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治区八届人大一次会议议程（论文文献综述）
燕阳[1]（2021）在《政策议程设置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组织或决策者的注意力配置是管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有限理性决策模型的提出和行为主义研究范式的兴起,学术界涌现出大量关于注意力配置的研究成果。起初,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企业或市场层面,致力于探究影响企业决策者、市场消费者注意力分配的因素。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间断均衡理论的提出使人们开始将目光聚焦于政府组织的注意力配置,即“政策议程设置”。与企业或个人相比,政府组织面临的决策事务更加复杂多样,并且还需要同时回应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而组织的注意力资源又具有稀缺性,因而探究政策议程设置的规律就显得尤为必要。目前,大量文献致力于研究政策议程变迁的特征以及影响议程设置的外部因素,却对议程设置与治理绩效间的关系缺乏足够关照,也就是说,已有文献还不能对“政府组织的注意力配置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了其对特定公共事务的治理绩效”给出明确答案。如果将研究视域聚焦在中国,当代中国的政策议程设置又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全面进入转型发展的新阶段,追求绿色、环保和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那么,从注意力配置视角看,面对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这一对看似冲突但又必须调和的政策议题,地方政府在日常治理实践中会如何分配其注意力资源?政府对环境议题的关注能否有效提升区域的环境绩效?而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议程设置又会对地区环境绩效产生怎样的影响?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以注意力管理、政策议程设置以及环境管理为理论基点,将中国中央和省级地方政府组织的议程设置与环境治理实践作为研究对象和数据来源,综合基于非负矩阵分解的主题模型、质性文本编码与内容分析、数据包络分析、回归分析及其他相关统计学检验等研究方法,按照“现象——问题——文献——数据——假设——模型——检验——讨论”的管理研究方法论原则构建了从“描述性分析”到“因果关系检验”再到“政策含义”的实证研究思路,从而尝试回答以上研究问题。总体来看,本文的研究内容和工作量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按照议程设置动力学的研究范式并基于文本主题建模方法系统呈现和验证了我国宏观政策议程的基本结构和变迁规律。本文通过《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获取了 2003～2019年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日常会议的文本数据（N=1093）,之后利用基于非负矩阵分解的主题模型方法对文本数据进行了量化分析,得到了我国中央政府宏观政策议程的基本结构以及对单一政策议题注意力的时间变化规律。之后,本文进一步引入相关统计量检验了我国宏观政策议程的间断均衡特征,并与西方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本文通过计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政策注意力变化的信息熵指数测量了我国宏观政策议程的多样性水平。（2）本文利用已有数据库及其他各种途径收集了 2008～2017年间全国30个省级地方政府常务会议的新闻通稿数据（N=6697）,在主题建模的基础上利用“七阶段质性文本分析法”对每个文本进行了政策主题的识别、编码、归类和计数,形塑出了一个适于分析我国地方政府政策注意力的编码类目系统,并测量了每年各省政府针对单一政策议题的相对注意力水平。（3）以环境治理为例,基于DEA-T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议程设置与环境绩效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本文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测算了 2008～2017年间各省环境治理的年度静态效率,之后再结合各省每年对经济、环境等不同政策议题的相对注意力数据构建Tobit模型,检验了省政府对不同议题的关注度对区域环境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4）本文对1972年以来我国环境管理在战略、制度、组织及政策等不同层面的变迁进行了叙事性分析,并基于此提出了“宏观制度约束强化——地方政府议程设置——区域环境治理绩效”间关系的相关假设,最后以新《环保法》和中央环保督察实施的2015年为“政策冲击点”,通过广义双重差分和调节效应模型检验了这一宏观制度变化的处理效应及其对省政府环境注意力与环境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以上工作,本文的主要发现和创新点包括:（1）基于新的文本数据集实现了对中国政策注意力结构和日常动态的可视化,并丰富了对中国政策议程变迁特征的理论阐释。研究发现,在2003～2019年间,尽管中国宏观政策注意力的变化表现为“长期均衡伴随偶然性的重大间断”,但政策间断的程度并不高,这说明2003年以来我国重要领域的关键政策保持了相对稳定。此外,2013年后,中共中央政策注意力的信息熵指数较之前出现了明显上升,表明其所关注的政策议题较之前变得更加多样,这一变化的原因在于新宏观政策议定场所的出现,即“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建立,这一组织设计有效拓展了中共中央的政策议程空间,使中央有更多的时间和政策资源来解决转型期中国面临的诸多治理挑战。总体上看,与已有关于中国议程设置的研究偏重于碎片化的现象描述或规范性的案例分析不同,本研究则进一步利用日常会议的文本数据系统揭示了中央政府政策议程的变迁规律以及引起中国宏观政策议程多样性变化的制度性因素。（2）提出了一种将主题模型和文本编码法相结合的政策注意力测量方法,识别了地方政府政策议程设置与区域环境治理绩效间的关系,并发现议题间的“注意力竞争”是理解议程设置与环境绩效间关系的关键,为政策过程理论贡献了新的知识。研究发现,省政府对环境议题关注度的增加显着提升了省域环境绩效,但并没有发现省政府对经济类议题的关注与地区环境绩效呈负相关的显着证据,这是因为在样本期内省政府对经济类议题的关注并没有“挤占”环境议题的议程空间,也即两类议题间没有发生明显的“注意力竞争”现象。此外,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识别了省政府环境议程设置影响地区环境治理绩效的具体路径。因此,本研究为政策议程设置何以影响环境治理绩效提供了经验证据,弥补了当前政策过程文献中对政策注意力配置模式及其影响研究的不足。（3）构建了“制度环境——政策议程设置——环境治理绩效”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发现了环境治理宏观制度约束趋紧的政策效应及其对议程设置与环境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尽管我国长期以来形成了以“地方为主”的环境监管体制,但中央政府的“指挥棒”作用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当中央在环境治理上推出更为“硬性”和“严厉”的制度设计时,地方政府会在日常治理中拿出更多的“议程空间”来关注环境问题,政策注意力的增加将带动治理资源的投入和优化配置,从而有助于环境治理绩效的改善。上述发现增强了议程设置理论对中国问题的解释力,为理解当代中国的环境管理实践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以及更具整合性的分析框架。
