.2 技术地方理论 |
| 2.2.3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
| 2.2.4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
| 2.3 OFDI理论的新发展 |
| 2.3.1 战略管理理论—产业观、资源观、制度观 |
| 2.3.2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
| 2.3.3 新新贸易理论 |
| 2.4 关于中国OFDI的研究 |
| 2.5 中国OFDI的竞争优势与来源——制度视角提出 |
| 2.5.1 传统理论对中国OFDI行为的适用性分析 |
| 2.5.2 制度因素的提出 |
| 2.6 制度视角下的OFDI研究 |
| 2.6.1 东道国视角 |
| 2.6.2 制度距离视角 |
| 2.6.3 母国制度视角 |
| 2.7 理论述评 |
| 第三章 中国OFDI制度变迁与发展现状 |
| 3.1 制度视角下中国OFDI发展历程 |
| 3.2 当前中国OFDI突出问题 |
| 3.2.1 境内主体结构失衡 |
| 3.2.2 投资产业结构失衡 |
| 3.2.3 投资区域结构失衡 |
| 3.3 制度视角下原因分析 |
| 3.3.1 非国有资本在境外投资重点领域的“母国制度优势”有待提升 |
| 3.3.2 金融税收制度改革滞后与外企超国民待遇造成大量的返程投资 |
| 3.3.3 区域市场化改革进程差异造成各地投资主体结构分布差异显着 |
| 第四章 母国制度影响企业OFDI理论模型构建 |
| 4.1 理论基础 |
| 4.1.1 母国制度的定义与构成 |
| 4.1.2 母国制度三个维度的框架构建 |
| 4.1.3 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竞争优势来源:母国制度安排 |
| 4.2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理论模型构建 |
| 4.2.1 前提假设 |
| 4.2.2 函数设定 |
| 4.2.3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的经济学分析 |
| 4.3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制度环境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5.1 研究假设 |
| 5.1.1 产权制度 |
| 5.1.2 经济制度 |
| 5.1.3 创新制度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5.2.2 计量模型构建 |
| 5.2.3 变量说明 |
| 5.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3.1 制度环境对中企OFDI行为的直接影响 |
| 5.3.2 制度环境对东部企业OFDI行为的调节效应 |
| 5.4 异质性检验 |
| 5.4.1 所有制差异 |
| 5.4.2 要素密集度差异 |
| 5.4.3 产业差异 |
| 5.4.4 行业集中度 |
| 5.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5.6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政府治理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6.1 研究假设 |
| 6.1.1 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
| 6.1.2 市场主体激活效率 |
| 6.1.3 行政权利运行效率 |
| 6.2 研究设计 |
| 6.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6.3.1 政府治理对中企OFDI决策的直接影响 |
| 6.3.2 政府治理对东部企业OFDI决策的调节效应 |
| 6.4 异质性检验 |
| 6.4.1 所有制异质性 |
| 6.4.2 要素密集异质性 |
| 6.4.3 产业异质性 |
| 6.4.4 行业集中度异质性 |
| 6.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6.6 母国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异质性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6.7 本章小节 |
| 第七章 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7.1 研究背景与理论假设 |
| 7.1.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7.1.2 国际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BIT)与自由贸易协定(FTA) |
| 7.1.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2.2 回归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7.2.3 描述性统计 |
| 7.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7.3.1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直接影响 |
| 7.3.2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调节效应 |
| 7.4 异质性检验 |
| 7.4.1 以自然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2 以战略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3 以廉价劳动力寻求为动机 |
| 7.4.4 以规避贸易壁垒为动机 |
| 7.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7.6 制度环境、政府治理、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7.7 本章小节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完善母国制度环境 |
| 8.1.1 契约制度 |
| 8.1.2 物权制度 |
| 8.1.3 税收制度 |
| 8.1.4 信贷制度 |
| 8.1.5 知识产权制度 |
| 8.1.6 技术交易市场 |
| 8.2 提升政府治理水平 |
| 8.2.1 政府支出 |
| 8.2.2 供给效率 |
| 8.2.3 政府干预 |
| 8.2.4 政府补贴 |
| 8.2.5 行政审批 |
| 8.2.6 政府腐败 |
| 8.3 构建涉外(投资)制度体系 |
| 8.3.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8.3.2 国际投资协定 |
| 8.3.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8.4 管理启示 |
| 8.4.1 对政府的启示 |
| 8.4.2 对企业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一、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
| 二、主持及参与项目 |
| 致谢 |
（8）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主要创新点与研究不足 |
| 一、主要创新点 |
