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金融危机六大策略

一、对付财政危机六招（论文文献综述）

郝东升^[1]（2021）在《山西沦陷区教育研究》文中指出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继而蚕食华北,1937年7月7日以炮轰宛平县城和进攻卢沟桥为标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依靠军事上的优势,迅速占据了中国东南沿海及华北、华中、华南的大片领土。然而,军事占领并不能从根本上稳固其殖民统治,为了向侵华日军提供稳固的后方基地,日军在各占领区组建伪政府,实施“以华治华”,而沦陷区教育作为配合日伪政府强化其统治的一项重要措施,与直接的屠杀和劫掠政策截然不同,它的根本目的是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用军国主义文化取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中国永远沦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一般而言,日伪政府管理下的教育大致分三种不同形式的教育,即奴化教育、教会教育与日本居留民教育。所谓奴化教育,是以日本政府在中国台湾、朝鲜及中国东北实施殖民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推行的一种以削弱中国人民抵抗意志,养成“顺民”的教育。教育政策的制定、教材的篡改,均以稳固统治,削弱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为目的。从殖民教育的本质而言,培养愚民是殖民教育的根本目的,但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历届政府积极推动义务教育,中国民众的知识普及率已有很大提高,而山西省尤为显着。对此,日本政府亦有着清醒地认识:愚民教育已不能适应占领区的统治需要,欲想对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知识分子及成年人实施奴化教育,难度颇大。如能从儿童教育入手,经过数十年的教育,有可能弱化并消弭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为此,日伪政府积极检定和培训教师,开办小学,恢复小学教育。日军宣抚班和日本宗教团体在日占领区设立日语学校,招收学生,推广日语,从而培养了一大批能够熟练掌握日语的学生,进一步强化了日军对各占领区的殖民统治。近代以来,传教士跟随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而渗透于中国内地,教会学校亦在传教士的积极努力下得以萌芽和发展,并发展成为近代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凭借其军事优势,迅速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如何在其占领区内推行殖民教育,日本政府在鼓励创办日语学校、篡改教科书的同时,亦对当地既有的教会学校加以改造。以山西沦陷区而论,日伪政府对教会学校政策演变主要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太平洋战争前,对已经存在的教会学校,日本政府以殖民主义特有的排他性原则,劝告其自行关闭或接受改造,令其严格遵照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修正私立学校规程》办学,以尽可能地减弱西方国家对沦陷区教育的影响力。二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于德意系教会学校,日本政府限制其发展;对于英美系教会学校强令其关停。日本政府正是依靠这种手段,逐渐实现了其对占领区内教会学校的控制。居留民教育是日本政府对其国外移民的一种教育。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侵华日军涌入中国的日本居留民人口激增,使得居留民教育成为现实的需要。为适应“总力战”需要,日本政府对在外居留民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进行修改,强化军国民动员体制。为使日本居留民子弟迅速适应山西占领区的环境,日本人学校增加占领区的游学及占领区知识的传授,从而为长期占领中国培养“优秀”的统治者。这使得看似孤立的居留民教育,成为沦陷区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上述三种教育中,居留民学校主要从事于日本居留民子弟的教育,涉及的人数有限,且是一种相对封闭的教育。教会学校遭日伪政府的督饬改造或关停,对于沦陷区教育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奴化教育是三种教育中,覆盖人数最多,日伪政府投入人力、物力最多的教育,但受日军统治不稳定的影响,奴化教育实施的时间长短不一,未能培养成日本殖民统治所需的大量“顺民”。

