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末民初江汉平原的蒙馆和私塾（论文文献综述）
闫慈[1]（2021）在《艺术运动社研究（1920-30年代）》文中认为艺术运动社既是一个以林风眠为首、由留法艺术家群体主导的现代社团组织,同时又有着乡缘、学缘等中国传统人际网络成分。它的崛起离不开蔡元培的支持,而“艺术运动”正是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思想的具体化实践。与同时代众多艺术团体一样,作为集体势力它昙花一现,但其高扬的艺术为人类思想以及人道主义艺术观下的形式语言探索却为中国美术现代化发展开拓了一条极有意义的路。本文采用艺术社会史和文化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文献史料扒梳和图像考证基础上,运用交叉比较研究的方式,将社团整体的实践活动与艺术观点作为基本研究对象,并侧重于艺术思想的文化史研究和阐释,构建艺术风格与社会时代诸因素之间的深切关联。文章整体结构共分五个部分,除绪论和结语外,论文主体由五章节构成。第一章从民国艺坛之变的角度切入,在纵向上,考察新文化运动前后艺坛思潮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带给艺术运动社成员的潜在影响。在这个转捩多变的时代,有三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一是“美术革命”具有的时代意义。作为旨在彻底改造中国社会的新文化运动中的一环,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思想浪潮下,“美术革命”以激进的战斗式标语强调西方写实主义艺术的价值优势,它象征着一个时代对西方文明的科学主义信仰,更为中国艺术界带来了不可小觑的思想文化冲击,开启了中国艺术大传统由写意走向写实、由精英走向大众、由超轶走向现实的现代之路。二是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口号的提出。在蔡氏的人道主义德育观、以德育为中心的美育观与“审美不涉及功利”的现代美学观之间,这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正是中国早期启蒙主义美学的一种重要特征。这种启蒙主义美学观及其中西文化调和论的立场,为艺术运动社成员艺术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和理论依据,其“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更是艺术运动社开展社会化“艺术运动”的直接动力来源。三是勤工俭学运动与欧洲艺术留学浪潮的兴起。它不仅为美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人员基础,同时改变了早期留日学人统领艺坛的格局,为中国美术现代化探索吸纳了更为理性系统的西方资源。所有这些因素的书写,皆从文化史的角度,为我们解读艺术运动社的活动、艺术思想的特征与实质、艺术风格的隐喻及其命运走向提供了重要的场域参照。第二章围绕艺术运动社群体活动展开书写。首先,阐述自清末至民初中国社会转型时代下的集群结社现象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进而概述在这一大背景下生成的现代艺术团体“艺术运动社”,论其起源、发展和变迁,针对社团人员的结构性分析,确定其中最具代表性和特殊性的人物个案:林风眠、林文铮、吴大羽和李金发。其次,艺术运动社创建的首要目的和全部努力皆在促成一场社会性的“艺术运动”。这项艺术改革事业具体包括:新时代的新艺术创作、艺术理论研究与宣传、报刊丛书出版、开设研讨会和艺术展览会、建立专业化的艺术学校、组织美术馆、博物院、音乐院、戏剧院等众多方面。因此,本节选取出版、教育、展览三个具有系统性的角度,详细考察该团体的实践活动,把握其主要特征。再次,艺术运动社自其前身霍普斯会时期就是一个目标明确的团体,以“研究和介绍世界艺术,整理中国古代艺术,创造新艺术”为宗旨,而这种艺术立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未曾改变。这就是说,团体成员之间具有较为一致的艺术观念。通过对史料文本的原境考察,概而述之为“创造民族时代艺术”,具体又包含艺术本体论和艺术价值论两方面内容。第三、四、五章,分别以林风眠、吴大羽和李金发三位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艺术家个案为切入点,透视艺术运动社的多角度色彩及其具有的时代价值。林风眠以创作和文论的双向实践,成为艺术运动社推动“艺术运动”的一面旗帜。在他的带领下,旨在用艺术改造社会、启蒙大众、以艺术培养具有“人本”精神之现代国民的“艺术运动”得以全方位实施。“艺术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虽然发生时间上略显滞后,但从社会学角度看,在“运动”的生成条件和范式上具有结构的相似性,更重要的是,二者在艺术精神和文化精神上具有的共同价值取向。这一点,尤其鲜明地体现在林风眠所持的现代人道主义艺术观上。林风眠的早期艺术理想,是包含着艺术社会属性和艺术本体论两个方面内容的:一是,从伦理学上界定艺术的社会属性和艺术家的社会责任;二是,关于艺术本质和艺术创作的艺术思想。这两方面恰恰同构共生于他作为人道主义思想立场的知识分子文化眼光之中,反映在创作实践上就是——把对人类生存命运和普遍人性的关怀融入作品思想内涵,并与艺术的社会文化功能相贯通;将自然人性中的自由等个体性价值追求转化为艺术创作上的个性标准,由此与艺术价值独立和形式语言创新相链接。而这种特点也不为林风眠所独有,可以说是艺术运动社成员的普遍精神诉求,尤其在吴大羽、林文铮、李树化等人的艺术创作中时时流露,只不过他们以各有侧重的不同方式分别实践。以启蒙大众为目标的“艺术运动”虽然湮灭在革命洪流之中,但这场运动所张扬的艺术为人类思想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与新文化运动高倡的“人本”精神交相辉映,将“人类”和“个人”视为鹄的的特殊人道主义思想成为这群艺术家的新文化理想。由此,他们将艺术的内容与探索人性表达联系起来,以艺术家的视角展现出有关“人”的现代性观念思考。一方面,“艺术”超越了隶属宗教、政治或某种意识形态的工具论层面而获得现代本体论意义。另一方面,身处中华民族由王朝共同体向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转型的现实情境,“艺术”又超越了自身“技”的革新层面而突出“道”的建构功能。艺术运动社群体以“人类”和“个人”为鹄的,给予艺术特定的社会功能属性和本体论内涵,将西方现代主义的形式语言叠合启蒙大众的思想关怀,它建构出有别于“五四”科学主义思潮介入美术的另一种艺术现代化方案,并为其后坚持不懈的形式创新、东西方艺术融合等造型语言探索奠定了学理基础。这种艺术观既体现了中国美术观念的现代之变,更映射着中华民族在迈向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文化认同的多项选择,展现了中国美术在现代转型中所面临的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复杂交织的独特现代性面貌,其意义也已超出现代主义艺术史叙事的解释框架。
孟凯歌[2]（2020）在《钱亦石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中国屡遭侵略,晚清以降,不少仁人志士就以各种自身认可的方式试图拯救中国,改变中国命运,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与生存,钱亦石就是其中参与革命的代表。钱亦石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者,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构建适应当时中国国情的教育原理。他一直坚持“教育的本质不是神圣的,不是清高的,不是中正的,不是独立的,而是一种工具,在某种社会条件下,是帮助人类经营社会生活的一种工具。”他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依据,认为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有什么样的中国教育,因此,在摆脱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前,中国的教育必须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为目标。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普遍性原理,应用到教育上,分析了教育和生物学、社会学等之间的关系,确信教育并非孤立范畴。钱亦石在其教育理论上使用“现代”一词,更表明其教育思想的先进性和时代性。