卫学芝[2]（2020）在《人大主导立法下的法案起草模式研究》文中提出法案起草通常是立法提案主体或立法机关委托的主体根据立法目的遵循一定程序草拟、拟定法律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作为立法的准备阶段,法案起草虽然并不纳入立法的正式程序之中,却始终发挥着必要的、基础性的作用,需要通过明确的制度进行规范,以避免立法过程中的“部门利益化”,即政府部门借助法案起草方式将部门的权力与利益渗透到其要起草的法案内容。然而,目前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草案起草、国务院行政法规的草案起草获得了一定的规范。行政主导型法案起草模式是我国当前适用的主要的法案起草模式。原因在于立法权与政府部门密不可分的历史渊源,使得行政机关积累了立法经验,并掌握了系统的立法技术,获得了立法过程中资源配备、部门协调、公开征求意见程序、调研论证、将法案推入立法议程、影响正式立法议程等优势,但这一起草模式始终无法避免行政机关的利益属性所带来的风险。对此,政府专职法制机构主持起草,以及建立法案起草的公开征求意见、部门协调、专家论证、第三方评估等制度,均是从多元化的利益视角出发,降低“部门利益倾向”风险的发生,从而实现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以《体育法》的法案起草过程为例,鉴于其专业性,必然需要体育行政部门的参与,却无法避免这些部门的利益倾向。所以,体育法案的起草既可以采用“人大工作机构法案起草模式”也可以采用“政府专职法制机构法案起草模式”,这两种起草模式的采用都可以兼顾体育行业的专业性与体现民意的外在性与开放性。“人大主导立法”是通过强化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解决“部门利益倾向”的根本性措施。首先,“人大主导立法”的实现应以人大主导法案起草为基础,不能仅仅依赖审议程序防范“部门利益倾向”的风险;其次,应明确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为“人大主导立法”的适格主体,在法规立项、起草环节便开始发挥主导作用;再次,人大应区分部门的正当利益与不正当利益,并依据部门的具体管理事项,准许其参与法案起草;最终,通过选择适当的法案起草模式,推动高质量的立法进程。人大主导立法下的政府专职法制机构法案起草模式强调政府专职法制机构的中立性、丰富的立法经验和资源优势,但其行政职责宽泛和起草法规能力有限。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主导作用可通过直接参与起草或者提前介入的举措实现,包括委派人员参与起草小组、调研与论证,以及发出法规起草立项书面通知、问询、答复、中期检查或评估、建立双组长指导制等具体方式。人大主导立法下的人大工作机构法案起草模式能够排除部门对口起草引起“部门利益倾向”,只是,人大工作机构需要通过规范建制、制度、职责、权限,以及提升立法能力,方可实现其法案起草与其他工作职能的权衡协调。人大主导立法下的委托法案起草模式中受委托方可不受“部门利益”影响完成法案的起草,但是,受委托方可能存在立法意图理解不到位、立法调研不全面、立法论证不充分、立法技术不娴熟,起草的法案存在内容抄袭、制度设计理想化、操作性不足、特色性缺乏等问题。此模式下的人大主导立法体现为人大主导委托法案起草的全过程,规范化可委托起草项目的判断指标,以竞争性招标方式选择资质合格的受委托方,并建立公众参与和草案质量评估制度。人大主导立法下的联合法案起草模式以起草小组为形式载体,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人员担任组长,统筹起草过程,从而实现“人大主导立法”。这一模式通过吸纳多元化的小组成员,防范部门利益,协调多方矛盾,达成节约立法成本,提高立法效率的目标。只是,在实现过程中要注意法律制度的保障、人大工作机构设置的完备,还要在能力方面对起草人员提高要求,提供其工作所必需的资源。
周磊[3]（2020）在《法律案审议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我国《宪法》《立法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在立法实践中,《宪法》和少数基本法的立法工作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其余国家层面立法工作大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承担。承担大部分立法任务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其立法程序包括提出法律案、审议法律案、表决法律案、公布法律四个环节,法律案审议是立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法律案审议制度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各委员会组成人员通过对话、讨论、辩论的方式,对由提案主体提出并决定列入议事日程的法律草案进行审查和讨论的活动。审议法律案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运用审议权对提案权人提出的法律草案进行审查、讨论和辩论的专门活动。根据《立法法》第29条规定,有立法权的主体主要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对象主要指法律案,审议程序主要是指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而审议的方式则包括全体会议、分组会议、联组会议等多种形式。追随立法史可以发现,2000年《立法法》的制定确定了中国特色的三审程序,形成了专门审议和统一审议相结合的制度。2015年《立法法》的修改根据实践经验,对立法过程中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完善,调整事项单一的法律案可减少审议次数,完善了法律案审议民主制度,增加立法前评估制度。在法律案审议过程中,要考虑、兼顾、平衡不同利益群体的正当合法权益,通过理性、正当的博弈和协调,使得各个群体的利益能够在法律案审议中实现平衡。法律案审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法律案审议制度的审议主体包括了实质主体与其他参与对象。常态下法律案要经过三审流程,一审听取提案人说明,二审听取修改情况和主要问题汇报,三审听取法律草案审议结果报告,在三次审议无法达成一致情况下审议次数还可多于三次。特殊情况下,可以经两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即交付表决,调整事项较为单一或者部分修改的法律案,且各方面的意见比较一致的,也可以经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即交付表决。通过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全国人大常委会已总结出一整套完整的法律案审议程序和行之有效的审议方法,对于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立法法》出台固化法律案审议经验做法,使得法律案审议具有了法律依据,做到依法审议。在法律案的审议中也贯彻了人大主导的思想,允许更多主体参与到审议程序当中发表意见,不断强化民主审议。实践中,通常运用多种审议方式和增加列席范围等方式,不断强化科学审议要素。但是我国法律案审议还存在诸多问题,如法律案审议能力不足、审议程序不完善、审议方式不健全等。为解决法律案审议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一是需要分析同我国审议制度类似的日本法律案审议制度中审议的程序、主体、会期,对其中的优缺点加以辨析后,从重视委员会环节、善用各类辅助制度、理顺各主体间关系三个方面加以借鉴。二是要落实法律案审议原则,加强党的领导,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时,为了确立审议的“代表性”和表决的“权威性”、“正当性”,应当遵守达到法定人数原则、一时议一事、一事不再议原则、审议公开原则、审议审慎原则等。三是在审议过程中,应增强法律案审议能力,将人大主导立法的关键放在法律案审议上;加入审议辩论机制,强化审议的形式理性;提高常委会委员审议意见质量,增强常委会委员法律水平,并从繁杂的事务工作中解脱,专心做好审议工作。四是完善审议程序,在严格遵守法律案审议程序基础上,优化统一审议工作机制,建立各委员会间制约机制,合理设定会议期限,丰富法律案审议形式。
王希[4]（2020）在《邵阳市人大立法能力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设区的市都已享有地方立法权。设区的市人大作为地方立法权行使的主体,其立法能力的高低关乎着地方立法质量的好坏。加强设区的市人大立法能力建设是地方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形式立法能力是设区的市行使地方立法权的现实性,具体包括立法机构、立法程序、立法形式三个要素。实质立法能力是设区的市行使地方立法权的潜能性,主要包括立法组成人员的素质和立法技术两个要素。以邵阳市人大立法能力建设状况为样本,通过获取调研资料、数据等第一手研究素材,由点及面地观察邵阳市人大立法能力建设的现状,剖析邵阳市人大立法能力建设的不足之处,并提出加强邵阳市人大立法能力建设的有效路径。通过深入考察发现,邵阳市获得地方立法权以来,邵阳市人大不断加强其自身的立法能力建设,也推出了一些立法成果,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公众的立法需求。但是仍然存在着不足之处。既有形式立法能力建设的不足,如地方立法程序法制化进程缓慢、常委会会议议程安排不尽合理,又有实质立法能力建设的不足,如立法队伍素质有待提高、存在重复立法现象以及风险预测能力不足。从总体上看,邵阳市人大的立法能力亟需进一步加强。邵阳市人大立法能力建设,一方面,通过加快地方立法程序法制化的进程、健全草案提前送达制度来加强其形式立法能力建设,另一方面,通过加强立法人才队伍建设、完善追责机制、发挥人大的立法协调作用等举措加强其实质立法能力建设。