邓仕海^[2]（2017）在《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研究 ——以剑南道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以剑南道为中心的唐代西南地区是中国古代疆域发展演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属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中国边疆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论文在前人的基础上,通过系统疏理、挖掘史料及探索新的视角,对唐朝在以剑南道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行政区划沿革、治理政策、官署机构和职官设置、边政实践、重要边吏的选拔和任用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及其在唐朝边防管理体制和边疆治理中的作用进行了较为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唐代西南边政大致呈现出特点比较鲜明的四个阶段。武德贞观时期唐朝对西南地区的积极经营,主要表现为:唐高祖通过“招抚为主、军事为辅”的方式成功地将巴蜀和云南纳入到了李唐王朝的统治版图,并通过设置军事色彩浓厚的管理机构和大量“因俗而治”的羁縻府州巩固了在西南地区的统治;贞观时期,唐太宗开始推行文治以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治理和开发。永徽至天宝时期唐朝对西南统治的大幅调整,主要表现为:为遏制吐蕃东扩,积极防御和反击吐蕃的侵扰;设置剑南节度使调整西南边防体制;为了与吐蕃争夺洱海,除重建姚州都督府外,又支持南诏统一了洱海;天宝后期,为遏制南诏东拓,迷信武力,导致南诏判附吐蕃。至德至大中时期唐朝对西南统治的竭力维持,主要表现为:为防止剑南道成为河朔型藩镇,将其一分为二;为明确中央、藩镇和州之间的赋税分配,推行“两税三分”;为了维持表面上的统一,代、德两朝被迫对藩镇“姑息迁就”;德宗朝,韦皋镇蜀二十载,他大力发展西南交通和社会经济、“南抚群蛮、西摧吐蕃”,巩固了唐朝在西南的统治,基本解除了吐蕃对唐朝西部边境的巨大威胁;为抑制藩镇,平定刘辟之乱后,宪宗通过“两税三分制”改革和增加“刺史军权”,削弱了藩镇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大和之役”后,李德裕筹边,使西南地区获得了近三十年的安定局面。四是咸通以后唐朝在西南统治的日趋衰败,主要表现为:唐诏关系破裂,南诏四犯西川;高骈通过修筑成都罗城和重建西南边防体系,彻底斩断了南诏再次侵犯西川的念头;西南内部矛盾激化,爆发了阡能和韩秀昇之乱;三川内乱,王建成了最大的受益者;王建兼并东川和山南西道,并于公元907年割据称帝,唐朝在西南的统治终结。唐代西南边吏的选拔和任用同样呈现出特点鲜明的四个阶段。武德贞观时期:唐高祖为了加强对西南地区的军事管制,特别重视西南边吏的军事才能和忠诚度;贞观时期,为了推行文治,唐太宗格外重视边吏的治理才能和德行,并制定了相对完备的任用制度。永徽至天宝时期:武则天为改变官僚集团的构成以巩固自己的统治,通过完善和发展科举制度选拔了大量人才;开元时期,唐玄宗为了整饬西南吏治,选拔大量重臣出镇西南;天宝后期,杨国忠秉政并遥领西南,大量“贪求边功”的杨氏亲信把持了西南政局。至德至大中时期:肃、代、德三朝为加强对西南地区的军事控制,选用大量武将到西南任职,考课制度时行时废,失去了应有的功效;唐宪宗为结束西南军人专政的局面,选拔大量文官进入西南,同时推行“徙镇策略”;为解决财政困难,安史之乱后,朝廷对官员的“财经”能力格外重视;考课制度日趋反动,“税钱长数”、“征办先期”、“捕盗多少”等成了考核官员的主要标准。咸通以后:宦官势力在僖宗中后期渗入西南并控制了西南边吏的选用权;王建占据两川后,唐朝彻底丧失了西南边吏的选用权。唐代西南边吏作为唐朝西南治理政策的执行者,许多人在唐朝西南统治秩序的建立和巩固中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是维系唐朝与西南各族群之间关系的纽带,是唐朝西南疆域的开拓者和西南边防的建设与巩固者,还是内地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在西南地区的传播者。但是,同样存在许多边吏,他们不顾国家利益,不顾百姓死活,行为残暴、贪污腐化,甚至为贪求边功而故意挑起战争,给唐朝在西南的治理成果造成了严重的破坏。通过对唐代西南边政和边吏互动关系的考察,可以发现,要保证边政与边吏的良性互动,必须建立一个良好的运行机制,这个运行机制至少应该具备三个显着的特点,即制度健全、因地制宜、不断创新。论文力图将唐朝在中国古代治边实践中的继承性、创造性和历史局限性,唐朝西南边吏选拔、任用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的特点及其原因,以及西南边吏在唐代边疆管理体制和边疆治理中的具体作用等清晰地展现出来。同时,希望通过对西南地区在唐朝整个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阐述,揭示出西南地区的发展与整个唐朝历史发展轨迹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在中国古代疆域形成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吴文俊^[3]（2017）在《上海失业问题及其治理研究（1949-1957）》文中认为建国初期,是一个社会全面转轨的历史时期,城市存在诸多社会问题,其中失业问题尤为突出。上海则是失业人口最为庞大,失业程度最为严重的城市。1949-1957年,上海失业人员累计登记人数达67万之多,失业人员主要由失业职工、失业知识分子、旧政权遗留之公教人员、城市贫民、求职的失学青年和家庭妇女等群体构成。上海失业问题呈现出失业类型复杂化、失业人员区域、行业分布不均衡以及成份构成多元性等特征。新生上海的失业问题,是由历史和现实双重因素交织所致。解放前,战争频仍的侵扰和长期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国内反动统治的残酷盘剥,使旧上海的社会经济遭受了严重破坏,交通梗阻、生产萎缩、财经短绌、百业凋敝,大批职工和公教人员流离失业。1949年5月解放时,旧上海遗留的失业人口竟有42万之多。