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藏书兴衰分析

一、天一阁藏书盛衰之探析（论文文献综述）

于佳敏^[1]（2021）在《宋代书目医籍着录研究》文中认为宋代书目对前代书目体例既有传承,又有超越,推动了目录学的发展进程,不仅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文献学价值,更建构了丰富且完善的目录学理论构架模式与实践体式,多有开创之功,极大程度上丰富了目录学功用,为后世书目形成与发展提供了良好范式,有嘉惠后学之功;宋代医学发展繁荣,主要体现为医官制度与医学教育高度发达、涉医群体丰富、医籍得到了大量刊刻与整理、医学专科发展精细化。本文择以医类子目为研究对象对宋代目录学思想与价值进行探析,不仅能以微观见宏观,更加深入地对宋代目录学学术价值进行探析。同时,通过书目医籍着录这一史学门径来透视宋代医学文化现象,为医学研究提供有效史料。本文主要从两个层面与维度切入研究:一方面,通过宋代诸家书目医籍着录体例、内容与范围等特点及较为成熟的解题内容来探究宋人的目录学思想、方法以及宋代书目医籍着录所体现的版本学、辨伪学、辑佚学等文献学价值。通过宋代书目医籍着录对《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与医书专门书目《医籍考》《宋以前医籍考》《中国医籍通考》《历代史志书目着录医籍汇考》《中国古医籍书目提要》等前、后代主要书目医籍着录体例与内容的承继与影响,评介宋代书目医籍着录的成就与不足。利用文献实证法,对宋代诸家书目医籍着录异同进行比勘与辨正,以期提高人们对宋代目录学编撰特点与不足的科学认知以及对书目医籍着录研究与利用的准确性与便利性。另一方面,尽可能全面深入地挖掘宋代书目医籍着录所反映的史料信息与文化渊源,追溯探究宋人大力进行医籍整理、着述与刊刻所形成的历史背景、社会机制以及宋人重医的时代风貌等。兹将各章主要内容简介如下:第一章,宋代书目文献述略。本章从宏观视角切入,首先,对先宋时期书目体例及医籍着录与分类特点等进行考梳。先宋时期书目医籍着录存在类名有失稳定、医籍文本基本信息着录较为粗糙、重类序而轻解题、分类层级模糊等问题。厘清先宋目录学及其医籍体例特点及其发展过程,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宋代目录学及其医籍着录体例的沿革与发展。其次,对宋代书目着录体例、版本流传、分类编排、成就与不足等进行宏观概述。宋代书目医籍着录研究作为宋代书目整体研究的一部分,两者具有共性特征,也各自具有其特殊性。故不能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将后者相关研究成果全部打包套用于前者研究,前者研究是后者研究的一个子集,亦不能完全反映宋代书目的整体特点,但不可割裂两者关系进行单独研究。故对宋代书目整体研究所具有的普遍性基本适用于宋代书目医籍着录研究。同时,宋代书目医籍着录研究也可反映宋代书目着录的大体面貌。第二章,宋代书目医籍着录体例探析。本章从宋代诸家书目着录医籍文本内容切入,对宋代书目医籍着录内容与方法、类例特点、解题方法与模式等进行全面且细致地考述,探析其目录学成就与不足。第三章,宋代书目医籍着录的文献学价值。本章主要对宋代书目医籍着录版本学价值、辨伪学价值、辑佚学价值进行探析。宋代书目着录医籍皆为宋及先宋珍贵史料,且着录体例完善,为后世书目着录、考订古籍提供了有效资料和良好范式。叙录体书目更能保障书籍着者及内容相关问题得到全面揭示。整体来看,宋代书目文献学价值丰赡,影响深远。第四章,宋代书目医籍着录的史料价值。本章以宋代叙录体书目着录面貌为主,兼采其他书目着录面貌,结合相关史书记载,对宋代书目着录所反映的宋代医学文化现象进行探析。宋代医学机构的相对完善、宋代官方高度重视医籍的整理与刊刻、宋代涉医群体丰富、宋代医学专科发展精细化、宋代医籍版本形式多样化等宋代医学丰富的文化现象在宋代书目医籍着录中皆有反映。第五章,宋代书目医籍着录的后世影响。本章主要对宋代书目着录体例、解题内容对后世书目的影响进行探析。宋代书目医籍着录数量宏富、体例多样、类例明晰、解题信实,具有丰厚的学术价值与目录学价值。宋代书目医籍着录的后世影响主要体现在书目着录体制及学术内容的传承与发展两方面。第六章,宋代书目医籍着录考辨。本章对宋代书目着录异同进行比勘与考辨,对其不足与讹误进行指摘。宋代书目着录医籍体式完善,体现在着录项丰富、着录模式相对规范,分类层次更加细致,解题内容详实等诸多方面。宋代书目所开创的书目着录体式、解题模式与内容、类例模式多为后世书目所参鉴。然宋代书目医籍着录形式与内容的不足与问题亦不可忽略。笔者对其讹误进行辨正,并对《经籍考》引据《郡斋读书志》版本问题进行专门考述,为“衢本说”提供依据,以期宋代诸家书目医籍着录能够更好地发挥其史学门径之功用,得到研究者更有效地利用。