钱亦石在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三十年代,并未参加一系列重大的政治运动,但是这并没影响他对政治的考察。从他放弃单纯的教学工作,从事革命,我们就可以看出钱亦石的拳拳爱国之心。面对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特殊的国情,像钱亦石这样的爱国人士莫不希望中国摆脱民族压迫,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光复河山。因此,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必须从世界范围内考虑,从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上去思考。他指出,在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太平洋问题上面,日本与英国的关系以及苏联的对外政策是影响全局的关键,日本的武力侵略与苏联的武装自卫双方有本质上的不同。与此同时,他对欧洲政治问题的观察,也具有独到的认识,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研究。他认为德国合并奥地利会引起意大利和法国等国介入,继而再次引起世界大战。另外,他对于德意与法苏两大阵线的对立,强调英国是未来欧洲政治的决定力量,而能决定英国未来的则是英国的人民群众。钱亦石的经济思想主要有产业革命思想、财政认识、农村问题和社会性质论战下的中国经济观。钱亦石叙述了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革命历程,强调欲知来须视诸往,主张研究世界政治问题,必须清楚各国的来龙去脉,与其说是经济范畴,不如说它是钱亦石研究政治问题的附属品。三十年代,中国在财政和农村问题方面都面临各种复杂局面,钱亦石注重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相结合,又针对具体问题加以分析,试图透过对中国经济的认识从中找到救时良方。社会性质下的中国经济观更是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是钱亦石同托派斗争的有力武器。总之,在近代历史的社会演进中,钱亦石紧跟时代潮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提出自己见解,这些都是国人在寻求救亡图存道路上的重要探索,在民国学术史上留下的重要一笔。
熊婷婷[3]（2019）在《云梦城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云梦县位于湖北省中部偏东、江汉平原东北部,隶属于孝感市。云梦县四季分明,土地肥沃,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本文对云梦城变迁进行研究,为云梦城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西魏大统十六年（550）设置云梦县,至今已有1469年的历史,人口、经济、文化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在朝代更替过程中,破坏严重。特别是宋元之际和元末明初的战乱,导致本地人口大量流失和死亡,外地人口迁入云梦县,经过交流和融合,形成了当地特有的风俗习惯。云梦县境内最早的城址是一座春秋时期的大型建筑遗址,位于楚王城东南约100米处。后来的城址有战国时期的楚王城、秦汉时期的江夏郡城和安陆县治、魏晋时期的江夏郡城和安陆县治。这些城址都位于城关镇（原曲阳镇）。城关镇是全县的政治中心,交通便利,经济状况相对较好。东汉以后,由于战乱频繁,城池损毁严重,特别是江夏郡治迁至今武昌以后,云梦城由盛转衰。此后,历经隋、唐、宋、元,云梦县基本上没有城墙。成化七年（1471）,开始修筑土城。此后,不断地加固城墙,完善基本设施。宋元时期,由于残酷的战争洗礼和自然灾害摧残,云梦城的发展受到影响。明清时期,社会秩序相对安定,大规模的战争不再发生,云梦城发展日趋成熟,城池的修筑为城市提供了安全保障。从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而言,自钟弼修筑土城,云梦城区划呈现日益明显的趋势。明代中期,以砖城代替土城,城内建筑逐渐增多,城墙、县署、街道曾经多次修缮。清代,城内建筑大多数荒废或是毁于战乱,经历代知县修葺或重建得以恢复,形成了以公署为中心,书院、坛庙、社仓等为补充的城市平面格局。人口数逐渐增加。1964年,云梦城县城（城关镇）有23955人。随着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发展,云梦城的经济功能不断增强。申帮的江西会馆、山陕甘的山西会馆的修建,对云梦县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云梦城的文化功能也在不断地增强。学宫、书院、义学相继修建,这些设施为文化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宗教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有些人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此外,在地方官员倡导下,修建了不少公益建筑,改善了贫苦百姓的居住环境。云梦县涌现了许多历史文化名人,对云梦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晚清和民国时期,时局动荡,云梦城的近代化步履蹒跚,很多文物、古迹也遭到严重破坏,云梦城本土经济受资本主义经济入侵的影响,城市发展缓慢。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云梦城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城市各项事业蓬勃发展。1957年,全部城墙被拆除,古建筑了无踪迹。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规划日益完善,城区不断地扩大。2013年,云梦城的中心城区面积为62平方公里。为了保护云梦城历史文化遗迹,解决城市发展遇到的各种问题,我们要找准云梦城的发展方向,发掘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激发城市活力,努力将云梦城建设为生态宜居之城。
蒋雪昀[4]（2018）在《澧县城变迁研究》文中指出澧县地处湖南省西北部,位于澧水下游,澧阳平原腹地,今隶属于常德市。澧县古称“澧阳”或“澧州”,有襟江带湖之势、控山锁河之险,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重要。澧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澧县城变迁过程曲折复杂。基于此,本文从澧县城变迁轨迹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为未来澧县城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隋开皇九年（589）,设置澧阳县,隶属于澧州。明洪武九年（1376）,裁澧阳县,并入澧州。清雍正七年（1729）,升澧州为直隶州。民国二年（1913）,废州为县,始称“澧县”。较好的地理位置、充沛的水源等自然地理条件为澧县城的兴建奠定了基础。建县1400多年以来,人口逐步增长,经济得到开发和发展,文化独具特色,逐渐形成了本地的风俗习惯和方言。澧县城是全县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交通方便。最早的县城遗址位于澧水南岸,即今澧南乡。唐初,县城曾迁居新洲镇（今津市市）。其后,县城多次变迁。明洪武五年（1372）,再次迁至今澧阳镇。此后城址未曾改变。自明代以来,作为州城,澧县城城池规模相对较大。自明初修筑城墙以来,城墙由土垒发展为砖砌,期间由于战乱和水患等因素不断修缮。清代,澧县城公署建筑基本完备,城内建筑逐渐增多,城区平面格局基本完善。民国时期,澧县城受外部因素影响,城区平面格局发生了一些变化,并且出现了中西结合的建筑,但是整体格局没有很大改变。随着社会的发展,澧县城人口逐渐增加。据推测,洪武二十五年（1392）,澧县城约2616人。民国十九年（1930）,澧县城有8000人,城市人口有较大增长。经济方面,澧县农业较为发达,手工业和商业也得到发展,为澧县城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文化方面,澧县人杰地灵,在历史上涌现了很多杰出人物,为澧县城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新中国成立以后,澧县城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城区面积不断扩大,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不过,由于缺乏科学规划,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墙、古建筑等历史文化遗迹大多被误拆或改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城市特色文化的展现,澧县政府也在努力打造特色文化。这就需要政府和人民齐心协力,在了解澧县城变迁轨迹和历史文化以后,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共同解决城镇化建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既要发展旅游业,也要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尽可能协调好旅游发展与城市建设的关系。