解放后,因“封锁和轰炸”以及原有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剧烈改组,上海又产生了一批新的失业人员。新旧失业叠加在一起,形成了1950年、1952年上海两次迅猛的失业洪峰。上海危急的失业问题,对失业人员及其家属的生存构成了极大威胁,给经济恢复和发展、人民政权巩固、社会秩序稳定造成了诸多弊害;同时也因其固有的“中心地位”,对新中国的政权稳固业已产生了剧烈冲击。因此,全面解决上海失业问题,既是保证接管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期间城市社会稳定之内在需求,亦是中国共产党人治国能力的一场考验,更是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是否具有制度优越性的强力回应。面对严峻的失业压力和处境维艰的失业民众,上海党政不畏艰难,毅然承担起解决失业问题的历史使命,带领上海人民展开了一场失业治理“攻坚战”。首先,失业治理的模式与保障方面。马克思的失业理论及其解决设想,为上海失业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苏联“消灭失业”的具体模式和其他城市（沈阳和北京）治理失业的可鉴经验,为上海失业治理指引了实践路径;各方力量联动,通过设立上海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上海市处理失业知识分子委员会和上海市劳动就业委会,计划并指导一切失业救济和就业安置事宜,为上海失业治理提供了组织保障;依据中央政策方针,上海制定并颁行了正确的失业登记、失业救济、就业安置等政策法令,为失业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通过各界捐助、劳资征缴和政府拨给三种途径筹集失业救济基金,为上海失业治理提供了物质保障;采用失业登记统计和入户访问、当面询问、侧面证实等调查形式掌握和研究失业人员的具体状况,为失业治理提供了信息保障。其次,失业治理的历程与措施方面。上海党政通过“包下”旧政权遗留的公职人员、严控私营企业任意解雇职工、遏制盲目流入上海的农村人口等“堵源”举措,防止新失业人员的产生;通过发放救济粮款、举办工赈工程、组织生产自救、动员回乡生产、实施转业训练、开展职业介绍等“疏导”举措,既救济了失业人员的生活亦为他们创造了获得就业的条件;通过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治本”举措,创造了就业岗位,畅通了就业渠道,从根本上解决失业人员实现就业的出路。此外,针对烈军工属、少数民族等特殊失业群体,上海党政在施行一般失业治理措施的基础上,还结合其自身特点运用了特殊治理举措。总之,在党政主导和社会力量协作下,通过多措并举、标本兼治的综合治理,至1957年上海基本消除了严重的失业压力,取得了显着的治理成效。具体言之,保障了失业人员的生存与发展;稳定了上海社会秩序;密切了上海党群关系;促进了上海经济发展;开创了“劳动最光荣”的文化新风尚。然而,在肯定其成效和有效经验的同时,失业治理过程中产生的弊端及教训仍值得深思。

李朝辉^[4]（2015）在《美国的边疆架构与国家发展》文中研究指明边疆是国家基于客观条件而主观构建的产物,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在前主权时代,边疆指国家疆域的边缘性部分;及至主权时代,边疆则指国家领土的边缘性部分;而到全球化时代,边疆则不仅指国家领土的边缘性部分,还包含超越主权管辖范围的超主权性边疆,如利益边疆、信息边疆。边疆架构是一个描述和分析国家关于边疆的认识、现状及实践的整体性概念,主要包括边疆观念、边疆理论、边疆现实、边疆治理、边疆战略等要素。边疆架构形成以后,会随着国家实力的变化及人类活动的范围而发生变化,并影响国家发展。而国家发展反过来又构成边疆架构调整与创新的基础和动力,推动边疆架构的调整,由此,边疆架构与国家发展在一国历史中互动开来,相互影响,构成一幅边疆架构与国家发展互动的历史长卷。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边疆架构与国家发展的互动贯穿了其整个历史进程,具有“双螺旋上升”式的互动特点。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北美13个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战争打响。1783年《巴黎和约》的签订,标志着美国建立起来。美国自建立起就具备世界眼光,并确立了美国外交的“孤立主义”原则。任何国家都面临着国家发展问题,美国也不例外。解决当时面临的内部矛盾及危机,谋求经济发展及良好的地缘政治条件的需要,共同推动着美国的陆地边疆拓展及卓有成效的边疆治理。当特纳的“边疆假说”形成时,美国的陆地边疆架构也构建成功,并对美国的国家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倍扩大了美国的规模,促进了美国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助北方取得内战的胜利,美国迅速发展为北美陆权强国。陆地边疆架构构建中美国最大的污点就是驱赶、屠杀印第安人,此外还带来了严重的生态问题。1898年美西战争开始,吹响了美国构建海洋边疆架构的号角。海洋边疆架构的构建是基于美国所取得的国家发展成就之上,经历了内战的美国实现了统一,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这些都为美国的海洋边疆架构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以及地缘基础。不仅如此,美国谋求进一步的国家发展的需要,构成了海洋边疆架构构建的强劲动力。