刘妤[5]（2020）在《代议机关投票表决的公开性和秘密性研究》文中认为代议机关的投票表决方式是代议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国家代议制度运行的关键环节,投票表决的方式直接关系到代表职能的有效运行和民意的充分表达。一直以来,代议机关投票表决的公开性还是秘密性是宪法实施中的重大问题。公开投票还是秘密投票更能促进民主?根据我国国情,人大及其常委会更适合采用公开投票还是秘密投票?怎样对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投票方式进行完善?这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本文以政治领域的投票表决的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分析、比较分析、案例分析、图表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对投票表决公开性和秘密性背后的原理、代议机关投票表决方式演变的过程、中外代议机关投票表决方式的种类和特点、中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投票表决方式的现状及完善的方向,进行了系统研究。本文提出了以下创新性观点:一是选民投票更适合采用秘密投票,代议机关更适合采用公开投票。二是秘密投票在抗拒贿选、强迫方面更有优势,但也不是绝对的。公开投票在抗拒投票人自私情感方面更有优势。三是代议机关公开投票需要完善的议事公开制度、议员免责制度来支持,投票的公开和秘密性还受到社会大众思想理念的影响。当公开投票的条件不具备时,秘密表决胜过公开投票。为了证明以上观点,本文从以下方面进行了论证:本文介绍了投票表决这一政治现象的发展演变,梳理了在选民投票领域和代议机关议事领域投票表决的不同特点。选民投票由早期的公开投票演变为秘密投票,代议机关的投票则正好相反,由秘密投票转变为公开投票。投票的公开性和秘密性的选择受以下因素的影响:一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偏好,二是对投票主要是权利还是责任的认识,三是能否抗拒外来非法投票压力的考量,四是能否克服投票人自身的自私情感的考量。选民投票着重保护投票自由和公民隐私,以秘密投票为主,代议机关的投票表决则以责任为优先考虑因素,以公开投票为主。代议制度运行的政治原理对代议机关投票方式有决定作用。代议制的有效运转在于议员如何通过代表机制实现对人民的代表。选民和议员的关系是代议机关议事公开、投票公开的决定因素。当代代议制国家,除了传统的立法行为,议员的服务行增多,代表和选民的关系也从传统的问责关系向多重关系转变,这一转变削弱了代议机关公开投票的必要性。现代政党政治的的发展,使得议员面临选民和党纪的双重压力,公开投票造成了向政党负责和向选民负责的冲突。英、美、法、日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代议机关的投票表决方式特点有:一是以公开投票表决为主;二是针对争议不大的事项一般采用举手、呼喊等简单高效的表决方式;三是针对重大事项的决议,则采用正式的公开记名投票;四是投票表决的方式可以灵活转换。以四国为代表的代议制国家的代议机关大多采用公开表决,并且有较完善的议事公开制度和议员免责制度。本文立足梳理并完善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投票表决方式。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秘密投票表决为主要形式。港澳台地区民意机关以公开投票为主要形式,并根据表决事项的性质选择表决方式。现阶段的秘密投票基本符合我国国情,但可以借鉴港澳台地区的作法进行公开投票类型化的尝试,对现有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表决方式作规范化、统一化规定,完善程序规则;用足现有制度优势,完善举手表决的程序,对秘密写票处进行规范;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议事公开制度。对制度的完善还需要达成的社会共识有:一是对选民投票和人大代表委员的投票表决进行区分,二是改变“秘密即民主,公开非民主”的观念,三是提高人大代表委员的责任意识。
何敏菊[6]（2020）在《全国人大会议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国人大会议制度囊括了五种会议制度。首先,全国人大预备会议之参会主体是全体全国人大代表,其参加预备会议是出席义务的内在要求。它的核心议题是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以及会议议程。而主要议程是选举主席团和秘书长以及通过会议议程。这一会议的目的在于将全国人大正式召开会议的相关筹备事项安排得当。结合其发展历史以及相关的法律规定,预备会议的法律地位体现在其例行性和筹备性。其次,全国人大主席团会议的参会主体是主席团成员。主席团成员是经预备会议从全国人大代表中产生,其组成多为各行各业的精英以及党政机关的负责人。主席团会议的核心议题和主要议程在1989年《全国人大议事规则》颁布后逐渐得以规范化。第三,全国人大代表团会议是全国人大审议各类报告和议案的主要方式。其参会主体为组成各代表团的代表,在实践中可能存在领导干部代表过多的问题。但经实例证明,该问题是否真正能影响其他代表发言还有待商榷。代表团会议分为代表团全体会议和代表小组会议。这两种会议方式联动运转,使得审议更为充分。第四,全国人大全体会议是全国人大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参会主体的正式人员为全国人大代表。其他在场人员包括列席人员和旁听人员。全体会议之核心议题是听取报告和议案以及表决报告和议案两项。而第一次全体会议的议程与其他若干次全体会议的议程是有区别的。最后,全国人大临时会议在实践中并没有先例。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临时会议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法律的预测性;二是为了避免全国人大在需要紧急召开会议时却缺乏法律依据的尴尬境地。临时会议是一种特殊的会议,有召开时间、召开目的以及会前准备三方面的特殊性。其特殊性还体现在启动程序较为严苛。完善临时会议,需要对启动程序进行细化规定。以上的五种全国人大会议形式构成了较为完备的全国人大会议制度,每种会议都在全国人大会议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这些会议形式可能存在一些瑕疵,但不可否认的是全国人大会议制度经过实践的不断发展已处于较为良好的运行状态。因而,这一制度应得以继续坚持与完善。
田甜[7]（2019）在《人大在法案审议环节中的主导地位及实施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大主导立法”是立足于我国具体国情所提出的一个崭新而重要的命题,其中审议环节是整个立法程序的核心环节,在立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关乎立法的最终质量。审议作为人大主导立法的实体环节,人大能否在审议环节中发挥主导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大主导立法能否实现。因此,笔者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对人大在法案审议环节中的主导地位及实施路径进行分析研究。文章第一部分拟对人大主导立法的概念进行解析。在该部分之中,通过对人大主导立法的提出背景、“人大主导立法”的科学内涵以及由“人大”来主导立法的正当性三方面的分析,指出根据人大行使职权的特征来看“主导”一词明显与之不符,不能仅从汉语语言上的含义来理解“人大主导立法”,“人大主导立法”实质上是为了实现以“人大”为代议机关的“人民主导立法”,强调人民在立法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使立法具有民主性,充分反映民意。文章第二部分拟对法案审议环节中的主体及其组织结构进行分析。