张雪葳[5]（2018）在《福州山水风景体系研究》文中认为随着中国城乡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稳步提升,寻找身份与文化认同成为当代人的精神需求。中国古代千姿百态的“山—水—城”寄托着人们的家园情感,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智慧,是现代城市建设的得失参照与灵感来源。古代福州是公认的“山—水—城”典范。它代表着城市设计与自然系统的完美结合,也显示了百姓生活与山水环境的密切联系。本文基于风景园林的综合视角,重点探讨了传统山水文化影响下古代福州的城市发展与风景演变。文章简要分析了福州的地理区位与自然基础,以明确其城市发展的自然地理特征;概述了中国历代都城的营城实践,以此作为福州古代城市发展的经验来源;从先秦、秦汉、魏晋、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六个历史阶段全面梳理了福州古代城市的发展历程,探讨了福州营城实践的影响因素,并总结了福州城市建设的主要成就。在此基础上,为了探讨物质空间与人文精神的互动关系,本文提出了山水风景体系的概念,并将其视为为山水格局、世俗空间、艺术表达三个层次耦合叠加的结果。其中,山水格局包括自然天成的山形水势、因地制宜的农田水利、合形辅势的景观要素和雅俗共赏的风水模式;世俗空间包括政治空间、交通空间、生产空间和游赏空间;艺术表达包括时令风俗、诗画八景和跨时空对比。通过这三个层次的综合解析,以期全面、生动地展现福州山水风景体系中,山水科学、山水美学与山水空间的互动关系。文章进而从风景范式与地方山水的结合、全局视野与多重尺度的推敲,山水风景与人文情感的共通、自然变迁与城市发展的耦合等方面,归纳了福州山水风景体系的重要特征。面对中国城乡发展中山水式微的普遍事实,文章尝试从传统经验与现代科学价值互补的角度,提出福州山水风景体系的四个保护发展路径。分别是:情景相生——注重历史真实性,维护人地关系;价值重塑——转译历史经验,回应当代需求;传承发展——珍视地域特征,更新山水格局;群策群力——促进跨学科交流、倡导公众参与。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包括:（1）思路创新:基于风景园林的视角,聚焦山水文化与营城实践的互动关系,归纳古人因借山水、融于山水的空间实践与价值认知;（2）方法创新:借鉴并完善了乡土景观的层状叠加体系,用以探寻历史形态的社会价值与人文内涵;（3）成果创新:整合历史、地理、文学、民俗等多方面研究成果,完善福州传统人地关系的基础性研究工作。
刘琼[6]（2017）在《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7世纪后期,自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后,土家族地区沿袭明朝土司旧制,被纳入清王朝的统治和管理之下,直至18世纪中后期,土家族地区全面改土归流,直接受制于中央王朝的控制之中,自此清政府对其实施了大规模的立体式开发。本文把“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社会环境”与“社会经济开发”三者置于清一代内陆少数民族地区多样性而又变动不居的生态系统和复杂而又处于变革的社会环境之中,从人、社会、自然相互作用的视角探讨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内在关系,诠释生态环境退化现象与社会经济开发实践本身。本研究运用环境史学、历史地理学、环境社会学、环境伦理学、生态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清代土家族地区经济开发、社会文化变革和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人们行动在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这两大系统中的适应和改造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也正是人们行动的复杂性,使得土家族地区生态系统的动力演化包含了很多人为因素,这在清中后期本区域所发生的灾荒中显现出来。然而,土家族地区社会系统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性,为解决生态环境危机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调适了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冲突,缓解了生态环境的退化程度。本研究以清代土家族地区的开发史为切入点,全面考察清代土家族地区的环境史,在梳理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基本史实的基础上,综合考察了土家族社会对自然环境资源的认识变化以及利用和改造,以探究土家族社会环境变动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揭示区域经济开发-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模式以及内在驱动力和演变规律。本文内容分为五大部分。第一章,从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入手,对清代土家族地区实施大开发的自然地理因素和社会文化基础作了简单的梳理,为研究清代开发史提供了长时段的环境背景。土家族地区地处中国内陆腹地,属我国中部偏西南地区,处在云贵高原东部的延伸地带。是东部平原和西部山区的交接地带,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南的军事要道,是湖湘入川黔的交通咽喉,也是“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两大移民潮的必经之道和迁移之地。土家族地区向来被视为蛮夷之地,植被丰富、林木葱郁,俗有“八山半水分半田”之说。自秦汉以降,帝制政府主要采取羁縻制度、土司制度的治理管理模式。土家族地区横跨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地带,其地域空间表现为一定的行政区划,在不同历史阶段,其行政归属略有变化。其行政建置沿革,是土家族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开发空间范围的演变。本地区呈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特点,文化特征表现为多元性、复合性,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清代以前土家地区的开发十分有限,在移民和驻军的推动下,卫所屯戍区的农业有所发展。这是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历史环境背景。第二章,通过史志、地方文献、家谱、碑刻、口述史料等历史文献对清政府实施开发的缘由、过程、内容进行了归纳、分析,展开探讨了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形式、特点和规模。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呈现阶段性、区域性特征。影响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因素主要在于清政府所实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演变。历史时期形成三个不同的社会形态区域:经制区、卫所区、土司区,也导致三种不同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形成,从而呈现开发的区域性特征,这种社会差异的文化影响至今犹存。康雍年间,国家通过“招抚土司,安定地方”的策略,进一步完善强化土司制度,采取恢复重建与适度开发并举的系列措施落实清朝体制,稳定社会秩序,缓解社会矛盾,在康熙中后期出现土司“中兴”阶段。