|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范畴界定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基本概述 |
| 一、研究范畴界定 |
| 二、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动因分析 |
| 三、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类型 |
| 第二节 企业并购重组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资本流动与资本集中理论 |
| 二、现代西方企业重组理论 |
|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起步阶段(1984-1991) |
| 第一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 一、现实背景——国有企业普遍亏损 |
| 二、理论背景——对“两权分离”的认识突破 |
| 第二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 一、企业兼并的目标转向自觉优化经济结构 |
| 二、交易的自发性与政府干预并存 |
| 三、兼并方式以承担债务式和出资购买式为主 |
| 四、局部产权交易市场开始兴起 |
| 第三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地方探索 |
| 一、成都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 二、武汉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 三、保定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转型阶段(1992-2002) |
| 第一节 转型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 一、中国经济制度环境的变迁 |
| 二、企业重组受到政府高度重视 |
| 三、各类市场体系的建立 |
| 四、国企脱困和国企改革任务 |
| 第二节 转型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 一、产权市场普遍兴起 |
| 二、企业并购的规模逐步扩大 |
| 三、政府积极参与引导 |
| 四、上市公司并购成为热点 |
| 五、部分中国企业开始参与跨国并购 |
| 六、外商并购国有企业成为新景观 |
| 第三节 转型阶段的并购重组成效 |
| 一、国企成功脱困 |
| 二、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 三、利用国内国外资本市场 |
| 第四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全面发展阶段(2003-2018) |
| 第一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 一、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发展 |
| 二、鼓励混合所有制发展 |
| 三、法律法规逐步健全 |
| 第二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 一、战略并购成为企业并购的重点 |
| 二、国企大型跨国企业的出现 |
| 三、以横向整合与纵向整合为主 |
| 第三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取得的成效 |
| 一、国企各项经济指标增长迅速 |
| 二、国有企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
| 三、国有企业治理规范化 |
| 第五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制度演进:绩效、问题与成因 |
| 第一节 国企并购重组取得的辉煌成绩 |
| 一、优化了产业布局,提升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
| 二、提高了资产证券化率,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 |
| 三、盘活了国有资产,提升了国有企业经营绩效 |
| 第二节 国企并购重组存在的问题 |
| 一、并购重组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
| 二、并购支付方式和融资渠道单一 |
| 三、盲目规模扩张与多元化转型并存 |
| 四、标的公司资产质量差导致并购效率低下 |
| 五、并购双方缺乏深层次整合 |
| 六、海外并购重组困难重重 |
| 第三节 国企并购重组问题存在的原因分析 |
| 一、企业并购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
| 二、政府“缺位”和“越位”现象并存 |
| 三、中介机构和资本市场尚不发达 |
| 四、企业自身条件缺乏 |
| 第六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国有企业并购下政府与国企高管的行为动机分析 |
| 二、国企高管行为影响并购绩效的研究假设 |
| 第二节 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
| 一、变量选择 |
| 二、数据来源 |
| 第三节 数据描述性分析 |
| 一、主要变量统计描述 |
| 二、变量趋势分析 |
| 第四节 计量模型设定 |
| 一、实证基本模型设定 |
| 二、面板数据模型 |
| 第五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面板数据模型形式检验 |
| 二、计量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
| 第七章 域外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借鉴 |
| 一、美国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美国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 第二节 日本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借鉴 |
| 一、日本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日本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 第三节 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借鉴 |
| 一、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 第四节 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及教训 |
| 一、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教训 |
| 第八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原则、目标与模式 |
| 第一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时代特征 |
| 一、通过调整结构来优化供给侧的重组方式 |
| 二、在重组中解决亏损企业与多余的产能 |
| 三、并购重组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步进行 |