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以及原材料问题迫切需要美国开拓海外殖民地,构建海洋边疆架构。在“新天定命运说”及马汉的“海权论”影响下,美国积极增强海上力量,发动美西战争,并取得战争的胜利,开拓了海洋边疆,将菲律宾、波多黎各、关岛、古巴、夏威夷、巴拿马运河、海地、多米尼加等纳入美国的边疆架构中。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海洋边疆架构不断发展,美国以各种方式获取海军基地,积极开展海军扩建,增强了美国的海权力量。美国海洋边疆架构的构建及其发展,促进了美国的国家发展:扩大了美国的疆域规模,优化了美国的疆域结构;陆、海一体的疆域结构有利于美国保障其国土安全;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推动美国的国家转型,使美国从北美陆地强国转型为海陆复合型强国;提升美国的国际地位,使美国从海权大国发展为海权强国,进而成为海权霸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不仅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政治强国,还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经济强国,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也荣登全世界第一。全面而超强的国家实力使得美国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这种前所未有且傲视群雄的国家发展成就给美国构建立体化边疆架构提供最坚实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以及人才技术基础。而美国已不满足于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地位,称霸全球是其进一步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在冷战中战胜苏联。美国的这一国家发展的诉求构成了立体化边疆架构构建的动力。在杜黑的“制空权论”以及米切尔的“空权”思想影响下,美国大力发展其空军来管控空中边疆,并开始建设早期预警系统,加强战略空军海外军事基地的部署,提高空军的国防预算。而高边疆的构建经历了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以及里根政府时期,终于构建成功,使得美国的立体化边疆架构成功构建起来。美国立体化边疆架构的构建及其发展,促进了美国的国家发展:影响了美国的疆域,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提供了立体化的安全保障,助推美国赢得美苏争霸,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及科技的发展。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终于登上了全球霸主的宝座,其军事实力、科技实力都居世界第一,虽然由于和苏联争霸而使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德国和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美国造成了压力,但美国经济实力还是居全球首位。独霸全球的国家发展成就给美国构建超主权化边疆架构提供最坚实的经济、政治、军事以及科技基础。而此时美国的国家发展的目标是维持全球霸主地位,变单极时刻为单极时代,在全球化快速推进的时代背景下,美国的这一国家发展诉求构成了超主权化边疆架构构建的动力。美国超主权化边疆包括利益边疆和信息边疆。利益边疆构建的逻辑起点是如何有效地维持美国的全球霸权。在此基础上,构建认知层面的利益边疆,即认定利益边疆的范围,再制定相应的战略,并采取合适的方式和手段加以实施,从而构建起现实层面的利益边疆,以实现美国的存在于全球范围的国家利益。就利益边疆的构建及其发展而言,经历了克林顿政府、小布什政府以及奥巴马政府时期。在各个时期,对利益边疆的构建都将全球分成三大块:欧亚大陆、美洲、非洲。由于三人的执政理念及所面临的内外情势不同,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和界定存在差异,从而导致利益边疆的构建和调整存在显着的区别。总而言之,利益边疆的构建和调整有成功之处,亦有失败的地方。信息边疆的构建由政治精英、技术精英和企业精英合力完成。政治精英立法、出台政策、组建机构,技术精英提供技术支撑和制定技术标准,企业精英则将信息边疆及行业标准推向全球,并从中获取巨额的财富。美国超主权化边疆架构的构建及其发展,促进了美国的国家发展:影响了美国疆域的规模和结构,使得美国疆域软硬结合;影响了美国经济实力,克林顿政府对利益边疆和信息边疆的构建极大程度地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而小布什政府对利益边疆的构建则极大程度地阻碍了美国的经济发展,甚至将美国的经济拖入衰退境地;影响了美国的科技实力,信息边疆的构建推动了美国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影响了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得到加强,而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得到削弱。综上所述,美国边疆架构与国家发展互动紧密,环环相扣,形成了“双螺旋上升”式的互动模式。虽然存在二者的消极互动,但积极互动占主导。它推动了美国边疆架构和美国的国家发展,使美国从当初英国的殖民地一跃变成了当今世界全球霸主。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中国必须要重视边疆,重视前瞻性地调整边疆架构,以发挥其对国家发展的助推作用。在全球化快速推进的今天,中国必须构建并维护好自己的利益边疆和信息边疆,并将其与传统边疆有机结合起来。