乾隆至道光年间,在中央王朝直接有效的控制下,土家族地区掀起全方位的大开发热潮,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巨变,经济、文化获得空前发展,改土归流后,移民人口激增,改变了土家地区的人口结构,招垦移民成为开发的生力军和主力军,全力垦殖利用土地资源,呈现“地无遗利,人无遗力”的开发盛况。改流后,土着和移民在拓展生存空间、争取生存资源中将人地矛盾进一步演化为社会矛盾,成为族群分化和融合的高峰期,产生“非我族类”之感叹。同治至辛亥革命前,土家地区也受到晚晴政治环境大背景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开发出现近代化的新特征,但相对于汉族地区,在时间先后和程度深浅上呈现差序梯次。第三章,以生计方式变迁为切入点,从环境的视角探讨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与演变的因素,同时从文化的视角考察土家族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和认知态度的变化,着重从生态思想、生态智慧、乡规民约、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了探讨,通过比较分析以揭示族群、文化、宗教等人文社会因素在环境变迁中的影响和作用。清代土家族地区农业经济大开发是土家族社会生计方式发生变迁的强大内在动力。通过对生计方式变迁的考察,进一步认识到自然环境系统与社会系统互动关系的演变过程。从游耕生产方式发展为定居农耕经济,反映了土家社会从被动性环境适应到主动性环境选择和环境改造的过程,这也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与自然环境互动的结果。生计方式最能体现各民族不同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意识。土家族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特有的生态文化,用以调适自己的行为模式,对环境变化作出积极的响应,以适应或影响未来的自然环境。第四章,主要是进行个案研究,通过家谱、地方志、口述史、碑刻、诗歌谚语、士人作品等文献资料,深入分析不同调查点的生态环境变迁状况,以回应学界对清代土家族地区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和观点。土家族地区开发与区域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一方面,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不仅受到地形地貌、土壤特性、气候特征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也是清政府治理民族地区政治制度演变、文化变革、人口迁移等多种人文社会要素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产生了一定的环境效应,生态破坏十分明显,造成森林资源退化、次生灾害加重,土地沙化石漠化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进程。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所引起的水土流失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益,官民不断加强环境保护,并形成以次生林为主,人工林和原始林等为辅的新生态系统。政府和民众在环境保护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发挥着行政干预和引导监督的作用,而民间的图腾禁忌、生产生活禁忌、乡规民约等习惯法起到了社会约束力的作用。官民合作是维护生态系统的有效机制和长效机制,缺一不可。土家族地区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带来了乡村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在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传统时代,为解决人地矛盾和文化冲突,农业开发和环境保护对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同样至关重要,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第五部分为余论。从区域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进一步说明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整体生态过程。第一个层面分析了国家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策略与方式以及上层政治经济的发展思想;第二个层面分析了民间社会（民族内,民族间）在开发中的选择与调适,分析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和博弈。第三个层面从生态环境资源的角度,分析国家和社会在开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清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发的深度和强度,以揭示环境背后所隐藏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本文通过对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互动关系的研究,揭示经济文化开发与区域生态环境、政治、社会等的互动过程,以期进一步丰富开发史、社会史、环境史和区域史的研究,为民族区域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和反思。
杨君[7]（2017）在《炎陵城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炎陵县位于湖南省东南边陲,地处罗霄山脉中段。总面积2030.24平方公里,约占全省面积的0.96%。炎陵县自南宋嘉定四年（1211）置县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炎陵县境内生态环境优越、文化底蕴深厚、旅游和水电等资源丰富。在《罗霄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获国务院批复,成为国家层面的重点对象扶贫攻坚后,炎陵这个边远小县城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基于此,本文试图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通过梳理炎陵城的变迁过程,总结经验教训,以期为炎陵城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南宋嘉定四年（1211）,湖南安抚使曹彦约平定黑风洞（今桂东县境内）农民起义后,析茶陵军康乐、霞阳、常平三乡置酃县,此为炎陵建县之始,炎陵城便建立起来了。较好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地理条件,为炎陵城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现在的居民绝大多数是来自邻近省份的移民后代,土着居民所占比重很小。移民与本地土着居民交流、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炎陵地方特色的风俗习惯。炎陵城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饱经沧桑。嘉靖二年（1523）,城墙修筑完工,标志着古代炎陵城的基础设施建设初步完成。明清之际的社会动乱使炎陵城人口骤减,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坏。顺治以后,社会逐渐安定,炎陵城城墙和其他公共建筑逐渐得到修葺,并新增了一些文教设施,城区基本保持原有格局。咸丰年间,太平军攻入县城,炎陵城再次遭到严重破坏。民国时期,炎陵城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党军队数次围剿,城区饱受摧残。值得一提的是,在清代,城内兴建了许多书院,极大地促进了炎陵城的文化发展。炎陵城的人口数量、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虽然受到政治局势的极大影响,但是总体上还是呈现向上发展的态势。新中国成立以后,城墙和大部分旧建筑被拆除,城区面积不断扩大。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城市建设理念已经发生变化,既注重城市“量”的扩张,又注重城市“质”的提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妥善解决好炎陵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将新区的建设与旧城区的保护很好地协调起来,保护性地开发全县的旅游资源,促进炎陵城的可持续发展。