曾毅^[2]（2021）在《明代医书作者的群体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医书是中医学术传承的重要载体,明代编着的医书的数量空前,达一千余种之多,在同时期的世界医学史上也绝无仅有。除了像《本草纲目》这样享誉世界的巨着,明代的许多医书至今仍是中医学医疗、科研、教学的重要参考文献。因此,因此对明代医书进行多方位深入研究,无论对于认识明代医学的历史,还是对现代中医的传承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多关注个体医家及其着作的研究,对于医书整体尤其是对其作者群体的研究缺如。本文试图对明代医书作者的地域、学力、社会身份进行分类,并将作者划分出群体与着作类型特征进行相关性研究,以期通过数据挖掘,勾勒出明代医书作者群体的概貌。本文在广泛收集前任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重要目录文献调研、考证,甄选出812种明代医书,建立《现存明代医书信息数据库》,从中提取442位医书作者信息,逐一考察其籍贯、科考、社会身份等信息,建立《现存明代医书作者信息数据库》,并利用数据库开展了下述研究。1.对现存明代医书的种类、年代分布进行了考察;2.对作者的里籍、功名、职务、社会身份等进行考察,并将作者初步划分为职业医家、兼业医家、和非医家三类群体;3.对不同群体作者的着书数量、着书动机、着作种类与撰着方式、着作影响力进行了研究。获得了如下结果:1.现存有作者可考的明代医书种类涵盖了《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所列所有类目,其数量以临证各科、方书、养生修真导引、本草、医案医话为多。2.医书的产出年代以前期少,中期缓慢增长,后期快速增长的势态,政治动荡等因素对医书的产出数量没有太大影响,经济的发展、商业出版和医学内部的因素是促进医书产出的主要动力。3.医书作者的地域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尤以浙、苏、皖、赣为多,其数量依现今区划排序依次为:浙（127）、苏（95）、皖（60）、赣（37）、沪（17）、豫（17）、鄂（16）、闽（15）、鲁（13）、冀（7）、川（7）、陕（5）、湘（5）、晋（4）、粤（3）、桂、贵、滇、辽、琼各1。提示,相比金元时期,冀、豫、鲁名家辈出的景象,明代中国的医学中心南移,北方逐渐衰落。4.可以考察到科考背景,即获取到功名的的医书作者有131位,其中进士 68位,举人16位,武举人4位,生员43位。获取功名者占作者总数的30%。5.医书作者的身份多元,其中,职业医家（包括官医、民间医）215位,占总数的48.6%,接近半数;兼业医家（有其他职业,如官,同时行医者）40人,约占9%;非医家187人,约占总人数42.4%,这其中官员112、儒生26、文人10、僧道25、书商6、藩王2。医书作者中非医家数量庞大,值得关注。6.就医书编撰数量而言,职业医家人均1.96部,兼业医家人均2.5部,非医家群体人均1.6部;编撰有6部以上医书的高产作者18位,其中职业医家11位,兼业医家3位,非医家4位。其中前三位有2位为兼业医家。7.职业医家趋向于撰着综合性着作、伤寒与金匮、诊法、临证各科、针灸推拿、基础理论类书籍;其创作方式以撰着为主,偏向原创,是医学知识的创造者。兼业医家倾向于创作医论、基础理论、医经、伤寒与金匮,撰着方式上倾向于加工、阐释。非医家群体倾向于创作养生修真导引类书籍,文献整理是其撰着特征。8.高影响力的医书主要由职业医家撰着,是医学文本知识的绝对主导者。9.通过对高产出作者、着有高、极高影响力医书的作者调研发现,高产出作者在科考方面,以经过科举考试教育、有一定科考的作者为主。着有高、极高影响力医书的作者亦是相近,也以拥有生员及以上科考者为主。结合这些作者都是职业医家,可以得出着述数量多、能产出高影响力着作的人物是既有文化（科考）又有医家身份（临床实践经历）的人物。

张志超^[3]（2020）在《（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畧史部订补》文中指出