在该部分之中,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法律（制）委员会、其他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以及代表、委员在审议过程中的地位、职责以及各自发挥的作用进行分析。指出在审议环节中,主导立法的适格主体应当是有立法权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它们以集体会议的形式行使主导权,即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和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这是立法获得正当性和民主性的基础。而不宜将法律（制）委员会、其他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以及代表、委员在审议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等同于人大主导立法,它们是人大及其常委会实现审议主导、审议民主的重要参谋助手,这些主体的审议结果均不能代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审议结果。文章第三部分拟对法案审议环节中我国人大主导立法的现状及困境进行分析。要实现人大在法案审议环节中的主导作用现今还面临着诸多问题,主要困境包括:审议环节中主导主体的错误认识;大会全体会议被虚置、审议不充分;审议重点不明确,方式不完善、审议缺少辩论机制;审议主体的代表意识和主导意识不强,专业知识欠缺;审议的民主性不足,审议公开制度不完善。文章第四部分拟对人大主导法案审议环节的具体实施路径进行探究。要实现人大在法案审议环节中的主导作用仍存在诸多问题,因此为更好地保障“审议主导”的实现,笔者拟从以下六个方面提出解决路径:明确主导主体,建立大会全体会议审议制度;规范审次制度,明确审议重点;强化表达机制,引入辩论制度;完善审议方式;增强审议主体的审议能力以及规范审议公开制度。
刘锦森[8]（2019）在《新疆地方立法工作成就、经验和思考》文中研究表明从1979年11月到2018年12月,从自治区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到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自治区地方立法数量从无到有、立法规模从小到大,经历了摸索起步、逐步提高、平稳发展、有序推进等四个阶段,立法速度逐步加快,立法内容逐渐丰富,立法制度日趋完善,立法质量不断提高。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科学立法格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机制和程序;坚持把提高立法质量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新疆地方立法要坚持问题导向;尽快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进一步完善立法咨询专家库制度;及时做好新疆地方法规的清理工作。
郑昱[9]（2018）在《我国地方性法规批准制度的检视与改进》文中研究说明我国地方性法规批准制度（以下简称“批准制度”）,是指设区的市（以下简称“设区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应当报请省级人大常委会审查和批准,始得对外公布生效。在长期的地方立法工作中,虽然始终存在关于批准制度的存废之争,但其在弥补备案审查制度的不足、解决设区市立法能力的欠缺、维护地方法制秩序的稳定、防止设区市滥用立法权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过,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中央立法还是地方立法,对批准制度的认识和规定一直都有所分歧和欠缺。鉴于批准权的行使直接决定了一部地方性法规的最终面貌和命运,故应有其遵循的章法,不可恣意而为。本文主要采用工作调研、文本研究、数据分析等方法,除引言和结语以外,正文部分共四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先予总结我国批准制度的历史发展,分析批准制度的主要价值,以回应主张取消批准制度的对立观点,为下文重点理论问题的探讨做好铺垫。第二章试针对批准权的基本性质、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具体审查范围、不抵触原则的判断标准三个重点理论问题进行深入辨析,作为下文批准制度相关程序完善的理论基础。第三章和第四章立足《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和27个省级地方立法条例,结合设区市立法实践,归纳批准制度相关程序的不足,并以省市两级国家权力机关在批准制度中控制与合作的双重关系为出发点,对当前有失周全的程序规则提出完善之策,以期规范批准制度的运行,推进设区市立法工作。
徐旖瑶[10]（2018）在《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研究》文中指出人类自有群体性活动以来就伴随着开会与议事,这项专属于和平解决人类纷争与矛盾的协商方式,实践由来已久。在经历了漫长的忽视-认知-研究过后,议事规则现已广泛应用于立法机构、社会团体、商业组织等会议中。人类群体性活动不再因为众口难调或一家独大而缺乏议事应有的正义、民主、协商与效率。一般而言,议事规则的内容都是由普遍通用的议事规则与针对会议属性和内容而形成的特殊议事规则所构成。议事规则的现实载体与规范对象只能是会议活动,议事规则为确保会议正常进行并在规定时间内得出结论,需要规范会议的方方面面。议事规则在结构上分为主体议事规则、客体议事规则与程序议事规则,三部分可以分开规范,但实践上又紧密相连。客体议事规则是运行前提、程序议事规则是运行轴、主体议事规则是运行保障。我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的形成环境具有悠久的议政传统,但却不是具有真正议事能力的环境。人大议事规则的产生与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一路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开始试点探索与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的议事规则与实践,又在国情动荡、制度几乎废弃的时期里,终于迎来了议事规则的法定出台。时至今日,我国各级人大议事规则跟随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工作要求,在议案的提出、审议、质询、调查、发言、表决以及选举任免上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订与改良。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是在协商情况下为广泛实现人民根本利益与需求而设定的行为步骤与参与权限。人大议事规则的结构与功能具体通过三个方面展现,一是包含议事者、办理者、主持人与辅助者在内的人大主体议事规则,它体现了人大主体议事规则清晰合理地分配议事角色的功能;二是规范综合议案、单项议案、非正式议案的人大客体议事规则,它发挥着保障人大各项议事活动能够正常进行的功能;三是依据民主集中程序原则为指导的人大程序议事规则,主要有提出-审议、质询、询问-表决这三项主要程序,它们贯穿于人大议事主体与议事客体之间,其规则具有联系人大主客体协调议事的功能。当前,人大议事规则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作为人大议事主体之一的普通代表个体功能性不足,地方人大代表团决策能力差异明显;作为人大议事客体的议案在形成上滞后且形式化,其重大事项类规范不足;在人大程序议事中,其规范也存在包括会期制度、议程设置这两个主要方面在内的不少问题。究其原因,则主要有党政关系的协调性、经济发展与制度建设的相互作用以及传统文化等的影响。优化人大议事规则主要从议事规则的三大组成部分着眼,一是人大议事主体之一的主席团需要更加科学化的议事设置,在尽可能发挥主席团审议原案与主持会议的本职工作下,科学划定和协调主席团与其他议事主体间的关系以及审核各项议案、报告的能力;二是人大议事客体之一的重大事项权需要更加精准化的设定与操作,将何为重大,何种议事主体可以处理何种层次的重大事项等等规定细化、深化、可操作化;三是人大议事程序之一的辩论机制需要更加重视和规范化,要将辩论这一议事核心和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各级人大代表的议事过程之中。通过规范三者,将有助于我国各级人大议事规则发挥更强的作用,实现正义、民主与高效的价值追求。
二、自治区八届人大一次会议议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自治区八届人大一次会议议程（论文提纲范文）