霍晓丽[8]（2017）在《信仰、仪式与地方社会 ——湘西苗疆民间信仰传承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综合运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采用整体性研究视角和大、小传统分析模式,结合以历史记忆为基础而形成的地方性知识,探究湘西苗疆民间信仰传承与发展的过程,以期理解苗族隐藏在信仰行为背后的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等问题的传统认知,揭示苗疆地方社会运行的内在规范和外在形式,反映出国家大传统对地方小传统的引导和影响。湘西苗族先民因从事稻作农业,而以苗为族名,不同时期分别以三苗、南蛮、荆楚蛮、武陵蛮、苗蛮、红苗等族称见载于史籍。随着先民从北向南、由东至西的迁徙,居住地也从黄海之滨,到江淮流域,再到武陵山区。族群先后以太昊部落、九黎部落、三苗部落为主体,融合了髳人、楚人、黔中蛮、五溪蛮等众多原住民。湘西苗族在地域、文化、经济方面表现出一致的特性,区域内以武陵山腊尔山台地为中心,北达湖南永顺、保靖,南到贵州铜仁,东至湖南沅陵,西接重庆秀山;语言为东部苗语,服饰尚红,民间信仰仍停留在原始宗教阶段;地方经济体系由基层市场、中间市场、中心市场构成。湘西苗族长期与周边民族互动,民间信仰受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实现了代际传承。它既蕴涵着远古先民原始的智慧,又积淀了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承袭了先秦国家宗法文化的色彩,成为地方小传统的代表之一。但整体上,湘西苗疆民间信仰仍以万物有灵论为基础,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最为显着,处于从原始宗教到古典宗教的过渡阶段。周期性举行的信仰仪式蕴含了民众关于天、地、人关系的原始认知方式,践行着因血缘、地缘关系而形成的家庭、家族、村寨、区域之间的运行规则。民间信仰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三方面,维系着地方社会按照传统方式运行。中央王朝历来秉持“以夷治夷”的治苗思想,先后采用羁縻政策和土司制度来经略苗疆,但湘西苗疆始终为化外之地。直到清代前中期改土归流和乾嘉苗民起义之后,国家权威才以军事方式强行介入湘西苗疆,打破了地方社会的传统运行模式,致使社会阶层和权力结构发生变化。随后,清廷又用抚以文德的方式,培植起新兴管理阶层。新兴管理阶层凭借国家赋予的政治身份,逐渐取代地方传统权威群体,成为苗疆地方社会的主导力量,并与传统权威群体不断调适、整合,共同引导地方社会步入近代。湘西苗族民间信仰传承与发展的社会环境发生改变。湘西苗疆地方小传统与国家大传统合流之后,苗族的国家认同日益增强。民间信仰成为国家与民众主要的沟通渠道。一方面,民间信仰关照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在代际传承的基础上,呈现出明显的族际融合特征,实现了自身的传承与发展。另一方面,民间信仰的神灵体系,将国家提倡的社会力量不断神化,出现了扩展、分层的现象;信仰空间通过仪式的展演,在世俗场域建构起来神圣空间,既符合国家管理地方的需求,也契合基层维系社会秩序的伦理道德,体现出“内儒外道”的特点,践行着国家统治规范和秩序,引导地方社会按照国家统治方式有序运行,由传统进入近代。
王洪刚[9]（2017）在《蚌埠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1908-1947）》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民国时期蚌埠城市发展为研究对象,以现代化理论为研究视角,从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结构等方面再现新旧更替的历程,着重发掘“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方式和规律,廓清两者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勾勒出城市发展轨迹,总结出城市现代化的模式与特点。论文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章主要介绍铁路通车前蚌埠古镇的历史沿革、地理条件和传统社会格局,这是蚌埠现代化的背景和基础。城市是历史的产物,早在城市化运动启动长久之前,城市就已产生,即古代城市。虽然古代城市与近代城市有着不同的内涵,但近代城市正是在古代城市这个母体中孕育的。研究蚌埠早期现代化,首先要对其产生的历史地理前提做出一种基本判断。根据现代化的理论,这是蚌埠现代化的“准备”阶段。第二章至第六章重点考察历史时期蚌埠在经济、教育、文化、城市结构等方面的现代化变迁的微观过程。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就其层面而言,它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各个领域在内的全方位立体化的转型过程。论文分别从工业、商业、交通、教育、人口等方面对现代因素的产生和壮大进行考察,“以史立论”,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推演其新旧更替的内在机制,对于广泛存在的新旧“杂糅”的现象也进行了初步探讨。同时,在众多现代元素中,本文着力凸显新式交通尤其是铁路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蚌埠是“火车拉出来的城市”,铁路运输强大的吸附功能不仅汇聚了这座城市,也为它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铁路不仅塑造了一个富于“交通色彩”的经济结构,还渗透到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影响力既有“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也有暴风骤雨式的一蹴而就,它决定了蚌埠现代化“突变型”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这种影响力是有限的和有条件的。对蚌埠而言,交通因素只是城市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如果交通优势不能很好地转化为市场优势,蚌埠的城市现代化便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行之不远。实际上,通民国时期,不论工业、商业,还是教育、文化,这些层面的发展曲线基本都是“高开低走”,从狂飙激进到每况愈下再到无疾而终,除了战争侵扰,过于单一的产业结构是制约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反之,蚌埠在几十年之后的中衰恰巧印证了这点:这座城市的交通优势依然还在,然而随着中国经济中心在两次迁移（沿江、沿海）,其经济地位大大下降,最终没能续写辉煌,个中缘由值得深思。第七章总结了蚌埠早期城市现代化的特征和启示。基于以上现代化层面的具体研究,作者凝练出蚌埠城市现代化的特点与规律。通过与同时期的安庆、芜湖、合肥等城市的类比,总结城市发展的教训和经验,绘制其独特的发展道路,为现在和未来的城市发展提供借鉴,规避历史上罹患过各种“城市病”,寻找城镇化发展的出路,制定最佳的城市发展模式。
余能学[10]（2017）在《郑朝宗生平及其文学活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一个学者型的作家,郑朝宗在中国文学史上并未被人提及。清华求学时期,郑朝宗便开始弄笔,常在《清华周刊》副刊和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上发表小品文。1938年受萨本栋聘任任教厦大,1943年重回厦大,此后一直留在厦大中文系,时间长达半个世纪。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直到1978年终得平反。郑朝宗中英文俱佳,博学多才,涉略广泛。郑朝宗着述丰赡,在散文创作、学术研究、小说评论、旧体诗及翻译都有不错的成绩。其中成就最高的当属晚年的散文创作和“钱锺书研究”的学术论文。目前,学界对于郑朝宗的关注点主要在其散文和钱锺书研究上。但由于诸多原因,郑朝宗并未受到学界的重视,尤其是对其生平及文学创作的整体性研究尚属空白.基于史料的发现和整理,本文全面梳理了郑朝宗的生平,并通过其散文创作、“钱锺书研究”、小说评论等的综合研究,总体把握郑朝宗的文学活动及文学观点,以期更多人对其进行再解读和再发掘。全文简介如下:论文正文有五章。第一部分（第一章和第二章）:梳理郑朝宗的生平及交往情况,说明郑朝宗的个人经历与其文学创作的关系。第二部分:第三章讨论郑朝宗的散文创作,概括郑朝宗散文的阶段特征。指出郑朝宗的散文风格是“醇净绵密,情理融合”,受清华传统影响颇深,但也有自己的风格;第四章重点分析郑朝宗的“钱锺书研究”的学术源流和内容,揭示其学术贡献和意义;第五章总结郑朝宗的小说批评和诗歌观念,说明其学术研究的价值和影响;并介绍郑朝宗其他文学活动。