李雪铭^[4]（2020）在《明清正定梁氏家族文献与文学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明清时期正定梁氏家族的相关文献与文学作品。正定梁氏于明洪武初年因战乱在始迁祖梁聚的带领下由山西蔚县徙至河北正定,到第七代梁梦龙开始逐步走向兴盛。正定梁氏家族素具秉承孝悌、尊师重道的家风,以及好学上进、勤奋苦读的学风。梁氏家族数代为官,世人曾赞“一堂荣五代”,仅明清两代通过科举恩荫入仕的梁氏族人就有几十人,可谓盛极一时。本文自第三章到第五章整理明清时期正定梁氏家族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人物,即梁梦龙、梁维枢以及梁清标的主要生平交游、着述以及文学创作特色。第三章研究梁梦龙的生平着述以及诗歌创作特色,着有诗文集《赐麟堂集》,梁梦龙的诗歌创作题材广泛,包括民瘼民生、边防军事、应制颂圣等,风格特色上善引经据古、敦厚刚正、清新刚劲,不少作品与其曾抗敌卫边以及抚民瘟疫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梁梦龙作为一代军事家、政治家以及文学家,着有海运志《海运新考》,整理其主理淮安直达天津海运时,实地考察所得的海道口岸、里数、捷径等,并亲自绘制海道总图,是明朝试行海运的重要成果;着有史钞《史要编》,是其近十年在搜读史书的基础上,对历代史学着作的序、跋所作的记录。第四章研究梁维枢生平交游以及小说创作特色。梁维枢着有《玉剑尊闻》《姓谱日笺》《内阁小识》《见君子日笺》等,但大部分作品已散佚。梁维枢虽天资聪颖却仕途坎坷,其着作《玉剑尊闻》为仿《世说新语》的轶事小说,门目丰富,内容上以明代士大夫的轶事旧闻为主,赞颂圣贤、惩治奸佞,梁维枢叙事风格尚质黜华,在人物描述上简笔勾勒,这与当时文坛秉持“实录”的风气密不可分。第五章研究梁清标的生平交游、着述以及诗词曲创作特色,作为政治家梁清标出仕三朝,一生背负“贰臣”之名,备受世人非议。作为鉴藏家,其书画鉴藏成就非凡。在文学创作上更是成绩斐然,着有诗歌集《蕉林诗集》,其诗歌雍容典雅,沉酣诸史;着有词集《棠村词》,其词作秾艳和平,典雅清丽,其中的题画词多见于自身收藏,岭南词是其前往广州撤藩时所作,颇具意义;着有曲集《棠村乐府》,分小令38曲与套数17套,与梁清标的诗词相较,散曲在题材上较为狭小,以相思恋情、纪游思乡、咏写太平为主,在创作风格上以清新雅丽为主,沿诗词中之所已有,而新之变之,颖俊精致。但有别于诗词语言的典雅蕴籍,《棠村乐府》在语言上更加注重浅显通俗。通过系统梳理梁氏族源以及正定梁氏家族发展脉络,分析明清易代时期正定梁氏中最具代表性的族人梁梦龙、梁维枢以及梁清标的生平交游以及着述创作,总结出明清正定梁氏家族在文化和文学上的传承特点,梁氏家族一直秉持家法、绵延家学,世敦孝友、常怀敬畏,文着盈箧、简明平和。

郭霞丽^[5]（2020）在《近现代藏书家藏书归属问题研究》文中指出私家藏书作为图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发展过程中长期担负着传承文化的职能。近现代社会动荡不安,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抗日战争等,无不给文献典籍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许多藏书家为保存文化典籍,以一己之力奔走各地抢救文献,又在建国之后纷纷将藏书捐献国家。这些藏书最终如江河汇海归入全国各大图书馆,有了更好的归宿。近年来,随着全国古籍普查工作的开展,各馆珍藏的善本古籍不断被发掘、着录,各馆的藏书来源问题得到重视。近现代藏书家及其藏书研究也逐渐成为热点,但对于近现代藏书家的藏书归属问题,仍缺乏一个整体性的归纳总结。因此,通过藏书家藏书归属个案的研究,明确这些藏书的去向,以便于利用,这是我们确立研究课题的初衷。本篇论文重点论述近代藏书家的藏书归属,将近现代藏书家的藏书来源、归属情况进行归纳总结。最后以表格的形式,归纳近现代着名藏书家的大宗藏书归宿,期望为学者研究某位藏书家藏书提供便利。本文选取近现代最着名的藏书世家十六家,及藏书家四十三位,按他们的祖籍地域分章,对他们的藏书归属进行探讨研究,明确他们的藏书归属。