韦健锋^[5]（2013）在《现实主义视角下的邻国外交 ——独立后的印缅关系研究》文中指出印度和缅甸同为我国西南重要邻国,印缅双边关系如何将直接影响我西南边疆安全环境。本论文对独立后的印缅关系进行考察分析,揭示其内涵、特点及影响因素,并据此研判其未来发展趋势,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和处理涉印、涉缅历史与现实问题,制定行之有效的对印、对缅外交策略。论文第1—3章重点介绍了印缅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比较系统、全面地论述了不同时期内印缅关系发展的基本状况、特点和影响因素。第4章阐述了印缅边境反政府武装、非法移民和非法贸易问题,分析了这些问题对印缅关系的影响。第5章从中印缅三国相互认知入手,通过介绍中国对缅关系的发展和建设经缅甸连结印度洋国际大通道及其印度的因应举措,来展示中国因素对印缅关系的作用情况。结论部分对影响印缅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归纳总结,并对该双边关系的未来走向作简要展望。1948年以来,印缅关系总体呈现出由高涨到快速回落再由低落到渐次升温的发展历程。尼赫鲁—吴努时期,相同的遭受殖民统治经历、共同的不结盟理念,以及两国领导人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结下的友谊,成就了印缅关系史上的蜜月期。奈温时期,印度对缅甸军人掌权、实施“国有化”和奉行消极中立政策感到不满,两国共同利益减少,双边关系相对冷淡。冷战末期,缅甸政局动荡,国内民主状况恶化,印度主要从意识形态出发对缅甸当局进行猛烈抨击,两国关系跌至历史冰点。冷战后,印缅两国出于边境问题、中国因素等不同或相同的各自利益需求,积极开展双边合作,使两国关系日趋紧密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总的来看,意识形态、边境问题、中国因素、缅甸政局变化和印缅两国的外交政策,是影响独立后印缅双边关系发展走向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同。事实上,在这些因素背后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两国的国家利益需求：印缅之间国家利益需求的兼容性、同向度越高,两国关系就越好,反之则越差。

安立伟^[6]（2013）在《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科学化管理研究》文中提出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地方政府不得自行举债。但实际情况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地方政府以各种名义举借了大量政府性债务。在历史积累的债务尚未完全清偿的情况下,2009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落实中央政府出台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我国省以下地方政府纷纷组建融资平台公司,很快又举借了大量政府性债务,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急剧膨胀。据国家审计署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元。其中,通过融资平台公司举借的债务达49710.68亿元,全国省、市、县三级政府设立融资平台公司激增至6576家。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当前地方政府债务信息不透明、偿债责任不明晰、多头管理、多头举债等管理乱象丛生,积累了一定的财政风险。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持续扩散,国际上从冰岛到迪拜,一些国家相继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主权信用状况进一步恶化的背景下,如何有效规避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成为当前我国财政实务界和理论界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选取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外四种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的典型国家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分析,归纳了国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共性做法。学习借鉴国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经验和做法,提出改进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五个方面启示：一是尽快修订《预算法》等相关法律,赋予地方政府举债主体地位；二是借鉴美国和日本经验,建立行政审批型和制度约束型相结合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三是设立上下对口的债务管理专门机构,为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提供组织保障；四是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体系,规范债务资金运行程序。