| 第二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原则 |
| 一、最大限度地释放和激发国有企业竞争力 |
| 二、在国企并购重组中推进国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三、在国企并购重组中促进产能的优化配置 |
| 第三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目标导向 |
| 一、促进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
| 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 |
| 三、服务“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 |
| 第四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模式 |
| 一、横向重组模式 |
| 二、纵向重组模式 |
| 三、混合重组模式 |
| 四、策略联盟重组模式 |
| 第九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主体定位与政府作用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主体分析 |
|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不宜作为国企并购重组的主体 |
| 二、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凸显优势 |
| 三、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 |
| 第二节 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作用 |
| 一、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正面效应 |
| 二、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负面效应 |
| 第三节 政府在国企并购重组中的角色定位 |
| 一、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政策引导者 |
| 二、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宏观调控者 |
| 三、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信息中介者 |
| 四、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服务者 |
| 五、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具体监督者 |
| 第四节 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制度创新 |
| 一、保持国有资产管理权的独立性 |
| 二、完善法律制度 |
| 三、营造公平竞争的并购重组环境 |
| 四、制定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战略规划和指导政策 |
| 第十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指导思想 |
| 一、深化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顶层设计 |
| 二、强化并购重组的理念共识 |
| 三、明确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指导思想与基本要求 |
| 第二节 强调“法治企业”,突出国企总法律顾问作用 |
| 一、全面打造法治企业 |
| 二、深化国有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 |
| 第三节 构建完善的产权保护体系及破产清算体系 |
| 一、建立健全产权保护体系 |
| 二、构建破产清算体系 |
| 第四节 建立资本市场淘汰机制 |
| 一、加快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发展 |
| 二、完善资本市场退市制度 |
| 三、健全资本市场推动并购重组的作用机制 |
| 第五节 建立稳定的失业保障体系 |
| 一、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发挥社会托底作用 |
| 二、加大失业救助力度,维护社会稳定 |
| 三、完善再就业服务保障机制,促进再就业 |
|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与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论文的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3 论文的总体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3.1 总体思路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的基础理论与研究框架 |
|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2.1.1 高技术产业 |
| 2.1.2 创新资源 |
| 2.1.3 创新资源配置 |
| 2.2 产业创新系统基础理论 |
| 2.2.1 产业创新系统的内涵与特征 |
| 2.2.2 产业创新系统的整体结构 |
| 2.2.3 产业创新系统的构成要素 |
| 2.2.4 产业创新系统的层次结构 |
| 2.2.5 产业创新系统的功能 |
| 2.3 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的内涵与研究框架 |
| 2.3.1 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的内涵 |
| 2.3.2 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框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评价与分析 |
| 3.1 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的指标体系与评价 |
| 3.1.1 投入产出指标体系的构建 |
| 3.1.2 最大熵投影寻踪模型 |
| 3.1.3 随机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法 |
| 3.1.4 动态综合评价模型 |
| 3.1.5 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评价 |
| 3.2 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地区差异分析 |
| 3.2.1 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法 |
| 3.2.2 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地区差异分解 |
| 3.3 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时空分异研究 |
| 3.3.1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 |
| 3.3.2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