闫瑞^[6]（2020）在《清修《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文中提出清廷仿前朝易代修史之传统纂修《明史》。学界目前关于《明史》纂修过程、清前期诸帝与修史的关系、修史人员的建议与成果、史稿之源流考订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本文关注《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考察其书写进程,并以殿本《明史》序与论赞为核心对比前后论断之差异,探究清廷的论史标准与价值取向,并透视清初学术与政治的互动。考察《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进程,按照史家论史空间的大小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康熙帝拒绝钦定之名,给史家论断明代历史留下了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纂修官汪琬、尤侗、倪灿、毛奇龄、姜宸英、沈珩、王原、潘耒等皆留下序与论赞的成果。第二阶段,康熙帝的谕令对史家的论断产生影响,但裁定综合性史稿的主要负责人万斯同、熊赐履、王鸿绪的序与论赞书写仍有较强的个人色彩。第三阶段,雍正年间,汪由敦、陆奎勋、陶贞一、金门诏、万邦荣等皆撰有部分篇目的序与论赞,殿本《明史》序与论赞乃是秉持康熙帝之圣意来论断明代历史。第四阶段,乾隆帝以钦定之名对《明史》序与论赞作修改,史权完全服膺于君权。以殿本《明史》序与论赞为核心,与潘耒《书纂修五朝史传后》、国图藏《明史纪传》313卷、《续修四库全书》收录之《明史》416卷、王鸿绪《明史稿》310卷、钦定《四库全书》收录之《明史》中的序与论赞作比较研究,可以考知序与论赞书写过程中形成的诸文本间的先后承袭关系、变化,以及论史标准与价值取向的前后差异。在论断明代重大事件方面,序与论赞对明初太祖杀戮功臣、“靖难”、“大礼议”、明亡等重要事件的书写转变最为明显。在论断明代制度损益方面,清廷关于明太祖分封诸王、罢黜宰相的论断也曾发生翻转。在臧否人物方面,序与论赞对明代帝王的评价、褒贬诸臣的尺度都有变化。在论断明代学术与道德方面,围绕儒林的书写、忠义的选择,都曾发生争议。另外,明代宦寺之祸炽烈,《明史》纂修过程中相关序与论赞对于祸乱责任的归属论说曾有变化。纵观清修《明史》,康熙年间,史家见解尚有一定呈现空间,雍、乾年间,只能秉持圣意论史,史家见解溶消于君主择定的书写基调中。清廷专注维护君主权威,对朝臣的评价尺度趋于严格。同时,清廷坚持“明实亡于神宗”之说,突出万历以后的社会危机,以构建明清易代的合理性。另外,清廷尊理学为儒学正统,强调学术与政治相表里,在《明史》序与论赞中突出道德教化。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清修《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历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胡明珠^[7]（2020）在《明代浙江地区诗文集序跋整理与研究》文中指出明代印刷技术高度发展,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学着作。本论文主要针对明代浙江地区文人文集的序跋进行整理与研究,从另一个角度走进观察明代浙江地区的文人世界。随着现代研究的不断深入,序跋在文献解读中发挥的作用也愈发凸显。笔者首先从史传、方志、书目诗文总集、四库全书等资料中查找到明代从事文学活动的浙江文人,总计约3280多人。除戏曲、小说外,明代浙江籍文人尚有约260人有文集存世,大多收入于四库全书之中。在四库全书系列书籍中又主要集中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四库全书禁毁丛刊集部之中。由于文人本身多才多艺,在许多序跋中采用了行书或者是草书的书写形式,才疏学浅,恐有疏漏,本论文并未选取书法类的序跋,还有剔除了一些由于年代久远,字迹模糊不易辨认的序跋,从中挑选出最为重要的五十一人的诗文集,摘录其序跋,作为主要参考资料。本篇论文除导论结语外共分为四章,文末余论一章。第一章主要讲述的就是对于出仕入仕有着不同看法的文人阶级形象。其中主要有三类型:一类为积极入世的文人形象,一类为疏离避世的文人形象,最后一类是游离在出世与入世之间的文人形象。第二章主要讨论序跋中展现的作序者的文学思想观念。第三章主要讲述文人之间自发形成的文人交际圈。最后一章主要讲述文集的版本流传之不易,文脉薪火相传的精神。在余论中主要针对序跋这一文体本身所具有的文学色彩进行分析。序跋中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而又别具一格的文人世界,有其友人对他深切的怀念,有弟子对于师长的孺慕之情,有家族兄弟之间的手足亲情,后辈对长辈的浓浓的景仰,甚至是跨越朝代的源远流长,润物细无声的影响,都在序跋中一一体现出来。