（1）政策议程设置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如何延续“中国奇迹”——转型时期中国的政策议程设置 |
| 1.1.2 持续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
| 1.2 问题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政策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量化研究方法 |
| 1.4.2 质性研究方法 |
| 1.5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发现和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理论溯源与现象观察 |
| 2.1.1 理论溯源——议程设置研究的文献脉络 |
| 2.1.2 现象观察本研究的切入点 |
| 2.2 关键概念界定 |
| 2.2.1 政策议程设置 |
| 2.2.2 制度环境 |
| 2.2.3 环境治理绩效 |
| 2.3 重要文献综述 |
| 2.3.1 文献综述的基本思路 |
| 2.3.2 政策议程的结构与变迁——议程设置研究的基础和核心 |
| 2.3.3 制度环境与政策议程——议程设置影响因素的因果识别 |
| 2.3.4 中国场域下的政策议程——本土化理论建构的尝试与探索 |
| 2.3.5 政策议程研究方法的演进——量化与质性范式的互鉴融合 |
| 2.3.6 环境治理与环境绩效——探究政策与绩效间的因果关系 |
| 2.4 文献评述——本研究与已有文献的关系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宏观政策议程的可视化——基于NMF主题模型的分析 |
| 3.1 问题提出 |
| 3.2 方法与数据 |
| 3.2.1 主题模型——LDA模型和NMF模型 |
| 3.2.2 数据获取与文本语料库构建 |
| 3.3 参数选择与模型调试 |
| 3.3.1 主题数目的确定与调试 |
| 3.3.2 主题一致性评估 |
| 3.4 初步发现——宏观政策议程的纵向分析 |
| 3.4.1 当代中国政策议程的宏观结构 |
| 3.4.2 单一政策议题注意力变化的历时性分析 |
| 3.4.3 当代中国政策议程的间断均衡水平 |
| 3.5 进一步讨论——宏观政策议程的多样性及其变化 |
| 3.5.1 政策议程的多样性基于信息熵的测算 |
| 3.5.2 议程多样性为何变化——基于政策议定场所的案例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议程设置何以影响环境治理绩效——基于TOBIT模型的检验 |
| 4.1 问题提出 |
| 4.2 地方政府政策议程的宏观结构——以省政府常务会议为例 |
| 4.2.1 数据获取与文本预处理 |
| 4.2.2 主题建模与结果输出 |
| 4.3 单一政策议题注意力水平的测量 |
| 4.3.1 管理学研究中组织注意力测量的一般方法 |
| 4.3.2 省政府常务会议政策注意力的测量——方法与步骤 |
| 4.3.3 对单一政策议题相对注意力变化的描述性分析 |
| 4.4 基于BCC模型和MALMQUIST模型的省域环境治理绩效测度 |
| 4.4.1 研究方法——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 |
| 4.4.2 指标构建与数据获取 |
| 4.4.3 基于BCC模型的省域环境治理静态效率测算 |
| 4.4.4 基于Malmquist指数的省域环境治理动态效率测算 |
| 4.5 基于TOBIT模型的议程设置与区域环境绩效间关系的实证检验 |
| 4.5.1 假设提出 |
| 4.5.2 模型设定 |
| 4.5.3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4.5.4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4.5.5 稳健性检验 |
| 4.6 基于逐步回归法的政策议程设置影响环境治理绩效的机制分析 |
| 4.6.1 假设提出 |
| 4.6.2 模型设定 |
| 4.6.3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4.6.4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制度环境、议程设置与环境治理绩效基于广义DID的检验 |
| 5.1 问题提出 |
| 5.2 中国环境治理宏观制度背景的叙事分析 |
| 5.2.1 中国环境治理宏观制度变迁的演进历程 |
| 5.2.2 中国环境管理体制中的“央地关系” |
| 5.2.3 制度环境、议程设置与环境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思路 |
| 5.3 基于超效率SBM模型的省域环境治理绩效测量 |
| 5.3.1 研究方法——超效率SBM模型 |
| 5.3.2 指标构建与数据获取 |
| 5.3.3 基于超效率SBM模型的省域环境绩效测度 |
| 5.4 基于DID的制度环境、议程设置与环境绩效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4.1 假设提出 |
| 5.4.2 模型设定 |
| 5.4.3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5.4.4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5.4.5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主要结论、政策启示与研究不足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案例研究与描述性分析的主要结论 |
| 6.1.2 因果推断与机制分析的主要结论 |
| 6.2 政策启示 |
| 6.2.1 发挥制度优势,有效拓展议程设置空间 |
| 6.2.2 拓宽信息渠道,合理安排政策议程内容 |
| 6.2.3 健全体制机制,提升决策者的注意力管理能力 |
| 6.2.4 理顺央地关系,积极发挥中央政府的“指挥棒”作用 |
| 6.3 研究不足与后续工作 |
| 6.3.1 研究内容方面 |
| 6.3.2 方法模型方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编码一致性检验结果 |
| 附录2: 省政府常务会议文本编码类目系统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着作 |
（2）人大主导立法下的法案起草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本课题的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 本课题的研究背景 |
| (二) 本课题的研究意义 |
| 二、本课题的研究现状及评价 |
| (一) “人大主导立法”研究现状及评价 |
| (二) “法案起草”研究现状及评价 |
| 三、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
| (一) 历史分析方法 |
| (二) 比较研究方法 |
| (三) 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
| 四、本课题研究的创新 |
| 第一章 我国行政主导型法案起草模式之省思 |
| 一、行政主导型法案起草模式的重要地位 |
| 二、行政主导型法案起草模式的适用优势 |
| (一) 立法经验的优势 |
| (二) 立法技术的优势 |
| (三) 立法过程影响力的优势 |
| 三、行政主导型法案起草模式的适用风险 |
| 四、行政主导型法案起草模式的优化建议 |
| (一) 建立由政府专职法制机构主持起草法案的制度 |
| (二) 建立法案起草过程中的公开征求意见制度 |
| (三) 建立法案起草的部门协调制度 |
| (四) 建立法案起草的专家论证制度 |
| (五) 建立第三方的法案起草评估制度 |
| 五、行政主导型的部门对口起草体育法案的实证考察 |
| (一) 行政主导型法案起草模式下的部门对口起草《体育法》 |
| (二) 部门对口法案起草模式在体育法案起草中的优势 |
| (三) 部门对口法案起草模式在体育法案起草中的风险 |
| (四) 优化我国现行体育法案起草模式的目标 |
| (五) 优化我国现行体育法案起草模式的思路 |
| 第二章 人大主导立法下的法案起草模式的选择理论 |
| 一、人大主导立法与人大主导法案起草 |
| 二、人大主导立法的实现建立在人大主导法案起草的基础之上 |
| (一) 两者间没有必然联系的观点不成立 |
| (二) 人大不需要主导法案起草的迷惑性 |
| (三) 人大主导法案起草是人大主导立法的前提与基础理念的确立 |
| 三、人大主导立法下的部门和部门利益 |
| (一) 立法中的正当部门利益与不正当部门利益 |
| (二) 涉及部门事项的法案起草中不可或缺的部门参与 |
| 四、人大主导立法下法案起草的四种模式 |