二、清末民初江汉平原的蒙馆和私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清末民初江汉平原的蒙馆和私塾（论文提纲范文）
（1）艺术运动社研究（1920-30年代）（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1 论题缘起 |
| 1.2 研究概况综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第一章 转捩的时代 |
| 1.1 “美术革命”的文化冲击 |
| 1.2 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影响 |
| 1.3 艺术留学浪潮和海归 |
| 第二章 艺术运动社发展始末 |
| 2.1 集群结社与美术新青年 |
| 2.1.1 转型时代的集群结社现象 |
| 2.1.2 艺术运动社的创立与发展 |
| 2.2 艺术运动社的群体探索 |
| 2.2.1 “理性”精神:学理研究与思想传播 |
| 2.2.2 艺术创作联动的美术教育事业 |
| 2.2.3 现代美术展览会与艺术社会化探索 |
| 2.3 “艺术运动社”理念:创造民族时代艺术 |
| 2.3.1 艺术本体论:个性与创造 |
| 2.3.2 艺术价值论:情感表达与社会美育 |
| 第三章 “艺术运动”旗帜:林风眠 |
| 3.1 东方与西方:两种不同的艺术现代性 |
| 3.2 一个全盘性的启蒙方案:艺术运动 |
| 3.2.1 艺术运动与“人”的培养 |
| 3.2.2 艺术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范式比较 |
| 3.3 艺术运动学理:林风眠的艺术价值观 |
| 3.3.1 艺术社会属性论 |
| 3.3.2 艺术本质论 |
| 3.4 “人类”与“个人”:艺术创作的两个关注点 |
| 3.4.1 早期绘画语言的演变 |
| 3.4.2 现代主义的视觉表征 |
| 3.4.3 人道主义的思想内核 |
| 第四章 “艺术运动”先锋:吴大羽 |
| 4.1 艺术思想中的“人本”精神 |
| 4.1.1 早期艺术活动及其艺术观的形成 |
| 4.1.2 “表现性”艺术思想与“人本”精神 |
| 4.2 多样化的风格探索 |
| 4.2.1 充满张力的色彩表现 |
| 4.2.2 写实性主题创作与表现性人体、风景画 |
| 第五章 “艺术运动”游离者:李金发 |
| 5.1 功利与情感并重的艺术观 |
| 5.1.1 家庭与人生观 |
| 5.1.2 “艺术家”:一种文化精英身份的选择 |
| 5.1.3 “诗”:走向个体的内心世界 |
| 5.2 个人化的象征主义诗歌创作 |
| 5.3 寻求社会机会的写实雕塑 |
| 5.3.1 雕塑学习与实践经历 |
| 5.3.2 写实雕塑与个性表现 |
| 结语:“艺术运动”启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附录 |
| 致谢 |
（2）钱亦石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由来 |
| (一)选题背景与来源 |
| (二)选题简介 |
| 二、选题论证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学术价值 |
| (三)现实作用 |
| 三、学术史综述 |
| (一)遗着的收集和整理 |
| (二)生平事迹的研究和整理 |
| 四、学术要点 |
| (一)选题切入点 |
| (二)学术探讨难点 |
| (三)学术创新点 |
| 五、相关界定 |
| 第一章 钱亦石生平环境与思想来源 |
| 一、钱亦石生活的社会环境 |
| 二、求学经历与革命生涯 |
| 三、钱亦石的思想来源 |
| 第二章 钱亦石教育思想 |
| 一、论教育的科学性 |
| 二、政治教育思想 |
| 三、生产教育思想 |
| 第三章 钱亦石对国际问题的认知 |
| 一、太平洋问题 |
| (一)前途光明的中国政治 |
| (二)英日同盟复活的展望 |
| (三)日本太平洋霸权的建立与与矛盾 |
| (四)苏联的远东政策 |
| 二、钱亦石的欧洲政治观 |
| (一)欧洲火药库——奥地利问题 |
| (二)扶德制苏的英国 |
| (三)欧洲的政治动向——两大阵线的对立 |
| 三、太平洋问题的认识与欧洲政治观的关系探微 |
| 第四章 钱亦石的经济思想 |
| 一、产业革命思想 |
| (一)对产业革命的认识 |
| (二)欧洲式的产业革命 |
| (三)亚洲式产业革命 |
| 二、钱亦石对于财政的认识 |
| (一)财政的内涵 |
| (二)财政的内容 |
| 三、钱亦石与陈翰笙对农村问题研究的比较 |
| 四、社会性质论战下的中国经济观 |
| 结语 |
| 钱亦石年谱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云梦城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有关云梦县的史料状况 |
| 1.2.2 关于云梦城历史的研究现状 |
| 1.3 理论和方法 |
| 1.4 研究意义 |
| 1.5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云梦城的兴起 |
| 2.1 云梦县建置沿革 |
| 2.2 云梦城居民 |
| 2.2.1 居民构成概况 |
| 2.2.2 风俗习惯 |
| 2.3 云梦城兴起的地理条件 |
| 2.3.1 自然地理条件 |
| 2.3.2 人文地理条件 |
| 2.4 云梦城的建立 |
| 2.4.1 云梦县的设置 |
| 2.4.2 云梦城的建立 |
| 第3章 云梦城的演变 |
| 3.1 云梦城空间形态演变 |
| 3.1.1 城池演变 |
| 3.1.2 云梦城平面布局演变 |
| 3.2 云梦城人口变化 |
| 3.3 云梦城经济发展 |
| 3.4 云梦城文化教育 |
| 3.4.1 教育发展 |
| 3.4.2 宗教信仰 |
| 3.4.3 历史文化名人 |
| 第4章 云梦城的发展 |
| 4.1 新中国成立以后云梦城的发展 |
| 4.1.1 云梦县发展概况 |
| 4.1.2 云梦城发展概况 |
| 4.2 云梦城历史文化遗迹 |
| 4.3 云梦城保护和发展建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目录 |
| 附录一 德安府总图 |
| 附录二 云梦县境全图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4）澧县城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有关澧县的史料状况 |
| 1.2.2 澧县历史研究现状 |
| 1.3 理论和方法 |
| 1.4 研究意义 |
| 1.5 创新和不足 |
| 第2章 澧县城的兴起 |
| 2.1 澧县建置沿革 |
| 2.2 澧县城居民 |
| 2.2.1 历史概况 |
| 2.2.2 风俗习惯 |
| 2.3 澧县城兴起的地理条件 |
| 2.3.1 自然地理条件 |
| 2.3.2 人文地理条件 |
| 2.4 澧县城的兴起 |
| 2.4.1 澧县的设置 |
| 2.4.2 澧县城的兴起和城址变迁 |
| 第3章 澧县城的演变 |
| 3.1 澧县城空间形态演变 |
| 3.1.1 城墙的演变 |
| 3.1.2 城区平面布局的演变 |
| 3.2 湟县城人口变化 |
| 3.2.1 明代澧阳县人口 |
| 3.2.2 清代澧阳县人口 |
| 3.2.3 民国时期澧县城人口 |
| 3.3 澧县城经济发展 |
| 3.3.1 澧县农业的发展 |
| 3.3.2 澧县手工业的发展 |
| 3.3.3 澧县商业的发展 |
| 3.4 澧县城文化发展 |
| 3.4.1 文化教育 |
| 3.4.2 宗教信仰 |
| 3.4.3 历史文化名人 |
| 第4章 澧县城的发展 |
| 4.1 新中国成立以后澧县城的发展 |
| 4.2 澧县城保护和发展建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目录 |
| 附录一 澧州全属舆图 |
| 附录二 澧县各垸区图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致谢 |
（5）福州山水风景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对现代城市问题的反思 |