虽然序跋的文字相对于全集而言,略显微薄,然而其内涵是无比丰富的。从序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由文人凝聚起来的师门群体、友谊群体,阐述着他们对于文学,对于社会的理想抱负。在一些序跋中还有对于文本的校订,考据,流传,让我们感受到文学的脉搏的延续与跳动,感慨着文人们薪火相传的伟大精神。本论文只是选取了明代浙江地区较为典型的文人及其群体进行展开的论述,在论文外的附录部分还有我所收集到的序跋原文整理,那里有着更为广阔而又浩瀚的文人世界,等着我们去一一探索和发现。……

黄婧文^[8]（2019）在《（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集部订补》文中认为阮元纂《广东通志》是清代以来广东地方总志中卷帙最多,内容最爲丰富的一种,其艺文略集部收录了上起汉代,下迄清道光以前的广东集部文献,从数量及内容上看,着录文献较爲丰富,爲研究广东历史文献所不可或缺。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未曾点校与订补,存在不少的错)阙漏;囿於当时文献收集之力以及多次禁毁,其收录的文献未能完全反映阮志成书前广东集部文献情况等。此外,目前学界对广东集部文献的研究多关注现存文献,亡佚和未见文献的研究尚待开发。基於上述,本文对阮志集部进行标点、校勘和整理,订补其着述书目,整理亡佚和未见文献,并形成对广东集部文献的述略,力图爲广东文学研究提供较爲完备的基础性文献资料。本文分爲两部分,第一部分概述广东通志及其艺文略集部研究,对道光以前广东集部文献进行分类梳理、总结分析。第二部分点校订补集部,阮志集部原书目830种,存285种,佚95种,未见447种,阙3种;订补後书目4286种,存1859种,佚98种,未见2326种,阙3种;合计增补书目3456种,订补610条,出按语464条。

莫琼^[9]（2019）在《明代韩愈古文接受研究 ——以明代古文选本为视角》文中研究指明明代韩学研究相对宋、清两代来说稍显暗淡。从理论上而言,明代韩学上承宋元,下启清代,是整个韩学史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对于这一段韩学的研究,可打通千余年来的韩学史,使整个韩学史的内容更加完整、面貌更加清晰。明人对于韩愈古文的接受情况是整个明代韩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依托于明代韩集文献以及明代古文选本等原始资料。选本批评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方法之一,通过对选本的研究,可以勾勒出一段批评史甚至是接受史。因此,本文即以明代古文选本为中心,研究明人对于韩愈古文的接受情况。本文分为上、下编,一共七章。上编主要从明代科举文化、明代出版业、明末文人结社、“唐宋八大家”在明代的生成等四个方面思考,结合明代古文选本对韩愈古文的选评,研究明人对于韩愈及其古文在这四种历史场域中的接受情况。下编主要对明代古文选本选评韩文的情况进行考论。考论以明代古文选本为中心,为相关的选本撰写叙录,并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选本进行考论,揭示选本选评韩愈古文的情况。上编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研究明代科举文化与韩愈古文接受的关系。第一节研究明代地方学官制度与韩愈古文的流播。韩愈古文是明代举子的必读物之一,因此,许多古文选本以及韩愈文集即得以这种方式进入学校的藏书楼中。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地方学官,在编刻古文选本时,往往将韩愈古文乃至所谓“唐宋八大家”的古文选入其中,随着官员的迁移,韩愈古文在下层知识分子之中的流传广度也随之扩大。因此,地方学官制度对于韩愈古文乃至唐宋古文文脉的传承上具有着重要的作用。第二节研究明代科举考试衡文的标准与韩愈古文的选评。在明代古文选本中,有一定数量的选本是专门为科举考试而编辑的。在具体的阅卷过程中,文有法度、开阖抑扬的答卷,更受阅卷官的青睐,韩愈的文风十分符合这样的标准。通过考察可以发现,《原道》等29篇韩愈古文普遍地被明人认为适合作为科举考试的范文。