五是以推进债务信息公开为突破口,构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机制。以财政分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权力制约理论等理论为指导,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相关概念进行剖析,提出地方政府性债务科学化管理的定义,并从指导思想、价值目标、功能定位、体制机制、方式方法等五个方面,深入分析了地方政府性债务科学化管理的内涵及基本特征,阐述当前加强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科学化管理的重要意义。结合地方政府性债务科学化管理的内涵,梳理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科学化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推进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科学化管理的总体思路和政策建议：一是加强制度机制建设,构建完善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科学化管理体系。文中提出地方政府性债务科学化管理体系由地方政府债务计划审批系统、地方政府债务资金筹集系统、地方政府债务运行监控系统、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系统、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处理系统等五个子系统组成,五个子系统相互关联,形成一个功能完善、相互协调、高效运转的闭环系统,并逐一分析各子系统的功能。二是加强自身建设,夯实地方政府性债务科学化管理体系的基础。地方政府性债务科学化管理体系由科学的管理理论、健全的运行机制、完善的规章制度、先进的现代科技、高效的组织机构以及精干的人才队伍等六个要素构成。推进地方政府债务科学化管理要从这六个要素入手,切实加强债务管理各项基础工作。三是加强顶层设计,创建有利于地方政府性债务科学化管理的外部环境。包括加快修订《预算法》、《担保法》,研究制定《政府债务法》,积极推进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法制化建设；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基本财力保障机制；清理地方政府债务存量,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务化解的长效机制；深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创新政府官员政绩考核办法,加快推进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消除地方政府官员举债的内在动力等。这五个方面的外部环境建设是提高地方政府债务科学化管理水平的必要条件。

王晨鹿^[7]（2010）在《山东省第一届省议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山东省第一届省议会是民初地方议会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文搜集了山东省议会三次常年会报告书等第一手资料,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种学科理论,首次对民初山东省议会进行了全面系统研究。全文共分为六章。山东省第一届省议会是民初山东社会的新生事物,其出现源于近代中国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向往和追求,而直接原因则是民初第一届国会选举的需要。根据《省议会议员选举法》,经过选举前的筹备工作及初选、复选,省议会顺利成立。省议会共有议员132名,从受教育情况、年龄结构、待遇、权限等来看,比清末谘议局有了一定进步。省议会行使监督、立法等权力,提出了大量议案,议决的议案很多,但被执行的却很少。此外,省议会在实业、政治、教育、社会事务等方面也都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山东近代化的需要。在一系列重大的全国性问题上,山东省议会还注重与全国其他议会的沟通,对于其他省议会要求协力主张的问题积极予以配合,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省议会内部党派争斗非常激烈,军政当权者总想操纵议会,把议会变成他们自己争权夺利的工具,致使省议会实际上并没有确立应有的权威,难以充分发挥应有的功能。从总体上看,山东省议会作为近代中国地方议会政治试验,其带来的民主政治因素是不容抹杀的,极大的提高了民众的参政议政意识。但山东省第一届省议会并没有真正体现出地方议会所应有的立法监督功能,而选举过程中的种种弊端,议会运作中的党派纷争、行政对议会的操纵等等,则折射出当时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共同困境。