| 3.3.3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 |
| 4.1 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因素初探 |
| 4.1.1 创新主体因素初探 |
| 4.1.2 创新载体因素初探 |
| 4.1.3 创新制度因素初探 |
| 4.1.4 创新环境因素初探 |
| 4.2 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关键影响因素的识别 |
| 4.2.1 传统DEMATEL模型 |
| 4.2.2 BP-DEMATEL模型 |
| 4.2.3 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
| 4.2.4 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因素计算结果 |
| 4.3 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 |
| 4.3.1 解释结构模型 |
| 4.3.2 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因素的作用关系 |
| 4.4 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关键影响因素的作用效果 |
| 4.4.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4.4.2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 4.4.3 空间计量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优化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
| 5.1 系统动力学的建模基础 |
| 5.1.1 系统动力学的原理和特点 |
| 5.1.2 系统动力学的基本步骤 |
| 5.1.3 系统动力学模型的相关概念 |
| 5.2 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建立 |
| 5.2.1 系统动力学模型建立的目的 |
| 5.2.2 系统边界的确定及基本假设 |
| 5.2.3 系统动力学模型设计的原则和依据 |
| 5.2.4 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因果关系分析 |
| 5.2.5 系统动力学模型的流图分析 |
| 5.3 系统动力学模型的检验 |
| 5.3.1 系统动力学模型的数据来源与仿真模拟 |
| 5.3.2 系统动力学模型的有效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优化的仿真分析 |
| 6.1 模拟方案生成与敏感性分析 |
| 6.1.1 模拟方案生成 |
| 6.1.2 敏感性分析 |
| 6.2 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仿真结果的效率优化 |
| 6.2.1 投入和产出指标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
| 6.2.2 基于效率评价结果的方案选优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的对策与建议 |
| 7.1 统筹中国区域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均衡配置 |
| 7.1.1 缩小区域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差异 |
| 7.1.2 提高局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 |
| 7.2 驱动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改善 |
| 7.2.1 创新制度因素驱动 |
| 7.2.2 创新主体因素驱动 |
| 7.2.3 创新载体因素驱动 |
| 7.3 优化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投入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基于TIEBOUT模型的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实践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Tiebout模型及其发展的研究 |
| 1.2.2 关于人口迁移流动与社会融合的研究 |
| 1.2.3 关于人口迁入对地方财政影响的研究 |
| 1.2.4 关于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研究 |
| 1.2.5 关于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研究 |
| 1.2.6 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思路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 主要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主要的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2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 |
| 2.1.2 城镇化与市民化 |
| 2.1.3 城市定居意愿与市民化意愿 |
| 2.2 Tiebout模型的内涵 |
| 2.3 Tiebout模型的发展 |
| 2.3.1 财政分权 |
| 2.3.2 地方政府竞争 |
| 2.3.3 税收-支出资本化 |
| 2.3.4 财产税 |
| 2.3.5 财政分区 |
| 2.3.6 人口迁移 |
| 2.4 Tiebout模型在中国的应用 |
| 2.4.1 Tiebout模型在地方政府竞争研究领域的应用 |
| 2.4.2 Tiebout模型在房地产市场研究领域的应用 |
| 2.4.3 Tiebout模型在城镇化研究领域的应用 |
| 2.5 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基于Tiebout模型的分析框架 |
| 2.5.1 公共服务供给:新时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指向 |
| 2.5.2 公共服务需求: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偏好 |
| 2.5.3 理论推演:Tiebout模型修正 |
| 2.5.4 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着力点:流入地公共服务 |
| 2.6 本章小结 |
| 3 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现状 |
| 3.1 数据来源与样本筛选 |
| 3.1.1 数据来源 |
| 3.1.2 样本筛选 |
| 3.2 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群体特征现状 |
| 3.2.1 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规模、增速与分布统计 |
| 3.2.2 人口学特征统计 |
| 3.2.3 经济特征统计 |
| 3.2.4 流动特征统计 |
| 3.2.5 就业特征统计 |