| (一) 政府专职法制机构法案起草模式 |
| (二) 人大工作机构法案起草模式 |
| (三) 委托法案起草模式 |
| (四) 联合法案起草模式 |
| 第三章 人大主导立法下的政府专职法制机构法案起草模式 |
| 一、我国政府专职法制机构及其起草职责的变迁过程 |
| (一) 我国政府专职法制机构的历史变迁 |
| (二) 政府专职法制机构起草职责的法律依据 |
| 二、政府专职法制机构法案起草的两种类型 |
| (一) 政府专职法制机构自行起草法案 |
| (二) 政府专职法制机构组织的联合起草 |
| 三、政府专职法制机构法案起草模式中人大主导立法作用的实现 |
| (一) 政府专职法制机构法案起草模式中实现人大主导立法的理解 |
| (二) 政府专职法制机构法案起草模式中确立人大主导立法的法律依据 |
| (三) 政府专职法制机构法案起草模式中人大主导立法的实现方式 |
| (四) “可以”与“应当”:人大主导立法下的政府专职法制机构起草法案 |
| 四、政府专职法制机构法案起草模式的适用范围 |
| 第四章 人大主导立法下的人大工作机构法案起草模式 |
| 一、人大工作机构法案起草模式的提出 |
| 二、人大工作机构法案起草模式下的人大工作机构范围 |
| 三、人大工作机构法案起草模式的适用范围 |
| 四、人大工作机构法案起草模式的困境 |
| (一) 人大工作机构建置不规范 |
| (二) 人大工作机构设置缺少制度的统一规范 |
| (三) 人大工作机构职责缺少制度规范 |
| (四) 人大工作机构的职责权限不明晰 |
| (五) 人大工作机构组成人员结构不合理 |
| (六) 人大工作机构人员欠缺立法素质 |
| 五、完善人大工作机构法案起草模式的建议 |
| (一) 建置完善的人大工作机构 |
| (二) 明晰人大工作机构的工作职责及权限范围 |
| (三) 强化对人大工作机构的制度规范 |
| (四) 合理配置人大工作机构的人员结构 |
| (五) 加强人大工作机构立法能力建设 |
| 第五章 人大主导立法下的委托法案起草模式 |
| 一、委托法案起草模式的确立 |
| 二、委托法案起草模式的优势 |
| 三、委托法案起草模式的运作机制 |
| (一) 确定需要起草的地方性法规项目 |
| (二) 选择法案起草主体 |
| (三) 签订委托协议 |
| 四、委托法案起草模式的风险 |
| (一) 抄袭与重复现象严重 |
| (二) 制度设计偏重理想化 |
| (三) 操作性不足 |
| (四) 特色性缺乏 |
| 五、委托法案起草模式的优化建议 |
| (一) 人大要主导委托法案起草的全过程 |
| (二) 精选委托起草的立法项目 |
| (三) 尽量采用竞争性招标方式 |
| (四) 选择适格的受委托方 |
| (五) 建立法案起草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制度 |
| (六) 建立法案质量的评估制度 |
| 第六章 人大主导立法下的联合法案起草模式 |
| 一、人大主导立法下的联合法案起草模式的提出 |
| 二、人大主导立法下的联合法案起草模式的实践探索 |
| 三、人大主导立法下的联合法案起草模式的优势 |
| (一) 对修正的《立法法》第53条的准确理解 |
| (二) 联合法案起草模式目的的实现 |
| (三) 联合法案起草模式的协调与效率优势 |
| 四、人大主导立法下的联合法案起草模式的适用条件 |
| (一) 法律制度的保障 |
| (二) 人大工作机构设置的完备 |
| (三) 工作人员立法能力的具备 |
| (四) 立法资源的配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法律案审议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主要结构 |
| 第一章 法律案审议制度的基本涵义 |
| 第一节 法律案审议制度的概念界定 |
| 一、法律案 |
| 二、审议 |
| 三、法律案审议 |
| 四、法律案审议制度 |
| 第二节 法律案审议制度的历史演进 |
| 一、探索阶段:2000年《立法法》制定前 |
| 二、规范阶段:2000年《立法法》制定后 |
| 三、完善阶段:2015年《立法法》的修改 |
| 第三节 法律案审议制度的理论基础 |
| 一、人民主权理论 |
| 二、程序正义理论 |
| 三、价值平衡理论 |
| 第二章 法律案审议制度的规范架构 |
| 第一节 法律案的审议主体 |
| 一、法律案审议的实质主体 |
| 二、法律案审议的其他参与对象 |
| 第二节 普通的法律案的审议程序 |
| 一、一审听取提案人说明 |
| 二、二审听取修改情况和主要问题汇报 |
| 三、三审听取法律草案审议结果报告 |
| 四、多次审议法律案 |
| 第三节 特殊的法律案审议机制 |
| 一、经二次或一次审议交付表决 |
| 二、审议的撤回和搁置 |
| 第四节 与其他环节的衔接 |
| 一、立法规划和立法计划 |
| 二、提出法律案和起草法律案 |
| 三、表决与通过 |
| 第三章 法律案审议制度的基本原则 |
| 第一节 依法审议 |
| 一、《立法法》出台固化法律案审议经验做法 |
| 二、法律案审议体现程序正义 |
| 三、加强统一审议制度的刚性约束 |
| 第二节 民主审议 |
| 一、贯彻人大主导立法思路 |
| 二、参与法律案审议主体众多 |
| 三、法律案审议公开程度逐步提高 |
| 第三节 科学审议 |
| 一、运用多种审议方式确保审议质量 |
| 二、增加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范围 |
| 三、建立工作机构保障立法质量 |
| 第四章 法律案审议制度的主要问题 |
| 第一节 审议能力不足 |
| 一、主导法律案审议实效不足 |
| 二、审议论辩不充分 |
| 三、常委会委员专业程度有待提高 |
| 第二节 审议程序不完善 |
| 一、统一审议制度功能不足 |
| 二、各审议主体间缺乏制衡 |
| 三、审议中缺乏“合议” |
| 第三节 审议方式不健全 |
| 一、合宪性审查功能缺失 |
| 二、公众参与不充分 |
| 三、审议公开程度不足 |
| 第五章 日本法律案审议制度的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日本法律案审议制度 |
| 一、日本法律案审议程序 |
| 二、日本法律案审议主体 |
| 三、日本法律案审议会期 |
| 第二节 日本法律案审议制度的借鉴 |
| 一、重视委员会环节 |
| 二、善用各类辅助制度 |
| 三、理顺各主体间关系 |
| 第六章 法律案审议制度的完善路径 |
| 第一节 落实法律案审议的重要原则 |
| 一、加强党的领导 |
| 二、审议基本原则 |
| 三、审慎审议原则 |
| 第二节 增强法律案审议能力 |
| 一、加入审议辩论机制 |
| 二、提高委员职业水平 |
| 第三节 优化法律案审议程序 |
| 一、严格遵守法律案审议程序 |
| 二、完善统一审议工作机制 |
| 三、建立各委员会间制约机制 |
| 四、强化法律案审议重要程序 |
| 五、合理设定会议期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4）邵阳市人大立法能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结构安排 |
| 第2章 设区的市立法能力的概述 |
| 2.1 地方立法权的扩容与设区的市立法能力要求 |
| 2.1.1 渐进式强化地方立法权 |
| 2.1.2 立法法中“设区的市立法能力条款” |
| 2.2 设区的市立法能力的内涵 |
| 2.2.1 “立法”的概念 |
| 2.2.2 “能力”的概念 |
| 2.2.3 “立法能力”的学术意涵 |
| 2.3 设区的市立法能力构成要素 |
| 2.3.1 形式立法能力 |
| 2.3.2 实质立法能力 |
| 第3章 邵阳市人大立法能力建设的现状 |
| 3.1 邵阳市人大形式立法能力建设现状 |
| 3.1.1 邵阳市承接地方立法权的过程 |
| 3.1.2 立法程序的运行现状 |
| 3.2 邵阳市人大实质立法能力建设现状 |
| 3.2.1 立法人才队伍素质状况 |
| 3.2.2 立法项目的选取能力 |
| 3.2.3 邵阳市人大法案审议的能力 |
| 第4章 邵阳市人大立法能力建设存在的不足 |
| 4.1 形式立法能力建设的不足 |
| 4.1.1 邵阳市地方立法程序法制化比较缓慢 |
| 4.1.2 常委会会议议程安排不尽合理 |
| 4.2 实质立法能力建设的不足 |
| 4.2.1 立法队伍的素质有待提高 |
| 4.2.2 重复立法现象严重 |
| 4.2.3 立法中的风险预测能力不足 |
| 第5章 加强邵阳市人大地方立法能力建设的路径选择 |
| 5.1 提升邵阳市人大形式立法能力 |
| 5.1.1 加快地方立法程序法制化的进程 |
| 5.1.2 健全草案提前送达制度 |
| 5.2 提升邵阳市人大实质立法能力 |
| 5.2.1 加强立法人才队伍建设 |
| 5.2.2 完善追责机制 |