王道云^[8]（2009）在《八国集团国际协调机制研究 ——基于国际协调机制“软框架”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从肆虐全球的国际金融风暴，到全球气候变暖，从不断恶化的地区冲突，到恐怖主义活动的泛滥……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推进下，从没有哪个时代和社会像当今世界这样，各国的经济、政治、安全乃至环境处于如此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步。相互依存使国家的政策“溢出效应”不断加强，也迫使国际社会不断深化国际协调。基于此，各种国际协调机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其中，八国集团无疑最为引人注目。八国集团最初只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国家协调经济政策的会议。经过30多年的发展，八国集团协调议题不断拓展，协调功能日益机制化，已经成为一个以首脑峰会为核心，辅之以部长级、首脑私人代表、专家工作组会议机制应对全球重大经济、政治、安全乃至公共问题的强有力的国际协调机制。相对于其它国际协调机制主要依照事先确定的规则，通过投票对某一具体国际事务作出协调决策，八国集团更注重在重大决策前形成基于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基本共识。它通过议题设置，提出决策建议，明确规则制定，并引导围绕在其周围的国际协调机制网络或执行其所形成的决策建议或推动它们按照八国集团所确立的规则作出决策。这种依靠世界主要大国在共识基础上的国际协调机制“软框架”，在当今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协调作用。它的形成既是当今国际协调机制变迁的必然结果，更是国际事务相互依存日益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八国集团在国际协调机制中的“决策核心圈”作用，也成为当下中国崛起以及更深层次融入国际体系，参与重大国际事务决策必须直面的外交课题。因此，本文所要探究和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相互依存条件下国际协调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国际协调机制“硬框架”与“软框架”的比较分析；国际协调机制“软框架”的工作机理；作为国际协调机制的八国集团的缘起；八国集团国际协调机制“软框架”的工作机理；八国集团分别在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安全和全球公共问题领域内的国际协调职能；八国集团国际协调机制的制度安排及协调绩效；中国参与八国集团国际协调机制的战略抉择和策略分析等。本文将主要运用国际协调机制理论，通过逻辑演绎、比较分析、文献解读、案例分析以及定量分析等理论分析工具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自己的解读。论文内容结构分为导论、第一至八章和结语。作为论文的第一部分，导论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宗旨、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研究目标和方法、相关概念解析和论文研究的新意所在。第一、二章是论文的第二部分。第一章主要对国际协调机制进行了理论阐析。分析了相互依存条件下国际协调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即政策“溢出效应”和“帕累托最优”；分析了国际协调的“制度化倾向”，并回顾了国际协调机制发展历程及其特点，用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对国际协调机制进行比较分析。第二章提出并阐释了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国际协调机制“软框架”。通过对国际协调机制“硬框架”和“软框架”进行比较分析，明确国际协调机制“软框架”的运作机理及其形成的重要意义。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五个章节是论文的第二部分。第三章从历史维度介绍了八国集团国际协调机制的缘起及其机制化的发展历程，通过对其国际协调机制框架和工作机理的分析，从总体上对八国集团在国际协调机制中的影响与地位进行梳理。第四章从财政政策、货币金融政策、贸易政策、能源政策、债务危机、全球化等世界经济的不同问题领域，并结合“广场——卢浮宫协议”和“国际金融危机管理”两个典型案例，对八国集团国际协调机制“软框架”在世界经济领域内协调功能的发挥进行详细分析。第五章通过对八国集团国际协调机制从经济领域向政治——安全领域延展原因的分析，结合“科索沃危机”和“‘9．11’恐怖袭击后国际联合反恐”两个典型案例，对八国集团国际协调机制“软框架”在国际政治——安全领域内协调功能的发挥进行详细分析。第六章以全球问题为切入点，结合“援助非洲计划”和“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两个典型案例，重点分析了八国集团国际协调机制“软框架”在全球问题领域内协调功能的发挥。第七章承接前三章内容，对八国集团在不同问题领域内国际协调机制“软框架”的制度安排和协调绩效进行了比较分析。第八章是论文的第三部分，分析了中国国家身份建构对参与国际协调机制的影响，特别是近年来中国与八国集团之间的战略互动，从而为中国参与国际协调机制“软框架”提供战略选择和策略思考。最后是结语，分析八国集团国际协调机制所面临的困境、相关的改革方案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