| 3.3 享有公共服务的现状 |
| 3.3.1 随迁子女托育情况统计 |
| 3.3.2 社会保险参保情况统计 |
| 3.3.3 就业公共服务享有情况统计 |
| 3.3.4 住房保障情况统计 |
| 3.4 城市定居意愿统计 |
| 3.4.1 城市定居意愿总体情况 |
| 3.4.2 不同区域的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定居意愿 |
| 3.4.3 不同经济带的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定居意愿 |
| 3.5 本章小结 |
| 4 流入地公共服务对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方法选择 |
| 4.1.1 二项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 |
| 4.1.2 多项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 |
| 4.1.3 主成分分析 |
| 4.2 理论分析与假设 |
| 4.2.1 理论分析 |
| 4.2.2 假设 |
| 4.3 模型构造与变量说明 |
| 4.3.1 模型构建 |
| 4.3.2 被解释变量 |
| 4.3.3 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 |
| 4.3.4 社会保险变量的主成分分析 |
| 4.3.5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4.4 实证结果分析与假设检验 |
| 4.4.1 随迁子女享有流入地义务教育服务有助于提高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 |
| 4.4.2 参保流入地城市社会保险没有提高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 |
| 4.4.3 享有流入地就业公共服务有助于提高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 |
| 4.4.4 享有流入地城市住房保障有助于提高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 |
| 4.4.5 结论 |
| 4.5 本章小结 |
| 5 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获得流入地公共服务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1 随迁子女获得流入地城市义务教育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1.1 研究假设 |
| 5.1.2 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
| 5.1.3 实证结果分析与假设检验 |
| 5.1.4 结论 |
| 5.2 参保流入地社会保险(F_1)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2.1 研究假设 |
| 5.2.2 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
| 5.2.3 实证结果分析与假设检验 |
| 5.2.4 结论 |
| 5.3 获得流入地城市就业公共服务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1 理论分析 |
| 5.3.2 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
| 5.3.3 实证结果分析与假设检验 |
| 5.3.4 结论 |
| 5.4 获得流入地城市住房保障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4.1 理论分析 |
| 5.4.2 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
| 5.4.3 实证结果分析与假设检验 |
| 5.4.4 结论 |
| 5.5 本章小结 |
| 6 政策建议 |
| 6.1 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本遵循 |
| 6.1.1 坚持公平的价值追求 |
| 6.1.2 坚持效率的行动逻辑 |
| 6.1.3 坚持成本—收益的理念认识 |
| 6.1.4 坚持法治的管理体制 |
| 6.2 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优化路径 |
| 6.2.1 破除人口流动障碍,健全“以足投票”机制 |
| 6.2.2 深化改革,构建适应人口市民化的财政管理体制 |
| 6.2.3 提高人口市民化成本测算的精确性,建立健全成本分担机制 |
| 6.2.4 优化城市群布局,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
| 6.3 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具体策略 |
| 6.3.1 强化随迁子女义务教育融合,促进教育公平 |
| 6.3.2 加快社会保险整合,完善社会保障 |
| 6.3.3 夯实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就业质量 |
| 6.3.4 创新保障性住房供给,改善居住条件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资源流动与税收政策整合（论文参考文献）
- [1]财政激励、市场一体化与企业跨地区投资——基于所得税分享改革的研究[J]. 范子英,周小昶. 中国工业经济, 2022
- [2]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D]. 曹文婷. 四川大学, 2021(12)
- [3]贸易投资便利化与中国外资流入 ——基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研究[D]. 阮一也. 浙江大学, 2021(10)
- [4]滇中新区建筑业跨区域经营税收征管研究[D]. 朱苡宁.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5]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中国创新政策研究[D]. 刘明. 吉林大学, 2020(01)
- [6]城市群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视角[D]. 陈鹏.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7]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D]. 林明灯. 苏州大学, 2020(06)
- [8]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D]. 董少明.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0)
- [9]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与优化研究[D]. 杜明月.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20(04)
- [10]基于TIEBOUT模型的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D]. 冀红梅.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