| 5.2.3 发挥人大的立法协调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5）代议机关投票表决的公开性和秘密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几则典型案例引发的思考:代议机关应该采用哪种表决方式?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的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投票表决的历史发展——公开性和秘密性的演变 |
| 第一节 雅典民主政治中的投票表决方式 |
| 一、雅典民主的初尝试——以抽签为主 |
| 二、雅典民主的初尝试——投票选举 |
| 三、雅典民主投票的不利影响 |
| 第二节 资本主义国家选民投票方式由公开到秘密的演变——以英国为典型 |
| 一、英国选民投票方式的变迁 |
| 二、英国议会改革中关于选民投票方式的辩论 |
| 三、英国选民投票方式变迁的启发 |
| 第三节 资本主义国家议会的投票表决方式由秘密演变为公开——以美国为典型 |
| 一、美国国会的秘密会议制度 |
| 二、1970美国国会改革逐步实现了由秘密到公开的转变 |
| 第二章 代议机关的表决方式与代议制度 |
| 第一节 代议制度的历史发展及当代特点 |
| 一、代议制度的定义和历史发展 |
| 二、代议制度运行的特点 |
| 第二节 议员-选民关系与表决方式 |
| 一、密尔的思考——“专职代表说”还是“使节说” |
| 二、现代民主社会议员-选民关系的理论学说 |
| 三、议员-选民关系决定了代议制是责任政治 |
| 第三章 资本主义国家代议机关的投票表决方式及适用依据——以英、美、法、日为典型 |
| 第一节 英、美、法、日四国代议机关投票表决方式 |
| 一、英国议会的投票表决方式 |
| 二、美国国会的投票表决方式 |
| 三、法国国会的投票表决方式 |
| 四、日本国会的投票表决方式 |
| 第二节 公开还是秘密——代议机关适用投票表决方式的考量 |
| 一、公开表决符合代议制责任政治的要求 |
| 二、缺乏公开表决的条件时秘密投票更合适 |
| 三、适用表决方式的具体考量 |
| 第三节 代议机关公开投票表决的条件 |
| 一、议事公开制度 |
| 二、议员免责权 |
| 三、选民的理性判断 |
| 第四章 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投票表决方式 |
| 第一节 人大及其常委会投票表决方式的历史演进 |
|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多种表决方式并存 |
| 二、1954年确立了无记名投票、举手表决方式为主的表决方式 |
| 三、“文革”特殊时期人大制度遭到破坏 |
| 四、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确立了人大及其常委会表决制度 |
| 第二节 人大及其常委会投票表决的方式 |
| 一、举手表决 |
| 二、投票(无记名投票) |
| 三、电子表决器表决 |
| 四、我国港澳台地区立法机关的投票表决方式 |
| 第三节 人大及其常委会投票表决方式的特点及问题 |
| 一、以秘密性投票表决为原则 |
| 二、尚不具备普遍性公开投票的社会共识和环境 |
| 三、推崇秘密投票表决的原因 |
| 第五章 完善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表决方式的设想 |
| 第一节 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表决方式的法律制度 |
| 一、由法律固定表决方式 |
| 二、完善举手表决的程序 |
| 三、完善秘密写票处的程序 |
| 第二节 党员人大代表委员投票的党纪和法律的衔接 |
| 一、党内法规没有对党员人大代表委员的投票纪律作针对性的、明确的规定 |
| 二、现行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投票表决方式不利于党纪和法律的衔接 |
| 三、人大及其常委会投票表决方式类型化 |
| 第三节 正确认识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投票表决行为 |
| 一、客观对待投票表决的公开性和秘密性 |
| 二、提高人大代表委员的责任意识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及译着类 |
| 二、编着类 |
| 三、杂志类 |
| 四、学位论文类 |
| 五、网站类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6）全国人大会议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 |
| 一、预备会议之参会主体 |
| 二、预备会议之核心议题 |
| 三、预备会议之主要议程 |
| (一)预备会议之主持 |
| (二)选举主席团和秘书长 |
| (三)通过会议议程 |
| 四、预备会议之法律地位 |
| (一)例行会议 |
| (二)筹备会议 |
| 第二章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 |
| 一、主席团会议之参会主体 |
| 二、主席团会议之核心议题 |
| (一)主席团第一次会议之核心议题 |
| (二)主席团其他会议之核心议题 |
| 三、主席团会议之主要议程 |
| (一)主席团会议之主持 |
| (二)主席团第一次会议之议程 |
| (三)主席团其他会议之议程 |
| 第三章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会议 |
| 一、代表团会议之参会主体 |
| (一)参会主体之内部构成 |
| (二)代表团成员之参会形式 |
| 二、代表团会议之核心议题 |
| 三、代表团会议之主要议程 |
| (一)审议报告 |
| (二)审议议案 |
| 第四章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 |
| 一、全体会议之参会主体 |
| (一)全体全国人大代表 |
| (二)列席人员 |
| (三)旁听人员 |
| 二、全体会议之核心议题 |
| (一)听取报告和议案的说明 |
| (二)表决报告和议案 |
| 三、全体会议之会议程序 |
| 第五章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临时会议 |
| 一、全国人大临时会议的立法原旨 |
| 二、全国人大临时会议的启动程序 |
| 三、全国人大临时会议的特殊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人大在法案审议环节中的主导地位及实施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人大主导立法的概念解析 |
| (一)人大主导立法提出的背景 |
| (二)人大主导立法的科学内涵 |
| (三)我国人大主导立法的正当性分析 |
| 二、法案审议环节中的主体及其组织结构 |
| (一)人大内部各组织结构的地位及职责 |
| (二)法案审议环节中的其他参与者 |
| (三)法案审议环节中主导立法的主体 |
| 三、法案审议环节中我国人大主导立法的现状及困境 |
| (一)审议制度的文本分析 |
| (二)法案审议环节人大主导立法的实践分析 |
| (三)人大主导法案审议环节的主要困境 |
| 四、发挥人大在法案审议环节中主导作用的具体实施路径 |
| (一)正确把握主导主体,建立全体会议审议制度 |
| (二)规范审次制度、进一步理顺法律(制)委员会与其他专门委员会的关系,明确审议重点 |
| (三)强化表达机制,提升审议质量 |
| (四)完善法案审议方式,引入逐条审议和专项审议制度 |
| (五)增强审主体的审议能力 |
| (六)增强审议的民主性,推进公众参与法案审议的机制创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8）新疆地方立法工作成就、经验和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一、改革开放40年新疆地方立法工作的成就 |
| (一) 反恐维稳地方立法得到高度重视 |
| (二) 维护宗教和谐和促进民族团结立法成绩明显 |
| (三) 网络信息安全立法步伐加快 |
| (四) 保护生态环境和节约能源立法进一步巩固 |
| (五) 保障改善民生和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立法不断深入 |
| (六) 完善和维护市场秩序立法稳步推进 |
| (七) 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弘扬等具有区域特色的立法进一步加强 |
| (八) 对有关重大事项作出具有法规性质的决议、决定 |
| (十) 批准了一批单行条例和地方性法规 |
| 二、新疆开展地方立法工作的经验 |
| (一) 自始至终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 |
| (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体现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的理念 |