贾卫坤^[9]（2008）在《清末戒烟运动研究（1906-1911）》文中研究指明中国近代有三次大规模的禁烟运动,分别是清道光时期、清末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两年禁毒,六年禁烟”时期。近年来,禁烟运动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是对于禁烟运动中“戒烟”方面的研究却不多见。本文则是选取清末“新政”（1906—1911）这一时期作为研究点,对禁烟运动当中的“戒烟”进行专门考察,旨在比较系统、全面的介绍清末新政时期戒除鸦片烟瘾的运动。全文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介绍近代禁烟运动的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鸦片问题的存在,不仅严重损害了人民的身体健康,还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此时国内外禁烟的呼声越来越高,清政府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在新政时期开展了禁烟运动。第二部分介绍社会各界所采取的戒烟措施。清政府首先在全国发布谕旨,颁布政策法规,为了表示戒烟的决心,尤其注意官员戒烟;其次,广泛鼓励民间力量参与。除此之外,外国友人的同情与支持在戒烟运动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三部分介绍了戒除鸦片烟瘾运动所呈现的特点。首先是灵活性,体现在政策和宣传对象上;其次是示范性,即在戒烟运动中注意树立典范;再次是创新性,如提出了重视妇女戒烟等;最后是宣传方式的多样性,例如采用演讲、焚烧烟具等方式。第四部分介绍了戒烟运动的阻力。如官府方面的制度不完善、执法不严等;民间方面的烟民心理问题,不法商人的制假行为等;此外,还有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阻挠等,都严重阻碍了戒烟运动的发展。第五部分戒烟运动所取得的成效及其意义。戒烟运动虽然有着重重的阻力,但是在清政府的领导下,全国人民积极努力再加上外国友人的支持,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虽然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但是仍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在本文的写作征引了大量的报刊、期刊等,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全面的介绍了在清末新政时期禁烟运动中的戒除鸦片烟瘾的运动。

赵晓^[10]（2002）在《对付财政危机六招》文中提出

二、对付财政危机六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付财政危机六招（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沦陷区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研究 ——以剑南道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3）上海失业问题及其治理研究（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4）美国的边疆架构与国家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5）现实主义视角下的邻国外交 ——独立后的印缅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科学化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山东省第一届省议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八国集团国际协调机制研究 ——基于国际协调机制“软框架”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9）清末戒烟运动研究（1906-1911）（论文提纲范文）

四、对付财政危机六招（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沦陷区教育研究[D]. 郝东升. 山西大学, 2021
• [2]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研究 ——以剑南道为中心[D]. 邓仕海. 云南大学, 2017(05)
• [3]上海失业问题及其治理研究（1949-1957）[D]. 吴文俊. 苏州大学, 2017(04)
• [4]美国的边疆架构与国家发展[D]. 李朝辉. 云南大学, 2015(04)
• [5]现实主义视角下的邻国外交 ——独立后的印缅关系研究[D]. 韦健锋. 云南大学, 2013(05)
• [6]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科学化管理研究[D]. 安立伟.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3(12)
• [7]山东省第一届省议会研究[D]. 王晨鹿. 山东师范大学, 2010(04)
• [8]八国集团国际协调机制研究 ——基于国际协调机制“软框架”的视角[D]. 王道云. 华东师范大学, 2009(12)
• [9]清末戒烟运动研究（1906-1911）[D]. 贾卫坤. 河北师范大学, 2008(01)
• [10]对付财政危机六招[J]. 赵晓. 中国改革, 2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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