| 1.1.2. 对古代人居智慧的挖掘 |
| 1.1.3. 跨学科交流的研究趋势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探究古人营城中的风景立意 |
| 1.2.2. 完善“山—水—城”研究方法 |
| 1.2.3. 系统解读福州传统人地关系 |
| 1.3. 重要概念辨析 |
| 1.3.1. 山水文化 |
| 1.3.2. 山水风景体系 |
| 1.4. 研究对象 |
| 1.5.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5.1. 城市、自然与文化的综合思考 |
| 1.5.2. 不同视角的中国古代城市研究 |
| 1.5.3. 重视东方特征的传统意象研究 |
| 1.5.4. 古代福州山水风景的相关研究 |
| 1.6. 研究方法 |
| 1.7. 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 |
| 2. 福州地理区位与自然环境基础 |
| 2.1. 地理区位 |
| 2.1.1. 国家视野下的地理区位 |
| 2.1.2. 省域/流域视野下的地理区位 |
| 2.2. 自然环境基础 |
| 2.2.1. 地质形成 |
| 2.2.2. 地形地貌 |
| 2.2.3. 气候条件 |
| 2.2.4. 水文条件 |
| 2.2.5. 土壤条件 |
| 2.3. 小结 |
| 3. 福州城市发展背景与历史沿革 |
| 3.1. 中国古代营城实践与山水的互动关系 |
| 3.1.1. 中国古代“山—水—城”营建的发展概述 |
| 3.1.2. 中国古代“山—水—城”营建的影响因素 |
| 3.2. 古代福州历史沿革与发展历程 |
| 3.2.1. 先秦——远古溯源与闽和闽越 |
| 3.2.2. 秦汉——山水萌芽与汉冶城 |
| 3.2.3. 魏晋——融合发展与晋子城 |
| 3.2.4. 隋唐五代——基业始成与三次拓城 |
| 3.2.5. 宋元——初奠辉煌与宋外城 |
| 3.2.6. 明清——曲折成熟与明清福州府 |
| 3.3. 福州营城实践的影响因素 |
| 3.3.1. 地理环境 |
| 3.3.2. 自然条件 |
| 3.3.3. 文化观念 |
| 3.3.4. 经济基础 |
| 3.3.5. 政治影响 |
| 3.3.6. 建造技术 |
| 3.4. 福州营城实践的主要成就 |
| 3.5. 小结 |
| 4. 福州山水风景体系解析 |
| 4.1. 山水风景体系的基本内容 |
| 4.1.1. 山水风景体系的内涵 |
| 4.1.2. 山水风景体系的层次 |
| 4.2. 福州山水风景体系 |
| 4.2.1. 山水格局 |
| 4.2.2. 世俗空间 |
| 4.2.3. 艺术表达 |
| 4.3. 福州山水风景体系的重要特征 |
| 4.3.1. 风景范式与地方山水的结合 |
| 4.3.2. 全局视野与多重尺度的推敲 |
| 4.3.3. 山水风景与人文情感的共通 |
| 4.3.4. 自然变迁与城市发展的耦合 |
| 4.4. 小结 |
| 5. 福州山水风景体系的保护与发展 |
| 5.1. 城乡发展中山水式微的普遍事实 |
| 5.1.1. 山水科学——从天地人和到人工控制 |
| 5.1.2. 山水美学——从雅俗共赏到传统失落 |
| 5.1.3. 山水空间——从居山水间到看山望海 |
| 5.2. 传统经验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
| 5.3. 福州山水风景体系的保护发展途径 |
| 5.3.1. 情景相生——注重历史真实性,维护人地关系 |
| 5.3.2. 价值重塑——转译历史经验,回应当代需求 |
| 5.3.3. 传承发展——珍视地域特征,更新山水格局 |
| 5.3.4. 群策群力——促进跨学科交流、倡导公众参与 |
| 5.4. 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1.1. 地域独立、特征显着的自然环境基础 |
| 6.1.2. 因借自然、兼收并蓄的古代营城实践 |
| 6.1.3. 天地人和、雅俗共赏的山水风景体系 |
| 6.1.4. 古今一体、中西交融的风景维护路径 |
| 6.2. 创新点 |
| 6.3. 展望 |
| 附录一: 福州地区清末民初测绘图汇总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致谢 |
（6）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一) 学术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中国环境史的兴起与发展简述 |
| (二) 清代环境史研究述略 |
| (三) 土家族环境史述评 |
| 四、相关问题说明 |
| (一)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 研究思路及其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的重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土家地区早期的环境和开发 |
| 第一节 自然生态环境 |
| 一、地形地貌和气候特征 |
| 三、水系分布和土壤特性 |
| 三、动植物资源 |
| 第二节 人文社会环境 |
| 一、民族政策与管理方式 |
| 二、民族格局及其人口变迁 |
| 三、文化生态及其民俗文化特征 |
| 第三节 清代以前的开发概况 |
| 第二章 清政府对土家地区的经略与开发 |
| 第一节 清前期的制度与开发 |
| 一、土司制度的沿袭与强化 |
| 二、土司政权的相对自主性 |
| 三、清前期的开发措施 |
| 第二节 清中叶的制度与开发 |
| 一、土司的改流与改流后的制度 |
| 二、人口增长与民族结构 |
| 三、清中叶的开发状况 |
| 第三节 晚清政局与开发 |
| 一、旧制维持与洋务新政 |
| 二、近代工商业的开发与发展 |
| 三、文化殖民与新式教育的出现 |
| 第三章 土家社会生计方式变迁与环境 |
| 第一节 游耕生计方式与环境适应 |
| 一、山区游耕与汉区畲田 |
| 二、游耕生产与自然环境的适应 |
| 三、游耕生计方式与社会环境的适应 |
| 第二节 农耕生计方式与环境利用 |
| 一、从游耕到农耕的社会环境因素 |
| 二、农耕生计方式对自然环境的选择利用 |
| 第三节 生计方式与生态文化的调适 |
| 一、“无为而有为”的朴素生态观 |
| 二、人地和谐的环境伦理观 |
| 三、因地制宜的习俗调适 |
| 四、因时而为的物候调适 |
| 第四章 土家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与响应 |
| 第一节 原生性自然生态环境变迁 |
| 一、经济开发与森林资源退化 |
| 二、生物多样性减少 |
| 三、农业垦殖与水土流失 |
| 四、自然灾害的增长趋势 |
| 第二节 官民的环境意识及行为 |
| 一、流官政府环境意识的提高 |
| 二、政府的引导与调控 |
| 三、民间社会的参与 |
| 余论: 区域经济·环境资源·社会发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7）炎陵城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动态 |
| 1.2.1 有关炎陵县的史料状况 |
| 1.2.2 有关炎陵城的史料状况 |
| 1.3 理论和方法 |
| 1.4 研究意义 |
| 1.5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炎陵城的兴起 |
| 2.1 炎陵县建置沿革 |
| 2.2 炎陵城居民 |
| 2.2.1 历史概况 |
| 2.2.2 风俗习惯 |
| 2.3 炎陵城兴起的地理条件 |
| 2.3.1 自然地理条件 |
| 2.3.2 人文地理条件 |
| 2.4 炎陵县的建立 |
| 2.4.1 炎陵县的设置 |
| 2.4.2 炎陵城的建立 |
| 第3章 炎陵城的演变 |
| 3.1 炎陵城空间形态演变 |
| 3.1.1 炎陵城城墙的演变 |
| 3.1.2 炎陵城平面布局的演变 |
| 3.2 炎陵城人口变化 |
| 3.3 炎陵城经济发展 |
| 3.4 炎陵城文化发展 |
| 3.4.1 教育 |
| 3.4.2 宗教 |
| 3.4.3 重要历史文化名人 |
| 第4章 炎陵城的发展 |
| 4.1 建国以后炎陵城的发展 |
| 4.2 炎陵城旅游资源 |
| 4.3 炎陵城保护和发展的建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目录 |
| 附录一 洣泉书院图 |
| 附录二 红军标语博物馆图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致谢 |
（8）信仰、仪式与地方社会 ——湘西苗疆民间信仰传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五、重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湘西苗族与苗疆 |