这29篇韩文,是明人以选本的形式选择出来的韩愈古文的经典篇目,因此,在延续韩文的经典化上,明代古文选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二章主要以上海图书馆藏十卷本《唐文归》为中心,考察明代出版业与韩愈古文的选评的关系。明代中后期出版业以及图书市场的发达,伪托名人出书射利的情况也随之出现。在明代古文选本评点的领域,钟惺是被托名最多的文人之一,伪托钟惺之名的“文归”系列文章选本也成为了明末书籍市场颇受欢迎的出版物。因此,若要确切评价一些选本所选评的韩文之价值,首要之务,是厘清这些选本的真伪,题名钟惺的《唐文归》是一个合适的切入点。本章第一节,是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再考证上图所藏十卷本《唐文归》为伪托钟惺之作,并认为伪托者为明末南京的书坊集贤堂。第二节研究此本《唐文归》对所选十四篇韩愈古文评点的价值,认为这些评语的质量大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书商这一群体,属于日本学者大木康所认为的识字阶层的中间阶层,以《唐文归》为媒介,可以推知韩文在此中间阶层的接受情况。作为商品的古文选本在明末出版的驱动下流播开来,韩愈古文也以此为载体得到传播。第三章主要以浙江图书馆藏朱东观等人所编的《唐文归》为例,研究明末文人结社与韩愈古文的选评的关系。明代文人结社与文学的关系密切。藉由研究朱东观及其社中人一起选评的《唐文归》等文章选本,可以以文社这一公共空间为中心,探究明末的文人是如何评价韩愈与阅读韩文的。本章第一节主要对明末杭州朱东观等人结社的情况进行考述,认为此文社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并与明末杭州另一个着名的文社——登楼社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个文社发展的过程中,他们的文学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即由“尽心秦汉以上书”到纵观唐宋以下文。第二节以此文社所编《唐文归》为中心,研究此社对于韩愈及其古文的接受情况,认为其在选评韩文时,选入了一些较为“冷门”的篇目,这些篇目大都反映了中唐时期存在的社会问题,他们正是透过对这些篇目的选评,表达出了对于明末各种社会危机的隐忧。此外,借由考察韩文对于先秦两汉文的继承及其对唐宋以下文的影响,该社实际上构建了一个从先秦两汉到唐宋八家文的古文统绪。第四章主要研究“唐宋八大家”在明代的生成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析韩愈古文在这个古文范畴之内的接受情况。明初的宋濂、王袆、刘基等人,构建了由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苏、曾巩、王安石等八家之文组成的文统。从永乐至正德年间,这个文统观一直为台阁文臣所遵循。在成化至正德间,一个反对唐宋文传统的力量也正在形成,严重恶化了唐宋文在主流文坛的生存环境。唐宋文的传统与明代科举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可以说是间接地在制度上保障了唐宋文的生存空间。在重新将韩愈等唐宋八家嵌入古文统绪,使得韩愈重新成为这个文统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的过程中,“唐宋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初刻于万历七年之前,社会上流行着“七大家”、“四大家”、“六大家”等称号,在这些组合之中,韩、柳、欧、大苏四大家是最为稳定的。随着同类选本数量的快速增长,“唐宋八大家”的称号在崇祯年间正式形成了。下编以隆庆为断限,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考论明洪武至隆庆期间明代古文选本选评韩愈古文的情况。明中期以前,由于出版业尚未兴盛,加之文献保存的困难,故而留存至今的古文选本数量并不多。从本文所掌握的明代古文选本所选韩愈古文的情况而言,这一时期的古文选本主要用于科举考试,韩愈古文颇受这些选本的青睐,往往在必选之列。从嘉靖年间开始,选本的选择即以先秦两汉古文与唐宋古文为主,而唐宋古文又重在所谓“唐宋八家”文。受主流文坛流派之间的古文典范之争的影响,古文选本亦开始掺入了“派系”的因素。林希元借编选《古文类抄》之契机,对复古派“文必秦汉”的取法倾向有所反思,将唐宋古文重新纳入到取法范围之内。