| (三) 充分发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在地方立法中的主导作用 |
| (四) 坚持社会主义法制统一 |
| (五) 依托政府行政管理职权做好新疆地方立法工作 |
| (六) 健全、完善公民与社会各方面有序参与新疆地方立法的途径和方式 |
| (七) 挖掘新疆地方立法资源, 突出地方特色 |
| (八) 坚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 |
| (九) 坚持立、改、废协调一致, 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 |
| 三、对今后新疆地方立法工作的思考 |
| (一) 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科学立法格局 |
| (二) 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机制和程序 |
| (三) 坚持把提高立法质量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
| (四) 新疆地方立法要坚持问题导向 |
| (五) 尽快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 |
| (六) 进一步完善立法咨询专家库制度 |
| (七) 及时做好新疆地方法规的清理工作 |
（9）我国地方性法规批准制度的检视与改进（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地方性法规批准制度的历史发展及其价值 |
| 第一节 地方性法规批准制度的历史发展 |
| 一、1949—1954年:普遍实行阶段 |
| 二、1954—1979年:归于消失阶段 |
| 三、1979—2015年:逐步重现阶段 |
| 四、2015年至今:得以稳固阶段 |
| 五、小结 |
| 第二节 地方性法规批准制度的价值 |
| 一、反面声音:批准制度已渐式微 |
| 二、正面回应:批准制度不可弃置 |
| 三、小结 |
| 第二章 地方性法规批准制度的重点理论问题 |
| 第一节 批准权的基本性质 |
| 一、争议观点 |
| 二、实然层面:没有明确限制的制定权 |
| 三、应然层面:节制且审慎的监督权 |
| 第二节 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具体审查范围 |
| 一、合法性审查的定义 |
| 二、应予审查的对象 |
| 第三节 不抵触原则的判断标准 |
| 一、不抵触原则的基本内涵 |
| 二、不抵触原则的细化标准 |
| 第三章 地方性法规批准制度的规定探析 |
| 第一节 《立法法》未予明确的几个问题 |
| 一、设区市地方性法规修改、废止和解释的程序 |
| 二、设区市地方性法规批准期限的起算和适用 |
| 三、主任会议决定列入议程或提交表决的权限 |
| 四、予以批准以外的其他处理方式 |
| 五、设区市地方性法规与省级政府规章相抵触时的处理办法 |
| 六、不予批准之后救济途径的设置 |
| 第二节 省级地方立法条例存在分歧的几个问题 |
| 一、设区市立法规划和计划的沟通备案制度 |
| 二、设区市立法过程中的上下提前沟通机制 |
| 三、列入省级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前的审查部门 |
| 四、报批机关在批准环节中的角色 |
| 五、一次审议即交付表决的原则性要求 |
| 六、报批机关主动要求撤回法规的权利 |
| 七、省级人大常委会处理决定的告知义务和期限 |
| 第四章 地方性法规批准制度的程序改进 |
| 第一节 报请批准前的规则完善 |
| 一、明确设区市负责对上沟通和报请批准的主体 |
| 二、加强设区市立法规划和计划的事先把关与交流 |
| 三、建立符合时宜和足够深入的上下提前沟通机制 |
| 第二节 审查批准中的规则完善 |
| 一、明确审查批准期限的起算时间 |
| 二、规范列入议程前的初步审查程序 |
| 三、确定主任会议和设区市人大常委会的权限范围 |
| 四、明晰设区市人大常委会参与审查批准程序的要求 |
| 五、统一处理方式的具体种类 |
| 六、增设默示批准的条款 |
| 七、厘清设区市地方性法规与省级政府规章相冲突的处理规则 |
| 第三节 作出决定后的规则完善 |
| 一、确定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告知要求 |
| 二、设置设区市人大常委会的救济机制 |
| 三、明确设区市地方性法规修改、废止、解释的报请批准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议事规则及其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议事规则 |
| 一、议事规则释义 |
| 二、议事规则体系 |
| 第二节 议事规则的主要内容 |
| 一、议事规则的结构基础 |
| 二、议事规则的内在结构 |
| 第三节 议事规则的理论基础 |
| 一、价值基础:程序正义 |
| 二、功能基础:审议民主 |
| 三、效用基础:降低交易费用 |
| 第二章 人大议事规则的历史分析 |
| 第一节 民主革命时期人大议事规则的探索 |
| 一、大革命时期:工人、农民、市民成为议事主体 |
| 二、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议事规则的借鉴 |
| 三、抗日战争时期:急剧增长的提案工作与议事氛围 |
| 四、解放战争时期:广泛联合前提下的举荐议事程序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前人大议事规则的兴废 |
| 一、政治协商下的人大议事 |
| 二、人大议事活动在曲折中生存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人大议事规则的发展 |
| 一、重启议事实践 |
| 二、议事法治化 |
| 第三章 人大议事规则的结构与功能 |
| 第一节 人大主体议事规则及其分配功能 |
| 一、一级分配:议事者 |
| 二、二级分配:主持人 |
| 三、三级分配:辅助者 |
| 第二节 人大客体议事规则及其保障功能 |
| 一、基础类保障:综合议案 |
| 二、核心层保障:单项议案 |
| 三、全面性保障:非正式议案 |
| 第三节 人大程序议事规则及其联系功能 |
| 一、程序原则 |
| 二、提出程序 |
| 三、审议、质询与询问程序 |
| 四、表决程序 |
| 第四章 现行人大议事规则的问题及成因 |
| 第一节 人大议事规则的现存问题 |
| 一、人大主体议事规则方面 |
| 二、人大客体议事规则方面 |
| 三、人大程序议事规则方面 |
| 第二节 人大议事的问题成因 |
| 一、党政关系协调性的影响 |
| 二、经济发展与制度建设的相互影响 |
| 三、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 |
| 第五章 优化人大议事规则的若干重点 |
| 第一节 主席团:人大议事主体科学化 |
| 一、议事中枢——主席团 |
| 二、主席团的主要问题 |
| 三、主席团议事规则的优化 |
| 第二节 重大事项权:人大议事客体精准化 |
| 一、重大事项权与人大议事 |
| 二、重大事项权的失范探析 |
| 三、重大事项权的决策优化 |
| 第三节 辩论机制:人大议事程序规范化 |
| 一、议事核心——辩论 |
| 二、讨论不“辩”的人大 |
| 三、人大辩论制度的构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自治区八届人大一次会议议程（论文参考文献）
- [1]政策议程设置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D]. 燕阳. 北京邮电大学, 2021(01)
- [2]人大主导立法下的法案起草模式研究[D]. 卫学芝. 山东大学, 2020(08)
- [3]法律案审议制度研究[D]. 周磊. 华东政法大学, 2020
- [4]邵阳市人大立法能力建设研究[D]. 王希. 湘潭大学, 2020(02)
- [5]代议机关投票表决的公开性和秘密性研究[D]. 刘妤.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6]全国人大会议制度研究[D]. 何敏菊. 武汉大学, 2020(04)
- [7]人大在法案审议环节中的主导地位及实施路径研究[D]. 田甜.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8]新疆地方立法工作成就、经验和思考[J]. 刘锦森. 新疆社科论坛, 2019(01)
- [9]我国地方性法规批准制度的检视与改进[D]. 郑昱. 厦门大学, 2018(02)
- [10]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研究[D]. 徐旖瑶. 厦门大学, 20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