| 第一节 作为族称的苗 |
| 一、释苗 |
| 二、说苗道蛮 |
| 三、定型苗族 |
| 第二节 湘西苗族族源与迁徙 |
| 一、太昊部落 |
| 二、九黎、三苗部落联盟 |
| 三、荆楚蛮 |
| 第三节 湘西苗疆的形成 |
| 一、地域 |
| 二、文化 |
| 三、经济 |
| 第二章 分流——湘西苗疆民间信仰的代际传承 |
| 第一节 天: 人与自然和谐统一 |
| 一、国家统治秩序内的天 |
| 二、农业生产中的天 |
| 三、禁忌习俗里的天 |
| 第二节 地:人与社会的地缘联系 |
| 一、土地神信仰内涵 |
| 二、湘西苗疆祭拜土地神仪式 |
| 三、湘西苗疆的地缘组织 |
| 第三节 祖: 人与人的血缘联系 |
| 一、祖先信仰对象 |
| 二、湘西苗疆祭祖仪式 |
| 三、湘西苗疆的血缘关系 |
| 第三章 湘西苗疆王化历程 |
| 第一节 清代之前历代王朝以夷治夷 |
| 一、秦、汉至唐、北宋时期的羁縻政策 |
| 二、南宋、元、明、清初时期的土司制度 |
| 第二节 清代康雍时期的改土归流 |
| 一、改土归流过程 |
| 二、改土归流对苗疆的影响 |
| 第三节 清代乾嘉苗民起义 |
| 一、乾嘉苗民起义过程 |
| 二、乾嘉苗民起义原因探析 |
| 三、清廷备战苗疆 |
| 四、地方官员战后励精图治 |
| 第四章 合流——湘西苗疆民间信仰的族际融合 |
| 第一节 湘西苗疆地方社会变迁 |
| 一、历史记忆中的地方社会 |
| 二、地方社会阶层重组 |
| 三、地方社会权力重构 |
| 第二节 湘西苗疆还傩愿仪式 |
| 一、杀猪还愿 |
| 二、傩堂愿 |
| 第三节 神灵体系与国家认同 |
| 一、社会力量的神化 |
| 二、神灵的扩展 |
| 三、神灵的分层 |
| 第四节 信仰空间与国家在场 |
| 一、神圣空间的建构 |
| 二、社会秩序的“内儒外道 |
| 结论 |
| 一、“大”、“小”之间的互动与融合 |
| 二、地方性知识:以民间信仰为代表的地方小传统 |
| 三、区域社会史: 地方社会小历史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9）蚌埠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1908-194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由来及意义 |
| 二、研究回顾 |
| 三、研究方法和概念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蚌埠城市现代化的发轫 |
| 第一节 自然赋予与历史沿革 |
| 一、自然赋予 |
| 二、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历史悠久的淮上文化 |
| 一、“淮夷”文化 |
| 二、大禹文化 |
| 三、以寿春为核心的江淮楚文化 |
| 四、独具特色的淮上文化 |
| 第三节 蚌埠城市现代化的启动 |
| 一、传统社会的格局 |
| 二、津浦铁路的开通 |
| 第二章 新式工业的艰难发展 |
| 第一节 传统手工业之转型 |
| 一、传统行业的早期流变 |
| 二、手工业的机器化转型 |
| 第二节 机器工业之演进 |
| 一、烟草业的现代化转型 |
| 二、面粉业的机械化转变 |
| 三、电力业的突进式发展 |
| 第三节 工业现代化之评估 |
| 一、技术结构层面 |
| 二、产业结构层面 |
| 三、资本结构层面 |
| 第三章 商业和金融业的现代嬗变 |
| 第一节 商业部门的交通优势 |
| 一、铁路交通引发物流路线改变 |
| 二、铁路运输推动物流中心形成 |
| 第二节 传统商贸的产业结构 |
| 一、盐业贸易之变迁 |
| 二、粮油贸易之演进 |
| 三、盐粮互市之格局 |
| 第三节 新式商业部门的兴起 |
| 一、百货业 |
| 二、杂货业 |
| 三、农副土产 |
| 四、果品干鲜 |
| 五、药材贸易 |
| 第四节 金融业的现代化嬗变 |
| 一、钱庄 |
| 二、银行 |
| 三、其它金融业务 |
| 四、铁路交通与金融业的关联性 |
| 第四章 交通邮政和城市建设的现代化启跋 |
| 第一节 现代交通体系的构建 |
| 一、铁路运输之滥觞 |
| 二、航运事业之拓展 |
| 三、公路网络的初建 |
| 四、新旧运输的互补 |
| 第二节 邮政和通信的现代化启跋 |
| 一、现代邮政之滥觞 |
| 二、通信事业的初兴 |
| 第三节 城市建设的艰难发展 |
| 一、城市空间结构之演变 |
| 二、现代城市规划的开启 |
| 三、市政基础设施之建设 |
| 第五章 教育事业的新旧更替 |
| 第一节 传统教育的格局 |
| 一、县学 |
| 二、书院 |
| 三、私塾 |
| 第二节 新式教育的成长 |
| 一、新旧教育的更替 |
| 二、初等教育的推广 |
| 三、中学教育的发展 |
| 四、师范教育之演进 |
| 第三节 教育现代化的困境 |
| 一、管理体制延阻教育发展 |
| 二、封建军阀戕害新式教育 |
| 三、经费匮乏制约教育发展 |
| 第四节 新式教育的现代化功效 |
| 一、民众教育初兴 |
| 二、人才效应显着 |
| 三、革命精神培养 |
| 第六章 人口的变迁和社会结构的重组 |
| 第一节 人口规模与人口结构的近代变迁 |
| 一、人口规模的变迁 |
| 二、人口结构的演变 |
| 第二节 社会组织的近代演变 |
| 一、商会和同业公会 |
| 二、红十字运动在蚌埠 |
| 第三节 外部元素与城市现代化 |
| 一、移民与城市现代化 |
| 二、外部文明与生活方式的变迁 |
| 第七章 蚌埠城市现代化的模式、特征及启示 |
| 第一节 蚌埠城市现代化的发展模式 |
| 第二节 现代化进程中的“军阀底色” |
| 一、凸显城市政治地位 |
| 二、增强城市经济实力 |
| 三、完善市政建设 |
| 四、革新生活方式 |
| 五、治理淮河 |
| 六、巩固交通地位 |
| 第三节 蚌埠城市现代化的困顿 |
| 一、传统与现代的失衡 |
| 二、屡被“中断”的进程 |
| 三、受挫的原因 |
| 第四节 城市现代化的比较研究 |
| 一、传统水路商镇与现代交通商埠——临淮与蚌埠 |
| 二、通商口岸城市与交通动力城市——芜湖与蚌埠 |
| 三、近代工业城市与现代交通城市——安庆与蚌埠 |
| 四、区位中心城市与交通新兴城市——合肥与蚌埠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郑朝宗生平及其文学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郑朝宗的生平 |
| 第一节 榕城与清华 |
| 第二节 长汀小镇与上海“孤岛” |
| 第三节 东南鹭岛与不列颠岛 |
| 第四节 思想改造与“右派”下放 |
| 第五节 厦大“海夫”与钱学研究 |
| 第二章 郑朝宗与知识分子的交往 |
| 第一节 郑朝宗与同辈学者的交往 |
| 第二节 与前辈学人和后辈子弟的交往 |
| 第三章 郑朝宗的散文创作 |
| 第一节 郑朝宗散文概貌 |
| 第二节 郑朝宗散文风格略论 |
| 第三节 郑朝宗散文创作与清华传统 |
| 第四章 钱锺书研究 |
| 第一节 学术流变与“会通中西”的理念 |
| 第二节 郑朝宗对“钱锺书研究”的主要贡献 |
| 第三节 郑朝宗“钱锺书研究”的学术意义 |
| 第五章 郑朝宗的早期文学批评和其他文学活动 |
| 第一节 早期文学批评 |
| 第二节 郑朝宗的其他文学活动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郑朝宗生平年表(简编) |
| 附录二 郑朝宗着述年表 |
| 致谢 |
四、清末民初江汉平原的蒙馆和私塾（论文参考文献）
- [1]艺术运动社研究（1920-30年代）[D]. 闫慈. 上海大学, 2021
- [2]钱亦石思想研究[D]. 孟凯歌.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3]云梦城变迁研究[D]. 熊婷婷. 湘潭大学, 2019(02)
- [4]澧县城变迁研究[D]. 蒋雪昀. 湘潭大学, 2018(03)
- [5]福州山水风景体系研究[D]. 张雪葳. 北京林业大学, 2018(04)
- [6]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D]. 刘琼.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7]炎陵城变迁研究[D]. 杨君. 湘潭大学, 2017(02)
- [8]信仰、仪式与地方社会 ——湘西苗疆民间信仰传承研究[D]. 霍晓丽.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1)
- [9]蚌埠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1908-1947）[D]. 王洪刚. 扬州大学, 2017(10)
- [10]郑朝宗生平及其文学活动研究[D]. 余能学. 厦门大学, 201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