第二章主要考论万历期间古文选本选评韩文的情况。这一时期的古文选本,比较突出的特点在于:第一,随着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的问世,“唐宋八大家”类选本的数量有所增加,“唐宋派”的文脉在万历文坛得以延续;第二,出现了钱谷《韩文评林》、王锡爵《王荆石先生批评韩文》、郭正域《评选韩昌黎文》等专门选评韩文的选本,这表明明人对于韩愈的研究正趋专门化;第三,出现了“自娱”性质的古文选本,如钱士鳌《共赏编》;第四,贾三近《滑耀编》、邹迪光《文府滑稽》等选本,特表韩文“以文为戏”的一面,亦属这一时期韩愈古文接受的特点之一。此外,本章还对郭正域《评选韩昌黎文》一书作个案研究。第三章主要考论天启至崇祯期间明代古文选本选评韩愈古文的情况。这一时期古文选本的主要特点在于:第一,随着明末出版兴盛期的到来,书籍市场上出现了一些伪托名人的古文选本;第二,明末文人在结社之时,编刻了一些古文选本。韩文得以入选这些选本,为研究韩文在不同的文本空间内的接受情况提供了依据。孙慎行《精选八大家文钞》等“八大家”类选本的产生,使得韩愈以及唐宋古文的文脉在明末得到延续。

高云澄^[10]（2019）在《明季江南造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代造物设计是中国设计史上集大成的时期。从纵向轴看,明季是其鼎盛期;横向轴看,江南地区为全国执牛耳者。本文讨论的江南地区,空间范围以五府（苏州、松江（今上海）、常州、嘉兴、湖州）一州（太仓州）为中心,向外辐射至杭州、镇江以及南京。时间为明季四朝万历﹑泰昌﹑天启及崇祯,即1572年至1644年共七十二年。此处讨论的对象和内容即“物”,大约有以下类别组成:一﹑日常用品;二﹑工艺美术;三﹑建筑园林;四﹑机械工程,兼及参与造物的人群,主要有文人士夫、各类工匠和商贾等。本文通过梳理明季江南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对造物设计的影响,分析明季江南地区造物设计形成的历史背景,在造物设计演进的历史脉络中,总结出明季时期的造物设计的特点;结合观念﹑方式和类别三个维度,试图还原明季江南地区造物设计立体直观的面貌、接近历史真相,并聚焦社会各阶层参与造物设计活动的情况、造物设计次第和造物设计的价格等方面,试图阐释明季江南地区造物和设计本体的发展历程,从而初步揭示造物设计的演化路径。在方法运用上,一是文献法,分析﹑研究各种现存的文献。文献选取中既考虑到设计学范围中的典籍和文献,同时也关注历史学﹑文学中的政典﹑方志﹑档案﹑日记﹑游记﹑散文﹑小品﹑手札等,既注重运用常见文献如《长物志》《遵生八笺》等,也挖掘﹑甄别﹑引用被忽略的文献。二是比较法。本文通过分析明季时江南地区的造物设计和全国其他地区、域外的造物设计进行比较,总结出造物设计之间的异、同,江南地区的造物设计的性质、特征、功能、形态等。三是互证法。近年来,随着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经济史学等学科的发展,学科间的交流、联系和结合更加的紧密。明清时期,出版印刷业发达,官刻、私刻的规模庞大。大量的明人、清人的小说、诗词、笔记、日记、戏曲、手札涌现,这些保存良好的史料是珍贵的研究资料。本文运用以上史料与正史互证,试图还原明季江南造物设计的全面、生动的面貌。本文的创新观点在以下三个方面:明季江南之所以为明代造物设计史上最为兴盛和辉煌的时期,有其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因素。“以银代役”和“一条鞭法”等利好流通的政策,晚明时已经规模化实施。江南气候宜人、地田丰腴、民众勤耕,擅经营。江南地区不仅适宜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生长,温度以及湿度也与缫丝织布等所需条件相匹配。人文荟萃的江南,能工巧匠汇聚,名门望族云集,士匠之间的互动尤为频繁。再从中外交流方面考察,晚明时江南地区并非是西方传教士最早到达的地区,但却是最先主动接受﹑研究西方知识﹑技术与文化的地区。明季江南地区是全国造物设计创新最为活跃的时期与地区。从“工”的层面来看,政策改革下,工匠的人身自由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自主创造的积极性高涨,又恰值隆庆开关,海外交流频繁,海内奢靡之风盛行,供需两旺。“时玩”层出不穷,同时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下精品迭出;从“士”的角度而言,从“弘毅”到“治身”,在延续传统礼制的同时,为造物设计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多样性。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技术和产品等,冲击了文人士夫的思想观念。江南地区对市场需求与机遇及时作出调整与更新,最终引领了全国文化和物质产品消费的风潮。明季江南社会宽松,趋利性明显,使得社会各阶层群体性投入造物设计活动。晚明时期工匠“身份”呈现多样化,包括“儒匠”“哲匠”等,士绅在治身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射到造物的孵化和设计中,究其原因是社会各阶层广泛的参与,民间文物和器物的收藏﹑藻鉴﹑流通﹑消费等关系网络发达,市场需求促进了造物设计的发展,造物设计呼应需求,市民阶层的鉴赏购藏等行为又反馈到造物设计市场。以上成就了明季江南在近世以来中国造物设计的黄金时代。

二、天一阁藏书盛衰之探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天一阁藏书盛衰之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1）宋代书目医籍着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明代医书作者的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明清正定梁氏家族文献与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近现代藏书家藏书归属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清修《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7）明代浙江地区诗文集序跋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集部订补（论文提纲范文）

（9）明代韩愈古文接受研究 ——以明代古文选本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10）明季江南造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天一阁藏书盛衰之探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宋代书目医籍着录研究[D]. 于佳敏. 吉林大学, 2021
• [2]明代医书作者的群体研究[D]. 曾毅.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21(02)
• [3]（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畧史部订补[D]. 张志超. 暨南大学, 2020
• [4]明清正定梁氏家族文献与文学研究[D]. 李雪铭. 河北大学, 2020(08)
• [5]近现代藏书家藏书归属问题研究[D]. 郭霞丽.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清修《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D]. 闫瑞.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7]明代浙江地区诗文集序跋整理与研究[D]. 胡明珠.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8]（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集部订补[D]. 黄婧文. 暨南大学, 2019(04)
• [9]明代韩愈古文接受研究 ——以明代古文选本为视角[D]. 莫琼. 西北大学, 2019(01)
• [10]明季江南造物研究[D]. 高云澄. 上海大学, 2019(02)

标签：宋朝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宋代建筑论文;  文献回顾论文;  天一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